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summer无调钢琴谱:民族主义与爱国乌托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23:22:32
民族主义与爱国乌托邦
作者：朴素 提交日期：2008-4-24 8:52:00 民族主义与爱国乌托邦
冷战结束之后，跨国资本与民族主义并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景观，二者之间又形成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全球化又把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坚持文化的差异性体现民族国家的本色便成为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性追求。因此，坚持文化差异性不仅面对跨国资本，还要面对民族主义，如何在对抗前者时不与后者合流，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坚持文化差异，并不排斥文化交往，文化差异恰恰是文化交往的前提。但民族主义往往对文化交往采取排斥态度，甚至把某种异质文化视为异端以文化独断反另一种文化独断。从根本上，民族主义把文化差异绝对化就不是在坚持差异，而是拒绝差异或是取消差异。
民族主义从历史原型来看，有两种形态。其一是超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感；其二是少数特定团体的政论关系和词汇，这些团体都跟国家体制紧密结合，而且都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但这种历史原型与近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看，许多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认识到，民族国家的基本功能有双向性，对外追求“国家利益”，对内为所有公民提供底线保障，并协调内部交易关系。正因此，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才把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定在财政边界之内，即民族国家的财政功能到达哪里，哪里就是民族国家的边界。
从20世纪晚期到现在而观，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日益暴露出来。表面上看来民族主义是维护民族利益，但实际上则常常是适得其反。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潮流，它是由热爱、悲痛、嫉恨、报复等各种复杂的感情因素所引起的，这些感情因素又深深植根于种族、文化、历史、社会的土壤之中，导致民族主义的变数极大。譬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但由于中华民族信奉天下一家的文化普世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乏种族依据。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使中国民族主义难以发展成类似德意志纳粹主义或日本军国主义的种族型的民族主义。但这一特点又注定了中国民族主义往往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难有持久的建树，这样的民族主义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以《自由四论》而闻名的英国政治学家以赛亚·伯林说，他对民族主义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重视“民族情感”的真实性，对于英国学者赫尔德提出的“归属于共同体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这一观点抱有同情的理解。在实践中他也支持犹太民族寻求建国的政治努力(伯林本人是犹太人)；但在另一方面，伯林又对民族主义的激进形态格外警觉，因为民族主义有两个“令人恐惧的兄弟”——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一旦“兄弟结盟”将会形成攻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出我们时代“最恐怖和最野蛮的现象”，这方面历史为我们树立了诸多的版本，所以有学者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似乎是近年来才在中国的思想界登堂入室，中国社会自19世纪中期转型以来变乱纷呈，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罗志田先生认为，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以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更进一步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三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年至1928年北伐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原动力无不来自于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赛义德（巴勒斯坦裔）、斯比沃克（印度裔）的“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登堂入室，更加坚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
其实中国现代史上的战国策派对民族主义下过一番研究与梳理，1940年4月1日，《战国策》杂志创刊号发表林同济的《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可谓是他们这个思想群体形成的宣言。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陈铨、雷海宗、贺麟。战国策派从不讳言“民族主义”是中国处在“战国时代”的玉律金科。战国策派的主将陈铨肯定了中国此前所产生的各式民族主义思潮，甚至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德国的“狂飙运动”相并置，以为“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指南针”。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西方历史语境里，民族主义往往被理解成启蒙运动的逆反，或被看做启蒙运动内部的一种理论上的重新调整。但在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开端，民族主义却汇入了“启蒙”的浩大洪流。而且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民族生存危机的即席反应。
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谈及历史教训，他指出：其中之一便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朱学勤先生认为这一条可以说是与民族主义交相激荡，泥沙俱下之时，酿成种种大患与灾难，至今病根未除。胡适先生曾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先走上前面的两步。”按照安德森的说法，现代民族想象共同体建构在“印刷资本主义”所催生的“民族的印刷语言”之上，这和古老“神圣语言”的衰微相关。在印刷语言兴盛之后，一种“民族意识”开始兴起，这即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根源”。
