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夜惨遇手机观看:古今中医（7）

李辅仁，男，汉族，1919年6月出生，卫生部北京医院主任医师，1941年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国医名师”。 

    他长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总结了独特的诊治老年顽症的规律，屡起沉疴， 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他门下桃李芬芳，耄耋之年仍言传身教，为中医药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他本着“人之痛，己之痛”的精神，以丰富的人生阅历疏导患者，使其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专家小组中唯一的中医专家，国医大师、北京医院中医科李辅仁教授积60多年经验，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治疗老年顽症的诊治方法和规律，且用药中正，杂而不乱，被称赞“用药得当，可以通神”。
    李辅仁因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长期医疗保健和重大医疗抢救工作中做出了优异成绩，多次获“中央保健杰出专家”称号。

家学渊源 师从泰斗

    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并深得其要。
    李辅仁出生于中医世家，家中开有诊所，父亲、兄长皆以行医为生。少年时期，在功课之余他经常在诊所中帮忙，抄写方药，同时开始在父亲、胞兄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中医典籍，如《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汤头歌诀》等，长期的耳濡目染，使之不仅对中医学颇有好感，也坚定了他学医、行医的决心。
    李辅仁在学医之初，父兄就曾告诫，中医贵在实践，晦涩抽象的中医理论只有在病人身上、在临床实践中才会变得异常灵动与直观。如果离开临床，仅靠死读书、读死书是学不会中医学的。所以李辅仁从学医起就一直坚持临床，家里的诊所为其提供了良好的见习、实习机会。这个时期积累的理论储备和医学功底为他今后的中医造诣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9年，李辅仁拜名医施今墨为师。施今墨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教育家、改革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孙中山、何香凝、溥仪、 载涛、李宗仁等人都曾延请其治病。他遣方用药自成一格，处方配伍精当，药品繁多而前后搭配无不相合，博得了“雍容华贵”的美誉。施今墨为人严谨、谦恭，授徒严格、认真。李辅仁吃住在恩师施今墨家里，与老师长子施稚墨“同宿舍”数年，从学习到生活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与帮助，成为老师为数不多的入室弟子。
    李辅仁学医期间，不论是医术、医理、医德各方面都延续乃师之风，随师临证，并常常代师出诊，深得老师和病人的信任。在华北国医学院学习以中医为主，兼修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师满后的李辅仁先后在北京、天津两地行医，早年以擅治妇、幼科疾病而闻名。
    1944年，25岁的李辅仁在北京建立辅仁诊所，上午门诊，下午出诊，正式开始以自己所学济世救人的独立行医生涯，不久就声名远播。

顾护正气 攻老年病

    多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他独特的医病风格，抓主症、断然处方。用药中正，杂而不乱。他解疑难重症，屡起沉疴，活人无数。
    1954年，李辅仁开始在卫生部北京医院中医科从事保健医疗和老年病中医防治工作，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专职中医保健医师，从此他的主治方向也转为以诊治老年病为主。
    李辅仁认为，人体的衰老是一个必然过程，盛极始衰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因此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就是正气渐衰，维持生命活动的各种物质与功能都在全面衰退，五脏功能日益低下，生命状态处于较低水平的、很不稳定的平衡中，同时高度强调了肾与衰老和常见老年疾病的密切关系。

兼容并蓄 中西合璧

    他反对门户之见，主张中西医精诚团结，取长补短，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他力倡辨证与辨病相结合。
    中医药学的实践离不开《内经》、《神农本草》等经典医籍，但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学派的产生都源于医学家在临诊实践中，结合实际来开发经典中基本理论的含义，可以说学派的形成都是始于创新，这就是“尊古而不泥古”。
    以此为基础，李辅仁发展了《内经》的“形能”学说，指出“形能”分为生理形能和病理形能两个方面。他以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科学、辩证地揭示了两种“形能”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使古已有之的“形能”学说，成为出奇制胜地攻克现代老年性顽症的利器。
    作为中医师，李辅仁主张在医疗实践中发挥中医优势，学习西医长处，缩短疗程，提高疗效，将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使病人受益。
    他解释说，中医重辨证，“证”是辨证论治的核心和出发点，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表现在机体整体层次上的综合病理变化。“辨证”就是通过四诊(望、闻、问、切)识别和理解“证”的过程。“证”与“辨证论治”的优势在于直接把握病人的机体反应状态，着眼于改善机体内在的稳态调节机制，调动机体综合抗病能力。但“证”只能从疾病反映在外的症状上去揣摩，带有较大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西医重辨病，它运用奠基于现代科技与实验研究的基础理论，说明病的解剖部位、组织的病理改变、器官的功能异常，甚至分子生物学变化的详情和细节，将其归纳为“病”的概念。“病”形成了病因、发病机制、诊断及鉴别诊断，因有结构、功能的变化，影像、化验为依据，描述具体，治疗也是针对病因，令人一目了然。
    他认为中西医结合之关键，在于辨证与辨病相结合，而不在于理论体系之争鸣。医生治病辨证的关键不在大同，而在小异。他主张，临床上要抓住主证、断然处方。对于疑难重证，要有“药到而立起沉疴”的胆识，对“经方与时方”要灵活化裁运用，在制方用药上要做到不求标奇立异，唯疗效必须出奇制胜。
    李辅仁坚决反对以流派划门派，以偏赅全，竭力倡导当今为医者不可各执一端或固守门户之见，而应在临床实践中整体的、辩证的、发展的认识人体与疾病，不断学习、吸收各医家的学术观点与诊疗经验，博采众家之长，因人、因地、因时治宜，辨证论治，治病求本，方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且，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才能树立良好的中医形象，保证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
    他认为当今的时代是中医学与现代医学并存的时代，中医学不仅不再是“独此一家”，甚至有被异化、被取代的危险。中医同道及广大患者自然知晓中医学的独特魅力，但是不能否认现代医学以其严谨的逻辑、直观的形态表述、快捷的疗效等优势占据了医学的主流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医工作者就不能仅仅着眼于自己内部的交流与学习，而应尽可能多地学习和掌握现代医学知识，扩大知识面，不断吸取现代医学、科学的养分，将他人之长为我所用，不断发展与完善自己。

养生有道 美意延年

    中医百年坎坷，他经历大半。他告诫，心胸坦荡，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保持平和的心态是老年人保健的一大秘诀。
    李辅仁今年已经90岁了，满头银发的他行动敏捷，精神矍铄，说话底气十足，体重一直保持在70多公斤，可以说他自身的健康是他医术、医理的绝好例证。
    李辅仁经常与人分享他的养生观念，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吃甜食，生活琐事亲力亲为，随时随地运动，勤动手勤动脑，在工作、生活中都保持年轻的心态。他曾说到，自己自小家境不丰，故生活勤俭，常常都是粗茶淡饭，但是也知足常乐。随着年纪增长，饮食以素淡为主，少吃甜食，少吃脂肪类，多食水果及蔬菜，养生之道“自俸甚薄”，平时吃得简单，不吃什么特别贵重的补品。他认为，中国人传统饮食中带糖的食品很多，比如农历正月十五吃元宵，五月初五吃粽子，八月十五吃月饼，所以他有意识的不吃糖，长期坚持下来，至今和高血压、糖尿病这类富贵病不沾边。
    李辅仁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寄托很重要，如果自己在六十岁就退休，就没有今天的好身体，每天保持适量的运动是延年益寿的灵丹妙药。每天自己买菜，自己擦地板，多走楼梯，气血循环好，人就不容易生病。他认为，运动可以代替部分药物，而一切药物都不能代替运动。
    李辅仁说，自己这一生遇到的不顺利和波折太多了，中医百年坎坷，自己经历大半，如果不是豁达的心态，恐怕早就没有今天了。心胸坦荡，上不愧天，下不愧人，保持平和的心情是老年人保健的一大秘诀。
    李辅仁还告诫老年人，无论从事体力活动还是脑力劳动，均不宜过劳。否则可导致抵抗力下降，易罹患各种疾病，尤其是重度的脑力活动会严重地损耗气血精津，造成头晕、耳鸣、失眠、健忘等症。
    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适当的体力活动或体育锻炼，可以调畅气机，疏通血脉，增强体质，从而保证灵活、协调的肢体功能。故李辅仁常鼓励老年患者进行适当的体力活动，不可久坐久卧。但要注意量力而行，不宜剧烈运动。

抚慰病患 推己及人

    “青年一代的医生应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就不可能认真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痛苦，他的医术就不会提高。”
    “李老诊病，如坐春风。”前来就诊的患者这样说，李辅仁对待患者无亲疏、厚薄，均一视同仁。他说，一个医生的一生，归根结底就是医德、医术和医风。
    数十年从事老年保健医疗工作，他一直本着“人之痛，己之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尊敬和爱护就诊者。李辅仁临证时，不仅耐心细致，辨证严谨，用药精当，还常以年近九旬的丰富人生阅历及时疏导患者，劝导患者多与他人交流，丰富兴趣爱好，调节情绪，从而感受生活的美好，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患者都特别愿意到李辅仁诊室，因为不仅是解决身体上的病痛，还能得到精神上的抚慰。
    李辅仁这样告诉弟子，中国古代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青年一代的医生应该知道，作为一个医生，不能把别人的痛苦当成自己的痛苦，就不可能认真研究怎么解决这个痛苦，他的医术就不会提高，就不会好到哪儿去。李辅仁常说，为医者，医术固然应求一流，而医德、医风更应高尚，不可有丝毫侥幸投机之心。
    李辅仁说，自己尤其反对为迎合患者之需求，或为私心而取悦患者，开“人情方”，妄用贵重之品，他称之为“害人不利己”。处方选药要经得起考验和推敲，反思之而无愧悔。避免毒、副作用大的药，因为老人肝、肾功能减退，解毒、排毒作用降低，易致损伤；也忌“望而生畏，闻之刺鼻，食后作呕”及疗效不确之药。至于价格特贵之药，给国家、个人带来过重负担，也当力求避免。
    著名书法家赵朴初曾题赠李辅仁：“白衣之慈，青囊之术，安老扶康，德音遐布”，这也是对李辅仁品格的真实写照。

