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温柔 情节:《非常道Ⅱ》 夏双刃

《非常道Ⅱ》第一部分

德皇威廉二世送其弟海因利荷亲王远征中国，临行训话道：“若中国阻挠我事，则以老拳挥之。”此番演说令国际社会腾笑，无不对中国既怜且鄙，华人闻之者无不惭怒交加。

 目　              录

《非常道》 国困第一(1)

《非常道》 国困第一(2)

《非常道》 国困第一(3)

《非常道》 蛮風第二(1)

《非常道》 蛮風第二(2)

《非常道》 颟顸第三(1)

《非常道》 颟顸第三(2)

《非常道》 颟顸第三(3)

《非常道》 晦暗第四(1)

《非常道》 晦暗第四(2)

《非常道》 晦暗第四(3)

《非常道》 伐戮第五(1)

《非常道》 伐戮第五(2)

《非常道》 牺牲第六(1)

《非常道》 牺牲第六(2)

《非常道》 牺牲第六(3)

《非常道》 恩怨第七(1)

《非常道》 恩怨第七(2)

《非常道》 恩怨第七(3)

《非常道》 雌雄第八(1)

《非常道》 雌雄第八(2)

《非常道》 雌雄第八(3)

《非常道》 肝胆第九(1)

《非常道》 肝胆第九(2)

《非常道》 渊源第十(1)

《非常道》 渊源第十(2)

《非常道》 渊源第十(3)

《非常道Ⅱ》　第二部分

梁鼎芬因弹劾李鸿章被革职归广东老家，依附文廷式。当时他二十七岁，广东某大书院本有意聘他为山长，终因他太年轻而作罢。

《非常道》 狂狷十一(1)

《非常道》 狂狷十一(2)

《非常道》 狂狷十一(3)

《非常道》 芳荃十二(1)

《非常道》 芳荃十二(2)

《非常道》 材朴十三(1)

《非常道》 材朴十三(2)

《非常道》 辐辏十四(1)

《非常道》 辐辏十四(2)

《非常道》 辐辏十四(3)

《非常道》 缠绵十五(1)

《非常道》 缠绵十五(2)

《非常道》 缠绵十五(3)

《非常道》 啁啾十六(1)

《非常道》 啁啾十六(2)

《非常道》 啁啾十六(3)

《非常道》 谐谑十七(1)

《非常道》 谐谑十七(2)

《非常道》 谐谑十七(3)

《非常道》 愤慨十八(1)

《非常道》 愤慨十八(2)

《非常道》 逾迈十九(1)

《非常道》 逾迈十九(2)

《非常道》 逾迈十九(3)

《非常道》 左右二十(1)

《非常道》 左右二十(2)

《非常道》 左右二十(3)

《非常道Ⅱ》　第三部分

冯国璋生性吝啬，发迹前常去朋友家蹭饭吃，可谓风雨无阻。有识货的说：“此乃‘飞而食肉’，是封侯之兆。”他喜欢吃玉田酱肉，每让佣人去买，为防其偷吃，一定要求切成整整齐齐的四方块回来。

《非常道》 品藻廿一(1)

《非常道》 品藻廿一(2)

《非常道》 訾誉廿二(1)

《非常道》 訾誉廿二(2)

《非常道》 眄睨廿三(1)

《非常道》 眄睨廿三(2)

《非常道》 眄睨廿三(3)

《非常道》 徽徵廿四(1)

《非常道》 徽徵廿四(2)

《非常道》 徽徵廿四(3)

《非常道》 镌镂廿五(1)

《非常道》 镌镂廿五(2)

《非常道》 镌镂廿五(3)

《非常道》 地域廿六(1)

《非常道》 地域廿六(2)

《非常道》 地域廿六(3)

《非常道》 作伪廿七(1)

《非常道》 作伪廿七(2)

《非常道》 作伪廿七(3)

《非常道》 证诬廿八(1)

《非常道》 证诬廿八(2)

《非常道》 证诬廿八(3)

《非常道》 循行廿九(1)

《非常道》 循行廿九(2)

《非常道》 循行廿九(3)

《非常道》 辑轶三十(1)

《非常道》 辑轶三十(2)

《非常道》 辑轶三十(3)

国困第一(1)
    清朝本有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廓尔喀等属国。朝鲜为日本所灭后，即停止进贡。琉球早在光绪六年就被日本侵占，其世子流亡天津，每天早上都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衙门前等候，一见李的车舆，即痛哭求助，然李鸿章只是命人宽慰他而已。越南被法国侵略，兵临首都，其国主遣使向清廷求助，居天津半年余，李鸿章以他们未经请示却与法国私定条约为借口，表示不便保护，其使臣只好痛哭而归。暹罗则是因为太平天国之乱，海道不通，加之自己已成殖民地，故基本停止进贡。缅甸被英国人占领后，与清朝签订了缅甸条约。到光绪末年，只有远在西北边疆的廓尔喀还谨奉“十年一贡”的宗藩关系。
    咸丰皇帝崩后，英国人想拥立恭亲王奕訢为帝。中国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后，在礼部大宴洋人，英法陈兵席侧，想尊恭亲王为首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之。当时许多大臣战战兢兢、双股战栗，惟吏部尚书陈孚恩振衣而出道：“王公与大臣事同一体，今日为玉帛之会，观礼近万人，我朝典制俱在，决不可乱。”洋人为之气夺，此议遂息。不久陈孚恩因依附肃顺，被慈禧充军新疆。
    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不惜万金购买战舰，如购自英国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炮舰，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铁甲”巨舰，以及后来购自英、德的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等巡洋舰，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北洋水师的实力名列世界第八，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强，战斗力超过了英国的远东舰队。但是李鸿章仍觉得舰速太慢，乃决定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购买当时世界上最为快速的巡洋舰。但是朝野内外都认为他花费太巨，于是众口铄金，购舰之议终于作罢。后来这艘巡洋舰被日本买去，号曰“吉野”，在甲午海战中将北洋水师冲得落花流水。后来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偿2亿6千万两白银，这些钱用来买多少艘巡洋舰都够了！所以梁启超指出：“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试问焉能不败？
    德皇威廉二世送其弟海因利荷亲王远征中国，临行训话道：“若中国阻挠我事，则以老拳挥之。”此番演说令国际社会腾笑，无不对中国既怜且鄙，华人闻之者无不惭怒交加。对此，法国史学家柯利厄评论道：“这纵非义和团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到了庚子年，威廉二世送瓦德西出征中国时，又在训话中称中国为“匈奴”，说：“对于中国人，当力挞之至于伏地不起。”
    慈禧倚仗义和团对抗洋人，酿成庚子之乱，结果是自己逃出北京，无数臣民遭殃。王公权贵在此次事变中死难的有：一个亲王（载勋）、三个总督（李秉衡、裕禄、廷雍）、一个巡抚（毓贤）、两个将军（寿山、延茂，按此处的“将军”为职位，非泛指）、一个大学士（徐桐）、六个尚书（刚毅、赵舒翘、崇绮、启秀、立山、徐用仪）……其中有的死于乱军之中，有的则是后来清廷为取悦洋人而处死。历史上的靖康之难也不过如此了，这真是中国的奇耻大辱！
    辜鸿铭的父亲是英资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他从小聪慧过人，英国老板布朗非常喜欢他，收他为义子。他十岁时，随布朗赴苏格兰接受教育，临去时父母叮嘱他：“慎勿忘汝为中国人！”
    李鸿章忍辱签订《马关条约》后，发誓“终生不履日地”。当他访美归来时，须在日本横滨换船，他却坚决不肯上岸，最后侍从们只好在两轮之间搭起一块跳板，冒着掉到海里的危险把他扶了过去。
    辜鸿铭论庚子之变云：“庚子之变，多因中外隔阂过深，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今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朝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乃战国列邦之陋习也。”罗振玉闻而叹曰：“贾长沙复生亦不过如是矣。”
    辜鸿铭在湖北襄赞洋务，凡有辱华者，一概以蛮夷视之，曾说：“何谓夷人？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惟武力是视，恃强凌弱，不知何谓真正文明而妄以文明自尊之欧洲人，皆夷人无疑也。” 五四时，归国留学生多崇尚西方，直欲一夜之间摧毁国故，全盘西化。辜鸿铭愤怒地指责道：“吾早在英伦之际，已知何谓祖国。为祖国故，富贵复何加焉？今学人竟不省此，自摇根本，附人骥尾。宁不殆哉。”他且撰有《在德不在辫》一文，文中写道：“果截发辫可得洋人青眼乎？果着洋服可得洋人青眼乎？谬矣，如此洋人必益轻我。惟我截然与洋人大异，持我国毫无逊色之传统，昂藏与之抗礼，了无逊人之意，洋人始能敬我。”苏曼殊评论道：“国家养士，舍辜先生外，皆土阿福也。”
    宋教仁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抱家国之志，十分刻苦，终致劬劳成疾。他忧怀国事，常伏枕啜泣，曾被日本同学看到，为之讶异，宋说：“为吾祖国事，君何能知？”
    晚清的革命志士，为痛伤国运而自杀者，惟陈天华、杨毓麟等寥寥数人而已。陈天华投海于日本大森湾，杨毓麟自沉于利物浦大西洋，他们的死令民众悲恸不已。而韩国正式被日本“合并”的那一年，其亡国之痛，较之中国更痛百倍，因此留日的韩国学生当时就有七八十人自杀。
    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恶日本人如寇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寻找翻译。生病也不去医院，因为不想说日语。
    鲁迅在仙台学医时，有一次看了日俄战争的幻灯片，片中那些“体格健壮而神情麻木”的中国人，以及周围日本同学的哂笑，令他大受刺激，于是决定弃医学文。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说：“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五四运动中，已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十年的学长周瑞琦悲愤地投水自杀，他在遗书中写道：“中国有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不久也许就要亡国了。无人能知山东问题将如何解决，南北和平将于何时实现。大家徒然旁观学生们空举双手，毫无私心、隐讳与其他外在的企图，冒着生命危险来救国家，这多么可遗憾！我认清了我现在是正在见证一个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受奴役，我决定宁愿作自由鬼而不愿作活奴隶。同胞们！为你们的国家勇敢奋斗吧！我结束了我的生命！”
    陈寅恪任教于清华时，学人多好去日本研究中国文化，陈愤云：“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又作诗激励学生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大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陈汉章在北大讲“中国历史”，自编讲义，将外国的声、光、化、电统统考证为先秦诸子的旧物。沈雁冰当时是其学生，对此大不以为然，陈汉章看出来后，把沈雁冰叫到家里，说自己的本意是要打破现在的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的颓风，实在是用心良苦的。
    吴佩孚的军队唱着他的《满江红》撤防北上，词曰：“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吴后来练兵于洛阳，常书一联赠人，辞曰：“欲平大难须大胆，誓扫倭人不顾身。”
    日占台湾期间，推行其皇民化政策，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台语。连横则在台专卖汉文书籍，以激励民气。他还把独生子连震东送回大陆，对人说：“弟仅此子，不愿其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民。”