民族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汪晖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说过：“当代民族主义政治与传统民族主义存在重要的差别，与其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对立场，毋宁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必须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关联起来，而不能作孤立的说明。”理论可能是断裂的，但历史与现实可以说明一切。翻开中国现代史与法国革命的世界现代史可以看到：把民主主义放在意识形态的中心，民族主义便是题中应有之意；把民族主义放在中心，专制主义便会接踵而至，民主主义则被驱赶到敌对意识形态、政治异见者的地位。事实上割断了民主主义母体脐带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给德国人、日本人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了马科斯、蒙博托、苏哈托式的腐败，思之不能不对那种单一的民族主义抱以警惕之心。
中国之民族主义从近代起就开始掺杂着“强国梦想”的玫瑰色彩。在晚清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对于“现代化”的一些相当特别的理解与想象。譬如“强国梦想”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在这个梦想中，社会整体—“国家”的强大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其它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生态平衡，都可以先放弃。历史曾经给予我们的屈辱让“强国梦想”附加了极其神圣的道德色彩，任何人都无法对“强国梦想”加以质疑。但不惜任何牺牲的代价与种种不太光明的手段，终于让人对目的产生怀疑，时间可能很漫长，但怀疑始终会到来。我们警惕绝对化的民族主义。在民主的面前，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应该受到质疑。
“强国梦想”是一种乌托邦。对它的追求是永恒的。“强国梦想”在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历史的要求而被制造出来的中心话语。记得孙中山先生当时就说过中国是一盘散沙。如何将散沙汇聚成坚固的堡垒呢？伟大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只有找到一种中心话语，才能使人民团结起来，摆脱苦难的生活，“强国梦想”正是这些伟大的人物所需要的工具，为了实现“强国梦想”这一终极目的，伟大的人物不惜一切的手段，譬如专制、譬如强权、譬如独裁、譬如以德治国、譬如三个代表……于是“强国梦想”成为我们记忆深处的枷锁，心态变得扭曲，盛唐那种海纳百川的气象永远沉没在历史的深处。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18—1891）曾经说过：“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想前贤在一百多年前居然能有此说，而今我们仍然高喊“强国梦”而不知富民，“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痛哉斯言。
作者：朴素 提交日期：2008-4-24 8:52:00 民族主义与爱国乌托邦
冷战结束之后，跨国资本与民族主义并行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新景观，二者之间又形成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全球化又把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坚持文化的差异性体现民族国家的本色便成为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性追求。因此，坚持文化差异性不仅面对跨国资本，还要面对民族主义，如何在对抗前者时不与后者合流，这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坚持文化差异，并不排斥文化交往，文化差异恰恰是文化交往的前提。但民族主义往往对文化交往采取排斥态度，甚至把某种异质文化视为异端以文化独断反另一种文化独断。从根本上，民族主义把文化差异绝对化就不是在坚持差异，而是拒绝差异或是取消差异。
民族主义从历史原型来看，有两种形态。其一是超地域的普遍认同，人类超越自己的世居地而形成一种普遍的认同感；其二是少数特定团体的政论关系和词汇，这些团体都跟国家体制紧密结合，而且都具有普遍化、延展化和群众化的能力。但这种历史原型与近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很大的差别。从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看，许多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都认识到，民族国家的基本功能有双向性，对外追求“国家利益”，对内为所有公民提供底线保障，并协调内部交易关系。正因此，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在《民族主义》一书中才把民族国家的边界划定在财政边界之内，即民族国家的财政功能到达哪里，哪里就是民族国家的边界。
从20世纪晚期到现在而观，民族主义的负面影响日益暴露出来。表面上看来民族主义是维护民族利益，但实际上则常常是适得其反。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潮流，它是由热爱、悲痛、嫉恨、报复等各种复杂的感情因素所引起的，这些感情因素又深深植根于种族、文化、历史、社会的土壤之中，导致民族主义的变数极大。譬如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有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根源，但由于中华民族信奉天下一家的文化普世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缺乏种族依据。这是中华民族的大幸，使中国民族主义难以发展成类似德意志纳粹主义或日本军国主义的种族型的民族主义。但这一特点又注定了中国民族主义往往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难有持久的建树，这样的民族主义破坏有余，建设不足。
