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音~Be Strong:【转载】精神动力的生命哲学阐释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7-07-12 11:46:56 / 个人分类：人生感悟

●精神文化空间的生理学前提：一切文明的最终动力，源于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

　　生命像一条川流不息的河，在与环境不断的冲突、妥协、交流中形成。它是一种原始力量，具有无限的内在生机。

　　生命是发展变化，自强不息的，任何静止、中断都不可能，僵化便是死亡。生命冲动是盲目、任意、偶然、自动、神秘的，创造不服从自然规律或理性原则，但它是积极、奋发、自主的。

　　生命是自然的伟大创造。千百年物种进化形成的生命结构，积淀“负熵”形成的生存潜能，与自然状态构成差异与张力。这种潜能的发挥，就是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它从整体上有两个方向：向上提升、升华精神境界，向下发泄、释放肉体欲望。人是生命的最高表现。在千万年的进化中，人以主动的探索和创造，战胜环境的压力，形成更高的能动性。

　　弗洛依德称之为“力比多”（Libido）——不是人们通常狭义理解的性欲，而是本没有任何确定性的广义生命本能，情欲只是它的直接表现之一，它还会表现为享受、占有、征服、游戏、名誉、尊严、友善、爱恋、好奇、冒险、创造等等的冲动。

　　婴儿在降生前与母体完全同一，还不是独立的生命，没有自己的体验。出生的那一刻，身体突然从母体的温暖、熟悉、受依托、受保护状态，被抛到外面冰冷的、硬梆梆的、悬空的、陌生的、异己的环境。在黑暗与恐惧的凌厉刺激之下，健康出生的孩子会哭，直接体验环境的差异和冲突，在痛苦的挑战中形成独立的感受，开始自己的生命旅程。

　　尽管他稚嫩、娇小，但本能的生命动力极其旺盛。家庭、社会把他从生存压力中托举起来的，让他无忧无虑地探索、模仿、幻想、游戏，将内在的生命力积淀到特殊的信念、理想、抱负上，并掌握相应的生活与创造能力。

　　人们以生命激情和积极奋斗，追求非现实的理想目标，形成新的能量积淀。由此获得一种文化成就，进入社会的文明结构，也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生画卷。青年尤其不满足于成年人的既定状态，需要比世俗生活更高的目标。

　　面对广袤的世界，一方面，人先验地拥有着生命结构所蕴涵的能动性、优越性，有自尊、理想、抱负，他要自由伸张自己内在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人被异己的、杂多的外部事物包围，他要挣扎、反抗，要把握、支配外物，使自己成为真正的主体。

　　直接的生命冲动如果受到制约与提升，更能形成强大而持续的势力。青年毛泽东这样描述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对于有大势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之对于普通人。【1917年《伦理学原理》批注】

　　对立和差别，造成绚丽多姿、千变万化的生命过程。雄奇、瑰丽的景观，总是在能量的压抑、对峙、冲突最激烈的河段。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能不再是动物的本能，而是意识到的本能，是被实践活动合理地改造了的本能。

　　弗洛依德认为，文明产生于禁忌。禁忌就是规定什么事不能做，这是人为自己设定而非自然的障碍，没道理可讲。即使有道理，也是一套代代相传的说法，常常经不起追问，但不容怀疑。禁忌如同积蓄自然能量的大坝，压抑人们无方向、无目标、混沌的生命本能，使之形成想要发泄的欲望，再转换为意识控制的有特定方向的生产性、创造性动力。

　　禁忌是人类文化建构的起点。人们抑制自然的生命力，用以建构、积淀的文化结构，形成每个部落、民族所特有的文化。在《圣经》里，上帝规定伊甸园的果子是不能吃的，亚当、夏娃吃了，犯了罪，于是赎罪的历程就构成一种历史。

　　适当的压抑，可以增长释放的力度；无限的压抑，会造成平衡打破。有限的享受，能给人以满足感并维持新的需要；无限的满足，会泯灭直接的本能，造成变态的需要。太多的关爱与呵护，饱食终日，穷奢极欲，便会造成人的迟钝和麻木。

　　人原本就是裸体动物。从精神分析角度来看，只有禁忌，有所不为，节制生命的欲望，才能提升生命的势能，自主地发挥到特定方向上从而有所作为，文化就是对生命力的抑制。一个稳定的文明，要在文化约束和生命势能之间保持一定张力。

　　人们经历了穿衣服、尚修饰的文明教化过程，到现代文明高度发达后，约束和禁锢太多，就会形成回到宽松、自然、裸露的欲望，甚至以脱裤子为快。所谓解放，就是解开禁忌，发泄被压抑的生命欲望。这种瞬间的痛快以打破过去的积淀为代价。当大家还不敢裸露时，拉下面子敢脱的人就会成为聚焦众目的明星；公开调情、卖淫便成为有利可图的职业。

　　然而，放纵生命欲望，回到动物的低级状态，生理上的消费性满足一达到饱和，人的生存意义开始瓦解，人便颓废、空虚、麻木乃至走向死亡。不少文明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像巴比伦、罗马，主要不是毁于外部灾难，而是自身的堕落。

　　人们总有一种一厢情愿的误解：所有的解放都是正当的，天然合理的，必能造成新的进步。其实并不尽然。

　　不负责任或不得已的解放，与真正的自由有本质差别。前者只是解开禁忌，抛弃旧的信仰，发泄被压抑的欲望，感受堕落与放荡，并没有自己新的追求和抱负。现代革命的成就不是打破、推翻旧体系，而是在新的信念下建设新体系。

　　过去起义农民被看作革命力量，看作推动历史进步的英雄。其实，农民没有新的文化理念，只是抗拒生存的压力。他们对富人的享受心往神移，有时会成为趁火打劫的暴民。因此，每次改朝换代都是换汤不换药，甚至比前头更加腐败。

　　意大利文艺复兴大体上就是这种花多而果少的解放。世俗化的西班牙人读着《唐吉诃德》，嘲笑着理想主义者，不由自主地走向衰落。只有北欧的宗教改革才是有建设意义的解放。当他们终于摆脱了由滑头的南方人掌握的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外在束缚，形成更有理性内涵的新文化建构。正是这种清教徒的禁欲主义和理性精神，转化成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具创造力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

　　可见，有封闭才有开放，有建构才有解构，有压抑才有解放，有积淀才有挥霍。我们看到西方现代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快乐主义、开放原则，恰恰是建立在千年唯心主义、宗教至上、原罪论、虔诚保守基础上的。

　　非西方国家总是学习西方人反传统的精神，但反掉自己的传统，却不能从中获得西方人那种深入每个人内心的理性文化基因——它是从希腊哲学、基督教哲学、新教哲学及人文主义、启蒙主义、科学主义遗传和进化出来的——于是，只能模仿、照搬西方有形的文明成果，追随以西方原创并控制着的市场。这种“现代化”处处被动，丧失文化独立性和创造能力。

　　人们有理由期盼中国新闻、出版、言论、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解冻、解禁、开放、宽松，有时甚至寄希望于外部压力。意识形态长期被教条主义所把持，经历自由化及经济大潮冲击之后，一派萧条，无力扶持有内涵、高品位的文化教育。

　　但是，由于传统的烂熟，现实的腐败，创造力的衰竭，面对西方的弱势心态，在开放后的角逐中，集体无意识里隐埋的低级趣味探出头来行近水楼台之便，更有崇洋媚外的西化力量浑水摸鱼、抢占地盘、哗众取宠、无病呻吟。

　　解放和建构只有同时并举才有真正的进步，单纯的解放只有昙花一现，只是旧体系的权威瓦解与秩序腐败。一味在解放多少与管制多少之间讨价还价，并以开放程度和对外面子上的交往为标准，这只是形同虚设的防御，消极的退却。

　　旧框框约束了人的内在创造力，成为解放的理由，也是所释放动力的源泉。保守、压抑、单纯的生活给了人们姿意放纵、自由想象的内蕴力量。王朔的创作，是对过去时代遗产的叛逆，其实是他的革命家庭以及他的军旅生活的底子。

　　思想解放是20年来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破旧立新，当然皆大欢喜。可是，一个口号喊多了就落进俗套。只破不立，挖旧墙却不建新房，不再有基本原则，没有思想。至今，我们的思维、语言里除了维系旧体系和模仿别人的外，有多少创造呢？

专题：人生感悟

●文化是一种禁忌，一种持守：生命冲动在节制、压抑、阻碍、挫折中，内敛为自觉意识，外化为文明

　　禁忌构成一种文化洁癖，人们共同的洁癖是高级文明的心理基础，生命力不是毫无节制地直接消耗在对象上，而是投向某一确定目标。一个文明的文化高度与人们内心的洁癖相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信念、理想，并以此约束自己。

　　这种生命结构，在传统社会中，表现为人们贞洁观念的形成与维护。在每个文明的创造时期，社会舞台上的中心人物是宗教圣徒、精神领袖、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创造为后世社会生活奠定了信仰、思维、价值、语言的文化基础。这时女性的形象一定是纯洁的天使、善良的仙女、慈爱的圣母，代表着温情、牺牲、奉献，激起人们内在的力量。

　　在一个上升的社会里，仙女、天使、女孩总是冰清玉洁的纯情形象，总是激励人们向上奋进的力量，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灵感之源。而在一个停滞堕落的社会里，女性的典型形象却是风尘女子、青楼女子、尤物、街头女郎，是穷奢极欲的象征。

　　《红楼梦》的结论是“情即是淫”，这是中国文化的悲观情怀。林黛玉、妙玉都有少女洁癖。贾宝玉也有洁癖：男人是泥做的，是浊物，女儿是水做的，是纯洁的；但女人一结婚就变。《金瓶梅》更将赤裸裸的肉欲描写为常态，它标志着文明的烂熟与终结。今天的情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健美女运动员摇身一变就是性感明星，迷人微笑的面庞下，裤子赫然印着脏话。

