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幻葬6k是最难的吗:一个黑五类女知青的插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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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之泓：一个黑五类女知青的插队史(二)
2009年07月09日 15:45凤凰网【大中小】 【打印】36位网友发表评论
朱之泓简历：
朱之泓，女，出生于1953年。1968年下乡，1972年回城到师范学校中教班读书。1974年起从事中学语文教学，1980年至1984年在宁夏教育学院进修。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0年后相继被评为宁夏银川市的“三八教学能手”与“师德标兵”。2008年退休开始写作，《与女儿说家事》一书即将由宁夏出版社出版。
与歌舞团医生成了莫逆之交
杨郎是一马平川，既无山也无树，无遮无拦，因此大风得以长驱直入，肆虐于这整个固原县有名的数百里平川之内。据老农们说，那是某朝有个皇帝春季来此巡游，正碰上刮风，皇帝便顺口说："这里是个风口啊。"从此这里便被皇帝册封为"风口"了，每到春季，老天爷更是名正言顺地刮起大黄风。黄风每次都不是空手而来，它会带着各种各样的感冒病株，并将这些病株偷偷地接种到人们身上，于是只要它一来到处便响起咳嗽声。
我的呼吸系统从小就脆弱，任何一次流行感冒我都躲不过去。在歌舞团来的这年春季，我照例由感冒引起了剧烈的咳嗽。一咳便用手使劲捂住胸部。我咳嗽的情景被歌舞团的女医生任芝兰发现了，她专程给我送来一些药品，记得不过是甘草片之类的。我经常不吃药，吃药就管用……因着这个契机，我便与任大夫熟悉了，最后竟然成为终生的好朋友。
在我的记忆中，那时的任大夫大约有三十几岁，中等偏上的身高，带着眼镜，留着大方得体的短发，既有时尚的飒爽英姿，又有传统女性的柔媚和雅致。她肩上经常挎着一个药箱，步履轻盈地走在杨郎的街道上和田边地埂上。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这非常受人欢迎。歌舞团呆在杨郎的那段时间，附近农民都知道歌舞团有个医术很高明的医生住在杨郎四队，很多人都大老远来请她去看病，她也总是毫不推辞地就随来人走了。
自从给我看过病以后，我俩的交往就多了，她成了我屋里的常客。别人都怕我房门前的黑狗卫士，唯独任大夫不怕。每次来时，都不用住在前院的房东给她挡狗，自己直接就咚咚咚地走进来了。
我问她："你怎么不怕狗咬？"
她朗声一笑说："那怕什么，它要咬，我就把大腿伸给它得了。"
看表面，任大夫似乎挺乐观，其实她也有一肚子的苦，听人说她解放前就参加了工作，也有点什么需要交代的历史问题，据说十三岁时，由别人代为报名集体参加了三青团。来杨郎时还属于被"隔离审查"的对象。
但被人代替报名也罢，自己主动报名也罢，总之她当年参加三青团时还只是个孩子啊。可文革时，只要你与国民党三青团沾了边，你也就与特务和敌人沾了边，即便你人有百口，口有百舌，面对所谓"天然正确的群众运动"，你也无法说清楚。这历史问题大概严重地煎熬着她。有一次，她晚上住在我这里，我听见她偷偷地在被窝里抽泣，但我没有敢问她，直到今天我也没有问过她。
唉，不问也罢，如果细细查起来，一点历史问题和现行问题，一点家庭问题和个人问题，一点亲属麻烦都没有的人又有多少呢？要么你的家庭成分是剥削阶级，要么你的家人或什么亲戚服过国民党的伪兵役，要么你的什么近亲或者远亲生活在异国他乡，使你有了海外关系，要么你的叔叔舅舅或姑夫姨父有什么不清白，要么你的岳父岳母或者公公婆婆有什么历史问题，要么你的弟弟哥哥的岳父家，或是你的妹妹姐姐的公婆家，有什么人"被杀被押被管"等，或者你哪个朋友惹上什么政治案子……
那些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政治问题，你摊上任何一种都是很倒霉的。
我与任大夫算是一种忘年交，我们的交往经历了文革，经历了拨乱反正，经历了改革开放，一直持续到现在。在结婚前那些年，有好几个暑假我都是在银川任大夫家度过的。白天任大夫上班了，我可以像自己人一样，吆喝她的一个宝贝儿子和一个宝贝女儿快去做作业，快去练习拉琴。我也可以在她家自作主张地做我想做的任何一种饭。
多年后，我跟她说起这事，她笑骂我道："还任何一种饭呢？你那时会做个屁！"
也真是的，我那时屁也没有见过，又怎么会做呢？
有时我会跑到歌舞团医务室，看她如何接待病人，如何分析病情作出诊断，如何一丝不苟地书写着一个单位医务室本来可以不写的病例，后来又看她如何在四十大几的岁数上还口中念念有词地学着英语。
任大夫的儿子像小旋风一样，进家来旋上一圈就不见影子了，几个小时后再回来旋一圈，那时他的爹妈也快下班回来了。任大夫的女儿倒成了我的跟屁虫，走到那里都拉着我的手，还时不时给我背诵她那自我陶醉的小学作文，背诵时摇头晃脑一脸纯情。听到大人们议论某人所遭受的灾难，她会睁着一双含着水分的眼睛感叹说："那可怎么活呀？"那伪装成大人的样子好生可爱。
晚上，我蜗居在她家的厨房里。如果嫌热，就卷起床单和枕头，和任大夫的宝贝女儿一起睡到教室里的课桌上去（那时她家住在银川三中，暑假里，任大夫的丈夫拿着自己任课班级的教室钥匙）。任大夫过意不去地说："你睡在这里行吗？"我说："这比我在杨郎的窑洞里强多了。"于是任大夫便笑笑，任由我爱怎么睡就怎么睡吧，只叮嘱我们点上蚊香。
几年前，任大夫的儿子史苍，那个我亲眼看着长大成人的小旋风一样的男孩，那个从来都充满着正义感的机灵青年，在一次深夜下班的路上见义勇为与三个偷车贼殊死搏斗英勇献身了。我闻讯赶去，和任大夫一样痛断了肝肠，事后我还写下了这样一些悼念的语句：
沉沉的夜色，掩不住贼人罪恶的身影，掩不住匕首上凶残的冷光，掩不住勇士锐利的目光，掩不住英雄鲜血的灿烂。
沉沉的夜色，谁能知道，正义与邪恶曾在这里短兵相接，善良与凶恶曾在这里殊死搏斗。只有明亮的星星见证了一切，你看它已经心痛得浑身颤抖。
沉沉的夜色，勇士的母亲一无所知，她等待着儿子平安归来，却不知儿子已经完成了生命的辉煌；歹徒的母亲也一无所知，她也在等待着儿子平安归来，却不知儿子将自己钉到了耻辱柱上。
沉沉的夜色，英雄的生命因呼吸停止而终结，而精神却不因躯体倒下而死亡，那鲜血瞬间的喷洒，在世人心海中引起的震荡，或许将久久不息。
今天，经历了七十五年人生风雨的任大夫，腰也弯了，个子也显得矮了，腿脚不好，心脏也不好，走路颤颤巍巍。我与她谈起歌舞团在杨郎的这个那个，她神情淡淡的，没有重提旧事的兴趣，却给我找出几本关于天主教的小册子，大约是想把我渡到上帝那里去吧，我想她本人一定在上帝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安宁。
毛主席像片贴上了墙
锻炼了三个月的歌舞团在做着撤回银川的准备。他们人人的眼睛里都透着一种轻松，但个个的嘴边却又都掩饰着这种轻松。而我却要做好在这里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并着手收拾那孔借来的窑洞。通过请教别人，我知道了收拾窑洞的基本工序，计划了要花的每一笔钱，然后按轻重缓急把他们排列出来。
计划订好后，我首先借房东家的车子到三营镇上买门板。三营是固原最大的镇子，有着一条长长的街道。其实这所谓的街道只是借用了银固公路的一段，所以这条街向北延伸三百五十公里就到了银川市，向南延伸四十五公里就是固原地县两级的城池。三营的政府机关和百货公司，清真食堂和汉民食堂，车站邮局照像馆，书店粮店和旅店，都一字儿在街道两旁排开。逢集时街上人很多。四村八乡的农民把他们那有限的农产品拿到集市上卖了，再换回孩子的文具和家人吃饭的咸盐以及点灯的煤油等等。
三营集市还给那个年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联络的平台。比如你想见附近哪个公社的什么熟人啊，亲戚啊，逢集时你就可以到三营碰一碰，说不定可以碰见。青年男女们有胆大的敢于自由找对象的，也可以利用赶集的机会偷偷地与自己的心上人约到一块儿赶集，瞅空子说上几句悄悄话。
去买门板的那天，我独自拉着架子车走到三营镇，不动声色地把摆放在那里的几扇门板都看了一遍，相中了其中两个比较低矮的单扇门。我便站在一边观摩了一会儿别人砍价的方法，然后又走开了。
下午我又回到木制品摊位前，看见我所相中的那两扇门板还有一扇摆在那里。我想，这扇门太短了，男人进这种门还得低头才行，我得借这个理由好好压价。心中有数后，我就上前边问价边挑那门板的毛病。经过几番游说和缠磨，终于用八块钱买下了那扇门，后来队里的人得知我所买门板的价钱都称赞我会砍价。我想我现在之所以成为同事们公认的砍价高手，大约就得益于那时的锻炼吧。
有了门后，我又请工匠量好尺码定制了门框，再请人砌好了灶台盘好了炕。几天后，我拽过房东的架子车，将我那一刀一铲一锅两碗一个风箱，还有一块案板一只水桶和一床被子都装了上去。要开步走时，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这住了几个月的羊栅栏，心下不免有点凄然。而我那条黑狗卫士仍在那里静静地卧着，我想，它看不懂它的主人是在搬家，不会再来了。
站在我新家的门口往里看，屋里的陈设分为四部分：以窄窄的隔墙为界，前半部分右边是一个小土仓，盛放着麦草还有烧炕的牲口粪等；左边是锅灶和案板。后半部分右边是炕，左边用土坯砌了两道矮墙，将一张炕面支在上面，搭成了一个土台子。这土台子上放着我的面袋子，还放着一个盛黄米的大纸箱。
