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十大悲剧新闻人物

　郭美美：最美丽的悲剧人物之一

 　　郭美美：最美丽的悲剧人物

　　她一个优雅而小资的炫富片断，让无数疯狂的网友窃取了中国慈善垄断寻租的病理切片。仅仅用不到3天的时间，就彻底摧毁了中国红十字会的百年美誉，并且倒逼中国慈善改革进入透明化时代。从悲剧的美学意义上分析，郭美美不仅堪称中国慈善反腐第一功臣，而且还让她那个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干爹，跻身中国“四大名爹”之一。网友所列“四大名爹”分别为：李双江、李刚、王军、卢俊卿。

　　郭美玲，微博昵称“郭美美baby”湖南人。2011年6月20日，郭美玲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6月22日中国红十字会称“郭美美”与红十字会无关，新浪也对实名认证有误一事而致歉。

　　新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近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对红会当前的困境大发感慨：“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我很震撼，也在深思。……一个都没有被证实的网络事件，却可以用三天就把你打得稀里哗啦的。”

　　但此番言论，多少有些危言耸听，郭美美显得有些无辜。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三天毁掉红会百年:冰冻三尺岂一日之寒?

2011-12-16 12:06:32 | 华声在线

　　新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近日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对红会当前的困境大发感慨： “一个有着107年历史的红十字会，怎么会在一个小姑娘郭美美的冲击下产生这么大的问题?我很震撼，也在深思。……一个都没有被证实的网络事件，却可以用三天就把你打得稀里哗啦的。”她认为，“我们必须要让社会了解红十字会，提高抗击风险的能力，否则一个观点掉下来，就把我们摧毁了，甚至撕碎了”。

　　三天毁掉红会百年——这与其说是反思，不如说是抱怨。上任后发出“想赚钱请远离红会”宣言的赵副会长，本来还让公众对于红会将来的改革充满期待。可是，“三天毁掉百年”的话语一出，让人似乎又重新回到了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会官员的官言官语里。这是一套始终躺在百年历史功劳簿上的叙述逻辑，它将红会遭遇的信任危机归于网络事件的偶然和公众的不理性。而问题的解决之道，则只需要“让社会了解红十字会”以“提高抗击风险的能力”。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表面看来，是郭美美事件“三天毁掉红会百年”，实际上却是内部早已发生霉变，只不过通过这一事件，让公众更大程度知悉了这一切而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遭遇信任危机之后，红会不去认真思考自身问题，反而花更多精力来抱怨外部因素，这非但不会有助于挽回公信，反而会将红会引向不思进取的境地。人民的眼睛即使不是雪亮的，也绝对不会是漆黑的，红会的信任危机不可能单纯是由一个三天的事件造成，而只能是长期积累的诟病在某个时点集中爆发。

　　就拿最近备受争议的红会进校园事件来说，赵副会长抱怨“不了解就发表议论是可怕的”，并称“最高5元的会费是合理的，因为社会工作是有成本的”。可事实上，遭致众多家长强烈反对的收费真的合理吗?孩子并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红会通过与地方教育部门合作，强制要求学生入会并缴费，这与敛财何异?红会不是靠魅力吸引学生，而是靠权力强制学生，这与国外的红十字会青少年运动，难道真的是一回事吗?

　　公众与红会绝非天生有仇，公众对红会的质疑是基于事实的不满，而不是为了狂欢的泄愤。红会不要总是试图去“影响公众”甚至“引导公众”，而是应该信任公众尊重公众，用实际行动赢得公信。如果一个组织的公信力已经脆弱到能被一个三天的偶然事件所毁掉，那么这个组织实在应该感谢这次事件给了它一次悬崖勒马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红会其实应该感谢郭美美。。

　 

　　一个叫卢星宇的80后小妹妹突然一夜爆红，引起众多网友的关注，其爆红风头完全盖过郭美美，被网民称为“郭美美二代”，托郭美美的福，卢星宇被网友们亲切唤作“卢美美”。

　　微博真是个害人精，如果没有微博这个东西，郭美美小姐可能正在她干爹的关怀下过着奢华的生活。同样是因为微博，让中非希望工程这个项目和它的管理者卢星宇走入公众的视线，并遭受公众的质疑，如果没有微博这个东西，卢美美小姐可能正在她亲爹的的怀里茁壮成长。

　　经调查，卢星宇年仅24岁，系亿万富翁卢俊卿之女。卢俊卿是华商500强俱乐部主席，天九儒商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执行主席，全球公益慈善联盟金质勋章获得者。卢星宇美国加州州立大学传媒专业毕业。中国拿出15亿在非洲援建1000所希望小学项目就是她这个1987年生的小妹妹负责。

