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如何变直流电:《洞庭湖经济史话》五

第五章  商贸•市场连着海内外

    洞庭湖区商业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古代商业的兴起至1840年鸦片战争，属传统自然经济商业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自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前夕，属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商业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自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属计划经济商业发展阶段；第四个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属准市场化、市场化经济商业发展阶段。研究各个阶段商业的形成、发展的关系及其规律，对于弄清洞庭湖区商业的特点、地位和作用，促进商业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商品货币的兴起

     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前一时期的经济是后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起点，后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内容，常常包容前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因素和现象。中国商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封建时代的商业，并不是封建生产方式确立统治地位后突然发展起来的，而是以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过程中的商业状况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前封建时代的商业是在殷商时期商业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进入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的发展使人们手中有了剩余产品，可以进行少量的物与物的交换。随着交换规模及地域的扩大，产生了专门走街窜巷从事物物交换的货郎，也就是最早的商人。武王伐纣灭殷，建立周朝，殷遗民过着受压迫的生活，既无政治权利，又无土地，只好东奔西跑做买卖，日久便成为殷遗民的职业特点。由于这些贸易之人来自商部落，所以称作“商人”，他们的交易活动就是“商业”活动。随着交换的发展，人们为了交易方便，在小商贩的推动下，出现摆摊式经营方式。起初，商贩的摊位处于各个角落，后来他们逐渐发现，交通交汇处及摊位集中的地方，交易量要大得多，于是每隔一定时期在固定地点或相邻几个地点轮流进行物与物的交换，以解决人们生产、生活资料买与卖的问题，并把这种物与物交易地称作“市”。史志中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和“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前朝后市”的记载。据考古发现，当时洞庭湖区的市，也大多是原始市场，故有“市朝则满，夕则虚”的说法。人们以赶“庙会”、“戏场”、“墟场”的形式，交流自产的农副土特产品，换回所需要的生产、生活物资。后来，“场”逐步发展，定期接纳来人“赶场”，集期相互错开，分别以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或初五、十五、二十五为期，也有的是“日日集”。每逢集期，人们蜂拥而至，互通有无，或集中换物后易地销售。《孟子•滕文公（上）》载：“农夫以粟易械器，工匠以械器易粟。”农村实物交换普遍盛行，城市亦复如此。随着实物交换的发展，那些特殊的使用价值，便逐渐沉淀为一般等价物，例如牲畜、布帛、粮食、石、铜、贝，玉，骨等，都先后充当过这一角色。《周书•酒诰》讲到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诗经•卫风•氓》载：“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这里讲的“布”，就是布币。《诗经•小雅•小宛》曰：“握粟出卜，自何能谷。”《郑笺》曰：“谷，生也。……无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胜负，从何能生。”所谓“握粟出卜”、“持粟行卜”，都是以谷作为一般等价物。以后若干世纪，仍沿用以布、帛、谷作为一般等价物，此乃商业不甚发达的迹象。西周领土辽阔，各地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商品交换有相当的发展。《诗经•瞻仰》曰：“如贾三倍，君子是识。”这说明在贩运贸易中，贸迁有无，可牟取三倍之厚利。“君子是识”是言商业为贵族所垄断，即“殷人之王”服牛马以为民利，诸候无牛马之劳，商业归王室统摄，只有以有易无（珍异）的特遣商而无私商。西周承之“工商食官”，商业官营。商贾“不败其业”，乃为官府直接管制之下的官商。随着实物交换向货币交换发展，商业日益独立化，商人因贩贱鬻贵而积累货币，出现了私营商业。《国语•齐语》载有齐桓公与管仲的一段对话：“桓曰：‘成民之事如何？’管仲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易，……昔先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今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商之赀，以知其市之价；服牛轺马，以周游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且朝夕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这段对话反映了由四民不迁、“处商就市井”到“群萃而州处”、父子传习、相语以利，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长途贩运贸易中，市贱鬻贵，积累资本，私商由此而生，从而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格局。私营商业，列国皆然。大富后之私商驾凌诸候之上：“夫绛之富商，韦藩大楗以过于朝，惟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候之贿，而无寻尺之禄，无大绩于民故也。”


               
①《周易•系辞下》、《考工记•匠人》

    春秋战国时期，秦、晋、齐、楚、吴、越等国均涌现一批私商。郑当齐之要冲，为晋、楚及南、北商业交通的中心，故郑商尤为炫赫。其时，各国的商人与诸候相互依存，乃至互订盟约以示互不侵犯。或以财力行诸候之贿，或藉犒师为国却军，或置诸候中以营救大夫，或与诸候分庭抗礼，诸如此类，皆为后日商人地主之鼻祖，也说明私商在商品交流中有了一定的货币财富积累。《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传》曰：“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而息之，遂至巨万。”这说明子贡家累千金，范蠡遂至巨万，财富均以货币计算。故其时财富的积累主要为实物计算，也有以货币计算的。当时的楚人（包括洞庭湖区先民），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是殷人的贸易伙伴。人们从殷人最早使用海贝作为货币、楚人独用铜贝(称蚁鼻钱)的事实推测，楚国也是我国早期商品经济和货币的策源地之一。因为海贝以及仿自外来海贝的蚁鼻钱，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正是由于贸易扩大，商品经济发展，才有了货币的发明。据明崇祯《长沙府志》载，“楚铸钱处”就在长沙铜官窑和岳州窑。周武王克商，继续与荆楚保持贸易关系，并封以子男的爵号。与此同时，楚人还跟西南的越人、巴蜀人、滇人做生意，用缯帛的工艺品换取那里的货贝。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晋师伐楚，随武子就断定楚不可伐，其原因就是楚国“商农工不败其业”。楚国商业发育较早，主要表现在：一是鼓励发展贸易，重农而不抑商；二是商人居四民之首，中原的“四民”按“士农工商”排列，而楚国却有“商农工贾”之称，“行曰商，坐曰贾”，商贾并列，而这只能归因于楚人对商业的重视及商贾在楚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的特殊地位；三是官府垄断工商业。楚怀王时期，楚江南、黔中地乃是中原各地与南越、黔、滇交通的中介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楚商人贩运内地丝绸，一路溯沅水而上，到大秦（东罗马）、天竺换回琉璃制品，再与中原各地交换。在这个跨洲商业贸易中，洞庭湖区的古代商业显然起了重大作用。楚怀王的弟弟鄂君昭阳，是楚国的大司马、柱国，同时又是一个大商人。他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150艘船的商队。这支商队常年穿梭于长江、洞庭湖之间，水陆并进，无处不往，几乎可达南国各地。这种商业贸易的规模，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大的。为了便于商贸，楚国特地为商队铸造了用于免税的金节，只要出示金节，一律免征关税。这就是著名的《鄂君启节》。节用青铜铸成，上有铭文曰：“得其金节则勿征”，“不得金节则征”。从享受国家免税的优待看，楚国已牢牢把商业控制在官府手中了。从楚国与各诸侯国的商业贸易看，彼此之间也有着广泛的商业往来。楚国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不断地打开各国的商业通道。如晋楚虽为世仇，但商业往来却很频繁，以至出现了楚材晋用的情况。“楚材晋用”这个成语最初讲的是：蔡声子使晋过楚，令尹子木问他：“晋大夫与楚孰贤?”他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说明，楚国的木材和皮革已远销三晋。再如齐楚，《管子•轻重戊篇》记载了两国间的大宗鹿买卖活动：齐桓王筑建百里之城，派人到楚国购买生鹿，当时1只生鹿价值8万。一时间，楚国一些百姓纷纷放弃农耕而去捕捉生鹿，以期赚得大钱。管子还告诉楚国商人说，你要是搞到20只生鹿，我给你金百斤，200只则金达到千斤。这同时也反映了楚民强烈的重商重利观念。

    战国后期，地处楚国南翼的洞庭湖区，由于距郢都较近，受其辐射和拉动作用，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特别是楚国对其采取的比较宽松的经济政策，更为商贸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后汉书•南蛮传》载：长沙武陵蛮“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岳州、武陵作为楚南重镇，当时已成为洞庭湖区的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其主要原因：一是从西周以来，长江和湘、资、沅、澧四水已成为楚国交通要道，楚人据此沟通南粤和西南贸易，洞庭湖区成了楚与粤、桂、黔、川、滇的交通要道和南北货物的中转站；二是洞庭湖区幅员广大，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物产丰富，有着良好的商业贸易基础；三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已在洞庭湖区流行。考古材料证实，当时洞庭湖区使用的货币，如蚁鼻钱、郢爱等，在岳州、常德楚墓中均有出土。蚁鼻钱即铜贝，郢爱即黄金铸贝。黄金价贵，又利于保藏和转运，以此作为货币，进行大宗交易或积累货币财富，远胜于铜币。这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促进商业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楚国是战国时期唯一使用黄金铸币的国家，使中国得以挤身于世界最早以黄金作货币的国家行列；四是城市的兴起，是商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洞庭湖区已出现不少城市，如澧水流域的古城岗城，沅水流域的黔中故城，湘江流域的罗子城、麋子城等，这些“城”虽然大多为政治军事之用，但随着人口的增多，商品交易日益频繁，逐渐成为手工业和商业的中心。这一时期，洞庭湖区商业的发展所引起的变化有二：一是产生了为卖而买的交换。自然经济不能完全没有交换，但那是偶然、个别、被迫的，是为买而卖。随着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便出现了为卖而买的交换，所谓“温圃之利”，“理园圃而食者几何家”、“男女有巧伎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①就反映了当时手工业、农业生产的商品化趋势。生产者自此就不是把生产物当作使用价值，而是当作交换价值来生产，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在其间行使交换职能，构成商品——货币交换的统一，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品市场。这样，便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格局，展示出商品随商业而运动转化的前景。二是产生了资本的停滞状态。之前，由于小农经济的薄弱，剥削的惨重，农村购买力的贫乏，市场的狭隘，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有限，纵然有资本积累也主要停滞在流通领域。所以，商人的职能很单纯，就是贩贱鬻贵，使“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并在流通过程中攫取暴利。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曾描绘商人在贩运贸易中积累资本的生意经：“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就是贩贱鬻贵，为卖而买。战国后期，更是“率万家而城方三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②，原来的古城堡为奴隶主及其扈从聚居之所，至此，古城堡脱去了原来的色彩，出现了一些“自由”手工业者与“自由”商人，蔚为新兴的集市。

    秦、汉时期，洞庭湖区随着封建制度的形成和确立，交通险阻的去除，度量衡和货币制度的统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产品总量增多，民间家庭纺织业的发展，为统一市场创造了物质前提。继而“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诸候四通，货物交易之所聚也。”①由于统一市场的形成，使秦、汉之前资本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停滞于流通过程之中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使复杂的货币归于统一，商品——货币经济得到了发展。由于各地互通有无，交换活跃，“因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致使贩运贸易空前，出现了“重装富贾，周游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的景象②。

               
①《管子》卷九，问第二十四。
②《孟子•公孙丑（下）》

      隋、唐时代，由于国家统一，经济发展，南来北往，交易频繁，为便利转输，要求减轻货币重量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引起了作为等价形态的货币的变化，自汉至南北朝沿用近八九百年的五铢钱时代宣告结束，开创了开元通宝钱的历史新局面。这是适应日益增长的商品——货币交换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变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为了解决商款的收支以及行旅携带现款之不便，便创立了汇兑制度。洞庭湖区当时的茶叶为大宗农产品，要远销华北和西北，多无货可资回易，需要汇兑来解决。大抵因大商人拥有巨量的现钱，钻钱帛兼行的空子，抑勒贫下，从中渔取暴利，致通货紧缩。所以《旧唐书•食货志》中特别提到“茶商等公私便换现钱，并须禁断。”但收效甚微。于是，宪宗元和七年（812年）五月，户部王绍、度支卢坦、盐铁使王播等奏请由国家统一经营汇兑制度。这是国家正式专营汇兑制度的开始，也开世界金融史之先河。古诗中所谓“腰缠十万贯，跨鹤上扬州”，向来以为是诗人的夸张之句，知晓汇兑制度，则知其为现实。然而，与此相违的矛盾现象是唐代实行两税法后，因皇室拥有大量绢帛可以资为交换手段，所以商业贸易中仍钱帛兼行。直到唐末，银有了法定比价，才正式作为通货广泛流行。

    ①《汉书•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入宋，宋太祖令“钱必成文，银必成钱”，铜、铁为法币。宋初沿唐制由国家经营汇兑制度，有官营而无私营。计1缗卷私刻钱20的汇水，卷即汇票。后来汇票转成了交引钞。飞钱即汇兑，又曰“便换”。汇兑制度的实行，使商品——货币交换的矛盾大大减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终宋之世，虽未正式铸造过银币，也无正式宣布银为法币的明文，但银在事实上的使用更加普遍了。

    元代，洞庭湖区“十家之聚，必有盐米之市”，说明农村普遍卷入商品——货币交换的过程，是市场向纵深方向的扩展。元代以银为主币，钞为辅币。由于钱荒日益恶化，铁钱之重，纸币之滥，铜本位逐渐为银所代。至此，政府便在法律上明定银为主币，钞为辅币，而不用钱。