国困第一(2)

    浙江归安陆氏的皕（bi）宋楼，藏有200种宋版珍籍。张元济慕名前往参观，主人陆树藩不允，而日本的岛田翰却两次登楼览盛。1906年，张元济听说陆树藩要出售皕宋楼图书，马上和夏瑞芳带了全部的8万银元赶去。陆要价10万，张元济就赶到北京游说军机大臣荣庆，说买回来可以充实京师图书馆。荣庆不答应，张元济只好四处求人。等到他好不容易筹足10万银元，赶到归安的时候，陆树藩竟已以11万8千元的价格将这些稀世珍宝卖给了日本的岩崎小弥太男爵。书运到日本时，其全民振奋，犹如过节一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从此成为汉学重镇，堂内有18种古籍名列日本“重要文化财”，皕宋楼的旧物占去其中的16部。张元济十分痛苦，从此躬身访书，亲自走遍中州数省，并建立了自己的藏书楼—涵芬楼。1928年，张元济赴日本考察，才在静嘉堂看到了皕宋楼的旧藏。三年后，日本进犯上海，轰炸商务印书馆，将崭新的建筑和机器设备毁烧殆尽，而新落成的东方图书馆幸免此劫。不料数日后，便有日本浪人潜入图书馆放火，遂使张元济等人辛苦收集的48万8千册藏书化为灰烬，其中包括2万2千余册的绝版方志。只有原藏涵芬楼的善本古籍500种，因事先存在金城银行，得以幸免。商务印书馆为此停业半年整顿。张元济在痛苦的同时也自责不已，他觉得如果这些书仍旧散佚在民间，就不会遭此劫难了。
    皕宋楼古籍的播迁异域，自是国人心头之痛，而寡为人知的是，此事亦有案文。清末杨守敬出使日本，值日本明治维新时节，其国人弃旧学如敝屣，杨乃以低价买入大量中国及日本旧刊本，船载以归。日本人后来椎心跌足，引为恨事。
    张作霖对日本人，小事多由之，大事则虚与委蛇，日人因此对他下了毒手。张作霖的前辈张锡銮也是如此，他主政奉天时，对日人的威逼利诱，总是装聋作哑，常拱手说：“老了，老了，不成了！”日人十分恼恨。张锡銮还写有这样的诗句：“边城久陷倭人手，一战能收匪所思。四野欢呼元佐惧，新军初试大功时。”
    直皖战争前，吴佩孚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吴佩孚势败后，避居四川依附杨森。某日，有日舰司令荒城二郎来访，愿贷款百万，赠械十万，助吴再起。吴马上逐客，说：“我曾有枪何止十万，有钱何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之机不在此处。若我果举外债，果引外援，何必今日。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皇姑屯事件前，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在已经知道暗杀计划的情况下，居然还专程拜访张作霖，逼张正式签订卖国条约。张作霖拒绝接见，气得在隔壁大骂：“日本人趁火打劫，真不够朋友！”何止不够朋友，简直阴暗至极！
    1929年中苏中东路之变，共产国际电令中共武装保卫苏联，中共遂发布拥护苏联的通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抓了奉天行政长官臧式毅，为诱使他投降，特许家属送饭进牢。臧的母亲便将一块鸦片烟贴在碗下送入，希望儿子服毒殉国。但臧最终还是决定投敌，当他被释放回家，却看到母亲已经投缳自尽，以身为诫！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义无反顾地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某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因此受阻。
    宋哲元主北平军政，情势复杂，他能刚柔并御，与日方周旋，始终未失大体。他的友人聂钧制一联曰：“北方佳人，遗世而独立；东邻处子，窥臣者三年。”
    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战间，沦陷区多有藏岳飞画像和“还我河山”题字的，有的便因此被指为游击队、便衣队而遭到迫害。
    张伯苓鼓励南开学生报考航空学校，报效国家，其子张锡祜首先报名。儿子毕业时，张伯苓代表家长发言道：“今日外患深重，吾辈家长应效法岳母刺字，毕业同学应学习岳飞。”抗战初，张锡祜在空战中牺牲，张伯苓闻讯后说：“今日之事意在其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
    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战，是唐高宗时的白江口之战，日本军队遭到毁灭性打击。1935年，日本侵略正在不断加深，傅斯年给刚出世的儿子取名为“傅仁轨”，以纪念白江口之战的唐军主将刘仁轨。

国困第一(3)

    抗战间，钱玄同陷身京华，改用曾用过的名字“钱夏”，以正中华衣冠，这是他在日本留学时为反对满清而起的名字。
    黄节讲顾亭林诗，正讲到山河破碎，至足感慨之处，一位同学站起来走了出去。黄节非常痛心，许久不能言语，问大家：“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讲顾亭林诗么？”这时另一同学说：“先生误会了，那位同学正患痢疾，本应休息，正是因为要听您讲顾亭林，才挣扎着来的！”黄节一听之下，更是感伤，眼泪几乎要流下来。
    日本进犯南京时，吴稚晖新居甫成，撤退时他在壁上题诗曰：“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虽猖獗，异日上东京。”
    北平沦陷后，有人向马幼渔求字，他说：“如今国土沦陷，我忍辱偷生，绝不能写。将来国土光复，我一定报答你，叫我写什么我写什么，叫我写多少我写多少！”他闭门读书，足不出户，数年如一日，只可惜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
    七七事变后，前大总统徐世昌滞留天津租界，亲日派不断来游说他。曹汝霖巧言令色：“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与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徐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加以拒绝，等曹一走他便对家人说：“今后此人再来，就说我不在家。”日酋土肥原贤二约他见面，他也不见。日本人又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来劝说他，他委婉推辞，但章、金二人反复劝说不止。徐终于大怒道：“你们太浑了！”金梁反唇相讥：“老师您才浑哪！”徐登时老泪纵横道：“没想到我一大把年纪了，还碰到这么一场。”说罢拂袖上楼。后来，徐练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须到北京动手术。他认为自己一出租界，必被日本人所劫留，于是放弃治疗，从容而逝。逝前曾有客来访，云及抗战前途，他不答，但手指壁上“晚晴簃”横幅而已，盖以“晚晴”象征抗战之必然胜利也。
    华北沦陷后，日酋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曹锟身负贿选总统之耻，国难当前却大节不亏，他忿忿地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当他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逝。
    吴佩孚晚年幽居北平，来访者仍络绎不绝，吴无可无不可，惟拒见日本人。曾有某日本人，系汪伪军事参赞，能说流利的山东话，乔装成山东人与吴见面。吴得知后，悔恨不已，墩墩告诫门卫要严加分辨。日本人一直想拉拢吴，但受命前来说项的，一见吴忧愤国事、嗔目奋髯的样子，便不敢再开口，只好废然而退了。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欲请吴佩孚出山，许为北平维持会长。佩孚怫然变色道：“自治者，自乱也。自治者，人治也。勿复多言。”七七事变后，日酋土肥原欲请佩孚主持傀儡政府。吴便召见记者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中日和平，先决条件有三：一曰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曰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曰日本应以重庆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自此以后不再出面，但也不搬家。各方如簧之舌前来说项，佩孚皆不置一言。汪精卫也曾写信劝降，吴回复道：“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柙，无谋扣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
    日军占领青岛后，王统照困于上海，生活拮据，以至于靠典当度日。有人通知他：“你青岛的家已被日本人占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还给你。”王统照拍案而起：“我决不做周作人第二！”
    1938年，汪精卫渐露叛意，陈嘉庚苦劝之，汪不听。某次，汪主持参议会，陈嘉庚拍电报提交议案，该议案简单明了：“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卖国贼。”时恰是汪精卫宣读此案，不禁面白如纸，神色甚不安。此议案当即获得通过，且精简为十一字—“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次日，邹韬奋发表题为“来宾放炮”的文章，评论道：“此寥寥十一字，纵数万字亦所不及，实乃古今中外最伟大之议案。”
    抗战间，大量学者内徙至西南后方，怀着对国家前途的希望和对侵略者的愤怒，在学术领域展开民族精神与文化博大精深的砥砺，废寝忘食，日夜兼程，与前线将士一道，撑持着中华民族的脊梁。可以说是抗战的又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取得了一样辉煌的胜利。
    1941年底，洪业被日军逮捕。审讯时，韩国翻译对他说：“请向太君鞠躬。”他照做了，但同时表示：“我是对武力鞠躬！”日本军官问他：“你为什么要抗日？”他答道：“这个问题我有两个回答方式。概括地说，我不得不如此。但你如果要我仔细说说的话，请你给我20分钟，不要打岔。”对方同意了。于是在这20分钟里，洪业告诉军官，自己是研究历史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以武力占领别的国家，只能暂时收效，最后一定得到报应，报应来时，当初的压迫者会比受害者更惨。你们声称日本的目的是要亚洲共荣，这是骗人的。看看韩国的历史就知道，日本吞并了韩国，现在韩国人无论愿意与否都被征入日本军队，做着卑微的工作。你们是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韩国！听到这里，那个韩国翻译热泪夺眶。到了第二次审讯时，照例要先“给太君鞠躬”，没想到那个日本军官站了起来，向洪业鞠躬道：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说真话的人鞠躬！”

