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动词的7种形态:醍醐子哲言

醍醐子哲言

                    ·方术之国

                    ––––––中国神秘学

醍醐子曰：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力耗费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道佛特别是儒家八股的钻研上，二是对方术、神秘学的推究上。现在，人们往往对前者了解得比较多，而对后者印象不深，其实，中国在神秘学方面的经典浩如烟海，丰富异常，中国古代的科学也往往蕴含其中。

更具体地说，中国的学问一是显学，包括孔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鬼谷子、孙子等人的学问，以谋略（人生谋略、社会谋略等）为主线，论述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二是神秘学，古时称为“术数”、“阴阳术”，这其中包含了中国人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社会的关系的认识，历代对此研究者趋之若鹜。中国人对分析探索大自然不感兴趣，因而近代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但是，我们象许多原始部落一样，基于对自然、社会、人生现象的不了解，方术大为盛行。许多人一辈子皓首穷经，钻研方术，正象许多古希腊人废寝忘食地钻研科学一样；中国很多名家撰写过术数类书籍，如刘伯温号称“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他著有（或相传著有）《多能鄙事》、《奇门定局》、《金弹子》、《一粒粟》等书，为汉时东方朔的《滴天髓》、《灵棋经》，南唐何溥的《灵城精义》，宋时赵普的《烟波钓叟赋》等书作过注。王充、苏东坡、朱熹、文天祥、宋濂、纪昀、俞樾、曾国藩等人都对神秘学颇有研究，流传到现今的中国古代典籍中有三分之一属于此类术数类著作。可见，它耗费掉了多少中国人的精神和智力呀！

中国神秘学的内容尽管没有严密的论证，都是一些神异、猜测、附会、感性、经验的东西，但其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包括星相术、相命术、占梦术、风水术、炼丹术、测字术、巫术、养生术等。著名的典籍有：《史记·天官书》、《开元占经》、《五行大义》、《梦占逸旨》、《周公解梦》、《解梦书》、《梦书》、《黄帝宅经》、《葬书》、《阳宅撮要》、《阳宅十书》、《阳宅辟谬》、《龙首经》、《奇门遁甲》、《飞盘奇门遁甲》、《遁甲演义》、《金匮玉衡经》、《太乙金镜式经》、《梅花易数》、《河洛精蕴》、《步天歌》、《推背图》、《烧饼歌》、《藏头诗》、《滴天髓》、《麻衣相法》、《柳庄相法》、《神相全编》、《六壬大全》、《日书》、《阴阳书》、《协纪辨方书》、《周易参同契》、《抱朴子》、《金仙证论》、《指玄篇》、《大丹直指》、《灵宝毕法》、《字触》、《测字秘牒》、《十问》、《合阴阳》、《黄庭经》、《素女经》、《玉房秘诀》、《房术奇书》、《养生四要》、《摄生总要》等。方术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其理论基础有四：一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二为五行相生相克；三为阴阳转化；四为原始崇拜。其方法有：演绎附会，揣摩臆测，察言观色，模棱两可，随机应变，类比象征，使用遁辞等。

中国人从来面临着风云变幻的人文环境，人间的旦夕祸福迫使人们对命运、未来及各种变数苦思冥想，由此，形成了博大深邃的生存智慧，也就是神秘学。人文的东西往往很难准确地把握，所以，中国人的学问，无论是《论语》、《老子》，还是谋略、术数，都是含混的。

西方虽然也有“神秘科学”，可是不如中国术数之悠久漫长、影响之大。孔夫子就说过：“不知命，无以为君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可见，他就是命运信奉者。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一批方术师，特别是鬼谷子被称作算命术的祖师。唐朝时李虚中开创了生辰算命术，他以人的生辰年、月、日推演寿夭贵贱，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所以，算命的人又尊他为祖师。现存有《李虚中命书》，疑为后人伪托。五代末之徐子平（曾与著名的麻衣道人陈图南隐居华山）将李虚中的方法进一步加以发展，他测算年、月、日、时“四柱”，每柱天干、地支各一字，共为八字，然后按阴阳五行生克变化推演命运，称为四柱八字算命术或子平术。传有《渊海子平》《明通赋》等书。其后，四柱八字算命风行天下，苏东坡有《东坡志林》，朱熹有《赠徐叔端命序》，文天祥有《跋彭叔英谈命录》，明朝时刘伯温为《滴天髓》作注，宋濂作《禄命辨》，清时发展为铁板数（用父母、本人八字，加上五音八卦推演，传为宋朝邵雍作）、紫微斗数（用本人的生辰八字，配合星辰十二宫八卦推演）。

算命术起源于占星。先人认为，人的命运都是由冥冥上苍决定的，所以，《易经》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黄帝就设立星官，负责观察“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古书中也有许多关于星辰与人事命运关系的记载。东汉时王充著《论衡》，首次将星象与五行结合起来，成为命理学之先驱。可见，算命术历史久远。相面术也是一样，起源于先民，到春秋战国时已有许多记载。如周室内史叔服、楚之令尹子上、越之范蠡、秦之尉缭都能相面，叔服说公孙敖的儿子谷“丰下”（下颌丰满），“必有后于鲁国”；子上说太子商臣“蜂目而豺声，忍人（残忍的人）也”；范蠡说“越王为人长颈鸟喙”，故离他而去；尉缭说秦始皇“蜂准（鼻子高），长目，鸷鸟膺（胸部挺起），豺声，少恩而虎狼心”，遂离去。汉朝时许负、王充、王符，唐朝时袁天罡，宋朝时陈抟，明朝时袁珙（著有著名的《柳庄相法》）、袁忠彻等人皆为大家。袁天罡还发明了称骨测命法，他将人的出生年、月、日、时换算成骨头重量，求其和，然后可查出命运。俗语骂人“贱骨头”，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古代的风水术独树一帜。风水术也称堪舆术（堪：天道；舆：地道），是中国古人集居住环境选择、墓葬选址、建筑布局、景观评价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其理论基础为天人感应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董仲舒为天人感应学说的集大成者，他同时结合阴阳五行学说阐述其专制独裁、三纲五常的思想；而后人则由此创造出丰富的风水理论体系。风水师将山体分为“五星”：圆山为金，直山为木，曲山为水，尖山为火，方山为土；将方位分作五行，使用五行相生相克理论，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得出五行相生的吉式或五行相克的凶式。晋代的郭璞相传著《葬书》，提出葬者乘生气（生气即行乎地下的阴阳五行之气，人皆由气构成，人生则气聚，人死则气散，但可通过择地使气凝聚，笼罩死者，感应生者）、气藏风得水（避风，有水环绕）等学说。著名的《黄帝宅经》则提出宅性说（按房屋朝向分为阳性宅、阴性宅）、命座说（住宅的不同方位是相应家庭成员的“命座”，在这些地方有各自的忌讳）、建宅顺序说（根据宅性确定依次动工修建的顺序，如阳宅宜从亥位建起，按顺时针修至乾位）、时令说（不同的季节有其忌讳，如春天不宜建东屋）、虚实说（五虚令人贫贱，五实令人富贵）、宅墓配合说等。象这类中国古代风水理论著作汗牛充栋，后世多有发展变化，日益复杂、精密，象五行、八卦、64卦、干支、日辰、方位、阴阳、气脉等无不汇入风水理论之中。上到皇帝下到百姓，大到选都小到门窗之位，无不取决于风水。

中国古代的养生术、房中术著作也是卷佚浩繁，足见中国人对世俗的热衷，对长寿、饮食、男女之道的花样翻新。中国的食疗、药疗、炼丹术、养形术、养神术、五禽戏、气功、按摩、推拿、房术等理论和技术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马王堆出土的汉初古书《养生方》、《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等就主要属于房中术。东汉时，张道陵以“玄、素”之道（传说黄帝曾从玄女、素女学习房中术）为人治病。曹操曾召集方士讲习房中术，曹操“行之有效”。晋时葛洪著《抱朴子》，此时还出现了《玄女经》、《容成经》、《彭祖经》、《入内经》、《内宝经》等书。隋唐时，房中术空前发达，药王孙思邈著《千金要房》，还有《素女经》、《交接经》、《洞玄子》、《玉房秘诀》、《新撰玉房秘诀》、《素女方》等问世。可是，宋明理学兴起后，灭人欲，存天理，士大夫对性讳莫如深。明时从宪宗以后，朝野上下又都大谈房术，方士因向皇帝进献“春方”也多青云而上，文坛也出现了《金瓶梅》等“淫书”。此后，房中术走向衰落，到西方医学传播后，更湮没无闻。

