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ll ill造句:揭密全国唯一保存下来最大的红卫兵墓(组图）

揭密全国唯一保存下来最大的红卫兵墓(组图)(1) 中华网科技 http://tech.china.com 2006-07-28 11:07:44
揭密全国唯一保存下来最大的红卫兵墓

红卫兵墓

二十多人合葬的大墓爬满青苔常有老者在这里追忆树木掩映中的墓园
时代信报记者 朱彦
404个死者，378个“8·15”成员，与其他墓地不同的是，随葬的还有他们的武器——头盔、钢钎、大刀；
伫立墓园，记者不由得想到了刚刚去世的巴金老人，想到了巴老那个生前未能实现的夙愿——建立中国文革博物馆……
“因为房产开发，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要被拆了。”近段时间，这条消息从网上到现实，被传得沸沸扬扬。墓地所在的重庆沙坪坝，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
寻访墓园并不难，从沙坪公园后门向西，沿一条石板小路拾级而上，路的尽头是一个用青砖围墙围着的园子。一棵倒掉的大树横在园中的小路中央，阻断了去路。公园的喧嚣在这里止步。
园中矗立着113座墓碑。经过长年风化，墓碑边缘的棱角已经模糊，一些墓碑已经被青苔爬满。
沙坪公园管理处的资料显示，这个园子位于公园碧山湖畔，占地约2100平方米，原本是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的花园之一，后来成为墓地。到1949年，这里埋葬过周恩来总理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等13位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1958年，国务院将“八办”烈士和邓母、周父等人的遗骨火化后移葬到红岩村。
文革武斗开始后，这里成为埋葬武斗死亡人员的地方。
动荡的岁月
“全国目前就这一处，其他都被破坏了。”81岁的廖济科(音)老人站在园子门口，望着围墙上“文革墓群”四个鲜红的大字对记者说。
良久，他摘掉头上的黑色皮帽，带着记者走进这个园子。
“这里埋的，基本上是当年武斗时死的人，都是属于'8·15’派系的。”廖大爷迈过倒在小路中央的那棵大树，来到一块墓碑前。他把帽子揣进大衣口袋，捡起掉在碑顶的落叶丢在地上。随后，他把手轻轻按在碑身，嘴里喃喃地念着碑身上的两句碑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哎……牺牲……”
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这座碑上镌刻的文字已经不大清晰。除了两句碑文，只能依稀辨认出“8·15战斗团2007团”的字样。碑的下端刻着一串模糊不清的姓名。
“武斗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团的。这碑上刻的好几个人，生前我都见过。”廖大爷摸出一根香烟，悠悠地点上。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现重庆师范大学)“排炮战斗队”和“轻骑战斗队”两个红卫兵组织，为赶走“四清”工作组，发动重庆大学等院校一共4000余人声援。此后，重庆很多单位纷纷跑到重庆大学，邀请他们帮忙驱赶工作组。为纪念在重庆师专的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
1967年2月底，重庆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遭到一些人反对。这些反对者们自行成立了与该委员会对立的组织“反到底”。
从成立开始，“反到底”就与“8·15”存在摩擦。这种摩擦一开始只是互相辩论，偶有肢体冲突，但从1967年4月开始，围绕是否拥护当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两位干部的问题，两派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冲突，持续时间接近两年，由高音喇叭对骂逐步升级到用钢钎、铁棒搏斗，最后竟然出动坦克、装甲车对攻，一夜发射高射炮弹一万余发，震惊全国。
根据官方统计，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反到底”和“8·15”组织共发生武斗31起，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24次，死亡645人，其中“8·15”组织有404人埋葬在沙坪公园的这个墓群里。
“那时候，我才43岁，住在沙坪坝，”廖济科大爷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和年轻人一起去'打仗’。到后来，他们动了枪炮，我就再不敢去了，有人叫我，我都推说有事。再后来就和他们疏远了。要不然，我可能就埋在这里了。”
