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方块怎么玩: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4

　　我们为了继续搞清楚这个问题，又找到原先小岗队的会计严国平，还找了一些60岁以上的老农，和他们分别谈心。老农的话虽不多，但却很有份量。他们举出这样两个例子来作比较：

　　他们说，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的国家很穷，也没有什么机器，但由于农民组织起来搞合作，搞大跃进，走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形成了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终于做到了农民皇帝朱元璋做不到的事，征服了淮河，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水旱灾害的苦难。可是，今年的旱情并不严重，但由于一家一户搞单干，不少人家还是抵不住旱灾，弄得减产减收，以致受苦受穷。

　　对这个问题，原先在队里当会计的严国平，一说起来就有气。在他看来，现在某些干部，不单会吹、会吃吃喝喝，而且为了吹嘘自己的政绩，还会刮浮夸风和私有风。甚至，他们还用这个来诋毁当年农民搞集体化和大跃进的成绩。严国平非常气愤地说：“我们当年要是不搞集体化，不搞大跃进，不兴修水利，你们今天去喝西北风吧！”

　　我们从农民这里，确实学到不少东西。比如，什么是农业？看起来，这个问题好像很简单。其实，这是某些“著名经济学家”永远也搞不清楚的问题。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出，自有史以来，农业是农民以有生命的动植物为劳动对象，是一种利用和改造自然界的产业。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在这一产业中具有驾驭自然的力量。所以，只有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农业。

　　凤阳县人武部的马政委告诉我们，小岗村的“承包”，虽然搞得不理想，但这是他们18户农民自己按手印搞起来的。当然，对于马政委这个话，我们没有理由来怀疑。但我们问了一些人，都说搞“承包”时并没有看到按手印的条子。后来，又听人说，所谓按手印的条子，也是假的。我们感到很奇怪，这张按手印的条子，怎么也会是假的呢？！

　　三、按手印之谜

　　原来，这张18个人按手印的条子的影印件，就陈列在“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里。走进展览室，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以民为本顺应民意的爱民精神”，这条大标语下面，就是18个人按手印条子的影印件。在这个影印件上，还附写着这样几个字：“原件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我们看了很久，还是看不出这个按手印的条子是假的。后来，我们又进行仔细琢磨和认真比较，才发现，这张按手印的条子，从前言到签名，都是一个人的手笔。而且，这张条子上写的并不是18个人的名字，而是21个人的名字。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那么，到了今天，这个按手印的条子，还能不能代表小岗村农民的心声呢？根据我们的调查，今天小岗村农民已经明显地分化成穷富两派。（我们到小岗村调查，小岗村以及小岗村周边的一些农民都说：现在的小岗村，已分化成穷富两派。）

　　村长严宏昌，在村里来说是属于富裕户。还有几家比较富裕的农民，也和严宏昌一样，是发了财的。他们都怕变，都不愿意走集体道路。江泽民总书记来小岗村视察时，严宏昌就代表少数富裕农民提出了“怕变”的问题。严宏昌等人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们主张搞私有化。（这里的富裕农户，并不是靠种田致富，而是靠某些特殊关系和跑运输等致富。）

　　不过应当指出，农村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必然自发产生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条通过小农经济两极分化而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道路，从经济模式来说，也就是“美国式的道路”。列宁曾指出：这条道路的特点，是“地主经济已不再存在，或者已被没收和粉碎封建领地的革命捣毁了。农民在这种情况下占着优势，成为农业中独一无二的代表，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农场主。”（列宁全集》第13卷第 219页）。（列宁在《论意大利社会党内的斗争》一文中并指出：“只要还存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例如，农具和耕牛的私有制，即使土地私有制已经废除）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存在。”所以，即使搞土地不是私有的“承包”，也仍然会产生资本主义。）

　　我们问村长严宏昌，今后是不是也要搞一点集体经济，好帮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比如，村长的亲弟弟严富昌，就是需要帮助的贫困户。可村长严宏昌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我们小岗农民素质低，集体经济搞不好，还是搞私有。”我们听了很吃惊，不好附和。严宏昌瞧了我们一眼，又说：“少数人先富起来，这是党的政策允许的。”

　　可是，我们到小岗村东头的大严家自然村，找了一些农民谈心。他们对搞私有化，却不像村长严宏昌那么热心。相反，他们还有些谈“资”色变的样子。经过了解才知道，由于一家一户这种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在天灾人祸的冲击下，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农民徐家松告诉我们，现在差不多有50％以上的农民借了债，少则六、七千，多则一、二万。他家因盖房、娶媳妇等等，就背了两万元的债。没有办法，他只好让儿子、媳妇出去打工。现在，小岗村出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单是大严家自然村，就有20几家。