蛮風第二(1)
    宋儒陆象山云：“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
    清朝征剿太平天国时，开始参用西法训练士兵，并聘用了戈登、华尔、买忒勒等洋将。戈登的洋枪队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战事既了，他又远赴埃及投机，结果被苏丹民族军队击毙。华尔在中国阵亡时，遗命穿清朝官服入殓。买忒勒则颇知中国古书，曾有某清朝官员冒着大雪前来拜访他，他一面用西方礼节与来客握手，一面吟诵《诗经》的句子：“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后来他在攻打绍兴时阵亡。
    1885年，福泽谕吉在《脱亚论》中指出：西洋文明之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无不披靡。日本国朝野无别，万事采用西洋近时文明，主义所在，唯‘脱亚’二字。日本国土虽在亚细亚东边，其国民精神已脱出亚细亚固陋，移向西洋文明。但不幸近邻有国，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不知改进之道，恋恋于古风旧惯之情无异乎百千年之古昔。论教育则儒教主义，虚饰外表，实不知真理原则。道德扫地，残酷无廉耻之极，犹傲然不念自省。自今不出数年其国必亡，国土由世界文明诸国分割。我国不可迟疑，待邻国开明而共兴亚细亚，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支那、朝鲜之方法，亦不必因邻国而特予理会，正可从西洋人之风处理。
    魏源早就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而中国迄今无熟悉外国语言文字之人，恐无以悉其底蕴。”20多年后，迫于当时形势，清廷才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外文学校—“同文馆”。然而在日本，魏源的《海国图志》早就成为知识界人手一册的经典。
    甲午海战中，丁汝昌败退至威海卫，接到了日本海军总司令伊东祜亨下“劝降书”，其文足作警世之用。书全文曰：“时局之变，仆与阁下从事于疆场，抑何其不幸之甚耶？然今日之事，国事也，非私仇也，则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仆之此书，岂徒为劝降清国提督而作者哉？大凡天下事，当局者迷，旁观者审。今有人焉，于其进退之间，虽有国计身家两全之策，而为目前公私诸务所蔽，惑于所见，则友人安得不以忠言直告，以发其三思乎？仆之渎告阁下者，亦惟出于友谊，一片至诚，冀阁下三思。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使虚心平气以查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以阁下之英明，固已知之审矣。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以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梯阶耳，岂足济夫实效？当今之时，犹如古昔，虽亦非不美，然使清国果能独立孤往，无复能行于今日乎？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与我日本相战，其必至于败之局，殆不待龟卜而已定之久矣。既际此国运穷迫之时，臣子之为家邦致诚者，岂可徒向滔滔颓波委以一身，而即足云报国也耶？以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史册疆域，炳然庞然，宇内最旧之国，使其中兴隆治，皇图永安，抑亦何难？夫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足挂怀？仆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阁下暂游日本。切原阁下蓄余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劳政绩，以报国恩。阁下幸垂听纳焉。贵国史册所载，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例甚多，固不待言。法国前总统末古末哑恒曾降敌国，以待时机；厥后归助本国政府，更革前政，而法国未尝加以丑辱，且仍推为总统。土耳其之哑司末恒拔香，夫加那利一败，城陷而身为囚虏。一朝归国，即跻大司马之高位，以成改革军制之伟勋，迄未闻有挠其大谋者也。阁下苟来日本，仆能保我天皇陛下大度优容。盖我陛下于其臣民之谋逆者，岂仅赦免其罪而已哉？......

蛮風第二(2)

    蒋介石留学日本时，常在电车、火车或渡轮上看到日本人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许多人读一章节，即闭目静坐，若有所思。蒋大受刺激，遂买了大量王阳明的著作开始研读。他说：“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
    罗素说：“我爱中国人，但是显而易见的，为了抵抗凶恶的军国主义，中国的文明将大部分被摧毁，他们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不是被征服，就是采用他们敌人的各种劣习。”“新中国应该为自己设立目标。要保存中国固有的民族性：文雅和礼节，坦诚和谦和，加上有西方的科学知识，且把它应用在中国的实际问题上。”他相信，除非中国保存其固有的爱好和平的生活哲学，不学西方对人对事的侵略态度，否则中国采取了西方的政府制度和工业化，不一定能增进世界和平的机会。
    鲁迅说：“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
    1921年，李璜等中国青年党人给巴黎大学的学者写信，请教三个问题：一、人是否宗教的动物？二、新旧宗教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三、新中国是否还要宗教？他们收到了三位著名教授的回答，他们是中国历史专家家马尔塞•格那列、小说家亨利•巴尔比斯、社会学学者布格列，他们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巴尔比斯认为，基督教作为经济政治扩张的工具进入中国是个不幸。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认为中日之争为兄弟阋墙，而日本之所以能御侮于外，非明治西化之故，实中国传统之功。西方人言性恶，互为猜忌攻伐，衍为欧战，若听任之，必成人类之浩劫。日本若持续西化，亦必将扰乱东方，因此应喝止西化，荷担起复兴东方文明的使命，进而拯救世界。日本之喝止西化，亦足以喝止中国之西化，日本须将纯正的中华文明反馈中国，这是上天给予日本的使命。这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化建设之论，日本人因之而成大东亚的政治理论。
    1929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上呈天皇的奏折中说：“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梅兰芳访美时，一位美国老太太十分痴迷，每场必到。后来她得到了与梅兰芳见面谈话的机会，她拉着梅兰芳的手赞叹不已，说：“这是多么好看的一双手呵！为什么演出的时候要用袖子遮起来呢？”
    何键离任湖南省主席前，断的最后一个案子是，下令枪毙了一个妇女，理由是她竟然嫁给日本商人为妾。那日本人已经撤侨回国，他的中国小妾不仅有“通敌罪”，且有辱中华女性的民族气节，所以罪不可赦。自然不少人拍手叫好！然而不要忘记，中日开战后，郭沫若回国当了高级官员，他留在日本的妻儿纵然遭受歧视，也决不至于被判刑或处死。可见中国当时的法律精神是多么淡薄了。
    抗战爆发后，陶行知赴美国募捐，结识了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的著名脑外科大夫白求恩。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的严峻形势，白求恩便马上组织了一支医疗队赶赴中国。
    抗战中，陪都重庆电力缺乏，灯光昏暗，可即使是这昏暗的灯光也是有限制的。对此蒋廷黼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采取日光节约时间，每年4月1日将钟表拨快一小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当即反对，认为这是闻所未闻的。此议于是被否定。但是不久以后，一个美国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却马上被采纳了。
    抗战后，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邀请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请洪业作陪。魏德迈致词：“中国之所以未能成为强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有所贡献，乃由于两大敌人的阻碍。一是日本，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操纵中国政治，给中国带来灾难，现在中国在美国帮助下已经打败了日本。第二个敌人是你们的内奸，我们美国人爱莫能助，这个内奸的名字就叫贪婪。你们若要享受真正的自由，要为人类的福利尽一份力量，非得除去这个内奸不可。”给魏德迈做翻译的是另一位美国将军普利士，他没有翻译魏德迈的第二段话。这时洪业站起来说：“我以平民和历史学家的身份，向两位将军致谢。魏德迈将军说得好极了，普利士将军翻得也很准确，但他为了给我们中国人留面子，第二部分没有翻完，现在我来把它翻完。”他的举动只赢得了一片沉默。
    抗战后，美国为着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极力调停国共矛盾。1946年2月，当国、共及其他各党派在重庆上清寺签订一个基本方案后，美国特使马歇尔致词：“此协定为中国之希望。我相信其将不为少数顽固分子所污损，盖此少数顽固分子，自私自利，即摧毁中国大多数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繁荣生存权利而不顾也。”
    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祝寿，斯大林非常激动，对毛赞不绝口：“伟大，真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你健康！”毛回答道：“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一发而不可收，胡适、雷震等人办了一份杂志，希望借文字之功，鼓舞灰心丧气的军民，挽大厦于将倾。胡适提议，当年戴高乐在国难中办有一份《自由法国》，那么现在的这份杂志不妨叫《自由中国》。雷震即向蒋介石转述这层意义，蒋对其大加嘉许。但等他们都移驾台湾之后，这份刊物却成为攻击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利器，最终被封禁了事。
    雷震案发生后，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纽约时报》上质问美国政府：“我们广大的援助背后，竟没有政治自由的意念吗？我们冒了战争的危险保障台湾，只不过是为了支持一个宁愿使用不必要的警察国家方法，而不愿意健全的政治进步的独裁政权吗？”
    中国从英国进口斯贝发动机，英国人感到很奇怪，因为斯贝发动机是中国人吴仲华发明的。吴仲华20多岁就在英国当了教授，在日内瓦会议时见到了周恩来，要求回国，虽然英国方面拼命挽留，他却义无反顾。他回国几十年内都默默无闻，还不断受到批斗。后来国家发现进口的斯贝发动机有质量问题，便派他去交涉，英国人听说他来了，马上同意照价赔偿，不少英国专家还声称吴是他们的老师。
    文革中，商店招牌大多改为“工农兵”、“红星”、“延安”、“韶山”之类的革命名称，此外还要在合适地方写上“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口号，即所谓“一片红海洋”，外观上根本看不出是卖哪种商品的。尼克松访华时，北京的“红海洋”突然消失了，很多商店恢复了原来的招牌，这也算是尼克松对中国的一大贡献吧。
    1972年，中美在杭州谈判，因在对台湾的表述上存在重大分歧，谈判陷入僵局。谈判闲暇，基辛格指着西湖的苏堤问：“那是什么？”乔冠华答：“那是苏堤，是1000多年前的一位杭州市长苏东坡修的。”基辛格，又问：“这一边是西湖，另一边呢？”乔答：“也是西湖。”基辛格忽有所悟，遂与中方达成共识。次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其中有云：“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
    杜维明对唐德刚说：“近百余年来，我们都在向西方学习。现在他们的好东西我们都学会了，他们也该学学我们的好东西了。”