三十多年来，廖大爷没事时都要到这个墓群里走一走。“一开始的时候经常来，后来就少了，一两个月来一次。抽支烟，坐一坐。”
曾经有人盗墓
该墓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墓群里并不光是埋葬着“8·15”组织的死者，还埋葬了一些在武斗中被流弹击中的无辜群众。
修建这个墓群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还不到10岁。
“那场面真是恐怖。人们在这里挖了几个大坑，坑的底部和四周抹上一层水泥，就开始往里面放尸首。有的是用棺材收殓好的，有的只是个囫囵尸首，当时天气又热，都开始腐烂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给尸体注射了福尔马林，又找来清水大致洗一洗，简单收殓一下就放到坑里，再盖上泥土，插上一块木板。过了几个月，又有人来修建了墓碑。”
墓园修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人来过，但后来竟然出现过“盗墓者”。这位管理人员回忆，那是在二十多年前，他听家里人说，墓群里有一座墓被一群小孩子挖开了。这群小孩子听说墓群里埋着武斗中用过的枪支，好奇地想挖开看看。“我一听说挖了墓，马上和家里人一起跑过来。那块墓碑都被人移走了，墓基也被撬开，地面上有几个生了锈的钢盔，还有钢钎，然后就是一根根白骨。那情形，我现在想起来还打冷战。”他说。
长大后，他成了这个墓群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到这里巡逻，打扫卫生。没事的时候，他喜欢默读碑上的碑文和悼词。随着墓碑逐渐风化，这些碑文和悼词都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生者只有回忆
这位管理员告诉记者，这个墓园平时人迹罕至，但清明时会有很多人来。“他们中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这几年人更多了，还有几岁的孩子——他们是随着父母一起来的。”
“有个六十来岁的妇女，每年清明来这里都要哭。她丈夫26岁时参加武斗被打死，留下了她和两个不懂事的儿子。这个妇女每次都要哭到筋疲力尽，任谁都劝不住……”
据这位管理员回忆，曾有一个香港开发商打算到这附近修住宅，想拆除这片墓地。计划报批的时候没有通过，墓群才得以保存。至于最近是不是又有地产开发涉及到这里，他表示，没有听说。
“这段历史，后人不应该忘记，”他说，“这方面的文史资料平时很难看到，读一读碑文和悼词，也能大概感受一下那段岁月里的动荡。”
临走，回望萧瑟寒风中一派凄楚景色的墓园，记者突然想到了刚刚去世的巴金老人，想到了巴老那个生前未能实现的夙愿——建立中国文革博物馆。也许，将来有一天，这片墓地最终会进入那个以大地为址的博物馆，因为，它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
最后的武斗罹难者墓群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发自重庆 2010-02-24 21:30:19 来源:南方周末
这里埋葬着超过400名文革武斗死难者，也深藏着一代人的记忆，和我们必须直面的历史。
连石头也会老。40年前的沙页岩墓碑，寒暑一刀一刀割下去的，打眼看去，已经近乎一座座无字碑了。1992年出狱后，周家瑜每年清明都要来墓地的荒草和杂树中坐一会。这里埋着他的战友。这些年，他亲眼看到石制墓碑上的、扑克牌大小的姓名慢慢风化殆尽。而他自己，这个“文革”时期的重庆武斗组织“8·15”派“政委”，也已经老了。
2009年12月，在相关研究者及亲历者历时十余年的奔走呼吁之后，全国仅存的一个“文革”武斗死难者墓群被评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已经在重庆市沙坪坝公园西南角潜伏了40年。
占地约3000平方米的墓园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一道高约三米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清晨，这里能听到山后复元寺小学里稚气的的读书声。下午，落日会把山丘西侧天主教堂顶上巨大十字架的阴影投射到墓地。
沙坪坝区在武斗中是“8·15”派的根据地。所以这个墓地埋葬的，几乎全是“8·15”派的死难者。国民党时期，这个山丘便属知名爱国人士饶国模的私家墓地，时称复元寺墓地。抗战期间，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病逝的干部，便葬于此。周恩来之父、邓颖超之母亦曾安葬在这里。
武斗开始后，死伤不断扩大，一些大的工厂学校（如重庆大学、建设厂等）多在自己的单位内开辟墓地安葬。而一些小单位的罹难者，因为单位内找不到安葬空间的，便被葬在了这里。