李辅仁小传

吴咸中，男，满族，1925年8月出生，天津医科大学、天津市南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1951年起即用中医药治疗常见病症，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上世纪60年代初，他建立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新体系；
    上世纪70年代中，他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中西医结合急腹症研究所；
    21世纪初，他被确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学术传承人；

    半个世纪前毛主席曾经提出过一个设想：要把建国以前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中医和西医结合在一起，形成一门新的医学。面对这个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很多人退缩了。但是有这样一位老人，他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努力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寻找一条和谐发展之路。
    他就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的奠基人、原天津医学院的老院长、今年84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咸中。
    为兵求勤，为将求锐，为帅求智，为师求贤，是吴咸中为人、治学的准则和成功的秘诀。

满族家庭  三兄弟成医学泰斗

    20世纪50年代末，吴咸中被誉为天津普通外科“三把刀”之一。他是中外著名医学大家，并和他的兄长吴执中、吴英恺一起被誉为医学界的“北三吴”。
    吴咸中于1925年8月28日（农历）生于辽宁省新民县的一个满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家是满族正黄旗，也是书香之家，祖父是晚清秀才，后来家道中落，以教私塾为业。吴咸中说自己家教甚严，父亲笃信儒学，崇尚礼教，一生都以中庸为原则。父亲为他取名“咸中”，意为时时处处都要按“中庸之道”行事。
    吴咸中在家排行最小，他也和两个哥哥一样立志学医。1943年，吴咸中以优异成绩考取满洲医科大学。1948年，他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在天津中央医院(后改为天津市立总医院)外科开始了从医生涯，从主治医师到副主任、副教授，一干就是17年。1956年，31岁的吴咸中即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并被称为天津市医务界“三把刀”之一。
    值得惊叹的是，吴家兄妹五人，除了三哥学习农业之外，另外四人全部从事医学，并且出了两位院士！吴咸中的大哥吴执中和二哥吴英恺先后毕业于沈阳小河沿医学院(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后又都留学英美，都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医学家——吴执中是中国近代职业病研究的奠基人与开创者；吴英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享誉世界的一代医学泰斗，中国心胸血管外科奠基人，一手创建了北京阜外医院、安贞医院。吴咸中本人也成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他开拓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事业使他跻身于中外知名的医学大家行列，并和吴执中、吴英恺一起被誉为医学界的“北三吴”，皆为中国医学泰斗。
    谈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人，吴咸中说，当数二哥吴英恺。二哥对他的要求严格近乎苛刻，问病史，查病情，做手术，记病历，全部要求他不能有丝毫懈怠。为练习手术技巧，年轻的他甚至被兄长“挤对”得找来茶壶，两只手放到茶壶里去练。他今天之所以还是奋斗在临床一线的医术权威，和当年练下的基本功是密不可分的。

响应号召  古方破解急腹症

起死回生  他最崇敬周总理

    是周总理把关了四年多“牛棚”的吴咸中请到北京接见，是周总理力挽狂澜使濒临绝境的中西医结合起死回生。吴咸中作为唯一的中西医结合专业医生，守候于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吴咸中家中最醒目的位置，摆放着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那是1976年周总理医疗组成员向总理告别的场面。医疗组里，吴咸中是唯一一个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医生。
    “总理是我最崇敬的人，能够为他治病，也是我一辈子的荣耀。”吴咸中眼眶中泪光闪动——尽管已经时隔30多年，但吴咸中总觉得周总理还在自己身边。
    吴咸中和总理的交往，始于1971年。当时，正值任南开医院当院长的吴咸中在“文革”中被关“牛棚”几年之后，突然接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消息，他被树为全国的中西医结合典型，参加全国第一次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会上，周总理把吴咸中叫到主席台，坐在他的身边，总理向他询问了治疗急腹症的经验。
    总理问吴咸中：“你们能治哪几种病，胰腺炎你们治过没有？你会不会开方子？”吴咸中自信地说：“会开”。总理又问：“你们推广得怎么样？”他说：“有推广，但是推广得还不够。” 总理说:“那不是你们保守，是还没有实行推广。”是周总理力挽狂澜，使濒临绝境的中西医结合事业起死回生。吴咸中永远记得总理对他的勉励和嘱托，并以此作为开拓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永恒动力。
    但是让吴咸中没想到的是，５年后自己竟能用中西医结合疗法为总理减轻病痛。“我是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刻被叫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总理已多日未便，吴咸中开了一张方子，疗效很好。第二天，邓小平来看总理，邓颖超高兴地对邓小平说，吴大夫给开的这个药通里攻下，大便通了。邓小平对吴咸中等专家说：“你们用通里攻下，这个很好，这个经验应当总结总结。”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18天里，就是用这个办法来维持……讲到这里的时候，两行清泪已经顺着吴老的脸颊无声滑落。
    总理去世后，邓颖超专门寄给吴咸中一些照片作为留念。在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一张周总理的照片。“每当仰望周总理慈祥的面容，都会想起周总理对中西医结合事业的肯定和鼓励，心中增添无穷的力量。”吴咸中激动地说。

三支力量  “海陆空”协同作战

    吴咸中认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应该搞成海陆空协同作战，不能搞魏蜀吴三足鼎立。吴咸中创建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被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为“中国在世界领先的五项医药学项目”之一，他因此被誉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擎旗人。
    为了调查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从1982年到1983年，吴咸中带头组织调研组走访了全国十几个省市的数十家中西医结合机构，就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可行性、西学中队伍与中西医结合机构的现状等写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报告中他提出了一句颇具分量的话：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不应是魏蜀吴，鼎立三分”，而应是“海陆空，协同作战”！这个比喻举重若轻，为面临危机的中西医结合指明了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西医结合事业不断壮大，中西医结合已经得到了国际认可，他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急腹症的绝技早已闻名海内外。1982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在世界领先的五项医药学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针刺麻醉、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断肢再植、烧伤。吴咸中也因此跻身于中外著名医学大家行列，被誉为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擎旗人”。
    1978年~1994年吴咸中任天津医学院（现天津医科大学）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1984年，他被批准为中西医结合临床（急腹症）博士研究生导师，为全国培养了数百名中西医结合骨干。1989年，他领衔的中西医结合临床学科获批国家级重点学科，并提出在高层次发展中西医结合的战略思维。
    吴咸中先后培养了3名博士后人员、30余名博士和48名硕士,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人才梯队，其中绝大部分都成为中西医结合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如中国微创外科的创始人之一的鲁焕章教授。
    1991年，吴咸中从天津医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休后，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中西医结合工作。他提出用中西医结合向急性重症胰腺炎和急性重症胆管炎这两个国际公认的外科难症发起挑战，使重症胰腺炎的病死率已经从30%降到15%；重症胆管炎的病死率从20%降到了2%。2003年，吴咸中对通里攻下法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50年来他获奖无数，主持参与国家多项科技攻关项目和省市重大科研课题，共获20余项市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发表论文300余篇，主编专著15部。

吴咸中简历

何任，男，汉族，1921年1月出生，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1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浙江省名中医。

 何任：金匮研究第一人

  
    ●他26岁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
    ●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治疗肿瘤12字原则，指导临床遣方用药，屡获奇效；
    ●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八老上书”的参与者，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奔走呼吁；

    何任5岁，受父亲影响，《本草备要》、《药性赋》即使看不懂也要背上几遍，不认识的中药总是偷着尝一下；
    10岁，对国文、历史、地理知识颇为精通，一篇《月上柳梢头》的作文，被老师戏称为“小鬼”；

　　14岁，由于患胃病，对中医、中药特有兴趣，对照《本草》，将所吃中药的性味归经详记心中；
    16岁，以一篇《论〈伤寒〉六经》震撼监考老师，随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直接插班读二年级；
    26岁，针对中医教育匮乏的状况，在杭州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面向全国招收中医函授学员；
    ……
    如今，89岁的何任，面目和善，皮肤白皙，精神矍铄，温文尔雅，一副金丝眼镜后闪动着慈祥而睿智的双眸，几道浅浅的皱纹，让人感受不到他经历的风霜。当记者采访他时，提及往事，他时而大笑，时而严肃。