　　网友质问多多，本人耗力气收罗了网友对卢氏家族的十大质疑

　　疑点一：所谓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只是一家私人公司，其公司编号为0976596，成立日期是2005年6月10日。中非希望工程主要操办方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并未在民政部注册，是在香港注册了一个法定资本10000港币的私人公司。

　　疑点二:该项目组委会的9位主席中，执行主席名为卢星宇。此外，还有人质疑该基金会基本属于一个家族企业，组委会成员中有两位年轻的新人分别是主席和共同主席的子女。调查发现，卢星宇的爸爸卢俊卿三兄弟，卢先生(协会主席、集团总裁)、李忠和(常务副主席、行政总裁)、吕贵(常务副主席、业务总裁)。本是亲三兄弟，为了掩人耳目而改名换姓。 网友判断，卢、李、吕拼音都是L打头，发音差不多，说明他们内心深处还是记挂着祖宗。

　　疑点三:经营的慈善组织和红十字会一样，对所有捐款提成10%作为管理费，即一亿五千万。转出的每笔费用，这个公司收一成的手续费，还能得到退税，一举两得。

　　疑点四：非洲需要的是粮食不是希望工程。为了洗钱，无非把资金转移与到境外的老板合作，通过捐赠的名义，合法免税的把资金转移到境外，同时通过青基会获得国内的免税发票。

　　疑点五：建校成本超国内3.75倍 中国青基会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希望工程在过去21年时间里，总共募集的70亿元，所建学校为17079所。如此算来，国内每所希望小学学校的成本约40万元。中非希望工程，平均每个学校的成本约150万元。150万：40万。中非希望工程在非洲援建的希望小学每所成本约为国内的3倍以上。

　　疑点六：质疑卢美美父亲卢俊卿，花八万元买一本博士学位证书。卢俊卿从绵阳师范专科学校毕业20年后，在国内“读”了两年，获得了美国普莱斯顿大学工商管理(DBA)方向博士学位。

　　疑点七：华商协会每年会费几十万元，还要花各种钱参加他们的活动，换来的是和各种领导人的合影。

　　疑点八：神秘的天九儒商，到底是个什么企业?前程无忧的招聘广告中，该公司的业务显得更为蹊跷：“集团首创的‘企业家孵化器’，开创了‘让员工当老板’的先河，让500多位营销精英走上了‘快速致富，快速成长，快速成为企业家’的孵化之路。至2010年底，集团共孵化出董事长3人，总经理9人，总监47人，经理161人。集团创立的‘优者有股、强者孵化、贤者终身’的先进机制，让60多位优秀人才成为了股东和终身员工，实现了‘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梦想。”网友感叹：难道，青基会选择的合作伙伴，是一家专门培养老板的企业?

　　疑点九：该协会以开展评选和会议为名收取费用，“评选收费几万元不等，给钱就能给你一个想要的奖项称号。每个会议的收入高达三四百万元包括200多个城市上榜的“中国魅力城市”排行榜，皆出自卢星宇的父亲卢俊卿之手 。

　　疑点十：非洲实现了从小学到大大学的免费教育，住宿是单间，一年只交相当于150人民币的管理费。中国人上学上不起，农村地区的校舍远远落后非洲，可我们大把大把的美元去援助非洲教育，

　　李天一：最娱乐的悲剧人物之三

　　李天一：最娱乐的悲剧人物

　　李天一，著名歌唱家李双江之子。1996年4月出生于北京音乐世家，母亲梦鸽是知名歌唱家。曾就读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人民大学附中、美国Shattuck-St. Mary's School(沙特克圣玛丽学院)冰球学校。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梦鸽夫妇原本德艺双馨有口皆碑，却因其子李天一无证驾驶且撞人打人惹火烧身。

　　2011年9月，李双江的儿子驾车撞人打人，这一惹眼的“星二代”，只因多了李双江、梦鸽这一明星元素，令舆论爆棚，赚足了全国人民的目光。不仅如此，另一参与者也因驾驶最牛山西车牌、声称有“官爹”背景引发轩然大波，“星二代”再加上“官二代”、“富二代”，就变得更加热闹。“坑爹”一词从此载入史册广为流传。

李双江儿子打人事件和解无关社会之痛

2011-12-16 12:04:42 | 华声在线

　　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引起舆论喧哗后，我一直在关注着一个结果，等待验证自己的判断力。这个结果来的不算太迟：“14日下午，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中受伤夫妇与李、苏二人家长会面，双方达成和解。夫妇二人称已接受两个孩子家长的道歉，将不再对此事进行追究，并希望今后能对孩子严加管教。”(9月15日 京华时报 )

