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全球愤怒，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意识到社会不公在全球已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社会公正的诉求成为全球社会的普遍共识。“愤怒之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它隐含着对某种经济发展方向、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拉赫曼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同时认为：“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应该有助于催生新的和有趣的想法。” 本报记者 杨逸淇

　　2011年8月30日，当英国人吉迪恩·拉赫曼以《2011，全球愤怒之年》（2011,the year of global i ndi gnati on）为题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时，他本人也许没有想到，“愤怒之年”这个看似夸张另类、却又不失锐利的用语，会被那么多人加以引用和传播。

　　“愤怒从来都不会没有原因，但没有一个是好原因。”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这句话乍听起来真是一句妙语，也许可以装裱起来装饰墙壁并时刻提醒自己不再愤怒。但是，愤怒真的就没有好的原因吗？当然不是。2011年的全球愤怒，很大程度上使人们意识到社会不公在全球已经发展到多么严重，社会公正的诉求成为全球社会的普遍共识。

　　印度愤怒了：报纸的头版总是被腐败丑闻所占据，“在本应花到穷人身上的每10个卢比中，只有一个卢比真正到了需要它的人手中”；

　　智利愤怒了：“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公正的和堕落的，是一种诈骗，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教育的商品”，民众要求改革公共教育；

　　美国愤怒了：华尔街占领者宣称“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罗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

　　以色列愤怒了：全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爆发，民众要求降低住房价格、削减税收以及有更多机会获得免费教育……

　　2011年的全球愤怒此起彼伏。人们看到，愤怒是有对象的，愤怒是会升级的，愤怒者多，则被愤怒的对象就多。

　　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在《论愤怒》一书中提出了愤怒根源于希望的论点。因此可以说，愤怒不是愤怒者的终极目的，如何制怒、从而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才是愤怒者们的真实使命。

　　《2011，全球愤怒之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愤怒之后怎么办？”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它隐含着对某种经济发展方向、社会发展方向的思考。拉赫曼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同时认为：“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应该有助于催生新的和有趣的想法。”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去寻找这种有助于催生新的和有趣的想法的理性之光吧。

　　吉迪恩·拉赫曼(Gi deon Rachman)是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专栏作家，主要负责撰写美国外交政策、欧盟事务和全球化等方面的报道。吉迪恩长期浸淫在新闻界。在1990年到2005年间，他历任《经济学人》美国版副主编、亚洲地区主编、英国地区编辑等职。作为评论人，他还活跃于电视及广播节目中。

　　许多示威有相似的主题

　　文汇报：因为您的《2011，全球愤怒之年》一文，“愤怒之年”的说法在全球广受关注。我们想问的是，难道真有一种全球情绪叫做“全球愤怒”么？

　　拉赫曼：存不存在“全球情绪”这样一种东西？感觉上肯定存在。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时期，在全球范围内有如此众多的国家被某种形式的街头抗议所困扰。2011年正变成“全球愤怒之年”。

　　的确，“情绪”只是一种看法。但我认为，世界各地的示威者们相互吸取了灵感。因此，伦敦和纽约的一些“占领者”明确地将自己与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者相比较。目前，我们看到莫斯科及俄罗斯其他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俄罗斯杜马选举不公。“愤怒之年”年初以埃及的抗议活动发端，年终则以初现的俄罗斯示威收尾。

　　文汇报：2011年全球范围内的确出现了太多的抗议活动，问题在于：中东和非洲的抗议、印度的抗议，与雅典和伦敦的抗议是一回事么？

　　拉赫曼：我不认为这些抗议形成了一个大运动。但是在我看来，电视画面和互联网的存在，意味着世界各地不同的运动可以相互影响。我也认为，许多示威有相似的主题——特别是对那些精英的愤怒，他们被指控腐败和不公正地垄断了经济和政治权力。

　　对执政精英的财富规模与腐败程度的愤怒，引发了突尼斯和埃及的抗议活动。对于腐败现象与官员犯罪的指控，是印度公众抗议活动的主因。而对年轻人缺乏机会以及中产阶级生活水准不断下滑的不满，则是西班牙、希腊、以色列与智利示威活动的共同主题。

　　文汇报：普通民众被排除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之外，是这些抗议的共性。您在写作《2011，全球愤怒之年》一文时，认为美国是个例外；但是不久，就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这是否超出了您的预料？您又怎么看待“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全球化”？

　　拉赫曼：是的，我当时的确没有想到——尽管我应该事先想到这一点。但是有一点人们已经注意到了，那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没有很明确的目标。这与发生在埃及和叙利亚的示威形成对比，在那里，公众的愤怒集中在被视为不民主的政治领导人身上。如果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那么，我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将继续扩散开来。

