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光荣的日子 电视剧:陈锡添忆“小平南巡”长篇通讯写作前后

　　忆邓公“南巡” 话当年“东风”

　　——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写作前后

　　1992年1月，小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左二)的陪同下，在深圳迎宾馆散步。左一为陈锡添。

　　1992年1月，邓小平到南方考察和度假，人们称之为“南巡”。小平“南巡”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里程碑。小平同志“南巡”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他在深圳的5天时间里，我跟随采访。后来，写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以下简称《东》文），这是我30多年记者生涯中最感荣幸的事情，也是我所采访的最重大的新闻。

　　16年过去了，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整个采写过程记忆犹新。

　　将来一定有机会报道出去

　　我们曾经接到通知，小平这次到深圳不作报道。据说是“三不”：不报道、不题词、不接见

　　1992年1月18日下午5时左右，我接到一个电话，立即赶到市委宣传部。宣传部负责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明天到深圳，市委指定你去采访，是本市派的唯一的文字记者。明早8点，你随李灏书记等市领导到车站去接小平同志，此事绝密。”当时被指派去采访的还有本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

　　我当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主任记者。此前，江泽民、李鹏同志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到深圳，我都曾跟随采访过。

　　接受任务后，我非常激动。我想，光是“邓小平到深圳”这几个字已是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我意识到这次采访责任重大，下决心一定要全力以赴，认真地把小平同志此行报道好，不负市委嘱托。

　　小平同志于当天9时到达深圳，当驱车到了迎宾馆后，有关领导对我们说，今天上午不安排活动了，因为小平同志舟车劳顿，要让他老人家好好休息。但我没有离开，仍在迎宾馆内。不久，我突然看到小平同志在省委书记谢非等人的陪同下，在迎宾馆散步。这时，又听说，小平同志讲，他到了深圳坐不住，要立即到各处看看。我立即跑上前去，陪同他们散步。接着小平同志一行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浏览市容并视察皇岗口岸。真庆幸我没有走开，否则就漏了当天上午的采访活动。

　　据我了解，参与这次采访活动的，只有广东省电视台、深圳电视台；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各一位摄影记者，文字采访的只有广东新华分社一位副社长和我。这位副社长我于第二天见到他，聊起来，他说这次没有报道任务。果然，不久上头就通知，小平这次到深圳不作报道。据说是“三不”：不报道、不题词、不接见。

　　小平同志在深圳5天，没有作任何报告，在国贸大厦作了较长时间的谈话。其余只是在参观，在车上同陪同的省市负责人随便聊天、谈笑风生，谈话的形式随便轻松，但内容却非常重要，而且每次谈话所谈的问题都不相同，涉及面很广。

　　在这“随便聊天”中，我发现小平同志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不吐不快。一有空当，他便讲话，闲聊天。但聊的不是闲话，全是重大话题，针对性指导性非常强，谈的话题又那么广泛，可以说，综合起来，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

　　我想，小平同志谈话多么重要，多么精辟，高瞻远瞩，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指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不报道多么遗憾啊。小平到深圳，香港的一些传媒知道了，捕风捉影地乱猜测、乱炒作、乱评论。甚至一家媒体把小平同志下榻的酒店也搞错了，说他住银湖宾馆，还把银湖的里里外外拍了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半个版。我请市领导请示邓办负责人，本报是否可发一条消息，以正视听。结果未得到批准。

　　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将来一定有机会报道出去的，我没有放弃采访，继续认真努力地完成采访任务。

　　有闻必录 立体展现伟人形象

　　我尽量往里挤，争取靠近小平同志，力求听到他的每一句话，看到每一个细节

　　小平同志思维敏捷，记忆力强，谈话慢悠悠，吐字清晰，有条有理，表达准确，容易记录。大家坐在一起时，我几乎是屏住呼吸，调动自己的记忆力并快笔疾书，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在通讯中引用的，基本是他的原话。边参观、边谈话时，我用纸片急速记下片言只语，再把其整段话刻在脑中，晚上在宾馆立即趁热打铁，通过片言只字勾起整段话的回忆，迅速整理下来，写成大事记，我简直是有闻必录，他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都详细记录。