               

    清代，由于商品——货币流通的增长、银两的通行、银元的产生，经营金融业的钱庄乃应运而生，有钱号、钱庄、票号种种称谓，由历代的钱肆、钱铺发展而来，是近代银行的前身。清代与唐、宋、元之“柜坊”不同，钱庄所受存款，可以自由运用，其业务还包括放款、现金兑换，把持货币市场，有由信贷业转向信托业的倾向。清顺治九年（1652年），常德即有当铺6家。益阳境内于雍正元年（1723年）出现当铺，六年（1728年）才有当铺3家。道光十七年（1837年），安徽人在益阳县城贺家桥开设协成当铺，总资本3万银两，获利丰厚，名噪一时。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江西人在沅江县城西街开设石记当铺，注册资本3万银两，雇员20人。咸丰元年（1851年），临澧县巨富在县城设立“汇丰典”号，兼营纸币发行、汇兑和放款，经营范围广，资金多，规模大，受乡人仰慕。同治初，省会长沙的票号、钱庄相继发展，规模渐宏，并先后来洞庭湖区设立分庄。光绪年间，常德票号极盛，兼营存、放款。同治九年（1870年），岳州城内规模最大、业务最全面的“裕泰恒”钱庄，发行有“一串文”纸币。尔后，钱庄日趋兴旺，除岳州、常德、益阳外，湖区各县及较大集镇也相继开设钱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政府派盛宣怀督办芦汉铁路，他深感银行是“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气脉”。随后，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奏准设立，名为商办，实为官商合办，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属于官僚资本性质。至清末，全国各种商办银行陆续成立，共设立大小银行（包括官办）17家。湖南官钱局常德支店随即设立。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湖南官钱局在益阳设立子局。大清银行常德分号于宣统二年（1910年）2月设立，为全国三十五个分号之一。宣统三年（1911年），岳阳城区“陈恒昌”、“宜昌”、“永昌”、“通裕”等钱庄资本皆很雄厚，在商界享有盛名。

    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的金融机构变异甚多。民国元年（1912年）4月，湖南官钱局常德分局更名为湖南银行常德分行，益阳子局改为益阳承兑处，翌年又设立湖南银行岳州支店，均办理货币发行与兑换业务。同年，官商集股创办岳州商业银行，开境内新式银行之先河。至民国5年（1916年），常德境内有钱庄48家，资本总额643万元，发行纸币206万元；岳阳境内拥有大小钱庄37家；益阳境内有钱庄23家。其中，规模较大的钱庄，益阳有裕恒益、吉祥瑞、人和、久大裕，常德有义源大、仁丰泰、普益等。南北军阀混战时期，洞庭湖区商业凋敝，金融一度动荡，币值跌落无常，当铺、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接连歇业。民国7年（1818年），湖南银行倒闭，各分行、支店、承兑处因挤兑牵连，纷纷歇业，金融处于停滞状态。经过10多年的喘息复苏，至民国18年（1929年），洞庭湖区的钱庄始恢复发展。民国23年（1934年），常德的钱庄发展到10家，资本总额24.5万元，存款58万元，放款71万元，汇款2620万元。抗日战争爆发后，多数钱庄又被迫歇业，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钱庄再度兴起。至民国38年（1949年）6月，益阳县有钱庄52家，南县9家，沅江12家；常德有钱庄40多家，其中城区12家、澧县10家、安乡4家、津市4家、桃源县10家，、汉寿县3家、石门县1家。另有地下钱庄140多家。岳阳境内有钱庄40多家。但由于长期战争影响，国民政府大量发行法币，造成物价猛涨，法币全面崩溃。民国37年（1948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发行金圆券，以300万：1的比例限期回收已破产的法币，但仍然无补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物价犹如脱缰之马，狂涨不止，至38年（1949年）3月，金圆券从洞庭湖区退出流通，银元、铜元重新占领流通领域。7月，国民政府中央及地方所设银行和民间金融组织，均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复灭而解体。

    从洞庭湖区商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货币乃商品价值的符号，财力的体现。商贸的繁荣和停滞，是与金融的兴旺和衰落紧密相连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而生产的商品化又是以商业发达为前提。实行“重商”和“抑商”两种不同的政策，就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重商者，国则兴，民则富；抑商者，国则衰，民则穷。洞庭湖区商品货币经济，之所以一出现就表现不俗，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

    （一）洞庭湖区农民经济的特殊性，是促进商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的重要因素

    从封建时代的横向比较来看，洞庭湖区的农民经济不同于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经济，也不同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农民经济。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农民经济主要是农奴经济，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都可以在封建庄园经济中得到满足。而洞庭湖区的农民经济虽然就其本质来说，也是受封建制度剥削、统治的农民经济，但因为洞庭湖区的农民，多是从外地迁来的垦殖移民，就其身份来说，有的是自耕农，有的是佃农，各家各户的生产，都是分散的、独立的小农生产。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除一部分靠自己劳动的产品来满足以外，相当部分的生产、生活用品要靠用自己的生产物去换取，或是用出卖劳动获取货币，再以货币去换取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因而，封建制度下的洞庭湖区农民有的已经变成了商人、半商人。《国语•齐语》中管仲和齐桓公对话时，把商人与士、农民、手工业者并提为国家之“四民”，足见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现有史料来看，当时的商人群体中，又分成了不同的阶层，既有开设店铺，从事正当商业经营活动的一般商人，也有亦工亦商、前店后坊的手工业者兼商人，还有一部分专做囤积居奇活动的商人，这就是《孟子•公孙丑》中所说的“贱丈夫”。其文曰：“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有司者治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后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由于洞庭湖区农民经济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他们与商业紧密联系，并促进商业不断发展。

      （二）洞庭湖区水网密集，交通发达，有利于商贸流通

    自秦始皇开驰道，拓展全国交通，洞庭湖区与中原、岭南的联系日渐便利。至唐宋，洞庭湖区基本形成了东去吴越、西进巴蜀、南达岭南、北上中原的交通网络。北宋时，洞庭湖区与中原的联系主要是水路，洞庭湖区各地把货物先集中于潭州（今长沙）、岳州，然后，再由潭州、岳州入长江航线，运至真、扬、楚、泗州转般仓，分调船只溯流入汴京。洞庭湖区与两广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灵渠使“北水南合，北舟逾岭”，大大便利了洞庭湖区与岭南漕运和商旅贸易往来。此外，湘、资、沅、澧四水沿线，还建有码头、驿馆、递铺等，把洞庭湖区与各地沟通起来，“北来因鼎粟，南至山渠（灵渠）船”。随着交通的拓展和经济的发展，浙、闽、广一带的商人涌入洞庭湖区进行贩茶、贩盐、贩米贸易的日益增多。每到产茶时节，这些客商就“聚在山间，搬贩私茶”；外地客商也带来一些产品进行交换。南宋淳熙（1237～1252年）年间，淮东发生天灾，荆湖客旅贩米往粜，沿路税赋以各种名义减免，浙、闽、粤一带商人大批涌入湖区收购产品，并带来沿海产品进行交易。

    （三）以商求富的思想影响和封建统治集团的崇尚奢侈，也是促使洞庭湖区商业繁荣的重要条件
   

    王公贵族对于军马的需求以及对珍奇异兽的贪求，欧洲商人对于中国土特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寻求，都从客观上促进了封建时代洞庭湖区商业的发展。同时，难能可贵的是，在大多数历史时期，洞庭湖区的管治者大多采取了“兴商”、“富商”的政策，促使商贸一度呈现繁荣和发展的态势。

第二节   曲折前进的三十年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30年，是我国商业艰难发展、曲折前进的30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洞庭湖区与全国、全省各地一样，几千年的小农经济的商业贸易制度，被苏联、东欧式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商业贸易制度所替代。这种商业贸易制度的基本特征：一是以国有商业为惟一经营渠道（城市市场由国营商业、粮食部门垄断，农村市场由供销合作社垄断）；二是以低物价、低工资、配给制为主要内容的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需求制度；三是以行政性征集商品，计划分配和计划调拨商品为主要内容的商业经营管理体制。这三个方面又具有形式上的历史对应关系和运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赖的逻辑关系。在这种商业贸易体制下，商品市场的组织形式是完全垄断型，国营商业、粮食、供销、外贸和金融系统分别是一个庞大的科层组织，在严密的计划下组织消费品与物资在全社会流通，其他部门无权从事商品的流通活动。完全垄断型组织根据计划分配调拨产品，经营中没有风险，不需要竞争。商业、粮食、供销和银行系统与其说是流通和金融企业，不如说是政府的产品分配部门。
  
    一、商业体制

    解放初期，国家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在扶植私营商业发展的同时，相继建立国营贸易和土产、烟草、盐业、粮食、花纱布、百货、石油、煤炭、建筑材料等经营机构，洞庭湖区逐步出现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私营商业、小商小贩以及农民贸易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流通格局，商业出现了转机。1952年，仅常德地区收购农副产品总额就达到8707万元，社会商品零售额达13498万元，比1949年增加54%。其中，国营商业占13.44%，供销商业占16.21%，私营商业占63.25%。

    1953年夏，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11月，在全国统一部署下，洞庭湖区实行粮食、食油统购统销，不允许私商和其他人插手经营粮油。1954年7月，实行牲猪派购，9月，棉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关闭自由市场，不准私商经营。农副产品划分为一、二、三类，实行分级管理。1956年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之进入高潮。是年底，常德地区共有私商20290户，26567人，纳入公私合营的5094户、8681人；纳入合作商店的6089户、7324人；纳入合作小组的3366户、3643人；转为代购代销的801户、1032人；转为经销的1624户、1872人；公私联营的126户、142人；直接进入国营企业的6户、21人。2072名资方人员，安排担任各级、各公司、门市部负责人和股级以上干部的达2057人。通过公私合营改造，主要商品开始由国家统一调拨，对地方私营工业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国营商业掌握了主要商品货源，基本上控制了批发市场，成为洞庭湖区商业的领导力量。与此同时，合作商业也开始建立和发展起来。

    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经济发展规律、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左”的错误思潮开始泛滥，共产风、平调风、瞎指挥风随之兴起。洞庭湖区与全国各地一样，商业体制出现严重倒退，城市公私合营商业、合作商业全部并入国营商业，各种经济成份一律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济。特别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拆并商业网点，导致商业经营业务急剧下降，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资料供应短缺，凭票供应商品由1957年前的8种扩大到50～60种，货币流通量与库存商品之比仅维持在1：1.52。

    1961～1965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洞庭湖区按照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商业四十条》（即《关于改进地方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对商业体制进行调整。同时，认真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发展总方针，做了大量的稳定物价和繁荣市场的工作。至1965年，洞庭湖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69674万元，其中：常德34018万元、益阳18266万元、岳阳17390万元。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潮又一次抬头，洞庭湖区各种商业机构纷纷被撤消，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手工业劳动、集市贸易、长途贩运等都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加以批判和打击，商业贸易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1978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仅135175万元（常德地区52099万元，益阳地区41800万元，岳阳地区41276万元），比1965年仅增加65501万元，13年间年均增长5.2%。

     二、粮食体制

    1953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标志着我国计划经济的粮食体制正式构建。在这种粮食体制下，粮食流通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和极强的垄断性。计划性是指粮食流通属于指令性计划，包括数量计划、品种计划和价格计划，并且涵盖了收购、销售、调运、储存和加工五大业务环节。收购包括农业税以实物代征的征收部分和按计划执行的统购部分，因而习惯上合并称之为“征购”。由于否定了粮食的商品属性，因此粮食在系统内销售被称为“粮食调拨”，在零售环节被称为“粮食供应”，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粮食流通被称为“粮食调运”，在系统内部的加工被称为“价拨加工”。作为零售的粮食供应，主要限于城镇居民的口粮、饲料粮、行业用粮和军粮，其中口粮需凭证、凭票、定点、定期、定量、定品种、定价格供应，可以说，粮证、粮票、粮站是传统粮食流通体制的代名词。粮食流通的垄断性是指国营粮食部门对粮食流通承担的业务，是一种政府特许的具有浓厚的政治使命色彩，排斥多渠道竞争，因而是一种超经济的国家垄断。

    1955年，国家对粮食实行以定产、定购、定销为中心内容的“三定”政策，并一定三年不变；对缺粮户的定销，每年秋后核定一次。“三定”时，先由各乡制订方案，按户核定全年粮食产量，合理确定用粮数量，分清余粮户、自足户和缺粮户，再按户定出交售任务或供应数量。在定产中，一般以1954年产量为基础（洞庭湖区因当年遭受特大洪灾，改以1953年产量为基础），按1952年查田定产田土等级，择标准丘确定其单位面积常年产量，按农业税计征公粮，同时留出口粮、种子粮和饲料粮，对余粮户统购的粮食，一般占余粮部分的90%～95%。当年，洞庭湖区共征购粮食131941万公斤（常德征购粮为56271万公斤，益阳为33045万公斤，岳阳数42625万公斤）。