颟顸第三(1)

    我国自古有马车，且工艺精良，制度详备，然而中古以后逐渐被轿子取代，到了晚清，马车又自域外传来，而最初乘马车者均为西人。关于轿子，有文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乘坐骄子的是暴君夏桀，即“人辇”，这被认为是无道行为。唐朝张弘靖镇守幽州，出入使用“人舆”，以致激怒将士，引发兵变。宋朝王安石骑驴入金陵，看到有乘坐肩舆的，怒曰：“奈何以人代畜！”中国自古保人观念强烈，而从马车到骄子的退化，正是一个效率钝化、人格泯灭的过程。
    郭嵩焘为中国最早的驻外公使，以新学家自命。朝中守旧势力对他极为敌视，曾流传一幅诋毁他的对联：“行伪而坚，言伪而辩，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此处的“鬼”指的是外国人。他曾乘小轮船回湖南老家，乡亲皆未见过轮船，见此大哗，认为他是洋人走狗，于是召开宗族大会，严厉地声讨他，并将轮船焚毁。郭自始至终不敢置辩一言。
    光绪某年，日斯巴尼亚遣使来华，要求缔结某项新约。外务部依例呈报军机处，王文韶阅后怒道：“日本鬼子又来胡闹！”外务部章京忙说：“日斯巴尼亚是欧洲之西班牙国，不是亚洲的日本国。”王文韶正色道：“你怎么知道它不会为了作无厌之求，恐我不允，变称他名蒙混？诚如君言，则西班牙何以又称日斯巴尼亚？它既可一国两名，日本又如何不可？”
    甲午战前，张謇对翁同龢说：“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对抗中国大军，不重创之，则无以宣我国威。”翁同　也认为北洋水师船只吨位均强于日本，“镇远”、“定远”等巨舰为日本所无，陆军方面我军已占据有利地理，故一定可以战胜日军。满朝大臣大多主战，只有李鸿章、孙毓汶等寥寥数人反对。然而，这些主战大臣大多又是战后的积极主和派。
    甲午中日战前，日本舰队在朝鲜仁川港集结，丁汝昌致电总理衙门，要求封锁该港，总理衙门讨论两日后才回复，令相机行事，致使清军到仁川时，日舰已离开港口。3个月后，北洋海军被困在威海港。此时陆路尚未失守，尤其有一座小山，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军港后路防卫的要地。不料山东巡抚李秉衡只派了一名典史率20名士兵守卫此山，于是被日军轻松攻克，进而轻取炮台，用我们的大炮攻击我军，遂至全军覆没。
    英日同盟约成时，光绪叹息道：“此非吾福也！”慈禧听到后训斥他说：“外交问题，不宜妄发议论，当心隔墙有耳。”
    慈禧厌恶光绪，不为他立嗣，而立载漪之子溥儁为同治皇帝宗嗣。载漪在府中备好茶点，等待各国公使前来祝贺，不料连续三日无一人至，因为各国对此大有意见。载漪因此痛恨洋人，常对人叹息道：“我见中国小说中，常有剑仙侠客，为何现在没有呢？”或问何意。他答道：“我愿借其力杀尽洋人。”有人便说：“剑仙侠客不过能杀一二洋人，若要尽杀洋人，不如用义和团。”后来载漪便屡屡向慈禧进言，要求起用义和团，于是酿成庚子之乱。
    庚子之变中，义和团包围使馆，为了对付洋人的大炮，组织了一帮妓女脱光衣服，把阴部对准大炮，美其名曰“阴门阵”。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也曾驱使其国妇女赤身裸体站往第一线，以便迷惑我军，伺机进攻。历史上，越王勾践麾下的一队勇士们曾在阵前挥剑砍下自己的人头，以此震慑和迷惑吴军，从而取得胜利。所谓“阴门阵”的军事价值，只怕只有这么一点了。
    庚子之乱中，俄军攻破东便门，市民看到哥萨克兵，多以为是回部的援兵到了。
    清廷令董福祥围攻各国使馆，欲尽杀使臣，炮声日夜不止。使馆内洋兵仅400余，然清兵与义和团围攻月余，竟不能攻破。刚毅、赵舒翘坐在城楼上观战。刚毅说：“使馆旦夕可破，逆夷将无噍类，天下从此太平。”赵舒翘附和道：“自逆党谈新法，倡变法，天下几酿大乱。今公起而芟夷之，天下事不难定矣。皇上久病，失天下心，不足承宗庙。幸继统有人，定策之功，公第一。今义民四起，海内更新，天下重见太平，公所谓社稷之臣也。”刚毅大喜过望。尚书启秀则奏请搬五台山和尚普济的十万神兵；曾廉、王龙文则奏请用决水灌城之法，引玉泉山水灌使馆，欲尽淹毙之。载漪屡屡为义和团请功，封武功爵者数十人。载漪本人外出，则扈从数百骑，随意呵斥公卿，自居鼎定之臣，得意之至。
    载洵过纽约，召洋妓歌舞侑酒。席终，以厚若寸许之钞票一束与妓，妓笑而不受，载洵大窘。次日美国报纸渲染此事，并绘图形容尽致，真是自取其辱。
    荣庆任学部尚书，与京师大学堂监督刘廷琛讨论科目。荣庆说：“算学教员的薪水较国文教员昂贵，此科无益学生，大可废止。诚以学生既经毕业，一朝为官，自有帐房办理收支，何劳躬亲其事！”刘廷琛说：“此言甚是！不过体操一科更该裁撤，所谓兵式、柔软、跳高、竞走等名目，既不若士兵之临阵打仗，又非如术士之江湖卖技，实无益而有损。”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着力于京师大学堂的建设，却受到荣禄、刚毅、鹿传霖等权贵的掣肘。他曾在丰台购买千亩土地，拟设七科大学，终因未获批准而失败。这块土地因此废置，在三十年代成为日军演习野战的场所。
    睿亲王魁斌不解革命党为何物，向人问曰：“革命党剪发辫，四处为乱，是否白莲教之化名？”某贝子笑答：“革命党者，革吾满人之生命也。某党多留学生，无一不牛山濯濯，倘遇之于途，有性命之忧！”魁斌拍案大呼：“反了，反了，他们难道没有王法吗？”
    戊戌变法后，面对革命活动的日益猖獗，清朝官员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即使是当初的“后”党、守旧派，也将君主立宪视为力挽狂澜的不二法门。直到辛亥年间，革命已风起云涌，阿勒精阿、冯国璋等人却还组织了君主立宪会，并向总理大臣袁世凯申请立宪。
    光绪末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允许美国财团投资东北，日本人百般阻挠，徐世昌和唐绍仪均不为所动。日本人只好去运动北京，北京的军机大臣奕劻等人不理解这是外交策略，竟接受日人的唆示，淡化此事，美国使臣只好悻悻离去。此事被日人自诩为对美外交的一大胜利。
    直隶总督端方曾出洋访问，认同外国现场摄像的做法。慈禧和光绪的灵柩下葬时，他参加典礼并派人摄影，因将隆裕太后的行宫摄入，被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弹劾为“大不敬”，受到革职处分。
    同盟会员佘英熟读《三国演义》。他在四川嘉定起义后，因患疟疾不能指挥，终致不支而走，被清兵围困在豆沙关断蛇坡。由于“佘”、“蛇”谐音，佘英认为这是天意，竟然放弃抵抗，束手就擒，一如《三国》中的庞统。（按：庞统号凤雏，死于落凤坡。）
    清亡后，徐世昌在青岛做寓公。青岛大学系德国人所建，德国提督常宴请诸遗老于此，徐常随地咳唾涕吐，大为洋人所鄙。某人写《桃园梦》小说，专门提及此事。
    民国元年，南京方面的代表蔡元培、宋教仁等北上迎接袁世凯赴南京就任大总统，袁不愿南下，便令段芝贵、曹锟策动一营军士哗变，并骚扰南方代表的住所，以此表示北京政局不稳，不可轻去。次日清晨，唐绍仪为南方代表请命于袁世凯，正说话间，曹锟穿军服觐见，一见袁世凯便说：“禀告大总统，昨夜奉大总统密令，兵变之事已经办妥！”袁世凯大羞，叱道：“胡说，滚出去！”
    民国城市女性发型屡变，张继最讨厌妇女披发于脑后，甚至喊出“打到披发鬼”的口号。

颟顸第三(2)

