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现在分词:中国人不可不知的“文革”（ 上 ）

林彪在大会上的发言却独树一帜。他的发言表面上和会议的主题没有关系，但是极其重要，林彪在会议上大谈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他说，党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现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至于目前的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缘故。毛对林彪与众不同的发言大为赞赏，不仅当场带头鼓掌，而且让林彪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发给党内各级部学习，并亲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还在私下里考问大将罗瑞卿能不能讲出这样有分量的讲话来。
周恩来的发言，则代表国务院对经济中所出现的问题为毛泽东分担责任，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中多次作自我批评，表示：这是我的账，要交代。弄得在一旁的毛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说：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与会者大概是已经觉察出毛、刘之间的成见日深，已有某种不祥之兆。故会议本来定于1月30日或31日闭幕，但是许多代表表示还有话没有说完，毛泽东和政治局决定延长会期，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应该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三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的不同调子，恰好勾勒出文革前夕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并预示出后来政治上的分野。毛、林之间关系的微妙度自然更进了一层。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动身离开北京去外地视察，自称“徐霞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随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在中南海西楼举行，史称“西楼会议”），讨论部署扭转经济上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会议认为当前国民经济仍处在“非常时期”，一定“要退够”，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毛则认为困难时期早已过去，这是危言耸听，把形势看得“一片黑暗”。刘少奇这样搞是对他揪住不放，对他发动的“大跃进”进行秋后算账。毛心里因此对刘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嫌隙。刘少奇之子刘源在《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倒刘少奇》一文中记述了这样一幕：

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而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刘少奇接下来冷静地讲了自己的想法，大意是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等。毛泽东平静下来后，也退了一步，口头上同意经济调整还得继续。

据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应该说，刘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其实哈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特别是刘少奇“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不得不怀疑刘少奇居心叵测，就是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已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比如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的一句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就立杆见影，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一幕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面对一个声望和能力逐渐超过自己的对手，面对两人之间治国理念的截然不同，面对国内各阶层对于“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普遍反思声音。毛体会到了一种深深的危机感，他寝食不宁，日夜难安，发动文革的念头由此而生。

（《第一回 人祸天灾人神怒 风雨欲来风满楼》完)

第二回 君子间尚可和而不同 卧榻边岂容他人安睡

在一九6*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政治上的分歧发展到公开争论的地步。毛在会前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大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本来是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劝他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驳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 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长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劝说工作，要他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只好顾全大局，被迫暍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在政治上愈来愈深的裂痕。而且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自认有“理”而不肯善罢甘休。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为了发动文革，毛泽东做了精心的部署，在政治上采取“联林、拉周、整邓、倒刘”的策略，对处于中央一线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化争取，打拉结合，以“层层剥笋”的手法向刘少奇步步进逼。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毛泽东从舆论准备、组织措施乃至军事部署都作了精心的筹划。深谙兵不厌诈一类用兵之道的毛一方面不断放出风声，制造自己快要见上帝，将不久于人世的假象：同时又把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批判王明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有夸刘和批周的内容)找出来，在中央核心圈内传阅，故意迷惑对手。另一方面，毛又大讲“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大造舆论，有意在党内制造要出大事的紧张空气。

与此同时，毛泽东暗中放出江青作为炮手，在上海秘密组织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作为向刘少奇势力控制下的京畿地区发难的重磅炮弹。就这样，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在紧锣密鼓声中拉开了序幕。对党内各种力量的纵横捭阖中，老于权谋的毛泽东采取了“联林、拉周、整邓、倒刘”的策略，对处于中央一线的几个主要人物分化争取，打拉结合，以孤立主要的对手刘少奇。毛泽东知道自己在党政系统中已被架空，唯有依靠林彪所掌管的军队才能与之争胜。他看出刘少奇也在积极插手军队，暗中排挤林彪，拉拢在军中掌握实权的贺龙和罗瑞卿，公开散布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而罗自恃在中央有毛本人和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支持，也不大把其它人放在眼里，与林彪以及军中其它老帅的关系日益紧张。为了在政治上做倒刘的大文章，毛决意利用林、罗之间的矛盾，拉林打罗，反制刘插手军队的企图，以确保军队在最后摊牌中站在自己这一边。