整个屋子只有中间留有一条仅容一个人走动的窄道。这就是我那做饭、睡觉、存放粮食、堆放材草集于一屋的家。准确来说，这仅是一间放杂物的仓库，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这仓库中的一件货物。我每天早上把自己从这仓库里取出来，晚上再将自己放进去。
从外表看，除了那扇白白的新门板外，这个拱形的窑洞怎么看都像是一座坟墓，而我就要在这个坟墓般的窑洞里生存下去了。环顾这小窑洞，我又想，简陋和破烂恰好是它最大的好处，因为越是破烂就越不会被房东收回去，那么无家可归的危险就越不容易降临到我头上啊……
今天写到这里，我站起来走到凉台上，让初夏的风拂着我的婆娑泪眼。
雨后的阳光格外明媚，我家隔壁的宁夏大学附属中学放学了，满街都是穿红色校服的学生。他们骑着自行车行进在回家的路上，那自行车汇成的洪流，沐浴着中午这灿烂的阳光，涌动着漫过我家楼下的街道，向远处漫过去，漫过去……
平静了一会儿，我又回到电脑前，继续把回忆锁定在我那寒窑里。
将东西安放停当后，我掏出所有的钱，坐在炕边上仔细数了一遍。收拾窑洞共用去十五元钱左右，现在手中还剩下不到十块钱，这钱可不能再轻易地花了，要留着买灯油、咸盐和邮票等，这都是必不可少的。
回顾收拾窑洞的经过，我苦中求乐，倒还有点自我欣赏。想我不久前还只会哭着背诵毛主席语录，今天却能把这么多的土活儿、泥活儿、杂七杂八脏活儿，还有花钱请人的难活儿，都处理得有条不紊，也真不容易啊。
第二天早上，我从炕上爬起来，看看我的屋子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到底缺什么呢？我想应该有一张毛主席像，让这破窑洞也突出一点政治。
中午下工后，我到供销社花八分钱买了一张毛主席像。拿回来才想到，我窑洞墙壁的土质已经碱化得很厉害，用浆糊或图钉显然是不能将主席像片贴在这样的墙上的，那怎么办呢？只能用细木厥订在墙上了，可如果直接将细木厥订在主席像上，那可是现行反革命罪啊。我便用废报纸边给主席像裱糊了一道边，然后用细木厥从所裱糊的纸边上，把主席像订在我窑洞正中的墙上。
将贴好的主席像端详了一遍，觉得还应该在两边贴一幅对联。思谋再三后我就草拟了这样一副对联：
上联：伟大领袖指方向  下联：广阔农村是战场
推敲来推敲去觉得不怎么对仗，但我是江郎才尽，确实想不出别的能代表我思想境界的句子了。便在心里为自己开脱说，就这样吧，"不能因词害义"可是毛主席一贯的主张啊。
现在看来我写的那对联真是狗屁不通，但在我插队的整个过程中，它却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也体现着我那"三忠于""四无限"的思想境界。有多少次，当我遇到困难和委屈时，我都站在那像片和对联下面，凝视着毛主席的面容。每次我都感觉到毛主席也在注视着我，这种眼神与眼神的交流使我亢奋。
我接触的人比较广泛，从学校到医院，从公社到商店，从拖拉机站到收购站，到处都有朋友。而所有到过我的窑洞的人们，谁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毛主席像和对联。初次看到这些的人，大多用异样的眼神在我与对联之间来回巡视着，但很少有人当场说过什么，因而至今我仍不知道人们是怎样看待我的行为的。不过我坚信，假如当初我因着什么英雄举动献出了生命，那张主席像和那革命对联肯定是值得记者们大写特写的，也肯定会激励千千万万的知青以我为榜样。
我的女儿看到这里，可能会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但你却无法否认当年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数亿人只忠诚于毛主席一人的千真万确的社会现实。
写到这里，我将目光从几十年前小窑洞里的毛主席像片上收回来，停留在我家现在的客厅墙上，那里挂着一幅油画，画面上是一艘巨轮迎着初升的太阳行驶在蔚蓝的海面上，船身后面拖着一片金色的水波。
不偷不贪是异类
搬进窑洞后我被队里派到菜园子里干活，从此，我一年倒有半年与菜园打交道。因为我们队在银固公路西侧紧靠杨郎路口的地方拥有一小块地，那块地游离于我队的整个耕种区域之外，队里便将它辟为菜园种上了韭菜。收割的韭菜除极少部分被社员们以赊账的方式买走外，绝大部分都拉到三营镇上卖给那些吃商品粮的人。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块韭菜地也算是我们队的经济支柱之一。
我们的韭菜地是水田，那喝饱了水的韭菜叶子绿绿的宽宽的，很能挑逗人的食欲，看见它就似乎能品尝到韭菜叶呛好了后，调进白白的面条里那种诱人的香味。所以妇女们干活时，总是千方百计找机会，将韭菜一把把装进自己那专门缝制的衣袋里。这种为偷东西而缝制的口袋，可真是体现了妇女们的聪明才智，它隐蔽在衣服的里边，沿着整片衣服前襟贴上去，开口在腰部，外面看不出来有口袋。这种衣袋能装不少的东西，装满了韭菜后也只是看着人比较胖，但没有显眼突出的地方。好在农村妇女也不讲究身段儿，每个人都穿得松松垮垮臃臃肿肿的，这正为偷菜打了掩护。
也正因为怕人们偷，才把韭菜地规划在公路边这独立的地块里，这是人们平时出工和收工都不可能路过的地方，只有被派到菜园干活的人才能有机会染指它。偷菜这种事是瞒上不瞒下的，只要不让队长看见就行。但那些妇女见我不偷，心里都不踏实，有人便竭力劝我也装点回去。她们说："一年到头都见不到碗里有韭菜花花，莫非你一点不馋？"我推说衣服上没有口袋。她们见我执意不偷，便将我当成异类，用怪怪的眼光看我。
我很鄙视她们的做法，我甚至怀疑她们是否有资格"再教育"我。不过我也有理屈的地方。说我品格高尚吧，我老厚着脸皮讨要农民的萝卜白菜吃，说我不高尚吧，我又连几根韭菜都不偷。可能在她们看来，白吃别人的萝卜白菜与偷队里的韭菜性质是一样的。于是她们再偷菜时我便刻意回避，每看见谁把衣襟撩起来，我就把头转向别处，估计她已经装好了，我再回过头来。
有一天，队长突然指派我随另外两人去三营镇上卖菜，并指定我专门担当收钱的工作。
我们清早在菜地里装车时，要一捆一捆过秤，菜园的人记下装运的总重量。好作为卖菜回来算账的依据。那时市场上菜价也相对稳定，每天卖菜回来，队里都是根据市场价格和所装的菜的数量来验收卖菜的收入，当然这其中还要给出合理的折损比例。如果上交的钱数与菜的斤数明显不相符，几个卖菜的人就不好给队里交代了，尤其是负责收钱的人就更是有嘴说不清了。
我有两个比较固定的搭档：一是经商出身的山西人吉老汉，另一个是当过国家干部的邱世成。我们三个人每天拉着满满一车菜走在砂石公路上，你谦我让地轮换着拉车，不费什么劲就走到八公里之外的三营镇了，将菜车往人多的路边一停，就开始招揽顾客了。晋商吉老汉是一副忠厚像，很容易获得顾客信任。而邱世成精明能干还会花言巧语，他一个劲儿给顾客介绍我们韭菜的优点，秤秤时还把秤杆抬得高高的，哄着顾客高高兴兴买了我们的菜。
一般说，我们的菜比较好，也不乱要价。加之其他几家菜摊上都是清一色的男人，而我们的菜摊上却站着一个城市打扮的姑娘，而且这姑娘一张嘴说话就嘎嘣脆，全然不像一般农村姑娘那样羞涩腼腆，同时这姑娘还将自己的头脸完全裸露在阳光下面，不像所有的农村女性那样，一年四季在头上遮着一块围巾。我想这也算是三营街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吧，自然有利于吸引顾客，所以每天到下午三、四点，菜就卖完了。等我们赶八公里路回来时，其他社员还远远没有收工呢。
我天天在脖子上挂着一个破旧的布包，收来的钱就装进那里面。顾客给了一块钱或者两块钱的大票子时，我就在包里翻腾出零钱找给顾客，算账，数钱，都非常细心，生怕出差错，辜负了队长对我的信任。干了一段时间后我体会到，能否干好收钱的工作，排除道德品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主要看你的心算能力如何了。因为数钱数错的可能性很小，算账算错的可能性较大。幸好我从小就擅长心算和口算，卖一天菜也不过经手几块钱，这点经济工作我还是干得游刃有余的。
记得第一次卖菜回来交账后，队长笑眯眯地说："好，好。"我也不知道这"好"是什么意思，反正看得出队长对我很信任。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卖菜人之间更加熟悉了，碰到口渴难忍时，邱世成就提出用卖菜的钱买三个冰棍，一人吃一根。那时一根冰棍五分钱，三根冰棍一毛五，这可是卖四斤韭菜的钱啊！我坚决不同意，他俩也只能作罢。于是我们就舔舔渴得干裂的嘴唇，又咽口唾液润润冒火的嗓子眼。
菜卖完了，我们三人归心似箭地往回赶，一人拉，两人坐，一溜小跑回到家。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过碗来，从水桶里舀一碗凉水，一口气灌下肚去。
后来，我在固原三中工作时曾对我的同事们讲，我和两个农民出外给生产队卖菜，没有水喝，有时要忍受十来个小时的干渴也舍不得用队里的钱买一根冰棍。
我的年轻同事欧阳英说："你们自己怎么不带点水呢？"
我说："没有水壶。"
她说："买上一个吗。"
我说："上哪弄钱呢？"
她又说："找一个空酒瓶子也行呀。"
我苦笑笑说："搞不到买酒的票，也没人喝得起酒，哪有空酒瓶子呢？"
于是她哑然了。
遨游书海常动情