    立志 选择中医我无悔
    他生于中医之家，从小就酷爱中医；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乘船赴沪，以“去考学堂、去看我娘”令整船人为之动容；他考取了西医、中医两所院校，最终选择了中医，成为一代金匮大家。
    何任，1921年出生于一个富庶的中医之家，早在童年时期，父亲便让他诵读四书五经及《汤头歌诀》、《药性赋》等中医入门书籍。
    1938年，何任立志学医，拟赴上海学习。当时上海城郊都被日军占领、上海市已经成为一座“孤岛”，何任通过多种关系，拿到了去上海的通行证，乘上了一艘只有小贩才搭乘的小货轮。
    “现在不太平，像你这样的壮丁，很危险的。”有好心人提醒何任，当时船上以中青年妇女为多，他是整船唯一一个穿长衫的大男孩。
    “去考学堂、去看我娘”，面对众人的疑惑，何任拿出了自己的通行证，以去考学和看母亲为由，令好心人颇为感叹。
    当时的上海西医院校居多，而中医则只有新中国医学院一处，何任一边复习英语，一边学习中文，备考两所学校。不久成绩下来，何任接到了西医院校的备取通知，同时也顺利考取了上海新中国医学院二年级的插班生。
    “现在我还记得，考题是《论〈伤寒〉六经》，题目极大、极活、极泛”，何任一连用了3个“极”字。“我一直写到监考先生站在我身边来催，才收笔。入学后，我听老师说，我其实可以考三年级的插班生，现在想来，我选择学中医是对的，在学校的那段日子，谢利恒、丁仲英、祝味菊、徐小圃、秦伯未、章次公等名家先后施教，让我视野大开。”
    由于基础扎实，学习刻苦，成绩出色，何任深得老师赏识，被同学们一致推举为年级长。
    1941年，实习结束后的何任到浙江永康盐务局当医生，接触到了天花、麻疹、伤寒等疾病，随后，何任以一篇《中医诊治急性传染病之实践》的论文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学术 “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
    他编写了解放后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他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被日本学者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他被称为经方大师，和刘渡舟先生一起被称为“南何北刘”。
    何任认为，学生毕业不是意味着学习的结束，更意味着自己独立进行艰辛研究的开始。
    在教学、临床之际，他以中医第一部杂病学专著《金匮要略》为研究重点，开始了自己成为《金匮》大家的探索之旅。
    1958年，他编撰出版了解放后我国第一部《金匮》读物《金匮要略通俗讲话》。此书第一次以白话形式对《金匮》原文进行全面阐释，极大地方便了初学者，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至今已发行15万余册。
    1985年，他编撰《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金匮要略讲义》两书，为《金匮要略》的教材编撰探索出了一种沿用至今的范式。同年，应日本汉方医界和东京医校邀请，何任前往日本讲学，为日本学者作“《金匮要略》之研究”的学术报告。精邃的研究，丰富的成果，生动的报告，深得日本学者的尊奉与推崇。
    何任研究经方，也善用经方，主张尽可能使用经方全方.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赴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北京中医药大学董建华先生都会邀请他去义诊，当时他主要研究《金匮要略》，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主要研究《伤寒论》，二人被董建华先生称为研究经方的“南何北刘”。
    1991年，何任主编的《金匮要略校注》、《金匮要略语译》两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其中《金匮要略校注》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部级），并被翻译成日文版，成为日本医生学习中医的教材，他本人也被日本汉方界誉为“中国研究《金匮要略》第一人”。如今，该书成为现代校注《金匮要略》的最权威版本。
    作为一代《金匮》大家，何任应用经方非常娴熟，用药味少而效宏。
    “经方用药，须有严格规律”，何任说，“用大承气汤就得按‘四黄、八朴、五枳、三芒’的比例。如果少其中的芒硝，那就不能说用大承气汤，而是用小承气汤。在临床中，要么你就准确地运用经方，有针对性的辨病、辨证，要么不要说你用经方，只能说是个人的经验方。”
    “比如泻心汤，某一味药的用量加大，为主药，就分为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甘草泻心汤等，而各方中亦有一些增损，但各有其适应证，不可混用。”
    何任每天都要抽出时间读书、每月都要撰写论文，至今已发数百篇。《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从1977年创办至今，每期都有何任的学术论文刊出，30年来从未间断。

    医术 疑难杂症疗效佳
    他虽是经方专家，但不排斥时方，当用则用，惟效是求；他创立的“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治疗肿瘤原则，在临床被广泛运用，并屡获奇效。
    擅用经方，亦不排斥时方，一切惟疗效是求，这是何任遣方用药的特色之一。时方，习惯上指的是经方以外的治温热病各家方，如三仁汤、清营汤之类。何任认为，这种方剂，基本上是结构完善的，一般宜全方使用，不可过多增减。
    每逢何任门诊，浙江名中医馆和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门诊部必排着长长的队伍。这些人大多是凌晨一、两点钟来的，有的则是前一天晚上就在这里等候。他们有的讲杭州方言，有的操东北口音，有的是广东话，还有的是归国华侨说着的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不为别的，正是为了来找何任教授看病。
    “何任可真是华佗再世，是真正的大医。我现在这条命就是何任给的呀！”在之前的采访中，浙江嘉兴病人沈某反复赞颂何任。
    沈某被上海某大医院确诊为胆囊癌晚期肝浸润，认为已无法医治，并预言只能存活20天左右。经何任详细诊察，精心辨证，以扶正祛邪蠲痛法立一处方。病人服用7剂后即觉症状明显好转。续服4月后前往原上海某大医院检查，癌肿完全消失。2个月后即照常上班。后间断服药，至今已过去整整18年，病人依然健康如常人。
    何任擅长治疗时病内科、妇科、肿瘤、疑难杂症等，在治疗肿瘤时，强调应遵循“不断扶正，适时祛邪，随证治之”的十二字法则。
    “不断扶正”，就是指治疗自始至终要调整正气，培益本元，提高病人抗病能力。“不断扶正”之方法，何任在临床上又将其细化为三种，即益气健脾、养阴生津、温阳补肾。
    “适时祛邪”，就是指在“不断扶正”的基础上，将清热解毒法、活血化瘀法、化痰散结法、理气解郁法交叉配合使用。
    “随证治之”，即是指

    做人 社会责任重如山
    他是“十老上书”的领头人，亦是“八老上书”的参与者；有人贴大字报，嬉称他为“八哥先生”，当上级追查，仍出手相救；他对中医药事业奔走呼吁，赤胆忠心。
    何任对中医药事业的精诚之心，日月可鉴。当代中医发展史上有两次著名的“十老上书”、“八老上书”，何任均列其中。
    他是“十老上书”的发起人，1984年，焦灼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举步维艰，何任高瞻远瞩，联合山东中医学院张灿玾教授、湖北中医学院李今庸教授、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路志正主任医师等十位当时全国最著名的中医专家，呈书国务院总理，陈述制约中医药发展的严重制度缺陷，恳切希望中央能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管理系统，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
    “我当时的这个决定，连我的爱人都不知道，都是在秘密进行，上书国务院，以前我们没有做过”。回忆起那段往事，何任感慨颇多。
    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国家中医管理局，从此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有了自己专职的政府行政机构。
    1990年，何任等8位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再次上书中央，恳切呼吁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八老上书”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仅加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一些省、市也相继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
    再次想起往事，何任的脸上多了一丝肃穆，“有的老专家现在都不在了，中医发展需要传承啊。”
    何任关注着中医的发展，却从不把别人对他的评价放在心上，对批判自己的人还出手相救。
    1957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身为学校党委委员的何任由于经常传达党的文件被人贴大字报戏称为“八哥先生”，在上级派人调查此事时，认为该人是对党进攻，而何任却将责任归结为自己身上。
    “他也有妻子儿女，也不容易，也是一时冲动吧，我说，他贴大字报是因为我主张使用经方要原方使用，不要改变，所以才被他戏称，上级认为我说的有道理，没有追究。”何任说，“现在他还在世，我想我是对的。”
    “老人家一直关注中医事业的发展，每当有好的政策出台，就特别激动，”在何任停顿之际，他的女儿何钧讲起父亲第一次读“十七大”报告时的情景，“报告中有关于中医的发展，提出了‘中西医并重’，这使老父亲激动不已”。
    “以前资料是‘中西医结合’，现在中央明确‘中西医并重’，说明党和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何任说。
    “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这是何任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写的条幅，“养生先养心，养心先养诚”是其做人的准则，高尚的医德、精深的技艺，何任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推崇与敬重。他以赤胆忠心的中医情怀，凭借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孜孜探索的精神，开拓了一条艰辛卓绝的名医之路。

    何任小传
    1921年生于浙江杭州人，为中医世家。
    1938年-1941年，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
    1947年，创办中国医学函授社。
    1949年-1955年，创办庆春中医联合诊所，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
    1958年-1983年，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院长。
    1983年至今，任浙江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

张琪，男，汉族，1922年12月出生，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主任医师，1942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黑龙江省名老中医。 

    ◆他钻研肾病40多年，临床科研硕果累累，是当之无愧的肾病权威
    ◆他对复杂肾病或各类疑难重症都辨证精准，生死边缘救人无数
    ◆他性情温和，但为中医之兴衰，曾多次致信总理，医之大者天下为公

    87岁的张琪略微发胖，喜欢眯眼微笑，像是邻家长辈。生活中他行事低调，别无所求，但对中医学术和临床，却有一种特别的坚持和认真，在东北及全国中医界广受尊重。
    肾病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上世纪60年代中西医对此都没什么好办法。张琪迎难而上，一研究就是40多个春秋，大大提高了全国肾病学术和诊疗技术水平。他在很多疑难杂病诊治上也卓有建树，亲手培养的50多名博士、硕士遍及海内外。