　　犹太人在其数千年的文明里保持顽强生命力，坚守其信仰，不吃猪肉，宰杀牛羊要挑筋，男孩要施割礼；伊斯兰的清真是洁净的意思，典型的回民家庭及其饮食习惯非常讲究清洁，穆斯林的祈祷仪要事先干净自己的身体；早期的基督徒们不结婚，拒绝世俗的诱惑，以欲望为罪过，甚至以身体的痛苦来恪守灵魂的清洁与虔诚；佛教也都有吃斋，不杀生，清心寡欲。

　　柏拉图式的、超越肉体的、幻影般的爱情是西方理想主义的典范。由于现实的距离，造成肉体的欲望无法实现，反过来激起人内心无限的冲动、憧憬、渴望，这构成宗教精神的动力源泉，形成人生持久、稳定、完美、高尚的追求。

　　但是洁癖走向极端是危险的。有人认定自己手上、身上及周围不干净，无休止地清洗，以至于心理上不可自拔，这就要请心理医生来治疗。在社会政治生活和宗教生活里，反理性的洁癖会形成更大的破坏作用。

　　西方中世纪的宗教狂热，法西斯的民族主义狂热，苏联和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狂热，某些宗教原教旨主义狂热，都是以至高无上的信仰、理想、道德的名义扼杀人的基本自由，为了宗教、种族、政治、道德目的进行无休止的清洗，造成集权、专制、独裁，剥夺他人的选择权利。道德洁癖还会导致虚伪，卫道士们满口仁义道德，私下却在偷鸡摸狗。

　　禁忌是一种禁区，突破禁区、亵渎神圣常常是最刺激、最过瘾的事，最能体验心惊肉跳的快感。它是一种解放，有时是新文明诞生的前提，有时却只是完全的堕落。在文明解体时，一些来自边缘的流氓、痞子走到中心，以亵渎神圣为报复。

　　刘邦曾是一个地痞，传说他在儒生的帽子上撒尿。大革命时期，首都武汉的激进女子公然裸体游行，以示对传统的背叛。湖南的农民运动中，一些痞子在财主小姐的牙床上打滚。而今，后现代先锋们以及暴富起来而无从发泄的人们，平时花天酒地不过瘾，便把宴席摆到故宫太庙里。老子今天也潇洒一回，痛快一把。可怜当年阿Q先生一命呜呼了，没能赶上这趟“革命”。

　　对禁忌的敬畏，与欲望之间的距离，以及出于个体尊严的矜持，构成生命力量升华与追求的人生历程。而脱掉衣服，撕去文明的伪装，向往带着体温的激情和冲动，使人类保持生命保持活力。这是人类文明永恒的矛盾。如果有一天人人成了圣徒，那大家都是疯子；而如果有一天物欲横流，那么文明解体，彻底成了动物世界——高度发达的文明解体，可能还导致地球的毁灭。

　　在革命年代，人们看着什么不顺眼，一刀一枪一把火，释放自己的欲望。后来，人们挑战道德，主张开放，甚至以“造反”作为津津乐道的文化时尚。它给人们带来特殊的快感，比直接的肉体快感更为持久而亢奋。它像就在水库的大坝内兴风作浪，虽然没有造成能量的瞬间发泄，但让人们在幻想中解构禁忌的束缚，在想象中体味释放的激情和快感。

　　直接、简单、真切的发泄方式是像普通动物那样，即时兑现生命的快感、肉体的欲望。“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让我一次爱个够”，“过把瘾就死”。堕入无休止的生理放纵，身心会长期处于委靡和失落中。

　　每个人，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会有一些或隐或现的角落，完全是纵欲、堕落的天地。在60年代的西方，青年左派运动不满体制的异化，美国青年反对越战，他们也像中国红卫兵一样罢课示威，走上街头，甚至一样歇斯底里地打砸抢烧。

　　不过他们没有既定意识形态的约束，既有从各个方向升华自己的革命理论——马克思、萨特、马尔库塞、毛泽东等等，也有干脆用直接而简单的方式解放自己——性解放，甚至吸毒。嬉皮士运动，雅皮士运动，……生命的节奏永远在交响中。

　　在消费主导的社会，人们由心灵的内在追求转向肉体的外在享乐。女性成为欲望的象征，挑逗人生理欲望的街头女郎、性感明星，成为社会生活的焦点。今天，汉语里已经找不到一个干净的词来形容青春美少女。小姐早已不能随便称呼了，连“女大学生”也变成了最具性感意义的商业名词，不伦不类的“包二奶”一词，也出现在正式文献里——汉语的堕落！

　　那些早熟的叛逆者下水后，自己沉浮在物欲之流里，不把别人拉下水，心理就不平衡，也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就像传销的人要疯狂地寻找、蒙哄、诱骗自己的“下家”一样，他们继续朝前走，努力去俘虏别的对象。这就形成一场没有回头路的歇斯底里的瘟疫。整个现代消费潮流就是这样一场以物欲为中心的瘟疫，通过高技术武装的市场和传媒向全球蔓延。

　　情欲的泛滥，到了某个极限，人就会厌腻、厌倦。但是，这种早熟本身也是一种伤害，人类的创造力是人在压抑、期待、幻想中升华的，一旦失去自我抑制，发泄过早，就会萎靡不振，失去创造的后劲，人生也变得索然无味。

　　无论性的禁忌多么严密，对私人空间多么排斥，无论个人有多么圣洁的理想，直接的生理需要终将是不可回避的。如同弗洛依德所揭示的那样，“力比多”以种种暗示、象征、梦幻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里——当然，这种生命力是一种原始的、无形的、不确定的冲动，并不一定就是性欲，权力欲、虚荣心、成就感、美感、尊严感、宗教感都是它的表现。

　　生理发育的普遍早熟，是一个文化现象。没有内在的追求，生命冲动便会没有自我约束，禁忌与理想会解体，消费与欲望会张扬。社会、学校对性的排斥和限制，只能给学生带来身心的压力，也使暴力犯罪和精神心理病例的增加。

　　●高高耸立的乌托邦、象牙塔，自由流淌的想象、梦幻、豪情，才使文明之花绽放异彩，结出累累硕果

　　人们总是说，先要吃饭生存，然后才有精神需要。

　　其实两者对人来说，总是并存的。即使在生存危机中，人的行为仍受意志支配，可以选择以牺牲人格换取利益，还是以精神能动性解决问题。当人们一再强调物质生活，由物欲支配，拒绝反省生命的意义，就没有真正自由，没有原创力。

　　在中国世俗传统里，人们日常生活的逻辑就是活着，就是柴米油盐，贴地而走，无需彼岸的宗教，无需“杞人忧天”，无需信仰的超越与理性的提升，缺乏想象力，缺乏创造力。个人顺应周围的既定现实，几千年历史则演绎着命运的循环。

　　彼岸与此岸、理想与世俗、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对立，构成社会发展的张力。宗教的乌托邦、哲学的象牙塔是从高处俯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韦伯说新教是资本主义的前提。其实不仅如此，西方前现代的整个基督教教化，构成现代文明的基础。

　　作为一位改变历史的巨人，毛泽东青年时代就写道：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有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

　　经济学家把人的需要简单归结为利益，讨论为满足这一需要进行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很少关注人的内在动力。

　　从生命哲学与心理分析角度看，社会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人的生命能量的激发、发泄、释放、提升、创造的动态过程。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里积蕴着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能量，或消耗于肉体欲望的不断激发与满足，或作用于人际间的竞争、游戏、爱恋，或转化为人与自然对象的抗争、搏斗、再造，或提升为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等领域的建构与创造。

　　生命与文化的呈现无限丰富，永远在创造和追求之中。然而在现实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背景下，生命寻求立足与安顿的方式，容易凝固为某种稳定而单一的生存方式。人们陶醉于过去创作的文化形式里，在重复历史、回味故事中体验生命创作的乐趣；满足于舒适的肉体刺激和轻松的趣味游戏。这可能是从回归中汲取力量，也可能是从根本上放弃外在追求。

　　怡情山水、思古幽情、修身养性是文明社会高雅的心理，是人对于自然、历史的回归。而玩物丧志、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放纵生命的能量，从上而下滑落，能体验一种轻松爽快的快乐，从此再也走不出来。

　　两种心态，一是陶醉，一是放纵，一雅一俗，代表了高度成熟的中国社会上层两种主要取向。至于普通老百姓，既无闲情逸致，也无放纵条件，总在为生计进行无休止的简单劳作，即便有创造也是零星的极低层次的，难以造成社会的进步。

　　社会是动态的生存和发展体系，要有物质的基本满足，更要通过文化建构，形成宽阔、高深的精神文化空间，将个体的生命能量提升、凝聚、蕴藏于其中。这个无形的文化空间体现于人们的集体意识中，它的高度和容量决定社会文明的程度。生命能量在其中动态地积蕴与释放，成为创造有形文明成果的力量源泉。空间狭窄就会造成冲突、窒息、死亡，或者疯狂爆发。

　　当社会呈现出低层次的物质繁荣，没有实质性的创造和进步。单纯消费生活达到饱和，人们的占有欲恶性膨胀，满足感却越来越小，匮乏感反而扩大，生活过于平淡，生命能量过剩，造成内心的不平衡。这混沌无序的状态潜伏着动荡因素。

　　从耗散结构理论来看，在腐败和堕落的死水里，个体对现实的不满日益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发理想主义运动的生长点，通过自组织过程产生新的有机系统。每个家族的辉煌、每个集团的兴旺、每个民族的繁荣、每个时代的进步都有这样的过程。

　　当新的秩序开始形成，人们往往由于外部挑战的解除而松懈，在疲惫中停顿下来。但结构固定下来，日趋僵化，一部分人坐在优势地位上享受既得利益，他们为了体现自己的主人地位，会抵制平等的交流、对话与竞争。为了地位的稳固，他们还会把法律、政权、宗教、道德、舆论等一切神圣权威和世俗权力变成一种枷锁，压制多数无产者、青年和弱势群体生命能量。

　　第一种出路是创造性发挥。人们在一种信仰、信念、抱负支配下，沿着一个远大的理想目标前进，以创造性的追求和探索实现自我，从中获得幸福和快乐。生命不满足于静止的、有限的、当前的现实，要在动态的创造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