　　更出人意外的是，那个背着凤阳花鼓要饭的现象又出现了。缪夕五家，为了让两个孩子上学，借了五、六千元的债还不说，因为今年歉收，生活过不下去，只好让老婆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我们在缪夕五家看了看，屋里空空荡荡，床上乱七八糟，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这时，谬夕五的嫂子李文秀走了进来。她40来岁，原是四川省大竹县人，因不堪婆婆虐待，跑到了这里。后来，她和缪夕五的哥哥缪夕海结了婚。虽说李文秀已来安徽多年，但仍是一口四川口音。据她说，为了盖房和让两个孩子上学，也是欠了五、六千元的债。现在，房子虽然盖起来了，但因为手里没有钱，墙没有泥，他也没有做。冬天，房子的墙缝里透着刺骨的寒风。下雨天，房子的地上还渗出潮腻腻的水来。要是走路不小心，就会跌一跤。

　　李文秀心里很难过，眼眶里不断滚动着泪水，她说：“我是四川人，不会唱花鼓，要是会唱花鼓，我也和兄弟媳妇一起，背着花鼓出去要饭了。”

　　我们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像这样的两极分化，社会怎么能安定呢？！

　　一天早晨，只见村子中央的“友谊大道”旁边停着一辆警车和好几辆小汽车。特别是村长家旁边，还围着不少人。我们再一看，有些人在用卷尺量来量去，有些人在忙着拍照。据说，昨天傍晚，有人用雷管把村长搞的私有小型瓶盖厂炸了，幸好没有死人，只有两个人受了轻伤。

　　尽管说，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非常反对这种破坏生产的行为，但他仍认为，村长严宏昌主张搞私有化是不对的。

　　严俊昌认为，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他向我们介绍：当年小岗村搞“承包”，并不是想搞私有，而是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把大家搞得没有饭吃，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搞起了“承包”。应该说，这个“承包”是暂时性的。当时万里也说，可以让小岗村干5年。可现在，“承包”把村里搞得穷的穷，富的富，贪污的贪污。对这个问题，严俊昌感到很内疚，他说：“要早知这个情况， 就是砍我的脑袋，也不搞‘承包’啊！”严俊昌反复讲，搞“承包”搞了20几年，事实已经证明：“承包”只能解决温饱，不能解决致富奔小康。至于通过“承包”来进行私有化，这会造成多数人先穷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其实，严俊昌讲的这个话，邓小平早就指出过。虽然说，邓小平说过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也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同时他还说过：“组织起来就有力量”，要实现两个“飞跃”。即：“第一个飞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邓选》3卷111、355页）。

　　严俊昌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认为一家一户搞“承包”，大家束缚在士地上，不利于劳力的合理利用，也不利于拓宽致富门路和农业机械化。农村要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要搞科学种田，要发展多种经营和适度规模经营，就要组织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严俊昌想了想，又对我们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你们写个材料，我拿着去找温家宝。他那次找我们开会，说是要听真话。我这次去，就要告诉他，像这样通过‘承包’来搞私有化，不少农民已经先穷起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问了不少农民，除了某些比较富裕的农民以外，多数农民也都赞成严俊昌这个看法。61岁的老农关友章，曾经到江苏等地一些富裕农村去参观过，他说：“人家都是靠集体经济致富，可我们还是一家一户搞单干。这样干，撑破天，也就是搞个温饱。要致富奔小康，不搞集体经济怎么行呢！”

　　板桥青年农民吴强民，也是这个看法，他说：“过去有些集体经济所以搞不好，一是领导有问题，二是科技条件差，种子不好，又没有什么机器。要是解决了这些问题，集体力量无论如何要比个人力量大。往后，只要把农民好好组织起来，提高生产力，就能办到个人办不到的事，真正致富奔小康。”

　　现在，不少农民虽然希望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严酷的现实已经与美好的希望拉开了距离。他们似乎已经听到了旧时中国的民歌：“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高楼饮美酒，几家流落在外头。” 特别是，那些先穷起来的农民，更是有一种预感，好像过去那种“身背花鼓走四方”的命运，又将降临到多数人的头上。他们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为此而感到惶惶不安，……

　　（2001年3月整理，5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