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百度云以前的照片:回忆一九六四年的曲阜“四清”运动

    1964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组成了以省委书记谭启龙为首的“中共山东省委农村社教曲阜工作团”，山东大学文科师生奉命参加。当时我适在山大读书，有幸参加了这一运动。现在，这一运动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是非功过人们自可评论。为使此一历史事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今特将我之所见、所闻、所历加以记述，但愿它能作为治史者的参考。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因运动中农村要从经济上清理四个方面，所以大家通常又把它称为“四清”运动。1964年八届十中全会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不久，“四清”运动即在全国广大农村陆续开始，但到了1964年，据说许多地方的运动走了过场，搞得“不深不透不彻底”，需要复查补课，甚至要推倒重来。
    1964年下半年，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曲阜、海阳和齐河三个县为农村“社教”运动的重点县。曲阜不仅是全国知名的孔老夫子的故乡，而且还有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两个典型村庄，一个是位于城北的为毛主席所关注的陈庄，一个是位于城南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样板的东郭大队。已经在1963年搞过“四清”运动的曲阜县，这次又成为“四清”的重中之重，由省委书记谭启龙亲自挂帅，抽调万人组成了庞大“中共山东省委农村社教曲阜工作团”，我们山东大学文科师生奉命参加曲阜“四清”运动。10月下旬，从各单位抽调的工作人员陆续云集曲阜。有从中央一些部委来的干部，内务部长曾山同志当时亲自到曲阜“蹲点”，文化部的著名漫画家华君武、江帆等也都是工作队成员，也有从省委、省府机关抽调来的干部，大量的还是部队和从其他地、县抽调的地方干部以及大学师生。
    我班同学去的村庄是陈庄公社孟庄大队。陈庄公社的驻地并不在陈庄，公社所以以陈庄命名，是因为陈庄有名气。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毛主席曾称赞陈庄农业社“是一个办得很好的合作社”，并建议“有兴趣看孔庙孔林的人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郭沫若就去过陈庄并写过赞美陈庄的诗。从此，这个坐落在泗河岸边不大的陈庄，以及合作化的领头人陈以梅都出了名。60年代初，有个叫陈绍珠的取代陈以梅上了台，采取了一些和陈以梅不同的做法，比如他讲什么“苹果葡萄不充饥，吃饭还得种粮食”，把陈以梅领社员种在大田里的葡萄砍掉后又种上粮食作物。（这个50年代就宣扬“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七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60年代初还未解决吃饭问题。）此事反映到中央，毛主席又对陈庄作了第二次批示：“陈绍珠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这次四清时陈绍珠已死，陈以梅又上了台，陈庄公社的“四清”运动当然为上面所关注。谭启龙同志就住在离陈庄不远的岳家村，中央也派中央委员陈少敏同志到陈庄公社调查情况并传达中央文件。陈庄公社工作队的负责人是来自省委的李秀同志，“四清”结束后他留在曲阜任县委书记。我们孟庄大队工作队的负责人是炮八师的副师长张立德同志。孟庄大队共有相距一华里的前孟、后孟两个自然村，共15个生产队，除工作大队部以外，每个生产队配工作队员3～4人，由炮八师干部、山大学生和滕县县委、公社的干部三部分人组成，组长都由炮八师干部担任。工作队人数之多、来头之大，前所未有。

进村前的思想准备

    “四清”进村前的思想准备主要是学习文件。在学校时我们已经开始了对文件的学习，1964年10月25日，我们到曲阜县城和部队干部编队后，又用五天时间重新进行了学习“双十条”。“双十条”对于“四清”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打退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阶级觉悟，整顿农村的基层组织，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除“双十条”外，还学习了中央转发的《湖南益阳地委关于益阳县迎丰公社以党委书记匡爱国为首反扑社教运动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以及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抚宁县桃园大队搞“四清”的经验总结（当时称为“桃园经验”）。此外还有陈伯达、安子文等人的一些“四清”情况总结报告等。
    进村前的思想准备还包括听取关于曲阜阶级斗争情况的报告和参观阶级斗争情况的展览，用一些事实说明曲阜阶级斗争的激烈性和尖锐复杂性。