40年前，这里尚处于重庆市的偏远地带，山丘下是藕塘，再往东便是水田。但随着重庆市区的迅速扩张，墓地一步步走进繁华的城区腹地。藕塘在1980年代变成了人工湖，一座自由女神像立于距离墓地不到200米处。如今，墓地周围的林荫道上，四处悬挂着“红歌会”的招牌。
随即同几个唱红歌的老人聊起，竟有当年参加过武斗者，只是竟不知有五百多同龄人埋葬于不远处。每天都有老人在这里合唱红色歌曲。这同样是安葬于此者生前所熟悉的旋律。

重庆市沙坪坝公园西南角，全国仅存的一座武斗罹难者墓园，如今人迹罕至。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武斗死难者合葬墓。当年的墓志多用毛主席诗词。　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摄影家田太权武斗死难者墓群作品：“遗忘”。　图/南方周末资料图

缺乏修缮的墓群，字迹已经风化模糊。　图/南方周末资料图
学校埋不下这么多尸体，便选中了沙坪坝公园
躯体被白布包裹起来，穿上军装，别上领袖像章，埋在了浅浅的坑里。
65岁的周家瑜，是当年武斗“8·15”派的政委。1976年，因“指挥、参与、枪杀、打死被俘的无辜群众”，周家瑜入狱16年。“武斗烈士墓被评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历史能给我当年的战友一个名分。”周家瑜说。
现存的墓园地面建筑，可以佐证周家瑜他们当年信仰的赤诚。多数合葬墓的主体设计是模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碑身、碑顶一般都饰有“8·15”派的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模仿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
郑志胜是周家瑜当年的“战友”，在“8·15”派中，人称“尸长”——他专门处理武斗死难者尸体。
最初选中沙坪坝公园这里作为墓地的，就是重庆大学的“8·15”派。因为尸体源源不断地运来，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前线仍然在每天制造着死亡，“8·15”派的勤务员（即领导人）开始在市区寻找空地。
40年后，“尸长”仍然记得育才中学女生梁自巧送来的样子。“生前我就认识，矮矮的，白白胖胖、齐耳的短发用发夹别到脑后，见了大学生老大哥总是微笑着，一对圆圆的酒窝。”郑志胜说。
梁自巧年龄虽小，却是20中红卫兵团中的活跃分子，时常来找郑志胜他们，领了传单去大街上散发。7月间，她去给守清水池的大哥哥们送饭时，在建设厂三八宿舍附近罹难。
最初产生的尸体，并没有及时下葬，他们作为对方的“罪证”，要保留下来。但时值重庆最热的时候，“大部分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战俘用手中的干树枝驱散苍蝇。”郑志胜说。尸体防腐的方式，便是往体内注射甲醛，然后将尸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溶液中。
梁自巧是郑志胜亲自输甲醛的第一人。尸长划开女孩的皮肤后，错把神经当成了股动脉，打开夹胶管的镊子，甲醛溶液没有流进那“股动脉”，而是遇阻反溅到他的右眼里。后半生里，这只右眼都一直折磨着他。
但在处理第二具女尸的时候，他已经很熟练了。注射完甲醛，让俘虏们给尸体裹上从沙坪坝百货公司购来的一匹白布，然后穿好军装，戴了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袖章，把头发洗净后晾干，梳得很整齐，用一块木板安放在防空洞里，放了十多天等亲人来看了才入殓。然后有学校运去沙坪公园掩埋。
实际上在热兵器卷入武斗之前，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沿江马路坎下那块平地已不够埋了。郑志胜想到沙坪公园藕塘西边的小坡上那块历史遗留的墓地。郑志胜和黄顺义带着“重大8·15”的介绍信去沙区公园办公室找到“园林8·15”的勤务员何太福，后者很爽快地就答应了。
于是在“沙坪公园小烈士墓”进门第一平台左边，包自成、李叶明、陈乐洲就顺利落葬了。第二天又把周芳英等五口棺材启出来，抬过去，埋在第一平台右边。
从墓碑上的文字推断，沙坪坝公园安埋“烈士”自1967年6月始。当时挖坑安埋尸体的，几乎全是“反到底”的俘虏。“墓地里原来的安葬的死者，除了解放军的五位烈士，其他的都被挖了出来，给'8·15’的尸体腾位置。”曾钟说，他是最早收集墓群资料的研究者。
尸体一具具运过来，标准的程序是，挖坑，下葬，致悼词，鸣枪。起初整个坟地并无规划，俘虏们东挖一个坑，西埋一个人，仓皇之间，也并没有墓碑，就立一个木牌子，上书死者的姓名，所属单位，以及死亡时间。
根据研究者陈晓文提供的碑文资料，死亡者中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这里共有113座墓碑，掩埋有531人，其中包括404名武斗死难者。