    陈衍的女弟子戴礼，学识谨严，而见识不宽，拘泥于旧纲常，年三十尚未嫁人。辛亥革命后，她自命亡国遗民，声称非旧官僚不仕民国者不嫁，致使她后来所托非人，终为所弃。
    张作霖进京，著旧式衣冠觐见溥仪，偷目四觑，觉得皇家威仪不过尔尔。溥仪见他贼目兮兮，心中不悦，略致数语而退，对近侍说：“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殊失臣下礼！”张作霖闻之大怒，对人说：“这小子已属平民，还摆什么臭架子！”当时，复辟派的袁金铠、金梁、商衍瀛、谈国桓等都在张作霖的幕中，复辟之说甚嚣尘上，自此一觐后，此说顿息。
    张勋复辟，任命谭延闿为湖南巡抚的电令发到时，谭正在宴客，见此连呼“滑稽”、“滑稽”不已。当时各省奉诏谢恩的，只有“安徽巡抚”倪嗣冲；挂龙旗的，也只有北京和蚌埠两地而已。
    张勋复辟失败后，躲在荷兰使馆的洋楼中，生活舒适。曾有访客问他：“复辟是否符合国情，姑且不论。倘公及早宣布立宪已安人心，虽败亦足解嘲，胡不见及此？”张勋说：“我不懂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拭）等人瞎闹而已！”
    欧战时，留德某学生在德国的博物馆里，赫然发现陈列有清宫亵物，系八国联军掳自北京。此事传开后，留学生认为有辱国体，开会请愿，结队游行，中途与德国警察发生冲突，致被殴伤一人。大家义愤填膺，包围了中国驻德使馆，要求外交抗议。高语罕越众大呼：“昔华人殴毙德国教士一名，而立青岛租界之约。今德人殴吾同胞，况被殴者为学生，请以东普鲁士割让于我，始彰公道！”大家齐声附和，声震云天。
    曹锟曾对议员们说：“谁既有名又有钱，就可以做总统。”某议员立即提议道：“大帅，梅兰芳既有名又有钱，我看他就可以做总统。”曹在贿选当日，见国民党议员吕复没有选自己，竟附耳低语：“如何不选曹某人？”吕复勃然大怒道：“你要是能做总统，天下人就都能做总统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令董政国于二十四小时内夺回长辛店，不然提头来见，结果才半天时间，已有传令兵回来报告：“董旅长过去了。”曹锟一听大惊，以为董已死，乃惨然看了吴佩孚一眼，正准备征询该以谁继任旅长的时候，那传令官又频频催促：“大帅，总司令，您们也一起都过去吧！”曹锟才知是打了胜仗，不觉虎跃而起道：“子玉，我们一齐都过去了吧！”
    徐树铮访德，时传他将与德国签订卖国条约，在德留学生为此冲击了中国驻德使馆。公使陈箓只好签字画押：“陈箓谨以身家性命，担保徐树铮君此次来德，确无卖国行为。”徐树铮匆匆离开德国，在途中致电段祺瑞：“陈使阘茸失体，乞予撤职。”陈箓于是被免，从此退出外交界。
    孙中山派卢信恭拜访商务印书馆，请印行《孙文学说》数卷。高梦旦认为孙中山虽退出南方政府，然中央的通缉令尚未取缔，所以不宜出版。张元济以为然，于是加以婉拒。不久此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马上风行于市，便是在北京的安福俱乐部也进行了翻印。孙中山非常憎恶商务的做法，尽管张元济专门写信进行了解释，但孙中山还是难忍怒气。
    陈三立不辨菽麦，有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稻秧成排，丰腴翠美，不由赞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都长得这样齐整！”
    洪深出洋留学，专攻戏剧，为中国第一个戏剧专业的留学生。当其留学归来时，祖母问他在外国学了些什么，他说“学做戏”，祖母大失所望，唠叨道：“大好男儿，为何学做戏子？”
    刘显世任贵州督军，有留美工科硕士晋谒。刘问：“你会造牙粉果子露么？”答曰“不会”。刘后来对人说：“这也算工科硕士？还不如王和叔会造牙粉果子露呢！”
    何健主政湖南，提倡读经，听说《论语》半月刊出版，即订购1500份，拟由教育厅分发各中小学教员，当时引为笑谈。（按：《论语》为一文化刊物，与四书之《论语》毫不相干。）
    冯玉祥练兵好用问答式。他有一次召集部队讲话，讲了一段即问：“你们都听见了没有？”士兵齐声高呼：“听见了！”再讲一段，又问：“你们懂吗？”全体回答：“懂！”冯便指一士兵问：“我刚才讲的是什么？”该士兵肃立敬礼回答：“报告总司令，忘了！”又有一次，冯对部队大讲三民主义，讲完后带领大家齐喊：“我们是有主义的军队。”旋问某士兵：“我们有的是什么主义？”该士兵肃立高声答道：“报告总司令，是帝国主义。”
    周佛海自命为日本通，做汉奸而有得色。日本《日日新闻》记者吉冈文六问周佛海：“有许多财政，譬如国家银行，是靠做假做起来的，你将来的财政，也只有做假吧！”周说：“当然！”吉冈愕然，于是又揶揄他：“那么你的财政部，应该找伊东（一有名的经济骗棍）作顾问。”周马上拿出记事本，郑重其事地问：“伊东是何人？请见告！”吉冈急忙说：“瞎说，瞎说！”
    

颟顸第三(3)

    五十年代初，高校院系调整，大学全面改组，党委负责制确立，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政治学作为独立科系被取消。取消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真理，不需要其他的社会科学。苏联的大学不设置这些科系，中国当然也照做。由于完全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我国许多已取得一定成就的优势科目被扫荡殆尽。
    中苏友好时期，许多人对苏联方面过度尊重。一次苏军红旗歌舞团来华演出，曹禺负责接待，他吩咐工作人员在入场券上写道：“请鼓掌三次以上。”
    三门峡工程拟建时，黄炎培的儿子—留美水工专家黄万里批评某些“专家”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常识，妄言黄河下游会变清，以此讨好人民和政府。他并且提出了降低水库蓄水位，坝底留大泄水洞排沙的方案，但未被采纳。1960年，三门峡大坝开始蓄水，库尾泥沙迅速淤积，并且快速向上游延伸，威胁到古都西安的安全，情况之严重超出了黄万里的预期。1964年，周恩来主持治黄会议，确定的三门峡改建方案，正是当初被否定的黄万里的意见。此时黄已被划为右派分子好几年了。
    《海瑞罢官》上演后，胡梯维马上写了题材雷同的《兴唐鉴》，演魏征谏争事。不久，吴晗获罪，胡梯维自知不免，夫妻相对悬梁而死。
    文革中，鲁迅博物馆中鲁迅母亲的巨幅遗照受到了万众敬仰，但在周作人家中，同一个母亲的牌位却被红卫兵砸烂。
    文化大革命最可怕的地方，是儿童的心灵都受到了污染。翦伯赞被迫从燕东园的独家小院搬到海淀成府的一间小黑屋里。因为没有厨房，他只好在门口支了一个炉子做饭。附近的小孩子听说他是“黑帮”、“牛鬼蛇神”，常常来起哄，还往锅里吐唾沫，丢脏东西。这实在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景超在文革中被折磨致死。他藏有一套中华书局选刻的《四部备要》，共计351种著作，文革中他想送给别人，没人敢要，想捐给图书馆，图书馆也不敢收，最后只好当废纸送给造纸厂当原料。他还有6000多美钞，是他过去在外国刊物上发表文章的稿费收入，也被红卫兵一把火烧了。
    文革高潮中，曾经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革命小将们揪斗了英国外交人员，还让他们坐“喷气式飞机”（一种刑惩方式）。为此，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向英国代办处道歉。
    文革时期，澳大利亚请童第周去讲学，童这时却在科学院里打扫厕所。他前后共打扫了十年的厕所，邓小平说，这是“糟蹋圣人”。
    文革时代，毛主席像章泛滥，有人甚至把像章直接别在自己胸脯肉上。可见中国人民决不缺乏虔诚和热情，问题在于往往“不务正业”。
    文革中对历史文物的破坏是史无前例的。洛阳龙门石窟被完全破坏，成千上万的佛像没有一个是完整的，红卫兵挨个儿捣毁，即使佛像在很高的地方，也决不能幸免。云岗石窟也遭到了相当破坏，后来由于法国总理蓬皮杜要来参观，才作了一些修整。其他如杭州西湖、曲阜孔庙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西湖的岳飞庙和秋瑾墓都被铲平了，只有灵隐寺因当地农民群起护寺，才幸免于难。
    经过近二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国人民的思想被严重束缚，人格被严重限制，审美被严重扭曲。八十年代初，李谷一演唱《乡恋》，但就是这样一首旋律简单、风格质朴的“准流行歌曲”，都遭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口诛笔伐。1982年，大连歌曲团到上海演出，演员拿着麦克风在台上边走边唱，这一“轻佻”的举动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媒体纷纷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级腐朽作风”，并写了很多内参。《辽宁日报》为此事专门请示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任说：“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样讲的？……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晦暗第四(1)

