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器ac键:“文明冲突论”对我国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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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论”对我国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启示


2008-09-23 阅读次数: 494
                                    来源:《理论前沿》作者:唐荣双
[摘要]   和谐文化的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虽然背离了以阶级对抗为核心的社会对抗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但它对我国进行和谐文化建设有不可忽视的警示作用。
 [关键词]   文明冲突论;   和谐社会;   文化建设
    美国著名政治学专家塞缪尔·亨廷顿根据冷战后文明内部以及文明之间发生的局部冲突,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这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尽管亨廷顿是站在美国文化优越的角度思考国际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带有许多的偏见和不实之词,但是,他的这一结论着实让我们认清了文化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从反面给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予以提示,即和谐文化建设在中国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预测未来,都应把文化或文明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性的因素考虑进去。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更是具有和谐理念、包容精神和开放眼界的文化。
    一、立足本国,抓文化特色
    文明冲突论者亨廷顿不仅使我们注意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还使我们注意到了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投诚的后果:“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时亨廷顿也清楚地看到“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诚然,民族的独特文化(语言、宗教、价值观等等),正是确认其独立身份的重要支柱。一个民族背离了自己的传统,就像斩断了赖以生长的根系。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以自己国家的文化道德传统和价值观念作为指导。
      文明,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代表着特定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的文明一旦产生,就会很快得到固化,有其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的文明,必然会产生一种无形但却强大的力量去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融、积极交流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好东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费孝通:《从反省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一是坚持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二是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总体要求;三是坚持弘扬民族精神,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公民的基本任务;四是坚持唱响社会主义文化主旋律,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五是坚持文化创新。总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立足于现代化建设实践,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着眼世界,促文化共融
    “文明的冲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共存。尽管亨廷顿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论证“文明的冲突”,但我们应该看到,亨廷顿的观点最终是要落实到文明的对话与谅解上来的,“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摒弃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9页)“多元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如果世界上存在文明冲突的危险,那么文明对话就成为必要文明”。同是哈佛大学教授的杜维明也赞同亨廷顿这一观点。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胡品清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世界文化应该具有多样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华和谐文化应该开展文明对话,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坚持多样文化的互补共融。
    坚持文化共融,要以和为贵,采取平和安祥的价值取向。“和合”文化思想,是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精华,集中体现在儒家提倡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伦理思想中,这种思想不仅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自然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还强调要“克己复礼”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谐文化建设也离不开这种“和合”的思想。判断我们对内对外文化交流成功与否的标志就是看能不能以和为贵,容忍对方的不同。在容忍的前提下,有了解对方的意愿,交流才有可能。
坚持文化共融,要有厚德载物、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就是说,未来的文明重构既不是东方文明化,也不是西方文明化。对中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我们既要“拿来”,又要“送去”,实现“拿来”与“送去”的统一。在坚持文化共融中,我们还需要正确对待文化融合与文化冲突,正确把握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的关系。中国文化要以宽广的心胸气度积极汲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
    三、面向未来 谋文化和而不同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像日本、新加坡和沙特这样的国家,是现代的繁荣社会,但分明是非西方式的社会。“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人们所属的文明是他们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和谐文化建设既要走全球化道路,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同时也要坚持走自己的特色,摸索出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道路。历史表明,中国在引入西方文化时目的在于造成本土文化的进一步强化。马克思是从西方引入的理论,但它引入之后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应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倡导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构筑社会主义下的市场经济模式,亦没有盲目西化。
    “和合”文化不仅强调“和为贵”,而且强调“和而不同”,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我们强调文明的和谐,目的是使诸种文明之间求同存异,以求得共同发展。但我们决不是唯和谐论者。就是说,决不能不分是非,强调无原则的和谐。我们所倡导的和谐文化,是有差别的和谐文化。不同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才使和谐有了必要和可能。可见,差异是和谐的必要条件。试想,如果没有了差异,整个世界只存在同一的文明形式,还有什么和谐可言?有差异就有斗争和摩擦,而通过斗争和摩擦,矛盾得以解决,从而达到新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