“四清”清什么

    1963年在全国农村搞的“四清”运动，一般是指从经济上的清工分、清账目、清钱财、清仓库四个方面，也有人把这种单从经济方面搞的“四清”称为“小四清”。1964年下半年搞的“四清”运动就复杂多了，当时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思想、政治、组织和经济上的基本建设，应从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四大方面搞。
    政治上的四清四不清包括的四个方面是：敌我界限清不清；阶级路线清不清；两条道路清不清；阶级斗争观点清不清。思想上的四清四不清也包括四个方面：群众观点、劳动观点、全局观点和革命观点清不清。组织上的四清四不清还包括个人和单位两大方面，从个人方面说，包括了政治历史清不清，出身成分清不清，入党入伍清不清和社会关系清不清四个方面。从一个单位方面说又包括阶级队伍清不清，干部队伍清不清，要害部位清不清和领导核心清不清四个方面。经济上的四清还是原来的四个内容。当时搞的“四清”就要从这四大方面去搞，被人称为“大四清”。
    不知何人挖空心思想出了这样多的需要清查的内容，但真要做到谈何容易，费时费力不说，恐怕最终要搞个一塌糊涂。所以在实际“四清”过程中，大家并没有按照要求的去做，而是紧紧抓住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们工作队的一位领导同志就给我们讲：对四不清的干部，只要从经济上抓住他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事实，政治上你扣他什么帽子，如什么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他都无话可说，否则他就不服气，甚至留下许多后遗症。他的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大多数工作队员都持这样的观点。
    1965年春，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一个新文件，简称“二十三条”。文件中有一句话是“反对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其意指什么，当时大家并不十分清楚。

访贫问苦扎根串联

    1964年10月30日，我们孟庄工作队从曲阜县城乘卡车一路颠簸进了村。之前有一个部队政委给我们讲了进村后的注意事项，如走到街上遇到不了解情况的人不要随便打招呼，更不要随便称“同志”，见了老人不要叫“老大爷”，以免叫了地富分子。我们进了村简直像到了敌占区，时刻保持着警惕，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特别慎重。开始群众对我们工作队的人也很冷漠。
    进村后，上面布置先召开生产队全体社员大会，讲明我们是由山东省委派来的，表明“四清”运动搞不彻底我们决不收兵的决心。但在一个月内先不急于搞四清，主要工作是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由此增进工作队和贫下中农的感情，建立“四清”所依靠的阶级队伍，并通过访问初步掌握干部四不清的情况和地富分子的情况，为下面的运动作准备。这套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方法，本是民主革命时期包括土改时我党在农村使用过的一套秘密工作方式，建国15年后的“四清”运动又重新搬了出来。
    在访贫问苦过程中，我们见到有些人家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所在生产队有一个贫农孔某，他有七个子女，除大儿子去东北打工、大女儿出嫁外，还有四子一女在家，大的十几岁，小的一岁多。家中仅有一床破被，由孔某患有严重气管炎的妻子和女儿盖着，孔某和其四个男孩夜间蜷缩在铺着玉米秸的地铺上，仅有一个蓑衣遮盖。11月份的天气真不知他们夜里是如何度过的。早上几个孩子围在锅头旁，一锅地瓜面的稀粥和煮在里面的几块地瓜就是他们每日的早餐。见到这种状况，我和滕县组织部的老刘同志（我们队的工作队员）合了铺，我们拿出了一床小褥子和一条棉毯给了孔家。孔某十分感谢，说“夜里真暖和”。像这种特别困难的户虽是少量的，但贫穷却是普遍的。当时，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经济困难局面刚开始缓解，群众虽不像前几年那样饿肚子，但许多人还是没有棉衣穿，没有棉被盖，大冷天有些人，特别是青壮年还只穿一条单裤。据说谭启龙书记见到农民的这种困难状况，曾检讨说，自己当了几年省委书记，想不到人民生活还这样苦，感到惭愧。作为山东第一把手的他当然应当引咎自责，但在当时他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呢？省委省府从其他地方募捐了一些棉衣棉被来曲阜救济，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多大问题。由于群众的贫苦是一个掩盖不了的事实，工作队只好让群众“诉新苦”，而把制造“新苦”的根源记到四不清干部的账上。
    通过访贫问苦，并和社员一起劳动，刚进村时工作队和群众的那种隔阂逐渐消除，贫下中农出身的特别是年轻人渐渐敢于和工作队接近，并反映了一些干部多吃多占之类的情况。不过这种所谓“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工作方式，只能使工作队在几家贫下中农这样一个狭小圈子里活动。由于怕人说屁股坐歪了，立场有问题，不要说地主、富农的家中，就是中农家中、干部家中以及他们的近支亲属家中，我们都不去或很少去。用这种工作方式要想首先团结95％以上的群众，是难以做到的。