　　归纳之下，就是这个新闻的标题《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和解 受伤夫妇将不再追责》。这不但被笔者预先言中，更可能是李双江之子早就知道的，否则，他哪来的这股“勇气”。对此，在相关评论中，网友们再次愤然。但这又是必然的也是最好的结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苛求李双江?扭转权贵子弟横行霸道的社会风气，李双江是担当不起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责怪受伤夫妇的软弱，他们在事发时的不依不饶，可能只是气头上的狠话，更何况他们当时也不知道，行凶者是大名鼎鼎的李双江之子。很多时候，人的喜怒哀乐，都是利益得失的使然，而在不同的价值观支配下，趋利避害大致可以作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其实，人们对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处理结果的期盼是茫然的。因为，人们希望严惩行凶者，不光是对受害人的声援，实质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憎恶。但是，如果李双江之子确实不满16周岁，他就无法成为扭转权贵子弟横行霸道的社会风气的严惩“标本”，即使法律想做一个以儆效尤的姿态，李双江之子也不符合“标的”。李双江之子“一个人在拘留所度过”中秋节，已经算是“法硬上大夫”了。客观的说，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的善后，如果没有其他违法证据，在法律范围内，几乎没有什么深究的余地了。

　　然而，对一起打人事件，涉事双方都“和解”了，为何公众还“意犹未尽”?实乃打人事件所触痛的，不仅是被打的夫妇，而是公众的感情。因此，“李双江之子打人事件和解，受伤夫妇将不再追责”，只是个人恩怨层面上的，公众对这种社会恶习的愤愤不平，是不会随之轻易和解的。但就法律而言，也是无可奈何的。

　　正因为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所以把一些在道德范畴内就格格不入的问题，最终放到底线上来处理，本身就是社会的不幸。当“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成为一个阶层并逐渐固化的时候，不同阶层间的地位悬殊必然引起相互歧视和对立。而这种歧视和对立，来自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公，来自公众对权力寻租下权钱交易的憎恶，这就难以形成和谐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阶层间的对立情绪，就像一股暗流，一旦有了宣泄口，其势是汹涌的。而当权势二代反复用他们的骄狂触及这一社会痛楚时，人们的反应是激烈的。李双江之子打人后叫嚣“谁敢打110”，就把一起打人事件上升为权势阶层的仗势欺人，被深深刺痛的就不仅是被打的夫妇，而是本来就对特权阶层深恶痛绝的民众。人们联想起一系列权势二代有恃无恐的行径，被激怒的情绪就超出了事件的本身。这种社会后果，事件的当事人是负担不起的，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也是就事论事的，即使李双江因此身败名裂，能对这个贫富二级分化，社会阶层日趋固化的社会有什么救赎作用么?

　　因此，类似事件引出的社会问题是值得惊醒的。如果社会形成一个任意欺压弱势群体的阶层，如果权势成为欺压普通百姓的资本，那么，就有违制度的性质和社会的属性了。因此，满足于“事件和解”和“不再追责”是远远不够的，人们何尝不能认为，这样的“和解”是又一次体现了权势的无所不能?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是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吴远碧：最悲壮的悲剧人物之四

吴远碧：最悲壮的悲剧人物

　　“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是当前进城农民工因病陷入绝望的极端案例。

　　身患“布查氏综合征”的吴远碧，对自己肿胀的腹部举起了菜刀。切剖身体的痛苦，其酷烈让人想想就胆寒齿冷，一位患病的农妇却不得不以这种惨烈至极的方式来自我诊疗。我们总说人命无贵贱，然而在这个GDP不断翻番的国度，一些人享受着紫禁城里私人会所的锦衣玉食，另一些人却要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坐等病躯凋谢。贫穷是种庸常的恶，但却绝不是抹淡农妇“剖腹自医”背后社会原罪的由头。

“剖腹自医”是对社保体系乏力的控诉

2011-12-16 12:03:42 | 华声在线

　　“这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是要了命，也就不用再拖累家人了。”53岁的重庆农妇吴远碧因病无钱手术，赌命挥刀自剖放出腹部积水。这是当前进城农民工因病陷入绝望的极端案例。(5月23日《华商报》)

　　身患“布查氏综合征”的吴远碧，对自己肿胀的腹部举起了菜刀。切剖身体的痛苦，其酷烈让人想想就胆寒齿冷，一位患病的农妇却不得不以这种惨烈至极的方式来自我诊疗。我们总说人命无贵贱，然而在这个GDP不断翻番的国度，一些人享受着紫禁城里私人会所的锦衣玉食，另一些人却要在潮湿阴冷的地下室里坐等病躯凋谢。贫穷是种庸常的恶，但却绝不是抹淡农妇“剖腹自医”背后社会原罪的由头。

　　不要再说什么“朴实”“愚昧”了，对于那些一看到底层弱势者悲怆情形便生出高高在上的怜悯乃至所谓“带着爱的责备”的人，这回该住口了。“朴实”的人习惯忍辱负重，习惯恬退隐忍，习惯一点给予便知足，少索取而心多宽厚，但却绝不是该轻视其应有权益和尊严的借口，绝不是因之“顽强的生命力”而对其关心呵护就该缩减以致任其“自生自灭”。至于称其愚昧的假想，简直就是“没人性”的风凉话。再“无知”的人，会在自己身上动刀子?

