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ny of heroes:面对官员--中国商人求解和谐政商关系的方法论

面对官员——中国商人求解和谐政商关系的方法论

 《商界》杂志  2006年08月30日

　　　一道难答的必答题

　　“他孙大午是‘午’字出了头，成‘孙大牛’了”！

　　这是当地一位县领导对河北知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做的一句话评价。关于孙大午与当地政府部门“不合群”的一个经典说法是：孙要办事，请某几位政府部门官员吃饭，后来事情没有办成。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孙大午又派人按照AA制把官员的饭费要回来了。在当地，孙大午陆续和土地管理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和税务部门等政府部门打过官司，大午集团的外部生存环境非常恶劣。

　　再后来，孙大午以“非法集资”名义获罪。尽管北京法学界对孙大午的这一罪名是否成立有不同看法，尽管“非法集资”这一法律问题本身还存在争议，孙大午由于政府关系不睦而招致牢狱之灾和企业停滞，却是共识。

　　官商关系之于企业的生死沉浮，由此可见一斑。

　　官员与商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华泱泱数千年文明史，人人感同身受，但人人心中皆有而口中皆无，惟独清末民初一名实业家以六字箴言一语道破个中奥秘，那就是：离不开，靠不住。的确，“离不开”是现实，而“靠不住”是一种超越，是一份清醒。

　　对于所有的中国企业来说，与政府的关系像是一道必答题，无论企业大小，也无论企业家本人的政治身份高低抑或有无。即使是联想这样的企业，柳传志多年前也说过，“他把70%的时间用在了企业的外部环境上”。与西方企业不同，中国企业必须要经营良好的政府关系，因为这样的关系决定着企业资源政策的多寡，和生存空间的大小。与面对市场不同，经营政府关系面对的是更加复杂的人与事，“会玩一个球的人都要学会同时玩五个球”。

　　收费、摊派的多寡，是影响官商关系的最现实问题。据全国工商联的一次权威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1382位业主当年总计纳税112808.4万元，交费55044.5万元，交费相当于纳税的48.8%，各项杂费占到了税收的近一半。名目繁多、居高不下的各项收费、摊派和公关招待费用，使企业不堪重负，已经成为官商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因素之一。

　　“挣扎”与“较量”——数年前一本畅销书的书名，基本上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企业与部分官员之间的真实现状。由于种种现实原因，大多数民营企业在与政府部门的交往中处于弱势位置，在“较量”中“挣扎”，在“挣扎”中“较量”。

　　作为一个有着漫长封建官僚社会历史阶段的中国，“官本位”观念绵延长达2000多年，“商本位”观念的形成并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需要多少年？200年？甚至更短？“这样一个新历史阶段来到中国，其时间无法预期”，知名青年学者、对官商关系有深入研究的中国社科院专家高超群认为，“不过，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周边亚洲国家来看，‘商本位’社会的来临也许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官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人治社会，而‘商本位’的社会本质上是一个法治社会”，高超群更愿意从深层意义上来区别这样两种社会生态，“也许一位英明政治人物的出现，能加速‘商本位’社会的来临，因为中国已经加入WTO了，国际局势并没有给中国企业、中国社会太长的时间。”高超群说。

　　“外面大街两边的酒店、餐馆，咱管着他们呢，定级别时我说了算，不让我吃让谁吃？”一位副乡长神气的话语，九年前飘进记者耳内，至今不时在脑海回响。他只是一位副科级干部，级别更高的官员内心深处又该会怎么想？！在相当一部分官员们内心深处，“在中国，官员再小也是官员，企业再大只是企业”观念根深蒂固；而在国外有些发达国家，官员、协会领导、企业家接待外宾或访问团时，企业家是坐在圆桌中间的，而官员、协会领导是坐在两边的。但是，在中国同样的场合，即使是一位退休的政府官员，也一定会坐在圆桌中间的。

　　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坐在中间呢？



抵制官员的不良行为



　　不良行为之一：

　　变相寻租

　　“这还不是在变相寻租、索贿暗示吗？”坐在记者对面的总裁王鹏飞(化名)眼圈都有点红了，“你说说，企业算不算社会最底层的组织，谁都可以来治我们？”

　　王总裁是一家医药类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他的公司在深圳有自己独立的大厦，公司经济基础还不错，但企业总需要发展，于是准备上一两个新产品，“我们的新品申报材料都报到北京去了，他们也说合格了，但时间过去了一年，还是迟迟不发新品证书。”王鹏飞说着说着，愤怒地拍起桌子来。

　　这不是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因这类事件愤怒的老板，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它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面对政府官员的变相寻租或者索贿？

　　【解决方案】

　　1.按照社会潜规则走，但要保护自己和企业的安全。

　　在不少时候，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变相寻租会变换方式，有的是显性方式，如报销票据，有时基层官员拿到企业的票据还有桑拿中心的票据。遇到这种情况，绝大多数企业一般是按“报销、尽快报销”的原则来处理的。在此建议：企业遇到这种情况不一定必办，可以视报销数额大小、官员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和票据的情况来区别处理，或办理，或答应办但拖着办，或托词谢绝等。

　　利用企业对政府服务内容的生疏或者信息的不对称，或者利用国家部门的权威性设立一些评价、认证和荣誉称号，事先“设套”，留下“寻租”的空间和机会，是官员变相寻租的隐性方式。比如，某直辖市下属区工商局在给某市场办理工商执照的过程中，允许企业使用“×××综合市场”的名称，但在经营范围中只写明“服装、鞋帽和服装辅料”，等该市场开业之后，通过例行检查发现该市场的“超范围”经营行为后，既书面告知该市场需要增项，又现场取缔商户的经营行为，两面施加压力，逼迫企业到工商局“紧急增项”，从而实现寻租。在基层工作中，极个别官员在变相寻租方面可谓费尽心机，使出了浑身解数，正如云南红酒业公司老总武克钢所言——“这些人简直是把腐败当成了事业来做”。