    洪秀全为清军所困，蛰伏金陵一隅，施政多不如人意，官僚登进尤其糜烂，当时流传一联曰：“一统江山，七十二里半；满朝文武，三十六行全。”汪精卫盘踞沪西时，追慕袁世凯，亦有人制一联曰：“国祚不长，八十几日袁皇帝；封疆何仄，三两条街汪政权。”
    太平军定都天京后，大兴土木，并有意设立太监。但是由于不得其法，无数幼童因之丧命，最终一个太监也没有造出来。无奈之下，只好完全以女子服务宫廷，连禁城的守卫也不例外，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
    鸦片乃晚清第一患，贵如皇帝、太后亦不得免。咸丰便是个瘾君子，且曾为鸦片赐名“益寿如意膏”。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出逃热河，更是须臾不离烟枪。慈禧亦沾染此习，她最喜欢广东陆作图氏所制之鸦片烟，为赐名曰“福寿膏”。上行下效，晚清朝野内外耽迷此物者不可胜数。
    一个美国观光团来杭州观钱塘潮，地方官吏商讨接待办法。交涉使王某主张备马匹若干，供洋人乘马至江边。杨士燮反对道：“西人善骑，这没有错。但是无知愚民看到西洋男女乘马于途，必然蜂拥以为奇观，儿童抛砖掷瓦更属常事，必至滋生事端，因此不如肩舆为妥。”王某固执己见，喋喋不休。杨士燮说：“你又想升官了吧！”原来，王某之所以当上交涉使，正是因为有百姓殴伤日商一案所致。
    李鸿章以淮军起家，特重乡谊，擢拔皖籍亲旧不遗余力。他的同乡刘铭传大不以为然，说：“比如某某几乎不识字，以前不过是老家一个小贩，如今却委以道府的要职，如此做法焉能不败！”刘更秘密叮嘱亲信下属，说北洋必有大乱，大家若稍有积蓄，不如及早还家。不久爆发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干皖籍将领如丁汝昌、卫汝贵、龚照　等都因误国而身败名裂，李鸿章也被弹劾丢官。
    义和团认为铁路、电线皆为洋人所创，以祸中国，于是焚烧铁路、截毁电线，凡家藏有洋文图书者，皆以“二毛子”罪名捕杀。他们在北京城内筑坛焚香，敬奉洪钧老祖、梨山圣母，以致黑雾满城，入夜则凄恻迷离，大有鬼气。他们如巫师一样纵跃作法，自称刀枪不入，若有对他们嗤之以鼻者，必定厉加凌辱，因此百姓皆缄默不言，但求自保。
    义和团在北京搜杀教民，正阳门外大栅栏的老德记药方亦未幸免。团民见药水瓶，以为是洋酒，就口便饮，始知其非，于是纵火焚之。邻人惊恐，他们宽慰道：“不过烧此二毛子一家而已。”但火势蔓延不可遏制，四邻请求他们施法阻火，他们推托道：“有人泼污水，破了我们的法术，现在是无能为力了，可恨可恨！”于是，大火从大栅栏、珠宝市、粮食店、煤市街、煤市桥、观音寺、杨梅竹斜街、廊房头条胡同、二条胡同、西河沿，延及前门外层城楼东西荷包巷、前门桥，西及大街西一带，4000余家，同付一炬。第二天，团民又焚烧了西单牌楼讲书堂，延烧千余家。东城一带洋货铺，被其纵火延烧4000余家。大火三日不绝，自明初燕王朱棣建都以来，数百年的精华，尽毁于此际。
    义和团得到慈禧的支持，跋扈不可一世，扬言要得“一龙二虎头”。“一龙”即光绪，“二虎”即奕劻和李鸿章。李鸿章是公认的“卖国贼”，而奕劻时任总理衙门大臣，每日与外国人交接。
      据大太监小德张回忆，慈禧太后一天生活费约为纹银4万两。也就是说，宫廷半月之费，可购吉野级（吉野甲午战争中日本的主力战舰）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艘超级主力舰。1884年，慈禧开始扩建颐和园，初期预算1万万两，醇亲王弈缳便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两，计划在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时完工。1892年，正式宣布因为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后人都知道，二年后便是中日生死决战的日子了。
    李鸿章新任两广总督，某合肥籍知县前来拜见。李用合肥话调侃道：“你做官这么久，地皮刮了不少吧！”该知县勃然大怒，立刻反唇相讥：“你做总督刮了多少大地皮，就不能让我这小知县刮点小地皮？”李鸿章大为惊惶，连忙赔礼道歉。
    1903年，清廷于科举中新开“经济特科”，梁士诒、杨度分列第一、二名，然而慈禧认为“梁士诒”这个名字是“梁头康尾”（梁指梁启超，诒指康有为，康字祖诒）；又因为杨度是湖南人，故怀疑他是唐才常的同党—二人于是被除名。不仅如此，慈禧还口谕捉拿他们，二人只好出逃避祸。
    贿赂为官场痼疾，可谓无孔不入。贝子载振视察东北，总督徐世昌设宴为之洗尘。载振颇流连饮食之美，一问才知是张锡銮家的厨子做的，便约好次日再献一席。次日再宴，大家都觉得远不如昨日之美。张锡銮窘甚，回去一查问，才知该厨子以未得赏金，故意剔除精华，参以陈腐，以致滋味全失。
    宣统元年，有太监从宫中偷出殿本《朱子全书》数百部，以极低价格在市场上倒卖，以牟此蝇头小利，后来又因为恐惧被追查获罪，竟在宫中藏书之所放火，以至于数十万卷图书顷刻化为灰烬。
    唐绍仪出手阔绰，任奉天巡抚时，曾有地方官去拜谒他。对方穿一件价值数百金的青狐素袍褂，他却说：“君为官多年，岂无一件好衣裳？”于是取出一件貂裘送他。
    民国元年，蔡元培、宋教仁等到北京迎接袁世凯赴南京就任大总统，袁世凯不愿去，暗地安排段芝贵和曹锟在北京发动兵变，再以此为借口留在北京。由于北洋军欠饷严重，兵变不免假戏真做，北京百姓损失相当惨重。兵变前一天，曾有数名士兵在“洋广货铺”购物，却没带够钱。老板破财消灾，很大方地说：“老总们拿去吧！现在全国都乱，只有北京十分太平，这是老总们保护的结果。区区一点小钱何足挂齿！”士兵们称谢而去。次日兵变，有乱兵欲抢劫此店，刚要动手，突然另一队士兵冲了进来，大声喝道：“这家店对我们当兵的最好，谁敢抢它，老子要谁的命！”此店因此幸免。
    杨度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张目后，一向与他不睦的梁士诒便组织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全国许多请愿组织都被列名其下，也包括筹安会。其中，安静生组织的妇女请愿团被几个女学生在报端痛斥道：“政界中之请愿者，希望封爵位也。女界中之请愿者，希望为妃嫔也。安静生本一贱妇，望我诸姑姊妹勿与贱妇为伍。”
    新任四川督军陈宦向袁世凯辞行时，伏地九叩首，膝行而前，亲吻袁世凯的脚尖，并说：“大总统若不明岁登极，正位中国，陈宦此去，死都不回。”曹汝霖当时在座，后来对人说：“欧洲中世纪对罗马教皇有这种吻脚礼节，但在大庭广众之下，士大夫谁能做得出来！”章太炎则说：“陈宦必然不能与袁世凯同始终，因为谄佞之人，遇到大事必然反咬一口。”后来陈宦果然背叛袁世凯。
    袁世凯称帝，他的亲旧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人都以不同方式地加以抵制，但最令袁世凯痛彻心扉的，则是陈宦。四川督军陈宦是最早怂恿袁世凯称帝的，等到袁世凯渐呈众叛亲离迹象时，他却在四川前线与蔡锷媾和，并通电响应护国军，列举袁氏罪恶，语气凌厉，较他人为过，甚至揭发袁已汇存3000万元至英国的银行，以作逃亡之计。袁世凯当时已经病倒，闻此瞿然而起道：“人心大变，乃至是耶？”不久即死。时人谓“送命二陈汤”，指陈宦和陕西督军陈树藩、湖南督军汤芗铭。汤芗铭通电反袁时，袁仰天叹息：“吾不为帝位惜，吾为天下人心惜耶！”袁的话不可谓毫无道理!——然终以陈宦对袁的刺激最大。

晦暗第四(2)

    张勋复辟时，胁迫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当时总统令须由国务总理副署，总理伍廷芳则说：“欲我副署，先取我头去。”黎元洪只好免去伍的职务，以江朝宗继之。江上任后找伍要总理印信，伍闭门不见，江在门外使尽浑身解数，不惜动用军队，诡称起火，伍皆无动于衷。最后伍实在倦极，便将印信掷于门外，高声说道：“你可以盖印做大官了！”江朝宗欢天喜地而去，国会于是解散。
    张敬尧祸湘，被称作“张毒”，湖南因此发起“驱张”运动。他的军队战斗力弱，形象也差，衣不蔽体，面目黧黑，手足胼胝，人称“乞丐军”。
    吴佩孚不好货财，然其部下多贪婪，吴佩孚不察，人称他为“粪夫”，意为仅能洁己，前后皆为秽物。
    吴佩孚失势后避居四川，常向人诉苦，说自己平生并未杀过青年和党人，何以国人总不能谅我？某人笑曰：“君往年实为挑粪夫，一头担曹锟，一头担你的部下，教人怎不掩鼻？如今你落魄入川，川人待你甚厚，若换了别人，早撵走矣！”
    冯玉祥御下极严，如韩复榘、孙良诚等虽官至上将，但只要稍有怫逆，亦须在众人面前，轻则面壁而跪，重则褫衣受杖。在电话里都要勒令下跪，且要追问：“跪下没有？”等到那边回答“跪下了”才肯罢休。诸将窃议道：“受辱如此，我们还有何面目统帅部下？”但是受杖、罚跪、面斥，都是冯军记功的默示，处罚越多，升迁越快，于是苟且之徒尚能恋栈不走，气节之士无不绝袂而去。这一点连毫无治军经验的陈公博都看出来了，他说：“冯玉祥焉得不败！”
    1921年，《努力》周刊发表了胡适起草，蔡元培领衔，李大钊、陶行知、汤尔和、王宠惠、罗文干、高一涵等十四人签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呼吁“好政府主义”。次年，吴佩孚支持王宠惠组阁，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本届政府被称作“好人政府”。但是这个“好人政府”只维持了73天就下台了，这说明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好人”和良心是站不住脚的。
    胡适解释他之所以重新开始谈政治的原因：“是因为孔丘、朱熹的奴隶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
    章士钊说：“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
    鲁迅说：“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方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
    张宗昌向部下训话时爱说：“我希望你们都当狗，不要当猫，因为狗是忠良，猫是奸臣。”他有著名的三不知：不知部队有多少，不知军饷有多少，不知姨太太有多少。他的部队则以“三多”著称：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陶菊隐说：“此诚民国历史中寥寥可数之混蛋也！”
    张宗昌嗜赌如命，办《黄报》的薛大可亦然，都好挥霍公款，一掷千金无吝色。时人谓之“两奇”。
    康生在延安时，常穿俄式皮夹克，手牵狼狗，给人以非常恐怖的印象。
    在1943年的“抢救”运动中，中央医院90％的医护人员受到怀疑。美国援华医生马海德和他的妻子苏菲也被“抢救”。对马海德提出的疑问是：“一个外国人抛弃了优裕的物质生活，从美国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延安，它的背后是什么？”由于马海德是国际友人，且是边区急需的医生，因此对他还较为客气，只是劝其“坦白交待”，而未将其关押。
    纳西古乐的传人宣科被国民党政府囚禁了两年零七个月，出狱后坚决“革命”，五十年代被囚禁，渡过了27年的牢狱生涯。
    郭沫若在《新华颂》组诗中，提及斯大林或毛泽东55次，皆是颂扬之词；“万岁”27次，其中俄语2次，指斯大林或毛泽东的有20次，没有一次指人民。
    “大刀”王五死后，其妻将其大刀封存，直到大炼钢铁时被销毁。
    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喜欢京剧，是“温白社”的成员，学老生，但音量太小。1957年，他作为“右派”受到了戏剧界同仁的批判，马连良、谭富英、于连泉、王福山等名角都发了言。谭富英的发言尤其尖刻，他说张伯驹学老生，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是“蚊子老生”。