坚持“三同”

    “三同”是指干部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避免扎错了根子，工作队进村开始只要求同劳动，暂不同吃同住。住宿是工作队一起住在生产队安排的空房子里，吃饭则是一个村子的工作队员一块自己开火。粮食由公社粮所按一定标准供应，青菜到集市购买，鸡鱼肉蛋之类的东西是坚决不允许吃的，在群众生活普遍很低的情况下，工作队绝不能搞特殊。上面把这个问题作为一条纪律提出来，甚至提到了革命不革命的高度。据说曾山同志的爱人叫人给他捎来了一点鸡蛋之类的营养品，还被曾山同志严厉地批评了一顿，我们这些一般的工作队员就更不敢违犯了。劳动被认为是干部拒腐防变的重大问题。当时给蜕化变质干部总结出的一条规律是“懒、馋、占、贪、变”，变质是从懒，即不参加劳动开始的。所以工作队一进村便和社员一块下地劳动。当时已经深秋，天气渐冷，但地瓜花生之类还未收完，小麦也未完全播种完，有些秋庄稼地还未来得及犁。当时不要说机械完全没有，连可以使役的大牲畜也极少。耕地要靠人来拉犁，十来个人拉一个犁，排成一长溜，缓缓走在鲁中平原的田野上，真算得上一道景观。50十年代合作化和机械化孰先孰后的争论，事实似乎给出了答案，但领袖早已作了定论的事，谁还敢再提它。我和社员一块去拉犁，身上穿着的仅有的一个棉袄肩上袖上都磨得露了棉花，幸亏我们的组长借给我一件棉军衣，才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工作队独自吃住不长时间，据说谭启龙同志亲到几个大队暗访工作队是否坚持“三同”的事，因此大队工作队的负责人要求各生产队的工作队员马上与社员同吃同住。当时要求工作队去的人家，不仅是贫下中农、是“四清”依靠的根子，而且是生活条件较差的人家。这样的人家不可能有多馀房间供工作队住，必须和他们同居一室。这些社员无换洗衣服，身上难免生虱子。吃饭则是工作队员把粮买来和每月的12元钱一块交给他们，与他们同吃一锅饭。吃的差没什么，只是有些户的卫生条件太糟了，因此，同吃同住也需要不怕苦不怕脏的勇气和决心。毛主席早就讲过：脚上沾有牛粪的农民比那些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干净，所以“三同”中我们都踏下身子，不做那种没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当时群众的口粮仍然紧张，为省粮食，冬天大都吃两顿饭，一般都是稀粥和煎饼，吃的菜大都是盐水煮蔓菁。社员做一次煎饼真不容易，我们不好意思多吃，一顿只吃一个，几个月下来我的体重减了十斤。为了更多地接近群众，我们住的人家也变换了几次。住的几家对我也很好，做了好点的饭食都劝我多吃一点，我有时去大队部有事，晚上回来很晚，他们为我单独擀好面条，早晚等着我。
    通过“三同”，缩短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增进了我们同群众的感情。记得“四清”结束我离村时，许多社员送我到村口，有几个青年跑五六里路送到我火车站，当我登上运载返校的山大学生的专列时，他们竟哭起来。此情此景，我终生难忘。

