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隔离电路:安静所带来的欢愉

大概一年前，我飞往新加坡，与作家Malcolm Gladwell ，时尚设计师Marc Ecko ，平面设计师Stefan Sagmeister 一道，去拜访一个对外宣传“对未来的孩子进行营销”的机构。我到达后不久，邀请我来的此机构首席执行官就把我拉到一旁。他最感兴趣的是沉默，我还兴奋地以为是什么其他的秘密运动呢。

几个月后，我看到了永远的尖端设计师Philippe Starck的访谈。是什么让他一直引领潮流？“我从不看杂志或者看电视，”他说，可能是有点夸张。“我也从不参加鸡尾酒会，晚餐或者其他类似的聚会。”他不是按传统观念在生活，他暗示到，因为“我基本上独自生活，在偏僻的地方。”

同时，我注意到那些愿意花2285美元在Post Ranch酒店的顶层住一晚的人支付如此高的房价中有一部分是房间里没有电视的代价；我被确信地告知，未来的旅行将会出现“黑洞度假胜地”，正因为那里联不了网，在那里必须支付很多钱

真的会变成这样吗？

我们这一代人从为能节省我们时间的设备大大扩大了我们的生活而感到兴奋到试图摆脱它们——常常是为了腾出更多时间。我们对外的联系方式越多，就有越多人绝望的想切断这些联系。像年轻人一样，我们似乎一夜之间从对世界一无所知变成对世界知道的太多。

韩国和中国的互联网拯救营正在尝试帮助那些沉迷于网络的孩子。

不久前，我的一个作家朋友花大价钱得到一款名为自由的软件，它能让切断所有网络通信，这让他如解放了一般。即使是英特尔公司，也在2007年实验性地为300名工程师和经理在每周二早上提供一段连续不受打扰的时间。（研究人员发现，目前的办公室一族，平均每次最多能享受3分钟的不受打扰时段。）在此期间，职员们不允许使用手机和发电子邮件，但能有机会让他们的头脑清醒一下并且聆听自己的内心。

Nicholas Carr 在他那本令人开眼界的书《The Shallows》中写道，每个美国人平均每天面对电脑屏幕至少8.5个小时，部分原因是在2005至2009年间，美国成人在线时长增长了一倍（同时，看电视的时长也稳步上升）。

平均每天每个美国年轻人发或收75条短信，虽然萨克拉门托的一个女孩成功HOLD住每24小时10000条短信，并持续了一个月。奢侈，如经济学家告诉你的一样，是稀缺的函数，未来的小孩，我当时在新加坡对那批营销人员说，将会无比渴望自由，渴望着摆脱那些让他们觉得没有意义和潮水般涌进的闪烁着的屏幕、视频和滚动的标题，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人们亟须慢下来，留下自己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当然，充满智慧的人常常提醒我们：越专注于当下，花在大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就越少。“分心是唯一导致悲剧的东西，”法国哲学家Blaise Pascal 在17世纪写道，“然而它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悲剧。”他也曾说一个人的所有问题源于他不能安静地、单独地坐在房间里。

当电报和火车将方便比内容重要的观念带来——更快意味着能补偿不如意的结果——梭罗提醒我们“那个骑着每分钟跑一英里的快马的人并没有携带重要的信息。”甚至半个世纪前，比任何人都近距离观察什么即将到来的Marshall McLuhan警告说“当东西飞快的朝你奔来，自然而然地你会失去与自我的联系。”Thomas Merton 触动了数百万人的心弦，不只提到“其实，人类是为了休息这个最高活动而存在的，”而且实践了这句话，他淡出了激烈的竞争进入了西多会修道院。

然而当今，上述声音能够被听见正是因为CNN在播报“爆炸新闻”时，Debbie正展示她的暑假照片而且电话也响了。 我们仅有时间看看自己剩下多么少的时间（研究发现，大部分的网页仅被浏览了10秒钟，或者还没10秒呢）。越多的信息向我们涌来，我们分配在每个信息上面的时间精力就越少。我们注意到的仅仅是那些常用来引导和稳定我们的界限——星期天和星期一，公共与私人，这里和那里——正在消失。

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方式，如梭罗所说的，但是交流的内容越来越少。部分源于我们忙于交流。并且——相信梭罗也会说——我们不断地试图赶在各种最后期限前完成一些事，以至于忘了我们最需要的是救命稻草。

怎么办呢？核心的矛盾是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些使我们的生活明亮、快速、更长更健康的机器无法教会我们怎么样最好地利用它们；信息革命没用说明书。世界上的数据不会告知我们怎么筛选数据；图像也不会叫我们如何加工图像。让我们的屏幕生活走上正道的唯一方法是唤起在屏幕中无法清晰的情感与道德

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我认识的人去做瑜伽、冥想或者是耍太极，即使他们并没有宗教信仰；这些并不是什么与远古智慧联通的新方法。我的两个记者朋友每周都有“互联网安息日”，周五晚上到周一早上，将所有线上连接断开，以回归那些如家庭聚餐和谈话等老习惯。四个月前的牛津，我与一些律师共同享用早餐，我发现他们的谈话无非是帆船，骑行或者是桥牌：都能让他们摆脱无线电联络数小时。

我的另一些朋友尝试着每周日进行长途步行，或者把手机“忘”在家里。Carr 先生指出，近年来的一系列测试表明，在安静的郊外呆上一段时间使得被试者“展现出更好的专注力，更强的记忆力并且普遍提高了认知能力。他们的头脑变得更冷静和敏捷。”不仅如此，神入与沉思所依赖的神经过程“天性就缓慢”，我们快节奏的生活没有时间满足它。

就我自己而言，我用一些反常的并且常常是极端的手段来试图保持头脑清醒并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不做任何事（这部分是我仅有的能够思考接下来该做什么的时间）。我不使用手机，不发微博不上脸谱。在这段时间里我不与外界联通，我还从曼哈顿搬到日本郊区，这样我就能更容易适应长时间的步行，甚至去看场电影都是件大事。

这些都不是原则问题或者禁欲主义，这只是自私罢了。在一个地方，沉迷于一本书，一场对话，一段音乐让我感到非常平静、清晰和愉悦。实际上这比快乐更深层次：这是愉悦，是David Steindl-Rast神父所描述的“一种不取决与外界发生何事的快乐。”

与外界保持联系并知晓发生何事当然非常重要，这些年我煞费苦心地单独去耶路撒冷、海得拉巴、阿曼和圣彼得堡旅行，去阿肯色州的郊外、泰国和福岛受损的核电站，还有迪拜。也只有远离原来的世界远一点才能看清原来的世界的全貌，并且悟出与它共处的方法。

因此，我20年来每年都去本笃会的修道院数次，每次不超过3天，从Post Ranch 旅馆出发40分钟的路程。在那里我不参与服务，也不冥想，我只是就这么走着，读着迷失在无声中，想着只有短暂的远离我的妻子、老板和朋友我才能给他们带去新的有用之物。上次去修道院是3个月前，我在在院里的路上遇到一个年轻人和骑在他肩膀上的大约3岁的孩子。

“你是Pico吧？”那人说，他自称为Larry，我猜我们见过面，那是19年前，当时他住在庙里当修道士的助手

“现在在干些什么呢？”我问道。

“我在MTV工作，在纽约”

我们笑了，无声胜有声。

“我尽量常带孩子来这里，”他接着说，看着我们一侧的浩瀚的太平洋，另一侧中部海岸高高的褐色的山，“我大儿子”——他指着那个在母亲前的荒废的山路上跑来跑去的7岁孩子——“这是他第三次来这里。”

我意识到，未来的孩子可能走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前头，他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那些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