　　所以企业在开展经营行为之前，最好搜集足够的信息，找同类企业咨询，询问可能出现的“陷阱”和“圈套”。面对陷阱绕道走，这既是人的本能，也是企业家应对风险的必修课。

　　2.决不行贿，宁可企业难以甚至无法实现目的。

　　国内企业界第一个站出来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的商人，是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万科的“不行贿”底线，在其经营活动中也有体现：比如凡万科进入的城市，大多数都是在城乡接合部或者郊区拿地。而土地方面的劣势又逼得万科只有在产品、管理和营销等方面下大功夫，长远来看，反而增强了万科的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

　　在房地产行业，一个企业公开宣称自己“不行贿”，这个说法让很多人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更让王石惊讶的是，当他把自己“不行贿”的商业经历讲给外人听时，多数人其实并不相信它是事实。有一次，王石在北京某高校讲述自己“不行贿”的逻辑时，有人做了一个现场调查“你是否不相信王石在商业活动中‘不行贿’？”台下居然有一多半人齐唰唰地都举起了手。这个随机调查大大出乎王石的意料，让他感叹社会的高度信任危机。

　　“我承认在万科的前期经营中并非每一个商业行为都中规中矩，但我的确没有行过贿，如果不信，你们记者可以去调查嘛”，王石正色道，“那些与万科合作过的企业都还在，与万科做过生意的人都还在，如果我撒了谎，是经不起调查的。”

　　此前，当深圳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出事后，深圳很多房地产企业的老总被叫去谈话，有的老总跑了，深圳房地产界一片风声鹤唳，而惟独王石泰然自若，“我做万科20年了，别的大话不敢说，‘不行贿’这句话我敢说，这条底线我是把持住了。”

　　“不行贿而同样能过关，能做好”——国内企业需要增长这方面的智慧和见识。

　　【链接】

　　行贿可能引发的“后遗症”

　　在目前国内的情势中，以“行贿”为主要方式的权钱交易已经成为国内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潜规则”：商人通过行贿廉价获得各种重要资源和商业机会，与此同时，政府官员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寻租”，获得非法的巨额资金、财产和高价物品，将手中的公权力转化为私人的利益。事实上，行贿额度的多寡、行贿对象级别的高低、行贿的“成功概率”，已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企业能占有或者整合到的资源数量、质量和速度。

　　在商业活动中万科“不行贿”，难道仅仅是为了抵制国内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吗？王石的“不行贿”是否有自己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否能自圆其说？

　　与王石颇有交情的一位北京地产商人，在一次论坛上这样演绎和分析王石的“不行贿”逻辑。

　　他说，从表面上看，行贿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节省了资金，但最后的结果是并不能省多少钱。譬如，用几百万元去行贿，虽然当时省了一两千万、数千万，但是事后遗患无穷。对方的子女去国外读书，他或她向你张口了，你支持还是不支持？再有，对方有了这笔巨款后，其生活欲望就开始异化了，生活水平就提高了，新生活方式就冒出来了，如果受贿者是一位男人的话，他可能在家庭之外就又有了一个“家”，安新家时你是不是也得支持一下？他的老婆可能就戴了钻戒了，在行贿资金之外，这是需要额外花的第一波钱。

　　男的安了新家，女的戴了钻戒，他们在单位就成了出头鸟、众矢之的，发往各个部门的告状信就出来了，你又得帮他摆平，这是需要额外花的第二波钱。这两波钱再加上起初花出去的钱，其实企业最后也省不了几个钱。

　　官员的锒铛入狱，使得行贿者极有可能受到牵连，这也是行贿的后遗症之一。每当有一位官员被逮捕入狱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企业家害怕，担心该官员在狱中“供出自己”。事实上，官员的入狱，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都遭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协助调查”，有的还遭受了法律的惩罚。

　　更为重要的是，行贿及其遗留问题等大量具体、复杂而让人揪心的事务，使得企业家基本上没有时间去考虑企业的战略问题、发展方向，从而影响企业的持续发展和未来的竞争力，这实际上是企业最大的损失。

　　行贿的“成功”，还使得这类企业非常容易陷入发展战略迷失的状态——究竟是靠行贿取得经营业绩，还是靠市场竞争取得经营业绩？抑或哪种思路更优先？事实上，有行贿经历或者行贿思维的企业和企业家，很难把真正的心思、足够的精力和资源放在塑造企业自身真正的市场竞争力上，一旦遇到市场竞争充分或者市场形势不好，企业就极有可能出现业务快速滑坡甚至企业倒闭的情况。

　　不良行为之二：

　　滥用红头文件

　　在2002年上半年华晨集团的产权风波中，有一个细节足够震撼，将华晨的产权划归辽宁省政府的，是一份文件。在很多大案要案的最后关头，往往是一个司法解释将这些案件一锤定音的，这又是文件。必须承认，中国的法律、法规太不完善，不得不以政府部门的“一个又一个文件”来完善、来补天，政府部门的绝大多数文件都是合法的，都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除了常规的政府权力之外，“红头文件”成为政府干预现实经济生活、影响企业的“一个最大的无形的杀手锏”。政府及其部门颁发“红头文件”，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是政府推进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企业完全应该接受、贯彻执行。

　　但是，极个别政府、极个别部门存在着滥用红头文件的行为。以至于某地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一位官员拿着“文革”时期的文件跑到企业，说要怎么怎么办理，如何如何贯彻，令人瞠目结舌。

　　【解决方案】

　　让官员自己说明“红头文件”的“来头”。“我是外资企业，我不懂什么叫文件，请你给我解释一下，文件是什么含义。根据中外合资企业法，我们只遵守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令，请你把法律、法规和政令送来，本公司一定无条件执行。至于何为文件，请你先给我解释清楚……”，云南红酒业公司老总武克钢说，公司曾经遇到个别部门干部拿着个文件来到企业，说根据什么什么文件，要怎么怎么。武克钢就装傻，因为武克钢32岁时就担任深圳蛇口区常务副区长，对这套把戏很熟悉，有时候他出这个招，官员们还真没法子。