转眼间小麦就灌浆成熟了。这时也正是冰雹的高发期，所以越是接近麦收，农民们就越把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上。老人们更是惶恐谨慎，生怕年轻人口无遮拦开罪了老天爷，导致老天爷降下灾祸来。她们严密地监视着小辈儿们，不让他们乱说话。比如"蛋"、"冷子"之类的词语都不能从口中冒出来。因为在当地方言中，这都是冰雹的同义词。
麦黄天，人们一直要干到看不见麦穗时才回家。女人们进了门点上灯两手啪啪一拍，拍掉手上的土便和起面来，紧接着擀面杖拖着面团在案板上移动的声音便砰砰地响起来；男人们也破天荒没有躺在炕上等着吃饭，而是拿出磨刀石，洒上水，在月光下将镰刃片磨得噌噌响；孩子们此时都围在厨房门口，这也摸摸那也捏捏，赶也赶不走，直到新麦子面条的香味儿从锅里冒出来时，他们才会雀跃着爬到炕桌前占据有利的地形。
醉人和累人的麦收季节过去了，阴雨连绵的秋季到来了，农人们有了一段相对清闲的日子，此时的我也常被泥泞的道路阻住了出门的脚步。西北山区的秋雨总是抢先将寒冬的阴冷带到人间，大白天也需关上门挡寒了。无窗的小屋内漆黑一团，我便将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放在隔墙上挖出的小方洞里。那袅袅黑烟将小洞熏得漆黑，又从小洞里蔓延到外边。在这样的灯下看一天书，我擤出来的鼻涕里都夹杂着黑色。即便这样，我也照样能拿本书看它个昏天黑地。
要说在杨郎找本书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本来书就不多，经过文革的洗礼后，劫后余生的，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革命书籍就更少了。那几年中，寻找书籍就成了我外交公关中最主要的项目。我在所有能借到书的地方窥寻着书籍，一旦发现书的踪迹，比如得知某人有一本什么书被某人借走了，某人又把它转借给了某人，我顺藤摸瓜追踪不舍，辗转数人也要把它追寻到手。记得当时我得知一位小学教师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借给了卫生院的某大夫，那位医生又将它转借给了别人，这别人又借给了别人，几年了也没有收回来。我就根据最初借出去的线索，一个人一个人地追寻，终于将这本被人们翻得破破烂烂的书拿到手，使书的原主人都感到意外。我之所以苦苦追寻这本书，只是因为我无书可看，其实我在下乡前就早已看过这本书了。
那时我所借阅的书主要有下面几个来源：从兽医站刘克忠站长那里借来兽医书籍。从卫生院的本地医生王大夫和天津下放医生周大夫那里借来儿科、妇科、内科，人体解剖学及其他杂七杂八的医学书籍，还借来中医针灸，中药验方，中医脉理等方面的书籍。我半懂不懂然而却是认认真真地读着和摘录着。从供销社刘锡林和其他人那里借一些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借来介绍巴黎公社历史和事迹的著作以及马、恩、列的传记，还有其它一些专题论述的马列主义小册子。我还借来吕振羽著的《中国思想史》和其它人写的什么这样那样的思想史之类的著作，我照样是半懂不懂但却认认真真地读着和摘录着。这时的我活像一个饥饿的乞丐，见了食物就朝自己的腹中填塞着。等到没有书可读时，就拿出这些笔记和心得体会，像牲口反刍食物一样咀嚼着那些笔记的内容。
读着这些书，我便陷入到一种美丽的热情之中，沉迷于一种亢奋的信仰之中。我崇拜马克思对资本的解读，对剩余价值的解析；我敬佩恩格斯为了筹集款项支持马克思的研究，支持他与马克思的共同事业,不得不忍受着内心的厌恶去经营工厂的这种忍辱负重的精神；我崇拜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中作出的创造性贡献，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更崇拜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峰。我将中国从古到今各种思想的创立、发展与继承连成了一条线，思考着中国的伟大思想家们在历史上做出的贡献；也将他们所有人与毛泽东做着比较，挑剔着前人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与历史局限性，崇拜着毛泽东思想的完善性和不可超越性。
读着这些书，我也十分痛恨托洛斯基、布哈林和赫鲁晓夫之流对马列主义的"篡改和背叛"，也痛恨中国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提出的"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至于它具体对社会主义有啥危害，我压根不知道，也用不着知道，因为凡是毛主席反对的我就反对。
在林彪没有倒台之前，我不知道从何处借来有关革命领袖与亲密战友典范合作的论著。我赞赏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典范合作，赞赏列宁与斯大林的典范合作，我更是崇拜毛主席与他的亲密战友林彪之间的典范合作。我庆幸毛主席的英明伟大、知人善任，早早就确定了自己的接班人，使中国避免了犯苏联的修正主义错误，使成千上万的革命人民避免了人头落地。
作为一个青春期的女性，读着无产阶级的不朽名作，读着伟人的传记，我还免不了要羡慕马克思与燕妮那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爱情，我也为恩格斯与他心爱的女工的那种朴实无华的爱情而感动，我也向往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那种并肩作战的革命伴侣生活，我更是为毛主席对前妻杨开慧的怀念而感动万分。坐在窑洞的土炕上做针线时，我常常轻轻地吟唱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宵九。问询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是毛主席为纪念妻子杨开慧而填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每吟唱这首词时我都含着热泪。那时候，我还设想自己将来也会与我的革命伴侣风雨同舟，共同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至于那事业是如何壮丽法，我可就想不出个所以然了。
想啊，想啊，想啊，我就是这样读伟人的著作，学伟人的情操和思想，用这些去清空自己的头脑，再用这些来填充自己的灵魂；用这些拓展着自己的思维，也用这些给自己制造着新的思想荒漠。
当选学《毛著》积极分子
那个时代，军、工、干、农、商等所有行业选出来的先进人物都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来冠称。我此生便多次获得这一称号，而我第一次获此殊荣就是在杨郎。
那是一九六九年后半年，是我下乡后红得发紫的一个阶段。记得当时公社给每个大队一个推选名额，杨郎大队这一个名额就非我莫属了。试想，有谁能用自己的活命钱买来"红宝书"送给贫下中农呢？仅此一条我就当仁不让了，何况我这个拼命三郎在各方面的表现都无可挑剔。我曾在崴伤了脚的情况下，拐着肿得像面包一样的脚脖子坚持劳动两三个月，直到脚伤自然愈合；我曾跪在地上割麦子，将双膝磨得稀巴烂也不下火线；我曾冒着风雪严寒走家串户访贫问苦，整理阶级斗争材料；我曾在油灯下熬过一个又一个夜晚，给孩子多的人家纳鞋底；我曾一字字一笔笔摘抄下报纸社论，给社员们宣讲党的政策……这一年中，我也曾无数次通过背诵毛主席语录来克服和战胜生活与劳动中的困难；无数次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去发现贫下中农身上的一切优点，甚至无数次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将贫下中农身上的缺点也解读成优点……让我"讲用"那真是三天都讲不完啊。
那天的"讲用会"设在杨郎小学里，会议由公社一个绰号叫"武慌慌"的干事主持。武慌慌宣布开会，他首先让我们全体起立，向台上悬挂的毛主席像做会前请示，这是当时集体活动时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请示大意是：1、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的是什么什么会议（会议名称）。2、这个会议上将要进行那些那些议程（简单列举）。3、我们一定会把今天的会议开成一个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大会（预测会议结果）。
对于一个在数千人大会上领呼过口号的人来说，这种只有几十个人的讲用会自然吓不倒我，轮到我发言时，我上去将讲用稿放在一边，便口若悬河讲了起来。我又是引用经典语录，又是列举具体实例，有介绍说明，有叙述回忆，也有场景的描绘和思想观点的阐述，从小县城里讲到小窑洞里，再从小窑洞里讲到广阔的天地间，时而讲得慷慨激昂，时而讲得热泪盈眶。待我讲完走下来时，场上报以热烈的掌声，我的脸也热乎乎的。直到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很久很久了，心还沉浸在自己刚才的"讲用"中，还沉浸在那热烈的掌声之中……至于那天的会上还有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我都一概没有听清。因为我太自我欣赏了，压根儿没有去注意别人的讲话。