真心：不尚空谈重疗效

    “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他不在乎人们对大方的偏见，看病敢用、善用大方复方。
    张琪没拜过什么名师，靠自己临床多琢磨，不到40岁就成为“黑龙江省四大名医”之一。成名后，张琪在书中，在讲座中，把自己的经验体会不加修饰地和盘托出。
    一次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讲座时，张琪说，“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不主张写过多的书。注解百篇不如临床实践一次。”因为多次从《伤寒论》中尝到甜头，他本打算写一本《伤寒论》注解，但后来看到单纯注解的书太多，就决定写一本对临床有实用价值的书。他说，过去有许多老中医，书读得很多，但是临床少，他们不大愿意看病。“出书是给别人以间接的实践。《伤寒论》是张仲景的实践，《温病学》是叶天士的实践。我们要自己实践，直接的实践，读书是间接的实践。”
    张琪喜欢“求真”二字，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说，现在有些杂志写老师经验，把老师捧得天一样高，很不好。有的报道说，某种病治疗效果特别好，痊愈率特别高，一看就是假的。在《张琪临证经验荟要》自序中，他写道：“书中所录，皆源于实践，确有疗效者，方敢书于笔端，医乃活人之道，予不自欺亦不欺人也。”
    对大处方治病，业内一直有种偏见，认为是辨不清证候开“葫芦方”。或许是基于对自己辨证精准的信心，张琪善用大方复治法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药味多达20多味，取得很好的疗效。他说，“必须认识到现在有些疾病的病因病机已不那么简单。比如尿毒症病机错综复杂，有虚有实，脾肾不足兼有湿热、痰浊、瘀血，不能单纯补或泻，要从多方着手，处方兼顾，这其实也是学术的发展。”
    除“大方复治法”，张琪还善用辩证法，如散敛合用、寒湿并用、消补兼施等法，即在一个方中把两类作用相反的药物组在一起。他推荐多读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些哲学思想有利于在复杂的疾病中分清主症和次症。他说，“医者意也”，“意”字有很深的涵义，为医者必须思路广阔，善于分析病情，动中肯綮。
    张琪治法多尊仲景，常在古方基础上加减化裁，创制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新方剂，如治疗淋巴腺结核、甲状腺囊肿的瘿瘤内消饮，治疗静脉炎的活血解毒饮，治疗慢性肾病日久、尿蛋白不消失的利湿解毒饮等。经他研制的“宁神灵”，获得布鲁塞尔尤里卡国际发明博览会银奖，救活了一个药厂。
    专攻疑难重症是张琪临证一大特点，他在胸痹、痹病、肝病、血液病、精神疾病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被他治愈和挽救的重症患者究竟有多少，谁都数不清。
    庆安钢铁厂一位青年工人，在一次火灾中一氧化碳中毒，确诊为脑细胞坏死。病人四肢颤抖，神志呆滞，几乎成为废人。张琪开出第一个处方，以后不断调整，服药100多剂后，病人奇迹般恢复健康。
    比利时人杰克·贝兰克不远万里从布鲁塞尔飞到哈尔滨，他尻以代踵，脊以代头，步履蹒跚，张琪用中医药使他站稳了脚，直起了腰。回国后他迫不及待发来电报报喜：“虽然我已经61岁了，可是身体却像16岁少年一样充满活力。”

决心：攻克肾病闯新路

    眼看中医被取缔，他还是坚持在药店当学徒；宁可手脚生冻疮，攒的钱不去买被褥，都买了医书。
    张琪喜欢临床，离不开病人，乐意给人看病。“我这辈子唯一不高兴，就是文革期间有一年不让我看病了，这是最苦恼的。”
    他认为只有临床才能学到真本领，要求研究生必须按时出门诊。对寒暑假日都跟着出诊的勤奋学生，张琪特别喜爱，赞不绝口。省中医院肾二科主任王今朝是1989级的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她没按时出现在张琪的诊室，张老吩咐，“让今朝给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张老温和地告诫“不能离开临床啊”，老师的焦急让王今朝从此痛下决心，现如今成为医疗骨干。
    一般来说，请张琪教授诊病的人大都是重患或疑难病。张琪对病人极有耐心，看病时间很长。五女儿张佩青是省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她说“家父性格温和，遇事不怒，每遇不同意见，则欣然颔首，耐心倾听。”本来就生性温厚，对待病人张琪更是如同亲人。“有的患者一股脑倾泻出来，一说病情就是十几分钟，但他从来不打断，总是认真听，我们在旁边干着急。”
    有次医院组织全体职工春游，坐在车上的张琪看到一位慢性肾炎的老患者来了，立即下车请病人到诊室看病。为此他耽误了出游，有人为之遗憾，可他却高兴地说：“以病人之乐为己乐，这是一个医生最有意义的事，岂不远胜过野游之乐吗！”
    如今张琪每周两次门诊，查一次病房。上午看不完，病人就想法加号，或者家里找、路上截，他总是微笑着来者不拒。老伴王桂珍说：“这老头，成天就认病人。他立了条规矩，到家找看病，平民百姓、省委书记一样看待，不许嫌农村人脏，不许谎说不在家。”
    对临床这种超乎寻常的喜欢，和他幼年的经历有关。张琪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河北省乐亭县的名中医，6岁时爷爷每夜在油灯下教他读医书，张琪亲眼目睹他们治好许多疑难疾病。青年时，侵华日本想取缔中医，眼看学中医毫无出路。张琪只身在东北闯荡，别人劝他改行，但他偏偏坚持在哈尔滨天育堂药店当学徒。没老师敢教，他就夜里起床偷偷对着医书琢磨先生的处方。冬天天冷，别的学徒攒些钱买毛毯盖，他不顾手脚生满冻疮，把钱都买了医书。
    1967年“文革”期间，他有3个月下放到黑龙江省兰西县农村，条件非常简陋，但能有机会给人治病他乐此不疲。十里八村的农民赶着车，骑着毛驴，用门板抬着病人来到张琪驻地，他一一耐心地给乡亲们诊治，最多一天看了101位病人。有的农民朋友至今还与他保持着联系。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张琪的成才经历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因为热爱，所以心甘情愿吃苦钻研，医技在临床的长期磨练中得以升华。张琪在河北乡间平生第一次临诊，就治好一位久治不愈的高热病人；在哈尔滨市第四联合诊所，他的医术和为人深得工人们信任；到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不久，常被邀请为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等领导诊病，还受中央委托为前苏联阿穆尔州秘书长（相当于我国省长）治好了心脏病。42岁撰写的《脉学刍议》揭示了脉学在辨证中的重要地位，一版再版，在国内颇有影响。
    张琪说，学习任何一种科学，任何一种知识，首先要热爱。中医经典内容看似枯燥，但里面确实有好东西，要注重边学习边实践。把看的书应用在临床，用了就觉得中医“有味道”，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后就更愿意学了。
    为了学习新技术新经验，他几乎订全了国内发行的各种中医杂志，一有闲暇便细心阅读。逛书店淘书，成了张琪晚年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张佩青说，“家父治学严谨，从不敷衍，年已耄耋日诊患者数十人，夜读文献，查找古今医案。我因行政工作繁杂，求医者甚多，时有劳累放松之感，辄扪心自比顿觉惭愧，其精神激励后人，警示来者不敢懈怠。”

公心：牵挂事业广带徒

    他从来不争，什么都可随意，但为了中医事业，张琪奔走呼吁，几次致信总理。
    张琪说，80多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是1953年听到传达的毛主席对中医工作的指示，认为中医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功劳最大。选择中医以来他遭遇过很多歧视和阻力，那天突然听到这个喜讯，31岁的他张琪觉得前方一片光明，兴奋得一晚没睡觉。
    他说自己“第二高兴的事”，就是成立了国家中医管理局。
    他的感恩发自内心。因为经历人生甘苦，他能深刻体会国家政策对一名中医从业者的影响。他说政府给他的荣誉太高了。
    事实上，张琪是个欲望不多的人。生活中，他喜欢写写毛笔字，听听京剧。当年有关部门想提拔重用，他婉言谢绝；有朋友建议他到南方合开诊所，他表示不会经营。他从不考虑升官发财，最大爱好就是看病。
    他似乎注定为中医而生。一向性情平和、从不发怒的张琪，为了中医事业，他愿意出头多次联名致信国家主席和总理，为中医争取政策和支持。在很多场合他公开呼吁中医改革教育模式，要中西医并重，他的忧虑溢于言表。
    为培养更多人才，张琪不顾年事已高，坚持带研究生。他说：“自己还能干几年？带徒才有意义。”他亲手培养了50多名博士和硕士，8位继承人，现在还有2个第四批继承人和5名博士。张琪力争“培养一个出息一个”，他的学生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曹洪欣、北京医院中医科主任王暴魁、天津中医药大学内分泌中心主任吴深涛等，大部分成为中医战线的中坚力量。
    他还是广东省中医院肾病科徐大基和林启展的带徒老师。为指导他们学习，张琪不顾舟车劳顿，一年中两度从哈尔滨到广州，亲自带他们随诊，平时不厌其烦地在电话里授业解难，每一封信件都是亲笔书写。
    80岁生日之际，张琪收到众多学生的感恩与祝福。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谢宁、周亚滨教授在贺信中说：“随师3年，日间临证，夜间读书；鸡鸣冷月，黄卷青灯，用功不为不苦。得恩师精勤教诲，推云拨雾，指点迷津，更给予我们人品医品之熏陶，对学生晚辈爱护有加。时光流逝，愈觉3年随老师鞍前马后实乃人生之莫大荣幸。”
    张琪，就是这样一位平和真诚的老人，一个骨子里有热爱有追求的中医人，一名内涵深厚、需要用心揣摩的大师。

张琪小传

张灿玾，男，汉族，1928年7月出生，山东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教授，1949年1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

张灿玾的治学思想：

    ◆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
    ◆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
    ◆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
    ◆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
    ◆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
    ◆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齐鲁之邦，孔孟之乡，儒家文化浸润着山东的每一寸土壤。
    济南市历下区的一栋住宅楼里有一不足100平方米的普通居室，名曰“琴石书屋”。屋内藏书充栋，奇石林立，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在抚琴，琴声铮铮，如高山流水。弹到兴高之处，老人和声吟唱，时而婉转，时而高亢，时而悲怆，时而悠扬……一曲奏罢，余音绕梁。
    这位浑身透着儒雅之气、从容而潇洒的耄耋老人，就是国医大师张灿玾。

