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 que:杂文:一个主义的倾倒过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11:42:16

一个主义的倾倒过程 


 

 

1991年8月24日,执掌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达74年的苏共中央,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自行解散”,拥有1700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在一天之内土崩瓦解。当天,克里姆林宫楼顶上那面飘扬了多年的苏共党旗,带着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那个已破碎的理想,从高空落地。一个政党,就这样悄然消失了。

苏共没有了,戈尔巴乔夫头上还有一个苏联总统头衔。时隔四个月的12月21日,随着十一个加盟共和国在阿拉木图签署的《关于建立国家联合协定的议定书》,总统头衔也从戈尔巴乔夫头上消失。

12月25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同法国总统密特朗,德国总理科尔,英国首相梅杰,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晚7时,戈尔巴乔夫向全世界发表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辞职讲话。7时30分,镰刀和铁锤的苏联国旗,被俄罗斯联邦的红蓝白三色国旗所代替。至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消亡。

共产主义最终倒在了最初的起点上,且倒的悄无声息。在追随这个主义的1700万苏联共产党员中,竟然没有一个党员表示抗议,甚至连一丝扼腕的叹息都没听到,这个现实着实让人不解,这个主义以及他的追随者们怎么了?

应当说,这个主义的倾倒是早有前兆的。

一九三六年六月,作为法共党员的法国作家纪德应邀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高尔基追悼大会,随后到苏联各地访问。当初纪德是带着满腔热情和希望去苏联访问的,他认为,“那里正在进行一种空前的实验,这实验使得我们的希望之心大为高涨,我们期待由此造成巨大的进步,造成一种力量足以牵引全人类前进。”因此,他要讴歌苏联的进步,期望苏联能够带领全人类飞跃,并以自己的生命去帮助苏联,捍卫苏联。于是,他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厂到集体农庄,从机关、学校到文化宫、托儿所。他的视野始终关注底层,关注各色各样的苏联人,包括最普通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他甚至还私访过街头流浪儿的居所,然而,纪德从青年联欢节上身着盛装的青年,与哀悼高尔基人流中妇女、儿童、老人“很贫困的样子”,及其“默默地、无精打采”的巨大反差中,察觉到辉煌笼罩下的凄凉。

苏联官方对纪德一行的访问礼遇有加,住高档宾馆,吃美味大菜,连吸的香烟都是“特供”的,可纪德没有为此所惑,他沉到平民百姓中,体察、了解他们的生活。

事实令他失望,社会商品匮乏,经济效率低下,居民住房拥挤,工人和农庄庄员一天的工资只有五六个卢布,农村小学教师的月工资不到十个卢布,而且还要经常拖欠!而苏联高级官员、文化名流却享受着种种特权,如每月上千卢布,有的甚至二至三万卢布的高额收入,免费的别墅或公寓及孩子的教育费。对此,纪德指出:苏联有“太多太多的穷人”,社会主义在苏联依然没有解决人民的贫穷问题。虽然苏联人民不再受资本家的剥削,但他们“仍然受着剥削,不过剥削他们的方式非常狡猾、巧妙,欺骗性很强,以至於他们再也搞不清这笔帐应该向谁算。”也就是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消灭剥削,只是剥削者变换了。他明确说,苏联正在形成“新资产阶级”,它具有老资产阶级的所有的缺点,它“还没有从贫困中走出来就已经看不起穷人了。”这些革命的得益者,头上顶着共产党员的称号,而“他们内心根本不是共产主义者”。 这等于向世界宣告,苏联三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叛!

纪德还真实记录了苏联的个人崇拜。到处都挂着斯大林的头像,每个人在讲话中都无一遗漏地颂扬斯大林。斯大林成了真理和光荣的化身。无论在什么问题上,“斯大林总是有理,也就是说:斯大林有理由无所不为。”纪德认为,这种个人崇拜的实质是“一个人的专政”,而个人专制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周围容不得人才,只容得奴才。”纪德意识到,在这种自上而下的集权式社会阶梯上,最能青云直上的,是那些奴颜低贱、胆小怯懦、卑躬屈膝者,正直的人都会被打倒或流放,即使是在缔造苏维埃政权的红军中,也将“只剩下一些刽子手、牟利者和牺牲品。”官僚体制使苏联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所谓“全民选举,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都是一种讽刺,一种假象:所有任命都是自上而下决定的。人民只能选那些事先挑选好的人。无产阶级被玩弄了。”纪德关注苏联人的民主权利,揭穿了“苏维埃民主”的虚伪,在某种意义上,它连资产阶级民主还不如。  

