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三星堆文明逐渐消亡的起因是水患。

三星堆古城毁于马牧河改道。成都平原古城群包括三星堆都建于三四千年前。史前时期的成都平原就是一部流动的筑城史，这样才能解释因河道变迁出现了很多城址。

三星堆遗址是四川境内迄今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
　　遗址最早在1929年就曾发现大批精美玉石器，在1986年发掘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引起了世界轰动，是我国“七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三星堆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精品已先后到瑞典、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台湾、美国等地巡回展出。
　　四川广汉南兴镇北，古老的马牧河蜿蜒淌过，在三星堆村形成一月牙般弯道———月亮湾，河南岸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与之相望，此即清《嘉庆汉州志》记载的“三星伴月堆”。这里就是古蜀先民生息繁衍之地———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以后40、50、60年代，四川考古界持续不断地在三星堆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探赜索隐。
　　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遗址并进行了航拍。但真正使三星堆名扬四海的则是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的轰然显世，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后不久，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亲临三星堆遗址考察并将其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在参观了三星堆两坑出土文物后，更是满怀激情地挥笔题下了“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颂词。
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系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
　　 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三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其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这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工具类的文物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
　　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川内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看来我们的先人很爱美的。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物还填补了中国考古学、美学，历史学等诸领域的重要空白。使得世界对中国古代文明需重新评价，三星堆文物中，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其共分三层，有九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
　　 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丛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作为集群展现的稀世之珍，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　 　　　　　　　　 　　 　　 　　 　　
　　的确，古史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鲁迅先生都视之为“盖古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就连年代较为久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只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
　　然而，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三星堆而成为信史，史载在蜀地先后称王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三星堆最为繁盛的时期大抵属鱼凫王时期，鱼凫，即俗称的鱼老鸹，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鸟及鸟形器，其喙部多有如鱼鹰者，很可能就是鱼凫的象征或其族徽。另外，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已建立了城市、产生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器，并有了大型的宗教祭祀场所，这些都是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因素，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两坑本为祭祀的产物，三星堆的三个土堆亦很可能是人工夯筑的祭坛，三星堆盛行诸神崇拜并以太阳神崇拜为主神崇拜，如此大量的充当商品流通媒介货币的海贝，象征财富的象牙等等，都表明了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已具有较为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相对稳定独立的政治地位。一句话，古蜀国的源头及其中心，因三星堆而得到确证。 　　

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渐成一门显学，有挑战敦煌学的势头。连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个叫苏三的女人，对三星堆胡说八道，仅仅手捧圣经就宣扬中国人的祖先是犹太人，三星堆文明不是古代蜀人创造的，而是外来的闪米特人或犹太人创造的。这个女人和今日的芙蓉姐姐相比，更为荒谬不经。还有一些中文系的外行教授为其撑腰，但经不起历史学教授的辩驳。

近日，一个叫苏三的网络作者更是把这种观点发展到极致，在她刚出版的一本《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书中，她提出这样的观点。三星堆主要属于犹太文明，并且得出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中国人是这些犹太人的后裔。

　　事实果真如此吗？记者专程采访了对三星堆有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教授。

　　争论一：三星堆属于外来文明还是本土文明

　　关于三星堆遗址，历来说法不一，许多人认为三星堆文明决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苏三所持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思路。她认为，三星堆文明来源是“西方”，具体而言，这个文明的创造者主体为红海沿岸古闪族人，以及沿途的伊朗人和印度人。他们来华的路线不是北方的丝绸之路，最有可能选取的是南丝绸海路。

　　三星堆闪族人的迁徙有可能是一次性完成，也可能是数次积累。迁徙的时间大约发生在4千年之前为多，最迟不会超过公元前5世纪。这个外来文明的独立特征逐渐衰亡恰好在中国文字出现前后，所以在中国现有的史料中看不到对于他们根源的准确记载也是合理的。

　　那么三星堆是否属于外来文明呢？孙华教授认为，三星堆文明有它自己本身的传承，在三星堆以前，四川成都平原有像三星堆一样的文化遗址九座，三星堆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三星堆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确实加入了一些和以前文化不一样的新的东西。但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还看不出外来的痕迹。

　　从大型的青铜器和祭祀器皿来看，主要还是来自中原的夏商。用玉和用金是中西文化之间的最大差异。三星堆出土的玉器远远比西方发现的要好。黄金器只是发现了极少的一部分，比如说，贴在脸上的金箔，另外一个是金杖，都是比较小的器物。像西方发现的比较发达的黄金器皿都没有发现。三星堆发现的文物主要仍偏重于玉石系统，是东方传统，不是西方传统，它仍然属于中国的玉石文化圈。