    从1956年起，洞庭湖区农村相继建立初、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改以农业社为单位计算“三定”，同时增购部分余粮，增购数量约占增产部分40%左右。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以后，粮食“三定”改由人民公社统筹，生产队为计算粮食的购销单位。是时，农村出现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等错误倾向，当年国家下达给洞庭湖区的粮食征购任务为133185万公斤。1959年，洞庭湖区征购入库粮食又增加到145648万公斤，由于过高的征购指标，不少地方购了“过头粮”，农村人均占有粮食由1957年的241.33公斤下降到183公斤。此后，连续三年的天灾人祸，农业生产萎缩，粮食供应出现极其严重的困难，出现“经济困难时期”。从1960年冬季起，洞庭湖区农村开始“整风整社”运动，大力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对某些农村政策作出调整，粮食购销才重新步入正常轨道。

    1965年，洞庭湖区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1964年和1965年确定的粮食征购任务再增加5%的机动，粮食征购由“一定三年”改为“一定五年”，并实行轻灾照购，重灾双减，停止换购，实行超产超购超奖（简称“三超”）。

    1971年至1975年，湖南省调整粮食征购基数。洞庭湖区征购任务在原来的基础上再加5%的机动。增加的机动粮，省和地区各掌握1%，县、市掌握3%，用以调剂灾歉减免和国家基建占地减购。1971年，洞庭湖区实际完成粮食收购112902万公斤。此后，洞庭湖区的粮食收购数量，基本稳定在11亿公斤以上，1984年达到创记录的近30亿公斤（见表5-1）。

表5-1   洞庭湖区1949～1984年粮食收购数量统计表   单位：万公斤
年份 益阳 常德 岳阳 合计
1949 10000 15627 9206 34833
1950 12864 17397 11114 41375
1953 32765 58821 22000 113586
1955 33045 56271 28600 111316
1959 40827 57225 49587 126652
1965 25842 49529 26500 101871
1971 30372 52931 29600 112903
1978 31776 68502 27650 127928
1980 35111 64651 42500 142262
1984 54937 128455 112083 295475
资料来源：根据《常德市志》第1353页、《益阳地区志》第1304页和《岳阳市志》
第235页综合编制。※包括统征购和议购。

    洞庭湖区历来是国家的“粮仓”，粮食贸易是洞庭湖区经济的重要内容。随着国营粮食系统在组织与机构上迅速膨胀，在制度政策上逐渐调适与定型，从而形成了一种稳定性极高、缓冲性极强的粮食流通体制。尽管这套体制突显出效率低下的弊端，不断消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但在计划经济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凭借它强制性收购农民生产的粮食，集中掌握全国粮食资源，对于保障全国人民，特别是城镇人口、军人和学生的粮食供应以及工业生产的需要，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洞庭湖区所作的贡献也是无与伦比的。

    三、农村供销社体制

    建国初期，国家确定农村供销社独家承担农村商业流通任务，其主要职责是：农村农副产品收购、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村生活资料销售、农村商品生产扶植。可以说，农村供销合作社是农村经济的总指挥部和总后勤部。为了探索建立和不断壮大这一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农村供销商业组织，党和政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十年时间里，频繁不断地对它进行了体制和政策的变换。

    1952年夏，洞庭湖区各县开始并小社、建大社的运动，主要是在县以下试办各区供销社。当年8月，各县国营贸易公司全部并入合作社。自此，合作社的人员、资金进一步扩充，网点大量增加，业务范围不断扩大。1954年10月，洞庭湖区城市消费社和城乡手工业生产社，分别移交给国营商业和手工业管理部门管理。1956年8月，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交由供销系统负责领导，至年底，该项任务基本结束，农村原有的私商绝大部分并入供销社，少数纳入其他改造形式，如成立公私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等。1958年3月，洞庭湖区各县、市服务局并入供销社。6月，供销社又被并入商业局，各基层社改建为购销商店，原供销社的自有公积金和调剂资金流动部分，全部移交当地人民银行，与国拨资金一并管理，企业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供销合作商业的经济性质基本改变。同年四季度，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洞庭湖区各地按照“两放”（下放人员和资产）、“三统”（统一政策、计划和流动资金管理）、“一包”（包财政任务）的原则，将农村所有商业网点，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但仍受县市商业局领导，所实现的利润，提留5%给公社，另按农副产品收购金额提取0.35%给公社作管理费。

    1961年10月起，贯彻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恢复供销社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洞庭湖区各县、市供销社又从国营商业中析出，成为第二商业局。县以下的基层社，则按调整后的公社体制建成公社供销社。1962年上半年，县市撤消第二商业局，仍恢复供销社名称，同时，发展社员，扩充股金。1964年开始在生产大队举办亦农亦商的代购代销商店，使农村商业网点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购销业务有所扩大。

    1968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洞庭湖区地、市供销社管理机构又被撤消，人员下放。后又合并供销、商业、外贸的经营单位，分别组成农产品、工业品、副食品、生产资料和药材等公司或贸易管理站。

    1976年以后，供销、商业机构分开设立，洞庭湖区基层供销社相继恢复。之后，随着经济发展，网点和工作人员增加，业务不断扩大。从益阳地区供销社几个年份的购销情况，就可以看出农村供销社为发展农村经济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见表5-2）。

表5-2     1953～1976年益阳地区供销系统购销及利润统计
单位：万元、%
年份 纯购进额 纯销售额 利润额
  销售额 占社会商品销售比率 
1953 1210 2355 25 
1956 2078 5782 45.5 
1960 6016 10257 49.7 
1962 4091 7953 41.5 759.40
1965 4461 9160 42.60 302.20
1970 5974 13879 45.20 
1973 8286 17978 46.70 
1976 12516 21020 45.20 676.40
资料来源：益阳地方志编委会：《益阳地区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336页。

    四、金融体制

    1949年，洞庭湖区各县相继解放，军管部门接收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农民、交通四家银行，以及中央合作库和地方银行。 8月，岳阳（当时属长沙专区）、常德、益阳分别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第一、第四、第五支行，各县亦先后设立人民银行县支行，金融业务接受湖南省分行直接领导。新的人民银行建立后，即把组织发行人民币作为首要任务，积极开展货币斗争，打击金银黑市，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使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随后，开拓通汇网点，集中资金发放贷款，支持恢复生产和物资交流，扶植私营工商业，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1953～1957年，洞庭湖区金融机构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针，通过各项业务活动，广泛聚集资金，加强货币管理，有计划地调节货币流通，支持社会主义改造，金融事业随着国民经济的繁荣而稳定发展。
1958～1960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洞庭湖区的金融工作中脱离实际、忽视经济规律的现象普遍发生，金融监管松弛，货币投放规模过大，通货膨胀严重。1961～1965年，贯彻中共中央《银行工作六条》，金融机构与财政部门协同配合，严格控制开支，增加货币回笼，货币投放逐渐得到有效控制，金融工作基本恢复正常。
1966～197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洞庭湖区商品流通渠道单一，工资、物价长期冻结，商品购销因受计划和票证的限制而出现不畅，人民币的职能作用未能正常发挥。加之各银行相继撤销，金融业务纳入行政部门管理，统称财政金融管理局。由于金融职能不能得到正确发挥，在货款发放中的长官意志和盲目投放现象严重。从洞庭湖区1978年以前的资金流转情况可以看出，建国以后的金融工作虽然在支援国家建设和保证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和社会安定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由于长期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导致银行长期受计划行政影响，够不上真正的金融企业。从某种程度上说，银行实行的是计划金融、行政金融、垄断金融，是特殊的国有企业。这种国有体制和管理国有化，致使金融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效率低下，存贷差别过大，不良资产过多，与世界金融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洞庭湖区银行业与全国、全省一样，才开始走上改革开放的振兴之路。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78年的30年，我国商业贸易制度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学习苏联和东欧等国家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否认商品流通、交换的客观存在，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类似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物经济，因而把商品流通看作是“物资分配”，而“分配”又等同于配给，因而设计出一整套分配式的流通制度，把商业、粮食、供销、金融部门当成了分配供给机关，并越来越官商化，越来越失去商业本色，以致暴露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

    （一）商业的根本职能边缘化

    国家把商业看作分配，行政机关就紧紧抓住商业流通，把工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统统管死，视商业企业为行政机构的附属物。于是，一律按照行政区划、行政层次设立商业机构，划地为牢，互相封锁，逐级派货，让商品按公文传递的程序进行流通。

    （二）商业渠道单一

    在30多年的时间里，只许“公”家经商，不许私营买卖，一次又一次地发起消灭“异己”的运动，不断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以致关闭集贸市场，使商业贸易的发展路子越走越窄。

    （三）价格杠杆作用被削弱

    由于混淆了交换与分配两种不同职能，价格杠杆没有得到正确运用。本来应该由价格杠杆调节的却不让它发挥作用；相反，本来应该由分配杠杆（财政、税收、工资等）调节的，却让价格杠杆承担，致使它“兼职过多，负担过重”，难以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对农民，应该用农业税明征的，却还要用“剪刀差”暗敛；对职工，应该用工资明付的，却用价格补贴暗补；对某些亏损产品，应该由财政明补的，却由商业暗贴。这样，价格既不反映价值的变化，也不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动，愈来愈成为执行各种分配政策的工具，使物价问题越来越复杂化。

    （四）不计成本，不讲核算，不顾经济效益

    在工商关系上，由于长期把全民所有制经济看作一个“大工厂”，把工厂之间的社会分工等同于车间之间的技术分工；又把工业与商贸之间的社会分工等同于生产车间和成品仓库之间的技术分工。于是，“生产车间”不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成品仓库”都得照收不误。所谓“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工不姓工，商不姓商，大家都姓国”等口号，不仅流传几十年，而且有时还被推向极端，严重扭曲了商业的真正含义。商业既然是“收购”、“分配”和“供给”，那末，只要搞到可供分配的物资，并按规定分配出去了，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能否补尝成本并取得盈利则不必操心，到时候反正人人都可以从“大锅饭”中分配到一勺。以粮食为例，最多时国家用定购和议购的办法，控制着占商品粮大约80%的货源。但典型调查证明，即使在大城市，市民甚至机关团体所需粮食的80%左右是从市场购买的。这两个80%可以说明，国家的大量补贴只是养育了一个低效的粮食收购、储备、流通体制，并没有达到平抑物价，使人民得到实惠的目的。

第三节   深化改革除积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洞庭湖区商业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与国际商务接轨的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度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商品流通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总是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① 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人们对流通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其发展轨迹是“无流通论”——“流通附属论”（流通被动、消极适应生产）——“流通过程独立论”（生产和流通是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但却很少涉及流通的本质——社会产品价值实现和实物替换。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还认为，商品流通是人类劳动产品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运动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原始商品流通阶段，这个阶段的流通处于偶然的、间断的、局部的状态，商品经济处在萌芽阶段；二是发达商品流通阶段，这个阶段的流通已作为独立的经济过程，商品已泛化为基本要素，在流通中不断实现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已形成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从总体上看的交换，商品经济处在发展时期；三是社会化（亦称高度发达）商品流通阶段，所谓社会化大流通，是指当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围极度扩张，以致使一切可以用于交换交易的有形与无形物质都纳入了流通的范畴。或者说，所谓社会大流通，是涵盖着一切进入流通可以用于交换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形与无形要素禀赋和场态以及交换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化大流通条件下，除了在发达流通阶段形成的以有形的、刚性的要素禀赋为主的市场体系，更多无形的、柔性的、流动的、更高级的要素禀赋进入了市场，不但使有物质载体的流通迅速扩张、分化和整合，而且使更多的非物质载体的流通加速膨胀，以无形商品、无形资产、无形货币、无形市场、无形国界和虚拟经济为表现形式的巨大的能量流动，使流通的空间容量和密度产生了无限大的发展趋向，流通已无明显的轨迹可循，由原来二维的、平行的实物流动，变成三维或四维的开放化、立体化、多维化的物质与非物质共同组成的流动，组成新的流通形态。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版，第20页。

    中国高度集中的商贸流通体制，在1957年以前就已基本形成。虽经1958年和1969年两次较大变革，但变革的基本思路是行政性分权，即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放权与收权的反复，没有意识到经济性分权的重要性，没有赋予企业独立自主的地位，没有突破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框架。始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我国经济改革，起初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模式，而是着眼于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计划管理体制的效率。然而，由于价格体系的扭曲和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所以当时真正具有实质改革意义的举措是管理体制方面，而管理体制改革又主要集中在给传统体制下的国营商业企业扩大自主权，使其经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同时，在传统体制外允许一部分人进入流通领域。这一革命性变革，使那些被禁止或被限制进入流通领域的人或组织，从受压抑转而率先增长并产生改革的自我增强效益。从而，使这些人和组织事实上成为改革的推动力量。