　　当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吴松营（后为深圳报业集团社长）是负责记录的。我们两人住在一房间，每天晚饭后就急回宾馆一起整理，核对记录，写大事记，每晚到深夜2时。所以，《东》文的写作发表，有着吴松营不可磨灭的功劳。

　　参观时人很多。我尽量往里挤，争取靠近小平同志，力求听到他的每一句话，如参观仙湖植物园，他摸摸天鹅绒芋的叶子，问这芋长不长芋头；当听到一些竹子是从四川悄悄弄来的，他幽默地说“这也是产权问题，你们要赔偿啊”等，很多细节都是因为靠得近才能看到听到的。又如到民俗文化村坐着看表演，在先科激光公司坐着看“我们的邓大姐”的录像片，我都抢先坐在他的后面，这样才采访到小平同志同邓楠争论邓颖超籍贯是广西还是河南以及小孙子亲吻他等细节。这许许多多细节能多侧面地、立体地表现这位伟人的形象。

　　在这种场合，作为一名小记者争取走近采访的对象，是一种责任心的驱动，如果论资排辈，靠近的先是中央领导、省领导、市领导……我岂不是排在十万八千里之遥？这怎么听到他说什么，怎么看到他做什么，采访不就成了空话。这样写出来的只能是“他说、他又说、他指出、他又指出”这类干干巴巴、无血无肉、不生动不具体、没有现场感的报道。

　　有时也挤不上去，有时也不在场，我就向在场的领导作间接采访或摘抄在场同志的片段记录。比如，邓小平同志一字一句背出1984年他给深圳经济特区的题词；参观途中在车上的谈话；与家人争论哪里的柚子最好吃等细节，都是间接采访来的。

　　“南巡”对改革开放有重大意义

　　小平的南方谈话内容极其丰富，题材极其广泛，打碎了“姓社姓资”这一束缚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

　　小平的南方谈话比较多的是涉及到姓社姓资问题。针对一些对办特区、引进外资是搞资本主义的谬论，小平驳斥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了，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小平在深圳、珠海等地看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十分高兴。他说：“8年过去了，深圳、珠海特区和其它一些地方，发展那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特区建设的成就，有力地回答了那些认为办特区是搞资本主义的人。小平斩钉截铁地说：“特区姓社不姓资。”

　　小平还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别是非，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离开深圳前，李灏书记向小平汇报了深改革开放的几个新措施。小平勉励说，要大胆干，要总结经验，“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赶快纠正。”

　　有个小插曲最能反映小平对经济建设尽快抓上去的迫切心情。1992年1月23日上午，小平在蛇口乘船离开深圳，他向码头走了几步，突然又回转头来，大家都不知道是为什么。原来，他走到李灏书记面前，把手一扬，“你们要搞快一点。”只说这么一句话便又向码头走去了。

　　小平的南方谈话内容极其丰富，题材极其广泛，这些谈话针对性和指导性很强，打碎了“姓社姓资”这一束缚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推动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十分重大意义。

　　东方风来满眼春

　　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想来想去，用它作标题是最恰当最精彩不过了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好这篇报道，将他的重要谈话准确地写出来，将他可敬可爱的形象表现出来。因暂时不作报道，报社决定用评论的形式，将他谈话的重要内容和精神传达出去。

　　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吴松营副部长和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的组织下，由《深圳特区报》3位同志、市委宣传部、政研室各一位同志，加上杨、吴两位部长及杨部长的秘书等人，组成了评论写作组。我被分配执笔写《要敢闯》、《要搞快一点》两篇。

　　杨部长对评论写作组极为重视，要求十分严格。每篇评论都要反复修改，最后由他定稿。他要求“八评”思想要有新意，理论要有深度，写作要有文采，力求精粹。字数均为1200字左右，而且一定要将小平重要讲话内容原汁原味地穿插在评论当中。

　　“八评”在2月20日到3月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香港和内地很多报社纷纷转载，尤其是《人民日报》破例转载了其中4篇。

　　我仍念念不忘要写小平同志南巡的通讯，但工作太多又要值夜班，难以抽时间静下心写作。直到3月15日，社长区汇文主动提出代替我值夜班，要我找个安静的地方将这篇通讯写出来。报社领导的支持给了我极大鼓励。