醍醐子曰：方术、神秘学正反映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和思维方式！虽然世界各民族都有迷信、巫术之类的东西，但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没法与中国相比。中国的方术自成体系，历时数千年经久不衰，深刻地反映了民族性。

从方术内容上来看，中国人是世俗主义者，所以，方术也是为了满足人们世俗的欲望。如追求荣华富贵，吃喝玩乐，长寿成仙，死后也要葬于“风水宝地”，庇荫子孙大富大贵；再如，中国人重视封建伦理尊卑，方术中也浸透了男尊女卑、官贵民贱、光宗耀祖、忠孝节义、帝王将相等内容。中国人也是命定主义者，圣贤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因此，方术师认定命运决定面相八字，面相八字反映命运。既然命运是铁定的，那么老百姓只能认命，安分守己，逆来顺受，对统治者不加反抗；秦末陈胜起义，首先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表明了对命运论的公开挑战，可惜，这种声音在历史上太微弱了。

从思维方式上来看，中国人是象征主义者，我们不擅于逻辑推理，但擅于类比、比喻，五行学说及其运用正是如此；譬如，四季可以配五行，除春夏秋冬之外，再加上“长夏”即可；方位也可配五行，除东西南北之外，再加上“中”即可。利用五行生克、阴阳八卦来推演，很象代数学，颇能胡弄人，可是其前提和五行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只能算作伪科学。

醍醐子曰：方术起源于三种原始信仰，一为天象崇拜与畏惧。古人遥望茫茫天空，倍觉神秘，因此，产生许多遐想；他们认为，天上每一颗星，对应地上每一个人，天与人是相互影响的；陨星、彗星的出现是不吉利的；箕星出现会有风，毕星出现会有雨。总之，天象与人事是对应的，于是，星命家们直接从星象推断人的命运；后来，书生们嫌这种方法太简单，便运用五行八卦来附会，增加了神秘性。二为动物崇拜。中国的十二生肖便是动物崇拜的残余，牛马狗是因为帮助人类劳动而受崇拜，兔羊鸡猪是因为有助于维持人的生命而受崇拜，龙虎蛇鼠是以其威严、凶猛、害人而受崇拜，猴子则因为与人类相近、机灵顽皮而受崇拜。三是五行崇拜（元素崇拜）。古希腊、古印度也有世界组成的元素论，如有人认为世界由“火”组成，有人认为由“水”组成，有人认为由“地”“水”“风”“火”组成，但他们没有将这些上升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中国人不仅把五行与四时、五味、五色、五声直觉地联系起来，而且将之与种种人事作类比、推理，由此得出荒唐的结论。

还有，方术与中国传统医学关系很大！一是巫师、道士常常运用巫术替人看病，二是中医与方术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它们都以五行学说为基础，三是中医与相术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如中医的主要诊断方法是望、闻、问、切，与相术的观颜察色、询问抚摸是一致的；中医所说的肝火望者面赤，目涩，性躁，与相理所说的面赤者“性急、多暴躁”是一致的。可以说，医、相是同源同道的。

不过，中医尚有合理成分，而方术大部分荒唐透顶。譬如，相术中以气色判吉凶，将面色分为青、白、赤、黑、黄五种，唯有黄色是大吉大利的，它起源于中华民族对黄色的崇拜、对帝王的崇拜；现在我们知道，黄色恰恰是有病变的反映，说明肝、胆有毛病。可见，方术不仅不合理，而且会害人不浅，是不宜向世界传播的。

可是，方术、神秘学这种伪科学，让中国人着迷了几千年，浪费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真让人痛心疾首！

                    ·道德之国

醍醐子曰：“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阴谋诡计”，这是对许多中国人人性现状的最精彩的概括。道德成为一些国人的虚伪的廉价的遮羞布，以至于我们常常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自诩为而且一度被西方人误解为“道德大国”。“物质文明在西方，精神文明在中国”之说曾经甚嚣尘上，“中国优越论”不绝于耳。而实际上，我们传统的道德只是“奴隶的道德”罢了！

孔子要求人们“行忠恕”，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老百姓知命而恭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思无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并且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主义；董仲舒规定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宣传君命天授、道统不变––––––封建制度不可改变的僵化教条；程颐朱熹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要“存天理，灭人性”；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反省求理于内心，“致良知”––––––达到封建伦理规范的“良知”，“破心中贼”–––––––––克服不恭敬的私心；曾国藩提倡“敬恕”，“敬以持身，恕以待人”，“寸心兢兢，且愧且慎”，“念念欲改过自新”；林彪江青等人则要求人民“无限忠于”，“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膜拜“大救星”，喊“万寿无疆”，开展“斗私批修”，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奴隶的道德”的展现。

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还是“骗子的道德”。

孔子提倡“仁”、“礼”、“孝”，孟子主张行“仁政”，荀子主张礼治，墨子提倡“兼爱”，韩非子主张法制，刘邦实行宽政，与民休息，李世民思短知过，用人唯贤，朱元璋鼓励生产，释放奴婢，康熙大兴文治，德才是用，似乎中国的圣人都道德情操高尚，人治社会的明君、领袖也靠得住，可是，君不知仁义的真名叫虚伪，统治者何尝对人民仁义慈悲过？就像崇祯皇帝面对饥饿农民的起义，不断下“罪己诏”，可就是不愿把金库打开，不愿把十八亿五千万两银子赈荒济贫；中国历史上有几时仁政，又有几多暴政！君不见在“正大光明”“明镜高悬”的匾下发生了多少罪恶！平民百姓何曾不是跪着生活！何曾不是引颈受戮！

圣人明君骗住了多少中国人！

                     ·谋略之国

醍醐子曰：现实的中国人不以道德而以谋略著称于世，《老子》、《孙子》等谋略名著早已盛传于海内外。中国现存的历代兵书居世界之最，其议论之恢宏、智谋之深邃令世人颇有仰之弥高之叹。中国人还善于引史为鉴，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史书之多超过世界各国这类书籍之和；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军事和人生谋略思想。中国诸子百家也以谋略见诸于世，这些谋略大到治国平天下，小到修身避难，为历代官僚士子所揣摩运用。

中国人的生活亦是谋略化的，或阴或阳，或柔或刚，或开或闭，或弛或张，或进或退，或入世或出世，持中和，处柔顺，善变通，精辩证。人们常说，中国人私心重，不讲信用，不讲道德，不团结，不能合作，汉奸多，叛徒多，即是例证。还有，中国人都是深藏不露的，决不让人知道他现在想什么！总是让心思在肚子里活动，不会轻易表现在外。“喜怒不形于色”成为一句称赞别人的话，等于在教人阴险虚伪！而国人认为，没有经过大脑的愚蠢的正直、诚实只会降低自己在政治或商业对手面前的竞争能力，使自己为人所轻视。换句话说，想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就得尽量地隐瞒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同时想尽办法去探知对方、揣摩人的心理。                                 

可见，谋略是中国文化的主轴。中国堪称谋略之国。弟子问：何谓谋略？醍醐子曰：谋略指对事物高瞻远瞩、曲折迂回的认识，以及为了达到认识的目标所采用的间接的、神奇的、不合规律的、令人惊异的手段。具体地说，它是隐藏不露的政治计谋、运筹帷幄的军事战略战术、事半功倍的做事方法、风云变幻的人生策略。

中国谋略也是太和谋略，即中和、辩证、圆融、和谐、阴柔的谋略。孔子尚礼治，行中和，称“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即太和社会谋略；孟子欲为“天民”，和合天人，倡建仁政社会；董子立天人感应之说，混合阴阳，生克五行，追慕“太平世”；程朱称“物我一理”，陆象山称“心即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阳明曰“知行合一”，这些都是“太和”之义。道家老子称“无为而无不为”，又曰“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和其光，同其尘”；庄子称“天人契合”、“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又曰“入其俗，从其俗”，皆深得太和谋略之精髓；墨子倡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尚和；韩非子提出法术势互用、阴阳手段结合的南面术；鬼谷子主张协和人际、揣摩游说、燮理万邦，这些皆属太和谋略之流。