　　吴远碧念叨的那句：一刀下去，好了，就不再拖累家人了，要了命，也不再拖累家人了。背后渗透着一位母亲、妻子对家人的爱，爱得深也爱得沉重，面对高昂的医疗费、家徒四壁的窘况，她其实是在以一种“赴死”的决心来为自己和家人寻找解脱。这种满是血泪的抉择，背后又有多少无奈和辛酸?

　　可是，这种无奈和辛酸当下又在多少低收入家庭上演着。有病治不起，只能苦捱，实在捱不住，便自行了断，这是对许多底层弱势者恶劣医疗保障的真实写照。吴远碧的经历因为媒体发掘而为世人知晓，更多的人仍在潮湿阴暗一隅独自承受病痛煎熬。“剖腹自医”这种骇人听闻的人伦惨剧，是对社会保障制度乏力和“嫌贫爱富”的无声控诉。

　　吴远碧和丈夫都是进城务工农民，虽然全家都在城里“落脚”，身份上却还是农民。城乡二元壁垒不由分说地将其排除在城市医保救济范围之外。也因此，虽然吴远碧的情况早先就被当地媒体披露，但相关部门仍以“布查氏综合征”不属“大病救助”之列而拒绝对其支以援手。冷漠的制度背后透出刺眼的身份歧视，面对一个因病而陷入绝境的家庭，作为人民庇护者的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将之遗弃。

　　当然，社会救助体系也并非只能依傍政府，一些民间慈善机构和基金会在关键时刻也能救人于急难。倘若吴所在社区存在类似红十字会的慈善NGO，也便能在政府救济乏力时及时跟进，断不至上演“剖腹自医”这般惨绝人寰之事。

　　“剖腹自医”是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不能承受之重。那把菜刀在割伤吴远碧的同时，也割伤了一个社会的良心，割伤了一个社会所应有的怜悯和仁爱的底线。它警醒我们，如果一个政府不能确保哪怕最平凡的人都能免于被病痛剥夺走人伦幸福和生命尊严，那么她是该受自己良心和民意谴责的。

小悦悦：最悲催的悲剧人物之五

小悦悦：最悲催的悲剧人物

　　台湾作家柏杨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的书，曾引起激烈争论。记不清他写没写过国人的冷漠和见死不救。但时隔这么多年，遭两车碾压的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却真真切切地被国人丑陋的冷漠，早早地送入本该暂且不属于她的天堂。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就这样提前凋谢了。

　　一个幼小生命的非正常离去，带给我们的是巨大的心灵震撼，她勾起了全社会关于道德危机的叩问：如何才能让社会停止冷漠?如何才能让类似的惨剧不再发生?如何重建渐渐松垮的社会信任?如何完善奖励制度才能让见义勇为者不再“流血又流泪”?……

用良知的尖刀切断“小悦悦事件”的繁衍

2011-12-16 12:03:03 | 华声在线

　　台湾作家柏杨写过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的书，曾引起激烈争论。记不清他写没写过国人的冷漠和见死不救。但时隔这么多年，遭两车碾压的广东佛山女童小悦悦，却真真切切地被国人丑陋的冷漠，早早地送入本该暂且不属于她的天堂。一朵含苞待放的小花，就这样提前凋谢了。

　　一个幼小生命的非正常离去，带给我们的是巨大的心灵震撼，她勾起了全社会关于道德危机的叩问：如何才能让社会停止冷漠?如何才能让类似的惨剧不再发生?如何重建渐渐松垮的社会信任?如何完善奖励制度才能让见义勇为者不再“流血又流泪”?……

　　针对“小悦悦事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近日召开的广东省委常委会上呼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努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和每一个人的道德良知，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的确，当下中国人似乎愈来愈忽视了潜藏在自己骨子里的丑陋的抛头露面。中国社会的道德骨架确有折断处，互联网关于“自己若在现场会不会出手相救”的调查显示，仅有88%的投票者表示“会”。 这样的回答率应当是100%，但非常遗憾，我们没法“及格”。这就是为什么在佛山的撞人现场，施救与拒绝施救的真实比例是颠倒的1：18。

　　“小悦悦事件”说明，有一种冷漠和无情在中国社会潜伏甚至游荡着，它们随时有可能被激活，像毒气一样窒息一个特定环境下人们的道德感，制造出令社会道德底线无法接受的表现。佛山那18个人的冷漠，以及肇事司机的逃逸，就是中国社会道德面貌的一个真实细节，它度量出了中国社会道德水平线的“最低值”。