会议结束时，照例让全体与会人员都站起来，面对毛主席像作汇报。这汇报内容大致是：1、今天会议完成了哪些哪些问题的讨论（重复会议的议程）。2、对当天会议的充分肯定（多数情况下都是夸大成绩式的汇报）。3、会后将狠抓会议精神的落实（表决心）。
那天给毛主席的汇报中还特地点名表扬我的讲用生动感人，又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理论水平……啊！敬爱的毛主席，您一定听到我的事迹了吧？我会继续为您老人家增光的！
然而我怎能料到，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消息正在等着我。
父亲被"群专"了
人常说"乐极生悲"，就在我骄傲地出席了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后不久，小康的姐姐突然来杨郎。大康此番来不是探亲，而是专程告诉我一个足以把我打趴下的消息，我的父亲被"群专"了！
我的女儿可能不懂得"群专"是个什么概念，我有必要解释一下："群专"就是"群众专政"的简称。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补充手段，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向外延伸使用。具体说，"群专"，就是将一些已经明朗化了的"敌人"或者是还没有明朗化的"准敌人"，由本单位的群众将其"专政"起来，即在专门的地点看押起来，并强制劳动，强制交代罪行。被"群专"的人大多要被抄家，本人还要戴上标志性的白袖圈，袖圈上面一般写明你的罪名，比如"三反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分子"，"走资派"等等。群专的时间可长可短，且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这种专政可以随时实施，但却不能轻易地解除。
文革向纵深发展后，随着"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的展开，每个单位都有被"群专"的"敌人"或者"准敌人"。所以那时大街上便常看见一些"红袖圈"押送着"白袖圈"去劳动或是去批斗，这就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街头景观，不幸的是，现在我家也有人要进入到这种画面中了……
大康告诉我消息的当天我就吃不下饭了，夜里又在焦急不安中辗转反侧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大康便陪我回县城去。倒霉的是我们俩没有搭上共公车，我和大康当即决定执行"预案"，即开动"11号车"往固原城进发。
那个时代，"家庭出身不好"是一个人最致命的软肋。大康的父亲原本就是定制好的"敌人"，她长期以来就处在耽惊受怕中；我的父亲是新揪出来的"敌人"，从此我也就进入到耽惊受怕中了。从杨郎到县城是三十公里的路程，心情沮丧而沉重的，并且各怀心事的我俩，拖着疲惫的双腿直走到傍晚，广播响了，我们才走到城墙根下，心烦意乱而又昏昏沉沉的我，全然忘记自己已经三十多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
进城后我犹豫了几秒钟，不知道该先去看父亲，还是先回去看可怜的不知道有没有饭吃的弟妹们。想了想，觉得还是先看父亲，因为我想早一点弄明白他的案情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又耽心去了见不到父亲，所以就在心里预设了多种见父亲的理由，以便看押人员拒绝时，好以理相争。我想，如果看押人员不允许我进去，我首先会强调说，我会以女儿的身份动员他老实交代自己的罪行，这对运动的进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如果看押人员监视我们的会面，我就假装严肃地动员父亲交代问题，然后找机会探问案情；如果看押人员离去，我就单刀直入探问我所想知道的一切……
没想到我预先设想的情形都没有出现，见父亲竟然出奇的顺利。
那天待我找到父亲单位的后院中时，出来一个大个子年轻人，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服，似乎是个复转军人。他并不怎么严厉也并不怎么温和地问我找谁，我报上父亲的姓名，他也不问我姓甚名谁，与被看望人属何种关系？只用他的下巴朝南边的一间屋子示意了一下，朝我挥了挥手，就又去做他自己的事情了。我朝着他指的房子走过去，记得那是一间坐南朝北的不大的房间，似乎开门就能看见一张单人床。我父亲正默默地，面无表情地坐在床边（但几十年后与大妹交谈这事时，大妹坚持说她只记得父亲是住在一个大厅的角落里，那大厅里横拴着几根细铁丝，铁丝上挂满了大字报）。
设想了各种各样的见面情形，比如放声大哭，比如急切询问，比如假装劝降等等，但此时一种也没有实现，我们父女俩竟然相对无语。他也不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到家中看了没有，也不问我的几个弟妹情况如何；我也不问他可好，需要什么东西吗，也没有问他的案情种种。
就那样：他坐着，我站着……我站着，他坐着……
过了一会儿，我终于打破冷场对父亲说："你要真做了那些事情，就趁早如实交代吧，争取宽大处理。"
父亲突然愤怒然而又很坚定地说："那都是胡说！是没有的事！"又过了会儿，父亲语调低沉地，自言自语地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说这话时，父亲的神情很悲愤。
我望了望他，一句话都不再说就转身出来了。他也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们整个会面就只有这三句话。出了院子，我用袖口抹去满眼的泪水。但说老实话，当时我的流泪倒不是为父亲难过，因为我无法知道，父亲当年到底有没有干过坏事。我哭，是为我们兄弟姊妹几人将来的命运感到悲哀和绝望。假如父亲真像有些人分析的那样，是隐藏下来的敌人，对我们姐弟几人来说，那就是最不幸的事了。作为这个社会的"敌人"的子女，今后该咋活下去啊？
看完父亲赶回家属院时，当即感到如芒刺在身。这个家属院属于固原县服务公司，院中住着照相馆、食堂、旅社，招待所等各单位的职工家庭。那时固原饮食服务公司虽说还有若干个其他类型的"敌人"也受着批斗，但他们都是运动初期就揪出来的，已经算是人所共知的"老敌人"了，又恰好都没住在这个家属院里。那么这个环境中，我父亲就是唯一的新揪出来的"敌人"了。我想这肯定会使邻居们感到新奇，感到刺激。但他们肯定无法设想，我们身为"黑五类子女"，会是多么悲哀与绝望。
几个邻居看见了我，都默默无语地目送我进了家。我没有心思与他们打招呼，我只是急切地想知道，我的弟妹们如何了？他们能否受得了这飞来横祸的打击？
进了家门，一股凄凉直透我的心肺。我的大弟苦着脸坐在凳子上，我三妹和四妹蹲在炕沿下，见了我，大弟无声地抽泣着，三妹四妹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下哭起来。我一把拉起她俩，狠狠地命令她们："别哭了！"我知道我家外面不远处，肯定有爱管闲事的家庭妇女们在偷偷观察我家里的动静，我不能让她们看笑话。可是，不许弟妹们哭，又让他们干什么呢，而我又能做什么呢，想着，我自己也一把一把地抹眼泪……我们便一直这样无声地哭着，坐着，连灯也不开。
大妹后来对我哭诉说，上面群专了父亲后很快又押着他来搜查了我们的家。搜查我家那天，大妹正站在我们家属院门口。突然，她远远看见父亲被几个人押解着往我家这边走来。大妹惊恐地感觉到，这是来抄我家的，那年月，抄家的事司空见惯，因此大妹立刻便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大妹首先想到了父亲的日记本，她不知道父亲的日记本上都写了些什么，但她知道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她怕日记本上万一有什么"违禁"内容，会给我家带来更大的灾祸。于是大妹自作聪明地飞快跑回家，从柜子抽屉里拿出两本日记，匆忙之中将它们塞进外屋闲置的一个火盆里，上面用一付竹篾编的旧蒸笼盖住。
前来查抄的几个人似乎目的很明确，进门就翻我家那老式柜子，但翻遍了柜子上的两个抽屉和一大一小两个门斗，都没有找到什么，他们便面露凶相。父亲很紧张很惶恐，也很困惑和焦虑。见此情景，大妹吓坏了，就说出了自己藏日记本的地方。日记本被找出来了，父亲突然转过身来，异常暴怒地盯着大妹，将一腔怨气迁怒于那帮了倒忙的女儿身上……
呜呼！那是怎样的一个革命年代啊？
可怜的大妹，她不知道这样藏匿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父亲肯定早已经交代了存有两本日记的事，正是这个原因，他们才押解父亲回来搜查。
然而，几十年后，父亲的说法与大妹对我的哭诉有很大的出入。父亲说是他自己从抽屉里取出三本日记的，并不像大妹所说的还有藏在门外火盆中的一个插曲。不管怎样吧，抄走日记本身却是不争的事实。
