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方块锈色湖畔密码: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2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告诉我们：“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我们想，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通过先富帮后富，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我们笑着问：“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

　　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个不停。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没有办法，想盖房子也没有钱！”他又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

　　这时，一个青壮妇女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冲着我们笑笑，说：“实在对不起，没有烧开水，也不好给你们倒开水喝。”原来，这妇女就是严富昌的妻子，名叫张长淑。她老家是四川渠县，因家里生活困难，从小就跟人到了这里。她和严富昌结婚时，才只有16岁。现在，她已是32岁。她和严富昌生了两个儿女，大儿子16岁，二女儿14岁，都在离这儿8公里左右远的小溪河镇，住校念初中。他们算了一下，让两个孩子上学，除吃自己的粮食不算以外，一年还要花三千元左右（据称，住校念初中，要收学费、书费、板凳费、课桌费、保险费、住宿费等，一学期是500多元。伙食方面，菜费每天是？角，主食则由学生自己带米，校方收取蒸煮费。学生在伙食上，每月至少也要花几十元）。严富昌想了想，搬着指头数了几下，说；“我们家种14亩地，今年因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粮食，就说每斤粮食能卖0．45元，也只能卖三千元左右，只够让两个孩子念书用的。”（稻谷的国家保护价虽然是每斤0．53元，但在压级、压秤、压价之后，实际上卖不到这个价。而且，有些农民由于人力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很难到粮站去卖，只能将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

　　严富昌说着说着，难过得几乎要流出泪来：“真没有想到，搞‘承包’，把别人‘包’富了，却把自己‘包’穷了。”

　　严富昌一家的生计确实有些困难。去年，严富昌被毒蛇咬了，花了一笔钱。谁知祸不单行，今年他老婆张长淑的腿又让马路上的车子撞了。张长淑到镇上去看了医 生，绑了石膏，原以为没有事了。没有想到，等打开石膏一看，医生又说要照片子检查。据说，检查还要花百十来块钱。严富昌、张长淑十分为难，因为搞不到钱，也就没有检查，只好拖着。

　　我们反复劝严富昌和张长淑，不管怎样，还是要去治。我们说：“张长淑只有32岁，还年轻，治好了，总可以多一个劳动力吧。”

　　几天以后，我们在路上碰到张长淑。她笑眯眯的，说：“去检查了，医生说我不会残废，等治好了还可以劳动。”后来，我们走到张长淑家门前，她丈夫严富昌正在用手扶拖拉机打场。严富昌还是那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抬头瞧瞧我们，叹着气说：“不行啊！现在柴油太贵，一斤要四元二角，打一场稻谷就得用10斤柴油，算起来，就要花42元，实在用不起。我想，今后只能去买条牛来使唤喽。”
　　这时，有人告诉我们，省里帮小岗村修建的自来水塔，里边的机器也坏掉了。据说，要修好，就要花二、三万元。再说，就是修好了，一个月全村光是电费就要花一、二千元。这个自来水，农民确实用不起。这样，自来水塔也就只好提前“下岗”休息了。

　　我们望着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又想想刚才严富昌讲的话，不觉心里一阵发凉。我们琢磨：像这个样子，还怎么搞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呢？！不过，我们还是想搞清楚“展览室”的情况。比如，农民说“展览室”里有些东西是不实在的，那么，“展览室”那个粮食产量又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

　　我们找到村里的出纳（又称保管）严立学聊天，问今年天旱减产，村里到底能产多少粮食？严立学把嘴一咧，笑着说：“ 6 0万斤。”（按：小岗村有小岗和大严家两个自然村，出纳说的是小岗自然村，再加上大严家自然村，粮食产量也就是 120万斤，这和“展览室”统计的数字是吻合的）。我们又问：“去年呢？”答：“60万。”再问：“前年呢？”答：“还是60万。”……
　　哦，原来如此！

　　后来，我们把此事说给正在打场的农民严留昌听，严留昌不禁笑了起来：“你们还不了解我们这里的情况，这就叫有增无减，稳产高产。”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正像某些人所说，是在玩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把戏。

　　严留昌想了一下，又说；“我们小岗自然村，今年能收二、三十万斤粮食，也就碰项了。”

　　严留昌用自家的例子，又跟我们仔细算了算。他说，他家种25亩地，过去年成好，可以打二万斤稻谷。他有两个儿女，大女儿21岁，上中专，二儿子19岁，上高中，供两个孩子上学，一年要花七、八千元。如果田里能收二万斤稻谷，两个孩子上学也就够了。可今年，粮食减产，只收一万斤稻谷。不说别的，就是让两个孩子上学也困难啊！

　　我们又访问了一些农民，他们也都认为，小岗村并没有“致富”。在他们看来，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由于“承包”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由于一家一户，力量分散，很难拓宽致富门路，很难合理组织人力物力，很难进行规模经营，等等；二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有人说，过去稻谷可以卖到七、八角一斤，现在稻谷只能卖到四、五角一斤，相反，农民种田用的化肥、农药、柴油、水电等费用，却是有增无减。这样，也就出现了谷贱伤农和种田赔钱的现象。住在小岗村东头的徐德凯和韩德斌两家，因为种田亏损，生活不好过，已经分别搬到板桥和小溪河镇去了。可是，某些干部却不顾事实，仍在鼓吹“承包致富”论。他们说，不是“承包”不能致富，而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所以致不了富。

　　然而，已卸任的老支书严俊昌却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不能把现在的问题，说成是小岗村农民的素质低造成的。他说：“我们小岗村搞‘承包’，并没有想反对农业集体化。可是，有些干部，却利用我们搞‘承包’，来否定农业集体化，来反对所谓吃“大锅饭”。原先，我们小岗大队有七个生产队，他们只让我们‘包’一个生产队。我说，队当然不是越大越好，但也不能说越小越好啊！到后来，才把大严家生产队划给我们，合成一个小岗村。可这样，还划得太小。我们既不能搞协作分工，也不能搞规模经营。”

　　我们问他：“你们搞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底‘统’在哪里啊？”

　　严俊昌两手一摊：“没有啊，哪有什么‘统’啊！我们只有‘分’，没有‘统’，还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搞单干。”他举例说：“就说今年吧，因为天旱，简直像放鸭子，各顾各，争着用水。塘里有水的，就能收稻谷八、九百斤，没水的，就只能收稻谷二、三百斤。要是组织一下，也不致于像今年这样减产。”严俊昌说到这里，不禁长叹一声：“搞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睡不着觉啊！”

　　我们问他：“不是干部还在宣传，说是搞‘承包’可以致富吗？”

　　严俊昌把手一挥：“尽瞎吹，没有那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