　　好在整个中国尚没有全盘落入冷酷无情。“小悦悦事件”中，一位在常人眼中属于“底层人”的拾荒阿姨，让泱泱大国的国人，保留了起码的颜面。值得庆幸，同时也给我们一份重要的提醒：一个无良无德、被“丛林法则”主导的社会不可能有大作为和持续繁荣，中国未来的社会进步如果没有社会道德的基本支撑，局面将不可思议。

　　不能说中国人的丑陋比比皆是，不能说利己主义已经袭展中国，但它的破坏力相当尖锐，足以穿透中国社会的任何道德底线。正如此，在当下中国，竟然有了数不清的龌龊，有了“前腐后继”的贪官，也有了佛山见死不救的惊人一幕。

　　铲除丑陋，是得像汪洋说的那样，使用“良知的尖刀”。比如，先拿利己主义这个“毒瘤”开刀吧!让我们一起抵制利己主义的扩张蔓延，抵制对利己主义的“活学活用”。再比如，向冷漠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这个“怪胎”动手吧!让我们“拒绝冷漠，唤醒真爱”，用真爱颠覆冷漠。又比如，为社会信任缺失这场“病疾”看医生吧!让我们重建社会信任，消除社会存在的“狼来了”层出不穷的现象。

　　也许，解剖丑陋、解决道德问题，免不了法律和政治的帮忙，但道德“底线”的构筑，只能使用啥也不能替代的道德材料。“是”与“否”的道德底线，注定是那般的一清二白，没有丁点模糊空间。比如救不救一个生命垂危者，压根就不允许有任何犹豫和选择，即便时代业已嬗变，抑或其他。“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一条典型的道德底线，也是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丑陋的“刮骨疗伤”。

周琴：最像秋菊的悲剧人物之六

周琴：最像秋菊的悲剧人物

　　2011年5月17日，阿市中学校长强令26岁的英语教师周琴陪8位领导喝酒。酒醉后的她，被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网传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竟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戴套不算强奸，那算什么呢?或许只能算通奸，算是权力通奸的产物。权力一旦相互通奸，普通百姓难免被强奸。

　　如果真的如传言所说当地警方认为“戴避孕套不算强奸”，那么我们不禁要对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论断表示惊诧并嗤之以鼻，还要对此表示出离的愤怒，因为“戴避孕套不算强奸”这种说法是在强奸法律，在强奸良知和正义。

【详细】

 　2011年5月17日，阿市中学校长强令26岁的英语教师周琴陪8位领导喝酒。酒醉后的她，被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网传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竟说：“戴避孕套不算强奸”。(7月12日《黔中早报》)

　　如果真的如传言所说当地警方认为“戴避孕套不算强奸”，那么我们不禁要对如此滑天下之大稽的论断表示惊诧并嗤之以鼻，还要对此表示出离的愤怒，因为“戴避孕套不算强奸”这种说法是在强奸法律，在强奸良知和正义。

　　当地警方认为“该强奸案暴力特征不明显，而且还提到有避孕套，在强奸罪方面，很难认定”。毫无疑问，当地警方的这种看法是无知且可笑的，除非他们是故意为之，否则足见其对法律的无知。

　　根据刑法的规定，强奸罪是指违背妇女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其中“其他手段”是指犯罪分子用暴力、胁迫以外的手段，使被害妇女无法抗拒。例如：利用妇女患重病、熟睡之机，进行奸淫;以醉酒、药物麻醉，以及利用或者假冒治病等等方法对妇女进行奸淫。

　　本案中，所长王忠贵就是在违背周琴的意志下(周琴在被搂抱之后借口躲进卫生间并反锁两道门)，利用“其他手段”(周琴因为醉酒昏睡在厕所)对其进行奸淫，这毫无疑问是构成强奸罪的。

　　当地警方所说的“暴力特征不明显”显然是对强奸罪的误解，在他们看来“只有使用暴力手段才算强奸”，但根据法律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暴力只是手段之一，不是构成强奸罪的根本要件，根本要件是违背妇女意志。也就是说，无论使用什么手段，更不管其戴没戴避孕套，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对妇女进行奸淫，均构成强奸罪。

　　难以想象，如果这个世界上“戴上避孕套就不算强奸”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这样的话，天下的强奸犯们就有福了，因为只要戴上避孕套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毫无疑问，这是在纵容犯罪，也是在助长犯罪。

　　鉴于能说出“戴上避孕套就不算强奸”这种脑残说法实在是匪夷所思，不难推断，当地警方之所以抛出这种说法，是想为犯罪嫌疑人王忠贵开脱，是企图大事化了小事化了，是为了让其逃脱法律的制裁。不过，这种伎俩是不会得逞的，而且这种说法只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为人所耻笑，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法律必将严惩罪犯，还当事人一个公道!