晦暗第四(3)

    土改时，国民党起义将领蔡廷锴保存在老家的“浮财”被瓜分，最令他痛心的是，他在自己赖以名垂青史的淞沪抗战中负伤的血衣和指挥刀都被弄丢，甚至连母亲的坟墓都被破坏了。
    1957年，傅雷被划成右派。翌年，傅聪在波兰公派留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回国，而是去了英国，被人称作“叛国分子”。文革中，傅雷自杀。傅聪在1980年说：“我在波兰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事（指傅雷被划成右派），那年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就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所以，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
    经过反右后，萧乾十分懊悔开口说话，他后来写道：“那时，我曾羡慕过挑担子的，摆地摊的，推小车烤白薯的。那些年常想：在这个社会，干什么也比握笔杆子保险！”
    文化大革命中，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被正面歌颂，革命小将们便进一步想出了“焚书烤人”的整人办法，即将点燃的书放到“反动学术权威”们的身体上。
    五十年代，熊十力向陈毅哭诉道：“我的学问无人可传呵！”文革中，红卫兵抄熊十力家，焚毁无数手稿和书籍。他大受刺激，常精神恍惚地四处吟游，喃喃自语：“中国文化已亡！”
    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马但求留一方砚台写字，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红卫兵抄梁漱溟家，将梁苦心收集的古玩字画统统付之一炬，梁只是在旁边冷眼旁观。但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精装本的《辞海》和《辞源》时，梁出来阻止了。他解释道这两部书是向外地的学生借的，若烧毁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毫不理睬，轻蔑地说：“不用了，我们革命的红卫兵，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由于精装书不易烧毁，红卫兵就一页一页撕着烧。
    文革中， 北京四中的红卫兵谱写了著名的《牛鬼蛇神嚎歌》，逼迫所谓“牛鬼蛇神”们唱。歌词为：“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
    汪曾祺在文革之初即被红卫兵揪了出来，罪名是“老右派，新表演”。事实上，他当年之所以成为右派，完全是因为单位的“右派”指标没有完成，才拿他作补差；而“新表演”，指的是他和薛恩厚合写的《小翠》，里面有一个尖嘴猫，红卫兵们取“猫”的谐音，声称这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但是，由于他在京剧团干文字工作，赶上了革命样板戏的台词设计，如《沙家浜》著名的“智斗”唱段，大多就出自他的手笔。他因此得到了江青的重视，文革次年即被“解放”。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出了宣扬血统论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要正告你们：如果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就要象父兄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腑，那你们就活该倒霉！”他们不仅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这些红卫兵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残暴的人，他们甚至可以活活打死朝夕相处的同学，因为对方的家庭出身是“资产阶级”。
    1969年，台湾大学文学院排演了梁实秋译编的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不料在军方的强烈要求下被禁播，因为剧中有兵变的内容。最后，该剧只好将奥赛罗由武人改为文职，称大人，不称将军；副官改称秘书……才获准上演。
    1973年，辽宁某生产队队长张铁生报考铁岭农学院，交了一张白卷，上面写道：“我因为参加了三大革命运动，没有时间预备功课，所以交了白卷。”（原文甚长，大意如此）。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见后视为至宝。白卷答案不久在《人民日报》头版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名发表。张铁生当然如愿以偿上了大学，还作为“英雄人物”到处做报告。1975年，他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不久又提升为铁岭农学院党委第一书记。然而，事实上他这白卷是假的，他其实得了6分，白卷的答案也是经毛远新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加工过的。
    五十到七十年代，《射雕英雄传》在台湾被列为禁书，原因有二：一是金庸出身于左派报刊《大公报》，二是《射雕》极易使人联想到毛泽东“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名句，犯了蒋介石的大忌。但事实上，许多达官贵人都将金庸小说当作枕边必备之书，连蒋经国都不能例外。胡适的太太江冬秀女士也好读金庸，如数家珍。在胡适家的书架上，金庸和戴东原、崔东壁是揖让进退的。

伐戮第五(1)

     李秀成极得人心。南京城破后，他躲在西城角民家，被清兵查获，数十百姓用农具击毙清兵，将他救出；清兵闻讯，派出大队人马，才将他擒获。他被押在囚车内解送曾国藩大营，门内外一干已投降清军的太平军旧部皆跪地高呼“王爷”。曾国藩见其如此得人心，乃请命杀之。朝廷命令发至，军中鼓噪，盛传劫囚之说，曾国藩遂秘密在半夜将他处决。
    清朝对属国一向豁达，但有一次例外。光绪八年，吴长庆、袁世凯赴朝鲜平定叛乱时，将朝鲜高宗之父大院君李罡应缚归北京，幽禁在保定。高宗屡次上疏乞恩，清廷权贵也多为求情，但慈禧坚不允准。三年后，高宗的乞恩表又一次到达朝廷，光绪的生父—军机大臣弈缳即为其求情，慈禧默然良久，微微哂笑着说：“我这样做是有深意的，是为了让那些有儿子做了皇帝的人有所警惕而不敢妄为，难道我对李罡应还能有什么仇怨吗？”弈缳恍然大悟，战栗不已。数年后，朝廷才释放了李罡应。必须指出的是，李罡应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中派，回朝鲜后，即开始采取仇视中国的立场。
    袁世凯兵驻朝鲜时，军纪甚明。曾有兵士数人强入民居吸食鸦片，袁世凯按律斩之，以头示众，并严厉声明：“效尤者视此！”各营兵卒大哗，秘密集议，都认为烟瘾很深，不吸食则不能服役，不然就请给资遣散。袁世凯闻讯，即备好刀索等候，请愿兵卒进来一个就杀一个，其余皆畏死，不复敢来。吴长庆问道：“您果能一一执而杀之否？”袁世凯答道：“示威必不敢前，示怯必蜂拥至。若果全体俱来，也要尽数绑了，按名刑讯，承认有瘾者杀无赦，不承认者宽恕之。仅须杀一二人，余者必不敢承认！”一试之下，果然如此。
    甲午之战中，马玉昆与日军战于朝鲜大同江，日军二万余，马部仅八千。马便先派千人为前锋迎击之，并下必死令道：“宁死毋归！”一个时辰后，前方告急，马问：“死了多少了？”答：“200多。”马怒道：“死到500再来报告，那时我会出击。”前军苦战日军，使之疲惫，马才指挥全军掩杀过去，日军大败。
    马玉昆骁勇善战，世称“伏波将军”，这是用汉代的名将马援来比他。庚子之乱时，八国联军进攻天津，马玉昆誓与决一死战。直隶总督裕禄劝他说：“洋兵战术妙不可测，我军非其敌手，君若战必败无疑。”马玉昆不听，径自率所部移屯京津要道上的北仓。联军进攻十分凶猛，尤其日军锋头甚劲。马玉昆便一马当先，手刃日兵十数人，又冒险冲进敌阵，左臂中弹，犹指挥如故。虽然最终不支而退，但是外国人都非常佩服他，称他为中国的将才。时论认为，正是北仓之战，延缓了洋兵推进的步伐，使得慈禧和光绪有时间逃出京城。
    李鸿章逝世前说：“俄国在满洲扩展其势力，不妨袖手观之，因为日本必然不会漠视这个封豕长蛇般的敌人。时机一到，必起而相战。两虎相争，两败俱伤，我们就有可乘之机了，同时再借助欧美的力量谋求恢复，这便是我们的以毒攻毒之计。”
    冯国璋任贵胄学校总办时，学生多系贵族子弟，意气骄横，偶因烹饪不佳，殴打厨师。冯国璋告诫他们说：“今日之学生，即明日之师表。予在学生时代，惟知埋头读书，他非所问。诸生乃天潢贵胄，更应懂得礼让，厨子不好，可告庶务委员会更易之，岂能滋生事端而后快？”某学生曾外出嫖娼，冯国璋得知后，立刻亲自到娼寮将其带回，当着众学生的面挥杖责打，笞杖竟至断折。其时清廷的统治已日薄西山，王公贵室皆望子成龙，冀能力挽狂澜，因此尽管冯国璋如此严厉，那些学生家长却更加器重他。
    蒋百里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毕业，遂按该校规定取得了天皇的赐刀，令日本学生视为奇耻大辱。后来，士官学校便将部分课程改为中日学生分别授课，以避免出现新的尴尬。
    晚清是自战国以来，最盛产刺客的时代，著名的刺杀事件如史坚如刺两广总督德寿、万福华刺广西巡抚王之春、王汉刺铁良、吴樾刺五大臣、徐锡麟刺安徽巡抚恩铭、汪精卫刺摄政王载沣、温生才刺广州将军孚琦、林冠慈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李沛基刺广州将军凤山、严伯勋等刺袁世凯、彭家珍刺良弼等。频繁的刺杀活动令清廷官吏闻风丧胆，以广州为例，刺客横刀以待，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致使总督、将军、提督无不战战兢兢，夜不能寐，这样的官避之犹恐不及，不做也罢！而袁世凯和良弼相继遇刺，则直接影响了京师局势，震慑了清廷君臣，摧毁了他们的心理防线，最终谁都不敢出来主持危局，而宁愿到青岛、天津求田问舍，作富家翁。既如此，清朝又焉能不亡呢！显然，刺客们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贡献巨大，但由于他们大多是个人或小集团的行为，故其历史作用被后人严重低估。
    辛亥革命时，成都革命党欲尽屠“满城”中的满人，尹昌衡力排众议，且单骑入满城，说得满将裕琨投降，一场屠杀于是幸免。
    武昌起义后，梁鼎芬不愿剪辫，外出则戴风帽。黎元洪请他赴宴，他怕被剪辫，坚辞不赴。曹亚伯便向黎元洪请命，带一队军士赴梁宅，强行将其辫子剪去。梁鼎芬伏地号哭，当夜便乘船离开武昌。
    黄祯祥号称“游侠”，很多人以一见他的真面目为荣。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被袁世凯气得辞职出走时，在南下的海船上遇到了他。黄祯祥厉声责问他弃职潜逃之罪，说到动情处，倏地掏出手枪来对准唐的胸膛，吓得唐连连打拱作揖，陪笑认罪，总算没酿成大祸。
    第一次府院之争时，黎元洪认为要罢免段祺瑞，就须引张勋为强援，便派郭同去请张勋进京。张勋对郭同拍胸脯说：“吾有三‘总’不做，一不做总统，二不做总理，三不做总长。黎总统长厚，如有难言之隐，吾不吝为之声援！”黎元洪于是下了免段令。不想张勋进京，竟是来复辟帝制的，自然不会做什么“总统”、“总理”、“总长”！
    唐生智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为了引起校长蒋百里的重视，晚上趁着蒋巡视完毕后上厕所时，突然赤脚跑到蒋身边，伸手给了他两记耳光，吼道：“×××，你敢穿跑老子的鞋子！”然后再装作刚认出是蒋校长的样子，连忙鞠躬道歉。后来有同学扬言要揭发他的用心，他便抢先一步到蒋百里处自首。蒋百里觉得他如此胆大，实在难得，于是特别关照他。
    冯玉祥驻军湖南时，百姓抵制日货，冯也倡导甚力。日本领事闻讯，派人到常德质问冯，认为他没有尽力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冯拍胸脯说：“烦您转告贵领事，保护外侨生命财产，是我的职责所在！”即日传令，每家日货商店，均派兵两名为守卫，昼夜不辍。这样一来，那些“哈日族”不得不望而却步了。日商损失甚巨，日领事又派人来质问冯，冯怫然不悦地说：“从此以后，其有危害贵侨生命财产者，恕不负责！”
    蒋百里确为军事天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见马尔纳会战后，德军将第六军团东调，拍案叹息，认为德军必败。他总结出德国有六点失策，其中一条乃“渗透”。“渗透”是法国人的说法，英国人称之为“痫牛攻势”，也就是通常所谓的“闪电战”。