    洞庭湖区传统的经济管理体制，是首先在农业领域实现突破的。80年代初期，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的生产激励问题。农民获得生产自主权后，进一步要求获得流通自主权即产品销售权，因而农民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进入流通领域，形成了对传统流通体制的第一轮冲击。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对传统流通体制带来了第二轮冲击。冲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企业采购的原材料大都是“计划”外的，形成了对“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的改革要求；二是乡镇企业的产品销售，从一开始就面向市场，因而在产品定价、渠道选择、售后服务等方面，都要以满足需求为目标，这就与传统流通的“计划生产、计划调拨、计划分配是背道而驰的。并且，乡镇企业的自销，最初只限于企业计划外产量部分，但迅速扩展到计划内产量部分。生产企业自销的最初动机，一方面急于摆脱传统体制下产品销售受商业支配状态，从而获取部分产品销售权；另一方面对产品销售中商业利润的追逐。仅仅几年时间，就形成了全国性的甚至是跨国性的企业产品自销网络，特别是在产地批发环节已形成相当大的优势，足以与原有商业网络相抗衡。

    非国有商业的发展，是第三轮极其关键的改革推动力量。首先是放手发展个体商业。1980年，中央在有关文件中指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不可缺少的补充，应当发展。1981年、1984年，先后制定了城乡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不少农民进入了流通领域，个体商业出现了第一次发展高潮。1987年，国务院发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个体商业的发展进入法律法制的阶段；其次是发展私营商业。个体商业的发展，必然产生私营商业。在改革的头几年中，对私营商业采取观察政策，1981年中央明确提出对私营企业是“允许存在，加强管理，兴利除弊，逐步引导”的方针。后来，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和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进一步明确了私营企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1988年、1993年，国家和有关部门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文件，私营商业企业在法律的保护下，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出现了一批大型私营商业集团；再次是引进外资商业。1992年，国家发布政策，允许外资在我国开办零售业的试点，规定北京等几个城市和深圳等经济特区，试办一二个中外合资的零售商业企业。在各地的实践中，采取多种形式的中外合资、合作商业企业，远远超过政策规定的数量，地域也有所突破。洞庭湖区也开始出现外资或合资商业企业的分支机构。它们的共同特点：商业设施先进，经营管理观念新颖，经营方式独特，管理方法和手段科学。表现在经营业绩上，知名度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显著上升，盈利水平十分可观。率先进入洞庭湖区的国际知名商业企业，如沃马特（Wal-Mart）、马克隆（Makron）、伊藤洋华堂、百盛、平和堂等，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对洞庭湖区商业贸易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

    当前，中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时期。这是一个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相并存、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现代化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相交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携手共舞的新的历史时代。借用流行于世的发展经济学和改革经济学的两个基础概念来讲，就是处于二元结构转换（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换）与双轨体制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相并存的过渡经济阶段。因此，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二元结构与双轨体制的矛盾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这一过程中，与苏联、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不同，我们选择的是循序渐进、双轨过渡之路。这是一条由计划经济的外围到核心的改革道路，是由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由沿海开放城市、经济特区到内陆省市改革，由增量放权让利到存量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的改革。尽管渐进式双轨过渡方式存在许多矛盾和弊端，但这是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唯一选择。

    几年来，洞庭湖区商业流通体制的改革与创新，重点放在了调整创新业态结构，提升功能，突出专业化、人性化、现代化；外引内联，打造航母，进一步打开城门，引进国际国内先进企业，实现结构优化；重视物流发展，把物流发展纳入商业范畴，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积极培育中介组织，放开思路，辐射周边，大力发展区域连锁；狠抓项目兴市，落实责任，把过去抓经营转到抓项目上来，把工作项目化。由此，过去几十年形成的计划经济的积弊正被逐步革除，新的适应市场经济和国际商业贸易法则的机制正在逐步实现。具体说来，开始朝着以下四个方面转变：

    一、转变流通观念

    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贸易的各个方面都要开始与国际接轨，但首先应是一种观念、心态和管理思維上的接轨。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流通置于先于生产的地位。日本政府中主管工商贸易的部门称作“通商产业省”，英国、荷兰等国称为“贸易和工业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工商局”、“工业贸易署”的英文称谓，都把“贸易”二字放在前面。从国外的统计数据看，流通业所创造的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一直在上升，特别在最近10年，发达国家流通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一般为20%～25%，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10%左右。我国由于几千年来“抑商”思想的影响，也由于经典政治经济学片面强调“生产决定流通”的观点的影响，我国的商品流通业多年来一直被当作“末端”行业，处于完全从属于生产的地位。现商界广为流行的“以产定销”和“以销定产”，便浓缩了其中的思想内涵。计划经济时期发放票证、定量供应，商品的短缺掩盖了上述观念和政策的不足。但到今天，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最终影响生产，消费终端的先导作用正日益形成。高效率的生产不一定能产生高效率的消费和流通，而高效率的流通和消费，却一定可以拉动高效率的生产。追溯我国古代、近代经济史，可以说，我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还未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发育。13亿人口，9亿农民，也即占人口70%左右的社会成员，长期处在一种相对简单，而又初始的生产、生活之中。这与现代经济学所要求的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契约主义的普遍理念相去甚远。同时，中国经济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历了几十年的初步工业化进程，人们是在已经具备并适应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正式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转轨的。因此，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研究具有共同稳定的文化传统和生活理念的人们，是如何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地调整行为规则，那么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必将更多地关注文化传统和生活理念本身的调整，关注传统商业精神向现代商业理性的转化。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儒家思想关于价值理性的“内圣”之学，给人带来的道德束缚是十分深刻的。而要培养真正的科学理性精神和经世报国的理念，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实现传统商业精神向现代商业理性的转化，决非易事。近几年来，洞庭湖区各级党政组织，紧密结合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走向，采取了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现代商业理性的教育活动，大大增强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商业意识。洞庭人过去那种“会读书、会种田、会打仗，不会经商”、“惟楚有才，惟缺经济人才”的传统习俗大大改观，不少人开始走出家门，走出县门、市门、省门，甚至国门，到商海弄潮，寻找致富商机，并涌现了许许多多搏击商海的英才。

    二、转变流通体制

    近几年来，洞庭湖区商贸流通体制所出现的另一个历史性变化，就是从原来行政性、分配式的流通体制，转变为宏观调控下的自由流通体制。在转型中必然伴随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就是大力推进流通市场化和市场制度化。流通市场化，既包括价格市场化，也包括流通主体、流通客体、流通组织、流通形式、流通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等符合市场经济的运作要求。市场制度化，是通过市场制度化建设巩固流通市场化的成果，在制度建设上走“发展—规范”相结合的道路，即市场发育不可能简单依靠放开价格这一“自然过程”来完成。在非均衡的市场发育条件下，要找到非常规的市场发育道路。这一思路，强调要把国家组织市场和企业创立市场相结合，通过国家的组织协调作用，缩短市场自然发育的历史进程。市场发育成熟度提高以后，国家逐渐由市场的直接组织者变为间接调控者。近几年来，洞庭湖区创新流通体制的进展，是十分引人注目的。

    （一）以连锁店为代表的新型零售商业组织成长迅速

    1999年，湖南省的商业航母——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开始打进洞庭湖区的常德、岳阳和益阳市区。该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填，1995年以前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湘潭市南北特公司的业务科长。近8年来，这个农村生长的小伙子，竟在湖南商界卷起一股旋风，使原本硝烟弥漫的湖南零售商业引发一场“地震”。他旗下的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任公司，一夜之间，便把触角伸到湖南几乎所有的城市。锋芒所向，攻城掠地，令本土的、或已登陆的“大鳄”级同行心存戒意，不敢掉以轻心。商界的这一异军突起，被业内人士称之为“步步高现象”。现在，“步步高”在三湘大地扬旗树帜，已拥有3座现代购物中心，9家大型综合超市，27家标准型超市，一个大型配送中心，营业面积20万平方米，2003年起年销售额突破15亿元，年纳税2000万元，安置就业7000余人，其中下岗职工5800人，是湖南省唯一连续３年闯进“全国连锁百强企业”，是中国建设银行在湖南省商业行业唯一授予的“AAA客户信用单位”。董事长王填打算到2007年，将步步高年销售额突破65亿元，门店遍布三湘四水，安置就业５万余人，利税超过1.3亿元，闯进全国连锁超市企业20强；到2010年，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吸纳社会就业８万多人，利税超过２亿元，抢占湖南消费零售总额10%的市场份额，奠定向全国发展的坚实基础。
湖南心连心实业有限公司，是打进洞庭湖区的又一家大型连锁超市企业。目前，在常德、益阳、岳阳已拥有分公司，年销售额共达5亿余元。虽然其规模和销售额排在步步高超市之后，但据业内人士评价，心连心公司拥有灵活的经营理念，积极的促销手段，严格的管理制度，就超市业态而言，已经超过了步步高超市。目前，心连心公司为了谋求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增加门店的数量；另一方面并购了数家食品加工厂，积极打造完善的产销链条，实施自有品牌策略，进一步增强在行业中的竞争力。

    家润多超市有限公司，系由全国零售业前10强、湖南省商业航母——湖南友谊阿波罗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2002年元月，“家润多”打破湖南省市、州自国营、合作商业退出后大型卖场的沉寂，短短14天内，在岳阳、益阳、常德“克隆”了3家上万平方米的大超市，创下了湖南省商业史上的奇迹。2003年国庆节期间，家润多岳阳店销售223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家润多益阳店销售16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家润多常德店销售35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因经营业绩突出，荣膺常德市2003年度发展第三产业“明星企业”称号，成为全市少数几家获此殊荣的企业。

    自上述三大商业航母打入洞庭湖区后，商业超市呈现迅猛发展势头。2003年，外地进入岳阳中心城区的大型超市，还有武汉中百、马来西亚百盛、广州摩登、深圳新一佳等7家，加上本市的九龙、福润多、商大家电等超市，共有超市10多家，总营业面积17.2万平方米，另有仓储面积6.7万平方米，存货额近4亿元，销售品种2万多个，使湘北重镇重现了前所未有的商业繁荣。

    （二）通过资本扩张、兼并、联合等途径，一些新型流通企业集团正在形成和发展

    岳阳的九洲、九方、九龙三家商业零售企业，原来都是供销社下属的大型商业企业。为了扩大规模，增强竞争力，2003年7月，实行了强强联合，组建九龙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其固定资产增至1.02亿元，年营业额达到1.5亿元，成为湘北地区最大的商业零售集团之一。

    （三）生产企业向流通领域扩张趋势日益强烈，一些专营性流通网络初步形成

    一些名牌生产企业，如常德的金健米业、洞庭水殖，益阳的益鑫泰、辣妹子，岳阳的巴陵油脂、加华牛业、正虹饲料等企业，通过建立区域性销售公司、专营门店、与零售批发企业建立代理契约关系等方式，建立了适应自身产品流通特性要求的商品销售网络，提高了商品流通效率。目前，洞庭湖区一个多元化的市场流通格局已初步形成，商品市场已从根本上摆脱“短缺”阴影，市场货源充裕，商品丰富，购销两旺，物价稳定，商品市场供求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可喜变化。

    三、转变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形式，包括商品的产销形式、营销形式和商品流通的组织形式。在传统流通体制下，洞庭湖区流通形式具有高度行政性和分配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商品流通的各种具体形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存在着产销关系紊乱、营销方式单一、流通组织化程度低等问题，影响了流通效率的提高。近几年来，洞庭湖区流通形式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出现了三个突破性进展：一是产销形式转型，即由原来建立在行政性分工、经济性分工基础上的过分强调生产优先的产销形式，转型为以销导产、产销结合的产销形式；二是营销方式转型，即由原来建立在市场营销导向基础上的营销方式体系，转型为以关系营销为导向的现代营销网络：三是流通组织转型，重在优化市场结构，提高流通组织化程度。在洞庭湖区的流通形式转型中，最为耀眼的是市场组织化程度大大提高，过去依马路而建、小打小闹的墟场、集市，已被现代综合性或专业性大市场所取代。据2003年统计，洞庭湖区共有各类市场2万多个，其中规模最大、最具特色、销售额最多的明星市场有：

    （一）常德桥南市场

    地处常德沅水大桥南岸，占地3000多亩，由工贸、家电、轻纺、副食、水产、建材、书市等12个专业市场组成，拥有固定资产10亿元，摊位、门面2万多个。市场内人如潮涌，车水马龙，每天进出车辆1000多台，日货物吞吐量800多吨，流动人口日均近5万人次，日成交额3000多万元。商品辐射湘、鄂、川、滇、黔、桂等19个省的120多个县、市，是中南地区最大的集贸市场之一，综合经济实力已跻身全国“十强”。该市场的龙头是桥南工贸城，是80年代初，从江、浙一带来的一些小商小贩开始在沅水南岸的汽车渡口摆摊，向过往行人出售他们生产的小百货，以后渐成气候。1987年4月，有关部门将其整体迁移到沅水大桥南引桥下，正式打出桥南市场的牌子。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鼎城区委、区政府根据桥南市场满足不了经营户扩张冲动的实际，决定另辟新址，一次性投入4000万元扩建市场。1992年6月18日正式动工，12月28日营业。随着桥南工贸城内涵的扩张，布匹、家电、副食等专业门类相继独立成市，形成了一个门类齐全、专业互补的现代化商业群。桥南市场采取资金优先、技术培训、信息交流、治安专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发展民营加工企业，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桥南工业体系，使市场基本完成了由单一交换型向基地型的转变。目前，有近30%的经营户实行前店后厂式经营，围绕市场建设的各类加工企业多达2300多家，涉及服装、鞋业、钟表、副食品等20多个门类，涌现了“航力”、“一剪梅”等地方知名品牌，大大降低了商品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目前，在玉霞路、金霞路交汇处，一个占地1000多亩的工业园区又正式启动，入驻一品江南、南亚染整、鼎城粮机等20多家企业，投资1.亿元的大型超市已经建成。2001年底，北京汉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8000万元，对桥南市场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增加一层营业面积，引进电脑、珠宝等朝阳专业，配备中央空调、扶手电梯和电视监视系统，同时，聘请专家、教授加快对员工和经营户的培训教育。目前，该市场已在市场布局、品牌准入、质量管理、产权保护等方面，有了新的进展，初步贯通了与全国20多个省、市的联系托运网络，并与秦台网络公司联合开辟了电子商务平台，为与国际接轨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常德火车站市场