　　第二种出路是对抗性破坏性发泄。当压制达到一定程度，被压迫者起来反抗既定秩序，“报仇雪耻”、“亵渎神圣”、“造反有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都是这种破坏力量的表达。它造成专制统治的紧张，各种力量的对峙，即便有些利益格局的调节，但没有实质的变革，最终秩序会崩溃、混乱。当人们失去发泄对象时，反而感到失落。

　　第三种出路是随意的、低层次的简单释放。当一个社会长期稳定，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精神理想变得虚无飘渺，甚至成为虚伪的代名词。人们普遍失去生命激情和创新能力，不再把生命的能量投入丰富多彩的创造，而是在物质欲望的诱导下，跟随眼前的潮流走，日益世俗化、娱乐化。人们集中于一些狭窄的领域，为争夺现成利益而发生恶性内耗和过度竞争。

　　良性的社会状态是人们的生命能量最大程度地发挥到创造性的文化活动中，形成文化创作与文化消费的动态平衡。

　　因此，第一种出路是最佳的选择。但社会生活不能过于单一，人们的精神发展方向应是多元的，可以有指向未来的创造，也可以有经典的品味；有人际间的理解、宽容、对话、交流与协作，也有指向自然的认识、探索、欣赏、利用、改造；有现实的、理性的、科学的方式，也有艺术的、想象的、人文的方式；有个人的、民族的，也有集体的、人类的等等。

　　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潜能，这正是马克思所谓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也正是共产主义理想的根本所在。

专题：人生感悟

●生命不只是欲望，物欲也非无限；满足趋于饱和而没有余绪时，就会厌腻、疲倦、懈怠、萎靡、堕落

　　人的躯体是有限的，一张嘴，一个胃，一种生活。偶尔上餐馆享用几道精致菜肴所感受的美意，是每天山珍海味的人体验不到的；平时随手购买的饮料，喝下去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可是对于灾民，对于沙漠里的旅行者来说，却如天赐的玉液琼浆。

　　第一次拥有一辆自行车时获得的快乐，骑车的快感，与后来拥有摩托、轿车、高级跑车相比，可能大得多；富豪购得一座豪宅的快乐，可能不及穷困学生得到一支钢笔；荡子淫妇的调情，怎可比心心相印的异性少年，回头时的瞬间顾盼。

　　肉体欲望总是有限的，但生命过程是无限的，总要有追求目标。如果只在某种物质欲望上寻找满足，就会达到本能需要的极限。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边际效应”越来越小。用哲学家的话来说，这种有限的单调重复，其实是“恶无限”。“腻”就是本能欲望的放纵带来的反感。物质匮乏时，吃鸡的感觉真好。而今吃鸡腿，吃半只就腻。喝半瓶可乐就腻，甚至想吐。

　　一种有趣的动物现象：两组老鼠，一组处于过饱状态，另一组处于半饥半饱状态，结果后者明显比前者健康、长命。原本同样的野牛生活在一条河的两岸，其中一边有老虎出没，结果这边的野牛反而比另一边生命力旺盛得多。

　　越是发达的城市，越是没有禁忌，什么都无所谓，什么都行，什么都敢吃，什么都敢玩，什么心惊肉跳的事都敢做。

　　今天，独生子女们的严重生理、心理问题就是：吃得太多，物质消费过于精致的追求，超过了人所能感受到的程度。

　　由于从小受到过多呵护，物质生活上没有匮乏感，既没有主动选择和追求自己目标的体验，也缺乏平等人际关系里的合作经验，直到上大学才独立生活，而大学教育也缺乏心灵上的正面引导，因而苦闷与失落更加突出。结果要么漂浮于流行时尚、消费生活里，要么不同程度地陷入精神孤独怪僻症；要么成为学习机器，要么被过度的虚荣、情欲、权欲催得早熟。

　　在中国，“吃饭主义”是如此普及、普遍、普通，它是一种境界，一种理想，一种价值，一种情趣，一种风度，一种品位，一种表达，一种象征，一种面子，一种仪式……。一个人能够在请完客之后，在服务员小姐递上的账单上漫不经心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和客人一起，理着牙签，打着饱嗝，潇洒离去，那么大家都会视你为上等人。多少人为此耗尽了毕生的心智。

　　越是高档的中国宴席，餐后越会有一半，大半剩余。这时，有人想带走，说出来都会显得掉价。

　　英国首相布莱尔却不怕掉价。据说，他公然把中国朋友招待他而吃剩的东西带走，不是声明回去喂猫啊狗啊什么的，而是给首相太太和孩子吃。因为人家是洋人，不知深浅，我们当然不好笑人家。要是哪个第三世界穷国，我们自然可以另做文章。

　　人们在自己文化所及的一切方面都达到了极限，再没有外在目标可突破了。只剩下吃、喝、嫖、赌、烟、毒之类玩法：几百元一包烟，几万元一顿饭，几十万元一辆车，更多钱玩一个女人。毫无音乐素养，花数万、十万买套音响，玩几天，歇斯底里地叫一通卡拉OK，吵得四邻心烦之后，又要寻找新的刺激去。空虚的心理总需要填充——渴望找到可以实现的欲望。

　　对外物的占有和消费过度，会消耗人的生命力，泯灭人的本能。人的欲望迟钝，是最不幸的。西门庆式的暴发户，为了刺激自己迟钝的欲望，只有千方百计变换手段、法术，折磨自己躯体。挥金如土，搞排场，逐虚名，赶时尚，也是一种寻找安慰的方式。所谓贪婪，无限的占有欲，其实是生命的被动性造成目标的单一化，对物质的依赖和对匮乏的恐惧。

　　没有禁忌，没有停留，没有反省，没有顾虑，没有后悔，没有孤独，没有忧伤，没有内心的崇尚，便没有创造力。

　　没有信仰，没有责任，没有主见，没有执着，没有认真，没有敬畏，没有根系，没有严肃，娱乐消费，游戏人生。

　　现代主流经济学假定人的基本需求在物质消费，需要带动经济发展。这一思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

　　人们讴歌物欲推动的社会进步，却没有想到被物欲捆绑的“现代化”，根本改变不了民族神经的麻木，精神的空白。物质的生产与消费支配一切，挖空了人的主体性，并造成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人们急功近利，文教科技投入资源不足，不顾及社会的宏观协调，长远发展，深层建设。具体、琐碎、消费性的物质占有，不能代替方向性、整体性、创造性的内在精神价值。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国家里，尤其在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过度的奢侈更是一种与文化贫瘠相联系的变态。

　　政治、法律、经济的腐败，不只是体制问题，不只是道德问题，归根结底是文化问题，精神信仰与灵魂归宿的问题。

　　生命总要为了某种目的，某种乐趣而存在。基本信仰、理想、价值观失落了，人生一世没有了精神的目标，也就没有追求的动力，也就没有高尚的乐趣，只剩下物欲和世俗生活的追逐，一旦手上有权，就必贪无疑了。如同吸毒，即便从生理上戒除了，心理上的依赖还长期存在，别的乐趣无法替代毒瘾，所以戒毒者再吸率常常高达95％。

　　彻底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唯物主义意味着生命为欲望所支配，为满足欲望的环境所支配，异化为外物，可能正是历史的终结。人的生命历程，往往是从偶像崇拜、自恋，走向贪婪、纵欲，最后堕落到淫乱、吸毒的。

　　霍华德·休斯，一个典型的现代美国梦的追求者，成功的飞机设计师、制造商和冒险家，巨额的财产使他能够不断更换电影女明星作情妇，几乎把整个好莱坞变成他随心所欲的后宫。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当所有欲望的梦想似乎都已实现，他却隐居起来，不看报，不读书，不看电视，只是吸毒，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直到生命终结。

　　现代人容易染上毒瘾，这是文明的困境。但西方更多人从自己的乐趣、兴致出发，勇于挑战极限，把运动当作生命的第一目的，而不是当作发迹的手段，这更体现了体育的本来意义。他们发明各种稀奇古怪、心惊肉跳的探险活动，登山、野营、滑雪、冲浪、赛车、飞行、潜水、跳伞、探险以及各种竞技运动，给人带来不可名状的快感。这虽然有对自然的破坏，对身体的损坏，已经引起了人们在自然伦理、生命伦理上的关注，但毕竟是一种积极的生命追求。

　　运动员也要有崇高的生命境界，充实的文化教养，高品位的人文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不是政治上），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倒更接近奥林匹克的体育精神。今天，中国在国际上拿了越来越多的金牌，但运动员为奖牌、为奖金奋斗，离开了人本身的需要。群众性体育活动反而少了，人们疯狂看比赛，自己却懒得动。

　　把中国足球的希望寄托于商业操作，以利益机制来激发积极性，可能搞反了方向。绿茵场上的腐败是其必然的结果。

　　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每个人内心的事情，也不是外部技术手段造成的物理学意义的空间缩小，就可以达到的。

　　技术进步造成全球一体化，人口膨胀，私人空间缩小，民族间的空隙消失，传染病、性骚扰、语言污染、生物污染伴随着工业污染一起，恶梦般折磨着高度紧张的人们，造成自由的限制。当今，都市生活的口头禅——“别理我”、“恼着呢”、“离我远点”。人们差点要用白厮、黄祸、黑鬼、×猪、×佬这类词，来表达内心的压抑、焦虑、烦燥了。

　　在神农架，两个相互看不到对方的山民，只要一个简单的号子，甚至一声咳嗽，就能把丰富的信息传到几公里之外。在今天拥挤的都市里，即便拥有移动电话，网络通讯，我们能说人与人之间内在的沟通，会比这些山民容易些么？

　　王力雄在小说里写道：物质匮乏的痛苦存在时，痛苦的缓解或暂时消失会带来幸福感。这是过去那句格言：“痛苦是幸福的源泉”的意义。然而物质匮乏一旦彻底消除，人不再受饥寒威胁，幸福感就很少再能从物质获取中产生。幸福不是物质性的有形的东西，不能像冰激凌一样在盘子里堆出一块体积和形状，端过来说，这些幸福属于你，吃进去就会被消化吸收，吃得越多就越幸福。幸福是精神性的，是情感与心灵的一种感应，产生于无形的精神又作用于无形的精神。物质财富只能使人免于生理痛苦，不能给人提供精神幸福。这就是一旦温饱满足后，人的幸福并不与物质财富成正比的原因。无论物质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人并不幸福，甚至有更多的烦恼与不满，面对的危机也比以前更多。

