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cost of debt capital:党史:毛泽东成为领导核心过程揭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04:41:50
2011年01月07日 09:44:04 来源：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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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76周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党史学家石仲泉根据多年的文献研究和现场考察，详细还原了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了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的核心地位的历史过程。
说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既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届中央领导，更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如果这样理解，那是误读了。邓小平在1989年6月回顾党的历史讲领导核心问题时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显然，讲“第一代”，是就“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而言的，即“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
这些年我坚持“走走党史”，考察了包括长征在内的许多党史现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前些年的一些党史回忆材料提供的情况，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释惑。这里，介绍两个材料：
一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的遵义进军。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同为坐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便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因为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等只好同意。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是怎样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很有帮助。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他出山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是首要任务。再则，张闻天为人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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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遵义会议召开76周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著名党史学家石仲泉根据多年的文献研究和现场考察，详细还原了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了毛泽东在第一代中央领导的核心地位的历史过程。
说从遵义会议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既不是要否定遵义会议前14年党的历届中央领导，更不是说党的历史从遵义会议才开始。如果这样理解，那是误读了。邓小平在1989年6月回顾党的历史讲领导核心问题时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遵义会议开始才逐步形成。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显然，讲“第一代”，是就“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而言的，即“第一代成熟的党中央”。
这些年我坚持“走走党史”，考察了包括长征在内的许多党史现场，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所起的核心领导作用。前些年的一些党史回忆材料提供的情况，也有助于这个问题的释惑。这里，介绍两个材料：
一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了会议，作出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方针的决定，不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向黔北的遵义进军。但李德对这个决定十分恼怒。两天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橘林里休息时，同为坐担架行军的张闻天和王稼祥歇在一起。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对王稼祥说：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李德那样顽固，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当晚，王稼祥将这一意见告诉了毛泽东及其他部分同志，随后便在高级将领中传开了，大家纷纷赞成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个材料很重要，印证了遵义会议发生的实际过程。因为遵义会议的原定议题，没有人事变动问题。这是第一。第二，遵义会议原定是政治局会议，而不是扩大会议。博古最初不同意扩大到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但军团领导人纷纷要求扩大，博古等只好同意。这就为在会议中提出改组中央领导，让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础。
二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改变原定议题和程序，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的情况，博古在会前一点都不知道。对会议严厉批评他，也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后，博古对遵义会议上一些发言一直想不通。在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的村子改组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失败，说明中国革命的源泉在农村，必须走农民战争道路。这以后，我就在考虑，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很擅长农民运动，他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从红军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上来。黎平会议上，他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李德的错误主张，使我下了决心要尽快“去李换毛”。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中央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希望你能抛弃和他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建立无产阶级新政权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了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博洛交权”。
这两个谈话，对了解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后是怎样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很有帮助。
的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常委后，最初既不是党的总负责人，也不是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为什么说他是领导核心呢？这涉及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是形式地看问题，还是从实质看问题。在酝酿由谁来接替博古时，周恩来、朱德等是力主毛泽东的，但毛泽东推辞不就，认为让张闻天先干一个时期比较合适。这主要是考虑共产国际的背景，由张闻天接任，容易为共产国际接受。而让张闻天接任，又需要做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在遵义会议上没有立即作出改变最高领导的决定的考量。在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前述“张王橘谈”已说明了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拥戴，让他出山直接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是首要任务。再则，张闻天为人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不会“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