墓碑的大小，显示着一种独特的等级制度：死者所属的单位越大，则墓碑越高。“有钱就立，立的就大。”王佑群说。——向大金，一名从郊县来到重庆参加武斗的农民，就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土丘。
1967年9月1日双方签署停战协议后，“8·15派”开始有组织地重新规划墓群。但脆弱的停火协议很快破裂，死亡生产线再次启动，于是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从1968年开始，是年造墓38座。石条、混凝土、砖块这些建筑材料，几乎都是强行从市区征用的。
直到1968年中央通知撤销两派的总部，并收缴武器，大规模的武斗才停止。但两派的基层组织保留了下来，继续运转，所以，死亡生产线一直运作到1969年1月才结束。——原因是城市的知识青年都下乡了。
在这块不大的墓园里，郑志胜们一共埋葬了四百多具尸体，绝大多数都和梁自巧一样年轻，一样洋溢着“革命的热情”。
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周家瑜并不觉得当年的武斗有什么错误。“我们当年的战斗是遵照党中央的决议，这些死去的烈士，和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的烈士一样，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他是武斗存活者中，“坚持自己信仰”的代表人物。
当年重庆大学的大学生周家瑜、郑志胜两人卷入血腥武斗并成为一派的领导人，有很大的偶然性。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关心政治，他们到处贴大字报，又把中山路改成'反修路’，反右派，我都不理睬。”周家瑜说。但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
郑志胜加入“8·15”派的原因，和周家瑜一模一样。郑校长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我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许多年后，郑志胜感慨道。重庆当地何蜀等研究者以及周家瑜等亲历者提供的武斗发展脉络是：第一次武斗发生于1966年12月4日。保皇派和造反派在大田湾体育场发生械斗，但并无人员死亡，可是血腥却被激活。此后的半年内，长矛、大刀等冷兵器投入使用。目前有记载的死亡，发生于1967年6月。死亡事件促使武器升级，7月7日，嘉陵江大桥的一次武斗时，“反到底”派第一次使用小口径运动步枪，击伤数名“8·15”成员。随后，武斗迅速过渡到热兵器时代。
据周家瑜介绍，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但即使武斗最血腥的时候，“8·15”和“反到底”的高层也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一切看起来像是游戏——周家瑜和“反到底”黄廉、邓长春是好朋友。几个人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有事还互相帮忙。
但他们领导的两大组织，每天都在屠杀着对方。
抗战时，国民政府将全国的主要兵工厂迁到了陪都重庆，解放后全部被新政府接管；经过建国后十多年的“三线建设”备战，到1960年代中期，“重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军工生产基地”（重庆学者王康语）。7月7日“桥头枪声”后，双方很快接管了包括生产坦克、高射机枪、自动步枪的各个兵工厂，于是，除了飞机、导弹之外的各式武器迅速武装了双方的战斗员。
“重庆武斗激烈的另一个原因，便在于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比其他地方突出。”王康说，“抗战时，全国的知识精英和熟练工人，被国民政府有组织地迁徙到重庆，抗战结束时，重庆的总人口翻了数番。”
作为武斗中红极一时的人物，周家瑜的经历佐证了王康的分析：“并不是所有人都是为了保护毛主席来参加武斗的，好多'小混混’、地痞流氓，也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去造曾经打击过自己的司法机关的反。”
“很多人都是被裹挟进来，然后稀里糊涂就牺牲掉的。”周家瑜说，他认识的一个低年级同学，因为喜欢把子弹壳做成钥匙链，挂在屁股后面叮叮当当的响，为了捡弹壳，被打死了。
“市政服务没有了，渝中半岛变成了垃圾堆；粮食、蔬菜的供应都断了，我的父亲是'8·15’派的干部，但是家里也没有吃的。”57岁的席庆生回忆道，“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准备去到重钢李子林投奔亲戚，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一个'8·15’的人刚擦完枪试枪，把我母亲打死了。”