　　●生命需要安顿，人类作为生存主体的最高价值，不是在某种外部尺度下无限扩张，而是向人自身回归

　　古人恐惧无限，敬畏陌生的领域，他们把无限交给神灵。伟大的古典精神都在内心的空间里悟道，言有涵养，行有所止。

　　希腊人把傲慢当成人生最重的罪恶。大胆自信的德谟克利特以探索自然背后的必然性为乐，但也设定原子是不可再分的。

　　孔子的中庸，是让人不走极端，让人生价值回归于自律与有限，在有限中实现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庄子的逍遥游，只是以精神自由达到无限。伟大的宗教将无限归于万能的上帝，而当某个人声称拥有无限的神力时，宗教就成了邪教。

　　现代人迷恋于无限，不断地寻找突破，却没有回归。毛泽东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个时代，人们怀着“人定胜天”的信念，向大自然进军，不仅要创造人间奇迹，而且要改变自然进程。移山造田，河流改道，甚至消灭“四害”——几种繁殖力极强，比人类的年龄要古老得多的动物——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后改臭虫）。

　　毛泽东还坚持认为质子、电子还可以分下去。据说，他的论断还让美国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格拉肖认真起来，建议把新的夸克命名为“毛粒子”。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还处于世界领域的前沿，中国生物学则首次人工合成了生命物质。

　　今天，数字化的联系方式，技术的规范运用，作为工具、中介是人所需要的。但它没有情感，并不具有人本身的价值，它需要返回到人本身。如果它本身形成一种权力，甚至一种威胁，把人们卷入不由自主的流程里，就形成了文明的异化。

　　海德格尔指出，培根的知识力量，尼采的权力意志，只是因为人内在的虚弱才需要的。

　　借助于外在的，技术的力量，来应付自己的生存威胁。越是处于世界权力的顶峰，越是陷入潜在对手威胁的恐惧之中。

　　当代美国文明存在一种迷途，寻找对手，努力征服。什么星球大战计划，什么TMD，什么NMD，什么文明冲突理论，都是因为生存状态的内部空虚与恐惧，只有追求外在的“恶无限”，结果是美国人老在外面挨炸。偏有本·拉登这样的极端主义分子教训他们，加剧他们的恐惧。要治服美国人是不可能的，赶超美国更是一种迷途。要么人类灭亡，要么治好这种“文明病”。

　　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可能撞上什么，一架升空后的飞机可能出现机械故障，一艘深海里的潜艇可能爆炸起火。如果这只是偶然的灾难，只是个别人的不幸，我们（正如记者）给以同情的眼泪就过去了。如果不幸降临自己头上，我们说为了他人的幸福，为了母亲家人祖国的爱，也能够得到心理平衡，在临死的时候从容地给亲人留下爱的表示，也有一种悲壮的感觉。

　　可是，如果这是整个人类毁灭性的灾难，我们向谁来传递几十亿年生命的进化呢？科学家霍金意识到了这种文明的恐惧，他以自己的智慧与幽默警醒世人，要去开发太空，为了我们能从这个灾难的星球逃生。可我相信霍金的真正关怀不在这里——否则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弱智——他是要警告人们，关怀我们脚下的大地，关怀我们周围的生命，就是关怀人类自己。

　　生命总在对立中趋于平衡，在平衡中形成新的对立；恶性的对立使生命遭受不可恢复的损伤，绝对的平衡则是生命失去内在动力而走向尽头。对于人来说，这一切取决于自我选择的掌握，文化的把握，精神能动性的发挥。

　　每一种生命都内在地具备比现实强得多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只有像大熊猫这样已经走到进化链的死胡同里的物种，在尚在灭绝的边缘上维持生存）。一旦条件允许，可能会无限膨胀，直到充满整个可能的空间，并抵制别的物种生存的机会。

　　有一种来自美洲的爬藤，只要一小段落地生根，几天就能长出一倍长来。它顽强的生命力，好像哪里都可以从地里冒出来，并以指数级数蔓延开来。它爬在大树顶冠，直到把大树缠死为止。最后它一统天下，覆盖每一片阳光所及的地方，成为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在它本来生长的南美是有天敌的，可在中国却没有。而在美洲和澳洲，移民们带去的牛、免、猪造成过新大陆的生态失衡，直到新的平衡在旧物种付出惨重的代价之后重新建立。这种生物入侵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全球化的今天。

　　每种生物都以自己为中心，这就需要一种外在力量来约束它，但这种外在力量不是上帝制定的，也不是客观的理性，而是别的生命的竞争，或者环境的失衡造成的灾难，在灾难后的废墟上重新开始，又带来新的矛盾，新的此消彼长。

　　社会的一切竞争，包括公开与阴暗、善良与狠毒，都是生命的常态。结果是遭遇自由与约束、帮助与打击、成功与挫折乃至摧毁，同样都是情理之中。而人类社会独特之处，在于造成一种人人公认的理性，约束每个人的生存状态。

　　豺狼虎豹向来是恶势力的象征。“子子孙孙打豺狼，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而今有形的敌人已经瓦解，我们却发现，猎人队伍也在相互争夺中瓦解、崩溃。野生的大型食肉动物濒临灭绝，需要受到保护，甚至牺牲牛羊来喂养。

　　一切方面都是相对的，极端必须回到常态。回到自身，抑制“恶无限”的膨胀，克服自我的异化。最后的关键在，只有理性的方式，才能最大程度地给人们带来公正、普遍的自由，尊严，带来内部的稳定、和谐，带来外部环境的持续。

　　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在物欲横流之后尚能延续，除了儒家道德对于利益的节制，还得益于老庄、佛禅对文明的批判、解构、反省，对自然的回归。佛理告诉人们，欲望本身是苦难，人的整个生老病死就是苦难。只有摆脱欲望，才能脱离苦海。

　　在青藏高原上，藏民族的祖先吐蕃人曾是一支有600万人口的强悍部落，他们凭借高原地势，经常俯冲下来，对大唐帝国的中原统治构成威胁。但自公元7世纪佛教传入之后，经过几个世纪的普及与融合，形成一种高度稳定、安宁的文化。人们把生命的关怀从外部世俗生活，转移到宗教所引导的来世。整个民族的人口维持在100万左右，不再对外部构成威胁。

　　用西方现代文明的眼光来看，他们无疑是弱小与落后的，但以他们自己的文化尺度来说，却是圆满与和谐的。如今，工业文明使我们的地球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候，人类把眼光投向尚未受到污染的世界屋脊，怀着的一种朝圣的心情。

专题：人生感悟

●社会腐败是一场恶性蔓延的文化瘟疫，官僚、门阀、邪教、传销、连环信、黑势力骚乱有同样的机理

　　一个人生存的文化动力，源于某种精神信念对于内在生命冲动的抑制、掌握与升华；而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文化动力，则来自社会的一种理想、信念和原则，将每个人的生命冲动整合为共同的语言和协调的行动。西方现代文明的原动力，来自基督教和贵族文化对人的升华和超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挑战之下，民族尊严的内在呼唤。

　　毛泽东时代的原动力是民族屈辱结束之后，人们对于国家复兴的期待；邓小平时代的原动力是政治动乱结束之后，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然而，今日中国民族主义信念趋于瓦解，而物质利益的追求在富人那里已经形成了“恶无限”，穷人那里则进入了死胡同。社会已经难以获得一个共同期待作为普遍的起点，更丧失了整体性的认同原则、公共秩序。

　　人们不断地批评着糟糕的现实，并提出应该的原则。然而，问题的症结却在社会进步原动力丧失，再好的方案也无法有效地履行，没有人当真。一位基层工作的人说，原来人们即便犯错误，但还在干事，现在却是根本不干活了。

　　如果说，社会还有一些局部的活力，那也只是以个别人为核心的小环境，譬如一些有前景看好的商场、官场、舞台的明星，可以获得相对充沛的资源，因而能够凝聚一小群人的期待，形成一种活力，于是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小气候。

　　但在社会普遍失范的大气候下，这些以非常方式脱颖而出的明星，命运存在太多不取决于个人正面努力和公正原则的变数。开始靠机会主义和浑水摸鱼，一成气候又会相互火并，挑战权力平衡，造成天下大乱。一个行业在各地联成网络，相互提供一条龙的黑色服务，逃避本地本单位法律、道德及舆论的监督。基层买官卖官及权力谋杀频频出现，近年落马的高官大多与黑社会相关；娱乐圈里黑幕重重，大腕名人则连遭暗算；商场上爆出的黑道消息更让人不寒而栗，人的性命不如一只鸡。

　　腐败是在个体间普遍蔓延的文化瘟疫，是在社会机体的细胞中恶性增长的癌变，成为人际间心照不宣的规则，生活里不由自主的陷阱。这是一种发生在系统的有序性紊乱，内部生命力衰退，外部挑战失效的情况下的恶性自组织过程。

　　官僚机构里，在原本可要可不要的职位上，一个小职员得到上司的青睐让自己稳下来，如果他能够再发展两个更小职位，置于自己之下，而这两个更小职位上更卑微的人能够做出同样没有意义、但能够引起人们注意、显得自己重要的事来，就会同时增长上司的分量，于是每一级的权力都能上升，最低一级又成为上级，新的最低级又产生了。这样，一个庞大的机构就产生了。

　　官僚机构的恶性膨胀，与黑社会、土匪、邪教的膨胀，与恶性传销的蔓延，与连环信的流行，与社会动乱的形成，有同样的机理。不管你曾如何流氓无赖，只要你进入一个组织（有本事自己发起一个），然后自己连骗带拐拉起来一去队伍，你就成了老大。传销里发展“下线”，黑社会里收纳门徒，土匪里聚集喽罗，邪教里接受信徒，就是这样起来的。