　　从三星堆的建筑来说，不管从建筑的形状，还是建筑的材料来说，都没有西方的传统。这些建筑的遗迹是当地的传统加上长江中游这一带的传统构成，比如说它的夯土技术、土木结构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还有，从它日常使用的器物，比如像陶器系统看，一部分是从当地史前文化蜕变过来的；另外一部分是从它的东面，即从夏人那里传入的，像一些铜盒和铜杯。

　　再则，从发掘的器皿的装饰纹样来看，虽然它们的纹样很有特点(比如说兽面纹)，但这些纹饰在中原文化圈里都能找到它的联系。

　　所以，孙教授认为，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的联系，远远大于其它任何文化的联系。它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本土文化，即本地就有源缘(土著文化过渡而来的)；另一个是中原文化传入的，即长江流域，也包括东亚，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始终的。

　　那么，三星堆有没有其它文化的东西呢？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比如说海贝，海贝来源于沿海，但它们到底是从西南直接传入，还是通过其他地区转送了一下(比如从长江中下游地区，就像中原的海贝一样)再传入，现在还不好说。

　　争论二：悬棺葬俗、石头崇拜和出土文物能否作为证据

　　苏三认为三星堆主要属于犹太文明，其中的几个重要证据是：在三星堆几个大型祭祀场所，都有摆放石子的习惯，并且这些石子相当于祖先牌位；另外，悬棺同样多出现在四川以及其他长江流域这一现象。世界上只有犹太民族既有悬棺葬俗同时又有石头崇拜的传统。而且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和黄金权杖推断，都是和西方人有关。

　　孙华教授认为，三星堆文化存在的时间应当在夏代后期至商代后期，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至前1200年之间，但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悬棺不是在四川，而是在武夷山，这些悬棺被摆放在悬崖上的山洞里，也叫崖棺。从年代上判断是商代的。

　　四川发现的悬棺年代最早的是战国时期的，其次是汉代的。主要分布在三峡地区，四川西南的悬棺是元明时期的。从地理位置来看，越往西年代越晚。

　　在整个成都平原，除了三峡之外，还没有发现悬棺。在成都平原西北部，岷江流域发现的是石棺杖，而石棺杖在西藏高原东麓（是羌族的传统？），沿着这个大的传播带一直向东部，到中国的东北地区。三星堆还没有发现有悬棺的葬俗。

　　关于摆放石子的习惯和石头崇拜，孙华认为，羌族就有这一传统，而在三星堆却看不出摆放石子的习惯。石头崇拜在四川是比三星堆更晚的蜀人，文献记载，战国时代的蜀人有石子崇拜。整个三星堆遗址根本就看不出石头崇拜的痕迹，而且连一个石头建筑都没有看到，有的只是玉石崇拜，而玉石崇拜则明显来源于长江流域东边的三个玉石文化圈。

　　至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有人认为不像蒙古人种，但孙华说，他也不像欧罗巴人种。这些面具鼻子那么宽，眼睛那么大，脖子那么长，他们不像现在所属的任何人种。他们本身就不是一种写实的手法表述的，可能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而已。

　　关于那支让许多人浮想联翩金质王杖，孙华认为它是不是杖，现在也不能肯定。这个器物出土的时候不是直的，而是一个圈。那么它是一条带子还是一个杖，现在还不能肯定。而且就中国自身的传统来说，当时有权力的人也会拿着杖。所以根据这个去和西亚进行联系，是比较牵强的。

　　争论三：东周之前中西是否已经开始联系

　　苏三认为来到中国的以色列人主要构成了中国的夏、商、周，这些朝代很可能与中东母国曾经保持着神秘的联系。这种关系的动摇出现在东周，中国人彻底摆脱中东的控制是在战国时期。其主要研究结论为：亚伯拉罕的妻子“夏甲”带领子孙建立了中国的“夏后朝”；以扫的妻子Judith很可能就是中国商朝之母“简狄”，并且他们最终到达了美洲；以色列之子“但”的子孙建立了中国“周朝”。

　　孙华认为，以上的这些说法是一种“完全不尊重史学传统的瞎猜”，这种只根据一个名称的相似就推断二者之间一定存在联系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他指出，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来源都不相同。说中西文化在东周之前就存在联系，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猜想而已。