在中国，政治、社会、人生谋略通称“文兵法”，可见，它们的运用不亚于用兵。而且，中国政治谋略十分卑鄙、残酷，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信口雌黄，阳奉阴违，奴颜卑膝，骨肉相残，投毒暗害，杀尽功臣，食肉寝皮，夷灭九族，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儒家的教化约束、秦始皇的官僚体制、韩非子的阴谋权术三位一体，形成了中国封建政治的特色。

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军事谋略巨擘，如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尉缭、韩信、诸葛亮、曹操、司马懿、隋文帝、李世民、李靖、刘基、曾国藩等。他们的军事谋略的特点是，强调正兵与奇兵相结合、王道与霸道相糅、不战而屈人之兵、随敌制胜、攻其无备、求之于势和阵法，以及迷惑敌人等。相比而言，西方军事家更强调突击战、闪电战、阵地前决战、大规模调动包抄和速战速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即主张机动迅猛的进攻，拿破仑的元帅约米尼提倡集中用兵，猛烈出击，法西斯希特勒靠闪电战取得了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可是，中国古代的战争主要靠步兵，很少有骑兵，这样很难真正地做到快速，而且，给养十分困难，难怪中国的兵家强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孔子、老子堪称中国的社会谋略大师，孔子主张社会实行礼治，后来的儒家、法家都强调社会的秩序，而老子则强调自由主义的无序–––––“无为而治”，不干涉民间的活动。很有意思的是，有序、无序两者都能达到社会的稳态，有序的专制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集中于一个方向的激光，无序的民主自由社会相当于分子能量互相抵销的布朗运动，也是稳定态。民主自由社会由于团体的力量分散，人民的不满和愿望得以表达，暴力因素不被淤积，权力相互制衡，法制健全，领导层按照程序和选民的意愿更迭，因此，社会处于良性的运转之中。而中国自夏朝以来的古代社会没有形成哪怕是原始的民主机制，甚至于连这样的愿望都没有出现过（尽管有过老子的小农自由主义空想）。这不同于古希腊社会有较为完善的原始民主。

中国经济和经济管理谋略以管仲为奠基人，不过，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数商鞅的官商理论、范蠡或其师计然的经营理论、司马迁的自由市场理论。商子主张官营垄断，法治连坐，郡县耕战，范蠡善于择人任时，治产交易，司马迁倡导尊重人性，顺应自然，市场调节等等，皆为旷古之高见。

中国人生谋略的大师如云，孔子、老子、庄子、鬼谷子等灿若星辰。孔子重视修身齐家，不过，他又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很是狡猾，他还把伦理放在了真理之上。老子主张先了解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然后有心计地采取行动。庄子重在实现精神自由，为此，他认为必须“欺骗自己”。鬼谷子要求揣摩人心，接人待物以技巧及计谋，他的两个弟子苏秦、张仪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可见，中国乃谋略之中国！倘若国人能少一点“谋”也即计谋，多一点“略”也即战略；少一点狡猾，多一点诚实；少一点谋略之“奇”，多一点逻辑之“正”，那就了不起了。

                       · 内战之国

醍醐子曰：古代中国是个权力本位的国度，谁掌握了权柄，便拥有了荣华富贵；谁抓得了最高权力，便立即会成为“天子”，成为神，能主宰一切人的命运；所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时，百姓山呼万岁，各级官员奴颜卑膝，作为“万民之父”的，能不心旷神怡吗？因此几千年来，为了争夺那把交椅，为了替坐交椅的人作鹰犬，中国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中国当然就成为世界上内战最多的国家，据统计，二千多年来，炎黄子孙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处在血与火的灾难之中。难怪毛泽东词云：“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赫拉克利特说：“战争是万物之父”，成吉思汗云：“战争创造了世界”，倘若不管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损失，暂且“闭门忍听千家哭”，那么，的确应当“感谢”战争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兵家。

现存的中国古代兵书达二、三千部，最有名的有《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唐李问对》《将苑》《登坛必究》《虎钤经》《兵经》《投笔肤谈》《乾坤大略》《守城录》《兵垒》《太白阴经》《百战奇略》《练兵实记》《草庐经略》等。

醍醐子曰：中国兵家思想的核心是以智取胜而全其国，其“智”具体表现在：以相反者迷惑敌人，使敌人中计。即运用“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的策略；以突然快速行动，达到军事目的，即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兵贵速，不贵久”；想办法使敌人丧失战斗力，然后乘乱取之。即“利而诱之，逸而劳之，亲而离之”，“饱则饥之，安则动之”，使敌人上当后，“避实而击虚”，“乱而取之”；随机应变，“因敌而制胜”。孙武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应该“践墨随敌”。孙膑说：“胜不可一”，即不能死守一种取胜方式；使用间谍收集敌方的情报，如孙武总结了“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等五种间谍方式；充分发挥最佳态势，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孙武说：“善战者，求之于势”，孙膑说，要“便势利地”。《投笔肤谈》中说：“三军之势，如人一身”；采用危机管理，发挥人在危机时的巨大爆发力。即“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能看到潜在事物，能通过正确预测而稳操胜券，孙武称之知“迂直之计”，懂得从“五事”––––––道、天、地、将、法，来判明胜负；重视心理战，认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所谓“全其国”，即中国兵家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王道服众、以仁制暴而保全敌国，孙武即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又说：“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拔人之城而非攻”，“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可见，中国人有一套“不战而胜”的军事韬略。这些韬略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孙子所说的“兵者，诡道也”。

西方军事思想重视战略研究，把用兵既看作艺术，也看作科学，而中国军事思想则讲究谋略取胜，用兵几乎等同于国家、集体运用阴谋诡计。

中国文化与其说是道德型文化，不如说是谋略型文化。道德只停留在纸上，现实中的许多国人往往都有重大的道德缺陷，并且把这些缺陷看作是“机灵”、“聪明”、“有本事”的表现，否则便是“傻”、“迂腐”、“书呆子”；因而，国人几乎个个都是计谋大师。交际场上圆滑世故，办公室里勾心斗角，生意场中尽是陷阱，官府里深藏阴谋……。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中国兵家自然成了诡道学派。

当然，兵家也重视赢得人心，利民而不害民。《六韬》中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孙子》中也称“主孰有道……吾以此知胜负矣”；还有，兵家强调将帅的关键作用和用将用人的重要性。孙子说“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诸葛亮在《将苑》中要求“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这些讲的虽然不是诡道，但兵家之所谓“撄人心”毋宁说是骗取人心！他们的与众分利、重将爱兵只是手段，一旦达成目的，则要“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了；他们不可能真正地信任将领，兵书中不就说“还师罢军，存亡之阶。故弱之以位，夺之以国”吗？

兵家还主张“柔武”、“心理战”，《逸周书》中说：“善政不攻，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阵，善阵不战，善战不斗，善斗不败”，又说：“善战不斗，故曰柔武”；《战国策》中说：“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这些都典型地代表了中国人的处世思想。“柔武”指行动上刚柔兼济，心理战、计谋、与武力并用，这也是老子的思想，老子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还说：“善用人者”，要“用人之力”；中国武术就讲究用人之力，这不象西方的拳击；中国人的行为也善于“用人之力”，可称为“柔为”––––––从好的方面来说，中国人灵活、聪明，能屈能伸；从坏的方面来说，我们肚子里的弯弯肠子太多，人际关系过于复杂。

另外，中国人讲究阵法的运用，著名的有八阵图、八卦阵、连环阵等，古书中总爱渲染它们，把它们说得神乎其神，似乎滴水不漏，万夫莫开。但其真实性和作用值得怀疑，这就犹如中国文化偏爱字谜、迷宫、格律，它反映了中国人爱面子、重形式的毛病。《风后握奇经》中讲了很多种阵法，如八阵，有天阵、地阵、风阵、云阵、飞龙阵、翔鸟阵、虎翼阵、蛇蟠阵等。还有人根据中国古代有名的“河图”、“洛书”的数学原理，设计出八阵图、连环图等，八阵图的八环中任何一环上八个数之和皆为260，连环图中13个环中数字之和皆为292，如果按照环中的数字配备兵力，则各个方向士兵人数总是一样多，首尾相连，环环联络，形成一个包围圈，敌人只要进入阵中，就休想逃出，找不到薄弱环节。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情况，实际上这样布阵，既麻烦又不实用；而且，它只能应付步兵，很难对付骑兵，汉族人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自相残杀倒用得上阵法，可是，蒙古人、满人运用骑兵，就难以对付了。西方人也是以骑兵为主，所以，没有出现很多固定的阵法，还是以实力较量为主。