　　搞清楚“红头文件”的合法性。对于企业来说最要命的不是文件，而是那些不合法、不公正、不客观的文件，是那些被部门意志左右、被个别官员利用的文件。更恐怖的是，绝大多数企业并不知道哪些“红头文件”是合法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而哪些文件则不是。遇到这种情况，企业可以先把文件接下来，等查阅清楚后再做具体决定。

　　2006年7月，郑州市政府专门下发了《关于建立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制度的通知》，明文规定“文件寿命最长5年”。这个通知告诉企业，要仔细甄别“红头文件”的有效期、合法性和适用范围。

　　不良行为之三：

　　索要物品或产品

　　“你说我为什么不是产耗子药的，而偏偏是做红酒的呢”，云南红酒业公司老总武克钢在公司创办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为某些政府部门伸手索要红酒而烦恼：这个科长一瓶，那个处长两瓶，这个部门一箱，这个部门两箱。

　　作为中小企业，不是做产品的，就是卖产品的，找到应对方法才能告别烦恼。

　　【解决方案】

　　1.巧妙地避免这类事情的发生。可以尝试着把这些事情上升到政府部门行风建设和官员个人品格的高度，使官员主动取消这些想法。武克钢就是这样处理的：他在公司接待室的醒目位置贴上了一幅标语：“支持政府搞廉政，官员到此莫伸手”。

　　【链接】

　　云南红公司将某位处长

　　拉下马的一封信

　　云南省技术监督局标准化处×××处长：

　　我公司对“云南柔红”企业标准向贵处续标，是我企业的正当权益，由于你的长时间故意刁难，使我公司的正常生产、销售和发展受到严重影响，我公司奉董事会决议向你就“云南柔红”续标问题发表正式意见如下：

　　……

　　四、鉴于在我公司首创之后全国其他十几个公司的“柔红”都获得省级企业标准，证明你的刁难毫无道理；

　　……

　　六、鉴于红河州技术监督局已根据国家规定，批准我公司“云南柔红”企业标准，说明你的同事大多数是正直的人；

　　……

　　八、鉴于你连“商品名称”和“产品标准”都分不清的低业务水平；

　　九、鉴于你事情前后的暗示不符合我公司支持政府搞廉政的一贯原则；

　　我公司认为，你本人违反了作为人民公仆公务员应该遵守的基本职业承诺，不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恶化了云南省的投资环境，损害了政府官员的对外形象，影响了云南省一个富民产业的健康发展。本公司作为纳税法人和公民主体，对于人民公仆你的刁难行为表示谴责和批评。

　　考虑到西部公务员的整体水平，考虑到你为吏十几年的不易和仕途的野心，本函作为私人函告仅对你进行教育和帮助，希望你能迅速改正你的错误做法，我公司保留向你上级机关和新闻媒体投诉或公布此函的权利。我公司作为云南省政协委员单位，将保留在即将召开的云南省“两会”上将此事作为云南省政府职能部门个别公务员借故刁难企业的典型案例提交大会的权利。

　　望你三思。

　　不良行为之四：

　　安排人员

　　政府官员向企业安排员工，是企业在官商关系中最常遇到的问题之一。

　　乐得佳公司(化名)是北京市场上一家有着30多家终端的零售连锁企业。有一段时间，该司董事长兼总裁李建国(化名)先后接到几家店面总经理的反映，这家店所在区的税务局的某某长说了，有位自己亲戚的孩子能不能到店里来上班？那家店所在区的城管处的某某主任说了，自己外地亲哥哥的孩子刚刚中专毕业能不能帮一下忙？另一家管片的派出所的副所长说了，上次你们店现金被抢、员工被刺伤，我们出力了，能不能安排一个人到公司来？

　　很快，李建国董事长发现，干类似这样的企业，不同政府部门的官员向企业安排员工，是躲避不开的问题，必须想出一套解决方案。

　　政府官员向企业安排员工，怎么应对？

　　【解决方案】

　　如果官员所安排人员的能力与公司要求相比达到或者超过了“及格线”，尽量接收，因为这也是企业与政府部门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一个好机会。遇到这种情况，企业要积极地看待这类问题——这个时候已经不能说是官员向企业“安插”人员了，应该说是向企业推荐人员甚至是推举人才了。

　　如果官员所在的政府部门对于企业来说是要害部门，在一定意义上“卡着企业的脖子”，其“安插”的人员能力没有达到公司的“及格线”，但是经过培养、锻炼之后可以使用，企业一定要努力创造条件接收。

　　并不是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可以影响或者左右企业的兴衰沉浮。如果官员所在的政府部门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要害部门，而其安排的人员能力又没有达到公司的“及格线”，上策是“转”——推荐到该人员比较适合、而自己又熟悉、能说得上话的企业，虽然自己企业没有接收，但也算辗转帮了官员的忙；中策是“拖”——找各种理由把这种事情往后拖，按照曾国藩“事缓则圆”的名言，也许过一段时间该官员找到了其它企业或者更好的机会，也许这位官员认为你的企业不容易办成这件事情，自己就打了退堂鼓了；下策是“拒”——借用公司的招聘程序或者其它比较经得起推敲的理由，将该人员拒之门外。

　　只要官员安排的人员来到了公司，就要通过适当方式“把丑话说在前面”：可以让你到公司来，但不能保证你永远留在公司，就看你干得怎么样了。



如何把握政府的资源和机会


　　尽管政府正在向“小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但今天的政府部门仍然掌握着太多的权力、资源和机会。

　　政企分开一方面给予了企业很多自主权，但另一方面也使企业更多地离不开政府。原来政企不分的时候，政府的权力和资源就是企业的；然而，政企分开之后，哪些是政府应该做的，哪些是企业应该做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并没有也很难以说清楚。谁能占用更多的政府资源和机会，企业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就将更大。