　　孙华说，夏起源于我国东部的本土地区，夏文化崛起明显是吸收了周围龙山时代好几个文化的成就。商起源于东方，而周则起源于西部陕西甘肃一带。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三个文化根本不是同一支人。（苏三的历史文化知识相当浅薄，她只懂手捧圣经讲古而不是考古）

　　在东周之前，从现在的考古发掘来看，中西文化是隔绝的。中亚和西亚文化深深影响中原地区恰恰是在东周时期。东周时期，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形成，由于北方民族的大迁徙，通过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作为中介，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技术和文化，技术方面像制蜡、冶铁术都是从东周时传入的。另外，文化方面，比如北方草原民族的一些装饰品、一些野兽纹的图案都在那时才开始出现。

　　三星堆的七大“千古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虽然专家学者对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争论不休，但终因无确凿证据而成为悬案。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金杖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地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方舟子：苏三的《三星堆文化大猜想》胡说八道

方舟子

　　这个苏三，不是起解“离了洪洞县”的那个苏三，而是北京一名业余历史研究者，两年前辞职开始学习历史。“但她不是到大学学习，而是在网络上学习”，出版过《三星堆文化大猜想》和《向东向东、再向东》两本书，重弹中国文化西来的老调，声称中华文明来自红海文，称汉字的起源主要借鉴了古埃及象形文字，同时还借鉴了包括腓尼基文字、楔形文字在内的其他文字系统云云。

　　对这种贻笑大方、荒诞不经的“学术成果”，本来应该将之当成“科幻小说”看待，作为市民们饭后的谈资，或小报的猎奇新闻即可。各大媒体都热炒此事已属不该，更奇怪的是还有人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出来为其捧臭脚。例如“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大可在《南方窗》上盛赞苏三的说法“新奇大胆，占尽风流”，是对“自我封闭的史学界”的挑战，意味着“自由史学”的复兴，是新世纪的历史叙事。这位惯于歪曲史实信口开河，嘴巴比大脑还大的评论家，算是找到了知音。

　　不过朱评论家虽然已成名成家，毕竟是吃的“文学”饭，对史学的看法与苏三一样的外行，虽然对苏三赞叹有加，也没有什么含金量。但那些吃“历史”饭的也来赶场，份量就不同了。英文《上海日报》在10月13日有一篇记者乔争月采写的报道，根据新浪网在第二天刊登的译文，副标题为《专家评论：苏三不是胡说八道但观点激进》，这指的是上海交大人文学院院长、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的评论：苏三的观点很激进，“要让传统学者接受她的观点恐怕得100年”，“不过我赞同她有关三星堆的部分观点，即便没有历史学背景的人也可以看出那些问题来。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是不会像她那样去思考问题的。她尽管没有历史学背景，但很明显她做了大量的查阅工作，她的书当然不是胡说八道。”

　　那么苏三在文字考古研究方面的工作究竟卓越到何等程度，让人文学院院长也大表佩服，惋惜其早生了一百年呢？我举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是苏三在接受采访时反复提及的，可见是其得意发现。

　　一、苏三称：巴比伦象形文字中的“泪”，是一个“眼睛”加上“水”，造字逻辑与中国汉字完全相同。按：象形字用相似的造字法，本不足为奇，但是苏三连例子都没找对。读过一点古书的人都知道，“泪”是简体字(古代称作“俗”字) ，虽然不是现代人发明的，但是出现的时间相当晚(据我所知，首见于明朝《字汇》)，原来的正体写法为“”，这是个形声字，并非象形字。但是即使是“”，也是个后起字，在汉朝《说文解字》中没有这个字，上古时候表示眼泪的字为“涕”，也是个形声字。苏三拿一个简体字与巴比伦象形文字比较，莫非是想说明中国人直到几百年前还在根据古巴比伦文字造字？

　　二、苏三称：巴比伦“星星”发音为“eng”，而中国的星发“sing”；古埃及象形文字“羽毛”的发音为y ，汉字“羽”保留了其发音；腓尼基字母te，不仅外形像中国的“田”，而且中国“田”发音tian，等等。按：我不像苏三那么博学，不知道古巴比伦、古埃及、腓尼基文字的发音，但是懂一点汉字的发音。苏三所举的这些汉字发音全是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发音，却不知道这些字在上古时代的发音与普通话发音大相径庭，其中“星”为心母耕部、“羽”为影母鱼部、“ 田”为定母真部，它们在上古时代的具体发音，古文字学家们有一些争议，但是没有一个愚蠢到认为它们会是和普通话相同或相近。

