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感人的微电影:中国诗学理论讲座之诗的共鸣

 读者或听众受到诗歌作品的感染，就可以说产生了共鸣；受到强烈感染，就可以说产生了强烈共鸣。《世说新语•豪爽》云：“王处仲每酒后，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看来，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的这四句诗，在东晋征南大将军王敦的心中产生了强烈共鸣。
　　读者对诗歌作品产生共鸣是诗歌欣赏的基础，朱光潜曾指出：“严格地说，一个人须自己觉得一首诗好，才能说它好。如果一首诗不能引起他的心灵的共鸣，他就无理去评定它的价值，至多只能说它对于自己不是一首好诗。”（《朱光潜全集》第八卷《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
　　诗歌作品之所以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主要是因为诗歌作品写的与读者心里想的具有某种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是普遍存在的。《孟子•告子上》云：“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乎？”这段话告诉我们，人们往往具有相同的爱好与思想感情。如果诗人写出了人们所普遍具有的情感，其作品就能够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十六云：“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试读唐人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回乐县的烽火台，故址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西南，受降城指灵州，治所即在回乐县。贞观二十年，唐太宗曾亲临灵州接受突厥一部投降，故灵州被称为受降城。显然当时这儿是防御吐蕃、突厥的前线。此诗首句写大漠荒寒，次句写月色凄凉。清姚鼐、赵彦传《唐人绝句诗钞注略》云：“首二句写景，已为‘望乡’二字钩魂摄魄。”后两句写就在将士们寂寞难熬的时候，不知何处吹响的笛声立刻唤起了所有人思念家乡的情绪。因为笛子所奏《折杨柳枝》、《行路难》等曲调，表达的都是思念家乡的情绪。此诗深受欢迎，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三十《李益》称：“其《受降城闻笛》诗，教坊乐人取为声乐度曲。”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称该诗“天下亦唱为乐曲。”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评曰：“绝句李益为胜……‘回乐烽前’一章，何必王龙标、李供奉？”王龙标乃王昌龄、李供奉乃李白，李益的绝句能和王昌龄、李白相提并论，则其受人们喜爱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诗人艾青在《诗与时代》一文中说：“最伟大的诗人，永远是她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最高的艺术品，永远是产生它的时代的情感、风尚、趣味等等之最忠实的记录。”因为诗人写的作品充分地反映了某个时代众多人的情绪，这些作品也就能引起众多人的共鸣。《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被锺嵘的《诗品》许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主要是因为这些诗表达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具有的情感，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分析道：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虽此二意，而低回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唐代诗人李白与杜甫之所以伟大，也是由于他们的诗歌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情绪，因而产生了巨大影响，试以李白《子夜吴歌》为例：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
　　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整个唐代，同邻国打仗，平定叛乱和地方割据势力，镇压农民起义，以及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混战，可以说战争接连不断。如此频繁的战争对正常的家庭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唐代府兵制度规定士兵自备军装，所以秋闺捣练、制衣、寄衣就是征人妇生活的重要内容。此诗前两句写景，一诉诸视觉，一诉诸听觉，月色与捣衣这两个意象均与相思有关，都具有典型意义。后四句写情，由于作者按准了时代脉搏，表达了千千万万征人妇的共同心愿，所以入情入理，扣人心扉。此诗在选材上也颇有特点，选择首都长安，则全国可知。选择万户，则涉及千家万户可知。对远征亲人思念的情绪，像秋风一样弥漫在整个夜空，则其无法排解可知。清田同之《西圃诗说》云：“余窃谓删去末二句作绝句，更觉浑含无尽。”这种说法显然是不对的，就体裁而言，子夜歌通常为五言四句，此诗五言六句，在形式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在内容上，如果舍去了后两句，则此诗所表达的普天下渴望和平的时代情绪与愿望，将会削弱很多。
　　正因为喜怒哀乐是人们普遍具有的情感，不因时代的推移而有多大变化，所以一些能够传达大多数人痛苦和欢乐的优秀诗歌作品往往具有永久的魅力，并能引起后世读者的广泛共鸣，李白与杜甫的不少诗就做到了这一点。试以杜甫为例，宋李纲《校定杜工部集序》云：“盖自开元、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于至德、大历干戈乱离之际，子美诗凡千四百四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寓于此。句法礼致，老而益精。时平杜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诵其词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心，然后知古今绝唱也。”可见，杜诗在宋代特别受到欢迎。文天祥《集杜诗•自序》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性情中语，烦子美道耳。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能为吾用，非情性同哉！”显然，文天祥特别欣赏杜甫的诗，是因为杜甫的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抗日战争胜利后，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的唐诗课上，特地选讲了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而且回到家里还特地给孩子们朗诵了这首诗，并逐句作了解释，最后还情不自禁地说：“我们也要穿过三峡回武汉看一下，就回北平了。”看来这首诗所表达的欢乐情绪，也引起了闻一多的强烈共鸣。
