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ick regal老款:大唐六十年：平治之世 不测之忧

大唐仪凤三年初夏，岁在戊寅，西历678年。国都长安城里，大明宫外柳丝拂面，太液池里水波不兴。

当时统治着这个世界最强大帝国的皇帝是高宗李治，他在上元元年（674年）被群臣尊称为“天皇”，同时皇后武则天接受尊号“天后”。高宗是大唐的第三代君主，天下臣民将天皇天后并称为“二圣”，对朝局略有了解的百姓都知道，皇帝对伺候过先帝太宗和今上两代君王的天后武氏言听计从。事实上，从显庆年间开始，正当盛年的皇帝就体弱多病，懒于朝政，而武后恰好是个厉害角色，许多臣下的奏章就让皇后代劳处理了。武后娘家人分居朝廷多个显要的职位上，一些善于奔竞的官员，知道找天后的路子，比找今上还管用。朝野中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他们隐隐感觉到今上驾崩后，大唐将会发生一些什么大事。太祖的沉毅果敢，太宗的雄才大略，为什么在今上身上依稀难寻？

但是多数人不曾料想高宗驾崩后，武后竟然几乎将大唐宗室诛戮殆尽，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放过。此时，大唐广阔的疆域内，处处呈现太平胜景。从李渊父子起兵太原，于西历618年称帝至今，大唐国祚已整整延续了一个甲子。经过太祖的筚路蓝缕，经过太宗的励精图治，这个雄踞在东亚大陆上的帝国，其赫赫国势，无人质疑。其影响之广，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越葱岭，万国遣使来朝，已成为长安城里一道平常的风景。

帝国虽然存在种种隐忧，但这个帝国整体上还是一派朝气勃勃、欣欣向荣，和皇帝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恰成对比。

此时的大唐，来自外部的国家安全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李渊父子太原起兵时，天下群雄逐鹿，为了能在这场江山争夺游戏中胜出，有着胡人血统的李渊，忍辱负重向北方强大的突厥可汗称臣，乃得以解决后顾之忧，挥师南下。直到贞观四年，太宗命大将李靖统兵十万，大破突厥雄主颉利可汗，解决了北部的威胁，太宗为此欣喜地说：“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款塞，耻其雪乎！”东边的高丽，经过隋炀帝、唐太宗到高宗朝的数次征伐，劳师糜饷，终于换来了高丽的纳贡称臣。西南高原的吐蕃，兵强马壮，是六十年来大唐最大的外部威胁，通过贞观朝的和亲，宗室公主，以金玉之质，远赴雪域，求得了和吐蕃的脆弱和平。

贞观二十三年（西历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驾崩于翠微宫，就在此前的四月，为大唐立下不世之功的卫景武公李靖辞世，英明一世的天可汗李世民和他的肱股大臣，以及陪伴自己在疆场搏杀的六匹战马已经归于尘土，历史，开始了新的篇章。对于性格懦弱的儿子李治，能否掌控如此一个超级大国，李世民生前并非没有担忧，在前一年即贞观二十二年春正月，太宗作《帝范》十二篇赐太子，这实际上就是他的政治遗言。太宗在《帝范》中对自己的接班人如此谆谆教导：“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不免为下。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善尽美，固多愧矣。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

高宗所继承的，是一笔丰厚无比的政治遗产，不但边境安定，百姓富足，最为重要的是，大唐突破了历史瓶颈，高宗，要做一个守成之主，并不是难事。

中国历史上，新王朝建立后，前三十、四十年是最重要的瓶颈时期，若这个“小三峡”顺利穿越了，则是一泻千里，前景辽阔；若在这个瓶颈卡壳了，则多半是二世而亡，开局不错的帝国变成短命王朝。汉朝在高祖身后，由于吕后的干政，政局激荡几乎倾覆了大汉帝国，幸赖高祖培养的旧臣，保住了刘家社稷，然后经过文帝、景帝两代帝王的治理，终于使汉朝有了十分稳定的制度构架，从而种下了长命王朝的基因。相反，秦始皇、隋文帝都是杰出的开国君主，然而两个王朝在第二代帝王的手里，没能突破历史的瓶颈而夭折了。或许王朝的瓶颈期，犹如一个孩子的童年时期，疾病、伤害等种种危险相伴，一旦顺利告别童年，进入青春期，就有了较强的生命力。

对帝国而言，往往其致命的危机是由接班人的危机引发的，因为帝位传承，是帝制时代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往往一顺百顺，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则祸患无穷。和秦、隋一样，大唐的“童年时代”，最大的危机也是由帝位继承引发的。

大唐帝国，是李氏父子、兄弟合伙做大的一家家族公司，在那样的时代，无论在哪个行当创业，最佳的人力资源配置是“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因血缘而结成的信任机制，所激发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很幸运，上天赐给李渊的几个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无一不是人中俊杰，特别是二子李世民，这种优势隋末争霸的群雄中，无人能比。然而，一旦逐鹿得手，新帝国建立，往昔打江山时的幸运就很容易变成不幸，几个儿子个个杰出，那么一定给接班人的选择带来巨大的危机。武德九年（西历626）六月，终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带部将诛杀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兄弟相残中，李世民胜出，不久后即位，尊李渊为太上皇。

李世民自登九五之尊后，最大的危机是，如何修补合法性缺陷。帝制时代，最高权力更替的正当性体现在道统、血统和法统的统一。所谓道统，是天命仍在某姓某家，也就是说这个王朝还没到被天下百姓抛弃的时候；所谓血统，则继承人必须是老皇帝的直系后代；所谓法统则是作为后代继承皇位，必须是合乎程序的，要么是嫡长子，要么在老皇帝生前已被指定为接班人。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后，面临的难题和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几乎一样，胡亥、杨广没能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而李世民当然不愿意重蹈覆辙。尽管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但胜利者并不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之口，李世民无论如何发动谋臣为自己辩解，但“弑兄逼父”的嫌疑很难洗清-----对一个雄心万丈的帝王来说，这如芒刺在背。如何修补这种合法性的缺陷，那么只有通过执政的业绩，让天下臣民觉得，李世民当皇帝，是最佳的历史选择。太宗李世民做到了这点，他交一份“贞观之治”的答卷。他启用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贤能人士，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即便这样，太宗至死头脑十分清醒，不敢为自己执政的业绩而自傲，更不敢说自己当政二十余年是前无古人的盛世。所以他告诫太子：“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

很不幸，先帝遗言对高宗所起的作用太有限。李治即位后依然执行太宗的“治国之道”，永徽年间有贞观遗风。永徽六年立武则天为皇后，高宗逐渐地将朝政交给武后打理，从此，大唐开始步入一条曲折的山路。

就在仪凤三年，以李敬玄代替刘仁轨为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率兵征伐吐蕃，九月与吐蕃大战于青海，兵败，被吐蕃俘虏的将帅不知凡几。自此后，大唐、吐蕃的脆弱和平被打破，吐蕃一直成为唐帝国的心腹大患，直至唐朝覆亡。

这一年，“初唐四杰”已成名多年，六十年的太平与富足，终于滋养出大唐第一个文化灿烂的时期。王勃在两年前溺亡于帝国最南端的交趾，剩下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当盛年。此后的光宅元年（西历684年），武则天废睿宗自立，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传入京师，武则天读到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时，惊呼道：” 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然而，对这一切，已躺进乾陵地宫中的高宗什么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