初度临东海，医门育此身
十三逢乱世，弱冠始行仁

    “我的学历仅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张灿玾1928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市下回头村的一个医学世家，其祖父、父亲一生为医，德高望重，享誉一方。
    1936年春，张灿玾始入小学读书。1939年冬，读完了小学四年级，1940年初，日寇铁蹄踏进荣成，家乡沦陷，被迫辍学。
    1941年，家乡解放，抗日民主政府在下回头村办起了完小（即高等小学），张灿玾入校继续学习。他学习勤奋，在两年多完小学习期间，不仅在学业方面每登榜首，还在课余时间自学了多种乐器演奏，参加学校组织的戏剧演出。这些兴趣爱好的培养，为张灿玾日后广泛涉猎，各科打下了基础。
    1943年下半年，迫于环境，他结束学校生活，回家跟随祖父与父亲学习中医。父亲教读《医学三字经》、《药性赋》、《濒湖脉学》及《医宗金鉴》中临床各科《心法要诀》等，要求张灿玾熟练背诵。对《黄帝内经》、《伤寒论》及《金匮要略》等经典医籍，亦选出部分重要条文，让他熟读，并参阅明、清以来重要医籍加以理解。当其祖父与父亲诊病时，张灿玾则认真学习老人诊疗技术及方法，并负责司药，对饮片的加工炮制、丸散膏丹的制作、药材质量的优劣及真伪鉴定的一般知识，均需掌握。此外，张灿玾还对本地所产中草药之俗名及植物形态等都很熟知，经常介绍给病家自采自用。这些都为张灿玾后来独立应诊和进一步提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后的几年，由于抗战的需要，张灿玾参加了村里自办的剧团，导演了多部大型话剧、歌剧、京剧，颇受村民欢迎。他还当过一年小学教师，参加过青年抗日救国会的各种活动。在此期间，他仍继续坚持阅读了《寿世保元》、《万病回春》、《医宗必读》、《石室秘录》、《医方集解》、《本草备要》、《陈修园医书》、《外科正宗》等医学书籍及文史方面有关著作，学业大进。
    尽管后来张灿玾成为中医药院校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还是说，“我的学历很低，仅仅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

侵晓闻鸡舞，灯下笔耕勤
足以扶困厄，犹可疗斯民

    “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多年行医经历为我打下基础。”
    经过多年学习，张灿玾已掌握了中医最基本的诊疗技能。1948年，他开始独立应诊。此后数年，他白天看病，晚上看书，研究中医经典著作，阅览历代医籍，学习现代医学，常常深夜才睡，鸡鸣即起。
    1949年，张灿玾参加了区医药联合会。1952年春，他奉调参加县防疫队，承担反细菌战任务，时值俚岛区峨石山村麻疹流行，县防疫队派张灿玾等两人前往救治。经调查，全村约百名儿童患麻疹，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治疗，患者无一例死亡。
    张灿玾临证系继承祖业，不分内、外、妇、儿，皆能应诊。他认为中医治病重在辨证论治，无论内外妇儿，医理贯通，治病用药，贵在立法，而法的确立来自辨证，理法方药得宜，则药到病除。因此，“中医大夫最好是全科医生，各科是一个整体，要用中医整体观去辨证。”
    曾有一患者皮肤瘙痒难耐，找皮肤科医生治疗多日不见好转。张灿玾为其诊病时发现该患者不仅皮肤痒，还有口大渴、面红等症状，再结合舌苔脉象，他认为患者应属阳明气分之热，遂依法而治，患者很快就好了。“这就是用内科方法治疗皮肤病，中医注重整体！”
    凭借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张灿玾很快闻名乡里。但他仍精勤不倦，常常挑灯夜读。
    张灿玾认为，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孕育成长起来的，包含了人文学在内，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应”的哲学思想。同时中医又是应用科学，理论离不开临床实践。临床医生在诊疗中要注意辨证多面化、个性化，要标本兼顾，对待病人要认真、要有同情心。此外，学术可以分派，但医生不能守派，要根据病情选方，不能拘泥。
    悬壶乡里，十年临床，使张灿玾认识到实践对从医的重要意义，所以他来到大学以后，也不放弃任何应诊的机会，数十年来，他治好了很少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尽管后来我一直致力于中医文献研究，但我首先是一名医生。文献研究离不开临床经验，搞文献既要懂医理又要懂文理。多年的行医经历为我后来在文献上的研究打下基础。”

壮岁金陵去，归住黄河滨
执鞭杏林下，桃李几度春

    “我给学生制定的习业训词是：厚德怀仁，乐群敬业，医文并茂，理用兼优。”
    1958年，山东省荣成县卫生局选送张灿玾到山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学习，同年又派其赴南京进入江苏省中医学校（现为南京中医药大学）教学研究班学习。虽然只有1年多的时间，张灿玾十分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夜以继日，刻苦学习。他还是古旧书店、旧书摊的常客，曾用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买下了《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伤寒论直解》等一批古籍。
    张灿玾后来每谈及此事时，常说去南京学习是他医学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这让他对中医学的历史地位和现行价值的认识更明确，对中医学四大经典学术价值的理解更深。
    1959年7月，张灿玾回到山东，同年9月，调山东中医学院（后更名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工作。自此，开始了他人生中的执教生涯。
    自调入山东中医学院任教以来，张灿玾呕心沥血，勤奋工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中医药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多年的教学工作中，张灿玾总结出了6点治学思想：即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是从医的重要基础；临床实践是体验中医理论和建立中医信念的关键；集临床、理论、文献于一体，是加深掌握中医学术的需要；医文并重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博览群书、兼容并蓄，是学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源头活水；坚持继承发扬，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指导方针。
    他正是以这种思想去教育影响他的学生。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科技处处长谭奇纹是张灿玾2000年招的博士生。她进入师门后，老师对她的每一步都很关注，给她重新讲解“四大经典”，让她对中医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新的认识。老师严谨的治学态度让她记忆最深。有一次，老师为了让她准确理解《灵枢》中的一句话，查找了汉代以前的所有关于针灸的论述供她参考。“这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使我终生受益。”
    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的李玉清1995年跟随张灿玾读博士。“老师在治学上追求极致，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张灿玾除了教授中医学之外，还注重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一次他运用古人印刻知识对一册古籍善本进行准确断代后，让李玉清也开始迷上了传统文化。“毕业已经10余年了，老师身上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一直激励着我。”
    多年来，张灿玾已培养博士生18名、硕士生4名。他们均成为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或骨干。

架上书万卷，窗前月一轮
龙虫雕作事，乐道不染尘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了，就给我准备后事吧。”
    张灿玾在中医文献研究方面成绩斐然，著有中医古籍整理、点校、研究等多部著作，并发表论文100余篇，对《针灸甲乙经》等古籍的整理研究影响深远。
    1964年3月，张灿玾与徐国仟等受命整理研究《针灸甲乙经》。张灿玾北上天津、北京查阅古籍的各种版本及相关资料，并阅读了大量文史哲有关著作。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整理校释工作完成。此后，这本《针灸甲乙经校释》获得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这次整理研究，张灿玾深切体验到中医古籍整理即文献研究对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术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1983年，张灿玾被卫生部指定为华北山东片古籍整理学术带头人，先后承担和完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课题多项，出版了《针灸甲乙经校注》、《素问吴注》、《松峰说疫》、《经穴解》、《石室秘录》校点等10多部中医古籍。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张灿玾对中医经典医籍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尤其对《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条文释义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著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黄帝内经文献研究》一书。
    1994年，张灿玾开始撰写《中医古籍文献学》，每天平均工作10多个小时，历时3年完成，全书100多万字，在学术界影响很大，体现了国内外该专业的最高水平。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在撰写这部书的过程中，他的老伴不幸去世，他自己也由于过度劳累而复发胃肠病和颈椎病。
    张灿玾认为，文献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实践文化的依据。中医文献是中医学术的载体和宝库，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源泉，是中医学临床应用的指导，是中医研究的理论依据与信息资料，是中医教育的知识之源，是医史研究的素材。
    研究文献离不开古汉语知识，张灿玾深厚的古文修养来自于他平时的大量阅读。他的儿子张增敏说，父亲爱书如命，经常买书，而且坚持每天读书。家里藏书5000余种，有上万册，其中医书3000多种。记者看到，张灿玾家中的客厅被改成了书房，四壁都是堆满书的书架，卧室床头枕边也都是书。
    张灿玾爱书，他上街不是去书店，就是逛旧书摊。上世纪50年代，有一次张灿玾上市集，卖染料商贩董某摊上的一集书函吸引了他，经检视知其系中国学会辑印《周秦诸子校注十种》，遂欲高价购买，摊主本欲用来包颜料，见张灿玾如此识货，将书相赠，让张灿玾喜出望外。该书对张灿玾后来进行中医古籍整理研究，在文字通借的辨认方面提供很大帮助。
    总结张灿玾的一生，从六年小学、半部《论语》到大学终身教授，最终被评为“国医大师”，归结到一点，就是基于他的苦学意志、敬业精神，这就是他的经验所在，也是他之所以能掌握多学科知识和具有多种爱好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这辈子离不开书，什么时候不能看书学习了，你们给我准备后事吧！”这是张灿玾时常给家人说的一句话。

    “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张灿玾给自己书房起名“琴石书屋”，不难看出他兴趣爱好之广。
    他少年时逢乱世，虽只是“六年小学加半部《论语》”的教育，但他善于钻研，自学能力极强，写诗填词、抚琴弄笙、书法篆刻、吟唱赏石……凡此种种，皆自学而成。用他自己的话说，出于工作和学习的需要，培养和激发了他多种兴趣与爱好，一方面对文献研究帮助很大，另一方面生活更加丰富，尽管清贫，但精神愉悦。同时，这些兴趣爱好让他在工作压力、病伤困扰下，更善于化解矛盾，克服困难，调节生活，保养形神，以享天年。
    张灿玾从少年习读《千家诗》到青年研读《白香词谱》，从中渐悟诗词韵律，开始写诗填词，以抒情怀。他的作品题材不限，既有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叹，也有对中医事业的赤诚之情。他常与中医界的前辈们诗词往来，作品受到同行好评，并被多家“诗集”采用。曾出版《医余吟草》诗词集。因其诗词格律工整，立意高远，张灿玾还被吸收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不仅会吟诗作词，张灿玾还会吹拉弹唱。青年时期，他在本村剧团就已学会笙、管、笛、箫、唢呐、二胡等民乐，还在友人指点下学会了西乐小提琴，晚年又习古琴。他的家中时常飘出悠扬的乐声。此外，他还写歌来歌颂岐黄大业，如“杏林习业歌”、“医圣赞”、“杏林颂歌”、“杏林春”、“医学经典赞”等，以示其对祖国医学之热爱。而张灿玾对国粹京剧也十分热爱，常常与票友一起唱念交流。
    古人云，字者，文人之门面。张灿玾曾无论备课、临诊或办公，尽用毛笔，暇时或操管临仿，或依案读帖。他的书法自成一家，苍劲有力，浑然大气。学习书法之余他研究篆刻，从中学到很多对于文献研究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同时他也操刀治印，自言其志。
    张灿玾喜欢石头，家中大小奇石百余件。他说，这些石头极尽大自然之工力，鬼斧神凿，浑然天成。或似物，或寓意，或出景，或寄情，不一而足。他爱石，意在以石喻人，遣兴抒怀也。所撰“石论”一文，尤为爱石者青睐。
    年过八旬的张灿玾自治一印“穷莫坠青云志，老当怀骐骥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回首80多年历程，他说，“我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是党培养了我，使我懂得了人生的价值；我只有读过六年小学的文化水平，我必须不停顿地努力奋斗，去克服困难，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从事的是‘救死扶伤’的职业，这不是一种生财致富之道；公私难以兼顾，忠孝不能两全。”
    “乐群敬业，医文并茂，厚德怀仁，继承发扬……杏林宝库，永放光芒！”悠悠琴声中，张灿玾抑扬顿挫吟唱显得分外高亢（注：文中小标题引自张灿玾诗作《八旬诞辰自咏》。）