　　诗人艾青在《诗与宣传》一文中说：“当诗人把他的作品提供给读者，他的目的也即是希望读者对于他所提供的意见能引起共鸣。”由于人们对事物的体验往往是相通的，所以诗人写自己对事物的感受，确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如韩七律《三月》前半首：
　　辛夷才谢小桃发，踏青过后寒食前。
　　四时最好是三月，一去不回唯少年。
　　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曰：“某花谢，某花发，某日后，某日前，便如射覆著语相似，早令‘三月’跳脱而出。遽读‘四时最好’四字，只道通篇作快活语，不图其四之斗地直落下去，使读者声泪俱尽也。”此诗第四句说的是大实话，但是这句大实话概括了许多人的生活体验，每个人的青春都会一去不复返。此诗将一年中的三月比喻人一生中的少年时代。前三句将三月之美好写到了极致，又用第四句造成巨大的落差。那些度过了青春岁月的读者，忽然意识到自己如此美好的青春岁月将一去不复返时，怎能不为之声泪俱下呢？再如刘禹锡的《浪淘沙九首》其八：
　　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卞孝萱、卞敏先生《刘禹锡评传》认为这组诗是刘禹锡贬谪夔州期间写的，并专门对这首诗进行了分析：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等人一再受到政敌的恶毒攻击，“谗言如浪深”；他们不仅被远谪边荒，而且“逢恩不原”，“迁客似沙沉”。这首诗前两句的句首冠以“莫道”、“莫言”，说明诗人对“谗言如浪深”、“迁客似沙沉”视若等闲。虽屡遭贬谪，仍保持着豁达大度和坚定无畏的乐观精神。诗的后两句，运用比喻的手法说明蒙受谗言的“迁客”是真金，而进谗的政敌却如“狂沙”，谗言和贬谪使诗人历尽辛苦，但是锻炼了意志。狂沙最终是埋不住真金的，诗人对此充满信心。
　　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难免会受到中伤、遇到挫折，而当我们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而终于取得一些进步时，读到刘禹锡的这首《浪淘沙》是会引起强烈共鸣的。
　　诗人往往还将对生活的体验凝聚成警句，读了常让人心领神会。譬如《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中的两句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人生的价值都希望得到理解与肯定，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歌当然要为知音者唱。这两句诗表现了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怀才不遇的感受，同时也反映了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求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些郁郁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读到这两句诗是会心动的。再如北宋词人李之仪《谢池春》中有两句词：“不见又思量，见了还依旧。”看上去很平淡，实际上概括了身处异地的亲人、朋友间的共同体验。在老同学聚会时，也听到有人用这两句词来谈自己的感想。可见，这两句词也引起了老同学们的共鸣。
　　由于读者千差万别，他们对作品的感受当然也存在着差异性。《文心雕龙•知音》篇已谈到过这个问题，指出：“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蕴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如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七《林和靖》就写了诗歌欣赏中的这种差异性：
　　山谷云：“欧阳文忠公极赏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咏梅》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何缘弃此而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苕溪渔隐曰：“王直方又爱和靖‘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斜入一枝低’，以谓此句于前所称，真可处伯仲间。余观词句，略无佳处，直方何为喜之？真所谓一解不如一解也。”
　　造成读者之间欣赏差异的因素很多，除刘勰所说的性格差别外，还有社会地位、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等诸多因素。政治家对人世间的沧桑变化，可能会特别敏感一些。如唐孟《本事诗•事感第二》云：“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卫岭，览眺久之，又歌是曲，复言‘李峤真才子’。时高力士在侧，亦挥涕久之。”文中所引乃李峤《汾阴行》诗的最后四句，之所以受到唐玄宗的激赏，是因为在唐玄宗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唐玄宗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幸蜀，则此事初次发生在天宝十四年，当时正是安史之乱最严重的时候，唐玄宗享尽了荣华富贵，又将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显然李峤诗所描写的内容，正切合唐玄宗本人的实际情况，所以导致他“凄然泣下”。
　　对于失意的封建文人来说，那些表达怀才不遇情绪的诗歌，往往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宋赵汝腾《庸斋集》卷五《跋倪龙辅诗》尝举一例：
　　近世诗人赵蹈中最为雄杰、每对予诵杜荀鹤“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之句。击节不能已，又常欲仿佛其万一。
　　而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那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叶圣陶《文艺作品的鉴赏》曾说：
　　有一首民歌，流行的区域大概很广，在一百年前已经有人记录在笔记中间了，产生的时间当然更早。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
　　几家夫妇同罗帐，几个飘零在外头。
　　唱着这个歌，即使并无离别之感的人，也会感到在同样的月光之下，人心的欢乐和哀愁全不一致。如果是独居家中的妇人，孤栖在外的男子，感动当然更深。回想同居的欢乐，更见离别的难堪，虽然头顶上不一定有弯弯的月儿，总不免簌簌掉下泪来。这些人的感动也可以说是从文艺鉴赏来的。