　　甚至可以说，做多大的生意，就需要够得上多高的官员。

　　地方政府的大工程、大项目，上还是不上？

　　湖北的幸福集团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地方政府的支持、关怀甚至是诱导下，只有5亿元资产的、以服装为主业的幸福集团，却要筹资15亿元上马“三大工程”——年产6万吨的铝厂、15万千瓦的火力发电厂和一座22万千伏的变电站，这些大项目最终以转手告终。

　　这些大工程、大项目的上马，其根本原因是地方官的“政绩意识”在作祟，地方政府领导需要大工程、大项目，当时幸福集团所在的幸福村已经位列全国“十强村”第五，地方官希望三年时间内赶超当时的“中国第一村”华西村；同时也归因于幸福集团当时的掌门人周作亮的“周氏政治经济学”——“大官需要大项目，大项目需要大官”。但是，“周氏政治经济学”的不科学之处在于，大官能帮大项目搞来钱，但却无法帮大项目挣来钱。毕竟，企业是一种来自于市场、回归到市场的游戏。

　　【解决方案】

　　地方政府的大工程、大项目，上还是不上？其实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那就是按照市场规律、按照企业规律作为决策的根据和准绳，而不是地方政府领导的政治思维、意志或者承诺。

　　具体的判断原则有几个：一是该项目的市场潜力如何，市场前景好的项目自然回报好；二是该项目是否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能否得到国家和政府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三是该项目的资金储备、人才储备如何，尤其是资金储备，容易带来高负债率的大项目的上马，要慎重再慎重，同时不要犯“短贷长投”的低级错误；四是政府的承诺究竟有多少可以兑现，如果兑现不了，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如何？……

　　如何面对政府官员的换届？

　　全国工商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中曾指出，国内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大约是3年左右。这份报告详细内容显示，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同时又倒闭10万多家，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有85%的在10年内倒闭，其平均寿命只有2.9年，而前几年民企的平均寿命大约是3.5年。

　　我国民企的寿命跟官员任期有着高度的正相关或者对应关系！目前，我国地方官员实际任期偏短，交流、轮岗十分普遍，虽然市县官员的法定任期一般为5年，但事实上，离任前一年和上任后一年官员很难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所以官员的实际平均任职时间只有3年左右。它跟民企平均寿命的3年左右，或多或少存在着偶然和必然联系！

　　【解决方案】

　　一定要考虑项目周期与官员任期的关系。对于那些成败关键取决于非市场因素尤其是政府因素的项目，如果能在3年时间内完成或者收回投资，企业就可以上；而如果项目周期比较长，超出了官员的任期或者实际任期，无法在3年内做好，而政府相关部门又没有与企业签定合同，做成项目所需要的外部条件难以保证，企业就更多地应该考虑放弃类似的项目了。

　　成功获得银行贷款的正道

　　在我们国家，政府、银行、企业的关系比较复杂，也比较特殊。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是靠不正当关系来获取银行贷款的，其中很多企业给银行、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国有商业银行还有行政级别，在地方上还有很多事情要有求于地方政府，在有些方面也要接受地方政府的领导，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干预现象还是存在的。这种现实状况也给企业获得银行贷款提供了多种途径，其中就包括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手段。

　　不过，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本质上都是企业，他们也都要盈利，只不过他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货币。因此，企业通过正常途径、通过资金保值增值的做法来获得银行贷款将“越来越有市场”。

　　【解决方案】

　　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不同。作为间接融资，企业拿到银行贷款的代价是不仅要还本，还要付息；而企业对于直接融资的义务除了分红之外，股东还要参与公司不同层次的决策。

　　皇明集团就是“把银行当股东”来看待的。他们从来不靠歪门邪道、不靠行政命令来处理与银行关系，而是把银行的领导请到公司来考察，让他们了解企业的产品、市场、品牌，了解企业的研发检测、生产制造能力，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经营理念、战略规划与行业地位，让他们觉得实在、可信、放心。

　　有几次皇明集团开董事会，都邀请大额贷款银行代表参加，让银行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了解公司发展战略、贷款计划等。银行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提问，直到他们觉得明白放心为止，银行的领导对皇明集团这一做法大加赞赏。




与政府及其部门良性互动


　　时至今日，很多商人仍然信奉“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胡雪岩》一书的畅销，也使得“白银铺路”的潜规则在商界通行。

　　其实，这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并不是全部都行得通。

　　稍微思考一下这些所谓的官商哲学，就会发现：绝大多数商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把这些哲学庸俗化、绝对化和片面化了。这些“至理名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一样，因为：“钱能通神”，但“钱并不能让神按照你的意志来行动”，“白银可以铺路”，但没有听说过“白银可以把你送到你想去的目的地”。

　　今天的中国商人是幸运而幸福的，他们再也不必依附于官员而寻求政府对财产权的保护了，这是中共十五大之后中国社会官商关系与此前中国社会的根本区别。因为，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所有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这一让无数民营企业魂牵梦萦的条款，已经正式写入了宪法。在商人的灵魂深处，企业真正不再是经济附庸，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独立经济实体了。

　　由此，国内企业与政府之间、官与商之间具备了良性互动的坚实基石和广阔空间。

　　如何与同一个政府部门

　　的不同官员打交道

　　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总有大中小之分，企业处理好了这些官员之间的“一二三”，才能处理好与这个政府部门的关系。

　　【解决方案】

　　“围一敬二看三”。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同一个政府部门的不同官员对企业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是，政府官员的职位也在变动，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政府衙门也是如此。对于官员来说，一般存在着升迁、平调和退休三种主要变动方式。如果一家企业只“围一敬一看一”，眼里只有某政府或某政府部门老大一个人，就容易为企业未来种下隐患或者不利因素。人家官员走了，但企业更换业务却没有那么容易，该常去跑的衙门还得跑，所以，一个政府部门的“老一”走了，总有“新老一”要来，而如果“新老一”是原来的老二，原来老二心中的不平衡和积怨就容易释放，从而成为企业的不利因素。