　　对于美国而言，以现实的态度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正受到威胁，应该能够促进美国在从教育改革到预算赤字等各个领域采取果断行动。如果美国相对衰落的问题不能得到恰当的讨论，美国的公共舆论对于迎接一个新时代就可能准备不足。其结果是，对于美国在国内外遭受的挫败，公众的反应不大可能是冷静和果断的，而更可能是愤怒和荒谬的——这将助长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 chard Hofstadter)所称的“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

　　代际冲突可能是一个新兴的主题

　　文汇报：2011年的全球愤怒，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众对政治和商业精英阶层的愤怒，很多人渴望获得免费教育和医疗以及体面的劳动收入，渴望传统上的欧洲社会模式。然而，欧洲日益深重的危机似乎表明，传统的欧洲社会模式恰恰是不可持续的。您又是如何看待这种模式的？

　　拉赫曼：我认为这是欧洲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要彻底摧毁对免费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承诺，而是要使这个系统得以现代化并使其花费便宜。这个愿景依然存在，并且可能会成为现实。

　　一个日益显现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为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保持高税收来支付医疗保健费用和老人的养老金。代际冲突可能是一个新兴的主题。

　　文汇报：我们传统上把全球化想像为某种外交议题，它似乎常常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实际上，四面八方的民众愤怒要求东南西北的政府拿出应对办法，全球化是终极的内政议题。未来欧元区能否共渡难关仍将面临来自各国选民的挑战，这一政治风险是否会在明年集中体现出来？

　　拉赫曼：新的政党通过选举上台，可能会挑战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如果全球化崩溃，则会伤害到贫困国家的工人，甚至那些富裕地方的人们也可能难以幸免，因为随着全球市场的封闭，廉价商品将会变得踪迹难觅。

　　有些人认为，倘若单一货币灰飞烟灭，欧盟本身也将毁于一旦。但这样的危言，有可能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早在单一货币问世之前，欧洲在建设共同市场、实施免签证旅游政策和加强外交政策合作等方面就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即使欧元灭亡了，这些也会继续存在。欧洲领导人不应再坚持“欧元瓦解是不可想像的”这种观点，而应开始做好相应的准备。

　　文汇报：压低劳工收入的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同全球愤怒和动荡相关。问题在于，这样的劳动力市场早已经是全球市场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诸如此类的全球愤怒难道会在根本上改变这种全球市场构架么？

　　拉赫曼：可能会。但是关键取决于欧洲是否存在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不幸的是，这个机会是相当高的。我认为，如果欧洲经济继续恶化的话，一些希望连任的领导人在2012年可能会失去权力，其中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甚至可以说，连奥巴马和普京的执政地位也是脆弱的。

　　文汇报：不可否认的是，与1968年全球化程度还不高的时代相比，如今的全球情绪由于新媒体出现而传播更快，有些时候甚至被新媒体过于放大了。您怎么看待这一状况？

　　拉赫曼：新媒体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1968年学生运动暴发的时候，互联网还没有问世呢。因此，最重要的因素是社会的不满和存在某种形式的全球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互联网。互联网也显然比电视难以控制和审查。微博和摄像手机是新的强有力的工具。

　　全球化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赢”

　　文汇报：与乐观、理性的情绪相比，悲观、非理性的情绪是否更容易传染开来？知识分子们在树立和传播理性科学的情绪方面究竟有何作为？负责任的政治家们又该担当起怎样的责任？毕竟，乐观、理性和科学的精神，对社会的发展更为有益。

　　拉赫曼：对这个问题，我没有把握。谁来定义什么是“合理的”和“非理性的”呢？欧洲领导人认为欧洲单一货币是一个理性的和科学的观念。但是，也许他们错了也未为可知？

　　我的一位在《经济学人》的前同事马特·里德利写了一本不错的书，名字叫《理性乐观主义者》(The Rati onal Opti mi st)。对他而言，技术变革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征，通讯改善、贸易增长，使得全球不断增加的人口的生活标准日益提高，寿命更长、生活更富足。马特·里德利在书中写到，即使在最恶劣的经济衰退中，“在某个地方总有某个人正在修正一款软件、试验一种新材料或者调节某个基因，这都能让你我未来的生活更轻松。”

　　技术的力量能够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信念，既是对过去的一种经验观察，也是对未来抱有信心的想法。乐观主义者认为，技术能够像过去一样把我们从今天的问题中拯救出来，虽然他们说不清是以什么样的方法。