张灿玾小传

张学文，男，汉族，1935年10月出生， 陕西中医学院主任医师、教授，1953年5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他自创中药“绿豆甘草解毒汤”，使患者起死回生
    他创立“颅脑水瘀论”，开辟我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
    他培养百余名研究生、高徒和众多学生，已成为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从容淡定、举止儒雅是陕西中医学院教授张学文给人的第一印象。他那慈祥的面容以及慢悠悠的陕南话，让人感到亲切、温暖、没有距离。接触多了，人们会被他那高深的理论见解、深厚的中医功底所折服。在患者心中，他既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父兄朋友，也是言必引经、用必据典的专家教授，更是德高望重、医术精湛的名医大家。
    在首届国医大师中，已经74岁的张学文年龄最小，被称为“年轻的国医大师”。殊不知，张学文是陕西唯一的国医大师，也是西北五省唯一的国医大师。他从医50余年，执教40余载，在中医急症、温病学、疑难病等领域均有较高造诣，对一些病机理论有颇多创新。由于他擅长治疗中风等急症，又有中医急症高手之美誉。

勤奋好学 熟谙经典

    三次进修奠定学术坚实基础
    “鸡鸣而起，星高而息”是张学文幼年苦读医书的真实写照。对《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每有体会则点批强记。
    1935年，张学文出生于陕西汉中的一个中医世家。年幼时，他在祖父和父亲的指导下，背诵《医学三字经》、《濒湖脉学》、《药性赋》、《汤头歌诀》等，很快跨进了中医药的神秘之门。
    “鸡鸣而起，星高而息”是张学文幼年苦读医书的真实写照。从15岁起，他随父亲学习中医，临证诊病，辨认药材。张学文回忆，每天父亲都听自己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稍有错误，马上给予纠正，并要求反复吟诵。自己也从不敢懈怠，早背诵，晚抄写，直到学会记牢。对古代经典著作，他视为珍宝，爱不释手，每有体会则点批强记。
    18岁，张学文参加原汉中南郑县统一考试。他至今还记得当时考试的情景。考官问考生，知道“龙虎汤”的举手，张学文左右看看，自己是唯一举手的。在50名考生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个头最矮的，交卷最早的，成绩是第一的。以优异成绩出师后，他开始了独立的从医生涯。1953年，张学文到该县武乡镇父亲创办的“致和堂”诊所应诊。
    1956年，张学文考入“汉中中医进修班”学习，重点攻读了《内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日后之所以能成为临床大家，与他对经典医籍的熟读深悟、强记硬背、灵活运用分不开。
    1958年，张学文又考入陕西省中医进修学校(陕西中医学院前身)中医师资班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9年，他参加卫生部委托南京中医学院举办的“全国首届温病师资班”学习，师从全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孟澍江教授。在此期间，他大开眼界，学习兴趣日益高涨，特别对温病学说等学派产生浓厚兴趣，对其学术细细研究品味，并撷取其精华。

妙手施治 屡起沉疴

    把千人生命从死神手中夺回
    他自拟“绿豆甘草解毒汤”，使许多急性中毒患者起死回生；他采用中药汤冲服安宫牛黄丸方法，使乙脑学生3天清醒；他运用“益肾、活血、退疸”手段治疗急性黄疸型重症肝炎，患者7天后病情减轻。
    “中医不是慢郎中，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中医都是非常重视急症的。”张学文解释，古代传染病多，死亡率高，中医在急、危、重、难病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在急症上的治疗优势功不可没。多年来，他精心钻研和实践，在中风、高热、昏迷、中毒等病证的机理探讨和治法方药研究中，总结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经验。
    1977年，张学文带领学生在岐山县高店镇开门办学。当天晚饭后，他和学生一起散步到地段医院，却发现医院抢救室外放着一口棺材。大家议论：“这地方人真奇怪，人还没死怎么棺材先拉来了？”
    进去一打听，原来是一个30岁村妇喝“敌敌畏”自杀，医院全力抢救一天后，告知家人准备后事。张学文二话没说，立即为病人诊疗。他果断采用自创中药“绿豆甘草解毒汤”，为病人鼻饲、灌肠，并嘱咐早晚多次服药。他说，患者属于热毒伤阴证型者，运用此方可以排泄毒素，保护阴液。在张学文等人的全力抢救下，这个已经走上“黄泉路”的患者，第二天病情好转。以后10天连续使用中西药痊愈出院。
    1984年的一天，时任陕西中医学院院长的张学文听说一学生在外地实习患了乙脑，不仅高热、抽风，而且昏迷不醒，危在旦夕。他心急如焚，匆匆赶到学生住处看望，并为其诊脉。他认为，这个学生是热极生风，理当清肝熄风。于是，开了一服中药，冲服安宫牛黄丸。可当地没有安宫牛黄丸，他立即派另一学生连夜往返咸阳取回。患者服药后3天清醒了，高烧退了。
    一个病人在切除脾脏后的60天内，在大医院花了57万元都控制不住病情，而吃了张学文开的10余剂中药后，奇迹般地起死回生；被诊断为急性黄疸型重症肝炎患者被4个人抬进了张学文的诊室，他运用“益肾、活血、退疸”的手段为其治疗，病人服药3天后就有了效果，7天后病情明显减轻，几个月后病人痊愈。

恪尽职守 有求必应

    将“万事德为先”作为人生准则
    从医50余载，始终坚持“对病人似亲人”的祖训，把治病救人当成自己的日常工作。打电话的，到家中求诊的，他热情接待，有求必应。遇到困难者，他也尽自己最大能力，一帮到底。
    “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日常工作。”张学文认为，患者有病很痛苦，如果看病再被折腾，会加重病情。为此，他都尽力满足患者的要求。多年来，虽然身居多职，他仍坚持定期出诊；无论是外出讲学还是开会，他都一视同仁地为患者免费诊病。
    在陕西中医学院一附院，记者见到张学文刚为一位患者诊病结束，又赶到病房查房。他仔细为患者诊脉，查看舌苔，叮嘱患者服药、生活注意事项，并一一指导学生。在走向另一间病房途中，被一中年妇女拦住，说有病人叫他。张学文急忙赶去看望，原来这位病人听到张学文的声音，让病友家属喊他为自己诊病。已是晚上8点多钟了，在张学文诊所门前还有几位老人排队。一个说，张大夫限挂20个号，自己担心挂不上号，中午11点就来了；另一个说，是下午1点多来的，再晚就排不上号了。
    第二天7点刚过，张学文就来到诊所，一直工作到下午两三点。诊所面积不大，条件非常简陋，几个电扇呼呼地吹着，张学文被患者团团围住。站在诊桌旁的一患者说，这里挂号费低廉，一服药也只有10多元，很便宜，老百姓都能承受。另一候诊患者说，听朋友说张大夫的药灵，态度好，收费低，自己才从甘肃慕名赶来的。
    遇到生活困难的患者，张学文总是用最经济实惠的方药为他们治病，甚至亲自为患者交纳费用。咸阳礼泉农村一位贫困患者饱受心脏病折磨，张学文知道后帮其解决了一些困难，还精心治疗使其康复。前不久，这位患者专程送来一份珍藏了20年的发黄药方，以表达感激之情。
    如今，他每周分别在陕西中医学院一附院、二附院以及诊所出诊，病人依然络绎不绝。看到这种情况，张学文感到很不安。他坦言自己年纪大了，已经力不从心，不像年轻时有求必应了。怎么解决这个难题，有人提议预约挂号，张学文担心外地病人挂不上；提高挂号费，惟恐把贫困患者挡在了门外；让学生应诊，认为慕名而来的患者不乐意。总之，目前要尽力而为，做好一切工作，对得起患者，对得起国医大师这个称号，张学文如是说。