　　你本是一个无名小卒，一无后盾，又无自信，在自己平庸的岗位上做着平庸的事，甚至面临炒鱿鱼下岗的威胁。可是，你如果能够主动出击，煽起几个比你更加卑微的小D、王胡、刘三之类，让他们跟随你，去忙活些原本没有意义的事，只要让人觉得你很冠冕堂皇，就能让他们也鼓起勇气再煽动更多的人。这时你发现自己“自信”起来——“老子的队伍开张了”。

　　看到自己的势力在周围发酵，你仿佛也变得高大起来，挥挥自己的手，蛮像那么回事。你发现自己作可以先知先觉状，给他人面授机宜，再大一点就可以指点江山，再大一点作带功报告，再来些装神弄鬼，不愁没有应者。

　　我刚上大学，一位中学好友传来一封连环信，明知没有意义，可为它恳切、道义、冷峻的言辞所左右，照要求如法炮制，怎么也不够它要的六个名额。有位学哲学的高年级朋友回信，启发我听从自己的理智，心理上才有了免疫机能。

　　多年后，我周围流行传销，人们在流传着谁谁谁一夜间“暴发”了，政府也不反对，国外已经如何，未来的商业趋势，中国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等等。几个朋友见我正处在心情低潮里，轮番向我轰炸，说得天花乱坠，只为煽动我去看一看，见识一下，体会一下，开阔一下思路。我却认为它与那连环信没有什么两样，一想起当年的耻辱，刚出门就折回来了。

　　牟其中用一百万买一块地皮，然后借着炒作的名声，到银行去贷款，说那块地皮值一千万，获得八百万贷款，把前一笔还了——以赢得银行信誉。然后，再用五百万买一块更大的地皮，更大规模炒作一番，再找另一家银行获得数千万元抵押贷款……，这样翻几下，就成了“中国首富”！与这种经济泡沫相似的骗局，在科技界竟也大行其道，且具有文化上的同构性。

　　许多从国外回来的人，把自己在海外的履历吹得天花乱坠，借着归来人员的爱国“迷彩”，加上某些领导的好大喜功，轻而易举地成为典型，宣传机器为他高效开动。只要你获得了一个项目，一个奖，就可以作为原始资本，拿去获得另外的项目，这样雪球般地滚下去，一位盖世无双的“科技巨人”泡沫般诞生了。许多高校、研究所的高级餐厅、宾馆，成为这些骗子交流、交易的俱乐部。据说，以色列的摩萨德来中国刺探高科技情报，却发现大多是些骗自己同胞的假东西。

　　70年代末的大学生，80年代的研究生，90年代的博士生，尤其洋博士，都曾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骄子，人们仰视的目标，异性追求的对象。可是，大批文凭投机者鱼目混珠之后，今天学位上所有的智慧光环都已退去，徒剩功利的油彩。

　　前几年，报纸上一个说法传开了，教育部门是最保守的。对此，教育系统中的人自然深有体会。但令人担心的是，过去靠保守吃饭的人一旦解放起来，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不负责的解放，如同轻易地打开的潘多拉盒子一样可怕。

　　●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只有解放、放纵、脱裤子、开闸泄水，却缺乏持守、庄重、穿衣服、修坝蓄水

　　1995年前后，我读到作家王力雄先生三篇文章引起我深深共鸣，这里引用《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后面还有剖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渴望堕落》。

　　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在去年获美国国家艺术俱乐部文学荣誉奖章时，发表的演讲题目是：“对新奇无休止的迷恋——我们这个世纪的劫难”。在演讲中，索尔仁尼琴抨击了本世纪以来俄罗斯乃至全世界文学艺术领域的以“迫不及待的喧闹为特征”、置身于“自编自演式的自我欺骗”中的种种“未来派”、“前卫主义”和“后现代派”。他认为那些主义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对于新奇的无休无止的追求”。对此，他表示了不加掩饰的反感：“这种认为艺术并不需要优美和纯粹，只要它不停地革新、革新、再革新的观念，它们所掩藏的，是一种不屈不挠并且由来已久的企图：毁坏、推倒、嘲笑，并连根拔除一切伦理道德原则。没有上帝、没有真理，宇宙是一片混乱，一切都是相对的”。它们在本质上是“对于一切内心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根深蒂固的敌视”，于是，“否定一切和否定所有的理想被视为一种勇敢的举动”，“毁坏成了这种倨傲不逊的主张所尊奉的最高信念”。索尔仁尼琴对“迷恋新奇”的文学艺术创作也予以否定。他认为，除了那群“迫不及待的革新者们不绝于耳的自我赞美”之外，没看见“任何有实在价值的创造”，“形式的翻新自身成了一个目标，并日趋空洞……技巧上的粗劣与作品本身含义的模糊不清达成一种高度的溶合，以至于完全不知所云”，其作品“大多注重于表现个人对于周围环境的细微感受，对社会的伤痕和疾病，却流露出一份彻底的漠不关心……忽略生命中更高的意义，用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看待各种概念和文化自身”。索尔仁尼琴对这种20世纪的文化现象所作的结论是：一方面，它导致了人类当代文学艺术的日趋低下，“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作品施加越少的限制，他的作品也就越少拥有获得艺术成功的希望。缺乏一种责任精神和一种内在的组织力量，将导致一件作品的结构、意义乃至于艺术价值本身趋于平淡，直至完全消失”；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混乱、急迫而又无聊的‘新奇’”发出对“全部传统生活方式的刺耳诅咒；对于一切宗教及伦理规范的全面宣战；以及对于彻底摧毁并践踏全部现有文化传统的高声鼓吹”，使得整个世界“挣扎在一场精神疾病中”，出现了“极其危险的全人类的精神下坠”，使得“崇高的精神和道德理想在持续地衰落和解体，生命中的精神支柱变得模糊”，由此导致了一场“人类朝着动物方向复归的反进化”。（以上引号内皆为索尔仁尼琴语，王昭阳译，摘自《倾向》杂志创刊号）

　　索尔仁尼琴演讲的重点是针对文学艺术，他的批评是否过激暂且不论，但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远远超过文学艺术，揭示了当今人类一种整体性的病症。从这一点出发，我想借他这个富有启发性的题目，把话题继续展开。

　　◎“生命的精神支柱”是什么

　　人与其他物种的不同之处，在于人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而其他物种只生活在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唯人独有，因而是人的本质所在。

　　有一种现象能帮助我们认识精神世界对人的作用：有的人在物质生活上应有尽有，可是并不幸福；相反，有的人物质生活清贫得多，却活得很快乐。是什么决定他们的幸福与否呢？可知不取决于物质世界。仅有物质世界的富裕，除了手段和程度差别，人与动物没有根本不同，也不足以使人生活得美好。人的生存状态怎么样，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精神世界是否满足。当然，不可能完全脱离物质条件，如果衣食温饱与生存安全尚受威胁，很少有人能把精神世界放在首位。民间语言的形容是“没有肚子哪有脸”。然而当基本的温饱与安全得到满足，评价人生的感受就将主要来自精神世界。

　　人的精神生命没有肠胃或生殖器那种物质生命的客观载体，因而精神世界的组成和满足都没有客观性与实在的对象。它只能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无中发展，并非仅仅是客观的“镜象”，必须重新组织，有自身的条理，建立一个与物质世界不同的结构，并产生出超越肉体、完全属于自己的目标和追求，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最终使精神世界成为独立的主体。那么精神世界依据什么进行组织，遵循哪些条理，确立什么样的目标，怎样约束和管理肉体生命的因素……，这一切的根本依托与核心，在我来看，就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判断，也就是索尔仁尼琴所称的“生命的精神支柱”。可想而知，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凝聚，在“空无”中飘忽不定的精神只能是发散的（通常描述心态的“空虚”二字形象地传达了那种感觉），就无法产生和维系一个精神世界，人类就只能停留在（或退回到）只有物质世界的动物状态。所以，自打精神之光开始照亮人类心智，绵延至今，人类在精神世界里锲而不舍地所作的最大努力，就是对意义与价值“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上下求索”。

　　◎平衡即美好

　　评价人在物质世界生活好坏，有可以量化的客观标准——如卡路里、工资额、恩格尔系数、住房面积等。这些标准可以通过人在物质世界的生产或发展来实现，并不断推动其增长。然而人在精神世界的生活状态，却没有客观标准，也不依赖于增长，取决的是另一种完全无形的因素——平衡。

　　什么是平衡？如果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意义与价值体系稳定，目标明确，信念坚定，知与行高度统一，没有动摇主体的两难、分裂和困惑，没有摧毁性的冲突，没有绝望的窒息，也没有难以承受之轻的空虚，在我看来就是平衡，而反之就是失衡。

　　平衡不在于意义必须多么伟大或价值多么崇高。“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对于一个淳朴农民而言，其中的意义和价值可能足以使他平衡，感到幸福与满足；而一个君临天下的帝王，精神世界却可能在失衡中痛苦不堪。大小高低不重要，关键在是否平衡。

　　但帝王不可能退到农民的生活状态去获得农民的平衡。每个人的社会角色、文化修养、生活环境的不同，使他们注定要以不同的意义、价值获得平衡，不可互换。社会角色的多样化决定了需要提供多种价值与意义才能支持不同的平衡状态；同时，社会又是一个互动结构，不同的社会角色相互关联，平衡状态很少能一个人独立实现，很大程度要取决与他人、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这就决定了无论从个人的角度还是社会角度，获得平衡所倚赖的意义与价值，都需要有一个结构性体系。在那个体系里，深能追溯到终极意义，使精神得以升华到宗教意识境界，实现对有限时间和空间的超越；广能囊括各种社会角色所需要的价值和意义，建立协调整个社会的伦理原则与道德准绳。当这种深度广度都具备，从“修身”到“齐家”到“治国”到“平天下”，就都容纳进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结构。

　　那个体系肯定是相当庞大的，不指望也不需要人们从整体上把握。每个社会角色只要把握住支持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就足够了。然而却不能因此就不求体系完整。只有建立一个完整体系，才能使社会背景、文化修养、生活状态都不同的人群在一个有序的构架中各归其位，实现整体平衡。局部的平衡只有基于社会精神结构的整体平衡才能达到，而整体的平衡，又需要局部的平衡互为补充，才能真正实现。