在意识形态方面,《真理报》每天教他们应该知道些什么,想些什么,相信什么,出了轨是不行的!纪德深刻揭示了苏联这种“舆论一律”的专制本质,“哪怕一丁点反对意见,一丁点批评都会招致最严重的惩罚,人们噤若寒蝉了。哪怕在希特勒的德国,人们的思想也不会比这里更不自由、更遭受扭曲、更胆战心惊、更唯唯诺诺。”

回国后的纪德感到如鲠在咽,不能不一吐为快。他在《访苏联归来》一书中批判了苏联社会现实里的阴暗面。尽管他希望这些批判能有益于苏联的建设,但是在苏共的宣传机器下,这篇文章立即使他从苏联人民的朋友变成了敌人,连法国的许多左派文人也立即与纪德划清了界线。

一个政党,听不得一丝不同意见,夜郎自大的在那里孤芳自赏,言而无信的践踏着自己曾有的信念,人人平等共同富裕成了招揽生意的幌子,这种欺骗,注定了命运的不长久和必将走向灭亡的必然。

斯大林死后,接替他的是赫鲁晓夫。

在斯大林生前,赫鲁晓夫曾吹捧斯大林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一直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并培养为接班人,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却大反斯大林,甚至下令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赫鲁晓夫为什么如此仇恨斯大林?曾有文章说,赫鲁晓夫只所以这样做,其重要原因是为他儿子报仇。

赫鲁晓夫的惊人之举是他的那份“秘密报告”。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召开,大会历时十天,2月24日晚,许多代表正收拾行李准备打道回府,突然接到通知要开紧急会议。当代表们走进会场后,赫鲁晓夫语出惊人,代表们几乎是屏住呼吸听完了他《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制,深刻揭露了斯大林“大清洗” 运动的内幕。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所谓“秘密报告”。 

后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西方间谍弄到了手,全文在西方媒体公之于世,震憾了全世界,尤其震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之后,苏联掀起了平反斯大林时代冤假错案的高潮,到1956年下半年,近千万人的冤案得到了平反。赫鲁晓夫上台后,打破了依斯大林生活习惯所形成的中央机关深夜工作,上午休息这种有害的工作制度。各机关都实行上午9时上班,下午6时下班的正常工作制度。并宣布开放克里姆林宫,缩短了中央机关与普通百姓的距离。斯大林时代,苏共高级领导均享有“特供”,形成了极强的“级别”之分,赫鲁晓夫取消了干部的“特殊津贴”,打破了领导干部的特权。赫鲁晓夫力主废除干部终生制,在他的建议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最多只能连任三届。在国际事务上,他主张和平共处,和平竟争,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反对冷战。 

但这位反对个人崇拜“英雄”,在自己上台后,竟也蹈常袭故,大搞起个人崇拜。

每年的赫鲁晓夫生日,成了苏联盛大的庆祝节日。

1963年这一年,苏共中央机关的《真理报》共刊登了他的照片120幅。1964年头9个月,竟到140幅。

他的讲话及文章,已经被人们习惯的成了语录。其大幅肖像,挂遍苏联城乡。其歌颂影片《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苏联全国上影。

赫鲁晓夫的事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赫鲁晓夫上台后,确给苏联的政台舞台带来了一阵清凉之风,使那个主义闪了一些本应有的亮光。对此,在赫鲁晓夫死后,苏联人民也给予了他最好的安慰,当他的墓碑出现在他的墓上时,莫斯科人纷至沓来,一时间,赫鲁晓夫墓前鲜花堆积如山。 

赫鲁晓夫的下台是无奈的。1964年10月2日,他结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之后,飞往黑海之滨休假,他没想到,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发动了宫廷政变,当他返回莫斯科时,等待他的,是在一张“退休申请书”上签字。