　　一个事情决定了，而要做完、做好还有一个过程。企业与政府打交道，既要尊重拍板的人，还要尊重执行的人，也就是要尊重那些具体做事方面的官员，也许这样的人其职位就是一个处长，甚至一个科长，防止出现“中梗阻”现象，让企业的事情顺畅地通过“中间层”，最终达到预想的目标和效果。

　　企业战略与城市战略的一致

　　“德州原来的城市名片是扒鸡，现在变为了太阳能”，皇明集团董事长黄鸣在电话中介绍说。2005年9月，德州已被国家太阳能三大行业协会联合命名为中国太阳城，而皇明集团是太阳城中的旗舰企业。

　　皇明集团与德州市政府是企业与城市双赢方面的经典案例。皇明公司以太阳城、太阳谷为依托，建设世界可再生能源研发检测、生产制造、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会议交流五大中心，加快规模化与国际化进程，现在很多项目已经建成。从政府来讲，可以通过建设太阳能小区、太阳能道路、太阳能主题公园、太阳能上游产业链，举办太阳文化节，提升城市形象和品牌，有了强大的产业支撑，城市底蕴更加厚实，内涵更加丰富。

　　黄鸣原来是国家级研究所驻德州机构的一名科研人员，没有地方官员的人脉资源，没有与官员相处的经历，那么他是如何从不谙官商关系到成功建立政企战略大联盟的？

　　【解决方案】

　　皇明集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10年发展已经成长为中国太阳能第一品牌。在皇明发展历程中，政企关系经历了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和谐到和谐的不断升华过程。

　　1995年，黄鸣辞职下海，带领十几个工人、负债95万元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皇明公司刚开业时，邀请了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助理和三位教授出席庆典仪式，当时德州市的市长、德城区的区长也应邀出席，黄鸣极力向地方领导展示了太阳能产业发展的方向、皇明公司的大好前景。

　　随着皇明集团的快速发展，德州政府看到太阳能产业发展很兴盛，希望能够更快成长为地方支柱产业，就开始了政企关系更高层次的策划。2005年初，书记、市长几次到皇明公司召开现场会，专题研究皇明的发展问题。政府让皇明公司提发展方案。经过反复探讨，皇明集团提出了建设中国太阳城的一整套设想，企业与政府联手打造城市品牌。8月底，中共德州市委第十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就在皇明企业召开，做出打造中国太阳城的战略部署。

　　太阳城战略对政府和企业而言，都有经验值得总结。从2005年底开始，皇明又建议德州市政府申办2010年第四届世界太阳城大会，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几百个城市的市长、上千名专家、企业家参会，对树立城市形象、扩大城市影响，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2006年4月，德州市政府组团参加了在英国牛津举办的第二届世界太阳城大会，正式递交了承办申请，申办成功的可能性极大。通过申办世界太阳城大会，可以把企业营销、战略规划与城市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发挥城市的影响力与企业的执行力优势，整合全球资源促进双方快速发展，实现企业与城市共存共荣的目标。

　　现在，这件事已经成为山东省和德州市两级政府共同来抓的一件大事。

　　在企业战略与城市战略一致方面，很多地产开发商也做得不错，他们站在城市、站在区域、站在未来的高度，作为确定企业战略的基准之一，实现企业与城市的持续、良性互动。

　　官商安全：

　　双方交往的最高需求

　　“从企业创立之初，皇明公司的主要力量就不是去与某个领导人搞好关系，让某个人来决定企业的命运，这样风险很大”，黄鸣董事长认为，企业命运与地方政府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衰俱衰，对企业而言是最大的安全。因为企业可能破产，但城市从来不会破产。企业与城市牵手，可以调动城市的很多资源来促进企业发展。企业发展遇到大的困境时，政府也不会坐视不理。

　　当然，企业第一位的责任是先保证自己的战略和经营管理安全。在此基础上，使自己的战略规划服从服务于城市发展规划，为城市品牌建设献计出力。

　　【解决方案】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仅是资金和政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战略层面的关系，其最高需求是官商双方的安全。

　　其实无论哪一级政府领导与企业交往，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他们的第一需要都是安全，不出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不能让政府对企业支持一阵子，结果企业却破产了，逃债了，诈骗了，搞假冒伪劣了。对他们而言，那是非常丢人的事情。

　　通过与政府官员深入进行思想交流之后，企业家会发现，政府官员们很敏锐，他们能够从企业家本人的思想中，看出你是否在用心思考，看出你对企业是否忠诚，看出你是否具有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如果真正用心的人，真正干事业的人，政府官员们是会信任你、支持你的，就用不着去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政府支持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可以展示他们的执政能力，积累他们的政绩和资本，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当企业需求与政府需求一致时，企业成为政府及城市发展强大的支持者。

　　企业主与政府官员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友谊”。与人们想象或者社会描述的不同，中国大陆官商之间并非都是沆瀣一气的“污浊的友谊”。

　　企业家李玉霄(化名)是北方某省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的董事长，该企业的主营业务是医药、保健品产业，早年前已经在香港上市，年营业额数十亿元，是该市第一家利税超过10亿元的工业企业。现在，李玉霄已经把当地医药管理局的张险峰(化名)局长请到了公司，担任执行总裁。

　　李玉霄和张险峰认识20多年，交往10多年，两人比较熟悉，互相也非常欣赏，周末两人经常相约到该市西山上聊天，谈天说地，无所不谈。现在两人真正走到了一起，共同做事，“以前我管着他，现在他管着我，不过还是在企业干实在、自在”，从张险峰“实在、自在”的感觉能判断他们的友谊是“真正的友谊”。张险峰说，李玉霄是一个实干和智慧的人，“我愿意来到企业和他一起共同承担”。记者注意到，尽管李玉霄的职位是集团董事长，但他的名片上没有印这个职务，而印着“首席执行代表”字样，这个头衔和称谓颇耐人寻味。

　　商人如何成为政府官员

　　的私人好朋友？

　　在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很多企业与政府官员没有形成比较好的关系，不是由于企业业务不好，也不是由于“投资”不到位，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说话，“祸从口出”。