　　材料是非常丰富而又烂熟于心，我在苦苦构思，进行谋篇布局。开始想，设几个小标题吧，又包含不了太多题材，会漏掉一些重要谈话和细节。后来决定干脆来个“流水账”，按时间顺序写，这样时间和地点明确，现场感强，给人以全景式的感觉，可将小平同志每天的参观安排、活动细节，在什么场合谈了哪些话，一一表述无遗，可增加感染力和说服力，使读者恍如随着小平同志的步履，听其言，观其行。

　　在构思过程中，我还跟踪采访，进一步了解和核实细节，查阅了有关小平、邓颖超的一些传记资料，以准确交代背景。整篇通讯的格局已定，我又对邓小平讲话的重要内容、活动细节、背景交代等作了大概编排。至此，整篇通讯的写作也就成竹在胸了。

　　3月19日下午，正欲动手写作时，杨部长突然通知我，立即动手写作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我接到命令，立即着手，花了约3天时间写出了8000字左右的解说词。21日晚回到家里，我美美地睡了一觉。

　　3月22日，这天是星期日，中午我到办公室取报纸，在当天《南方日报》一版上，一个标题赫然入目：《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怎么，可以发表了？”我脑子这样转了一下。

　　我立即赶回家，坐在沙发上大口喘气，“我失职了！”这念头像一个锤子重重地敲在我的脑袋上。我想，如果《南方日报》、《羊城晚报》记者将小平同志参观过的地方一篇篇地写出来，我再发表通讯，不就成了“马后炮”？

　　我胡乱吃几口饭，就一头钻进房间，铺开稿纸，挥笔就写了标题：《东方风来满眼春》。这是唐代诗人李贺的诗句，我在写这一年本报元旦社论中引用过这一句诗。想来想去，用它作标题是最恰当、最精彩不过了。

　　一个新闻工作者强烈的使命感，糅合着对小平同志深厚的崇敬爱戴之情，对小平同志谈话重大意义的理解，对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认识，我激情奔涌，文思如潮，开始奋笔疾书。

　　就这样，边写边发排，区汇文社长说，全部写完他再审阅。到24日下午，11000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发吧！” 市委领导的话重似千钧

　　“陈锡添，你成功了，邓小平的名字到哪里，你的名字也到哪里。”

　　3月25日上午，我同区汇文社长一起拿着稿子到市委宣传部，请杨广慧部长审阅。杨部长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自己把关，但要注意，要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发吧！”，杨部长代表深圳市委说的这句话，重似千钧，反映了深圳市委的敢闯敢冒的精神，超凡的政治眼光和过人的胆识。

　　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在一版头条刊登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当天上午，《羊城晚报》立刻调整当天版面，在一版摘登了这篇通讯。《羊城晚报》是第一家转载《东》文的报纸。

　　3月28日，上海《文汇报》和北京的《中华工商时报》也全文转载。当天下午，《光明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易运文来电说，该报张常海总编决定3月30日转载这篇通讯，请我提供一些小平南巡的照片，他们将交给飞往北京的航班带到北京。

　　这时，我想这篇通讯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当晚便致电新华社深圳分社社长蒋顺章，问他可否将《东》文传给新华总社，他高兴地说：“好啊，赶快将稿子送过来。”29日一早，我叫人将稿子送至新华社深圳分社，蒋顺章于当天上午便将稿子发至新华总社。

　　3月30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转载了《东》文。当晚，我在报社值夜班，突然看到传真机不停地在接收挡，原来是新华社向海内外全文播发这篇11000字的长篇通讯。

　　接着，《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保育钧来电说，他也在值夜班，《人民日报》将在一版全文刊登此文。他问：“这篇稿是怎样发出来的？”

　　“是深圳市领导批准，先在《深圳特区报》发的。”我答。

　　他又问：“经过哪些领导审稿？”

　　我说：“没有啊，只是本报社长审阅过。”

　　保育钧笑起来：“你们就这么大胆。”最后，他对我表示祝贺：“陈锡添，你成功了，邓小平的名字到哪里，你的名字也到哪里。”

　　新华社播发这篇通讯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人民日报》、《经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电台、中央电视台、香港《文汇报》、《大公报》，以及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国内外主要传媒，全文或摘要刊登、播发了这篇通讯，对思想解放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