　　◎“保守”之可贵

　　意义与价值的体系是需要百年甚至千年进化才有可能形成的，它不仅需要多少代人接力式的苦思冥想，还需要更为漫长的传播教化，磨合调整，直到溶入文明的血脉，化作整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当然是不可少的，而继承却更为重要。世界所有的大文明，其精神体系无不至少传承千年以上。尊重传统，怀古惜旧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一直被推崇的美德，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有助于保持人的精神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平衡与稳定。

　　如果这种对传统的尊重和继承被称为“保守主义”的话，我觉得“保守”非但不该受到当代人先入为主的那种普遍鄙视，而且应当格外小心地珍惜。只有继承才有发展，有继承的发展是循序而进，有继承的变化是以“道”生“道”，从而可以在变化中实现平衡的最佳状态——动态平衡。即使从“进步”的角度评价，没有前人的“落后”，又如何有今天的先进？至少因为有了前人，我们不用再从蒙昧的黑暗开始摸索，我们有了步步上升的基础和参照。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应该永远以感激之心对待过去，为自己受到前人遗产的恩泽心存感激，而不是把前人当作敌人和鄙视的对象。

　　同时，健康的保守主义应该不墨守成规，能不断以平衡的运动和变化自觉改善传统的不适之处，面向未来，鼓励自由探索，给后辈人开拓出广阔的发展空间。遗憾的是历史上的保守主义往往不能保持这种平衡，太多地倾斜到僵化与教条的一端，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和扼杀自由精神的势力。在那种僵化的保守主义占据主宰地位时，激烈的反传统和抨击保守有积极意义。然而今天，倾斜的方向已从整体上发生了颠倒，尽管僵化的保守主义常常在局部显得更为极端、愚蠢和失衡，但作为保证平衡不可缺少的另一端，保守已在人类文明的大天平上全面萎缩和消解，而“革新”的大潮却继续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势头，从这种失衡中，正在令人不安地展现出索尔仁尼琴所称的“世纪劫难”。

　　◎变易——我们这个世纪的偶像

　　处身世纪末之刻，回首人类的20世纪，一片波涛起伏，天翻地覆，令人眼花缭乱，惊心动魄，感慨万千。尤其是我们中国，从新政到辛亥，从五四到北伐，从军阀混战到全民抗日，从国共易帜到社会主义改造，从反右到四清到文化革命，再到今天的商业化大潮，很难想象历史上还有哪个时代的人能经历这么多变化。“革命”是这个世纪最辉煌的词汇，“新”是最具魅力的字眼，“进步”的口号响彻云霄，“改革”成了圣经，只要是“先进”就倍受羡慕，“现代化”则更是梦寐以求。与之相应的，是一系列“砸烂”、“推翻”、“消灭”和“决裂”，构成我们这个世纪自始至终的主旋律。

　　今天，层出不穷的政治神话和意识形态已大多成了明日黄花，然而对变易和新奇的追求不但没有终止，反而随着商业社会的发展更为广泛和浅薄地扩散。整个社会马不停蹄地投入追赶新潮的比赛，标新立异是荣耀，喜新厌旧是哲学，商业社会不用刀枪，却能用“时髦”实施最广泛的“专政”。一切都是新的好。女人换衣服；男人换女人；产品未用就被换代；名人轮番上上下下；传统成了贬义词；谈道德已是老古董；评价学说或艺术的标准是新旧；话语一旦说到众人都懂（旧）就“过时”；连人自身，也仅仅为新（年轻）就趾高气昂，为旧（年老）就灰心丧气……

　　全人类都染上了这种疾病：把贬损过去当作进步的动力，把敌视前人、传统当作光荣，将静止或哪怕稍微慢一点视为耻辱与落后，为进步而进步，为变化而变化，对进步和变化的意义却茫然地不知不问，似乎只要不停地与过去决裂，变、变、变、革新、革新、再革新，就能获得成功、幸福以及光明可靠的未来。

　　◎“世纪劫难”

　　平衡与变化并非矛盾，僵死的平衡与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运动本质不相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变化本是平衡的必要条件。然而变化若过于频繁剧烈，失衡就必然会发生。自然界如此，恐龙由于环境的突变而灭绝，地球生态的平衡被人类工业化的过快进程所打破；同样，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世界也如此。

　　在我们不断用今天否定昨天，对“旧”嗤之以鼻，惴惴不安地担心被“新”淘汰的时刻，难道我们能从无止境地追求变易中得到幸福吗？在那看似鼓满风帆、竞航于百舸争流行列的人生之船下，只是疲惫的随波逐流而已，实际上失掉了自己把握航向和获得安宁的舵与锚。多变使人惶惑、疲倦、失去自信、日益浮躁，把时间精力消耗于不断追赶、适应、为他人而活，最终还是免不了被“后浪”带着刺耳的嘲笑掩盖，成为筋疲力尽的“老古董”被淘汰出局。

　　以“新”为价值标准的人生将导致一个无解的悲剧结局：无论其他的一切怎样更新，人自身的“旧”——衰老以至死亡，却是不可逃脱也无法更新的。由此，以“新”为价值标准，就只能使人生成为一个先吃“大苹果”的下坡过程，成为被存在主义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荒谬。

　　否定和毁坏的癖好摧毁了人的信仰，使一切真理变为虚无，使世界成为任人解读的“文本”。青年时所学的一切到中年时得知都不对，中年时所做的一切到老年又发现全愚蠢。我们的前辈也包括我们自己都有这样的亲历。即使今天我们自以为的“正确”，到明天又可能照样被否得一无是处。这种失去真理支持的人生，最后的盖棺论定只剩下无意义的徒劳。

　　人类的物质世界在快速变化中越来越富有，精神世界却在快速变化中越来越贫乏。旧的否定了、丢掉了，新的却扎不下根、又长不起来。两个世界日益分裂失衡，人类集体地陷入找不到意义的空虚，这就是人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有，精神生活却越来越烦恼不安的根源所在。空虚促使人制造更多的变化以求填充，企图用“新奇”打发产生于空虚的无聊和“没劲”。这种求变会像吸毒一样陷入恶性循环，周期越来越短，“新奇”的变换越来越快，从而使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体系瓦解得越发散碎。而在日益散碎的基础上，建立新体系的尝试则越发失去立足的可能。

　　没有体系搭起的阶梯，终极性的意义与价值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人生追求就只能停留在一些表层价值上——如成功、有钱、地位等。那种追求可以使人很忙碌，却寄托不了意义。成功者、有钱或有地位的人与其说得到了幸福和充实，不如说更多的是劳累、厌倦和永无满足地继续匆匆向前。

　　人不可能不追求，没有深层意义的追求，就只有追求表层价值——成功、富裕和权力。一旦这些价值被所有人共同追求，就一定导致人与人的广泛争斗，因为这些表层价值都是以胜过他人才能获得的，并且必须以他人的反衬才能显现。尤其在人口密度增加、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强的今日世界，人际互动发生得越来越多，倚赖日益增强，而能提供成功、富裕和权力的资源却越来越紧张。意义与价值体系的瓦解势必会导致欲望过度，人际关系普遍紊乱，摩擦、冲突和敌对增加，经过阶梯式的积累、富集和传递，形成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危机，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发生动荡，失去平衡。

　　说到底，今天人类社会的根本危机就在于意义与价值体系的解体。然而我们对此视而不见，充满我们视野并使我们穷于应付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危机，其实只是从这个地下之“根”长出地面的“枝干”而已。

　　◎精神的洪荒时代

　　今天，无论是东方西方，精神的大厦都在崩塌。男男女女们陷入难以自拔的精神危机，心理疾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人与人日益相互为敌，道德沦丧，冷漠残忍；宗教信仰萎靡，精神理想破灭，真理和信念被相对主义腐蚀，人生意义变得越来越虚无；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达到从未有过的广泛深入，而自己的内心世界却变得日益模糊，与我们形同陌路；我们把信息当知识，把知识当智慧；这世界失去了思想的巨人，只剩土拨鼠似的侏儒学究和畸形专家忙忙碌碌，由半文盲的歌星充当哲学教师；作茧自缚的法律取代了道德良心，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成了维持太平的唯一保证；我们感到了危机存在，然而我们至今仍只限于索尔仁尼琴所形容的那样——“用一种以灵巧和机智作为骨架的木马来同这种危机赛跑”，那木马不管是载着机关算尽的权谋，还是“跟着感觉走”的自慰，还是在意识形态宣传中升华出来的光辉形象，都是注定要在这场不成对手的赛跑中散架的。

　　这片荒原中已没有通路。我们在“新奇”的诱惑下冲得太远，支持人类上千年的意义和价值体系已经断裂在我们身后不可复归的鸿沟另一端。只有向前，去向未知的新天地探索，寻找走出荒原的道路，有人说人类的今天平庸无奇，商业与法律统治的社会将不会再出英雄。然而人类的精神世界却全然是另一番景象。那里黑暗荒蛮，风雨交加，猛兽狰狞，那里重新面临天地初开的神话时期，等待着女娲、丹柯、普罗米修斯和夸父一般顶天立地的英雄，去披荆斩棘、战胜猛兽、驯服洪水和寻找光明，那里将厮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通向终极关怀的道路怎么可能平庸？！

专题：人生感悟

　●我们将不得不从头开始吗？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

　　中国正在发生举世嘱目的变化，一般而言，目前多数对中国的观察、分析、评价和预言集中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发展变化之上，而把文化放在次要地位。

　　经济、政治、社会是有形的，有实体，有数据，可以实实在在地把握，文化无形，到底能在中国社会变革中起到何种作用，难以道明，因此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置于从属地位，以为其可以随有形的经济、政治发展自然演进（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会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类观点重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举出东亚儒文化圈的经济起飞为例。以那种论点推演，中国作为儒文化的源由之地，只要光大传统，前途亦将光明，甚至可能成为主宰未来世界的“大中华文化圈”之主体。今天，从表面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已从毛泽东时代遭封杀的状态全面“复辟”，不仅优秀的文化遗产重新受到尊崇，腐朽糟粕也一道沉渣泛起，但是否可以由此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已得到恢复呢？