据说同院那个高度近视的王阿姨，那个十几年不备蒸笼，半辈子靠借我家烝笼过日子的女人，居然在搜查的人带着我父亲走后，还留在我家里当看客。她对我的弟妹们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却将散乱地丢弃在柜子上的，没有拿走的每一页纸，都拿到眼前看着。纸与眼睛的距离之近，让人难以相信。她就那样仔细地看着，看着，不知道是不是想发现点什么。
听妹妹哭诉的这个晚上，我突然觉得有人用生动具体的方式给我解读了什么叫做世态炎凉。而从那以后，每次再见到那位高度近视的女邻居，我都有一种异样的生理反应。
第二天，我家的近邻，一个多年前的北京支宁青年居某某看见了我，就招呼我进了屋。她对我说："你爹在批斗会上态度太强硬了，人家要他低头，他不低，人家将他的头按下去，他又抬起来，这样强硬的态度会使自己吃亏的。"
听到她这样说，我感到父亲可能是被冤枉的，否则他不会这样强硬。
接着，居某某安慰我说："小朱：你不要担心，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
听了这话我略一宽心，谁知道她下面却说："考虑到没有人养活你们几个孩子，我想组织上是不会把你父亲判死刑的……"
死刑！死刑！难道已经在考虑判我父亲死刑了……我的眼前出现了刑场，那是我小时偷偷跑去看过的……我好像看见了我们几个弟妹在刑场上哭哭啼啼……
这位姓居的邻居曾抱怨"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条裤腿"，反右运动中便被批斗得死去活来。按说她也是蒙过冤挨过整的人，怎么说话这么戳人的心？我真不知道她是为了宽慰我，还是为了刺激我？
后来我很快返回杨郎了，留下弟妹们经受着更多的恐怖和痛苦。大妹说，有一天，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也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几个白萝卜，大妹刚将萝卜煮熟，大弟就赶紧舀了一碗萝卜片，不顾烫嘴地吞吃起来，看得大妹心酸，背过身子哗哗地流泪。大妹跑到父亲被群专的地方，穿过那挂在一条条铁丝上的层层叠叠的大字报，找到父亲，向父亲要钱买粮。
父亲问："今天家里还有吃的吗？"
大妹不敢说已经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就骗父亲说："还有。"
父亲说："那你明天来取钱吧，明天才能有钱。"
大妹满怀希望而去，听说第二天才能拿到钱，当下失望得腿都软了。
第二天，大妹终于要来了钱，给家里买了面粉和菜，又蒸了几个包子给父亲送去，她说总怕父亲饿死。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见她拿着包子进来却非常恼怒地踢了她一脚骂道："你老子都成了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包包子？"
大妹当即哭了，她一路哭着回来，哭一家人的可怜，哭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更哭父亲对子女的不理解。
这件事我没有向父亲核对过，因为我不愿去触痛父亲心里的伤痛。
多年后，大妹对我重提这些往事时还泪汪汪地伤心不已。我也禁不住泪流满面，我不是哭大妹当年受到的委屈，我哭是我推想到父亲当时的心境，感到在晴天霹雳似的冤屈的打击下，在残酷的迫害下，使父亲处于愤怒和绝望之中，他的原有亲情可能都被异化了。
但在大妹心里，最可怕的还不是挨饿，更不是自己的委屈，而是怕父亲被打死。每当看见我们家属院里有女人一边咬着耳朵根，一边将目光扫着她时，她就知道，今天晚上又要批斗我父亲了。她在天黑以后，偷偷地跑到平时开批斗会的会场门外，隔着门缝偷看批斗现场。她看到那些人在用各种方法帮父亲"触及灵魂"，要父亲交待"罪行"；看到父亲欲交待却没有罪行，欲申辩又不被允许，愤怒之下只能呼喊："毛主席万岁！"时'，大妹在门外哭得声嘶哽咽。
也许年轻的读者会奇怪，在那种场合，高呼"毛主席万岁！"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几乎所有蒙冤受屈被残酷斗争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人家都怒斥你是在狡辩，是在"放毒"。在有嘴不让申辩，有理无处可讲的境况下，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呼喊"毛主席万岁"。革命群众胆子再大，他也不敢怒斥你："不许呼喊毛主席万岁!"所以呼喊毛主席万岁便成了当时一种喊冤的方式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别人的一个讲述，说是有一个人在阶级斗争的火线上很积极。每当被批斗的人试图辩解时，他就愤怒呵斥："不许放狗屁！"一次，被斗的人一连几次申辩，都被他用"不许放狗屁"的怒斥给拦回去了。接下来那被斗的人就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位积极分子听都没听，仍然习惯性地怒骂道："不许放狗屁！"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迟了，他立刻被革命群众拳打脚踢，并且当即被勒令站在被批斗的位置上。人常用"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来说明人的处境是多变的，可这个积极分子的命运却可以称得上是"一秒钟河西，两秒钟河东"了。
想起当年在火热的斗争中所感受到的人性的丑恶，我至今还会颤栗。
批斗父亲的大会常常开到深夜。大妹往往是在外边偷听一会儿，回来在家里待一会儿，心神不宁坐不住，就再跑去偷听一会儿。批斗会散场了，看到父亲没有被打死，大妹才放心地哭着回来。在那漆黑的夜里，陪伴着大妹去，又陪伴着大妹回来，担任着大妹忠实警卫的就是我们家属院的那条大黄狗。
可是，大妹虽然没有在批斗场上看到父亲被人打死，却常常在梦中看到父亲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她常常被那一声枪声从恶梦中吓醒过来，醒过来时便心跳心悸浑身虚汗。数年后，大妹被确诊患有神经性心脏病，每遇到使人担忧的事情，她就心跳紊乱。有时她还无端的焦虑，无端的苦闷，无端的猜忌，我想，这可能与大妹幼年时经历的这些政治噩梦有关，与她幼小心灵里的那些恐怖阴影有关。
当我从大妹的哭诉中知道这些情景时，我的心都像被人一条条撕成碎片了。是的，当年弟弟妹妹们最怕的是父亲会被打死。可是几十年后，当我写到这些事情时，我不否认我非常后怕。不是怕父亲会被打死，而是怕父亲会因为受不了那凭空而来的冤屈，去"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这是那个年代蒙冤挨整的人最容易做的事情。如果父亲一旦激愤之下这样做了，他倒可以"一死了之"，那么他的子女又如何能"了之"呢？所以，我今天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感谢父亲当年没有"畏罪自杀"。我想，父亲的坚强一定源于他做父亲的责任。
唯一的同情者是"反革命家属"
父亲被群专时，全家属院老老少少百多号人，大多数人都不敢对我们表示同情。个别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怕给他们带来说不清的"划界限"问题。因为父亲不是杀人越货的土匪，不是道德败坏的流氓，不是行贿受贿贪污钱财的蛀虫，也不是买官卖官的腐败分子，而是所谓的在解放前向国民党反动派汇报过我地下党员踪迹的反革命嫌疑犯啊，在当时来说有什么罪恶比这更丑恶？有什么罪名比这更大？
只有一个叫张秋兰的妇女对我们表示了同情，使我至今对她仍心存感激。她是一个从上海来的支宁人员，也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记得我闻讯赶回家的那天傍晚，张秋兰大概想到我还没有吃饭，就端着一碗米饭走进我家。我和弟妹们都像木雕一样呆呆地在屋子里坐着，个个脸上垂泪，看见张秋兰进来，我们谁都没心情招呼一声，任她将那碗饭放在桌子上。只听她劝道："他大姐，吃点东西吧，唉……"
我依然两眼呆滞地望着一个地方，不表示感谢，不去接那碗饭，也不回应她的劝解。她默默地走了，只留下那碗已经不冒热气的米饭。
说起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张秋兰，我还要补写一下她丈夫被打成反革命的经过。她丈夫年轻时曾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解放前夕在青岛一家银行工作。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个小头目看中了这个精明的小伙子。但他们发展一个人加入特务组织之前要先将名单报上级批准，那个小头目便将张秋兰丈夫的名字写入欲发展的名单中，上报给他的上级。