高层的争权夺利,自古有之,应当说,以反封建起家的这个主义,没能从体制上解决好这个问题。

勃列日涅夫给人的印象是动作迟缓,笨拙,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这种表相让赫鲁晓夫认为他是“一位一声不响,忠诚老实的助手”,并提拔到仅次于自己的显赫地位,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赫鲁晓夫绝没想到,就是这“一位一声不响,忠诚老实的助手”,在暗中策划了一场推翻他的政变。

勃列日涅夫在位十八年,人们对他评价不一。

“我们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生活还不错”

“凡是说斯大林好的,差不多都说勃列日涅夫好”

“勃列日涅夫跟斯大林一样,靠高压政治维持自己的统治”

“勃列日涅夫如果没有克格勃,早就完蛋了” 

勃列日涅夫的翻译霍德列夫在回忆中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知识贫乏的人,对任何事情都不求甚解,往往用诸如‘我们将研究研究,’‘我们将考虑考虑’这类话搪塞对方提出的问题。只要手头没有讲稿,他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勃列日涅夫在位期间,有着太多的笑话。

“1979年,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总统卡特私下会晤,他照本宣科,念着为他准备的稿子,当念到划去的段落时,竟转过头去问翻译:‘我还要往下念吗?’美国总统卡特和翻译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幕,已悟出正是一位白痴统治着一个大国”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否定了赫鲁晓夫的改革,依然坚持斯大林主义,恢复了斯大林时代的政策,并停止了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停止了对斯大林的批判。他恢复了领导干部的“特供”,高干成了特权阶层,使党内腐败愈演愈烈。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干部终身制又被他恢复,他和他的伙伴年复一年的执政,苏联高层领导成了一群步履蹒跚,思维迟钝的政治老人。

在国际事务上,他否定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对外实行强硬路线,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派兵进驻蒙古,在珍宝岛与中国军队激战,派兵入侵阿富汗等。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国民经济滑坡,农业生产连年下降,苏联变的外强中干,国库空虚,国力下降,已经埋下了解体的危机。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978年,出现了震惊世界的舍甫琴科事件。

舍甫琴科是苏联高级外交官,在联合国任副秘书长。1978年,他突然宣布叛逃到美国定居,这在当时成了各大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人们对他叛逃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猜测。6年以后, 舍甫琴科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与莫斯科决裂》, 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即:不愿继续做一个伪君子。

作为苏联高层干部的一员, 舍甫琴科享有在美国根本不可能享有的广泛的特权:高薪金、高级公寓、有莫斯科郊外最好地区的别墅、政府提供的由专门司机驾驶的轿车、火车上的专座和卧室、 机场的贵宾待遇、外人不得进人的游览场所和医院、专供高干子女上学的学校以及供应减价出售、数量充足的消费品和食品的商店等等。用舍氏的话说:苏联的高干阶层“比历史上存在过的所有贵族都更像贵族。当我成为这个阶层的一部分之后, 对给予我的奢侈品和特殊优惠感到又惊又喜。”这个阶层“居住在远离平民百姓的世外桃源之中, 和大多数群众之间, 在心理上有一座高如中国万里长城的屏障把他们隔开, 几乎成了国中之国” 

舍氏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 刚刚43岁, 是葛罗米柯的红人, 非常有希望在任期结束后出任外交部副部长。既然生活优裕, 又前程远大, 叛逃的原因在哪里呢?

他在书中写到:“苏联领导人并不相信他们向苏联人民灌输的意识形态,也无意把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原则落到实处,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特权;”“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些同僚虽然深知意识形态的重要,但他们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只了解一些皮毛;”他得出结论说:“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处于一种濒临死亡的状态,不过在克里姆林宫涂成金色的陈旧而寂静的走廊里隐藏着一座博物馆,一座思想的博物馆,肉眼可以看见,但却像琥珀所包裹着的一只苍蝇一样,已成为化石。”苏联的特权阶层正是“一些靠保存这种化石而飞黄腾达的人,”虽然他们背叛了社会主义,却还要强迫别人相信。舍氏说:“它想把某些东西攫取到手,但却企图把自己描述成正在向这些东西进行斗争;它批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自己却一心一意地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它谴责消费主义是庸俗思想的反映,是西方影响毒害的结果,但享有特权者对西方的消费品和物质享受却视为珍宝。”