醍醐子曰：中国不愧为内战之国，兵法诡秘而复杂，遥遥领世界各民族之先。

                          ·阴谋家

醍醐子曰：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相当诡秘的思想家，他写的《鬼谷子》一书为历代受到最激烈排斥的著作，可纵横家、道家、兵家、阴阳家都争相奉其为祖师，他成为算命、占星、丹仙、鞋匠、眼镜店等神祗，其弟子（或传说的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尉缭、茅蒙、计然等也以美名或恶名传之于世。

鬼谷子等纵横家之士成为那特殊时代所造就的“英雄”。

弟子问：那是怎样的特殊时代？

醍醐子曰：春秋战国时期从公元前720年平王东迁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共经历了约550年漫长的时间。一开始郑国称霸，郑庄公（他以黄泉会母的故事流传后世）打败了卫、宋、陈、蔡等国，主持朝政，要挟天子，造成与周室的激烈矛盾。周平王想分权给虢公，庄公寸步不让，达成“郑周交质”，各以太子作人质住在对方。平王死后，周桓王想夺庄公之权，庄公不仅不让，还抢割了周室的稻谷；公元前707年，桓王率陈、蔡、虢、卫等诸侯国伐郑，被郑打得大败，且郑国的祝聃一箭射中周王，从此，周王威信扫地，“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

郑国之后，齐桓公（原名小白，姜太公的后代）在名相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称雄一时；可惜，管仲去世后，桓公任用奸臣易牙、竖刁等人，致使齐国不振。后来，宋襄公短暂称霸，他假仁假义，被楚打败。其后，晋楚大战几十年，先是晋文公称霸，后楚庄王“一飞冲天”（楚庄王有“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故事），但双方犹难分胜负；终于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由宋国大夫向戌中间调停，晋楚达成“停火协议”，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但不朝贡，而其他国家皆向晋楚朝贡。“向戌弭兵”使中原的烽火暂息，而在东南方更大规模的战争在酝酿。先是吴国称霸天下，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成就了春秋时代最大的霸业。后来，越国被楚国打败，春秋时代随之结束。

春秋时的“行人”（外交官）如申包胥等，为纵横家之先驱。

其后发生的两件大事为历史进入战国时代的标志。一是“三家分晋”––––魏、赵、韩三豪族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长期居于相位的田氏家族取代了姜氏成为齐国之君。从此，战国七雄（齐、魏、赵、韩、秦、楚、燕）开始了较量。始则经李悝等变法的魏国实力最强，后孙膑率领的齐军打败了庞涓的魏军，同时秦国打败了楚国，于是，齐、秦两雄并立。其余各国尤其是魏、赵、韩国夹在齐、秦中间，只图存自保，齐、秦对之要末拉拢要末分化，合纵连横的国策开始形成。后来，齐国被乐毅领导的六国联军打败，齐只剩莒和即墨两城，虽有守将田单用火牛阵复齐，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秦国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这样，连横就变成强秦威逼或拉拢其他国家破敌，合纵就变成多国联合起来抗秦。所以，要末“事一强以攻众弱”，要末“合众弱以攻一强”，纵横家应运而生。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纵横家的使命才告结束。

纵横家即处在这样一个国家动乱、诸侯杀伐、人民涂炭，君与臣相欺、人与人相斗、士子骤升骤沉、统治者内部篡弑频仍的衰时乱世，在此时代，仅凭漂亮的言辞而想扶危救困的孔子当然会四处碰壁，而略施骗术、答应给楚“商、于六百里”以破坏齐楚联盟进而大败楚国的张仪却官运亨通。难怪苏秦在回答燕昭王斥责他为骗子时说：“正因为欺骗才有用！”

纵横家多数是游士说客，他们凭口舌之辩，任意翻转是非，极尽诈骗、巧说之能事，从而博得荣华富贵。当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似乎成为一国政治中最重要的，与谁结盟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于是机会主义的心理根植于君臣之间，使士子文人取得了发言的地位。如苏秦，出身于平民，早年游说秦王连横不成，百两黄金用完了，皮袍破了，他穿着草鞋挑着书箱行李回到家里。此时，妻子不迎，嫂子不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在穷困潦倒中以锥刺股，日夜发愤苦读太公阴符，发明了“揣摩”术，再去游说赵王合纵，一举成功，被任命为相；接着，他率领大批外交官，坐上一百多辆兵车，载着金银珠宝，先后说服了其他各国实行合纵破秦的国策，他本人凭三寸不烂之舍，也登上了六国宰相的宝座，并且成为“纵约长”（相当于北约秘书长）。这时，苏秦再回家，家人三十里外迎接，妻子不敢与他正视，嫂子匍匐而行，四拜谢罪。苏秦问：“嫂子从前那么骄傲，现在为何如此谦卑呀？”嫂子答：“因为你位尊多金呀！”苏秦感叹道：“贫穷时父母不以我为子，富贵时远亲近邻都畏惧我，人生在世，岂能忽视权贵！”

那时候，“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像苏秦一类的“智士”们形同商品，待价而沽；君主就好象买主，交易成，结为君臣，交易不成，离为路人；而智士们唯利是趋，翻云覆雨，以谋略决定一切；只要诡计得售，似乎现实都可翻转；他们左右着时局，“一怒而诸侯惧”，成了大政治家。

鬼谷子作为一代纵横家大师，其阴谋应变理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

弟子问：鬼谷子有何思想？

醍醐子曰：鬼谷子提出了钓言之术、飞箝之术、揣摩之术、阴谋之术、制人之术等：认为琢磨一个人，必须根据其欲望，不断地试探他；在讲到对方的有利面时，要夸奖他的长处，在讲到对方的不利面时，要避开他的短处（“言其有利者，从其所长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要套别人的话，不断与事实相对照，就能知道他的真实情况。犹如布下天罗地网捉野兽，把网放在它经常出没的地方，你在旁边伺候着，只要方法得当，野兽自然会出来。这叫做“钓人之网”（“其钓语合事，得人实也。其张苴网而取兽也，多张其会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钓人之网也”）；他认为，计谋的运用，公开的不如隐秘的，隐秘的不如结为一心（“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游说聪明的人，要依于博大精深；游说渊博的人，要依于逻辑思辨；游说逻辑思维能力强的人，要依于简明扼要；游说高贵的人，要依于宏大的气势；游说富人，要依于高雅；游说穷人，要依于利益；游说地位低下的人，要依于谦虚（“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辩；与辩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还说，圣人都是在暗中运筹计谋，所以叫做神乎其神；然后立功于世上，被人所知，所以叫做光明正大（“圣人谋之于阴，故曰神；成之于阳，故曰明”）；圣人的谋略是秘密的，而愚蠢的人立身处世张扬外露（“圣人之道阴，愚人之道阳”），这些与传统的道德观是相反的；鬼谷子说：高明的人之所以能成大事，采用五种措施：有时以正大光明的德行感化人，有时以隐藏不露的机关惩罚人，有时以信义道德教导人，有时让人民蒙蔽无知，有时让人民朴素无欲；不管两人的差异有多大，有条原则，就是先顺从对方的意志（“离合有守，先从其志”）；与光明磊落的人谈崇高，与阴险狡诈的人谈卑小。以小人对付小人，以君子对付君子（“与阳言者依崇高，与阴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想听到对方的声音，反而沉默；想使对方高谈阔论，反而收敛（“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高反下，欲取反与”）；想要打开对方的心扉，则以形象和类比来套引；欲言又止的话，是用来钓引对方心中机微的；粉饰言辞，是为了借此增强说服力；应当因循对方的见解，而奉迎他；高明的人，用计谋不露形迹，成功了众人还不知道用了计谋；为他出谋划策，为他筹措圆方、短长等各种事理，对方的凌人盛气无不消失；要根据他的嗜好和欲望，以判断他的志趣。故意排斥他的话而反着说，以便考察他的虚实；对于准备重用的人，或者以钱财、珠宝和美女考验他，或者为了量才而用，巩固权势，以语言套引他，或者窥视别人的错误、漏洞而控制他；游说于人主，言出必奇；游说于人臣，必与他讲私情私利（“说人主者，必与之言奇；说人臣者，必与之言私”）；如果是自家人，但说些见外的话，彼此就会疏远；如果是局外人，但探得内情，那么危在眼前；不要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教导别人；听的方法是，不要随意地否定别人；拉拢离去的人，窥视身旁人的过失。