    这是由湖南省批准立项，由武陵区承建的省、市重点市场建设工程。该工程位于常德火车站、湘运中心客站、公共汽车站周边市场群中心，紧临207国道，商业大道皂果路、新河路、三星路横贯其中。该市场建筑面积16万多平方米，门面3000多个，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近2亿元，规划投资将达10亿元。市场内有大型仓库、停车场、货物配载中心等，幼儿园、学校、邮电、银行、运输、商居、电子监控配套服务一应俱全，是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专业化程度最高、配套设施最齐全、政策服务最优良的现代化批零市场之一。市场首期建设的糖酒副食城，占地300亩，后期规划700亩，采取滚动开发模式，分项、分场、分期逐步开发建设，已建成的一、二期糖酒副食城于2000年8月正式营业，共有门面442个，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主营糖酒副食、南杂百货等，现已引进百事可乐等57个品牌，并已成功举办首届中国中西部地区糖酒副食展销会。家电日化城于2000年12月18日营业，共有门面408个，建筑面积近7万平方米，主营电子、五金、日化等，现已拥有TCL、王牌、格力、康佳等38个品牌产品的总代理和润发、鑫盛公司等总经销商家18家。百货服装城于2001年9月开工，占地50多亩，建筑面积3.3万平方米，主营百货、鞋帽、箱包、小商品、轻纺、布匹、服装等，共有经营门面1300多个。市场的大型停车场占地18000多平方米，拥有市内主要公共汽车线路20条，县、市汽车客运线路5条，日车流量达4200台次。该市场采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聘请高级管理人员，实行管委会统一领导下的工商、税务、公安、司法四位一体的封闭式管理体制，由市场管委会统一收取税费、统一办理证照、统一行业管理，保安、物业每日24小时为经营户服务。2003年，该市场共安排就业人员2500人，销售总收入4亿元，创税收1200万元。

    （三）常德商业步行街

    常德商业步行街位于常德城区人民中路上南门至下南门地段，全长560多米，街面宽30米，沿街有商业大楼9个，经营门面1000多个，总营业面积10多万平方米，从业人员5000多人。商业步行街布局合理，造型美观，路街中央铺设花岗岩，两侧人行道铺设广场砖，灯光布置错落有致，配套设施齐全，还装有全天候红外线监控系统。步行街经营门面中，有名精专店120家，如美国“船王”、法国“梦特娇”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和企业先后进入，日均人流量达6万多人次，节假日达10多万人次，日平均营业额100多万元，年税费达600多万元，曾被中宣部等国家六部委授予“全国百城万店无假货示范街”。

    （四）常德甘露寺蔬菜批发市场

    这是由常德市委、市政府作为“菜篮子”工程统一规划，在原甘露寺蔬菜批发市场、甘露寺综合市场和市橡胶厂的基础上扩建而成。该市场地处常德市东郊，南临贯穿城区东西的人民路，毗邻石长铁路常德货运站和沅江货运码头。市场内的停车场是常德至省内外各地及市内各主要集镇的始（终）点站之一，207、319国道临境而过，交通十分便利。毗邻市场有医院、学校、幼儿园、旅社等服务设施，还配有公安、工商、法庭、邮电、银行等管理服务机构，为客户提供全程服务。市场以蔬菜交易为主，兼营水果、水产品、粮油、畜禽、种子等农副产品。该市场已成为中南地区第一流的综合性、多功能、跨地域、跨行业的全方位批发市场之一。市场占地150亩，总投资8000多万元，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市场内有2.1万平方米的停车场，有520间门面兼商住楼，有458个批发及零售交易摊位，有1400平方米蔬菜储运仓库，还有1座2600平方米的高低温冷库。目前，市场集销售、加工、仓储、运输于一体，年均上市蔬菜品种达120个以上，业务范围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年交易量达25亿公斤，交易额近3亿元。在保障供应、稳定物价、调剂余缺、推进农业产业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农业部定点鲜活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和湖南省重点市场。

    （五）益阳大桥农贸市场

    益阳大桥农贸市场，位于益阳市资江一大桥北端引桥8个桥孔下，总面积9600多平方米。市场内设有肉食、蔬菜、土果、水产禽蛋、竹制品、粮食、布匹、百货等8个贸易区，加上饮食、修理、照相、理发等服务行业，共有摊位500多个，水电等公共设施齐全，维护合法权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咨询、监督体系较为完善，并与全国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20多个县、市有业务往来。上市品种多达200多个，成批销往江西、云南、贵州等省的产品，有笋干、干椒、干鲜鱼虾、湖藕、黄花菜、家禽、土果和竹制品等30多种。销往湖区及湖北等地的产品，以箩筐、晒垫、凉板、凉席等日用竹篾制品为多。从外省运进交易的物资，主要有南方的荔枝、香蕉、青椒和北方的苹果、鸭梨、哈密瓜及沿海的墨鱼、海带等海产品。自1980年初竣工开业，日上市人数已由1万多人次，增至日平均3.3万人次，年成交额由800多万元增至2474万元。

    （六）益阳商业步行街

    益阳商业步行街位于益阳市商业中心赫山庙，东起人民路，西抵龙洲路，主广场与桃花仑相接。步行街全长840米，占地面积7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10万平方米，投资近2亿元。已建成的第一期工程全长560米，占地46780平方米，建筑面积54888平方米，投资约1.3亿元。该步行街由上海同济大学进行规划设计，中国航空工业第三设计院进行建筑设计，从2000年12月9日奠基，2004年5月1日正式开街营业。它以其流畅的现代风格，恢宏的气势，成为益阳市一个标志性商业街区，较好地解决了益阳市城区商业设施布局零散，层次低、水平低的状况，整合了城市商业资源，提升了城市品味，优化了城市环境。更为重要的是，益阳商业步行街的建成，将从根本上改善益阳市的商业投资和现有购物环境，吸引大量消费人群，提升益阳在全省商业格局中的地缘价值，优化本土商业结构，形成聚合效应，成为推动益阳市经济发展、拉动益阳市消费的杠杆和湘中消费圈的核心。

    （七）岳阳花板桥蔬菜批发市场

    该市场由岳阳市农业局、农科所于1992年联合创办，占地300多亩，已投资1.5亿元，拥有交易大棚4万平方米，经营档口、摊位1200个。现有各类农产品经营客户800多家，日人流量1.2万人次左右，日汽车流量500～600台次，年蔬菜交易量85万吨，年成交额6.7亿元，经营辐射全国各地并远销海外。该市场还充分利用市场功能，积极参与蔬菜生产基地建设和农业结构调整，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先后在附近40多个乡镇创办了基地，共有200多万亩特色蔬菜与市场建立产销联系。仅华容县芥菜一项，每年通过市场直销区远销国内外的数量就达1200多万公斤。该市场1996年跻身农业部确定的全国六大重点鲜活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菜篮子工程行列，1998年成为湖南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农业产业化十大龙头企业之一和湖南省挂牌定点重点市场。

    （八）岳阳泰和商业城

    岳阳泰和商业城位于岳阳市火车站与汽车站之间，由民营股份制企业——湖南泰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兴建。已建成的岳阳泰和商城，建筑面积30万平方米，有商业门面3000个、商业摊位8500个，从业人员达15000人，年营业额18亿元，工商税收2100多万元。尚未竣工的泰和商业广场，位于泰和商城东侧，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8万多平方米，主楼高达26层。广场底层及一、二层为商品经营区；三、四层为娱乐休闲中心；五层为仓储；6层至26层为四星级宾馆和高级商务办公用房，设有中央空调、上下电梯及500个泊车位。广场以底层通道、地面街道、空中走廊与泰和商城构成一个整体，形成湘北最大的商业中心。

    （九）巴陵大桥市场

    该市场位于岳阳市中心，是一个以经营服装、鞋类、小百货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市场，市场总面积2.7万平方米，经营门面和摊位3100多个，有来自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6个市、县的3000多户、6000多人在这里从事个体经营，日上市交易客商约10万人次。市场建立了健全的管理网络和规范的管理制度，整个市场划分为百货、服装、布匹、鞋类、副食、食杂、塑料制品、修理、蔬菜、豆制品等十大类及桥南、桥北、西区三大片。上市商品近万种，日成交额达200万元，年成交额达7亿多元，年上交国家税费1100多万元。市场内设有工商所、个协理事会、公安值勤室、保安队、治安联防队及清扫队等机构，还可为经营户的居住、子女入托就学、财产保险、银行储蓄等提供优质服务。由于其地段、设施、交易和管理的特色，享有“湘北第一市场”的美誉。巴陵大桥市场的兴旺，也带动了周边市场的生意兴隆。小龙城、轻纺城、运通商业城及东井农贸市场，已成为巴陵大桥市场不可分割的部分。该市场连续被评为全国文明集贸市场和全国工商系统先进单位。原国务院总理李鹏视察该市场时，称其为岳阳的“王府井”。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王震、田纪云、陈慕华、毛致用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先后多次视察该市场，均给予了高度评价。

    （十）岳阳商业步行广场

    岳阳商业步行广场，位于岳阳市中心城区巴陵中路，东起南天商厦，西止九州大厦，全长430米，工程用地总面积为13.8公顷，总投资3.6亿元。工程于2001年5月动工，2002年10月竣工。新建成营业面积10.6万平方米后，使商业步行广场建筑面积增至28万平方米，新增就业人员2万人，日均人流量16万人次，日均营业额1000万元，全年税收可达6000万元。

    四、转变流通增长方式

    流通增长方式，是指实现流通长期增长所依赖的基本源泉构成、运作机制及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洞庭湖区商贸流通获得了较大发展，效益也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看，仍属于粗放型增长。从粗放型增长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洞庭湖区流通产业实际出发，应当选择准集约型增长方式进行过渡。所谓准集约型流通增长方式，可以概括为：传统流通业应主要选择在注重劳动者素质提高基础上的“劳动替代资本”模式。商品流通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或准集约型增长的关键，是提高流通企业的组织化水平，实现规模经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逐步建立垄断竞争的以零售业主导的现代流通体系，提高流通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近几年来，洞庭湖区无论是在传统流通业改造方面，还是在现代流通业发展方面，坚持走内外贸一体化的道路，坚持对外开放，坚持采用适用技术，坚持创新，从而开始实现流通产业由“增长型过渡”到“发展型过渡”，在内外贸一体化中，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成绩。

    2003年，岳阳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2.33亿元，增长11.0%。其中：城市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额137.49亿元，增长10.8%；农村市场实现消费品零售额34.84亿元，增长11.5%。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154.52亿元，增长10.6%；餐饮业增幅位居榜首，全年实现零售额12.79亿元，增长16.5%，高于平均增幅5.5个百分点；其他行业零售额5.01亿元，增长8.2%。2003年，全市还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超市连锁等新型营销业蓬勃发展，私营、个体商业发展加快，形成了多种经济类型、多种业态并存的市场格局。年末拥有限额以上批零贸易及餐饮业企业43家，个体批零贸易及餐饮业5.6万户，比上年增加0.67万户，私营批零贸易及餐饮业1339户，增加341户。年销售额超亿元的大市场12个，年成交额29.32亿元,增长26.4%。据《世界商业评论》2004年9月9日公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100强”中，该市名列第61位。

    常德市消费品市场日益活跃，2003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56.25亿元，比上年增长10.5%，其中城市36.64亿元，增长11.8%。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为134.12亿元，增长11.7%；餐饮业18.02亿元，增长8.7%；其他行业4.11亿元，下降14.3%。以汽车、通讯器材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引领消费市场。据《世界商业评论》2004年9月9日公布的“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100强”，被列在第83位。

    益阳市在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环境进一步优化的推动下，商品市场继续保持购销两旺的态势。2003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0.57亿元，比上年增长10%，近5年年均增速达到9.0%。其中：城市32.85亿元，增长11.9%；农村（县及县以下）57.72亿元，增长9.0%。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81.21亿元，增长9.9%；餐饮业8.64亿元，增长11.1%；其他行业0.72亿元，增长11.2%。连锁超市等新型商业发展迅速，2003年，全市限额以上连锁超市增至9家，商品销售额达到3.55亿元。