林彪本来就是毛泽东多年精心扶植起来的心腹爱将，现在更成为他与刘少奇较量中所主要依靠的力量和为他保驾护航的“尊神”。为了换取林彪的支持，毛对林彪关心备至，格外迁就，不仅在发动文革的问题上与林彪互通声气，而且在倒罗的问题上形成默契。就在罗瑞卿即将大祸临头的前夕，毛还特意让罗向林彪传话：“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三个钟头的报告。”而林彪也正利用这一点，趁机开出自己入伙文革的价码——拿掉不肯为其所用的罗瑞卿。毛明知罗对自己一贯忠心耿耿，勤于任事，不过此时由于在政治上有求于林彪，所以默许了他倒罗。此外，为人多疑的毛泽东这时也发现罗瑞卿跟刘、邓、彭很紧，让人不大放心。特别是当发现罗瑞卿在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的问题上态度暧昧，和彭真暗通消息后，毛认定罗不是自己的人，于是导演了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一幕。毛本人亲自出马，指罗“个人独断”，“阳奉阴违”，是个“野心家”。这样，为了毛、林之间的这笔政治交易，罗瑞卿便成了文革祭坛上的第一个牺牲品。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格局中，周恩来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借用的力量。毛一改五十年代后期因“反冒进”问题而逢会批周的做法，对周竭力拉拢，软硬兼施，力图借重他在党内的影响和地位来达到钳制刘少奇的目的。毛十分了解周一直在为三十年代追随王明路线整了自己而惴惴不安，因而利用在中央核心圈中传阅当年在延安整风期间所写的批判王明路线的九篇文章(其中有两篇是专门批周的)时，特意笔下留情，对周网开一面，专门加写了一段批语，说总理是功大过小。 对邓小平，毛泽东打算采取“整而不倒”的作法。毛十分恼火邓近年来在政治上曰益疏远自己而跟着刘少奇跑，因而决心狠狠整他一下。但邓毕竟有过一段在中央苏区和毛一道挨整的经历，而且也有魄力和手段，毛很看重这一点，为此多年来一直刻意培养扶植，和林彪一样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所以毛并不真想打倒邓，只是想教训教训他，因而始终对他与刘有所区别。这既是出于在政治上对刘少奇势力分化瓦解的需要，同时也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一暗中对林彪预留一手。晚年的毛疑心极重，对任何人都怀有戒心，包括他眼下最亲密的政治盟友林彪在内，邓便是毛准备日后对付林彪乃至周恩来的一张王牌。
为此，毛泽东专门找邓小平谈了一次话，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安排。据邓榕在《回忆邓小平的文革岁月》一书中讲，邓按照毛的意思，找林彪谈话，结果只谈了一次，两人就谈崩了。谈崩的原因书中没有提及，恐怕是林彪看出毛此举的用心，有意不肯装糊涂。即便如此，毛后来在文革中还是始终顶住文革派的压力，坚持要把刘、邓两人“拆开来”，对邓小平的批判适可而止。至于对刘少奇，毛泽东更是施展权谋，故布疑阵，虚虚实实，在政治上打诸如“中央出修正主义”和“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一类哑谜，让人们对文革的目标莫测高深。与此同时，为了稳住刘，毛泽东表面上与之虚与委蛇，大摆迷魂阵，表示要“让贤交班”，让刘少奇来挂帅，做主席，邓小平做秘书长。暗中则不动声色地采取“清君侧”的办法，将刘一步步孤立起来。
毛泽东先是用调虎离山之计，以“加强三线工作”为名，将彭德怀送到西南的大山沟里监管起来，防止刘少奇、彭德怀二人的“文武合璧”。原因是刘曾向彭表示过：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请你回来当国防部长。这话令毛大为紧张，深知彭在军中仍有相当影响，如果真的出现刘、彭合流的局面，刘将在政治上如虎添翼，变得更加难以对付。毛泽东亲自出马，找彭谈话，做出和解的姿态，表示：真理也许在你这一边，劝说彭去大西南三线工作。接着又如法炮制，把彭的副手黄克诚送到山西。与此同时，毛又不动声色地将曾根据刘少奇的批准在他专列上安装窃听器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调离要害岗位，换上长期担任他本人贴身警卫的汪东兴出掌中枢机要。在组织上安排妥当以后，毛开始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采取迂回战术，对刘少奇的心腹大将彭真开刀，以“层层剥笋”的方式，向刘本人步步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