鬼谷子还提出了对个人的素质要求，强调宁静内涵，充实谋略，畜养精神：有什么欲望，就内涵静虑，不可浮躁；充实谋略，要效法能屈能伸的神蛇；隐蔽自己的力量，就是遮掩住神威，等等。

    醍醐子曰：鬼谷子堪称阴谋家的祖师，其钓人之术、谋略之方、弃阳用阴的思想，为中国所特有。只不过中国人喜欢含而不露，伪装道德，因此这些阴谋诡计可用而不可说。鬼谷子吃了禁果，还告诉别人，自然为伪君子所攻击；再者，中国人许多人是天生的阴谋家，无师自通，并不需要你鬼谷子来多说些废话！

                    ·人生兵书

醍醐子曰：毛泽东称《老子》是一部兵书，其言精辟透彻。

老子主张无为，所讲的并不是当隐士的方法，而是人生兵法，是在险象环生的社会立身处世的艺术，是事半功倍的人生策略。中国人就是这样，把兵法运用在为人处世方面了。老子处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深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得者易失、成者易缺的道理，提出“知白守黑”（知道光彩的一面，但宁守暗昧）的处世主张。他总结了宇宙中的一些规律，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动”（事物柔弱之处正是道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事物走向反面，正是道运动的结果）。因此，首先要“知常”–––––––知道这些永恒不变的规律，然后顺应规律，指导个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就是，利用事物柔弱之处来保持这个事物，运用事物走向反面的法则，从反面着手达到正面。

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圣人置身于后反而能占先，将生命置之度外反而能生存），并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不迷信自己的眼睛，才能明察秋毫；不自以为是，才能是非昭彰；不自我夸耀，才能功勋不没；不自高自大，才能成为众人之长），“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不是要表现出无私吗，这样才能成全自己的私欲），“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只要不争小利，那么最后谁也争不过你）。老子还指出：“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这是东方式的诡谋，以此谋略郑庄公攻杀了弟弟共叔段，刘邦稳住了骄傲自大的韩信，司马懿躲过了曹爽的刺探，朱棣麻痹了建文皇帝，康熙制服了专横跋扈的鳌拜。老子就是这样，善于总结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并且能运用规律，终身不遭危险（“没身不怠”）。他主张“宠辱若惊”，“功成身退”，告诫人们必须柔弱、谦虚、知足、谨慎地活在世上，他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还奉劝知识分子要“和其光，同其尘”（收敛光芒，混同尘俗），以此来保全生命，躲避人世灾难。照老子的这个说法，因为人生到处是危险，所以不需要有所作为了（“无为”）。难怪鲁迅说：读中国书使人沉寂。

不过，老子还有一句很精彩的话，叫做“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如同烹炸一条小鱼一样）。按照我们的常识，炸一条小鱼不宜于频繁翻动它，否则支离破碎，无法入食。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贵于静而不宜动，也就是说，不要折腾老百姓，应让人民休养生息。这句话看起来并不难理解，可是，许多统治者如秦始皇、隋炀帝亡国，“文革”造成巨大灾难的原因也就在于不懂这个道理而瞎折腾。

老子还天才地预言到自然平衡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只不过现代社会突出法治的作用来保证自然均衡的实现，而老子则试图通过消除人的内心纷争来达到。这是传统的中国人的治国方法––––––人治，奴化人的内心，愚民，老子即要求：“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进一步地，老子提出“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即统治者不需过多地干涉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而整个社会能够自然而然地处于井然有序的状态。只要人们过着“耕田而食，凿井而饮”，“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各自信守自己的生活习俗，减少知识和欲望，那么就可达到瓦解暴力因素、分散社会力量的目的，就可以实现一种彼此无争、相安无事的太平社会理想。

老子认为，做得越多，反而会把事情弄得越糟（“为者败之”），因此，试图运用聪明才智去治理社会，结果只能弄巧成拙（“以智治国，国之贼”）。而当时天下大乱，不是因为缺乏法律和圣人，不是有许多事情没有做，而是已经做的事情太多了，于是，老子说：天下法令越多，则人民越穷；民间私藏武器，则国家混乱；人们崇尚机巧，则奇物滋生；法令越明细，则犯罪的人越多。所以，老子认为第一个行动就是要废除这一切，以便消除天下大乱的根源。老子说：摒弃道德智慧，则百倍有利于民；抛弃虚伪仁义，则百姓反而讲孝道；废弃技巧奇物，则不会产生盗贼。从上可见，老子因为不满于社会丑恶现象，于是把文明的一切成果都给否定了，道德、法律都不要了。在他看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也就是说，只要统治者带头“少私寡欲”，“归真返朴”，实现无为而治，那么社会就会自动走向均衡，这是多么浪漫的空想啊！而且，这个社会平衡状态是低层次的，它建立在小农经济甚至原始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人民的“富足”并不意味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充分发达，而是“知足”、“无欲”，老子甚至要求人们“去智”，即舍弃智慧。在老子看来，社会之所以不太平，就在于聪明人和自以为聪明的人太多，试想，有“抱负”的人梦想做英雄，于是诸侯混战，鱼肉百姓；尚智尊贤，会使得人人争宠，秩序大乱；一些聪明人发明机关技巧，不但扰乱了人心，而且滋生出盗贼。所以，老子说：“民之难治，在于其智多”，应“使民无知无欲”。

从上可见，老子一方面崇尚人生兵法，为中国谋略的始祖，另一方面他因噎废食，追求原始的“圆满”。其理想的社会是一个蒙昧主义的朴实、无争、无知，充满平均、平等以及和谐色彩的乌托邦。老子道术的谋略主义、原始主义和空想主义令西方人惊异，令中国人悲哀。

                    ·精神自由

醍醐子曰：中国文化是儒道互补、入世出世互补的太和文化，道家作为补结构，拯救了失望于儒家人治理想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如果说儒家是主张有序的现实主义，那么道家就是主张无序的理想主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地闭，贤人隐”，其中“隐”就是道家所走的道路。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暴政只是如此地选择一个“隐”字，而不是尝试改变政体、限制权力。

隐逸哲学的最完善表达者是庄子。庄子虽然在年轻时做过小官，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以隐居自娱。他生活很苦，编过草席，卖过草鞋，经常靠借粟糊口，即使是在见魏王时也是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可是他不愿做官，声称：我宁愿游戏于草泽之中自快，不像有国者身不自由，终身不做官，以快我心！庄子有个好朋友叫惠施，惠施也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他做了梁惠王的宰相，因为庄子贤明的名声在外，所以社会上有庄子欲取而代之做宰相的传闻。惠施询问此事，庄子说：你好比猫头鹰拾得一只臭烂的死老鼠，见神鸟飞过，以为要夺你的腐肉，便仰头叫嚣不停。一番话说得惠施无地自容。还有一次，魏王送给惠施一只大葫芦，大而无用，惠子正为此苦恼，可庄子劝他将葫芦系在身上，到江湖中漂浮归隐而去。

庄子为什么要抛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而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生涯呢？这要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察。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大转变的阶段，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分崩离析，政治斗争异常残酷激烈，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肆虐猖獗，诸侯混战，尸横遍野，就象庄子所写的：今世死于非命者相互枕籍，被吊死者排列成行，被杀戮者延颈相望！而且，“真理”为掌权者所垄断：偷窃小钩者被诛杀，窃国大盗却为诸侯，而“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所以，那是个“仁义是非之涂，樊然淆乱”，“无耻者富，多信（不讲信用）者显”的罪恶社会。现实的一切只能引起庄子精神上的痛苦，他感叹：人之生，与忧俱生；生为累赘，死为卸下包袱……。而且，庄子对生命有一种天生的忧愁感，他说：大地“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正是这种对社会、对生命的深入思考，促使庄子认定了一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绝对精神自由的生活之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回避暴政，获得人生在世的“真正”幸福。