杨武：最"窝囊"的悲剧人物之七

　　杨武：最"窝囊"的悲剧人物

　  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1小时后，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联防队员的嚣张与残暴，让人看完新闻几乎是拍案而起，身为执法者，居然下作到如此猖狂的地步，与作恶的黑势力又有何区别。更让人愤怒的是，事后联防队员杨喜利的家属，居然还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这简直就是骑到头上来了，还一定要顺势拉泡屎，平时仗势欺人的嚣张气焰延续至今，施暴者有多张狂多嚣张可见一斑。

　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1小时后，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联防队员的嚣张与残暴，让人看完新闻几乎是拍案而起，身为执法者，居然下作到如此猖狂的地步，与作恶的黑势力又有何区别。更让人愤怒的是，事后联防队员杨喜利的家属，居然还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这简直就是骑到头上来了，还一定要顺势拉泡屎，平时仗势欺人的嚣张气焰延续至今，施暴者有多张狂多嚣张可见一斑。

　　然而，如今的谴责却出现了另一种声音。杨武说自己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这样的后悔并没有获得舆论多少原谅，更多的人认为，正是因为杨武的窝囊与懦弱，才助长了事件的恶劣的程度，如果当时他挺起反抗，去解救受人凌辱的妻子，那么事态就可能出现转机，不会变得如此不堪。

　　不错，如果杨武当时勇敢一点，脑门充血一下，情况可能就与今天不同，很多的质疑者，甚至不乏假设为自己是杨武：认为如果是我，会如何如何。笔者在此无力为杨武辩解，也同样不为他的懦弱不齿，但事实上，网友的假设其实是并不成立，杨喜利之所以如此嚣张，就是认定了杨武是杨武，所以才会如此嚣张，平时欺负杨武惯了，自然就不把杨武放在眼里，为了满足施暴的快感，暴力的程度又一次比一次提高，最终导致了如今的局面。

　　谴责首先应该指向施暴者杨喜利，而非懦弱的杨武。尽管的确是杨武的默不作声助长了杨喜利的跋扈，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事件的根本性质，最该受到舆论谴责与法律制裁仍然是杨喜利。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常会认同“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说法，把“可怜人”的“可恨”放得太大，甚而超过了原本的“可怜”，从而导致最终忘怀了原本对他的同情心，反而默认了这个事实的合理。

　　类似的担忧同样体现在这件事上，如果杨武奋起反抗了，哪怕妻子仍被强奸了，自己被打死了，舆论再来看待这一件事的时候，可能就不会有如今的分歧，因为那样更符合弱者被逼无奈奋起反抗的模式，谴责谁同情谁事实一目了然。

　　但现实远比假想复杂，杨武为何会如此懦弱，是一件无比复杂的事，要归位到他的生长与生活经历才能验明，而这样的软弱，又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情况下，所以简单地去谴责杨武，可能与事件意义并不大，反而会加大妻子与丈夫之间的隔膜与猜忌，目前所应该做的，就是让施暴者收到法律的惩罚，而后才能逐步修复这个可怜的家庭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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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明奇：最暴力的悲剧人物之八

　　钱明奇：最暴力的悲剧人物

　　2011年5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倾听那些“沉没的声音”》的评论文章。就在当天，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连环爆炸造成3人死亡。江西省公安厅确认，江西抚州“5.26”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已确定在爆炸中死亡。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钱明奇只缘于他遭遇强拆2次，上访10年诉告无门，当然他自己也成为了极端事件下的亡灵。“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依旧层出不穷的强拆悲剧当引此为血鉴。

　　钱明奇事件是个没有赢家的悲剧。钱明奇人财两空，两个无辜者在爆炸中死亡，临川区的书记、区长遭免职，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受损。我们不同意钱明奇以这种方式了断与临川区政府的恩怨，可是，如果他不想委曲求全，还有什么渠道能够纾解心中的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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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人民网报道，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傅清、区长习东森6月4日被免职。5月26日，抚州市检察院、临川区行政楼、临川区行政楼东边广场先后发生3起爆炸，犯罪嫌疑人钱明奇和两名无辜者在爆炸中当场死亡。此前他在微博中称：临川区借修建高速公路之名搞拆迁，擅自降低补偿标准，给他个人造成损失200余万元。

　　钱明奇事件是个没有赢家的悲剧。钱明奇人财两空，两个无辜者在爆炸中死亡，临川区的书记、区长遭免职，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受损。我们不同意钱明奇以这种方式了断与临川区政府的恩怨，可是，如果他不想委曲求全，还有什么渠道能够纾解心中的愤懑?