清查干部的经济问题

    工作队进村二十多天，摸到了一些情况，通过宣讲“双十条”，初步发动了群众，组织起了进行“四清”的阶级队伍。1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上面统一部署由工作队查封各生产队的仓库，接管一切财务和账目单据，“四清”阶段正式开始。原生产队干部一律停职检查交代问题。生产队的一切事务，完全由工作队包揽下来。清理仓库、账目，组织群众检举揭发，审问干部等这些“四清”的任务，工作队当然责无旁贷，即使像组织生产、搞年终分配、督促检查交公粮、卖馀粮之类的事也都由工作队来承担。为了防止坏人搞破坏活动，干扰“四清”运动，一个村的工作队员还要轮流值班，巡查仓库等主要地点。尽管给我们生产队又增加了一个女工作队员，仍是忙得不可开交，忙到夜间一点还不能休息是经常的。
    为大造声势，给四不清干部以震慑，曲阜县委和陈庄公社的原主要领导都被宣布了“十大罪状”而撤职检查，一时造成四不清干部人人自危的局面，畏罪自杀者也时有所闻。
    根据当时从全县范围内初步掌握的情况，农村基层干部中确实有一些人在经济上存在轻重不同的问题，如巧立名目多占工分；贪污盗窃集体财务；私扣票证，私分救济粮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集体财产；套购国家资财，从中牟取暴利；借挂钩为名，拉拢私人关系；用集体资财和劳力为自己盖房子；挪用公款，长期不还；敲诈勒索，吃请受贿等。除此之外，还有打骂群众、打击报复、乱搞两性关系之类的问题。
    在生产队范围内，清查的对象有正副队长、会计（包括近一二年下台的）等，甚至连保管员也会被涉及。开始他们交待问题并不痛快，主要还是有顾虑，一怕退赔，几年中零碎贪占的东西大都消费掉了，现在一下子吐出来怕负担不起；二是怕扣贪污分子的帽子，一家子跟着倒霉。所以交待问题避重就轻，像什么干部一块私拿仓库中的粉皮喝了“皮子汤”之类，人人都首先交待，而对私分粮款的事则闭口不谈。上面每天都要求上报有关“四清”成果的统计数字，清不出多少问题来，工作队员有急躁情绪，不可避免地出现过激言行，搞了“逼、供、信”。