如何才能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呢？庄子认为，一要取消外在物质对人的束缚，二要摆脱自我的困扰，即破除“有己”。庄子指出：至人能忘却自己，神人不追求功利，圣人不需要名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也就是说，最崇高的人不感到自己的存在，个人已经融入冥冥之中；不希望建功立业，不执着于目标，没有任何作为，更不希罕物质利益；对毁誉能泰然处之––––––“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不感到沮丧）”，这样的人精神上完全是轻松裕如、自由自在的。庄子写道：心灵手巧者劳累终生，聪明智慧者忧虑无尽，既不劳心也不劳力者安静闲适，只是饱食去遨游，有如飘荡之舟（“巧者劳而智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这是多么潇洒自在（对专制暴政视而不见）、多么令人向往的（自欺欺人的）“神仙”生活！庄子还具体地描述了这种人的精神状态，他们睡觉不做梦，醒来无忧虑，走路不辨方向，生存不知目的，活着不感到庆幸，死去也无所谓（“生而不悦，死而不祸”）。因此，庄子对待死极其平静：他的夫人死了，他拿起脸盆跳舞唱歌；庄子本人病危，弟子们表示将厚葬老师，庄子拒绝道：天地是我的棺材墓穴，日月星辰及万物都是随葬的珠宝，难道这还不够吗？弟子劝道：就怕老鹰吃你的肉。庄子答道：在上被老鹰所食，在下被蚂蚁所食，不是一样吗！可见，庄子主张无葬，认为生与死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也用不着特别对待死亡。

既然生与死没有区别，既然我们已经在生，那么对死的恐惧和对死的探讨都成为多余，因此，中国文化没有对神灵世界、未知世界的兴趣。这样，宗教和现代科学在中国都发展不起来。

庄子反对生命被外在物质所牵累，反对人的本性被文化和文明所扭曲，主张保持生命的纯朴、人性的真实。他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弊端，指出：天下之人都以外在物质改变自己的本性，小人死于利，知识分子则死于名；丈夫以死殉家，圣人则以死殉天下。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同，但都是伤残本性！庄子还说：人被外物奴役，心被身体驱使，终生奔波而不见成绩，疲惫劳累而不知目的，实在悲哀！可见，庄子否定人类一切形式的生产、劳动和献身的必要性，只关注“保身”、“养亲”（保养性命）、“尽年”（享尽天年），这似乎太贵族化和自私了一点。他甚至说，伯夷不食周粟，情愿饿死于首阳山，为的是名；盗跖聚众率兵，死于东陵，为的是利；二人所死不同，但都戕害了生命，伤及了人性，所以他们并没有好坏之分。重要的是，按照–––––––做好事别做出了名，做坏事别触犯刑律，沿窍门找缝隙而生存的原则来保全性命。从上可知，庄子有一种混淆善恶、泯灭事物一切差别的相对主义和不讲原则的思想，其过早的反异化、反物化也使得中国的科技、经济的发展步履维艰。

庄子还认为，大与小、长与短、美与丑、是与非、有与无、此与彼、生与死等概念从宇宙的高度来看都是等同的，“万物皆一”。他说：天地就只一种元素，万物不外乎一马（这是针对当时名家提出的“白马非马”而说的）；又说：呼我为马则为马，呼我为牛则为牛！一切界限、标准、度量都是人为的，没有绝对的东西。万物在你看它为大时则大，看它为小时则小，看它为有时则有，看它为无时则无，看它为是时则是，看它为非时则非，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庄子打比方说，泰山也可以被看作小，因为还有比它大亿万倍的东西；鸿毛之末也可以被看作大，因为还有小得多的东西。庄子把一切事物“质的规定性”的区别都看作是庸人自扰，所以他说：此即彼，彼即此，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生即死，死即生；寿命的长短也是相对的，据说彭祖活了800岁，可他与灵龟、椿树相比不也属短寿吗？可见，一个人如果能够消除心中多与少、生与死、是与非以及我与外物之间的界限（恐怕还应加上消除民主与专制、人道与兽道的界限），那么他就能够保证自己绝对的（自欺欺人的）“幸福”，成为精神解脱与自由的“至人”、“神人”、“圣人”。

这就是庄子的哲学，它是一副人治社会的痛苦消除剂。

                         ·自然适意

醍醐子曰：中国禅宗是庄子思想与佛教外形结合的产物，它名为宗教但实非宗教，它既是哲学，又是生活艺术。在现代，中国禅宗流入欧美，对西方现代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存在主义、实用主义、意志主义、人本主义以及精神分析等流派都与禅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如禅与意志主义都反传统、重感性；禅与存在主义都崇尚个性，追求自由，反对异化，重视自我觉悟和无声的行动，都是人道主义哲学；禅与实用主义都注重生活、现实，都相信真理的多元性；禅与现象学都推崇直觉、现象和存而不论；禅与语言哲学都主张反概念、无言、语言游戏；禅与精神分析都重视无意识的突现，使精神轻松、自由；禅与后结构主义都主张消融语言结构，批判概念和分别意识；禅与达达主义都推崇放荡不羁，自由自在，和反传统的艺术；禅与人本主义都强调发挥人的潜能，实现自我……。

弟子问：禅宗是如何发展而来的？

醍醐子曰：禅的由来要从“灵山说法”说起。传说，佛祖释迦牟尼一次在灵山讲解佛法时，突然手拿鲜花，缄口不语，众僧感到莫名其妙，只有十大弟子之首的摩诃迦叶会心地微笑。佛祖感到迦叶灵性已通，便把自己的以心传心的禅宗密法传给了他。于是，迦叶便是印度禅宗的始祖。这个故事叫“世尊拈花，迦叶微笑”。至于迦叶理解到什么，微笑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禅本身就主张个人体验，人人可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再说，禅强调无言，认为真理是说不清楚的，主要靠悟性的“意会”而不可言传，说得清楚的那就不是禅了。若非得说说迦叶微笑的道理，大概他体会到人生如花，荣枯只在转瞬之间，不如嫣然一笑，超脱生死，得以自由。

禅在印度传到第28代的掌门人是菩提达摩，他有感于印度本土佛教的衰弱，便东渡到了中国传教，最后在少林寺面壁九年，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不知道。有个中国的和尚名叫神光，他矢志追随达摩，但屡遭拒绝，最后砍断自己的胳膊，跪在大雪纷飞的门外。达摩终于感动了，收他为弟子，改名慧可。慧可就是中国禅宗的二祖。传到第五代，掌门人是弘忍。他为考察弟子，让大家写偈子，大弟子神秀按照外物实有、人心本秽、勤修悟道的印度禅宗思想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当时，寺院中有一个担水劈柴干杂务的小和尚，名叫慧能，写了一首偈子反驳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这首偈子变“外物实有”为“四大皆空”，变印度的悲观主义、渐修主义为中国的乐观主义、顿悟主义，因而导致了佛教史上的一场革命，慧能也成了中国禅宗的真正始祖。自此，禅宗在中国大地上枝繁叶茂，被一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捧为圭臬，融入灵魂，不仅成为中国人思想的一部分，而且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一首偈子，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来，印度禅宗认为，人的本性是污秽的，人生是痛苦的，人们眼贪好色，耳耽妙声，鼻爱名香，舌嗜上味，身触细滑，贪图金钱，爱好名望，希求安逸，这些都是痛苦的根源。必须通过戒、定、慧三个步骤逐渐达到绝对的幸福，最后成为无需语言而能进行心理交流的“佛”。可中国人的思想与印度人的不一样，他们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而“食色，性也（是人的本性）”，无可指责！根据中国人的这一观念，慧能提出：既然人心清净，那么只要拨去人们认识上的迷雾，清除主观的障碍，直指本心，就可立刻成佛。这样，就用不着修戒、定、慧三学，用不着苦行，用不着研读经典，只要念头一转，保持自然适意的乐观轻松状态，佛便在心中。