然而特务机关还没有来得及审批发展，青岛就被共产党占领了，这个特务小头目也落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下，他交待了所有罪恶，包括仍在计划和酝酿中的罪恶，张秋兰丈夫的名字就是这样落入法网的。其实，按国民党特务组织的规定，在上级批准发展某一个人之前，是不通知当事人的，即便批准了之后，也不是马上告知本人，还要慢慢的培养和引导才逐步发展他入伙。所以张秋兰的丈夫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已经不幸成了特务组织发展的对象。在公安部门的审问下，如坠云雾里的他当然拒不承认参加过特务组织，然而他却怎么也说不清楚那张名单，之后他就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文革开始后他被遣赶到乡下，长期在杨朗公社齐家庄劳动改造。张秋兰独自一人带着几个孩子在城里苦度日月，其中还有一个女儿从小就是高位截瘫。
"反革命家属"张秋兰对我们的同情，使我的悲哀情绪更为强烈，我想，从此以后我们就是黑五类狗崽子了，你看，只有反革命分子的家属来可怜我们了……莫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后来听我四妹说，那段时间张秋兰总是尽她自己的能力帮助我的弟妹们。那时每年都要开"三干会"（县、公社、大队这三级干部），张秋兰是国营食堂的服务员，她便利用职务之便偷出一张饭票来，让我最小的妹妹混进去吃一顿。
一九八六年，我在固原三中当语文教研组长。听说有一个半身截瘫的女孩该上初中了，但却没有一所学校愿意收她。我们语文组有个年轻的教师叫张萍，她愿意让这个女孩到自己的班级里读书。当我得知这个可怜的女孩原来就是张秋兰的女儿时，我大力支持和鼓励了张萍的这一想法，又去校长那里帮助促成了这个女孩的入学……
二○○六年八月上旬，我和四妹结伴去看望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面张秋兰。我们去后才知道，张秋兰刚发生过一次脑血栓，至今走路摇晃着，说话也含糊不清。我本想与她叙叙旧，但一看这种情形只好作罢。
张秋兰以病残之身，拿着低微的退休工资，养活着残疾女儿，所以她的家中依然是那样清贫，那样寒酸。住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房间很窄小，大白天光线也很暗，我凑到跟前才看清床上的被褥也都非常简陋。她那个高位截瘫的女儿已近四十岁了，还坐在轮椅上。但大脑却依然那样聪明，心态也很健康，待人热情，说话得体，知识面也比较宽，这让我心里更为惋惜和难过。
张秋兰丈夫的冤情也在一九七八年得到了洗刷。可叹他蒙冤半生，但总算有幸没有含冤而死，终于在有生之年等到了那早该来到的平反昭雪。现在，这不幸的人已经永远地走了，只有一张遗像挂在墙上，陪伴着他那危难中不弃不离的妻子张秋兰，也陪伴着他那残疾的女儿。
父亲热爱新社会
提到父亲被"群专"，我不得不在这里补写一下我出生前的家史。
我家祖籍是安徽。据我四爷说，我们祖上大约是明末清初时迁徙到河南孟津县的。我曾祖父在世时，因家道殷实屡遭土匪绑票，家境便因此衰落下来。后来我的祖父又客死他乡。祖父死时我父亲只有五岁，祖母受不了打击而病倒，继而瘫痪在床，后来靠长大起来的儿子（我父亲）给端吃端喝。
种种灾难使我家生活日渐不支。我一九六九年回老家时，据家乡的长辈对我说，当年我父亲读书时，中午放学回来，有时到处都找不到一口吃的，只能猛灌一肚子凉水，躺在大门外的石凳上睡一会，又空着肚子去上学了。这种情况下，祖母自然也就没有人精心照料了，终于病死。
一九四二年，家乡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我的家族又遭遇一种奇怪的传染病，据说四十天之内有六位家人相继病亡，家道更是急剧衰落。那年父亲十六岁，他投奔到在甘肃固原的同乡那里，做照相馆的学徒。十七岁时回到老家，与一岁时定下的娃娃亲结婚，于是我的母亲便嫁到了我的父亲家。由于父亲仅是一个学徒，尚不能支撑门户，婚后他便又独自离家返回了固原。
解放前夕，我家土地大多已卖掉了，只有老辈人盖的三座四合院还像模像样，因此土改时仅将我家定为"中农"。后来土改工作组看我家除了房子外，生活还是贫苦的，就提议将我家的成分改定为"下中农"，但不知什么原因，终于没有改，我们家只好屈就为中农了。曾祖父写信将这些曲里拐弯的事情都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又在单位里谈到过这些，文革中这也成了他隐瞒家庭出身的把柄。
父亲是从小来固原当学徒的，本人一无资金，二无生产工具，可算是受老板剥削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所以新政权建立后他还是比较受器重的。职业稳定了，父亲才有能力将他的妻子接到身边团聚，我们姐弟六人也都赶上了好时候，一个接一个地降生到新中国的大地上。又一个接一个地入学读书，开创了我家人老几辈女孩上学读书的先河。
公私合营后，父亲担任了固原照相馆主任，工资也被定为职工中最高的，每月七十元人民币。他的前老板被定为小业主成分，此时也无奈地做了父亲的下属，工资远不如父亲的高。因此，父亲对共产党从内心里感恩戴德，在多年的工作中也非常认真负责，并且清正廉明。记得那时彩色像片还靠手工染色，父亲总是将水彩盒子里的水彩用得一光二净才扔掉。而我小时醉心于用水彩画画，我家的窗户上也贴满了我画的水彩画。所以我很想让父亲早点把他工作的水彩盒淘汰给我，但无论我怎么央告，他都不同意让我沾公家的这点儿便宜。
正是出于对共产党的感恩，才使他在反右斗争中没有栽跟头。记得父亲说过，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上面动员群众帮助党整风。但父亲从内心里觉得共产党好，怎样挑也挑不出共产党比国民党差的地方，因此他很遗憾地没有响应上级的号召，也就没有成为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谁知运动后期"阳谋"开始发挥作用时，那原先被上面用简报形式一再表扬的，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们，一个个都成了被引出洞口的"毒蛇"，被带上了右派帽子，发配到农场和煤矿劳动改造去了。第二年大饥荒到来后，他们成了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群体。而没有帮助党整风的"落后人物"们却都安然无恙。
有一年，一个面孔苍老，衣衫褴褛的乞丐到我家讨饭，父亲给了他一个馒头后突然惊呼一声："是你！"于是便让座，重新给他端饭吃。
那乞丐走后，父亲才对我们说，这是他原来的同事。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这人是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给共产党提了九十多条意见，被当时的《会议简报》做了大肆表扬。激励之下，这位先生回去又挖空心思补充了几条意见，直到凑够整一百条。现在，父亲只记得那一百条意见中有一条说："人民代表是院子中间的柱顶石，啥也不顶。"意在讽刺人民代表没有实际权力，只是个摆设。
结果，运动后期这个人本应定为右派，但念其出身好，不给戴右派帽子，只是将他"精简"回农村老家务农去了，他也就抱着不幸中之万幸的想法回去了。然而若干年后，社会上右派纷纷摘帽子，他找到原单位要求给自己平反，但原单位查完档案后答复他说，你没有戴右派帽子，不算错案，因此不存在平反之说。这位先生欲哭无泪。
说起这些往事，父亲总是庆幸自己那时没有帮助党整风。
小学毕业的父亲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曾偷看过父亲用漂亮的行书字写的日记，那里面到处都记载着新旧社会的巨大变化，记载着共产党给人民带来的光明和幸福，记载着父亲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拥戴和热爱。实例累累有充分的说服力，情真意切有很强的感染力。大到将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截然不同的作风作对比，将共产党干部与国民党官员作对比；中到将固原现在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社会治安与旧社会作对比；小到将我全家人的吃穿用度与旧社会作对比。我就是从父亲的日记中，才知道了很多我原来不知道的固原县的演变历史，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他日记的影响，从小就对新社会和共产党毛主席充满了热爱。
父亲这些表达感恩的日记，在他接受"群专"时都被悉数查抄了。
文革初期，父亲很顾虑，他曾再三用"反右"的教训告诫我，说不可积极参与这场运动，因为运动后期会"算账"的。但当时我作为一个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战士，哪能听得进去他的这些告诫呢？
祖父是黄埔出身的伪军官