伐戮第五(2)

    吴佩孚善于“电战”，他声讨徐树铮、段祺瑞、梁士诒、张作霖的电文都是报纸绝好的头版内容，洋洋洒洒，激扬慷慨，时人目为观止。而他参与的每次战争，都以电战为序幕。
    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吴佩孚召集众将说：“此次系共和与帝制之最后战争，胜则我将解甲归田，裁兵恤民。败则我惟一死，以谢天下。我妻已死，我子豚犬，杀之可也。”他令董政国一日之内夺取长辛店。董返营召集部下说：“各位是要长辛店还是要我的头？”部下说：“不要旅长头。”于是大破奉军。
      陈炯明与孙中山交恶，吴佩孚认为有机可乘，乃亲自督师衡阳，要兴兵助陈讨孙。杨度为孙中山游说曹锟道：“陈炯明以下犯上，若出师助之，将来人人都学陈炯明，那便如何？”曹锟果然阻止了吴佩孚。
    1922年，李大钊领导北方党务，发动长辛店工人罢工，以争取待遇。工人们占领了火车站，使南北交通陷于瘫痪，政府只好妥协。李大钊还要求政府废除农民的菜捐，政府不允，他就号召农民停止送菜进城。最厉害的一招是，由于当时的北京还没有排污系统，每天产生的粪便和垃圾都是由农民送菜进城的时候顺便清理走的，所以农民不进城数日，北京就成了一个臭气冲天的大粪坑，当局只好妥协。这便是共产党初登政治舞台时的组织能力。
    杨宇霆跋扈，令张学良杀心大盛。但张心有戚戚焉，本想将杨关起来了事，这时张夫人于凤至说：“你能关得住他吗？若张作相等人为他求情，你是放还是不放？”张于是下了决心。
    济南某影院系英国人斥资所营，拒不缴纳某项税款。韩复榘闻讯大怒，令公安局派警察站在该院附近，遇中国人则禁其入内。数日后，该商恳请开禁，愿补缴税款。韩复榘余怒未消地说：“看你缴不缴钱！”
    杨度为国民党游说张宗昌，想使他脱离奉系而倒向南方，张宗昌尚犹疑间，事为张学良侦知。张学良便对薛大可说：“烦你去转告杨皙子，若再饶舌，吾将取其头颅！”杨度闻讯，立刻离开以避祸。不久，国民党大破孙传芳，张宗昌屡战不利，他仰天长叹：“悔不用皙子之谋也！”张宗昌从此势微。
    韩慕侠在天津与霍元甲齐名，周恩来少时，曾从他学艺。韩为二十九军编军体拳，又传授大刀法，力可断大竹，专克倭刀。因此长城会战时，日军在肉搏战中死伤惨重，大刀居功至伟，后来的流行的《大刀歌》即滥觞于此。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因为学潮事件，被蒋介石指责。他便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就是新军阀！”蒋介石大为震怒，扬言要枪毙他。幸亏蔡元培在一旁说情，并说刘素来有点精神问题，才仅以免职了事。
    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到北京，在车站一见来接他的张学良，便怒责道：“为何不打？”张学良说：“实力不足，打不过。”吴佩孚说：“现在我来了，实力就足了！军人最大的实力，便是一个死字！”
    作为杰出的军事战略家，蒋百里在在抗战之初即赍志以殁，世人深为惋惜。他早就有一个著名的预言：一旦中日开战，中国必先吃大亏，北方和东南沿海均无险可守，只能退守平汉铁路以西，凭借湘黔边界的崇山峻岭力保西南不失，然后苦撑待变，终有翻盘赢回来的一天。他还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的结尾处写道：“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蒋介石说：“礼义廉耻四维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就是我们抵御外侮，复兴民族最重要的一种武器。”他在开封怒斥韩复榘等人：“试问，国家都亡了，你们拥兵自重还有什么用？……这样的做法，难道不怕国法制裁？难道不怕天下人唾骂？”不数日，韩便被处决。
    孙立人率领的三十八师（即新一军）在历时两年的第二次缅战中，共击毙日军三个联队长以下33000余人，伤日军75000余人，俘虏大尉以下323人，缴获大炮186座，战车67辆，汽车552辆，攻取公路646英里。孙立人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被外报誉为“东方的隆美尔”。他对日军俘虏的态度尤其大快人心—当日俘被带到他面前时，他厌恶地皱皱眉头，不假思索地命令参谋：“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命令被迅速执行。
    乔冠华在战时的香港写国际时评，每有惊人预见。他曾经洞悉《慕尼黑协定》之奸，抨击英法“绞死了”共和西班牙，认识到美、苏两国对大战的决定性作用，预见到战后的两极格局……而最令人称道的，则是提前4天预测到巴黎的陷落。
    抗战行将结束时，黄炎培访问延安归来，写了《延安归来》一书，极力讴歌延安和毛泽东，引起强烈反响。他还趁热打铁，发动了拒绝国民党自1931年就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他公开表示：“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经他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政府近两个月的冷战后，这些书生们取得了胜利，政府被迫撤销了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
    林彪攻四平，已攻破外围城防。国民党守将陈明仁命令把美国援助的面粉和大米都垒上去当防御工事，还在巷战中把黄豆撒在冰冻的马路上，使来军冲锋时滑倒无数。他用这样的办法坚守四十多天，暂时保住了四平，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了。蒋介石授予他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并派陈诚前去慰劳。随陈诚一起去的美军顾问看到美援粮食被当作工事使用，立即提出抗议。蒋介石无奈，只好将陈明仁调任闲职。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谈到右派：“反革命要改造，如杜聿明、康泽、宣统皇帝。至于罗隆基、龙云他们现在还有官做，那些人实际上是反革命，所以摆他们的位子，无非是以示宽大。因为有30多万右派，我们摆他们几个，那些右派说，咦，我们朝中有人啊！这样有利于改造那些右派。”这时安子文插话：“有45万。”毛说：“好多！哈哈！队伍不少！”
    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此即他颇为自负的“阳谋”。
    1965年，毛泽东在杭州讲话：“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次年毛又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没有开展起来。”过了几个月，又说：“翦伯赞出了那么多的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说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
    粉碎“四人帮”是干净漂亮的一仗。先是华国锋约李先念看电影，然后不约而同上厕所，华告诉李“不解决不行了”，委托李去征求叶剑英的意见。三天后李在叶剑英家里，开着电视都怕被窃听，只好笔谈，确定了基本方案。然后通知“四人帮”开会，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就等在会场，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来一个抓一个，江青没来开会，便到中南海去逮捕了她。总之，兵不血刃，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