于是在中国，禅宗成为回避专制，对抗儒法，挣脱桎梏，反对异化，呼唤真实人性的人道主义哲学。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源泉，使人类从这个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它倡导自然适意、轻松自如的一种生活方式，“饥来吃饭，困来即眠”，“要行即行，要坐即坐”，丝毫不要克制自己的内心欲望。唐伯虎就自称：“饥来吃饭困来眠……世上闲人地上仙”。对中国人来说，哪有什么西方式的“to be or not to be”(Hamlet)的迷茫和对人生的质问，有的只是沉湎于生活，在生活中创造意境，调节心态，在暴政人治的环境中“享受”人生。

醍醐子曰：禅宗的基础是三无原理：无相原理–––––消灭万物差异。认为万物原本来自“道”，没有不同的性相，只是我们的知觉创造了五光十色的世界。禅就是要让生命和万物最终又融入“道”；例如，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从常人的分别心去看的；参禅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山水合一了；禅悟后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不过，这时的山水都是有生命的山水了，融入了主观情感的山水了，生命与山水合一了。无记原理––––––消除矛盾对立。不存在正误、善恶、灵肉的隔阂，它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如“湖中映月”，湖与月皆不能缺。无念原理––––––去除概念思维。反对理性逻辑，抽象分析，崇拜知觉、感性，凭感觉决定行为，为所欲为。

从这三无原理来看，中国人不仅是主观主义者，否定客观存在，还是感觉主义者，具有强烈的非理性的一面；这些都不适合于科学的发展，但有助于将生活艺术化，有助于艺术、哲学的发展。

禅学始终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和互补面而出现的。唐人豪放、外向，轻视儒家，如李白“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杜甫“儒术于我何用哉，孔丘盗趾俱尘埃”，此时，禅学初奠；宋人愁怨、内倾，理学盛行，专制更加严酷，向往精神自由的鸵鸟式禅风亦大盛；至明时，中华专制政治达到顶点，禅宗也形成“狂禅”之风，有的寺院因成为疯人院而被解散。李贽作为两大教主之一，倡导个性、童心、功利，主张“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可以说，到明朝末年，反儒家专制之风日盛。汤显祖反对天理，主张人欲，歌颂“情”，提倡爱情至上，“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唐寅假装疯癫，放浪形骸，厌恶功名，这些都与儒家传统背道而驰。此时，禅师们呵佛骂祖，否定一切，只崇拜自己，语言上不合逻辑，胡说八道，行为上放荡不羁，为所欲为，甚至禅寺周围布满了妓院！这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世俗享乐主义思想，实际上，禅宗已经没有了宗教的束缚教条了，成为人们满足人欲的工具了。这种狂禅之风也影响到中国艺术，艺术家们如郑燮、王冕、朱耷、曹雪芹融主观精神于外物，崇尚个性，尽画些竹、梅、鸟、石，表现出孤傲的气质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可以说，中国古代专制愈盛，禅风愈烈，似乎禅宗就是为了反抗窒息人的专制统治而产生的，或者说，使人精神解脱的禅宗正成为专制政治得以发展和延续的条件，专制几千年不倒也有禅宗的“功劳”。难怪马克思说宗教是精神鸦片。

西方文化有两大来源，一是希伯莱的基督教，二是古希腊文化。前者神人分离、人与世界分离的思想，后者灵肉分离、感性理性分离、人与自然分离的思想，共同形成了西方的二元论：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现实与理想、自己与他人、人类与自然的分裂，由此而发展起西方的近现代文明：主观主义，客观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主法治，科学技术……。而中国人与此不同，他们取消一切矛盾对立，主张一元论（或称整体思维、混沌思维）：天人合一，齐万物，齐生死，混淆感性理性、本体现象、灵与肉，由此他们感到洞察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恢复了生命原始的活力，所以，觉得轻松喜悦。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到现实生活之外去寻找解脱之道，只在吃饭穿衣等世俗之中便能获得自由。禅理就在生活之中，离开了生活便没有禅！有个叫杨绂的人离别双亲，到四川拜访无际菩萨，大师告诉他应去拜访家中的反穿鞋子披着毯子的人。他回到家，深夜叩门，母亲高兴急迫中反穿鞋子披着毯子来开门。杨大悟禅理：佛即在家中，日常伦理即见佛心。

禅不仅主张返璞归真，回归现实，还关心人的自我觉悟，要求悟禅者自求、自证、自明，以顿悟或直觉的方式进入禅境。如此，虽然是在做平常的事，但禅师比常人心灵更加澄明，感觉更加真实，分明觉得自己是在与万物交流。可是，我们又无法说明到底什么是禅境，因为禅主张自信、自靠、不外依，只强调个人体验，不同的人对同一的事物可能有迥然不同的体验，所以，百人有百禅。在这里，一切偶像被摧毁了，佛不再令人膜拜，个人的尊严受到尊重。

禅宗还认为，不应自囿于人类的逻辑和语言的陷阱，而应让心灵处于放任状态，让潜意识随时突发出来。这样，禅的语言通常是答非所问，看似矛盾百出的，但这正是禅所需要的，因为禅就是要将人的精神自由化。一个和尚问赵州禅师：“万法归一，一归何处？”赵州回答道：“我在青州时，做了一件七斤重的布衫”，这样的回答可谓是牛头不对马嘴，但它的确排除了逻辑思维，突出了人的瞬间无意识。

而且，禅的语言有时是游戏式的。据说，云门大师参了六年赵州“无”字公案，一日忽悟，作偈曰：

                   无！无！无！无！无！

                   无！无！无！无！无！

                   无！无！无！无！无！

                   无！无！无！无！无！

赵州与弟子文远胡说八道，把自己贬得很低：“我是驴”，“我是驴的屁股”，“我是驴的粪”，“我是粪中的虫子”，“你在粪中作甚？”“我在粪中度假”。

善慧禅诗曰：

                         空手把锄头，

                         步行骑水牛，

                         人在桥上过，

                         桥流水不流。

这些类似于语言游戏的东西说明了什么？说明不要拘泥于语言，不要执着于外在形式，而要使自己的身心彻底解放，将人的潜能、活力、非理性爆发出来，打破时空界限，去除分别意识，顿悟解脱，成为自由自在、回归本性的人！这就是禅宗。

西方文化一直是理性主义占上风，直到康德才怀疑理性的无限作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从物理学、哥德尔的不完备原理从数学角度又指出了人类理性的限制；海德格尔第一个结束了西方天人相分的传统。印度人是神秘主义者，重视超自然力，以神秘奇迹来解释反常的事物；瑜伽则鼓吹挣脱自然束缚，达到奇境。中国人与上不同，否定理性，不喜欢抽象论证，也不太相信奇迹，而更重视非理性的顿悟、直觉、体验和感性，重视生机勃勃的自然和生活。弟子问：“心是什么？”师傅答：“心！”又问：“佛是谁？”师傅手指佛像，没有任何解释和论证。佛禅即是如此，主张越过理性而达到真实存在，要吃即吃，要睡即睡，不关心抽象的分析，只看重个人的感觉和具体的生活，像弗洛姆所说，禅是古代的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自由主义。

不过，禅宗也有追求智慧的理性的一面。有个公案说，和尚们追猫，南泉禅师抓住了，他说，谁能讲一句合乎佛理的话，我就把猫放了，否则，就斩掉。和尚们缄默不语，结果，猫被斩。晚上，赵州从稔回来后听说此事，将草鞋放在头顶走出，南泉说，当时你要是在场就好了，猫就得救了。这里，赵州意即本末倒置，变杀口为活口。这就是禅追求智慧的一面。曹洞宗创始人洞山良价悟出通感：如果单纯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鼻子去闻，所得并不真实，要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内外如一，骨肉交融，心形释然，那么，就能得到最高的智慧，此时见嫩芽看到了生命，见落叶知道树要休息。云门宗创始人云门文偃有“一字关”：弟子问什么是正法眼？云门答“普！”什么是云门宗教义？“亲！”杀父母向佛忏悔，杀佛祖向谁忏悔？“露！”什么是道？“去！”先师默然处，如何上碑？“师！”这一字关全靠学生自主参破，是一种超级理性！如云门三句云：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意思是说，真理无所不在，要自主自立，与俗相处，这就是中国人的理性（如老子的跳跃的理性）。