“逼、供、信”三字出现在1965年春天中央制定的有关农村社教的“二十三条”中，当时我们对这三个字的理解是：“逼”就是使用逼迫的办法，“供”是说被逼者胡乱招供，“信”则是把口供当真，不进行落实即以口供为依据进行处理。这种“逼、供、信”当然不是四清中所仅有。中央的“二十三条”中提出要“严禁逼、供、信”，显然是要纠正前段“四清”中出现的偏差。
    我们在“四清”中对干部的“逼”，并不是采取体罚方式，八项注意中的不打人不骂人还是很遵守的。“逼”主要是采取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高压。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工作队负责人就给干部讲，有问题的“现在交待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过了之后就按敌我矛盾处理了”。在审问干部的经济问题时，如不交待，我们就把记有查账中的一些疑点问题和群众提供的一些疑问的记录本翻给他们看（并看不清文字），表明已掌握了他大量材料，使他心中没底，并威胁不交待就要戴“贪污分子”的帽子，对有的干部甚至用划成“新地主”、“新富农”来威吓。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气候下，谁也摸不清将要发生什么，因而给他们造成的精神压力比体罚要大多少倍。
    干部们为争取从轻处理或精神上的解脱，后来就胡乱招供起来。开始我们还为“四清”取得了成果而高兴，不过在统计上报清出的贪污数字时发现了问题。前一年生产队死了一头牛，剥后牛杂和部分牛肉分给社员吃了，还有部分牛肉卖掉。从账目上看，有的社员认为卖牛肉的钱少了点，为此工作队追问生产队干部，最后几个队干部都承认贪污了卖牛肉款，尤其是中农出身的会计一下子就交待贪污了卖牛肉款80元，几个干部交待贪污合计二百多元。从牛肉的数量和当时的价格看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我们也发现在干部交待的其他粮款的贪污中，有些也是夸大的，工作队又给干部们做工作，要他们实事求是，但他们开始还不敢改口。直到运动后期我问这些干部为什么这样交待时，他们说：“交待少了过不了关，不如多交待点，赶快了结了，即便退赔后弄个倾家荡产，只要平安无事就好。”
    经过对干部经济问题的核实，对其贪占的东西进行退赔。退赔是四清阶段后期的一个重要环节。把干部几年来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东西，折价后统统退还集体，不能让四不清干部在经济上沾光，也对后来的干部起一种警示作用，是巩固四清成果的重要问题。有的当干部多年，多吃多占、私分私拿的次数多了，这次一并退赔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个别退赔不起的，甚至拿出了自己的部分房产来做抵押。退赔的那天简直出乎意料的顺利，一大早有许多群众还未起来，就见干部们把要退赔的粮食，或用来抵钱的物品早早搬到生产队仓库的门口，等工作队和贫协的人来查收。我问一个干部为什么来这么早时，他说：“反正睡不着，退赔完了就安心了。”
    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们生产队的几个工作队员商量了一下，认为有几个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在四清中出了不少力，他们家庭生活也很困难，应从退赔的粮食中拿出一点奖励一下。他们每人不过分了几斤十几斤的奖励粮，此事被工作大队知道了，认为这是搞了物质刺激，我们几人不仅挨了批评，还影响了五好工作队员的评比。在运动要结束时都只得了个“队前口头嘉奖”。

组织副业生产

    为显示“四清”运动给群众带来的利益，1965年春节前，工作队领导要求要保证社员过一个好春节，每家必须都能吃上水饺，每人要能分得3斤面粉、1斤猪肉和3元钱，同时指出，如有逃荒的灾民，在谁的地盘谁就要负责保证春节和当地社员一样的待遇。（我队住有一户从微山湖来逃荒的灾民）为此要组织好冬季副业生产。
    我们生产队有140人，一共只有二百多元的现金，由我暂时保管着，动钱的事都要经过我，这次冬季副业生产也要由我负责。二百多元的本钱能做什么呢？我们一时犯了难。我们了解到当地群众，特别是妇女都有编草帽的手艺，使用的原料只是一种农作物的莛杆，成本花费还承担得起。由于天冷，在外面编织伸不出手，我们挖了一个十馀平米的地窖，买来原料，组织十多个妇女下到地窖里编草帽，几个老人在地上加工原料，并将编好的草帽熏蒸漂白，我则和两个中年人购买原料，卖出制成品，俨然开起了手工作坊。
    当时编草帽的莛杆只能去集市购买，价格不断上涨，而集体编的草帽必须由供销社统一收购，由国家定价。一顶精制的漂白圆草帽收购价只有三角多，除去成本，每顶只赚几分钱。一个妇女从早到晚忙活一天才给集体挣得两角多钱。男整劳力每天工分是十分，当时每天的工分值只有二角多钱。这些妇女半劳力每天只能记六、七分工，能合多少钱？为什么农民创造的价值这样少？是劳动生产率太低吗？是由于国家定价不合理吗？一系列问题不断在我们的脑海里萦绕。在这样低的收入的情况下，劳动者的积极性能提高吗？单靠阶级斗争就能使集体经济巩固吗？这些当年当众必须忌讳的话题，我们这些大学生并不是没有思考过。
    搞了一冬副业，没有赚到多少钱，上级关于每个社员发3元钱的要求做不到了。因春节后还要求发展养猪，生产队欠着信用社贷款未还，再贷不可能了，我们生产队仅有的这点钱还要作为本钱购买仔猪。但保证社员过春节吃上水饺的问题还是解决了。