师古不泥 大胆创新

    新观点、新方药、新成果接连不断
    他提出“颅脑水瘀证”新观点，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了我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他改变传统中药给药途径，研制了一系列方药，参与制订《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等。
    “中风病属急症之一。中风病常常发病急骤、病情危重，变化多端，而气血逆乱、瘀阻脑络是中风发病的关键。”张学文将中风病发生发展概括为四期六证。四期为中风先兆期、急性发作期、恢复期、后遗症期；六证为肝热血瘀、痰瘀阻窍、瘀热腑实、气虚血瘀、颅脑水瘀、肾虚血瘀。他提出的“颅脑水瘀证”的新观点，将瘀、水、热、毒四大病因有机结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开辟了我国中医治疗多种脑病的新途径；拟订“化瘀利水、醒脑通窍”大法进行治疗，还研制了“脑窍通口服液”，临床效果良好。
    治疗中风病，传统的口服煎剂给药法对于危重病人来说多有缓不济急之弊。张学文师古不泥，大胆创新，将临床证明的有效方药通过实验改成了中药静脉滴注剂、肌肉注射剂、肛肠灌注剂、片剂、口服液等剂型。他拟订的“清脑通络片”处方，曾多次获奖。并由陕西中医学院转让给天津天士力药厂正在申报新药。
    由于改变了传统中药的给药途径，药效发挥更加突出，临床疗效明显提高。如用“通脉舒络液”配合中药汤剂辨证治疗中风急症237例，总有效率达99．1％，治愈率达74％，与传统疗法及西药对照观察比较，具有疗效高、疗程短、安全可靠、后遗症少等优点。由他主持研究的这项课题荣获1986年度国家中医管理局重大科技成果乙等奖。
    其实，当时研制纯中药静脉滴注剂是冒很大风险的。对刚研制的制剂，张学文并没有给患者试用，而是先给自己和另一位助手静脉滴注1周，亲身体会安全无毒后才给病人使用。此后多批次制剂生产出来都是这样。30多年来，这种院内制剂在临床用于治疗内、外、妇、肿瘤各科属气虚血瘀证患者逾万人，均取得了显著疗效，且无一例严重毒副作用发生。
    “七五”计划开始后，张学文先后任全国中医内科学会中风急症协作组副组长、组长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政司中风病急症协作组组长。在短短8年间，中风协作组取得11项重大科技成果，多次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表彰。特别是他参与制定的《中风病中医诊断、疗效评定标准》，为中医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的制定开创了先河。此后，又先后参与制订了中风病护理常规、预防及康复规范和中风病证候辨证量表以及中风先兆证诊断及疗效评定标准。  
    探究张学文成为国医大师的内在原因，乐于临证、勤于笔耕是其关键。他发表的学术论文有70余篇，先后出版的《张学文中医世家经验辑要》、《医学求索集》、《疑难病论治》及《中风病》等10余部专著，凝聚着他为振兴中医急症事业的一片心血。

言传身教 弘扬岐黄

    时时履行中医传承使命
    他执教40余载，聆听过其教诲的学子不计其数，培养的弟子也有百余名，很多学生已成为享誉全国、闻名海外的高级中医药专家。
    “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传授医术不厌其烦。对学生不但有学术要求，为人品行要求更高。同时，他率先垂范，实为楷模。师从导师多年，受益匪浅。”张学文的研究生、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教授姜良铎这样评价张学文。
 & 1997年，张学文听说陕西中医学院不少山区来的特困学生生活困难，常常只吃馍夹辣椒，便主动将自己的国务院特殊津贴捐给了两位大学生，一直到他们毕业。
    在临床上，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学生。看病时，他边为患者诊脉，边告诉学生，“五十不止身无病，数内有止皆知定。”意思是说，脉搏跳动的快慢、强弱以及有无间歇，依此可以判断患者病情的轻重。
    张学文的研究生、陕西中医学院院长周永学体会，老师切脉后善于和患者沟通，其实他是运用了心理疗法。一些温和鼓励的话语，对心境不佳的病人影响很大，起到了增强信心的作用。
    周永学还记得，当时老师带他在乾县开门办学时，百姓前来看病，老师开方必有丹参，一时竟造成乾县无丹参。老师对丹参情有独钟，在中医学术界素有“张丹参”雅称。老师对伏天怕冷的怪病，采用温阳活血的方法进行治疗，让病人坚持服用含有丹参的中药，1年后逐渐康复。
    运用丹参时，张学文说，丹参具有凉血解毒、消肿止痛、排脓生肌功效，治疗痈毒疮疥皆可应用。同时也告诫学生，凡脾虚便溏者、妊娠者慎用丹参。另外，丹参之用量，古今差别很大，要先从较小剂量开始，逐渐加量。
    在教学上，张学文率先对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了中医内科急症的强化教学。几十年来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高级中医人才。他不辞劳苦，常常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诊病，传播中医急症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成就。近年来，他退而不休，先后为广东、浙江、陕西带教高级学徒7人。如今，很多学生已成为享誉全国、闻名海外的高级中医药专家，成为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开朗、乐观的老师，使我们的中医学习变得轻松而愉快。”广东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符文彬是张学文的学术继承人，他说，老师每年两三次来广东讲课，通常水都不喝一口，一气讲到下课，老师对脑病、温病研究得很透，处方用药很特别。跟师上门诊多次，印象最深的是老师的笑容。
    在发挥余热的同时，张学文打算做好3件事：一是写书，完成“疑难病重症危症医案”、“全国名老中医讲习班讲稿集粹”以及《中国中医昆仑》约稿的写作任务；二是教书，继续做好传帮带，把多年的诊疗经验和心得体会传给后学；三是看病，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患者，特别是为贫困患者解除病痛，减轻他们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一个“杏林恩师”牌匾悬挂在张学文的客厅里，这是学生们在他70岁大寿送的。4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敬佩之情。“耿直为人，认真做事，实事求是，是我做人的原则；治病救人，培养学生，是我日常的工作；继承发扬、整理创新祖国医学，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张学文的治学格言，道出他为人从医的远大志向，也彰显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张镜人 男，汉族，1923年6月出生，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1942 年6月起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上海市名中医。

    他是上海张氏内科第十二代传人，幼承家学，医文兼修，18岁悬壶沪上，民国中医考试一榜成名
    他于新中国建立之初，关闭私人诊所，投身中医工作管理公务，为当代上海中医医教研事业“开业奠基”
    他行医60余年，疗效卓然，擅长内科杂病诊治，尤于热病和脾胃病甚有建树，曾获多项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奖

    张镜人毕生悬壶沪上，是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苍生大医。在上海报纸刊登的一篇记叙其事迹的文章说：“老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上海滩名医张骧云的后裔、治疗伤寒的名家；中年人知道张镜人是中医界的泰斗、治疗疑难病的能手；青年人知道张镜人是沪上名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的专家”。这3句话，既褒扬了他的临床证治效验，也勾勒出他的学术成果概图。
    与一起并称上海中医“三老”的裘沛然、颜德馨相比，同样作为中医临床家和学术大家，张镜人显然还有两点不同之处值得铭记，一个是他系上海张氏内科的第十二代传人，为海派乡土医学的代表，另一个是他建国后承担中医药工作管理职责，数十年深度介入沪上中医药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历程，多半生的中医生涯与上海中医药事业相辉映。有香港报纸赞其为沪上中医第一人，似不为过。

张氏医学的一代宗师

    少年时半日习文，半日学医，深得张氏内科家传之秘；青年时参加全国中医考试，一举成名；中年时系统阐述张氏医学，诠释“表”、“透”两字真谛。
    八十七年前，中医世家子弟张镜人算是“含着银勺”出世的，而且，他命中注定还要被“塞”给一把家族所系的“金钥匙”——继承祖业。
    300多年前，他的祖先张君调，弃儒从医，悬壶济世，扭转了这个世居沪上、耕读传家的家族的历史方向。自此，张氏医学代代相传，以治疗伤寒热病著称。在《上海县志》、《上海续县志》等地方志书中，记载有张氏一门7代11人以医而名的事迹，可谓门楣光耀，名重一方。
    因家族中立有长子必继祖业的规矩，张镜人童年时便被长辈寄予继承家族医学的厚望。他4岁时入家族私塾发蒙，习诵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的传统经典，也夹杂着《汤头歌》、《本草经》一类篇目。到12岁，家中开始遍请名医，安排他半日习文，半日学医。
    少年的张镜人偏爱文学，诗词歌赋，长卷短篇，爱不释手，也很喜欢挥毫泼墨，行书作画。而对诸多医学典籍，则在最初接触时也感到味同嚼蜡。对此，晚年张镜人还曾不乏怅然之情地说，我自幼爱写诗，热爱旧文学，但家族大，规矩重，我无力反抗。
    张家培养传人按部就班，颇有章法。张镜人从少年起即随长辈抄方，18岁单独随父张君益侍诊，并开始一试身手。在这一阶段，据说他每晚回家，都要接受父亲对接诊病例的剖析点拨，还要继续温习经典名著，加以印证对照。
    1945年，张镜人独立应诊，医名渐起。1946年，他以家传医师身份参加民国政府举办的抗战胜利后首届全国中医考试，在3000余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荣登不足300人的榜单。当时考试主要的项目是论文，题目是《亢则害承乃制论》，他古文医典烂熟于胸，一看即知语出《内经》，挥笔而就2000余言，条分缕析，议论备至。自此他被视为一代青年才俊，在上海中医界崭露头角。
    深得张氏内科真谛的张镜人没有辜负先辈厚望。20世纪60年代初，他总结前人和自己的临证经验，先后撰写《上海张氏医学经验》、《张骧云医学成就》等文章，系统阐述了张氏治疗伤寒热病的学术观点。
    外感热病历来有伤寒和温病的争议，对此，张镜人主张：二者宜合不宜分，要熔伤寒、温病于一炉，灵活运用伤寒方和温病方。他撰文说，“叶天士、吴鞠通分别倡导‘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二家的理论和经验，也完全是《伤寒论》辨证论治具体运用的发展和补充。……毫无疑问，温病学说离不开《伤寒论》的理论指导，《伤寒论》得温病学说的结合，才更丰富和扩大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内容。”
    张氏内科临证外感热病，擅用淡豆豉、豆卷、桑叶、牛蒡子之品，尤其是淡豆豉，备受推崇。先辈用之如神，张镜人解其3昧。他总结指出，要以祛邪为要务，注重“表”与“透”：初则疏风解表发汗，进而清泄里热为主，透热转气，兼湿者必佐以化湿之品，热入营血者清营泄热，进一境，立一法，有规有章，“表”与“透”须贯穿始终。由此，张氏内科淡豆豉一味运用之妙“浮出水面”。
    张镜人的研究推动了张氏医学走出家族范围流传，在中医界引起很大反响。有名家赋诗称赞：两字（表、透）名言客尽惊。