父亲被群专后，单位上派出了调查人员，到我家原籍去查家史，以便从中找出我父亲出卖地下党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这一查真的查出了惊天大内幕。原来我的祖父原在洛阳当教师，大约是一九二八年投笔从戎。那正是大革命失败的第二年，是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非常艰险的时期。眼瞅着蒋介石屠杀革命志士的罪恶，我那"糊涂"的祖父硬是看不清，放着革命大道他不走，偏偏去投了国民党安徽驻军中的一个当团长的好朋友，因而最终遗祸于他的这些见过面或没见过面的后代。更糟糕的是，祖父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士兵，他后来又考进了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而那黄埔军校的校长正是"人民公敌"蒋介石。
多年后我查到了当时的黄埔军校校歌，它共有两首：
（一）、莘莘学子，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
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
同学同道，乐遵教导，终始生死，毋忘今日本校。
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
（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审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本校精神，发扬本校精神。
我不知道祖父当年唱着这些校歌时是否热血沸腾，是否豪气如虹，但我知道，他肯定想不到他的选择将给他的后世子孙留下隐患。
后来，祖父的那位团长朋友与他手下一个营长闹了内讧。这内讧的原因也说法不一：一说因为团长与那营长两人共争一个女人，另一说因为团长欲让我的祖父取代那营长的位置，惹起了那营长的仇恨，三说那营长因仇恨国民党反动派所以仇恨自己的团长……总之当时的结果是，那营长半夜带着自己的手下包围了团部，将团长杀死在卧榻之上。
我的祖父也不幸在这场哗变中遇难。至于祖父的遇难原因也流传着几个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我的祖父是一个极重意气的人，听到枪声后竟然跳进团部院子救自己的朋友，结果朋友没有救成，自己也被生擒；另一种说法是，时任特务连长的祖父被团部的枪声惊醒后，出于自己的职责，提着枪到团部去查看情况，正好自投罗网。
那得手的营长将捉到的人都带往山里，后来虽放走了几人，但却不肯放我祖父。我祖父是一个性格温厚的人，在军中有很好的人缘。当下就有人跪地求情，希望放了我祖父。但那个作乱的营长知道我祖父是团长的挚友，怕放虎归山会有后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我祖父也枪杀在山下。
事后，祖父的遗体被军方隆重地装殓了，并派人专程护送回原籍。那时通讯条件很差，在事先一点消息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祖父的棺木突然停在我家院子外面，全家人觉得头上的天都塌下来了。
而那哗变的营长最后的结果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他很快就被追捕回来按军法处死了。另一种说法是，他拉着自己的一营人当土匪去了。而当时国民党把共产党叫做土匪，既然那营长当土匪去了，也就可能是当共产党去了，这么一分析，就对我父亲很不利了。
出外调查的人员回来后，单位里对父亲的批斗似乎升了级。与我家一墙之隔的居某某还神秘地告诉我，说单位上有人将父亲的案情分析得很严重，说他深受反动家庭的思想影响，隐瞒自己家庭的罪恶历史，这都是为了欺骗组织取得信任，长期潜藏下来等待时机为国民党效忠。
然而祖父离家投军时我父亲仅一岁多，祖父死时我父亲仅四五岁，我们这些孙子辈的更是在祖父去世二十多年后才出生的，任祖父有多么反动，他在阴间也无法将他的思想"影响"到他阳间的子孙身上啊？可文革时你跟谁去讲这种道理呢？所以听到人们的所谓分析，我心里一个劲儿想，完了……完了……
一九七○年春季，我因饥饿和寒冷所迫，回老家去为自己寻找出路。我那从小父母双亡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父亲，对自己的"反动家史"也的确不甚明了，他叮嘱我此番回去设法了解一下这些历史。但我回去后，只有我的七爷和四爷对我说了一些没有准确答案的情况。我想找祖父所投奔的团长朋友家了解情况。可我二婶说，他家是地主成份，咱去了人家也不敢对咱说真正的情况。我只好放弃了去他家拜访的念头。
父亲转眼间就从照相馆主任沦为"反革命嫌疑"和"特务嫌疑"了，在"群专"和批斗中任人雌黄而百口莫辩……
死神在儿童节夺走了我的母亲
我的女儿可能已经发现了，我至今没有写到我的妈妈。即便是在父亲被群专，我们姐弟几人孤苦无助的时候，都不见我的妈妈在场。妈妈上哪里去了呢？她已经在文革前就驾鹤西去了。
在我的记忆中，妈妈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她一天学也没上过，只是解放后进过几天扫盲班，但却能大段的唱出那些古戏的唱词，包括那些押韵的有点文绉绉的词句。晚上在煤油灯下，妈妈常常一边做着针线，一边指导我女孩子家处人为事的原则和方法，有时就对我轻声吟唱着豫剧《陈三两》、《穆桂英挂帅》、《花木兰》、《杨八姐拒婚》等戏文里面的唱词：
陈三两迈步上宫廷，举目抬头看分明。衙门好比阎罗殿，大堂好比剥皮厅。可怜我青楼苦命女，今日落入虎口中。放大胆我把公堂上，问一言我应一声……
这是豫剧《陈三两》中的唱词。妈妈唱到这里，往往泪光盈盈。我不大懂这出戏的情节，但看妈妈那样动情，我也受到了深深的感染。
非是我临国难袖手不问，见帅印又勾起多少前情。杨家将舍身忘家把社稷定，凯歌还人受恩宠我添新坟。庆升平朝堂里群小争拼，风烟起却又把帅印送到家门。宋王爷平日里宠信奸佞，桂英我多年来早已寒心。誓不为宋天子领兵上阵，今日里挂帅出征叫他另选能人……
刘大哥你说话理太偏，谁说那女子不如男？男子汉打仗到边关，女子们纺织在家园。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
这分别是《穆桂英挂帅》和《花木兰》中的唱词。母亲唱到这里，往往又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激情。有时她沉浸在其中，便停下了手中的针线，痴痴地注视着眼前的煤油灯。看到我目不转睛看着她，就不好思地低下头继续飞针引线。这些情景是我终生都喜欢回忆和咀嚼的。在她的吟唱中，我既羡慕那征战杀敌的女中豪杰穆桂英和花木兰，也同情那供养亲弟和义弟读书的青楼才女陈三两……
改革开放后，河南豫剧《花木兰》等剧目被解禁了，我坐在电影院里耳听那熟悉的唱腔，恍惚中似乎觉得耳边回旋着的仍然是我妈妈的吟唱。
妈妈是个漂亮女人。一双淡淡的眉毛下闪动着两只柔美的眼睛，双眼皮轻轻地忽闪着，什么时候都透着慈爱与深情。修长苗条的身材，走路轻快如风。
真是应了"红颜薄命"的说法，妈妈终生受苦。我的外祖父是上中农，不管怎样，肚子是能吃饱的。他们并没有因我父亲家道衰落而悔婚，而是如约将我妈妈嫁到了我父亲家。妈妈新婚后独自守候在那已经落败贫苦的婆家，常常饿着肚子。妈妈后来多次对我说，她夜里经常偷偷地哭，叹息自己的命如此之苦。她说四岁即订婚，但婚前从没见过自己的男人是什么模样，十七岁时才经旁人的指点，远远扫了一眼一个背着书包上学的十四岁男孩的背影，那就是她的未婚夫，也是后来我的父亲。新婚后丈夫又出门在外，妈妈依然常年指望不上他的关怀与照顾。
好在妈妈做人谦卑谨慎，出嫁前与娘家嫂子关系不错，每次回娘家返回婆家时，她的大嫂子--我的大舅妈总给她烙两张饼子让她带回婆家，好填充她那辘辘饥肠；当然妈妈也尽心回报我的大舅妈，那就是施展自己的一手好女红，给我的大舅妈纺线、织布、做鞋袜。
我的老家曾被日本鬼子占领，妈妈对我说，曾有一个日本军官看中了一户人家的年轻妻子，竟然在每天傍晚时派一队日本兵强行接走那女人，留宿一夜后再让日本兵列队将那女人送回自己的家。为此妈妈和所有年轻女人们总是耽惊受怕。从不敢轻易出门，万一要出门，就用锅底的黑灰将自己的脸抹得脏里吧唧，以躲避禽兽不如的日本兵。
妈妈说，那时她最大的梦想就是盼丈夫将她带离老家。然而在战乱的年代里，这一梦想总难如愿。直到一九五○年，妈妈终于被父亲接到固原，这时已经是她结婚的第六年了。夫妻团聚后，日子比老家时强多了。但后来的数年中，由于多子女，疲惫的妈妈一直没有机会休息养生，不久又赶上了举世闻名的"低标准"年代。
"低标准"时，父亲所在的单位曾一度停工关门，到固原一个叫做"后磨河"的地方开荒种地去了。开荒期间，父亲单位有一位姓王的青年职工突然发生剧烈的腹痛，我父亲拉着架子车走了近三个小时，才将他送到县医院。医生诊断为肠梗阻，说必须尽快做手术解救病人的生命。可医院血库中却空空如也，动员本单位职工献血吧，大家都还在几十里之外的开荒工地上，派人去叫往返也得六个小时，再说人人都饿得面黄肌瘦，谁能忍心动员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来献血。结果父亲便眼睁睁看着那位职工死在急诊室里，死者妻子抱着幼子哭得死去活来。
发生了这件事后，妈妈更操心父亲的健康了，她经常从我们娘儿几个的嘴里克扣下一点粮食烙成饼子，补贴我父亲的生活，因为父亲毕竟在从事着强体力劳动。父亲便常在深夜时偷偷溜回家，拿到饼子之后再连夜返回，要在天亮上工之前赶回工地。可叹父亲拿到的饼子不知能否抵消这一整夜步行的体力消耗？
有时不见父亲回来，妈妈放心不下，就赶几十里路将饼子给父亲送去。托别人带吗？据妈妈说，谁也靠不住，因为人们已经饥饿到顾不得礼义廉耻的地步了。