对敌斗争

    对敌斗争是农村“社教”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阶级敌人是指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即所谓“四类分子”。这些人尽管“人还在、心不死”，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压力和严格管制下，大多数已不敢“乱说乱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夸大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认为阶级敌人时刻梦想复辟变天，并在时刻进行着破坏活动，表现在一是公开破坏，如杀人、放火、投毒等（这样的事例仅是个别的）；二是搞所谓“和平演变”，阶级敌人通过拉拢腐蚀干部，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使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而他们则成为农村基层政权的幕后操纵者。为配合“社教”运动编的一出戏叫《夺印》，就反映的这种情况。这种“和平演变”的方式被认为是阶级敌人阴谋复辟而使用的一种最主要的手段，“社教”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有些地方阶级敌人勾结坏干部篡夺的领导权再夺回到贫下中农手中。
    从我们孟庄大队摸底的情况看，并未发现“地、富、反、坏”有公开的破坏活动，也未发现他们有腐蚀干部篡权的事。为开展“对敌斗争”，大队抓了两个典型：一个公开的，一个“暗藏”的。公开的是一个地主分子，他编了一些顺口溜来发泄对新社会和自己受管制的不满，如什么“五年改变不改变，十年更换不更换，前途渺茫暗无期，今生今世算休矣”。叫他两天一次汇报也不满，写什么“地主像绵羊，要想砸角就砸角，要想剪毛毛儿长”。上年搞运动已经挨过批斗，这次又把他拉出来，当作活靶子。暗藏的一个，建国前曾干过“还乡团”，这次运动中有人揭发他曾辱骂领袖，而被上面批准戴上了“坏分子”帽子，在全大队社员大会上批斗。
    在生产队范围内搞对敌斗争，大多是走走过场。因为群众同地富分子同在一起劳动，抬头不见低头见，又有些家族关系，难以激发起他们的阶级仇恨。我们队只有一个地主出身的人，土改时十八九岁，属于地主的子弟，他爹死后，开地主会或出义务工都由他顶着。这次也开了对他的批斗会，因抓不住他的反动言行，批斗中涉及的不过是劳动和生活中的一般问题。批斗后我问他有什么想法时，他竟对我讲了一番“子路闻过则喜”的道理，真使人哭笑不得。
    我们这个总共32户人家的生产队中还有四户富农。从外观看，这几家富农的家境很一般，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富裕人家，而且都是一辈子务农，生产中一些有一定难度的劳动，如耕地扶犁、播种晃耧等，主要还让他们来干。他们何以被划为富农，雇工剥削量是否超过25％的限度？我们几个工作队员也都疑惑。群众也没有揭发出他们有不轨言行，因而对这几家富农基本上未触动。
    “曲阜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断言不知依据什么，在这种唯心的判断下，大讲清理阶级成分，清查漏网地主富农，这确实让有些人家，特别是上中农成分的家庭虚惊了一阵子。不过最后只是把土改时划的成分重新张榜公布了一下，并无新的动作。

