王丽坤参加的综艺节目:甘阳在新书发布会上的讲话笔记

2011-12-30 21:53:51 来自: 赵无忌(沉沦否)

今儿在北大开了一个甘阳《文明·国家·大学》的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在研讨会最后，甘阳进行了一番讲话，反正我听得触动特别大。粗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笔记，贴来分享下。


在最后的总呼应中，甘阳称他的许多思想是对当下流行观念的一种“反动”。他坦称，2003年的北大改革对他的触动非常大。这种大学改革所折射出来的“全球化”，他表示比较遗憾，甚至说“从16、17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展，全球都被卷入了现代化的进程，这其实是一个悲剧。”和一年前在北大讲座时的论点相同，他表示虽然在香港大学任教，但是并未体会到香港大学之所以可以成为“大学”的理由。而现实恰恰是人们认为港大高于北大，北大甚至不如台湾、新加坡的学校，这个现象让他感到非常困惑。
而到了今日，世界的趋同化、同质化是前所未有的。他援引了潘公凯先生在会议最初引用的增熵理论，表示这个热力学定律中最后的同质和死亡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现代文化的一种表现。以电影为例，所谓的“全球观众”标准事实上只能沦为一种“最低标准”。在他看来，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思想界、文化界最可怕的是想象力的贫乏，而就是这样一种失去想象力的事实，却得到了民众不假思索的认可。虽然全世界都觉得出了问题，但是问题在哪儿，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问题，却没有人清楚。如崔之元、汪晖在下午的谈话中提到的，当今世界处在一个深刻的变动当中，但人们却对此毫无知觉。
但他同时也提到了两个新的趋势：一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的100年里，对中国古典文明的认同从未如现在这般高涨。这种自我文明的高度认可是最近几年才达到的高度，但是是一种趋势。趋势二，就是西方的声誉从未如今日这般狼藉不堪，而这以五大投行的垮掉、欧美金融危机为代表。富人可以如此地毫无廉耻，政府可以如此地毫无信誉，这在几年前也几乎不可想象。
由此他引申出，在当下，对中国大学的批判的同时，不应持有全盘否定的态度。在他看来，中国大学相较于之前，有了资金充足和师资力量加强的两方面改观。因为在他的观点里，中国崛起如果没有伴随着文化的崛起，就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崛起，或者于人文知识界无关的崛起。在上午的会议中，张祥龙先生曾问：“在甘阳的标准里，有没有一个国家，即是非西方的，又是现代化的？”甘阳说没有。但是中国是否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性？甘阳称，对此，他持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但并不绝望。他专门举了美国的例子，称美国作为目前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实体，思想确是完全空洞贫乏的状态，除了亨廷顿可称思想家以外，其余基本都是专业的学院体制的学者。关于这个问题他又特意说明了为什么在新书中着重研究了雷蒙·威廉斯的原因。在他看来，威廉斯论证了两个问题，一是文化与资本主义，二是文化与民主。在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方面，威廉斯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因此他是从英国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传统入手的。而在文化与民主的关系方面，他认为其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虽然威廉斯本人就是具有良好教养的、工人阶级出身的剑桥大学教授。民主的内核是平等，而文化恰恰是不存在平等的。而之所以英国能形成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传统，甘阳认为这是因为英国在其政治历史的进程中形成了有自己独特关切、独特范畴和话语的历史共同体。而对于之所以“悲观”，甘阳称是因为现代性和资本主义的逻辑足够强大，文化相对而言是一个完全弱势的力量，必须借助政治和国家的力量。而关于“儒家社会主义”的内核究竟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儒家的，甘阳称需要一种“儒家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但是儒家思想无法凭空存在，必须有所凭依和支撑，因为其思想本身就是组织人类生活的。而儒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是什么，他并没有明确论述，但说“自由”“民主”本身无法成为这个精神内核，因为自由和民主是一种生活态度，并非构建精神内核所必需的美德。而之所以并不绝望，是因为他觉得也存在由机遇达至的可能性。
而由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引申到了“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又引申到“培养何样之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文明—国家”的关系里，如丁耘所说，大学在其中是中介。上午唐文明曾表示要恢复“儒教”，但甘阳表示这并无法成为实际的政治现实。而在唯一留存“儒教”的香港，儒教的生存状况也是触目惊心。在香港法定的六大宗教里，儒教学校全港只有2所，而基督教学校则有700多所。因此他说，可以预见，中小学如此，香港将来的政界、商界、学届精英从价值上则必然是基督教的。在这个意义上，复兴中国文明，必须从大学教育入手。如果中国的大学都推广了通识教育，那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文明的认可度和普及度和现在一定不同。这是一个长远而宏大的目标，甘阳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去推动而已。在实际的通识教育实践中，甘阳说切实体会到学生进入西方古典传统文本之困难。以中大博雅学院的选课为例，中国相关的基本每门爆满，而西方古典的课则鲜有同学问津。而对大学生来说，真正进入西方文本存在着客观的困难，从某种意义上这也有助于摆脱对西方的“想象”。在当下，真正在大学里推动进入文本、细读文本，在他看来也极具意义。
最后，他总结说，文化与民族的问题很难解决，资本也难以解决文化困境。但他依然坚持“轴心文明”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大学就比港澳台、新加坡等大学要承担意义更为深刻的“大学的任务”。而他也向与会者和旁听的学生们表示，希望大家在未来能有自主、自觉的意识，对中国文明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与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