    支撑洞庭湖区经济贸易发展的金融事业，也按照中共十六大精神和上级金融部门的安排，深入进行了体制改革，如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重点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创造条件对其进行股份制改造，吸收民间资本和发展中小商业银行，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货币政策的执行水平，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充分运用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完善商业银行资金营销激励和约束机制，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完善金融市场，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步发展；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按照循序渐进原则，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通过这些改革，洞庭湖区金融机构的体制创新有了新突破，管理水平有了新提高，各项经营业务有了新拓展，对商业和整个经济的服务有了新进步。2003年，洞庭湖区年末存、贷款余额分别为760.10亿元、644.64亿元，比上年分别增长了12.75%和6.9%（见表5-4）。

表5-4    2003年洞庭湖区各类金融机构业务拓展情况   单位：亿元
项别 存款 贷款 保费
 年末余额 比上年
增长% 其中居民储蓄存款 比上年
增长% 年末
余额 比上年
增长% 总收入 比上年
增长%
岳阳 269.23 10.10 200.81 15.6% 239.40 7.2 7.05 16.70
常德 301.64 14.86 236.31 16.48 255.98 5.4 7.37 23.66
续表5-4    2003年洞庭湖区各类金融机构业务拓展情况   单位：亿元
项别 存款 贷款 保费
 年末余额 比上年
增长% 其中居民储蓄存款 比上年
增长% 年末
余额 比上年
增长% 总收入 比上年
增长%
益阳 189.23 13.50 150.58 15.10 149.20 8.5 5.11 36.30
合计 760.10 12.75 587.70 15.61 644.64 6.9 19.53 21.38
资料来源：根据2002年、2003年常德、益阳和岳阳市统计年报综合编制。

第四节   两种“开放”两重天

    开放，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是各国经济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性，生产力诸要素广泛的流动性以及资源配置的国际性。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出发，高屋建瓴地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他还针对我国百年落后的沉痛教训，多次提出：“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起来不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①由此观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在更高层次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开放”所揭示的规律，也就是当今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发展的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大的“开放”：一次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一次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两次“开放”，背景不一样，形式不一样，深度不一样，效果也完全不一样。可以说，“开放与否不一样，两种“开放”两重天。”

               
①《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卷第64、78页。 

    一、鸦片战争后的“门户开放”
   

    中国自明宣宗朱瞻基于1433年宣布封关，到鸦片战争的400多年间，历代统治者推行闭关自守政策，致使中国经济长期处于封建的自然经济阶段。1793年，英国公使马戛尔尼奉英王之命，借为乾隆皇帝拜寿来到中国，转交英王给乾隆的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谈到希望能和中国进行互利贸易。在英国看来，每年帮你们中国销售非常多的“Chineseherb”（直译为“中国草”，当时还没有茶叶“tea”这个单词），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销售一些货呢？总不能老要我们运白银给你们呀！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可以说是热情接待有余，但是商务免谈，断然回绝了英方提出的六条要求。乾隆皇帝并在给英王的回信中说：中华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仰赖别国货物。中国特别盛产茶叶、精美的瓷器、丝及其他物品，皆为尔国及其他欧洲各国必需之物。意思很明确：中国人没有你们，照样可以活得更好；你们如果没有中国货物，就会活不下去。大清帝国怎么可能和你们平起平坐呢？从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以乾隆为代表的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种非常固执、非常霸气的观念和行为——不仅总认为“我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自我封闭，自我保守，极力拒绝别的文明。马戛尔尼的中国之行一无所获，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这应该看作是日后鸦片买卖的最早起因之一。乾隆王朝是清帝国最强大的时期，然而，最为高傲的乾隆皇帝，在他的顶峰之时，就已经开始走向没落①胡平：《爱并恨着的土地—江西及中部的解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49页。。
               

    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就是大英帝国为倾销英国商品，瓜分中国市场，掠夺中国财富而蓄谋良久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因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失败。一个曾经号称中华大帝国紧锁的国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屈辱条约，以致不得不向列强搞“门户开放”。从此，帝国主义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一切重要的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对外贸易和交通事业，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商品市场和文化侵略的领地，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
   

    自国门打开以后，洋货涌入国内市场，洞庭湖区经济也从此发生重大转折。一方面，洋货开始源源不断地从国外并经过长江运来；另一方面，湖区商品则从岳州源源不断运往汉口，转口出洋。一时间湘江河道、洞庭湖面，商船往来如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忙景象。当时，常德也得沅水之便，上连滇、黔、川，下通汉、宁、沪，是湘西北最大的中转口岸，制茶业兴旺，江西、广东、安徽等地茶商常来桃源设庄制作红茶。光绪年间，油行日盛，客商相继来常德开设油坊，“常湖秀油”蜚声国内外。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4年）以后，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迅速增加到34个城市，几乎遍布沿海、沿江，外国商品通过这些口岸向洞庭湖区及湖南纵深腹地辐射和渗透，传统的内陆至广州转口的商路则逐渐衰落，洞庭湖区贸易开始进一步兴旺。广东商人于咸丰四年（1854年）在安化境内设立“广庄”，专营红茶收购，部分运销国外。此后，又有沅江苎麻、益阳肠衣及安化桐油等产品相继出口。益阳区境的出口产品，原来以湘潭为集散地，以此转运于广州后出口。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直迫天津，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取得允许在长江沿埠通商的特权，汉口即开辟为内河通商口岸，其轮船可以直接驶入长江和洞庭湖，湖南宝庆（今邵阳）以下的货物多沿资江而下，经益阳中转出湖南。至光绪初年，每年通过汉口输出的安化红茶即达22万箱，其中一部分销往欧洲，一部分由山西商人销往俄国。国外亦先后有鸦片及煤油、白糖等产品进入益阳。同治年间（1862～1871年），木贩集于桃源城关、常德一带。鼎盛时期，常德年销木材约一千余万立方米，常年三四百万立方米，主要销往汉口、九江、芜湖、南京等地，一小部分运销长沙及滨湖各县。商业经济发展，洋货及沿海工业品输入，不仅改变了洞庭湖区居民的生活习惯，也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地方手工业的发展。当时，湖区的织布、织袜、制线、制伞、皮箱、皮革、碾米、发电、竹木、铁器等工业相继兴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益阳年产纸伞120万把，主要销往华东各省及日本、暹罗（今泰国）等国。同治十三年（1874年），中印航业公司（后为怡和公司）成立，更多的英国轮船往来于长江与洞庭湖之间，有时还深入到湖区腹地，使湖区的桐油、竹木、土布、棉花、粮食、猪肉、鱼、蛋、药、麻、茶等大宗商品贸易逐年增多。此外，还有贵州、四川的水银、靛青、矿砂和洪江一带的桐油、牛皮、牛骨、牛油等，从常德或岳州集散，沿长江输往美、英、日等国。这些国家的棉纱、面粉、食糖等洋货，亦沿长江输入，转销滇、黔、川各地。是时，常德成为进出口货物的又一中心，沅、澧二水呈现一派“舳舻帆辑相上下，大舟小艇聚城来”的繁忙景象。常德城区由于商贾船民增多，人口已过5万人，酒楼饭馆、茶坊旅栈、南杂百货、屠场肉案、青楼妓院相继发展起来，真乃“城堡周围已达七里半，城外又增麻阳一条街”。光绪初年，益阳在汉口、镇江等地设立铁锅联营处，并向上海、福建、江西派驻办事员，商品贸易已开始向国外伸展，年销售铁锅值银百万两。同期，左宗棠在新疆改安化茶销售为“引制”，招商承办，归清政府经营，茶商持引票至安化采办黑茶，促进了湖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外国列强在通商中发现岳州城陵矶为洞庭湖水汇入长江之口，乃湖南水路的要冲，扼守此关乃能控制整个湖南，便十分垂涎。美国驻汉口领事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内港航行章程》，便要求开放岳州为商埠。3月23日（农历三月初三日），湖南巡院上奏清政府允许，并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在长沙巡抚公堂由皇室宗亲豫拗章、湖南巡抚俞廉三、署岳常澧道张鸿顺等会商，决定岳州开埠章程25项，其中有“划岳州城陵矶红山头起至岳州南门外（街河口大街止），为挂号驳船往来，免抽厘金船行准界”。因此，岳州仅征收出入省境货物厘金，而在以上准界之内，免抽厘金（俗称落地厘金），致使一些起坡货物，少纳一道厘卡税收，招致临近的华容、南县、常德、沅江、益阳、汉寿、湘阴、平江、临湘等县的粮食、土产等，均运至岳州销售，回程则捎带南杂、布匹、百货等，使岳州成为洞庭湖区最大的商业吞吐市场。当时的城陵矶因轮、帆船均须停泊，樯桅林立，汽笛时呜，白天熙攘，夜市如昼，商业贸易日趋活跃，市面一片繁荣景象。据《光绪二十五年岳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载：“岳州为湘省之门户。凡进口、出口大宗货物，莫不悉由于此。……经过岳州门户者，闻每年上、下水之民船，各有二三万只。……进口、出口之民船，每年各能载货七八十万吨。”随着岳州的繁华，境内的鹿角、聂市、长乐等集镇也迅速崛起，发展成为有影响的乡村商贸中心。如当时的鹿角，拥有牙行、布庄、钱庄、当铺达数十家，屠宰坊28家，被誉为“钱码头”、“鱼码头”。当时的长乐，已有工商业近100户，店铺20余家，每店雇员多达二三十人，茶油集散运转年吞吐量达10000余担。临湘聂市，上、下街大约2华里，有太和生、大涌玉、方源顺等茶行10余家，各种店铺100余家，常住人口多达五六千人，茶叶贸易从黄盖湖下长江，至汉水、樊城，再经张家口、归化等地，销往蒙古、俄罗斯、英、美等国，其生意兴隆，有“小汉口”之称。在常德、澧州、益阳、沅江等县城，外国列强也竞相设立经销处，掠夺当地资源，倾销洋货。据岳州海关对1897年贸易分析，岳州关本年进出口贸易额1354000关平两，其中常德贸易总额占到近一半，为617000关平两，内含进口299000关平两，出口318000关平两。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正式开埠，大批洋商、洋货涌入长沙，对长沙市场带来了阵痛式冲击。英、日等国商人“得陇望蜀”，图谋再把常德沦为帝国主义争夺利润、掠夺资源的逐鹿之所。湖南巡抚俞廉三虽久而拒之，但终因不平等条约所桎梏，遂批准英、日商船换“临时内港执照”，进入常德市场，大量输入煤油、食糖、颜料、纸烟及其他工业品，采购桐油、粮食、山货及矿产品。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常德成为“寄港地”、“中转站”，翌年正式辟为商埠，英太古公司新建“湘潭轮”开始航行常德，美、法、德、日、俄、荷等国商人接踵而至。他们修建码头，开庄设行，大量倾销各种织物、海产、鸦片、钟表、钢铁、煤油等洋货，廉价掠夺桐油、五培子、茶叶、生丝、烟叶等土特产品，使常德进出口贸易大大增加。是年，岳州关进口额173102关平两，出口额316956关平两，其中常德占岳州关进出口总额半数以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常德出口的土布、土药、莲子、桐油、生漆、麻、爆竹、牛皮等，共值318000关平两。这时，益阳县城也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市场逐渐兴旺，15里长街，舟车辐辏，商贾云集，百货流通，有“金湘潭、银益阳”之称。津市也日渐发展成为澧水流域商业中心。桃源陬市镇成为省内最大的木材市场，沿河15公里河面，停满木排。木材除销本省各埠外，还远销湖北汉口、江西九江、安徽芜湖、江苏南京等地。汉寿酉港成为全省三大米市之一。湖区不少农村集镇的鱼米、苎麻、油菜市场，山区的竹木、茶叶、棕片、土纸市场，皆以产品丰富、质量上乘而闻名华夏大地乃至海外，江浙一带的船只和外国轮船穿梭于洞庭湖区，致使进出口贸易空前繁荣（见表5-5、表5-6、表5-7）。

表5-5    1902～1911年长沙、岳州海关来往船只统计表   单位：海关两                           
年份 长沙 岳州
 船数 吨数 指数 船数 吨数 指数
1902 进——   542 446386 100
 出——   445 446466 100
1903 进——   503 472171 105
 出——   502 472116 105
1904 进118 52010 100 656 448984 100
 出119 52021 100 652 447113 100
1905 进252 103828 199 1122 513160 114
 出245 103791 199 1122 513160 114
1906 进320 95779 184 1296 528106 118
 出332 95997 184 1298 528093 118
1907 进393 153651 295 1751 720525 161
 出373 151044 290 1757 722381 161
1908 进422 153865 295 1910 738018 165
 出404 153390 294 1921 738968 165
1909 进450 172145 330 1746 755277 169
 出446 172008 330 1744 756753 169
1910 进600 157376 302 1952 745642 167
 出554 156509 300 1975 745485 167
1911 进555 197047 378 1652 738846 165
 出595 195827 376 1585 738261 165
资料来源：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发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
第121页。

