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rain 久石让 下载:从朱镕基等政界要人书中读出中国的未来

作者:杨于泽

《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近日开始在全国公开发行。从国务院总理职务上退下来已六年的朱镕基，以这本书的形式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这种“重新回归”，其实不是他的声音、形象，甚至不是他的领导风格、个性，而是他的思想、观念及其思想和观念的高度。

领导人出版自己的专著、回忆录，在中国并不稀奇，实际上由来已久。很多开国老将军，就有组织地出版过个人的大部头回忆录，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近现代的珍贵史料。但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还很少撰写和出版个人性专著。直到最近若干年，李鹏、李瑞环、李岚清、刘华清等纷纷出版个人性的专题日记、回忆录或其他著作，这种情况才改观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史材丰富、史学发达的国度，历史记录、历史评价一向被视为政治的一个约束因素。对于皇帝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实录”；立德立功的大臣，在其死后，也把他们的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可见，历史记录、历史评价并非一般的文字游戏，而是政治体制的一个方面，是延续、充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大事。

当代中国处于大变革、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国家领导人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他们的经历、见闻非其他人所可比肩，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是打开这段历史的枢钥。他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然是顺应历史潮流，但历史的必然性寓于无数偶然性中。深入国家领导人的内心和记忆深处，我们就会看见那些体现必然的偶然，目睹历史的暗礁险滩，听到时代的惊涛骇浪。

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他们为历史讲述、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果他们不写，也许历史学家也可以根据其他文献资料，勾勒出这段历史的轮廓，甚至整理出一个“年表”、一份“日志”。但如果不深入当事者的心灵，我们就难窥历史真实的堂奥，这必定会影响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是中国改革的心灵史。

但领导个人性著作还有更大的价值，如果它真是中国改革的心灵史，我们就不难读出个人文献与官方文献、个人思想观念与大政方针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人们的经历、认识、观念是有差别的，有时候差别还很大，领导集体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仅要在决策成员之间进行折冲，而且要观照传统与现实。而在个人性著作中，领导人往往会留下一些个人化的观念、思想、态度等，这是一般文献难有的。

好在中国日新月异，经济、政治都在发展进步，彼时还是某个领导人个人化的观念看法，此时已成公开的方针政策。有媒体饶有兴趣地摘登了《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关于人权、民主的问答，这在朱镕基答问之时，不仅CNN记者伍德拉夫觉得敏感，而且国内也未必不觉得“问题尖锐”。伍德拉夫当时问“中国对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吗？”朱镕基回答:“我为民主奋斗了一辈子，因此，我觉得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人权已经入宪，而民主则被我们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领导人的一时作为无法超越历史，但他的思想观念可以走在历史的前面，而历史终究又会将历史上所有的人及其观念超越。读领导人的书，需要对照历史、实际政策与今天的现实来读。这样读，我们就可以读出人的梦想，发现国家的希望，看到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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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起勇气，趟过改革深水区

周虎城（作者系《南方日报》评论员）

《朱镕基答记者问》终于面世了。在这本书里，收录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在低调隐身几乎6年之后，朱镕基再次进入了公共视野。而这本答记者问，不仅仅是对一个个事关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问题的解答，还折射出朱镕基主政中国经济改革12年的风风雨雨。

从1991年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以后，朱镕基便与第二波改革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清理三角债到整顿金融秩序，从出台分税制到经济软着陆，还有粮食改革、国企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物价体制改革……虽然这些改革有得有失，但不管怎样，市场经济体制到底经历了从十四大“建立”到十六大“完善”的转变。

改革的是是非非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因为改革从来都会遭遇阻力。1994年朱镕基在推行“改革新政”时，等于捅了马蜂窝，很多人反对，毕竟，让既得利益者集团让出利益谈何容易。但朱镕基被外界誉为“铁血宰相”、“经济沙皇”，与他的强势主导是分不开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曾经对此评价到:“宏观调控体制的改革从1980年代就开始酝酿，但是一直没敢作决策，为什么朱能作决策？因为他有魄力、他敢于改革。1994年的改革非常关键，没有这次改革就没有日后软着陆的成功。”