以《自由四论》而闻名的英国政治学家以赛亚·伯林说，他对民族主义怀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复杂情感。一方面他重视“民族情感”的真实性，对于英国学者赫尔德提出的“归属于共同体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这一观点抱有同情的理解。在实践中他也支持犹太民族寻求建国的政治努力(伯林本人是犹太人)；但在另一方面，伯林又对民族主义的激进形态格外警觉，因为民族主义有两个“令人恐惧的兄弟”——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主义，一旦“兄弟结盟”将会形成攻击型的民族主义，演变出我们时代“最恐怖和最野蛮的现象”，这方面历史为我们树立了诸多的版本，所以有学者说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似乎是近年来才在中国的思想界登堂入室，中国社会自19世纪中期转型以来变乱纷呈，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罗志田先生认为，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以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更进一步指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三次政权变更：1912年满清让位于中华民国；1927年至1928年北伐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以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原动力无不来自于民族主义。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赛义德（巴勒斯坦裔）、斯比沃克（印度裔）的“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登堂入室，更加坚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
其实中国现代史上的战国策派对民族主义下过一番研究与梳理，1940年4月1日，《战国策》杂志创刊号发表林同济的《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可谓是他们这个思想群体形成的宣言。战国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同济、陈铨、雷海宗、贺麟。战国策派从不讳言“民族主义”是中国处在“战国时代”的玉律金科。战国策派的主将陈铨肯定了中国此前所产生的各式民族主义思潮，甚至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德国的“狂飙运动”相并置，以为“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指南针”。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产物，在西方历史语境里，民族主义往往被理解成启蒙运动的逆反，或被看做启蒙运动内部的一种理论上的重新调整。但在中国现代性历史的开端，民族主义却汇入了“启蒙”的浩大洪流。而且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一直是民族生存危机的即席反应。
朱学勤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五四以来的两个精神病灶》，谈及历史教训，他指出：其中之一便是从激进革命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社会不公的同时，将自由经济和宪政民主视为社会不公的老根，要连根拔除“西方资本主义的罪恶”。朱学勤先生认为这一条可以说是与民族主义交相激荡，泥沙俱下之时，酿成种种大患与灾难，至今病根未除。胡适先生曾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因为最后一步是最艰难的，所以一切民族主义运动往往最先走上前面的两步。”按照安德森的说法，现代民族想象共同体建构在“印刷资本主义”所催生的“民族的印刷语言”之上，这和古老“神圣语言”的衰微相关。在印刷语言兴盛之后，一种“民族意识”开始兴起，这即是“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想象共同体”的“文化根源”。
民族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汪晖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杂志1997年第5期）说过：“当代民族主义政治与传统民族主义存在重要的差别，与其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对立场，毋宁把它看作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对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必须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关联起来，而不能作孤立的说明。”理论可能是断裂的，但历史与现实可以说明一切。翻开中国现代史与法国革命的世界现代史可以看到：把民主主义放在意识形态的中心，民族主义便是题中应有之意；把民族主义放在中心，专制主义便会接踵而至，民主主义则被驱赶到敌对意识形态、政治异见者的地位。事实上割断了民主主义母体脐带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给德国人、日本人带来了深重的战争灾难，给“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带来了马科斯、蒙博托、苏哈托式的腐败，思之不能不对那种单一的民族主义抱以警惕之心。
中国之民族主义从近代起就开始掺杂着“强国梦想”的玫瑰色彩。在晚清被动地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一百多年来，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对于“现代化”的一些相当特别的理解与想象。譬如“强国梦想”便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在这个梦想中，社会整体—“国家”的强大成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其它的一切，从个人自由到生态平衡，都可以先放弃。历史曾经给予我们的屈辱让“强国梦想”附加了极其神圣的道德色彩，任何人都无法对“强国梦想”加以质疑。但不惜任何牺牲的代价与种种不太光明的手段，终于让人对目的产生怀疑，时间可能很漫长，但怀疑始终会到来。我们警惕绝对化的民族主义。在民主的面前，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应该受到质疑。
“强国梦想”是一种乌托邦。对它的追求是永恒的。“强国梦想”在某一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于历史的要求而被制造出来的中心话语。记得孙中山先生当时就说过中国是一盘散沙。如何将散沙汇聚成坚固的堡垒呢？伟大的人物不约而同地意识到只有找到一种中心话语，才能使人民团结起来，摆脱苦难的生活，“强国梦想”正是这些伟大的人物所需要的工具，为了实现“强国梦想”这一终极目的，伟大的人物不惜一切的手段，譬如专制、譬如强权、譬如独裁、譬如以德治国、譬如三个代表……于是“强国梦想”成为我们记忆深处的枷锁，心态变得扭曲，盛唐那种海纳百川的气象永远沉没在历史的深处。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1818—1891）曾经说过：“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贫困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想前贤在一百多年前居然能有此说，而今我们仍然高喊“强国梦”而不知富民，“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痛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