　　更为乐观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中国文化不是简单地重归传统，而且与西方文化交汇溶合，正在产生本质上的积极变革，从而获得更为蓬勃的生命力，很有可能为已经从整体上陷入穷途末路的人类带来为了希望和出路。

　　我没有这样乐观。而且正因为我十分看重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所以就成了悲观。

　　不错，我承认中国文化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变化并不等于就是良性的变革，还有可能是正在沦为解体。如果把一个民族的文化视为某种结构，我的确认为中国文化从结构上正在清晰无误地表现出不可挽回的解体之势。

　　◎中国文化已丧失整合社会的能力

　　审美、娱乐、创造智慧、传播知识以及许多文化的功利性功能无疑都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我来看，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却是对社会的整合——即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规范与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这种整合功能只能产生于文化的整体结构。如果结构解体了，即使有再多的京戏、气功、烧香拜佛、书法字画或飞檐式的大屋顶，也不能说恢复了文化及传统，而不过是些有如杂耍的幻影。

　　文化结构解体并非当今中国独自面临的问题。然而近代以来一向落后于世界主流的中国，这回却走在了世界前列。与其他社会不同的是，中国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完全是自然进程或外来压迫所导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政权自上而下进行“自觉革命”的结果。

　　与西方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是“家”。中国这种“家”文化的结构可以用“忠”、“孝”、“仁”、“义”四个字来概括。这四个字之中又以“孝”为根本。“孝”维系了家庭与家族的基本伦理：“孝”的向上延伸和扩展成为“忠”，整个国家是一个大家族，帝王就是头号大家长：“义”是家族伦理的横向扩展，“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仁”则是君主官吏或家族长辈对下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忠”、“孝”、“仁”、“义”是搭起中国文化结构的四根支柱，上下纵横互为支撑，形成一个不可拆散的完整框架，衍生出中国文化中大部分意义、价值、伦理与道德的体系。

　　自“五四”以来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在寻求强国之路的摸索中，无论是选择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本质上都同是对中国文化自觉不自觉的扬弃。而最根本的摧毁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实行国家所有制，必然与原本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发生冲突，从而形成家与国家在结构上的分离──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根本性解构。政权把“家”视为国家的威胁，因此对中国文化结构中“孝”、“仁”、“义”三根支柱进行了连根拔除式的摧毁，只保留了一个有利于国家政权的“忠”，并且将“忠”推向极端：把全体中国人纳入唯一一个大家庭──国家，忠于唯一一个大家长──领袖。那场倾举国之力以几十年时间所进行的摧毁是相当彻底的。“孝”让位给了“阶级性”──“亲不亲，线上分”：“仁”成了伪善的代名词：“义”等同于流氓团伙之间的关系。在那个年代，所有不顾个人家庭的行为都被树为榜样（至今那些为了“革命工作”而父母有病不守护，或是着火时先救“国家财产”不救妻子儿女的行为还被当作英雄事迹宣传），父子反目，夫妻成仇，亲属互相揭发和“划清界线”。民间社会统统被铲除，全部社会细胞都毫无例外地纳入国家系统。

　　那些年代的经历也从反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能力，即便只剩一个孤零零的“忠”，也使立足其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堪与世间最狂热的宗教匹敌，使党超过一切神明，使毛泽东高于一切帝王。中国被整合得如同铁桶，连小脚老太太都手捧“小宝书”跳“忠字舞”。但是没有“孝”、“仁”、“义”从纵向和横向进行支撑，一个孤零零的“忠”是不可能不失衡的。其走向必然是越来越要求“忠”的唯一性，除了最高领袖，其他任何“忠”——哪怕是在其体系之内——都不能容忍。“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其他“忠”的一次总清除，各级官员全被“拉下马”，连国家主席都被戴高帽游街，羞辱为“牛鬼蛇神”，只剩下一个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和他指挥的“中央”。毛泽东的撒手人寰带走了只属于他自己的那份“忠”（他生时不与任何人分享，死时也就不可能让任何人继承）。而在他身后发动的改革，以发挥地方积极性为实现经济起飞的手段，又对最后一点属于“中央”的“忠”大动刀斧，在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在社会心理上消解了中央权威，把已成泥足的“忠”最后砍倒。

　　中国的文化结构就此全部倒塌，社会道德与伦理也因失去了可供攀缘的结构迅速枯萎。物质主义的泛滥对此雪上加霜，“独生子女”政策更加从根儿上瓦解了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结构。失去了文化整合的中国人从几千年的群体状态碎裂为以自我为核心的个体。与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不同的是，西方社会的个体状态有其个人主义的文化整合和人道主义的道德制约，中国的个体状态却完全是无制约的恶性膨胀。以往的由祖先、辈序、婚姻、亲属、朋友、世家、邻里等组合在一起的人际关系整合体系，今日已基本不复存在或遭扭曲。今日中国的家庭从数量上虽然位于世界之首，却由于家族文化结构的解体，只剩配偶结合与繁育后代的动物性意义，随文化结构的坍塌成为一盘散沙。

　　我如是说，并非认为文化结构应该固定，不需要有任何变革。中国传统文化的确有相当多的糟粕，尤其难以适应近代世界与国际社会，不该不变，也不可能不变。

　　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摧毁旧结构，没有新的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社会就会因为失去文化整合而面临危机。

　　◎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

　　法律、制度、组织、强力机构等虽然都是整合社会的手段，然而把天生具有动物性本能的分散个体整合为一个有秩序、各归其位、共同发挥合力的大规模人类社会，最有效的整合只能来自每个社会成员内心。只有每个社会成员的内心存在“自觉的法官”，社会平衡和稳定才有保证，经济、政治的良好发展也才有可能——这就是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决定作用所在。

　　由于文化结构解体带来的危机，可以用“脆化”形象地形容。社会“分子”——人际之间失去粘性融合，“分子”水平的无序和冲突富集为整体状态紧张（脆化），法律和警察虽然能够一时保持社会秩序，却如同捆在玻璃器皿上的铁链，一旦有类似跌落那样的震荡，不但无法避免器皿粉碎，还会起到加剧的作用。

　　权威在传统中国是整合社会的重要机制。权威与权力的区别在于权威是从人心里被奉为神圣，受到尊崇。然而当今中国人的心里几乎已不存在神圣，什么都不信，什么都不怕，无尊无卑、无大无小、无规无矩、无法无天，除了功利得失，没有其他是非原则，整个国民精神趋向痞子化。所谓“什么都不信者什么都敢做”（Believe nothing， one can do anything），正是中国当今犯罪与腐败以惊人速度蔓延的根源所在。

　　中国已出现全民腐败的症状，犯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虽然警察力量与经费成倍扩张，却日益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警察永远是少数，如果多数人不靠自觉，都要警察看管，结果只能是以少制多的局面，防不胜防。何况一人的罪案往往需要十倍甚至百倍的警力才能破获。如此高昂的成本，再随犯罪增加不断翻番，终有一天会达到不可承受的程度，使社会落入荒谬却真实的困境。

　　迄今人类社会结构都是立体的，存在层序、等级和分工。这种社会尤其不可缺少文化整合。仅仅靠法律和打手，是无法保持稳定的层序结构的。当年的中国下层人民以“认命”心态对待自身与上层阶级的差距，少数人的富有被他们视为与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不为之不满，也不攀比，虽然阶级差距比现在大得多，却往往能维持稳定与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从消灭社会等级下手，虽然事实上的等级照样存在，意识上的平等却已深入绝大部分中国人内心——尤其是经济上的平等。

　　在这种社会心理面前，经济差距的拉大——正是近年中国的改革动力——必然会成为社会冲突的源泉。加之电视普及，把差距一览无余地展现（甚至夸大）在每一个人面前。对冲突的刺激就更为普遍和直接。在这方面，中国农民对自身地位的不满和改变地位的迫切愿望，势必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社会状态的重要因素。

　　农村对城市的敌意、农村失业人口形成的流民大军、农民犯罪增加等已经是当前中国的难题。这个多达八、九亿人口的社会群体之任何动向，累积效应都将是惊人的。同时农村又是政权控制最薄弱的部分，一旦失控，即使把几百万军队和警察全派下乡，也只如杯水车薪。观察中国历史，在所谓缺少文化的农村，从来都最是依赖文化传统而非官府和法律治理的。离开传统和文化，实现这个庞大群体的整合几乎不可想象，而今天中国，恰恰就面临如此现实。

　　◎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

　　中国运行距离最长的客运列车──往返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列车，由于旅客精神病突发造成的暴力事件，去年一年高达八百多起。没有在中国坐过普通列车旅行的人可能难以想象其中道理。那种列车大多挤得如同罐头，许多人只能终日站立，甚至一平方米的厕所也站立好几个人。空气污浊，令人窒息，喝不到水，无法排泄，四面肢体摩擦，难以行动。人人都在争取空间，神经紧张，火气积聚，冲突概率极高，却又没有缓冲余地，只能促进冲突发生和升级。那趟列车途中连续行驶三天四夜，在如此狭窄恶劣的环境中忍受那样久，一些在正常环境下不显露任何精神病症状的人，常常就会暴烈地发作，或突然攻击周围的无辜者，或毁坏列车设备，或砸碎玻璃跳车，或者自残甚至自杀……

　　——在我眼中，中国就是这样一趟列车。

　　文化结构解体撤除了每个人内心的“守门人”，使人的欲望以前所未有的贪婪喷涌而出，那种贪婪乘以十二亿人口，堪称当今世界最大也是最可怕的贪婪。如果中国拥有对其人口而言足够的自然资源，也许还有缓冲余地，人可以向自然索取财富满足物欲。从每个人自身利益出发，也能认识到彼此合作比相互敌对要有利于对自然资源的索取。不幸的是，中国的人均资源实在太少，注定了没有这种可能，于是满足欲望就只有选择另一条途径——互相争夺。