舍氏认为,这种言行分裂状况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为了保住地位和特权,“我假装信仰我所不信仰的东西,假装把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我不但在公开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和会见朋友时笑容可掬,扮演着伪君子的角色,甚至在家里人和我自己也是如此。”

舍甫琴科在书中写道:“在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已丧失信念的情况下, 却还要每时、每事、每地弄虚作假——这不是人人都能忍受的。被迫这样做犹如强迫一个虔诚的教徒去和一群咄咄逼人的无神论者居住在一起, 这些人不但强迫他摒弃上帝, 而且还逼他一口一句脏话辱骂上帝和圣经。” 他的同事中有的因酗酒丧命, 有的发疯, 更多的日益变得麻木和玩世不恭, 甚至习惯了这种两面派的生活, 而他自己在经过了长时间痛苦的犹豫后决定:与莫斯科决裂!

应当说,这是一个政党在走向自己目标的过程中,由于对自己宣言的背叛而导致他的追随者对自己的远离,这是一个信号,这个信号表明,这个政党已开始众叛亲离了。

应当说,舍甫琴科事件为这个主义的消亡亮出了端倪。

其实,那个时间的苏联已近瓜熟蒂落,1991年,在苏联解体前夕,一项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查的结果和舍甫琴科的结论不谋而合: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只有不到10%的人信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而舍甫琴科低估了“这种普遍精神分裂”对苏联的危害。他在书中断言:苏联并不会很快解体。但书成后仅仅过了7年,这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国家”就从地地球上消失了。

到八十年代初期,勃列日涅夫几度中风,心脏病多次发作,变的头脑迟钝,但他仍坐在宝座上不愿放弃权力。1982年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六十周年大庆,勃列日涅夫在红场列宁墓检阅台上阅兵,几个小时站下来,他几乎要倒下去。1982年11月10日,他像往常一样,服下安眠药后睡觉,再也没醒来。

接替勃列日涅夫的,是他曾经的助手安德罗波夫。

长年担任克格勃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深知苏联共产党党内的腐败已经到了非清扫不可的地步,一上台就发动了大规模的反腐肃贪运动,他开动了克格勃机器,一时间扫荡了一批腐化变质分子,苏联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但因他大量任用克格勃干部,把苏联置于秘密警察统治之下,更无民主可言。他体弱多病,他上台仅十五个月就呜呼哀哉。

接替安德罗波夫的是平庸,多病,且年已七十二岁的契尔年科。而他又任命了一大批老人执政。这个老人政府连一年都没维持到,仅十一个月就划上了句号。

从勃列日涅夫到契尔年科,三年内死了三个苏联高级元首,这个主义像走进了一片沼泽地,很难自拔了,这个时候,很需要有人登高一呼,给这个主义划上一个或持继或终结的符号。

历史选择了戈尔巴乔夫,给了他一个实现夙愿的契机,五十四岁的戈尔巴乔夫,在一片对“老人政府”的怨怒声中,带着他的新思维登台亮相。他一扫苏联政治舞台老气横秋的沉闷空气,给人一种全新的,朝气蓬勃、充满活力的感觉。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几周里励精图治,获得了一片赞誉。

他频频在电视里露面,发表鼓动性很强的演讲,他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拿着讲话稿照本宣科,他很有口才,随口而出,且见解新鲜。他不像勃列日涅夫那样深居简出,他接近群众,到各地巡视,跟普通百姓对话,没有官僚作风。他自己开车到克里姆林宫,往往工作到深夜。他看戏不坐包厢,讲话之后不许献花。他抨击斯大林:“在个人崇拜时期,斯大林的权威把在非常条件下形成的苏联社会发展形式绝对化了;”他肯定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历史上一个重大里程碑。”但又批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领导人采用了主观主义的工作方法,他们随心所欲的管理经济;” 他猛烈批评了勃列日涅夫,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僵化统治,使“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

因勃列日涅夫时代长期僵化,生产停滞,国库空虚,农业连年歉收,商品紧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面对的形势是棘手的。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正面临着巨大有危机,他挽救苏联的办法就是改革。他说:“我们的整个改革纲领,不管是从整体上来说还是从各个部分来说,完全是建立在多一些社会主义和多一些民主这样一个原则基础上的”。为此,他亮出了两面旗帜:改革与新思维。在经济上要实行改革,在政治体制上,要实行新思维,即:政治公开化,民主化,自由化。