但在那个火红的年代，没有人怀疑过战斗的意义，或者思考过局势的复杂。王佑群——2000年后墓地最重要的看守者和研究者之一——当时还是一个小姑娘：“看到邻居的大姐姐们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我一下想起毛主席所说的'飒爽英姿’，很羡慕，盼望着长大后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中山大学教授、学者刘小枫当年也还是少年。在他的回忆里，连儿童也组成了“战斗队”相互厮杀：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7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
但很快，这些美丽的年轻人便成了尸体，送到了“尸长”郑志胜所在的防空洞里。
更多的亲历者开始反思那一场劫难。“尸长”郑志胜说：“1967年的8月，重庆武斗最激烈的日子，是我最苦最累的日子，也是我失足跌进深渊的日子。别人的血、汗和泪；我的血、汗和泪交融在一起，流进了深渊。我在噩梦中掉了进去，苦苦挣扎。”
被消解的“崇高”
撬棍、炸药、和有意无意的遗忘与冷漠一点点地水解掉40年前的怪诞“崇高”
2010年1月15日下午，记者跟随在公园工作了一辈子的王佑群进入墓园。满目尽是湿漉漉的枯败植物，高耸的墓碑上赤色的豪言壮语尚在，但当年捍卫这些话语的、墓裙上的姓氏，则能辨者无几。一只野猫在鬼针草和矢车菊间寻找着什么。
墓园西高东低，布局杂乱，一条通往小道落满枯叶，以此为中轴，两侧的坟丘杂乱而破落。
沙坪坝公园这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并不是重庆最大的，也不是惟一的。武斗结束后，几乎每个工厂学校都有自己的“烈士墓”。曾钟、陈晓华二人的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当时七区三县，与此相类似的红卫兵墓群一共是二十多个，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
但这些墓地绝大多数在“文革”后便被铲除。“有些墓甚至是被直接用炸药炸掉的，因为“文革”中受迫害的人觉得这些人作孽太多。”曾钟说。
到1970年代后期，沙坪坝公园里的武斗罹难者墓群，已经是重庆市惟一的一座较大规模的墓群了。1979年5月，顾城跟父亲顾工到重庆采风，他意外走进这片年代并不久远，却似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荒坟。他留下了最早对红卫兵进行反思的诗作《红卫兵墓》：
泪，变成了冷漠的灰，荒草掩盖了坟碑。
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依旧在地下长睡。
在狂想的铭文上，湮开一片暗蓝的苔影
但在顾城用笔解构武斗“可笑的自豪”之前，附近的农民，已经开始用他们的撬棍解构纪念碑上赤色的崇高话语了。从1972年开始，邻近村子的农民便越过墓园一堵失修颓圮的土墙，进来撬走上好的石板，建房做宅基石或者盖猪圈。
原公园党支部书记李崇同告诉记者，1975年前后，政府全面整顿时修葺公园，才用竹篱笆补上了垮塌的土墙，让墓园得到最低限度的保护。但郑志胜提供的信息是，竹篱笆并没有挡住撬棍。1976年底，在看守所羁押的郑志胜趁着外勤的机会，特意请求看守到墓园看看。他刚进门口，便看见一群农民正猛撬墓基，打算抬着墓碑石回家。郑将之斥回。
但历史已经在顾城的笔和农民的撬棍下展现出他的残酷。不管当年的这些年轻人是以何种热情、为一种崇高的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性命，但不到10年，这种崇高便已经支离破碎了。
40年的时间里，墓园也不止一次面临灭顶之灾。
据李崇同介绍，1985年，曾有一名退休老干部给四川省委写信，要求拆除此处墓地。理由是“这是文革派系斗争的遗留，不利于团结”，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到墓园走了一圈，并未直接表态。随后，他批示了“三不原则”：不拆除、不宣传、不开放。几个月后，重庆市民政局拨款修建了更高更结实的围墙。形成了今天的格局。
墓园的再一次拆除危机，则与商业开发有关。1993年、2005年，先后两次传出铲除墓地做商业开发的消息，但重庆众多人士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墓园。
另一方面，重庆市文物保护界的官方人士，早在1990年代，就注意到了此处的文物价值。吴涛，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他回忆道：“1990年代后期，我就向上级打报告，提出保护沙坪坝公园的武斗死难者墓地，但因为当时整个环境还很保守，这个报告没有下文。”