　　在不同文化之间，有时会出现一些相似的现象，但是相似并不等于同源，也可能是巧合或相似的环境因素导致的。而苏三甚至连真正的相似性都没有发现，号称研究“历史”，却连汉字的写法、读音都是经过了历史演变这点常识也不知道，竟然拿现代汉字的写法、读音与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字相提并论，这难道不是胡说八道吗？偏有人以专家身份称赞“她在文字考古研究方面的工作是非常卓越的”，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样的专家评论，更是胡说八道！

三星堆精美文物

铜人面具

铜龙虎尊

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

铜兽面具

铜人头像

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怪兽头
铜虎

铜鸟头

铜鸡
金面铜人头像（金面含金量85％）
铜人头像

金面铜人头像
铜太阳形器


三星堆性文物

资料图片：三星堆发掘现场——起运青铜立人像


三星堆发掘现场——清理象牙
在西方国家的首脑中，说到对中国历史、考古和诗词颇有研究的，非希拉克莫属。
　　希拉克对中国青铜器情有独钟。他熟读各种青铜器专著，并能对相关展览中的许多珍品进行专业评价。
　　1997年，希拉克在访华期间曾造访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把他的专著《中国青铜器全集》的前十四本赠与希拉克。看到书中的一张图片，希拉克脱口而出：“这是不是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青铜器？”对法国总统如此专业的提问，马承源惊叹不已。希拉克与马承源相谈甚欢，以至于希拉克的专机不得不推迟起飞。
　　希拉克对青铜器的热爱源于少年时代。在巴黎的吉美博物馆里，年少的希拉克就被中国古青铜器吸引住了，以致他从此时不时地逃课，遨游于世界历史文化海洋之中。他的爱好一直保持到现在，在他办公室内，就陈列着商代青铜器、南宋观音像等中国文物。即便总统职务令他忙碌不堪，但无论到中国访问还是在法国，希拉克都会将参观中国考古文物列入他的日程安排。
　　曾经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的吴建民说，在北约的一次首脑会议上，希拉克对会议的发言不怎么感兴趣，头一直低着“开小差”看杂志，结果被细心的摄影记者用长镜头“抓个正着”———那是一本中国青铜器读物。
　　吴建民说，希拉克不仅对中国青铜文化研究颇有造诣，对中国历史也有深入研究。他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希拉克在扬州访问期间，有一次提到隋朝修建京杭大运河。希拉克顺口问道，隋朝有几个皇帝？大家都说有两个，希拉克说：不对有三个，第三个叫恭帝，他当皇帝的时候年纪小，由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当摄政王。后来大家一查，果如其言！
　　在此次访问中国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希拉克更是兴致勃勃地谈到了他访华的第一站———四川。“从人类学、考古学的角度看，四川这片土地非常重要。古蜀文化独特丰厚，近十几年来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更是精美绝伦。希拉克说，成都三星堆是中华文明的杰出写照，考古挖掘出来的青铜立人像象征着古代之美，它以宽大的双手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被遗忘文明失而复得的见证。他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因为行程的缘故，无法前往“心仪已久”的三星堆参观。同样喜欢中国文化的希拉克总统要来成都。作为文化官员的勒克莱就想给他个惊喜。在建议总统行程的报告上，勒克莱推荐了三星堆、都江堰，并特别推荐了川剧“变脸”绝技。后来由于时间紧，三星堆、都江堰都没去成，但希拉克却在入住的酒店里为“变脸”而目瞪口呆。

　　“有点调皮，但更多的是这确实是中国文化中值得一看的精粹。”勒克莱回忆给希拉克总统推荐“变脸”的初衷。那天，为了让总统不错失精彩节目，在勒克莱建议下，邀请了一位川剧大师专门为希拉克表演。勒克莱注意到，川剧大师在希拉克面前演绎各种川剧动作时，总统看得入迷，还不断鼓掌。当大师袖子在脸上一抹，头一甩，脸谱就不断变化时，希拉克目瞪口呆，连连惊呼“怎么能这样”。

　　“总统成都之行后，法国很多官员、投资商都对四川产生了兴趣。不少朋友常常向我打听，四川有那么好吗，我说当然，不信自己来看。”勒克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