　　所谓争夺，不一定全是明火执仗违法犯罪，也许是巧妙地钻法律空子，也许是买卖中以次充好，也许是迫使工人延长工时，也许是捡了别人钱包不还……，分开看，都是小事，只会引起局部小的摩擦和冲突，无关宏旨。问题是如果所有社会“分子”都在进行这种损人利己的争斗、算计和疏离，经过阶梯式的积累、富集和传递，就会加强社会整体的“脆化”，酿成宏观政治和经济的大风大浪，甚至最终导致社会解体。

　　因此，我认为对未来中国，最真实的前景和最深刻的危机，并不在经济、政治方面，而是文化结构的解体。单纯的经济、政治都在社会的浅层次，即使有危机也不难度过，文化结构解体所导致的精神紊乱，却会从根上毁掉一个社会。我这样说，还包括对时间因素的考虑。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可以在几年或几十年内得到调整甚至重建，文化结构的形成却必须经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演进——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大文明的形成都无例外——并且文化结构不能由人为设计和建设，所以一旦解体，就等于再无依托。近年所开展的“精神文明建设”之无效，已经说明了这种无奈。

　　当然，文化结构的解体并非马上就会导致社会发生解体。几代人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不过一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也许浑然了无在劫难逃的感受。把青蛙放进沸水它马上就会跳出，而若把凉水慢慢加热，青蛙就会浮游在水中舒服地昏睡，最终不知觉地死亡。人类历史上曾有那么多辉煌的大文明衰落消亡，没有理由认为今后不会重演，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不会落入那种命运。

　　我想，为了免于沉沦劫难，我们需要重新回到古老智慧中去寻求启迪，但是也必须保持清醒认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身后已决裂出不可复归的鸿沟，即使此刻重新意识到保守的价值，能让我们保守的也已所剩无几。我们可能不得不从头开始，而且只有向前，才能寻找走出废墟之路。

　　我不知是否有成功的希望，但是只有努力。【引自王力雄《自由人的心路》】

　　●西方现代权威的转换与后现代思潮：全民理性化是知识精英阶层隐退的前提；当代中国还根本谈不上

　　西方由传统的宗教教会、世袭王朝的权威，转换为公共理性、民主制度的权威，是合乎内在逻辑的自然过渡。

　　因为基督教权威本身内在地包含着理性的因素——来自古希腊文化对宗教的渗透，通过两次基督教教义的大综合、经院哲学运动、大学的兴起，特别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及人文主义运动，形成了以知识分子群体和大学为核心的文化权威。

　　传统权威世俗化，过渡为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原则，构成社会的文化基础。其中，近代科学知识体系与工业技术的操作方式结合，成就了城市工商业文明；而民主法律制度与市场运作机制，建立了民族国家与世界市场的秩序。

　　这些原则正在全球获得普遍认同，并被看作是绝对的、自明的、科学的、神圣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以这种西方文明原则为中心的国际一体化潮流向世界扩张，势不可挡，彻底改变着全球的其它各种人类文明，乃至地球本身。

　　但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开始兴起“后现代”思潮，旨在剖析现代文化结构的语言概念、意识形态体系，反省理性原则、逻各斯中心主义、科学主义，解构这种文化原则背后隐含的权力化倾向。后现代思潮是人们对贯穿于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到现代文化中的理性主义原则的反省。它所揭示的道理就是，这些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先验的、必然的，原则可以多元化的。

　　后现代思潮体现着人们一种突破现有形而上学模式的追求，是人的智慧与创造力不安于现状的积极姿态。人们所以要解构、反省、解剖、质疑既定原则，是要给新的文化建设提供启发和灵感，努力追求理性本身的进化。

　　后西方现代思潮以解构的方法分析现代文化的深层结构，试图消解权威，寻找新的建构方式。

　　这种思潮作为国际文化现象，也体现一种困境，有一些消极的迷惘、失落、颓废，不思进取的成分。人们沉浮在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文化快餐里，经常陷入相对主义、玩世不恭甚至痞子心态。文化由社会文明中的核心，由能动的、革命的、批判的、创造力的、理想主义的权威，由对于实践的精神指导力量，转化为市场上的一般商品，智力手段，消费对象，娱乐游戏术。文化回归于世俗化，知识分子走向边缘化，不再充当社会精英，不再安居象牙塔里，而是成为市场上的业主或雇员。

　　不过，人类并非注定要走向末日，像斯宾格勒所说的那样。在解放中再建构，再创造，又会产生新的生机。一方面容忍欲望的合理发泄，减少外在的非理性压抑，另一方面加强个人的自我约束，把生命的能量升华到永恒的探索、追求、创造中，使社会保持良性的发展状态。如同现代时装，服饰的核心当然是人的身体，但再美的身体也不能全裸。裸体是极限，在这个极限之内人的好奇、向往、追求、创造是无限的。只有极个别人干脆全脱，但只有瞬间的快感，丧失了一切之后，什么都没有了。

　　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很深的误解，以为“现代化”就是解放，就是摆脱和告别传统的、古典的、经典的禁忌。其实，并不尽然，西方海盗有了钱回去也要想办法捐个贵族头衔，英国绅士传统顽固地保持至今；法国第三等级将国王和贵族推上断送台，他们自己却继承了贵族文化；德国现代化就是由贵族自己主动推行的，他们避免了革命，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

　　西方贵族的沙龙是高贵的文化场合，连暴发户也以能够进入贵族沙龙而自豪。没有贵族文化，就没有西方文化的一个支柱（另一支柱是教会）。美国似乎没有贵族传统，但欧洲文明给它的广泛意义的贵族传统，是它综合各种文化的基础。

　　北美、澳大利亚的白种人内心深处正在形成一种深深的忧虑，白人的数量优势正在减弱，非白人将会成为多数，这些移民国家的文化根基和归宿感将出现危机。正如李慎之先生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隐晦地表达这种难以言说的种族主义忧虑。

　　西方后现代思潮是要解构，要将现代文明的衣服一件件脱去。脱一件，发现这还不是本质，于是再脱一件。但是，真把一切文明都脱掉的极少。有人一边脱一边随意地穿上别的衣服，并以此为乐。东一郎头西一棒，为了好玩，但也有认真。了解西方的人都知道，西方人生活方式里无处不有的理性文化，是根本脱不掉的根基。欧洲人经过了几百年的解放历程，每一步都是千年历史所压抑的巨大内心能量的释放与再创造的过程。直到今天，大多数欧洲人还保持宗教信仰，教堂仍是大多数人的归宿和慰藉。

　　今天，西方人普遍具有高于其他民族的宗教与人文教养。学校决不只是传授职业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而更重要的是培养人的内在文化修养。欧洲人的绅士风度、道德礼节、自律意识、法律观念等等，多数人对经典音乐和戏剧都有相当高的欣赏能力。西方城市的风格、建筑的个性，无不打上深深的历史文化烙印。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仍是城市文化的象征。

　　不管从价值观上、从未来发展上如何评价这一趋势，我们必须看到它在西方社会形成的历史与现实前提。

　　首先，西方现代理性精神、法理原则已经全面落实到社会各个方面，在人们生活中高度普及，不再需要一个超越普通阶层并具有特殊权威的知识阶层，来主导文化建设、引导社会进程、承担社会使命，也就是说，除了个别下层反社会分子的威胁外，绝大多数人习惯性地，近于本能性地遵守着理性的规范，当然就不需要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文化权威来对众人指手画脚。

　　其次，西方政治精英阶层虽然没有明显的界限，更没有家族传统，但也决不是任何一个没有特殊教养的白领可以代表的。美国白宫、英国唐宁街的背后，都有庞大的智囊团，基本上是以几所大学为基地，他们遵从着无形的文化传统。

　　再其次，西方社会已经形成高度健全的政治法律体系，有行政、议会、司法相互制衡，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的保障。合法的民主程序和公开的舆论监督更是将现代理性原则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最后，西方社会经典文化的传统根深蒂固，宗教活动十分普及，信仰至今仍是绝大多数人的精神归宿；他们有开放、时尚、流行、享乐文化的同时，经典名著、古典音乐的受众并没有减少；中国经典艺术常要拿到西方观众中才能得到定位；西方大学人文学科无论是科目、课时，还是学生、学者人数，比重都远远高于中国大学，其历史文化修养也是中国不能相比的。

　　非西方国家也可以引进后现代思潮，用以解析传统的文化结构，包括在已往社会变革中形成的意识形态。这种解构当然让人明白，任何权威都没有绝对的必然性。然而，现代民族必须建构自己新的文化权威，而不只是解构文化权威。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灵魂，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的体现。文化和知识分子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建立理性的权威和创造力的中心，作为社会生活的向导和灯塔。没有这种超越具体现实生活的文化象牙塔，现代文明不可能自然生成。

　　●人文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对立与统一：前者从天国回到人本身（肉体），后者从世俗回到人本身（精神）

　　人文精神让人联想到“以人为本”，这不仅是人们嘴边的口号，而且是官方文件、新闻报道、商业广告的关键词。

　　但糟糕的是，在绝大多数时候，这只是上层管理者居高临下的一种姿态，一种道德标榜，显示自己如何关心人，爱护人，照顾人，体贴人，珍惜人才，并不是把人当作自主、独立、能动、创造、全面发展的人，当作有自由意志的人。这种“以人为本”其实还是以工具为本、以机器为本，甚至还更糟，因为人被“异化”成了机械，成了工具，成了动物化的活资本。

　　“人文”一词，在汉语里与“天文”相对，是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务，其核心是贯穿在人们的思维与言行中的信仰、理想、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人格模式、审美情趣，亦即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让人联想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人文主义”（Humanism）。人文主义主要针对前现代的宗教、伦理、政治对于个体的压抑，主张个性的张扬，强调感官、此岸、现实、工具的重要性，主张从宗教的神灵的彼岸的王国，回归到世俗的感官的物质的生活，认为前者是虚幻的，后者才是现实的，才是人本身。人文主义是西方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社会的起点。

　　人文主义、人文精神都是对于某种外在于人的异化力量的否定，强调“回到人本身”，但两者指向相反。

　　人文精神针对的是现代进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物质消费?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