为保证改革的推进,他着手调整领导班子,按照年轻化,知识化的要求,把所有部长以上的高级官员都作了调整,使一些较年轻,又有工作经验的人走上了领导岗位。叶利钦就是这个时候被戈尔巴乔夫提拔上来的。 

1986年2月底至3月初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确定了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根本性改革”的方针,并提出实行“民主自治”。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把“民主化”作为改革的主要动力和改革不可逆转的保证。

然而,戈尔巴乔夫经济上的改革并没给病疴沉重的苏联带来新的转机,经济改革四处碰壁,于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公开化,自由化上。这“三化”的核心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化势必公开化,而公开化势必自由化。这“三化”使苏联共产党的阴暗面在新闻媒体上大曝光,大暴露,特别是抛出大量的历史档案,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斯大林的大清洗,大屠杀,大恐怖和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个人专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把人们引导到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盘否定上。

最初,戈尔巴乔夫曾经强调:“不允许利用公开化反对社会主义”。到了1988年,他退了一步,主张“毫无限制地公开化。”到了后来,他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主张“意见多元化”、“舆论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

“多元化”使苏共党内三派纷争,三足鼎立。出现了以利加乔夫为首的“传统派”;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派”;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流派”。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导致了政治的多元化,导致了多党制。一时间,苏联新生政党多达两千多个。

在1990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共产党的地位不应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应当放弃法律上和政治上的某种优越地位,应当靠在严格限制的民主程序中的斗争来争得执政党地位。雷日科夫表示赞同,他说:“苏联共产党不能永远垄断权力,它的先锋队地位不能由宪法赐予。”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新思维得到了西方的赞同,1990年,戈尔巴乔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1年的8月19日,戈尔巴乔夫有惊无险地承受了这个主义的最后一博。苏联共产党的左翼,在克里米亚黑海之滨的福罗斯别墅把他软禁。但8月21日他就“完全控制了局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先后被捕。8月22日凌晨,他从克里米亚飞回莫斯科。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苏共中央委员会应该“自行解散”,并宣布自己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这个由列宁缔造,具有93年历史,在苏联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就这样在一天之内土崩瓦解。

对戈尔巴乔夫,有两种截然不同评价:一曰:“苏联共产党的叛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二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掘墓人”。

作为一个大党的魁首,戈尔巴乔夫怎么会把自己弄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呢?其根源到底在哪里呢?1999年,戈尔巴乔夫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大学研讨会上演讲时,道出了他的内心独白。     

“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的共产主义。我的妻子在这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心,她有这种观点比我还早。我只有身居最层职位,才能为此有最大的作为。因此,我妻子要我不懈地努力往上爬。当我亲自认识了西方,我的决定就成了不可改变的了。我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我必须清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我的理想是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计划经济束缚了人的能力,只有市场才能引向发展。”

如果让我们回过头来去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就可看到,他的每一步都是有计划,有步骤,适时,巧妙,他把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公开化,自由化上。这“三化”的核心是“民主化”,因为民主化势必公开化,而公开化势必自由化。戈尔巴乔夫知道,斯大林时代的许多事是见不得人的,一旦公之与众,毕将激起民愤,激起人们对这个主义的愤怒。他像一个武术教官一样,点了这个主义最至命的穴位,且是一种人们可以接受的方法,完成了这个主义寿终正寝的过程。

其实,在这个党产生的最初,列宁为防止官吏变成官僚,就提出了不可缺少的三个条件:“第一,可以随时罢免和选举;第二,薪俸与普通工人工资相等;第三,人人参加监察,使得……大家暂时都是官吏,而没有一人能变成‘官僚’。” 可是,这三个条件,这个党一条也没有履行过。

一个主义就这么倒了,对人类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是有幸还是大不幸?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有朝一日共产主义在全世界重新兴起,绝不会是苏联已经走过的那条道路和已经形成的那种模式。

    

  

 本文参考书目:《一个红色帝国的消亡》,

《舍甫琴科为何与莫斯科决裂》,《苏联还在教育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