由于经常接济父亲，家里的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每到吃饭时，妈妈用勺子给每个孩子分两勺野菜糊糊，几个孩子趴在锅边，眼巴巴地瞅着不走，等待有可能的第二轮分配。妈妈于心不忍，只好一边给每个孩子再添一点，一边叹息着说："我就是吃一个虱子，也得给你们每人撕一条腿啊。"
年幼无知的我们，"满足"地端着自己的碗离开了锅台，却从没有想过妈妈给自己留了多少菜糊糊。那些年，我们就是这样吃着妈妈的生命，致使妈妈数次饿昏在大街上被人扶回家来。为了喂养她可怜的几个孩子，夏收后她就带着我大弟去田里捡麦穗。有一次不幸被农民发现了，他们就拿着棍子打了过来……
那时我常跟妈妈去居委会开会，听领导在会上讲："最近阶级敌人又造谣生事，说什么我们的粮食不够吃。大家说，我们的粮食够不够吃？"
会场上那些饥饿的人们便有气无力地呼应说："够吃。"
主持会的人看见还有人不表态，就指明了问："你们那个角落，怎么不说话？"
于是被逼得无可回避的人们便只好也说："够吃。"
这时主持会的人就说："那好，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种增量法，如何用一斤米做出八斤米饭来……"
唉，既然粮食够吃，谁还有必要去研究和推广什么增量法呢？
最饥饿的年代过去了，妈妈的体质还是没有缓过来，她得了严重的贫血症，身体极度虚弱。后来一个小小的卵巢囊肿扭转就成了压倒妈妈的最后一根稻草。
妈妈的忌日是五月三十一号，它和孩子们最快乐的"六、一儿童节"紧连在一起。那天，我们兴奋的等着过自己的节日，但妈妈却被抬进了固原县医院。被抬走时正是中午放学时间，我刚进家门就见父亲送出诊的大夫走出去。没等我放下书包，妈妈就将我叫到身边叮咛我说："妈有病了，要去医院。你请几天假在家看着弟弟，要听话，不要惹你老子生气，你知道你老子脾气不好，小心他打你。"
妈妈满脸的虚汗和痛苦的神情以及那喘息的语调都使我异常惊愕，我傻呆呆的，没有问一句妈妈的痛苦，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妈妈的话，只是惊恐而机械地答应着妈妈的叮咛。但心里却有一种莫名其妙而又非常可怕的预感，我的妈妈此一去将不会再回来了。这预感像一只巨手紧紧攥紧了我的心房，让我恐惧得发抖，这预感让我这从来就不信迷信的人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
妈妈住进医院的当天晚上，我一岁的小弟在我的怀里声嘶力竭地哭闹着，他拼命舞扎着小手向外挣扎，想让我把他抱到屋外去找妈妈。我抱着他满地转来转去，百般哄慰也哄不住，最后我自己也哭了起来。小弟直哭到满身是汗精疲力竭才沉沉睡去，而我却在恐惧中祈祷那可怕的预感不要被证实。
好容易熬到第二天下午，我约了妈妈的一个要好姐妹郑娘娘一起去医院。刚走到城关二小门前，看见父亲的同事刘怀义叔叔迎面走来。他拦住我们说："不要去了……人已经……待会儿你爹领你们一起去吧……"刘叔叔边说边摇头。
我只觉得大脑中轰的一声，当即在街上放声大哭。等我与郑娘娘一同哭着走进家门时，见我家已经挤了一屋子人，父亲木然地坐在凳子上不住地叹气，屋里满地都是父亲扔下的烟头。据父亲说，妈妈断气前已经不能正常说话，但她还含糊不清地说着，天哪！可不能让我死啊，我就是到了阎罗殿，我的六个孩子也会把我哭回来的……
在县医院后面那旧城墙上挖出来的，权且作太平间的窑洞里，我抚摸着妈妈冰凉的身体，预感到我的求学希望，将会做了妈妈的陪葬。我的所有在课外阅读中建立起来的美丽理想，我的不做平凡女孩的高远目标，一切的一切，都将被无情的狂风吹得无影无踪。这是与失去母亲一样让我痛断肝肠的事啊，我的泪无声地流着，流着……妈妈呀，我还要继续用优秀的成绩为你增添骄傲，让你与邻居说话时底气更足呢，我还要给你讲秦香莲自学武艺自己报仇的故事呢，我还准备长大挣钱让你过好日子呢，可你怎么什么都不等了，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我悲愤地问苍天：不应有恨啊，你为何偏在儿童节前夕，让死神带走六个儿童的共同母亲？
六月一日那天，全世界的儿童都在欢庆自己的节日，我们却在给妈妈下葬。那是一个沉沉的阴天，妈妈的灵车顺着东关街向东门外的"冀鲁豫坟地"行进，沿途看见不少孩子带着鲜艳的红领巾。而我本该也和他们一样穿着新衣服戴着红领巾，但此时作为妈妈长女的我却穿着白孝衣，带着白孝帽，连鞋上都蒙着白布。与作为长子的大弟用肩膀套着妈妈灵车上的拉绳，向着墓地沉重地走着。我哭得泪眼模糊，早已不辨方向，只是机械地走着，走着……老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下起了蒙蒙细雨，好像是为我们六个可怜的孩子洒一掬同情的眼泪。
到墓地时雨更大了，并且没有停的迹象，父亲的同事和朋友们冒雨挥动着铁锹为妈妈打墓坑，雨水和湿土使他们两腿上都是泥浆。实在不能再深挖了，妈妈的棺木便被草草埋进墓坑中，当一锨锨湿溜溜的黄土带着砰砰的响声盖在棺木上并且逐渐将它埋没时，雨却神使鬼差地渐下渐停了。
父亲拿出买来的大饼，将它们掰成碎块。打墓的叔叔们每人象征性地吃了一块，算是招待过他们了，在粮票极为缺乏的年代，父亲只能这样了。
环视周围的坟墓大多都没有墓碑，而妈妈的墓碑也只是一块从旧城墙上拆下来的大砖。当所有的人都转身往回走时，我恸哭着朝那座新坟凄厉地叫了一声："妈--"
打坟的叔叔们当即将我拉住并扯着我转向回家的方向。
那时，我相信今生面对任何人的死亡都不会让我如此撕心裂肺了。
妈妈感到自己不行了时，对我父亲说出，她偷偷存下的十斤粮票放在我家房梁上边……要知道，那不是吃不完剩余下来的，那是从我们全家的嘴里克扣下来的，是准备留到万不得已时候用的，那也是妈妈的主心骨。有了它，妈妈感到安全，感到踏实，所以临终的妈妈，什么都可以不嘱托，但这几斤粮票她可不能不嘱托。其实，妈妈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瞒过她的长女，那粮票的事情，她也是告诉过我的。如果她不对父亲交待这一后事，我也会对父亲说的。半生挨饿的妈妈啊，临死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十斤粮票。可怜的妈妈啊，你怎么会想到？你去世十多年后，中国推行了拯救国家命运的改革开放，又过了几年，我们就不再使用那可恶的粮票了……
母亲下葬的第二天，父亲果然对我宣布说："你别上学了，回来做饭看弟弟吧。"
几十年过去了，我始终不知道父亲当年说出这个决定时心里有没有产生过波澜。可我听到这个决定时可就像天塌地陷了一样，浑身上下都发懵了。父亲的每一个字都说得那么清楚，整个句子没有任何歧义，但我还是像没听懂一样傻楞楞地站着，等候着父亲的进一步解释，其实是盼望父亲纠正他的决定，或是就这个决定安慰我一番。可是父亲说完这话却没等我作出反应就径自出去了。父亲走后我大睁着一双泪眼说不出一句话，也哭不出一声。几分钟后我才如梦初醒，突然双脚跺地放声大哭，直哭得天昏地暗头皮发麻，直哭得胸腔阻塞浑身抽搐，那种痛苦犹如被别人把心撕成了碎片，再踩在脚下用力地揉搓。同院的邻居王大妈和田大妈闻声前来劝解，劝着劝着她们也哭得抽抽噎噎。
哭够了，我也清醒了，知道这是不可逆转的。
上学时家务有妈妈全盘包干，有时她让我请假帮她排队买粮，我就眼泪汪汪地不情愿耽误功课。妈妈见状也就放我一马，她自己抱着我小弟弟买粮去了。等妈妈去世后我又要学着做饭又要看小弟，手忙脚乱还是顾了东顾不了西，这才知道妈妈平日里是多么辛苦。
两月后父亲又宣布了另一决定，让正读四年级的大妹也停学回家帮着我搞家务。父亲宣布这一决定时刚好是秋季开学的第三天。和我同样酷爱读书又和我同样成绩优异的大妹，一听说不让她上学了，当场就发疯般的背起书包嚎哭着朝学校跑去，院子里的大妈大婶们拉都拉不住。那情形任何时候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至今都认为那是人世间最凄惨的场景之一。
后来我又辗转迂回到师范学校上学，还函授进修大学课程，但大妹却由于起点太低，终生未再踏进过学校的大门……
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大妹后来才幸免于下乡插队。
从我们家庭来说，厄运从母亲的去世即开始了。父亲中年丧妻，将要独自养育六个子女；我们是幼年丧母，像一群失去母亲温暖翅膀遮护的雏鸡。先是我的四妹和三妹被二叔接走，送到我们的原籍河南农村，由我的婶婶养育。后来又把我的小弟送回老家，将三妹和四妹换了回来，再后来，我下乡插队，我大妹被迫远走他乡打零工，我们一家人总是痛分几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以莫须有的罪名群专了我那独自抚养六个孩子的父亲，对我一家更是雪上加霜。父亲失去了自由，无法得知自己的子女有没有饭吃；我们姐妹们漂泊在社会上，不知该到何处去寻求庇护。
我的女儿，几十年后，当我与你说起这些往事时，你一言拍板地说："这都是不人道的做法！"然而那时我们怎敢想自己还有要求人道的权力。
但对于我的妈妈来讲，从某种角度上说，她好运气，没活到文革也就没有了受辱的机会，也就不会因丈夫被群专而痛苦，也就不会因女儿在乡下挨饿而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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