    总之，中国人否定差异、矛盾，排斥逻辑思维，追求断续的理性思维。这些很不利于科学的萌芽、发育。而且，禅宗如同庄子之学，认为真理、正义、善等同于错误、邪僻、恶，助长了国人的是非感衰弱的倾向。这样，中国人心安理得与世浮沉，成为我们的社会丑恶公行的原因之一。

中国禅宗在于精神内敛，达到内心平衡，这与国民性是一致的。中国人性格内向，强调内圣、修养；而且，中国社会斗争异常激烈，困扰中国人的不是自然界的现象，而是人间的风云变幻，以及心灵的挫折失衡，所以，禅宗将人拉回内心，寻求阿Q式的精神解脱：遇到不幸时，想着是妄念；面对暴政，想着去隐逸；遭遇危险、被狼群追逐时，心中只念道：“可怕的狼群根本不存在！”如此象乌龟、鸵鸟藏其头，足见国人逃避型性格的可笑，禅宗即强化了这一国民性。

                  ·中国的根柢

鲁迅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

醍醐子曰：道教以中国人希冀的长寿升天和消灾弥祸为教旨，行各种方术，内容有哲学、巫术、食疗、气功、房中术等，成为儒家之祭祀、礼仪，佛教之寺庙、报应，萨满教之咒术、鬼道，老庄思想，神仙观念，民间信仰的大杂烩；可它们几乎全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的，特别是在后期，士大夫道教向老庄、禅、气功等发展，民间道教向神鬼、占卜、巫祝、辟谷服食、纵欲等发展，全是中国的根柢，反映了国人千方百计达到长生、满足欲望的世俗主义心态。

道教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可谓华夏俗、雅文化之众流最后归于道教一川。东汉时黄巾起义，太平道之创始人张角，与其弟张宝、张梁，即奉黄老（黄帝、老子），以巫术给人治病；后以五斗米为入会条件的五斗米道张陵及其孙张鲁等尊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张鲁还建立了路人可“量腹而食”的大同理想社会；到南北朝时，两道合流为天师道，天师即说教者，道教由此基本形成；鲜卑人的北魏政权之军国师寇谦之奉天师道为国教，宣扬烧香祈愿、三世轮回，立《诫经》；晋时葛洪著《抱朴子》，奠定了道教理论基础，“论证”了神仙实有，主张金丹术，也就是以金液（液态金）还丹（硫化汞）防止肉体衰老；李唐时皇家与老子同姓，故尊道教，而让僧尼还俗，人们极尽风流、浪漫、享乐，追求神仙日子，李白即云：“气岸遥领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可是，随着风流皇帝唐玄宗的安史之伤，道教也衰微了；宋靖康之难后，国家受辱，人们只能“梦里不知身是客”地醉生梦死，因而享乐之道教又突起；萧抱珍之太一教以符箓、祈祷为民治病，特别重视符和咒术的神秘力量，而王重阳之全真教反对鬼神、符艾、巫祝、炼丹，宣传打坐等内心修炼，认为神仙在内（在于身心修炼）而不在外，号称新道教；以上两派皆有纵欲、享乐的成分！元时，丘处机率十八弟子跋涉于漠北，谒见了成吉思汗，道教又一时兴旺，到明清时，便渐渐衰落了。           

道教在理论上首先主长生、享乐，为了长生、长寿，道士们食疗，吃丹药，练气功，行巫术；为了享乐、满足情欲，一些道士们发明房中术，尽得男女交媾之欢。当然，房中术名义上也是为了长生、成仙。其实，神仙并不是真的升天了，而是俗人活得快快乐乐，无拘无束，风流浪漫，过上了“神仙日子”，就达到目的了，像唐朝人那样，不怀前世之忧，只觅本世幸福。第二，道教主张清静、恬淡、精神内守，特别是全真派摒弃了巫术、礼仪、金丹、鬼神，而只强调养气守神，只修内功。第三，道教与禅类似，倡导顺应自然，有的教派甚至主张纵欲享乐。困来即眠，饥来吃饭，既是禅宗的格言，也是道教的主张；吕洞宾虽告诫道士：“酒色财气四字一毫不犯”，而且，道教还有很多的清规戒律，但理论与实际相反，道教理论上禁欲，实际上往往纵欲。

弟子问：道教在哪些方面反应了中华的民族性呢？

醍醐子曰：道教之乐观主义、追求长寿、精神内守、一些教派满足欲望以及在世俗中解脱的观念都是中国式的；所谓的解脱，其实就是满足俗欲，活得潇洒，绝不是印度人的圆寂，我们是世俗主义的方式。譬如，印度佛教要超越轮回，而我们是要进入轮回，并且以三生报应和鬼神来监督世人。说到鬼神，我们并没有系统的鬼神传说，只是模糊的用来吓唬人的一个词而已。

总之，一些道教流派是彻头彻尾的世俗主义的“宗教”，它打着成仙的幌子，来满足中国人的太多的世俗欲望。

                   ·现代中华文明

醍醐子曰：文化无所谓优劣、好坏之分，它是世界各族群人民长期形成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反映，是一定的价值观、世界观、方法论等的集合。对文化可以有多种评判标准，如包容性–––––––文化是否具有宽容性、包涵能力，是否具有应变和自我更生的机制；自恰性–––––––文化是否结构上和谐圆满；幸福主义标准––––––––文化是否能帮助人们获得他们所理解的幸福；功利主义标准–––––––文化是否具有科学性、民主性，是否能帮助人们达到功利的目的，等等。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功利主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来评判一切文化，有时需要使用多个标准。

综合以上各个标准，对于西方文化和古代中华文化，醍醐子认为，取舍扬弃的原则应当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是否有利于人的幸福和完善。

由此分析，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工具理性文化的正面––––––––科学、技术、工程；人工环境；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客观规律的思想；社会理性文化的正面––––––––法治精神，法治国家，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分权，权力制衡监督；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民主人权，民众持股，经济民主；守法守信的精神，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竞争价值观；效率价值观，最小成本，最佳管理，资源优化配置，最大效益的观念；自主负责的精神；尊重人性、个性，尊重人的创造性，反异化思想等。

醍醐子认为，古代中华文化的长处是：气节精神，崇高人格的追求，社会道义感、使命感、责任感，爱国主义精神，艰苦奋斗、尊师重教的思想等。缺陷是：皇帝至上、权力万能的观念，忽视人权，实行人治，礼教秩序，专制主义，法家的暴政思想，阴谋诡计思想，阿谀奉承思想，逆来顺受思想，世俗主义，经验主义，感性主义，直觉、体验、非逻辑思维等。

醍醐子曰：当代中国应当大胆吸收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发扬古代中华文化的长处，克服其缺陷，致力于建立现代中华文明。

也就是说，中国应当实行两个转变：既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又要从道德滑坡、文明衰落的状态向现代中华文明转变。

现代中华文明的原则是：将现代人类文明与古代中华文化的长处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既有寻根意识又有全球意识，使社会既稳定和谐又进步发展，既有效率又有公平，既崇尚法治、科学的权威，又充分尊重民主、人权，保障人的尊严与幸福。   

现代中华文明的要素是：法治、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监督、公平、公正、公开、自主、负责、守信、效率、共富、民本、人道、人性、互助、和平、统一、爱国。

弟子问：如何建立现代中华文明？

醍醐子曰：做法是，加强法制建设，依法行政，努力建设法治国家；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充分尊重人权，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论等自由；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教育，宣传现代文明，提高民族文化素质；

加强民主建设，形成完善的协商、选举、监督机制，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议政权、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实现社会的和谐、正义、廉明和稳定；

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秩序；建立资本分散、风险分散、人民广泛参与、具有规范的管理监督机制的民本股份制企业；

企业不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以赢利和保障人的幸福尊严为共同的追求目标；反对虐待职工，反对企业管理以物、生产为中心，应转到以人为中心，培育和谐融洽的人文环境；

努力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减少污染，保护生态，增加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生态经济、绿色文明；从机制上保证人民共同富裕，充分就业；多转业少失业，实施再就业工程；

    既要采用高新技术，又要尽量采用人性化技术、高安全性技术，克服人性异化，保障人的身心健康；

鼓励既充分又适度的竞争，谋求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倡导协调、合作、共存；

将企业福利变为社会福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将企业建设成为“人民之家”，追求人民群众的最大幸福；

强化守法守信、民主民本、和谐和平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建设；大力宣传现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和现代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