　　科龙集团董事长顾雏军与地方政府关系不睦，本质上是企业的控制权和财富争夺问题，但顾雏军的说话太不注意把握分寸，比如“我从来不请地方官员吃饭，应该是他们请我才对，我是财富的创造者呀”，着实让地方官员听着不舒服，这违背了“富不伤官”的古训，从而更快地引发了牢狱之灾。

　　与官员说话时的“高水平”，绝不是奉承，要说得合情合理。在国内主流地产开发商的联合组织——中城联盟的第一个地产项目在郑州奠基时，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发言堪称一个鲜活案例。“在这个项目奠基时，我想到了‘缘分’这个词”，王石介绍说，当5年前他们几位地产商跑到北海去谋划“新住宅运动”时，李克书记在北海担任市委书记；而当5年后“新住宅运动”提升了一个层次，第一个实实在在的项目落地的时候，李克书记又恰巧到了郑州担任市委书记，“我想这真的是一种缘分，一份值得珍惜的缘分”，王石的发言非常真实，更不失巧妙和智慧。

　　“说话让别人听着舒服”的高水平说话艺术，不仅仅成为企业家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有时甚至成为本能，融入到他们的血液和骨髓中去了。

　　真正为对方的职位、工作着想

　　在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商道》中，男主人公林尚沃与官府的交往段落堪称经典。当时，有两位韩国朝廷的大员具体负责人参的统筹管理业务，大多数韩国人参生产商的做法都一样，同时给两位大员送银票，希望两位大员都支持自己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业务和机会。而惟独林尚沃的做法与众不同：他给其中一位大员送去了一张没有写明额度的银票！

　　林尚沃大胆的举动获得了这位大员的召见，赢得了为该大员仕途出谋划策的机会。

　　“大人最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更好地发展”，林尚沃开宗明义地说，“我给大人送的银票，之所以没有写明额度，因为我认为大人在这次人参交易中最大的财富不是收到多少银票，而是击败另一位大员，获得更好的机会和发展”。接着，林尚沃把自己掌握的多位人参商人与另一位大员权钱交易的绝密信息透露出来，并坦承了击败另一位大员的路数和方法。

　　最后的结果是，林尚沃进见的大员击败了对手，得到了提升，林尚沃也成为了这场生意中的大赢家，一文未送而全面胜利，商人在处理官商关系中的智勇双全展露无遗。

　　【解决方案】

　　其实很多官员需要的不仅仅是钱，职位对他们是最重要的。尤其在他们职位变动前的一段关键时间内，这时的帮助胜过真金白银。

　　如果一位企业主能在官员的职位发展上能设身处地、推心置腹地提出自己的建议，一定能获得官员的高度认同，而要是能有实际的帮助，其效果要远远好于送很多金钱。

　　任何人都需要尊重，对官员们前途和发展的尊重无比重要。

　　孩子：工作之外的好话题

　　吴纲先生(化名)是北京西洋(化名)教育科技集团的董事长。自公司创立以来，该集团的主营业务是外语培训，年营业额已经达到了10亿元左右，已经在全国主要经济中心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

　　而在十多年前公司创立时，该集团是从一间漏雨的十多平方米的寒舍里起步的。十多年前，吴纲还是北京一家高校的大学老师——不谙世事的一斯文书生而已，不会和政府官员打交道。自从办了企业，吴纲不得不亲自来面对政府部门了。

　　第一次和政府官员吃饭时，吴纲只知道碰杯、给自己灌酒；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在与政府官员交往时已经应付裕如了。现在，他的交往圈子中，政府部门的主要是司局级人士，副部级、副省级的官员朋友也不在少数。经常是打一、两个电话，就推开了一个副部级、副省级官员的办公室门，进去聊得很长；或者是他自己也经常接到这样级别官员的电话，“吴纲，你哪天有时间吗？我有个事情真要和你讨教讨教，问问你呢。”

　　吴纲是通过什么途径完成这么大的跨越的呢？

　　【解决方案】

　　孩子是企业主与官员之间一个比较好的话题。政府官员也是人，也有家庭，有家庭就有孩子，就要面临孩子的上学、工作等方面问题。如果一位企业主能在官员孩子的上学、工作方面提出关键的建议，或者有实质性的帮助，这位企业主与官员的关系将从工作交往关系升级为私人交往关系甚至私人朋友。

　　在自己的公司业务和政府官员的工作、家庭之间一定有“结合点”。吴纲的公司曾经是北京乃至全国有名的出国留学咨询机构，所以他在出国留学方面足可以给行外人当一个咨询顾问了。而吴纲交往的政府官员，他们的子女正在准备出国留学，或者有出国留学的意愿或计划，通过子女出国留学这个“结合点”，吴纲非常自然地和这些官员们建立了工作关系难以达到的良性互动关系和私人友谊。

　　其实，出国留学只是太多“结合点”中的一个而已。

　　孩子的话题可以长期地把官员与商人维系在一起。如果一位商人能在孩子话题上和官员有深入交流，工作方面的交流同样一定不成问题。顺便说一句，“孩子交往”也许比“高尔夫交往”、“金钱公关”更有效、更持久。




企业如何争取政府支持


　　王一江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政企关系实质要获得政府支持，获得政府资源，必须先对政企关系的实质有所认识。这个关系的实质，概括来说，就是互相需要，互相依赖，但不平等，即政府大，企业小。

　　互相需要和互相依赖，是因为和谐的政府与企业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关键一环。在政企关系中，企业的发展为社会创造财富、就业、收入，这是社会和政府都希望和需要的。而政府则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基础设施、社会秩序等必要条件，这些也是企业发展所离不开的。

　　虽然互相依赖，但不能说这个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在政企关系中，主导方是政府，因为它有资源优势。政府的资源优势体现在其对资金、土地和政策的掌握。2005财政收入超过3万亿元，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存款超过10万亿。当然，除了经济资源，政府还掌握着立法执法，制定政策等一系列非经济手段，以确保其在与企业经济关系中的权威性。