　　这首民歌早被明冯梦龙收在《山歌》卷五《杂歌四句》中，标题是《月子弯弯》，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传唱，可见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
　　除社会地位外，读者的生活经历各不相同，也会导致诗歌欣赏的差异性。显然丰富的生活经验将有助于读者对诗歌的欣赏，并能加深他们对诗歌作品的理解。如苏轼《东坡题跋•题渊明诗》称：“陶靖节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如果读者的生活经历与诗中所描写的某些情景类似，也容易产生共鸣，宋周紫芝《竹坡诗话》举例道：
　　尝独行山谷间，古木夹道交阴，惟闻子规相应木间，乃知“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之为佳句也。又暑中濒溪与客纳凉，时夕阳在山，蝉声满树，观二人洗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谓“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者也。此诗平日诵之不见其工，惟当所见处，乃始知其为妙。（《历代诗话》本343页）
　　前两句出自杜甫《子规》诗，后两句出自杜甫《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诗，要不是读者恰好遇见了类似的情景，确实不一定会对它们特别注意。这两联诗的共同特点是，都从视觉与听觉相结合的角度对景物作了描写，让人有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的感觉。再如《红楼梦》第四十八回写香菱谈学诗体会，也举例说明了这一点：
　　“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合“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作晚饭，那个烟竟是青碧连云。谁知我昨儿晚上看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香菱提到的这两句诗为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的颈联，寥寥十字为我们描绘出了乡村渡头薄暮时的宁静景象，可谓写景如画，古朴淡雅，令人神往。
　　即使读者没有相关的经历，但是诗中所描写的境界是读者所向往的，同样也能产生美感，形成共鸣。如陶渊明曾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描写了一个世外桃源景象：“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此世外桃源，谁也没见到过，却引起了人们的无限神往，以至于千百年来，真有不少人在苦苦寻觅。因为它只存在于理想中，所以在现实中一直没找到。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之一也描写了他所希望拥有的人居环境：“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应当看到诗中所描写的仍然是作者“误落尘网中”、“久在樊笼里”，对自由、平等、宁静的田园生活的一种向往之情。作者归园田居之后，断了经济来源，“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甚至到了“乞食”的程度（《乞食》），他在精神上也不是很快乐，白天用喝酒来麻醉自己，夜晚常常失眠。他所描写的这种理想化的生活，很少有人能付诸实践，但是却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
　　此外，读者的文化修养各不相同，也导致了读者欣赏诗歌的差异性。很多读者可能都对某诗产生共鸣，但是对该诗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深浅有别。原因很多，其中文化修养是一个重要因素。譬如杜甫的《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古今赏析这首诗的人很多，体会却千差万别。最值得注意的当推北宋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略云：
　　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山河在，明无馀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读者欣赏诗歌作品，一般都是对诗歌作品所描写的形象加以感受与体验，无须对诗歌作品作进一步的分析与评论，而司马光却能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思考，也就是他所说的“思而得之”，因此他对此诗的理解也就比较深刻。司马光只具体分析了前半首，我们也可以按照他的方法，对后半首进行揣摩，第五句说明战争连绵不断，第六句说明与亲人长期分离，七八两句说明作者的思想负担很重，心事重重，以至于连头发都很快变白变稀了。当然要对诗歌作品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作出理性分析，是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的。文化修养的水平有高有低，对诗歌作品的体会也就有深有浅。
　　即使同一个人，他对诗歌作品的感悟与认识也是会起变化的。朱光潜曾说过：“我始终相信‘欣赏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各人各时各地的经验、学问和心性不同，对于某一首诗所见到的也自然不能一致。”（《朱光潜全集》第八卷《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郑板桥《词钞•自序》就说他“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老年淡忘学刘蒋，皆与时推移而不自知者”。可见他的审美观是在不断变化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一段对话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胡颂平问：“我们对于诗的欣赏，也会跟着年龄的长大而不同吗？从前认为很好的，现在觉得并不怎么样；从前不感兴趣的，现在倒很欣赏起来的，也不少。”先生说：“像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两句，年少时喜欢这些说大话的句子。其实《满江红》里最好的句子是末尾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看来，同一个人在诗歌欣赏方面的差异性也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诗歌欣赏一要有好的作品，二要有欣赏诗歌作品的读者。诗歌作品与读者产生共鸣是诗歌欣赏的基础。读者在欣赏诗歌时既有一致性，这是相对的；又有差异性，这是绝对的。读者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与文化修养等诸多因素都会对诗歌欣赏的差异性造成影响。至于诗歌欣赏的具体方法，我们将在下一讲讨论。
 （徐有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