表5-6     1902～1911年长沙、岳州进出口统计情况     单位：海关两
年份 入口 出口 逆顺差
（十一）
 长沙 岳州 合计 长沙 岳州 合计 
1902  499041 499041  330556 330556 —168485
1903  1520468 1520468  1336581 1336581 —183887
1904 1988237 1015203 3003440 614395 898816 1513211 —490229
1905 3587043 147086 3734129 1621874 316956 1938830 —795229
1906 2864682 174917 3039559 1293835 342955 1636790 —402609
1907 4203140 501371 4704511 2288864 817894 3106758 —597753
1908 4520773 378396 4899169 3934285 2396486 6330771 +1431602
1909 4853871 777575 5631446 4890387 1907352 6797739 1166293
1910 5438786 855655 6294441 6116110 805970 6922080 +627639
1911 6452501 1195197 7647698 9570735 1456325 11027060 +3379362
资料来源：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发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
第122页。

表5-7         1902～1911年长沙岳州关收益情况      单位：海关两

年份 长沙 岳州 合计
 收入数 指数 收入数 指数 收入数 指数
1902 —— —— 27886 46 27886 29
1903 —— —— 101077 170 101077 106
1904 35307 100 59390 100 94697 100
1905 85996 243 14274 24 100270 105
1906 75398 213 13848 23 89246 94
1907 117734 333 31542 53 149276 157
1908 191552 542 105828 178 297380 314
续表5-7         1902～1911年长沙岳州关收益情况      单位：海关两

年份 长沙 岳州 合计
 收入数 指数 收入数 指数 收入数 指数
1909 212574 602 51804 87 264378 279
1910 193744 548 28691 48 222435 234
1911 287413 814 60901 102 348314 367
资料来源：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发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
第112页。

    辛亥革命之后，洞庭湖区商业有较大发展。民国元年（1912年），常德总商会入会商号951个，其中，各类牙医行238家，南货店100多家，粮行由原来43家增至100多家，油行8家增至10家，还出现了一批拥资数十万银元的大商号。益阳境内的商业也在与外国列强势力的抗衡中逐步发展，商品交换范围不断扩大，市场物资种类丰富，价格稳定。是时，益阳县城已发展成为全省的商业重镇之一，店铺林立，竹木牌筏满江，商品出口总值达1500万银元，进口总值1120万银元。民国10年（1921年）前后，外国列强对洞庭湖区的经济掠夺加剧，常德、益阳、岳州、津市洋行林立，进出口贸易进一步扩大。常德经营桐油、皮毛、山货、粮、棉、布等商户260余家，英、美、德、日、法、丹等国驻常德的洋行陆续增至19家，其中英商有“太古”、“安利英”、“亚细亚”、“怡和”，美商有“美孚”、“其来”、“施美”、“福中”，日商有“丸三”、“弘新”、“三井”、“三菱”、“日华”、“新隆”、“戴生昌”，德商有“美最时”、“瑞威”、“彩松”，法商有“立兴”，还有欧洲犹太巨富“沙逊”等。
    当时，洞庭湖区的主要出口产品有：一是稻米。据岳州、长沙海关统计，民国初、中期，湘米每年输出在300万石左右。这些稻米主要来自滨湖的南县、华容、澧县、安乡、沅江、汉寿、湘阴等县，约占60％以上。从1931年到1934年，共输入粮食300万石，年均75万石；输出粮食100万石，年均25万石，进出口之差额部分，主要是供长沙市民消费。二是桐油。这是洞庭湖区第二大出口农产品。民国时期，湖南桐油年产量一般约6O万担，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位。湖南桐油输出大致经3条线路：由沅水流域输出，集中于洪江、常德；由澧水流水输出，集中于津市；由湘江流域输出，集中于长沙、岳州。据统计，1912～1931年由长、岳两关输出桐油507万担，年均25.4万担，占全国25%以上。其中1929年出口桐油换回白银230万两，占全年全省出口总值的45%。经营桐油业务的出口行、代庄、油行、油盐号及驻汉油号，常德有40多家，津市有27家，由洋行转运出口之货物，岁计不下数千万元。三是水产品。民国时期，洞庭湖区的水产品一般经岳州、长沙转口外销。汉寿县银鱼、湘莲等水产品出口最多，湘莲年出口800多担，银鱼最多的一年出口达500担。据岳州海关税收分析，岳州关出口的货物，常德仍占绝大多数。民国8年（1919年）出口税，常德占岳州关总税74.7%，津市占10.79%，常、津共占85.49%；民国14年（1925年），常德占77.49%，津市占16.04%，常、津共占93.53%。民国14年至19年（1925～1930年），常德一批新兴工商业兴起，城镇共有店铺、商号8545个，从业人员34468人，资本额521.17万元，其中：服装帽业商店1300个，从业人员6674人，资本额122.3万元；食品商店3332个，从业人员12659人，资本额163.07万元；日用工业品商店1103个，从业人员4375人，资本额68.12万元；其他业商店2810个，从业人员3076人，资本额167.68万元。城区人口已过10万人，比清末增加1倍。民国20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世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洞庭湖区商贸受到严重影响，如常德桐油出口由30余万担下降为22万担。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常德城区主要商业只有29个行业，较大商店仅878家，商业资本247.35万银元，年营业额907.56万银元。英、美、荷等国输入常德的商品年总值221.34万元，其中，煤油70万元，毛织品45万元，红糖24万元，棉织品、白糖各20万元，纸烟14.4万元，面粉、酒等115万元。常德年输出物品总值958.52万元，其中桐油20万担左右。民国24年（1935年），常德城区的玻璃、肥皂、织麻、织布、手巾、皮箱、制衣、湘绣、制革等行业，外销各地物资折款达853万元以上，其中棉花、粮食、鱼产、土布、皮箱分别在1万吨、2.5万吨、1万吨、30万匹、7000口以上，桐油年销量40万担～50万担，价值1200多万元，成为仅次于四川省万县的全国第二大桐油集散中心。同期，益阳境内贸易也开始好转，商户总数由民国18年（1929年）的5091户发展到8321户；商户占总户数的比例，由1.62%增加到2.89%。年输入总额维持在1415万银元左右，输出总值由1489万元增加到1600万元，增长7.45%。输入商品主要是食盐、棉纱、棉布、绸布、绸呢、煤油等日用品；输出商品主要是粮食、茶叶、苎麻、棉花、湘莲、皮蛋、鱼类、竹木及其制品等。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在沦陷区、国统区实行野蛮经济掠夺，以剩余产品在中国倾销，换取“法币”，然后在上海、香港套取外汇。此时，日货倾销仅次于美国，约占20%左右。因当时洞庭湖区远离战场，偏安一隅，武汉、长沙等沦陷区的一些机关、学校、商店相继迁入洞庭湖区，江、浙、皖、鄂一些商户难民，也纷纷辗转迁来区内，常德城区人口顿时超过20万人，津市增至10万人，南县的九都、三仙湖，沅江县的草尾，益阳县的兰溪，安化县的梅城、大福坪、江南、黄沙坪、东坪等集镇的商户，由战前的200家增加到569家，致使商业营业额成倍增长，经济出现战时繁荣，有“小南京”、“小上海”之称。随着日军不断南侵，民国27年（1938年）农历六月二十日，日机轰炸岳阳，城区大量商店、住宅被炸毁，断垣残壁，尸陈遍地，触目惊心。从此，幸存的店铺，从业人员天亮便外出躲警报，傍夜才回城营业，殷实富户逐渐外迁，昔日繁华的岳阳，变成一座冷冷清清的死城。民国28年（1939年）冬，洞庭湖区处于临战状态，交通遭受严重破坏，生产下降，货不畅流。民国32年（1943年）下半年，日军大举侵犯湖区，一些县城相继沦陷，常德城区房屋大部分被炸毁，城区一片瓦砾，商业直接损失4985亿元国币，间接损失6.８亿元，常德、澧县、桃源三县分别损失3839亿元、88亿元和13.33亿元。常德商业与整个洞庭湖区商业一样，从此元气大伤，一獗不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常德城区商民搭棚摆摊，重整旧业，至民国34年（1945年），商店已恢复到1068家，资本总额7973万元（法币）。民国35年（1946年）增至2028家，分80个行业，资本总额13370万元。随着洞庭湖区时局的稳定和经济的恢复，美、英等国商人乘隙而入，德士古、亚细亚等外商公司纷纷在常德、岳阳和益阳设点或委托代理人先后恢复营业，煤油、肥皂、布匹、面粉、罐头、香烟、化装品等外国货大量充斥湖区市场。本地出产的苎麻、茶叶、猪鬃、肠衣等30多种传统产品，也逐步增加出口量，销往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以苎麻、茶叶为大宗。民国36年（1947年），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洞庭湖区又连年烽火，军阀官僚、土匪恶霸乘机搜刮民财，使湖区货物奇缺，物价飞涨，商业日益凋零。常德城区原有的130家织布业、330部织布机，开工的仅30户；91家针织业，开工的不及半数。益阳境内因避难而来的商民和机关、学校相继返回原籍，仅剩商户5288户，从业人员11863人，商业户数比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减少36.45%。其时，美国独霸国统区市场，美货通过“中美实业公司”设在汉口、长沙的分公司倾销到洞庭湖区的商品，从玻璃丝袜、高级香水、卫生手纸，到棉花、药品、烟草等，无所不有；以“救济物资”、“援华物资”名义免税的物资数量，超过海关进口量1倍以上。因而，洞庭湖区市场上美货泛滥成灾，几乎成了“无货不美”和“有美皆备”了。

    以上历史进程，表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虽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入侵有过顽强的抵抗，在最初的短时间内起了一些延缓作用。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由于腐朽的满清王朝与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并且日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的统治工具；也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权益的扩大和经济侵略活动的加强，为击破中国自然经济结构创造出比以前更为有力的条件。再加上买办阶层的形成等等，都增加了外国资本主义商品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竞争力、破坏力，使中国几千年来的自然经济处于一种不利境地，以致逐步退却，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①   洞庭湖区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倾销下，以“男耕女织”为核心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与农业相结合的手工业，特别是棉纺织手工业和其他城市手工业也遭到破坏，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商业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洞庭湖区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开始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这正是洞庭湖区自然经济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589页。

    二、新中国的对外贸易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结束了被列强凌辱的历史，以崭新的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积极发展与各国人民的经济贸易交往。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局限，加上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逼迫我们不得不实行与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结盟的政策，经济贸易多为政府间易货贸易，实行记账外汇结算，只有数量有限的部分产品由港、澳转口外销。50年代初，洞庭湖区的苎麻、红茶等传统产品恢复出口。1953年，益阳地区对苏联出口苎麻3480吨、红茶1200吨。1956年下半年开始出口锑、钨等矿产品。1957年，开始对罗马尼亚出口卤鱼。60年代初，中苏关系恶化，洞庭湖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大大缩减。
“文化大革命”初期，洞庭湖区外贸机构相继撤消，一部分业务人员调离或下放。从1967年起，常德、岳阳、益阳地区出口收购额连续6年下降。如益阳地区1969年只完成467万元，收购额只占全区工农业生产总值的0.64%。1973～1976年，出口收购总值虽有增加，但未能完成国家出口收购计划。此一时期，益阳地区外贸的经济效益也比较低，10年中有6年亏损。进入70年代后，外贸机构相继恢复，各项进出口政策有较大调整，外贸工作渐趋活跃。1977年，益阳地区出口收购总值比1976年增长29.5%。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国内外对外开放的历史经验，制定了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大胆吸收和利用国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一切进步的东西，大胆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把利用国内资源、开拓国内市场同利用国外资源、开拓国际市场结合起来，把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打开大门搞建设，一心一意促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对外开放，而且是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更具成效的对外开放。事实证明，我们的改革开放同清王朝的“门户开放”，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开放。可以说，两种“开放”两重天。近20多年来，洞庭湖区的对外开放和外经外贸工作，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放权过渡阶段 (1979～1987年)

    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主要有如下改革措施：一是从1984 年元月起，允许省和地、市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从1985 年元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 50%的留成外汇。二是1984 年元月，明确 28 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三是1984年9月，外贸体制实行“政企分开”、“外贸代理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

    （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阶段 (1988～1990年)

    1988年，国务院决定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一是各地、市外贸公司实行内部经营承包，承包基数三年不变；二是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三是进一步改革外贸计划体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 21 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四是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三）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变阶段 (1991～1993年)

    其主要内容：一是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二是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洞庭湖区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四）对外开放新的历史阶段(1994～  )

    从1994 年起，中央开始以汇率并轨为核心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主要内容：一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二是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1996 年 9 月，外经贸部颁布了《关于设立中外合资对外贸易公司试点暂行办法》，规定外国公司、企业可以与中国的公司、企业在上海浦东新区和深圳经济特区试办中外合资外贸公司。外商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可以在流通领域进行合资合作经营；三是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对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的外贸企业，鼓励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跨行业、跨地区联合、兼并，向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一批以外贸公司为龙头、贸工技商结合的综合商社和以生产企业为核心、具有多种功能的产业跨国公司。对一些小的外贸企业则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进行改组，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

    三、新时期的对外开放

    进入21世纪，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洞庭湖区外经外贸工作不断取得新成绩，进出口总额有了新增长，招商引资取得新突破，对外经济合作有了新进展，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设计咨询合同有了新增加（表5-8）。