　　对这种相互依赖和需要的关系，这种企业对政府总体来说处以从属和服从的关系，优秀的中国企业家，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有政治觉悟、政治智慧来处理它。

　　处理政府关系的关键

　　处理好和政府的关系，获得政府政策和资源方面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企业家必需理解政府的需要。在此前提下，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注意把握以下六个关键点。

　　1)成功导致更大的成功。前面说过，政府需要财政收入、社会稳定。这些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而经济发展，又需要通过成功的企业来实现。这意味着，政府最需要、最倚重的，是成功的企业！政府在资源和政策上都会向成功的企业倾斜。因此，获得政府资源和支持的第一诀窍，是要办好自己的企业，使之成为成功的企业。成功导致更大成功。

　　何谓成功？按照办企业的原则，成功的标准应该是持续赢利，投资的回报率。这可能和企业现有的规模有关，也可能和企业优良的管理、卓越的技术或创新的产品等有关。因此，一个企业的高速增长，是获得政府支持的一个前提条件。

　　2)善于期望管理。已经成功了，当然什么都好说。还未成功的企业，该如何争取政府的支持，从不成功走向成功呢？关键是要巧妙运用期望管理的方法，使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家企业充满希望，有光辉前景。这是获得政府资源和支持的第二诀窍。

　　期望管理的关键，不一定是自己已经拥有和控制了大量的资源(如果已经有了大量资源，则可以认为“期望”已经成为“现实”)，而是善于发现符合握有资源的政府部门自身利益的商机，拉线联络，资源组合，把“饼”画给大家看，把自己需要的项目做起来。

　　3)掌握政府阶段性需要。发展经济，增加收入和就业，实现社会稳定，这是政府的基本目标。但这个基本目标，在不同时期，是有不同侧重的。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些例子，看到政府政策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变化。

　　i)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致富”，“关心弱势群体”，“和谐社会”。

　　Ii)从“翻两番”，强调增长，到“科学发展观”,节约型经济。

　　iii)从加工型开放经济，到“自主创新，自主知识产权”。

　　iv)从“城市化”到“新农村”。

　　v)从“需求拉动”，到宏观调控。

　　政策导向，决定资源的走向和购买力的转移。比如“需求拉动”，有几千亿资金投入了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比如建设“新农村”，商业部要在农村办成百上千个连锁超市，出版文化部门要在农村乡村镇办千千万万的阅览室和图书馆，国家和全社会在农村和农业方面的投资，估计在万亿元以上，农村购买力增加，在数千亿元以上。办企业的，怎么能不充分利用这种阶段性政策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商机呢？

　　4)了解和掌握政府的局部需要。各级政府，各地政府和政府各部门，往往都会有不同需要，企业需要敏锐掌握，从中观察和获得机会。

　　比如，当中央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强调宏观调控时，或考虑到社会稳定因素，调控房价时，某些地方政府可能觉得本地区的经济不是过热，而是不够热，本地区的房价不是过高，而是合适。

　　地区间的差别也是巨大的。当内地在努力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努力追赶沿海发达地区时，沿海地区已在强调经济上新台阶。即使在沿海发达地区，深圳强调的是高科技立市，走的是“科技型”发展方向，浦东要把自己建设成全国和未来东亚的金融中心……

　　针对这些各级、各地、各部门政府需要的差异性，企业要得到更大的政府支持和更多的政府资源，是否应该分析一下，给自己定定位，自己能为哪一个政府需要，提供最大的帮助，做出最大贡献呢？

　　5)注重自身形象。政府虽然对企业有多方需要，但总体来说，它更多的是对社会负责，它的决策也一定包含了对种种社会压力和问题的反应。由于这一原因，政府不倾向于支持社会形象恶劣的企业。因此，企业要获得政府支持，诀窍之五是要加强形象管理，当前要特别避免企业获得“污染环境”，对员工“不人性”，生产中“浪费”、“高能耗”，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之类的“丑恶形象”。

　　6)保持独立，参政议政。在争取政府支持的同时，应该牢记，企业毕竟不是政府部门，不能完全代替政府，以政策和目标的实现为己任。企业和政府的最大区别是，企业是经济单位，需要利益优先，效益优先，通过提高自身效益，来为社会作贡献的。而政府是政治组织，考虑问题总是政治优先，有时会牺牲经济效益来实现某些政治目标。因此，“以企代政”是有很大风险的。

　　所以，在争取政府支持与资源时，企业必须做到，不以企代政，并通过对话、沟通、参政议政，使政府更好地理解企业的需要，平衡好经济发展与短期政治需要的关系。通过目前企业与政府对话的渠道包括媒体舆论，行业性组织，政协，人民代表大会，和党的正式组织。

　　从一些企业的经验来看，企业未得到政府支持时，一心想和政府的需要合上拍，获得更多的政府支出，但在入围之后，享受到种种方便和优惠，个别领导或某届地方政府对自己关爱有加时，则只顾“充分享受”，忘记了“过尤不足”的道理，不注意保持企业的相对独立性，以致后来吃了苦头。

　　总 结

　　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使企业最大限度受益的最大关键，是企业家要了解政府的需要，及时掌握党和国家，以及地方政府政策的变化，并采取相应措施，通过适当渠道，做出调整和反应。政府的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阶段性的，这其中也就孕育着多种多样广阔丰富的机会，需要企业家提高自身的智慧来发现和实现。