2007年4月4日，转机出现，国务院下发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通知。“我们当时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开始申报文物保护单位。”沙坪坝公园现任主任钱立全说。当时公园管理处从外面聘请了李中华，在加上公园的职工秦本志和公园的退休职工王佑群三人组成调查组，开始半公开地对墓园的史料及当年的经历者、死者亲朋等进行调查。
2008年4月10日，国家文物局在无锡召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提出，应对“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时期的代表性、典型性的建筑物、构筑物采用正确的方法进行合理保护”。单的讲话，彻底解放了公园的调查、申报工作。
无锡论坛四个月后，沙坪坝公园向沙坪坝区申报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天就通过了。2009年初，沙坪坝区文物保护科开始重新整理资料，向重庆市文保处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吴涛回忆，“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
2009年12月15日，重庆市公布了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共193处，红卫兵墓园名列其中。“这表明我们的政府越来越自信，也越来越理性了。”吴涛说。
“必须直面父辈的历史”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对于那些亲历过武斗的人们，不管是“死硬派”还是“反思者”，都希望历史能以此为契机，给40年前那群热情洋溢的青年一个中肯的评价。
“红卫兵曾将自己的全部赤诚献给了当时的主流话语，后来却被历史作为黑暗、暴戾、愚昧的象征”，曾经的“8·15”一员，如今的史料搜集研究者之一李中华说。
伴随墓园的衰败破碎，当年那段历史也在时间流逝与人们的集体遗忘之中逐渐模糊。当年经历过武斗的当地知识分子，成了史料收集研究仅有的中坚力量。
重庆出版社的陈晓文是研究者之一，1991年，他意外发现墓碑风化严重，开始和刘凯娟、贺洪志等8人抄录墓地碑文。
1995年8月，陈晓文在中学同学刘小枫的怂恿下，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发表了《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一文。此文第一次将这处墓群定名为“红卫兵墓地”并流传至今。——但这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一大缺憾。调查结果显示墓群中安葬的人员身份大多不是学生（红卫兵），而是工人或其他市民。
2005年，鉴于陈晓文他们抄录的墓碑因为风化有大面积残缺，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校退休教师曾钟开始在墓地蹲守，进行穷尽式调查。“这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着，有人来上坟，就和他聊，然后这些死者家属就会一个传一个，帮我收集资料。”曾钟说。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曾钟说。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研究者们希望至少将墓园中埋葬的所有死难者生平经历整理成集，但这个工作至今只完成了一半不到。
曾钟举例说，113座墓碑中有两座无字碑——建成就一直没刻字，他通过多次走访终于弄明白了其中一座“无字”的原因：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
“另一座无字碑的成因，我一直没有调查清楚，当事人在世的越来越少，以后调查清楚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曾钟说。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时间太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除了时间，研究者们的障碍还包括几乎是群体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四川美院摄影教师田太权被认为是用镜头解读这个墓群的第一人。他首次进入墓群是在2006年的一个中午。“围墙外面阳光灿烂，但墓园里面却一场阴森，我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破损的棺木就裸露在地表之外，甚至能看到森森的白骨。我一下子感到，那么青春那么美的生命，就这样掉入了死亡陷阱。”