建队

    “四清”运动的后期是组织建设，包括党的建设、社队建设、民兵建设等等。作为生产队的当务之急就是把前段“四清”冲垮的队委会重新建立起来。“四清”刚开始，大队工作队领导在社员大会上曾讲：“干部躺倒不干不要紧，有的是干的，贫下中农干。”谁知现在建队并不顺当，队委会的五个人选颇使我们费了不少精力。
    队委会的组成人员首先在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中物色，我们选择了两个有一定组织领导能力的人在群众中征求意见。群众反映，一人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宪兵，牵着洋狗照过像。经过我们调查和询问本人，证实他解放前为生活所迫曾当过一年普通的国民党兵，并非宪兵，身边的所谓洋狗，从照片中很明显看出是照像馆中的泥做的假狼狗。还有一人据有人反映生活困难时偷过队里的南瓜，虽不属于大问题，但却影响了他的威信。我们认为，不能要求革命队伍纯粹又纯粹，给群众做工作，讲明“人无完人”，要看大节，最后大多数社员同志同意把这二人作为新队委的人选。
    根据团结95％以上的干部的要求，新队委中必须要保留一定数量的原干部，岂知这些原干部的工作更难做。他们在运动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加上退赔后家中日子过得紧巴了些，心中有怨气，都表示坚决不再干了。我们一遍遍地做工作，是党员的还用“党性”来压他。好不容易本人做通了，家属还不愿意，原队长的老婆找到我们又哭又闹，说当队长当的伤透了心，说什么也不能再叫他老公干了。建队一直拖了半个多月，我们苦口婆心，一遍遍地说服，也许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吧，最终他们总算答应了，经过社员举手表决，队委会总算又重新建立起来。

学习“二十三”条

    1965年春，中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中央委员陈少敏同志亲到陈庄公社的住址——王庄，向全体工作队员和干部群众传达。陈少敏同志讲话时面带笑容，态度和蔼，语气平和，完全没有那种咄咄逼人、剑拔弩张的气势，使人感到平易近人（文革中证明她也是一个十分坚持原则的正直人）。工作队员提到她时都亲切地称其为陈大姐。
    在对“二十三”条的学习过程中，虽然工作队领导特别强调“二十三”条不是纠偏，不过我们大都认为这种说法一是怕否定了我们前段运动中的工作成绩，二是怕引起工作队员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混乱。因为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困惑不解的。
    在运动开始阶段学习宣讲“双十条”时，许多人把“双十条”看做是由实践和认识的多次反复中得来的，由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真理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即在一个十条的前言部分）现在又为何再来一个“二十三”条？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甚至是与以往不同的提法。
    “二十三”条提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时，首先批评了一些不科学的提法，如什么“四清四不清的矛盾”等等，重申主要矛盾是要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在前段的运动中，虽然也讲阶级斗争，但运动重点还是清查干部“四不清”的问题，要解决的不正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吗？（文革中在农村批判“三自一包”即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认为这就是搞资本主义）。
    “二十三条”中提出“反对形而上学”。所谓的形而上学指的是什么，当时大都弄不明白。后来想，建国15年了，已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还在纠缠民主革命的遗留问题，把斗争矛头又一次针对地主、富农这些早已被打倒的敌人，这算不算形而上学静止的观点。
    此外“二十三”条中还提到“反对繁琐哲学”、“严禁逼、供、信”，以及对干部退赔可以实行“减、缓、免”等，这些提法显然不是无的放矢，是针对前段运动中的问题讲的。
    “二十三”条中明确提出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提法大家感到很新奇。四清中也曾提过要追四不清干部的后台，不过说说而已。四不清干部若有后台在省委、在中央谁能去追？现在提到的“走资派”虽和四不清干部的后台不同，但既然是当权派，是上层人物，如何去揪去整？由党委集中领导下派遣工作队的方式显然是做不到的。一年之后“社教”运动为造成天下大乱的文化大革命所取代，“社教”运动成为“文革”的前奏。
    “二十三”条传达之后，也到了运动的后期，政治气氛也宽松了不少。工作队的工作转为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组织干部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和评工记分办法等等。5月份工作队员集中吃饭，不再与群众同吃，拉出一副要撤离的架式。
    1965年6月，工作队在曲阜8个月之后，才分批撤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