表5-8         2003年洞庭湖区对外贸易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项别 常德 益阳 岳阳
 总额 比上年增长% 总额 比上年增长% 总额 比上年增长%
进出口总额 8888 17.6 8783 22.8 30176 24.2
其中：出口总额 6562 56.8 4451 95.0 18133 24.3
进口总额 2326 -31.1 4332 -38.1 12043 24.1
实际利用外商投资 10642 75.9 5419 19.1 11043 21.0
资料来源：根据2003年常德、益阳、岳阳市统计年报编制。

    近几年来，洞庭湖区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加强领导，制定政策，全方位、多形式招商引资，加快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作好跟踪服务工作，使一批批客商，包括当今世界一些著名的跨国公司，纷纷落户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使开发区建设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1991年1月，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重点开发区。2000年8月，省人民政府又批准设立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区规划面积10.8平方公里。迄今为止，在基础设施方面，先后有岳阳新火车站、11万伏金盆变电站、巴陵东路、金鹗路、通海路、标准厂房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工程竣工，实现了电通、路通、邮通、水通。在招商引资方面，已有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以及国内客商284家进区兴业，合同总投资55.92亿元。区内重点企业有：景达生物、普莱克斯、中辰陶瓷、巴陵油脂、康神药业、环保餐具、白象方便面等，初步形成了生物、医药、食品、新材料等产业。2003年，开发区新引进工业项目60个，合同总投资15.2亿元，其中工业项目32个，高科技项目14个，工业项目到位资金7.2亿元。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24.6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38.5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4.2%、28%和30%。合同利用外资1340万美元，实际到位外资1167万美元，比上年增长27.6%。

    （二）常德德山经济科技开发区

    德山过去一直是常德市的工业基地，有大中型工业企业40余家。1992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常德德山经济科技开发区，是全省9个重点经济开发区之一。全区共辖一镇、一街、一场，总面积54平方公里，人口近10万人。建区以来，常德市委、市政府提出“开发德山，再造一个常德城”的宏伟目标，掀起了“大开放、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配合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建设，共完成了近6亿元的基础设施投入，引进内外资工商项目56个，总投资48.2亿元，其中利用外资7.8亿元。随着恒安纸业、金健米业、海利化工等知名上市企业集团落户，德山已初步形成了米业、酒业、纸业、药业、纺织业等为主的支柱产业。目前，开发区着眼于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着力完善投资环境，建立起高新技术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带动城市化、城市化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走科技开发与经济开发相结合，自主开发与招商开发相结合的路子，全面实施科教兴区、开放富区、民营活区、旅游旺区的发展战略，着力发展高新技术工业项目，办好高新技术工业园、台资工业园、民营工业园。同时，发展特色农业和丘岗绿色农业，创办德山农业高新园，形成资源整合的产业优势。2003年，开发区实现GDP23.5亿元，完成税收1.4亿元，与1992年建区时相比，GDP总值、上缴税收和开发区财政收入等三项主要指标，均超过了翻两番的目标。

    （三）益阳朝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发区位于益阳市区东南部，紧邻老城区，是湖南省人民政府确定的省级重点开发区，也是益阳市未来的中心城区。总规划面积21.8平方公里，现有人口7.8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5万人。开发区定位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旅游休闲产业。在整体建设上，注重遵循“留山水风光，建现代新城”的理念，体现山水生态城市特色。在项目选择上，坚持高起点、高技术、高效益的原则，宁缺不滥。同时，注意发展教育、文化、体育、休闲娱乐产业，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对投资的吸引力。目前，已建成日供水30万吨自来水厂1个，22万伏和11万伏变电站各1座；修通城市主干道6条，共20余公里；开通程控电话1万门；中南地区最大的邮电枢纽中心、益阳体育中心均已竣工；落户东侧的国家安居工程——梓山苑住宅小区二期工程也开工；益阳广播电视中心等近20家行政事业单位上规模、上档次的高楼已落户或正在办理入户开发区的手续；境内有市重点完全中学1所、小学12所，医疗、体育、娱乐等设施配套齐全、布局合理。该区于1999年10月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目前，入园的高科技企业已达9家，基本形成了以IT产业、生物工程、新材料为主的产业布局。其中有国内百强企业之一的纳爱斯集团，首期年生产能力可达20亿元的生产基地已竣工投产。开发区还先后启动建设了一批旅游、休闲、度假、娱乐项目。2003年，开发区共完成GDP总值3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亿元，财政收入1.43亿元。

    益阳、常德开发区其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显著成绩，主要是坚持了以工业为载体，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引擎，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做大做强经济平台的正确方向。其主要经验是：

    （一）牢固树立开明开放的招商理念

    国内外经验证明，招商引资是解决开发区项目入区的有效手段，是开发区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更广泛地吸收利用国内外资本，才能更好地促进开发区经济结构调整；只有多渠道、多形式地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才能更有利于全面提高开发区经济质量；只有扩大招商引资，积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的资源开发，才能加快开发区经济融入国际化的步伐。招商引资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招商环境的优劣。而招商环境的优劣，又取决于经营管理者的思维与理念。为形成招商引资的浓厚氛围，益阳、常德开发区通过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逐步形成了“你发财，我发展”、“帮助投资者解决每个问题才是真正的投资环境”等引资理念，并把这种理念置身于每个人的每一个行为，贯穿于每一件事的每一个环节，使之变成了实际可信的内容。

    1．树立“亲商、护商、优商”的观念，着力建立新型政企关系。现阶段，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政府替企业看护财富，什么地方更能容纳财富和财富的创造者，什么地方就会产生出更多更大的企业和财富。因此，他们把开发区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淡化行政权力，强化服务意识，建立一种和谐共处、共进双羸的关系。他们坚持做到接待客商，热情服务“零障碍”；立项办证，优质服务“低成本”；排忧解难，跟踪服务“高效率”。他们对企业的关注，就是营造一种理解、支持、宽容投资者办企业、图发展的氛围。梓山湖国际高尔夫俱乐部项目落户益阳开发区后，他们倾心尽力，全程服务，多次召开协调会议，帮助解决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大到项目报建、小到水电开户等各项工作，使投资商从开发区的每一个工作环节、每一个窗口、每一个工作人员身上真实感受到诚信与效率的魅力。

    2．树立“投资者就是上帝”、“损害投资者利益就是损害自身利益”的观念，提供全方位和全天候服务。他们规定，不管投资者有什么要求，能够办理的立即办理或承诺限期办理，不能办理的，也必须解释清楚或变通办理，凡事都要给投资者一个满意答复。近几年来，投资者进入益阳、常德开发区的很多工作，诸如建设项目立项、可研报告、规划设计、征地拆迁、三通一平、报建开工、施工招投标和企业的工商注册、银行开户等手续，都是由开发区协助办理，为投资者减少了很多麻烦，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一起投诉案件。

    3．树立“小舍小得，大舍大得”、“既精明又开明”的观念，加强对入区企业的培育孵化服务。在招商引资中，要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共荣共存，就要舍得放弃眼前利益，谋求长远利益；舍得放弃局部利益，谋求全局利益；舍得让出有利的资源、优越的条件、丰厚的利润，去获取投资的机遇、发展的空间、长期的回报。因此，他们以降低投资者开发成本和经营风险为突破口，加强对入区企业的培育孵化服务。对重点引进企业和利税大户，他们千方百计为其排忧解难，在财政奖励、规费减免等方面给予最大限度的扶持，让投资者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一些原来并不熟悉开发区的高新技术企业，在入园企业的感召下，纷纷与他们合作，实现了引进一个，留住一个，带动一片的集聚效应。

    （二）着力构造诚信优质的招商环境

    1．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降低项目发展的直接成本。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是初始阶段吸引投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益阳、常德开发区建立伊始，市委、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明确赋予开发区县级行政管理职能，并下放部分市的权限，建立开发基金，制定优惠政策，为开发区招商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10多年来，仅税费一项，驻区企业就直接受益数亿元。为适应全国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和招商引资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常德市还果断决策，在开发区创办了高新技术工业园，制定了“三金一奖”等更加优惠的招商政策，每年还安排3000万元的拼盘资金，使高新区在当前各地开发区招商政策逐步趋同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相对的低成本进入优势，为成功引进金健、三金、通威、洞庭水殖等一批优质项目提供了有利条件。截止目前，高新园区已建成项目8个，在建项目5个，完成总投资10多亿元，达产后每年可形成产值20多亿元，税收2亿多元。

    2．营造良好的硬件环境，降低项目发展的配套成本。建区以来，益阳、常德开发区筹措资金20多亿元，建成了一批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如新建高标准市政道路50多公里，新建了火车站、高压变电站、邮政通讯、金融网点、宾馆酒店、医院学校和其他各类服务设施，使进区投资者不仅能拥有完善配套的生产要素条件，而且还能享受舒适、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3．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降低项目发展的隐性成本。他们把“招商以至诚为本，引资以服务为先”作为优化投资环境的关键工作。在项目洽谈阶段，他们如实向投资者介绍基本情况，郑重承诺兑现优惠政策，确保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在项目筹建阶段，他们实行跟踪服务，全程代办客商投资手续，超前组织项目施工协调，并定期召开政企恳谈会，征求工作意见，解决企业难题，重大问题直接报请市委、市政府领导现场办公解决，真正做到只要项目需要，他们就立即为项目服务；什么时间需要，他们就在什么时间为项目服务。他们还以“封闭式管理、开放式运行”为目标，不断深化行政制度审批改革，大力推行一栋楼办公、一支笔审批、一条龙服务、一个窗口对外，简化行政手续，提高服务水平，做到“零收费管理，零距离接触，零投诉服务，零障碍发展”。同时，他们还坚持开展经济环境治理活动，实行重点企业挂牌保护制度，始终保持对各类阻工、强买强卖、强行参工、参运等易发性问题的高压态势，斩“黑手”，拆“后台”，确保投资业主投资放心、经营安心、生活顺心，使投资者在项目发展中为协调地方关系而付出的资金、时间、人力等隐性成本大大降低。

    （三）积极创新高效务实的招商方式

    实践证明，招商引资主要是一种“卖方经济”、“互补经济”。要搞好招商引资工作，必须不断创新招商方式，积极培育招商载体，找准外商兴奋点和产业连接点，并以此丰富招商内涵，提高引资效率。为此，他们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1．以企业为载体，将招商引资与企业发展相结合。他们立足现有骨干企业和优势产业，充分发挥已引进项目的作用，大力推行以商招商，巩固和扩大招商成果。益阳市朝阳开发区为维护在高效、高速状态下运转，坚持把做大经济总量作为工作重心，以专业化大市场带动了加工贸易区的建设。澳洲维克仓储式建材市场，是以维克公司为依托，在桃江——益阳公路以南2平方公里区域建立的加工贸易区。该贸易区利用维克公司多年经营建材的优势和沿海部分出口加工企业内移的机遇，将在今后几年内集群式引进200多家加工贸易型企业，发挥产业群落优势，带动经济高速发展。

    2．以资源为载体，将招商引资与资源开发相结合。常德市德山经济科技开发区充分利用德山历史人文资源，突出“常德德山山有德”的文化特色，围绕把德山建成传统文化教育基地、旅游度假区、国家“三A”级名胜风景区的目标，抓住德山乾明寺、善德观、孤峰塔和森林公园旅游项目的综合开发这一重点，大力组织文化、艺术、旅游、考古、教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德山的历史，挖掘整理善卷先生、屈原大夫、宣鉴大师等历史文化名人的资料，依托德山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通过大力招商引资，逐步恢复德山原有的名胜古迹，努力将德山打造为湘西北旅游的另一个品牌。截至目前，已引资600万元完成了德山乾明寺重建工作，启动了德山道德观建设，以德山森林公园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枉水风光带和以德山防洪圈工程为依托的沅水风光带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实施之中，“两水”开发总投资将达到5亿元。

    3．以民营企业为载体，将招商引资与发展民营经济相结合。随着民营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民营企业谋扩张、图发展的冲动日益强烈，为招商引资提供了契机。近几年来，益阳、常德经济开发区利用品牌客商，借势造势，示范带动，力求形成招商引资的马太效应。浙江纳爱斯集团，是全国民营企业百强之一。它在益阳朝阳开发区投资3亿元、建立年产15万吨洗涤剂基地后，开发区借助其国内洗涤剂龙头老大的地位和品牌所产生的招商引资的广告作用，推出亮点，以优引优，又引来两家国内大型民营企业拟入区投资。2003年，他们共引进项目13个，协议引资52亿元，在湖南（深圳）投资洽谈会和益阳（深圳）招商活动周上，签约项目9个，洽谈10个，均达到了预期目的①。

    目前，洞庭湖区各经济技术开发区、各市、县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正根据中央一系列指示精神，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国际通行规则，认真履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围绕进一步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体系，创造完备的法制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服务意识，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继续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创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等目标，进一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坚持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的对外贸易战略；扩大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对外开放，有步骤地开放金融、保险、商业、外贸等服务领域；有计划地发展境外投资，积极参与和发展区域经济合作；增辟融资渠道，引导投向，优化结构，加强国内配套，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加强和改善对外借款的宏观调控和项目管理，建立责权利统一的借、用、还管理体系，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更好地推动对外开放，促进洞庭湖区现代化建设事业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