那天中午的顿悟，构成了田太权后来“文革”系列作品的基调。在他沙坪坝红卫兵墓的摄影作品里，墓碑像庄稼一样从年轻的躯体上生长出来；鬼影幢幢的纤细身体，穿行在坚硬、冰冷的墓碑之间。
有一天下午，田太权正在墓群间创作，一位年轻的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意外地闯了进来。——老师以为这里是一个烈士陵园，他带孩子们来接受革命主义教育。但进来之后却发现是一处“文革”武斗罹难者墓群。便赶紧带着孩子们出去了。
田太权迅速捕捉了一群少年穿行于墓碑的瞬间，在后期处理时，他让这些2000年前后出生的孩子，行走于40年前死于非命的躯体之上。
“历史是无法回避的，这些孩子必须直面他们父辈的历史。”田太权说。

红卫兵墓

二十多人合葬的大墓爬满青苔常有老者在这里追忆树木掩映中的墓园
时代信报记者 朱彦
404个死者，378个“8·15”成员，与其他墓地不同的是，随葬的还有他们的武器——头盔、钢钎、大刀；
伫立墓园，记者不由得想到了刚刚去世的巴金老人，想到了巴老那个生前未能实现的夙愿——建立中国文革博物馆……
“因为房产开发，全国唯一的红卫兵墓要被拆了。”近段时间，这条消息从网上到现实，被传得沸沸扬扬。墓地所在的重庆沙坪坝，开始吸引人们的眼球。
寻访墓园并不难，从沙坪公园后门向西，沿一条石板小路拾级而上，路的尽头是一个用青砖围墙围着的园子。一棵倒掉的大树横在园中的小路中央，阻断了去路。公园的喧嚣在这里止步。
园中矗立着113座墓碑。经过长年风化，墓碑边缘的棱角已经模糊，一些墓碑已经被青苔爬满。
沙坪公园管理处的资料显示，这个园子位于公园碧山湖畔，占地约2100平方米，原本是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的花园之一，后来成为墓地。到1949年，这里埋葬过周恩来总理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等13位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人员，被称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墓”。1958年，国务院将“八办”烈士和邓母、周父等人的遗骨火化后移葬到红岩村。
文革武斗开始后，这里成为埋葬武斗死亡人员的地方。
动荡的岁月
“全国目前就这一处，其他都被破坏了。”81岁的廖济科(音)老人站在园子门口，望着围墙上“文革墓群”四个鲜红的大字对记者说。
良久，他摘掉头上的黑色皮帽，带着记者走进这个园子。
“这里埋的，基本上是当年武斗时死的人，都是属于'8·15’派系的。”廖大爷迈过倒在小路中央的那棵大树，来到一块墓碑前。他把帽子揣进大衣口袋，捡起掉在碑顶的落叶丢在地上。随后，他把手轻轻按在碑身，嘴里喃喃地念着碑身上的两句碑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哎……牺牲……”
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这座碑上镌刻的文字已经不大清晰。除了两句碑文，只能依稀辨认出“8·15战斗团2007团”的字样。碑的下端刻着一串模糊不清的姓名。
“武斗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团的。这碑上刻的好几个人，生前我都见过。”廖大爷摸出一根香烟，悠悠地点上。
1966年8月15日，重庆师专(现重庆师范大学)“排炮战斗队”和“轻骑战斗队”两个红卫兵组织，为赶走“四清”工作组，发动重庆大学等院校一共4000余人声援。此后，重庆很多单位纷纷跑到重庆大学，邀请他们帮忙驱赶工作组。为纪念在重庆师专的这次夺权斗争，重庆市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命名为“8·15”。
1967年2月底，重庆造反派组织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遭到一些人反对。这些反对者们自行成立了与该委员会对立的组织“反到底”。
从成立开始，“反到底”就与“8·15”存在摩擦。这种摩擦一开始只是互相辩论，偶有肢体冲突，但从1967年4月开始，围绕是否拥护当时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两位干部的问题，两派开始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冲突，持续时间接近两年，由高音喇叭对骂逐步升级到用钢钎、铁棒搏斗，最后竟然出动坦克、装甲车对攻，一夜发射高射炮弹一万余发，震惊全国。
根据官方统计，从1967年夏到1968年夏，“反到底”和“8·15”组织共发生武斗31起，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24次，死亡645人，其中“8·15”组织有404人埋葬在沙坪公园的这个墓群里。