沪上中医的旗帜

    作为上海市中医工作领导者，他主持成立了上海市中医学会，首次开设了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和中医专科医院，筹建了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医院普遍设立了中医科室，并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为当代上海中医药事业“开业奠基”，是张镜人人生中的又一个华彩乐章。他长期抓中医工作，为建国后上海市中医政策的制定、各级中医机构的建立和建设、中医人才培养等都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4年，张镜人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署名委任，担任市卫生局医疗预防处中医科副科长。他毅然关闭自己的私人诊所，放弃高薪收入，辞退保姆、司机，成为沪上中医界加入公共医疗机构第一人。此后，他历任上海市卫生局中医处副处长、副局长。
    上世纪50年代是上海中医事业发展的“黄金”年代。他与中医巨匠陆渊雷、程门雪、章巨膺、丁济民、张赞臣等主持筹建了上海市中医学会、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上海市首家公费医疗中医门诊部、上海市首家中医专科医院市第十一人民医院、全国首批中医高等学校上海中医学院，在全市综合性医院普遍设立起中医科室。从此，沪上中医走上普及、发展、提高的正常轨道。
    当时，他终日奔忙于各大医院之间，为各医院开展中医业务而操劳。在那几年里，他门诊是看得少了一些，但宣传中医药学的文章却写了不少。他还积极组织开设中医学习班，对各大医院的中医师轮换进修培训。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张镜人还与有关处室配合，制订规划，建立机构，引进了一大批中医人才。
    在第一批中医带徒工作结束后，张镜人还牵头修订了《上海市中医师带徒暂行管理办法》，在固定师徒关系、临证口授的同时，改变过去“分散带”的方式，提倡“个别带，集体教”，要求各区县设立中医带徒班，由带教老师组成教研组，规定教学计划和课程，按各人所长，分工上课。这个办法既发扬了中医带徒的优良传统，又保证了教学质量，为中医师承教育改革开创了先河。
    1982年退休后，他仍被上海市政府委任为市卫生局顾问，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保健会诊专家，继续为上海中医药事业贡献才智。

五勤治学的内科大家

    他重视临床实践，治学崇尚“五勤”；他治疗内科杂病，强调脾胃学说和活血化瘀法的应用；他不为西医病名所限，同时主张“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
    “勤以补拙，谦以代骄，慎以戒言，博以广知”，是张镜人的座右铭。“勤”字当头，一直是被张镜人视为治学者的本分，他曾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为“五勤”：勤学，勤读，勤问，勤写，勤实践。
    他于工作闲暇常手不释卷，学习之勤，老而弥笃。他常言，对经典医著要经常读、反复读，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用时即如信手拈来。他读书功力之深，在他应诊讲学时大段引用原著原文，就可见一斑。
    至于勤写，历年来，他主编、参编了近20部学术专著，如《辞海》中医部分、《中医症状鉴别诊断学》、《中医症候鉴别诊断学》、《中医诊断学》以及《中国中医鉴别》等。同时，他坚持笔耕不辍，每有感悟心得，便及时记录，尽量整理成文。他先后发表的论文有100余篇。
    最关键一点就是勤实践。他自18岁始行医，他从未离开临床，即使担任公职，也要保证每周几个半天的出诊，“文革”期间，他也寻找机会为干部群众看病。他在被任命为市卫生局副局长时，向上级提出的请求就是，允许他半天行政办公，半天门诊查房。同事们都知道，在公务繁忙之时，他门诊后往往顾不得吃上一顿正式的午餐。
    秉承“五勤”的治学精神，张镜人在内科杂病临证，如急性感染性疾病、慢性萎缩性胃炎、病毒性心肌炎后遗症、冠心病、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不全、系统性红斑狼疮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临床经验及学术思想，其显著特点是重视调理脾胃和活血化瘀治则。
    张镜人认为，“脾胃强则诸脏强、脾胃弱则诸脏弱”，无论养生或治病都应重视脾胃。诊治慢性胃炎，他确立了升降并调、燥湿相适、寒温同用的治疗原则，并提出辨病分阶段，论治有“十法”。“十法”即清热和胃、疏肝和胃、益气养胃、养阴益胃、清化瘀热、调气活血、寒温相配、升降并调、化湿和中、消导悦胃。
    对脾胃病之外疾病的诊治也有体现，如对慢性肾炎，一般都比较强调治肾，而他在论治此病时兼重脾肾，尤其重视对脾胃的调治，强调健脾以补土、益肾以壮水，二者不可偏废。在论治高脂血症、肥胖等疾病时，亦强调饮食不节与脾运不健两方面互为因果。治疗时先立足于健脾化痰，脾运健旺，痰浊自蠲，使脂质代谢从根本上恢复正常。
    张镜人重视活血化瘀法在内科领域的应用。他认为，人体气血，贵在流通，一受病邪，气血必碍。血流泣涩，导致“恶血”、“蓄血”、“干血”等血瘀病变，莫不壅塞气道，阻滞气机。而造成血瘀的病因很多，因此，他主张，活血化瘀法的应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由此出发，他提出了活血化瘀法临床应用中的“五结合”，一是与行气相结合，二是与补气相结合，三是与散寒相结合，四是与清热相结合，五是与祛痰相结合。
    此外，他诊病时不受西医病名的局限，辨证论治从整体出发，细问病情，四诊合参，探求疾病本质，为八纲辨证、脏腑辨证、气血辨证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他也倡言“借助微观检测手段，为我所用”，认为中医学的研究，尤其是临床研究和科研工作，应积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仪器设备及理化实验手段。比如诊治慢性胃炎时，他主张借助胃镜直观及病理组织活检的微观所见，了解胃黏膜病变情况，指导辨证用药。他认为，将微观所见参于中医辨证之中，可使中医望诊获得延伸和发展。
    他历年来取得了多项重大研究成果，如活血化瘀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打破了胃黏膜腺体萎缩不可逆转的观点，为中医药防治胃癌开拓了新思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研究和分析脉象客观化的成果，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治疗慢性肾功能不全的成果，获得上海市中医、中西医结合科研成果二等奖；另有治疗病毒性心肌炎、高脂血症、红斑狼疮等多项临床和实验成果获奖。

厚德仁心的传道人

    他热忱培养岐黄传人，授之以术，育之以德；流风遗泽，润物无声，“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一生授业解惑，育人无数。他带教出严佩贞、张存钧、石蕴玉、张亚声、徐国缨、王松坡、沈遐君、宋安妮、朱凌云等一大批门人，其中许多已经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专家，活跃在上海、外埠以及世界各地。
    在上世纪50年代，他主持上海市中医工作时，重点抓了全市的中医带徒工作，同时还在上海中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等高校兼任教职，参与培养了成批的中医人才。“文革”期间，他无论下放到乡村还是基层单位，都要主动自编教材，带教赤脚医生和工人医生。1973年起，他受市卫生局委托主持西医学习中医学习班的教育工作。改革开放后，他任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开始在科室定期开展“读书会”活动，带领大家温习经典、医论医著；跨入新世纪，他以八旬高龄担任了上海市优秀青年医学人才的指导老师。同时，他还作为全国和上海市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亲自带教多名学生。
    对于读书之道，张镜人常教导学生：“读书当厚古而不薄今，要融汇诸说，务明真谛。治病应师法而不拘方，宜变化在我，唯求实效”。他组织的“读书会”，交流读书心得，进行专题讨论，形式活泼，气氛活跃，他所作的专题发言，从理论到临床体会，使大家获益良多。几年前，他因年老体衰，把“读书会”活动转移到自己家中进行，一直坚持到他住进医院。
    他的教学门诊，从病例选择、辨证论治到处方用药，每次都认真准备，深入浅出地进行分析讲解，使学生深受启发。学生提交的临证体会文章，他总是细致阅读，认真批改，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是从头改到尾。
    除了精湛的医术，老师的厚德仁心更为学生所高山仰止。他教导学生，望闻问切，探病求源，更要注意悉心辨证，首先须有视亲之想，把病人当亲人，这样才能认真诊治，切中病机。
    弟子们回忆，跟师多年，他从未在门诊时间里稍事休息，哪怕上一次厕所，连续门诊八九个小时也是如此。老师在诊疗时对待病人耐心细致，从不主动叫病人离座。他对每一张处方，每一味药物，每一个剂量都仔细揣摩。在他书写的病历中，不会见到上方（指上次开的方）加某药物的医嘱格式，每次处方都必定是一张完整的处方。他平等对待每位病人，在他的病人中有很多老干部，按政策需要照顾。为了不给普通病人带来影响，他坚持提前1个小时上班，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先为老同志诊疗。老师病后在家休息，仍有不知情的老病人找上家门去，他从不拒绝。
    张镜人的国学功底深厚，也让弟子们追慕不已。他青少年即秉承中医讲求儒医相通、注重文化的传统，书法、诗词、绘画水平也日趋精进，尤其是古诗词造诣颇深。他每有感而发，思绪如潮，涌向笔端，佳篇天成，2006年结集出版有《张镜人诗集》。他40岁时，裘沛然赠诗《庆张镜人医师四秩寿辰》七律，其中写到：“借问江东吟咏者，风流人物属张生。”赞他能诗之名。
    昔日的江东张生已远行，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世家子弟，一个青年才俊，一个卫生官员、一个国医大师，一个智慧老人叠加的背影。他在晚年曾作《醉花阴》一首，述及平生情怀，值得后人吟咏，其中写道：中医宝库称丰富，本草饶研究。愿效李时珍，泽惠神州，亿万人增寿。

张镜人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