　　事实上，钱明奇也不想走上玉石俱焚的不归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钱明奇为房子拆迁耗尽了精力，他和另外几个拆迁户不断地跑各级政府上访、到法院打官司，都没有得到公正的结果。如果钱明奇的利益诉求在信访、司法任何一个渠道被重视，悲剧就不会发生。相反，穷途末路的钱明奇在微博上流露同出归于尽的念头时，临川的官员竟然调侃他，“你一直说要炸，几年都没炸。”

　　从钱明奇到“被精神病”的武钢工人徐武再到武汉洪山区的拆迁户童贻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遭遇叫走投无路。钱明奇上访、诉讼无人过问，徐武为工作矛盾惹恼领导被关进精神病院，最憋屈的要数童贻鸿，上月17日，因为在自家房顶上向强拆的人丢砖头，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去自首的他，终未能免去牢狱之灾，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刑4年，赔偿19万元。

　　人生在世，难免会遇到不平事，假如法律能让他讨回公道，时间能让他洗去冤屈，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怕的是有理寸步难行，让人看不到希望。若遇上能忍怕事的主，还不至于出大乱子，可要碰上钱明奇这样较真刚烈的，鱼死网破就成为必然了。

　　政府的公信力、司法的公信力是社会情绪的稳定器。让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在同一个平台上公正博弈，是非曲直全凭一颗公心度量衡，就不会产生多少负面的情绪，逼着人走极端。但是，在近些年发生的恶性事件中，公权侵犯私权是主要特征，与民争利,执法犯法,枉法裁判，本应做守法表率的行政司法力量，却频频跨过法律红线。以征地拆迁为例，某些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明目张胆地侵犯群众利益，全然不顾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在地方政府垄断行政司法资源几乎一手遮天的现实语境下，群众想要维权难上加难，双方力量悬殊，使故事早早失去了悬念。维权者要么以卵击石，要么缴械投降，根本找不到一丝说理的缝隙。网上有个段子，很见思辨的功力。“你跟他讲道理，他对你耍流氓;你对他耍流氓，他跟你讲法制。”作为这个段子的注脚，我们看几个现实版回放。2009年12月27日，贵阳市贵乌南路发生暴力强拆事件，贵州铜锣湾夜总会的黑保安将拆迁户捆绑封口，抛至荒野，随后房屋被捣毁。2010年11月18日，童贻鸿为阻止强拆，向楼下扔砖头，被抓获判刑。讲道理的房主家园被毁，学着流氓扔砖头的童贻鸿被法制的大手逮个正着。

　　在流氓的棍棒下抱头鼠窜，或者在法制的大门外求告无门。完全弱势的平头百姓如何才能找到说理的地方?

　　在当今的行政、司法体制下，管住不讲理的老百姓不是件难事，动辄跨省追捕的事件没有人不胆寒。但是，想要管住不讲理的公权力却有不少体制死结需要打开。嘴上明修公共利益栈道，背地里暗度私利陈仓，谁讲理谁不讲理地球人都知道。要避免钱明奇式的悲剧重演，先从不讲理的讲理开始。

　　对维权群众多些换位思考的理解和设身处地的关怀，或许能少些势同水火的无情打击。为群众心中不平之气留个出口就是为希望留个活口，没眼的笛子吹不响，希望我们的社会管理者明白这个浅显的道理。

谢业新：最自虐的悲剧人物之九

　　谢业新：最自虐的悲剧人物

　　今年的官员自杀事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湖北公安县纪委干部谢业新的“11刀”。官方公布法医的尸检报告称，谢业新身上多处刀伤中，除了胸骨上窝处的致命伤，其他均为“试探性自杀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认为，人在极度痛苦时，会选择几乎自虐式的自杀方式。官方至今并未明确指出谢业新的死因，毕竟自杀11刀是高难度的动作，人类自虐是自虐，但到底能试探性自杀多少刀还是一个谜?因为这个实在无法考证，只凭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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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下午，湖北省公安县纪检委干部谢业新初发现在办公室身亡，尸体上发现刀伤11处。谢一个月前参与协助查办该县副书记贪腐案。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政府8月29日晚11时举行新闻发布会称：经公安机关缜密调查，谢业新系自杀身亡。(8月30日《三峡晚报》)

　　谢业新的死亡时间很敏感。身为县纪检干部，仅仅一个月前，他参与查办县委副书记贪腐案;一个月后，突然就死了。就算自杀的行为结论千真万确，前后联系起来，也没有办法阻止局外人对这件事浮想联翩。

　　官方目前给出的自杀死因，由于缺乏足够真接证据支撑(比如遗书)，只能算是一种综合分析性推断，虽然号称“经过缜密调查”，并以政府的名义权威发布，其实并没有那么过硬，可信与可疑之处，兼而有之。

　　首先，可信之处，物证范畴里的一把刀，也许最能“切”中问题要害。现场发现的自杀刀具与谢业新家中失踪的刀具，品牌和型号均相符，尽管并不能百分百确认此刀即彼刀，但如此“高度接近”，所谓“巧合”怕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当事人死因远离他杀的另一反向逻辑佐证就是，如果属于他杀，这必定是一次手忙脚乱、糟糕透顶的作案行动，捅了11刀才致人于死地，已然给受害者留下充足的反抗余地，现场物品、血迹等零乱不堪将无可避免，而这般情形并不存在。

　　但是，对当地政府快速给出的自杀定性，舆论也有理由将信将疑。事实上，结合谢业新的特殊身份与背景瓜葛，质疑的声音还极有可能占上风。

　　假设这是一个以自杀为显性特征、而骨子里却是报复行凶的死亡现场，我们一点不会感到吃惊。证据要素一旦以假乱真，也就成了“双刃剑”，因为，经过精心蓄谋的嫌疑人完全有可能按自杀方式把预定目标干掉!