由于身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朱镕基时代所面临的危机数不胜数，从价格双轨制到通货膨胀，又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还有一系列的计划体制的转型，乃至于亚洲金融风暴、98洪灾等等，这些危机虽然可能导致改革变向，但改革仍然在朝前走。这说明，在朱镕基对改革的坚持下，既得利益集团并不能通天通到绑架改革的地步。当然，既得利益集团也在发生变化，只要权力运行的模式不变，他们都会通过权力的自我改变学会重新干预经济而牟利的本领。对于朱镕基来说，当然也有不如意之处，如经济体制改革风风火火，但引人注目的精简机构的行政改革最终也逃不过“黄宗羲定律”的宿命，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从今天回望历史，历史既有辉煌也有无奈。作为一名带有英雄色彩的人物，也作为一名面对传统政治格局束缚和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的人物，朱镕基即便身在总理高位，手握经济改革大权，也不能（也无法）推动所有的改革。但“法乎其上，得乎其中”，那么多基于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的改革方案出台，证明了朱镕基的改革理想不只是理想。阻挠和危机都不是不搞改革的理由，光喊改革口号不付诸于实际行动，亦是无用。

在国际金融危机仍然威胁中国经济发展的时刻，人民出版社推出《朱镕基答记者问》，既是要学习朱镕基应对危机的改革之思，也是要学习他的改革理想和改革气魄，甚至改革手段。最近几年，一些阻挠改革的思潮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一些垄断集团不断坐大，甚至重新进入竞争性领域，和当初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南辕北辙，颇令人忧思。比如在房地产开发中，权力更是发挥了无所不在的强大功能。更有一些机构，打着改革的旗号搞伪改革，搞改革的目的不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而是借改革之名牟取部门利益和私人利益，结果导致改革污名化，民间一度对改革发生质疑。

这告诉我们，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所遭遇的阻力不会比“建立”时代少，甚至会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坐大而更加强大。但阻力再强大，改革还是不能停歇。只要有改革理想，只要有改革气魄，只要有改革手段，我们重新鼓起改革的勇气，改革终究会淌过深水区而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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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高官退休惯例出书 向人民交心

中新网9月3日电 台湾《中国时报》3日刊出文章《高官退休惯例出书 向人民交心》说，朱镕基出版涉及个人从政生涯的书籍，显示从中共元老薄一波出版回忆录式传记起，大陆卸任高层官员已逐渐建立起退休后著述的惯例。卸任高官回忆录读者群锁定了一般老百姓，不仅将时代的高层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官员的自我性格。

文章摘编如下:

朱镕基出版涉及个人从政生涯的书籍，显示从中共元老薄一波出版回忆录式传记起，北京高层官员已逐渐建立起退休后著述的惯例。

早前大陆位列领导人的政治人物，退休后多写的长征、革命战斗历史的书籍较多，诸如《长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类。后来也出现过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而真正写出高层政治决策特性的，应从中共“八大元老”之一薄一波出书开始，他于一九九七年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是研究中共党史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相较于美国卸任高官往往前脚踏出白宫，后脚就进了出版社，大陆一直缺少退位高官以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思考来反映一些具体、重大的事件和场景的语言体系。从薄一波的书开始，此一语言体系开始逐步建立。

自薄一波以后，如杨尚昆、李鹏、李岚清、钱其琛及张震，这群卸任高官以无官之人的身份评述重大事件，不仅将时代的高层政治决策透明化，同时更体现了官员的自我性格。

纵观大陆退休高官的著述，有类似西方官员的在位时决策回忆录，如《杨尚昆日记》及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前者是研究中共党史必读资料之一，后者提供了中国从韬光养晦到大国崛起的外交战略如何过渡的第一手资料。

卸任高官回忆录带有明显的“自我述职”色彩，锁定的读者群是一般老百姓，稿费自然不是他们所必要的，钱其琛将《外交十记》的七十万元人民币稿费捐给外交学院，李鹏更是将高达三百万元人民币稿费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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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的“不要落身后骂名”撼人心扉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朱镕基1999年3月19日刚任总理职务时的话，它被收录于2009年9月1日问世的《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中。

历时两年、引人注目的《朱镕基答记者问》出版了。此书收录了朱镕基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60篇精彩的答中外记者问和在境外的部分讲演，大部分内容是首次在国内公开发表，展示了他的锐利话锋、超群睿智、人格魅力和赤诚之心，也再现了1993-2003十年间中国和世界不平常的历史风云。(2009年9月2日《人民日报》)

由此，让我想起了朱镕基同志在他辞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的告别演说中说过的一句情真意切地话:“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