　　长远来看，我认为技术乐观主义者终究会是正确的，世界会变得更富裕、更和平、更繁荣。我只是认为进步的路上会遇到一些严重的“杂音”。

　　文汇报：您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零和世界”（zero-sum world）；然而，全球化真的是一种“零和博弈”么？由于技术变革和贸易增长，今天普通墨西哥人的寿命已经超过了1955年英国人的平均寿命，这难道不正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吗？

　　拉赫曼：我个人不相信全球化是一个“零和游戏”。我认为全球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是，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双赢”。全球化也有输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非熟练工人。世界各国一些生活标准的提高和预期寿命的增长，的确是全球化带来的结果，但是这些变化更可能与科学的进步和粮食生产技术的提高有关。

　　文汇报：社会动荡、悲观情绪占上风的时候，恰恰也应该是智慧和思想生长的时期。但是正如您今年的另一篇著名文章所提出的，思想家们如今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如今反而见不到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了呢？

　　拉赫曼：对此问题，我无法确定。或许他们存在，只是我们没有认出他们来。你或许需要离得远一些才能对伟人进行判定。狄更斯被同代作家视为雇佣文人而被人们所不齿；奥威尔也是在去世之后才声名鹊起的。或许，我们都花了太多时间在互联网上，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图书馆。现代媒体文化也可能导致知识分子过度曝光，刺激他们超额创作。如果穆勒不断出现在电视荧屏上，或者甘地每天发上5条tweet——他们或许也不会成为那么深刻的思想家了。或许当今的重大突破是在科学领域——而不是在社会和政治思想方面？今天知识的进步靠的是分布在全球各地协同工作的专家网络，而不是靠单个杰出学者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中总结出一个伟大理论。还有最后一种可能，即尽管拥有巨额财富和各种尖端设备，这一代人并不像我们自认为的那么睿智。但我认为，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应该有助于催生新的和有趣的想法。

　　【话题背景】

　　阿拉伯之春：2011年1月14日深夜，突尼斯政权被民众抗议所推翻，总统本·阿里不得不放弃自己统治了23年的国家，飞往沙特。以此为肇始，一场规模空前的社会运动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11月27日，埃及举行了选举。

　　10月20日，利比亚总统卡扎菲被俘身亡。11月23日，也门总统萨利赫下台。当前叙利亚局势也正处于微妙的状态。

　　印度之夏：安纳·哈扎雷，74岁，退伍老兵。着装模仿圣雄甘地。不喜欢喝酒，不看有线电视，甚至不爱吃肉。今年4月，他进行了一次公开绝食，引起全国民众注意。为抗击腐败，他建议成立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新机构，负责高效地行使司法权力。对于猖獗的腐败问题、官样文章以及政府提供的服务严重不足的现象，印度人忍无可忍。不仅是下层民众，许多中产阶层的民众也加入了反腐败运动。

　　因号召绝食抗议腐败，哈扎雷于8月16日遭逮捕。由此引发群众大规模游行示威，政府迫于压力将其释放。8月28日，在印度国会表决通过他对《公民监察法案》提出的三项要求后，哈扎雷结束绝食行动。这场持续近半年的反腐运动，演变成国大党数十年来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占领华尔街”：9月17日下午，大批愤怒的抗议者在距华尔街以北的祖科蒂公园里“安营扎寨”。10月15日“占领华尔街”示威游行已经蔓延到了全球1500个城市，“占领”运动达到最高潮。纽约警方11月15日凌晨发起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祖科蒂公园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但“占领”运动之火烧至全球，响应者无数，至今，这场运动仍未结束。

　　这场运动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具体诉求和统一组织。该活动网站上称：“我们共同的特点是占总人口99%的普通大众，对于仅占总数1%的人贪婪和腐败，我们再也无法忍受。”抗议活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华尔街“贪婪”、金融系统弊病和政府监管不力，以及高失业率等社会问题。

　　希腊大罢工：2011年希腊债务危机继续加剧，为了得到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贷款，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一再主张削减福利体系和实施欧盟要求下的财政紧缩计划。这些措施对普通民众造成重大冲击，激起数次全国罢工。11月9日帕潘德里欧被迫走下总理宝座。11月11日欧洲中央银行前副行长卢卡斯·帕帕季莫斯出任联合政府总理，主持处理债务危机。他致信欧洲联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全力采取紧缩措施。数以万计希腊民众12月1日走上首都雅典街头，举行24小时罢工，抗议政府进一步紧缩财政。罢工由希腊一些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会发起。这些工会会员大约有250万人，占希腊全国雇员大约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