　　以“乱刀致死”而言，常规意义上，它既可以喻示这不太可能像是他杀，同样也喻示着这哪里像是自杀呢!求死只是一念之差，方式方法才真正决定死活。现实之中不乏挥刀自戕的人，因不堪忍受痛苦而本能地半途放弃，遑论走到“第十一刀”这一步!谢业新即便算是做到了，也绝对是“登峰造极”的个案之一。

　　此外不容忽视，当事人的高度反常还在于，作为一个亲情观念很强、很有责任心的父亲，大学毕业在望、即将给整个家庭带来新生活的女儿，何以不仅没能稳住他的生活信念，“自杀”之前竟然连片言只语也不肯留给孩子?

　　不进行双向调查取证，不充分排除疑点，谢业新目前的自杀定性只能布满“硬伤”。其实，无论属实与否，“11刀自杀”都是个左右为难的结论。且以自杀属实为前提，当事人去意如此坚如磐石，其背后的动机料定不会平淡无奇，而这一点目前恰恰不明不白，惟一可以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物具――死者手机，被当地警方以“内容保密”为由，拒绝向媒体透露，这无疑是个耐人寻味的搪突之举!

　　王勇平：最无辜的悲剧人物之十

　　王勇平：最无辜的悲剧人物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由于这两句口头禅一度在公众中广为流行并备受各方质疑，直接导致了它的原创者——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于2011年8月17日被铁道部宣布调离现职。作为一个“因言受过”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的遭遇无疑凸显了当前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制度困境，王勇平不仅是铁道部动车事故的祭品，更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困境的祭品。

　　王勇平的“高铁体”，实际上就是代言人与发言人角色错位的产物，而在现实的官场语境和尚未成熟、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系下，这样的“错位”其实并不是个别的，甚至可以说是普遍的，只是王勇平将其放大或夸张，让社会神经受到过度刺激而已。王勇平虽然离任了，可制造“王勇平”们的新闻发言人制度还在，不改善和健全它，新闻发言人嘴里的“雷人雷语”还将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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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昨天从铁道部获悉，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不再担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职务。(8月17日京华时报)

　　“7·23”动车追尾事故揪紧了公众的神经，在其后不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一番“他们是这么说的，至于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信了”的雷人言论更遭到了大家的口诛笔伐，这一“高铁体”转瞬成为网络流行语。如今，王勇平终于得为他的“不当言论”付出代价，这当然也在大家意料之中的事儿。

　　正因为“高铁体”曾经受到强烈质疑，王勇平的卸任自然也难免遭来广泛围观，有认为王勇平是代铁道部受过的，有提出新闻发言人当引以为戒、提高素质的，有觉得当以此为契机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的，其中不乏理性的声音，大家的愿望无疑也多是善良的，然而，笔者却只能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王勇平卸任了，远走异国他乡任职，但“高铁体”却未必也从此远离我们而去。

　　凭借王勇平多年来担当新闻发言人的经历和他的学识、素质，他不可能不清楚“高铁体”一旦出笼后会是什么后果，不过，面对媒体记者刨根究底的追问，“情急”之下才道出了近乎狡辩式的“奇迹论”和“反正我信了”，不难看出，当时的王勇平把自己当成了铁道部的“代言人”而非“发言人”，极力维护铁路部门的形象和利益，失去了发言人公正、客观、理性的应有风范，这正是他备受公众诟病的关键所在。

　　因此，王勇平的“高铁体”，实际上就是代言人与发言人角色错位的产物，而在现实的官场语境和尚未成熟、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体系下，这样的“错位”其实并不是个别的，甚至可以说是普遍的，只是王勇平将其放大或夸张，让社会神经受到过度刺激而已。在各地、各级政府部门回应舆论的一贯作风，都不难找到“高铁体”的影子，特别是部门发言人，其切身利益决定了必然会、也必须要站在或者倾向本部门的立场和利益“发言”，进而演变成事实上的“代言”。

　　所以，如果不建立独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仍然由所在单位、部门官员或职员，而不是独立的第三方人士担当新闻发言人，新闻发言人“自说自话”，极力维护本部门利益、形象，甚至不惜耍横、撒泼的“高铁体”就不可能避免。走了王勇平，还会有后来人，只不会各自方法、技巧、尺度有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