“那时候，我才43岁，住在沙坪坝，”廖济科大爷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也和年轻人一起去'打仗’。到后来，他们动了枪炮，我就再不敢去了，有人叫我，我都推说有事。再后来就和他们疏远了。要不然，我可能就埋在这里了。”
三十多年来，廖大爷没事时都要到这个墓群里走一走。“一开始的时候经常来，后来就少了，一两个月来一次。抽支烟，坐一坐。”
曾经有人盗墓
该墓园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墓群里并不光是埋葬着“8·15”组织的死者，还埋葬了一些在武斗中被流弹击中的无辜群众。
修建这个墓群的时候，这位工作人员还不到10岁。
“那场面真是恐怖。人们在这里挖了几个大坑，坑的底部和四周抹上一层水泥，就开始往里面放尸首。有的是用棺材收殓好的，有的只是个囫囵尸首，当时天气又热，都开始腐烂了。他们中的一些人给尸体注射了福尔马林，又找来清水大致洗一洗，简单收殓一下就放到坑里，再盖上泥土，插上一块木板。过了几个月，又有人来修建了墓碑。”
墓园修好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没人来过，但后来竟然出现过“盗墓者”。这位管理人员回忆，那是在二十多年前，他听家里人说，墓群里有一座墓被一群小孩子挖开了。这群小孩子听说墓群里埋着武斗中用过的枪支，好奇地想挖开看看。“我一听说挖了墓，马上和家里人一起跑过来。那块墓碑都被人移走了，墓基也被撬开，地面上有几个生了锈的钢盔，还有钢钎，然后就是一根根白骨。那情形，我现在想起来还打冷战。”他说。
长大后，他成了这个墓群的管理员，每天都要到这里巡逻，打扫卫生。没事的时候，他喜欢默读碑上的碑文和悼词。随着墓碑逐渐风化，这些碑文和悼词都印在了他的脑海里。
生者只有回忆
这位管理员告诉记者，这个墓园平时人迹罕至，但清明时会有很多人来。“他们中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也有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这几年人更多了，还有几岁的孩子——他们是随着父母一起来的。”
“有个六十来岁的妇女，每年清明来这里都要哭。她丈夫26岁时参加武斗被打死，留下了她和两个不懂事的儿子。这个妇女每次都要哭到筋疲力尽，任谁都劝不住……”
据这位管理员回忆，曾有一个香港开发商打算到这附近修住宅，想拆除这片墓地。计划报批的时候没有通过，墓群才得以保存。至于最近是不是又有地产开发涉及到这里，他表示，没有听说。
“这段历史，后人不应该忘记，”他说，“这方面的文史资料平时很难看到，读一读碑文和悼词，也能大概感受一下那段岁月里的动荡。”
临走，回望萧瑟寒风中一派凄楚景色的墓园，记者突然想到了刚刚去世的巴金老人，想到了巴老那个生前未能实现的夙愿——建立中国文革博物馆。也许，将来有一天，这片墓地最终会进入那个以大地为址的博物馆，因为，它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

重庆红卫兵墓
位于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据称是中国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其中113座墓穴埋着1967年至1968年重庆武斗期间约400名战死或意外故亡（个别）的八一五派组织成员。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死亡者年龄：20岁以下的占35.2％（69人），21—30岁的33.7％（66人），31—40岁的20.9％（41人），41岁—50岁的7.7％（15人），50岁以上2.6％（5人）。死亡者职业：工人占58.9％（最多，176人），学生34.8％（104人），职员4.7％（14人），军人（军事院校学生）2％（6人），干部1％（3人），教师0.67％（2人）。
墓园的布局没有统一规划，按先来后到的不成文法随意分割，有的位置坟墓密度很大，有的位置则趋疏朗，没有对称性。建墓的主要材料是石板、青砖、三合土、水泥。单人独墓的款式一般较简单，没有独立的碑，刻石融在墓体中嵌于正前方，墓志、墓表、墓铭三者合一。而多数合葬墓主体设计摹仿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再略加变通改良：南北横亘绵延的墓基适应着多人合葬的功能需要，其上耸立一座石碑。9号墓摹仿人民英雄纪念碑最为认真与酷似，墓基四周环绕着漂亮磨石栏杆。117号墓铭刻悼文的墓裙宽达十多米。碑身、碑顶一般饰有八一五派徽记（嵌着派别名号的火炬）。墓碑主体题字多为龙蛇竞走、横空出世的毛体狂草：“死难烈士万岁” 。点缀其间的有时代特征鲜明的激烈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可挨打，可挨斗，誓死不低革命头”；或表示悼念之意的毛泽东、鲁迅诗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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