“不要落身后骂名”，自是对为官者说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为官一任，谁都希望离任之后能留下个好名声。然而，这好名声不是想有就有的。记得黑龙江省安达市原市委书记、市长王英和落马前有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并且自以为值得炫耀的一句话，那就是“五百年后，考古学家会像考古一样考到我”，这个大贪官，尽管说出的话愚昧至极，但其这种心态表明妄想青史留名。

有报道称，王英和留名的方式就是大搞“形象工程”。由于他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所以在县级的安达市，有着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权力。他号召养奶牛，当地官员就随声附和，逼百姓养奶牛。结果不仅造成了饲草不足，而且导致了牛奶卖不出去。更加贻笑天下的是，当安达得了块“奶牛之乡”的牌匾后，王英和又荒唐决策投资1亿多元修建一条长5公里的“牛街”，整条街有299头石头牛雕塑，9999块牛图案路面砖。可是，随着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的倒掉，王英和也倒掉了。如今，在安达、绥化、黑龙江乃至全国，王英和已经臭名昭著。这是王英和万万没有想到的，一心想让五百年后的考古学家要“考”到他，不成想没过几年就身陷囹圄，成为“落身后骂名”的标本。

然而，细想想，落身后骂名，也并非王英和一人“独享”。有的为官者虽没有像他那样腐败，或许还曾经为群众做过一些实事、好事，可终究由于私心作祟，渐渐的从少办事、不办事，到办坏事，从而招致群众的怨声、骂声。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为官者也难免不落身后骂名。其实，“群众心里有杆秤”。谁办了多少好事、实事，谁做了多少错事、坏事，他们看得一清二楚。正所谓“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干部要留下什么名，得由群众说了算，群众的口碑是最真实、最可靠的评判。著名诗人臧克家曾经写下过这样耐人寻味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我感到，这正是对“不要落身后骂名”的最好诠释。

正因如此，我认为，重温朱镕基的“不要落身后骂名”的教诲，有利于提醒和告诫我们:要想留下美名、不留下骂名，就得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出发点，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样，才能亲近民众、融入民众，才能赢取民心、赢得口碑，留下美名。

这句简单直白的表白，一度令国人尤其是广大青年振奋不已；令官员，尤其是年轻官员心潮涌动；令记者，尤其是国外记者过耳难忘。

坊间，关于朱镕基反贪的故事，甚至有多个不同版本。提到朱镕基，男人们总会就着一口老酒，或是竖起大拇指，啧啧称道“清官”！

朱镕基在机制改革、发展经济与反腐倡廉等方面的政绩人所共知。这位处于中国深刻社会转型时期的总理，临危受命，负责主持危机前的经济工作。

他审时度势，实施宏观调控政策，平息股票热和房地产热，大力推行金融、税制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摆脱了泡沫破灭的阴影，并且奠定了持续、健康、迅速前进的基础和后劲。

除了抓经济，他还大力精简机构，不遗余力的打击贪腐。有人说，朱镕基最重要的政绩有“两纲”:一打击腐败，二精简机构；第一条得罪官，第二条得罪吏。把官吏都得罪了，却赢得了民心。成为老百姓心里公正、廉洁、正义的化身，成为人民群众眼里优秀党员干部的标杆。笔者深以为然。

朱镕基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青年的影响无法估量。他的强硬作风与凛然正气，之所以能够瓦解“中庸之道”、“温和之术”的禁锢，赢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认可，关键之处有三:

其一，心底无私天地宽。他所做的每一个决策，推出的每一个方案都站在于国与民有利的角度，不带私念不掺杂质。所以在任何场合，他说话都底气十足铿锵有劲。仿佛一股正气就要喷薄而出。

其二，凶贪官不凶百姓。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我从来不吓唬老百姓，只吓唬那些贪官污吏”。实事也证明，他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与热爱，几乎一股脑儿的转化为对贪官的恨。所以治理贪腐他从不留情面。

其三，鞠躬尽瘁凭真功。他只会高呼部下给贪官和自己预备一百口棺材，大骂九江防洪设施中的王八蛋工程。他的政绩和美誉的取得靠的不是天桥把式的雕虫小技，而是硬碰硬的实在功夫。

“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那么再看开一点说，朱镕基还是办一点实事，哎呀，我就谢天谢地！”这是朱镕基在一次记者会上流露出的期许。

时隔多年，他的期许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一言以蔽之:朱镕基的凛然正气源于公心的支撑、大爱的融通、能力的承载。这种为了人民福祉，义无反顾永往无前的人格魅力与为官品格值得我们尊崇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