企业家的政治搏弈术


　　吴小波 著名财经作家，现居住杭州

　　一

　　1993年4月，中国企业界接连发生了两起企业家落马事件，大邱庄的禹作敏和长城公司的沈太福相继被捕。他们都是在与政府激烈的对立抗衡后失利的。

　　那时的禹作敏如日中天，他领导的大邱庄由一个华北盐碱地上的讨饭村变成为全国最富有的村庄，俨然成为中国“第一号农民企业家”。上年冬天，他的部属打死了一个人，“老爷子”决定包庇犯事者，他让相关疑犯或连夜离开大邱庄，或躲藏起来，一切事宜都由他出面抵挡。当检察部门派人员来取证时，他将之非法扣留13小时。前来执行公务的公安干警又被大邱庄设卡拒之门外。后来，天津市动用400名武警封锁了通往大邱庄的所有通道，禹作敏竟命令全村100多个工厂的工人全部罢工，上万本村及外乡的农民手持棍棒和钢管把守小村的各个路口，与武警全面对峙。就这样，禹作敏被捕，大邱庄很快也随之走向没落。

　　沈太福是当时最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家，他创办的长城机电公司发明了一种新型节能电动机，他以此项目向社会集资，并给出了年息24%的高利息，在短短半年多时间里，长城公司在全国17个城市募集10亿元，投资民众多达10万人。他的“长城模式”得到很多媒体、专家和官员的称赞，然而中央政府则担心这种高息集资将扰乱中央的金融管制制度，于是，由中国人民银行下发通报，认定长城公司“实际上是变相发行债券，投资风险大，投资者利益难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筹集资金”。这时候的沈太福自恃有高层人士、上百位老干部以及10万集资民众的“撑腰”，便想跟国家机器进行一次博弈。然而，中央政府毫无退让迹象，沈太福随之被捕。

　　禹、沈两人的下场都非常悲惨，64岁的禹被判刑20年，最后老死狱中。沈太福则在次年以贪污罪和行贿罪被判处极刑。他们都是在事业的巅峰时刻陡然堕落的，而造成其命运的最敏感因素，便是政治博弈的失败。

　　二

　　中国的公司成长，与宏观的经济变革密切相关，这也使得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素养。尤其是在改革的中前期，企业家的“政治博弈术”往往决定了企业的命运轨迹。除了禹、沈的“对抗型”之外——近三年间，华晨仰融算是另一位“对抗型”代表，我们还可以总结出其他的一些类型。

　　“依赖型”——早期改革往往有典型先行的特征，那些被选中为改革典型的企业家有时候便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既然是典型了，那么政府一定不会让我倒掉。其最典型的便是步鑫生。1983年，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因严格管理而成为举国学习的“活榜样”。政治的光环使得步鑫生放松了经营而日日忙碌于演讲和开报告会。日后他曾对人说，“当时我有一个错觉，既然是党中央把我树成了典型，肯定是不会让我倒掉的，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呢？”而事实却是，几年后，企业难以为继，谁也保不了他，最后以黯然下台而终止了企业家生涯。

　　“滥用型”——因改革而成名，却将这种辛苦形成的信用率滥用。1991年前后，南德集团的牟其中在既没有外贸权，也没有航空经营权，更没有足够的现金的情形下，用几车皮的四川罐头换回了前苏联的飞机，他也因此成为“资本经营”的先驱。当时，举国舆论及各地政府均对他充满敬意。然而，牟其中却从此再没有认真地做过一笔生意，他到处演讲许诺，常常信口开河，几年下来，他连续不断的、令人瞠目结舌的、恶作剧式的承诺最终使他在政界、经济界、传媒界和社会公众层面多重失信。

　　“借用型”——中国的改革带有很强的周期性，每到一个阶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思潮，而善于借用者便自然成了最可能的利益获得者。在这一方面，很多老资格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其中高手。曾担任了48年村支书的知名农民企业家、江苏华西村的吴仁宝便曾直言不讳：“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点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据称，他每天晚上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从中揣测政治风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甫一公开，他当夜召集开会，预测中国经济将再度高速成长，于是决定囤积钢材，狠狠地赚了一笔。在外来商人中，黄鸿年最具典型性。小平南巡后，加快开放顿时成为共识，便在这时，印尼巨贾之子黄鸿年第一时间来到中国，他先是在香港组建了一个中策公司，自称是“配合中国改革开放策略”之意，然后便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收购活动。他的购并基本上都是“市长工程”：与政府一把手直接沟通，利用他们急于创造改革业绩的心情，借南巡东风，用好政治牌，高举高打，以气造势。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中策斥资4.52亿美元购入了将近300家国营企业。黄鸿年之后将优质资源包装，出售于其他跨国公司或在海外上市，成为当时获利最为丰厚的外来资本者。

　　“若即若离型”——与政治始终保持一步之遥，这是另一位民营企业家浙江万向集团鲁冠球名言，他也因此成为企业界的“常青树”。鲁成名甚早，在80年代中期就成了乡镇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乡镇企业协会成立的时候，会长由农业部部长兼任，两个副会长，一为禹作敏，另一为鲁冠球。我在企业史的创作中，收集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细节，1993年，禹作敏与天津政府公开对抗，矛盾激化，与禹关系颇佳的鲁冠球曾去信慰问，其中有“投鼠忌器”一词，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应该会考虑到他的改革影响力，不至于给予严厉的惩戒。然而，日后的事态发展竟大大地出乎他的预料。这一事件后，鲁冠球开始重新思考企业家与政府的博弈关系。十多年后的今天，他身上的政治色彩已非常淡化，呈现出一位老练的家族企业家的本色。

　　三

　　在中国，企业家应当与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这是一个已经被谈论了将近30年的课题。我以上所列举之人都是90年代中期之前的案例，不过，其内在的逻辑性却至今仍然有效。

　　中国的经济成长越来越呈现出国家商业主义的特征。在未来的数年内，财富积累的重点将主要在两大领域展开：其一是以互联网和移动信息技术为中心，将诞生大量的新产业和成长机会，很多传统行业将在这种变革中急剧洗牌，利益将在新的交易平台上被重新分配；其二是以垄断性资源为中心，将展开一系列的资本重组活动，拥有这些资源的政府将把大量的垄断机会进行市场出售，而在这一过程中，跨国公司以及民间资本者的政治博弈技巧便显得非常的重要。往往，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这里所论及的种种类型，或者可以成为后来者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