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 before you结尾曲:清华失去的，正是这个社会稀缺的

清华曾是人文的，后来是工程师的，再后来是官员的。今日之清华离人文清华远矣，唯有留此存照。
　　
　　                     文/肖锋
　　
　　毕业二十六年，我们电力班推选代表出席人民大会堂的百年校庆典礼，同学会再三斟酌，最后还是选定一名官员同学，因为要见国家最高领导人并合影。
　　为纪念清华百年，《中国周刊》做了期“清华与国运”，被我错看成清华与官运。百年清华起起伏伏，如今是权力秀场，美国总统访华必讲演之地。
　　我们班一半人去了美国，清华被讽为留美预备班。想来美国人做成了一笔划算的生意。1908年，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清政府于1911年开设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彼时即有此称谓），1924年更名“清华大学”。现在美国人开始收获了，收获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
　　
　　我的大学
　　能让你谈上一辈子的，也就大学了。
　　入校被告知第一条即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清华口号）。每天下午四点半，喇叭准时响起，同学们齐齐去锻炼。好身板不只是你需要的，也是国家需要的。
　　第二条是这里是工程师的摇篮。中科院院士中“清华人”占去三分之一。陈丹青抱怨艺术生为何要考英语和数学，事实上，英语和数学是清华生的利器，托福和GRE比美国本土学生考得还高。
　　我当时不知，1925年清华曾设过“国学研究院”，也不知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院导师与我何干。我更不知前任梅贻琦校长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只被告知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和做一个好工程师。
　　当然校训是知道的。石头上刻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但后一半“思想自由，人格独立”却没了。从校训的变迁可以看出清华精神是如何被阉割的。
　　始终没变的是清华人的国家情结。真的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华人绝不会说“关我屁事”。上世纪80年代初“振兴中华”响彻神州，清华的口号落实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除国家情结外，就是团队精神。游行时一看就知道是清华的，男生整齐在外、女生保护于内。不只是清华女生稀缺，更是一种团队精神。国庆35周年，北大生物系那位突然打出“小平你好”，这个清华人是干不出来的。后来不管哪个学校的，游行时一律不再允许擅自打标语了。清华学生提问小布什，问题顺序都是严格筛选好的。职场或官场，长久以来有“重用清华的，提防北大的”之现象。
　　可是还有另一个清华，人文清华，被我们忽略了，只留有一些名字的残迹，比如新斋、工字厅、荷塘月色。新斋是女生宿舍，一个斋字就把女生宿舍变成了禁区。
　　人文清华源自工字厅，挂有咸丰御笔“清华园”的匾额。园内“曲廊迂回，树木扶疏，青竹成荫”。1914年秋，梁启超曾在工字厅著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出自他当年一场题为《君子》的演讲。工字厅曾是文人雅聚和清谈的场所，但也有悲伤的记忆。
　　
　　1927年6月1日，王国维来此参加毕业宴会，席散，王与人一一作别。第二天，他便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用现在的话说，王国维跟他的那个时代拧巴了。拧巴固然不好，但首先你得有这个资格和勇气。
　　1948年7月23日，朱自清来此出席题为“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朱的发言要点是，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凶帮闲，向上爬的；另一条是向下的。不足20天后，朱自清便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看来，朱自清早就预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人以文传，他留下的《荷塘月色》被广为传颂：“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自清先生当年不吃老美的救济粮，这样的骨气恐怕今天没有了吧。
　　有道是，满清王朝北大荒啊。百年清华的人文传承几绝，变成工程师和官员的摇篮。北大称对思想偏激学生进行学业会商并非管制。格式化正在进行中。如果大学不容异类，哪里还能容？社会上，成功学是另一种格式化。满清王朝北大荒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百年清华，不再自豪于人文精神，而自豪于出过300多位部级以上干部，政治局常委中有过多少清华系。“工程师的摇篮”也回到了留美预备班。
　　有人会说，美国的耶鲁哈佛不也以出过多少美国总统为荣吗？是的，但它们更自豪于出过多少诺奖得主，更没让官场文化侵占校园。美国总统进校，要事先得到校长的许可。奥巴马就被挡了一次，说有政治宣传之嫌。
　　
　　我们是否生活在精神最贫困的时代？
　　正值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撞人杀人案开庭，全社会开始检讨教育问题。几年前，清华生刘海洋虐熊事件，有评论也指责清华教育模式的“命门”。我在校时几乎每年都发生学生自杀事件，这不能不部分归因于那个冷冰冰的工程师文化。
　　有人说，清华北大是全国唯一文气压得住官气的地方。岂知学校也是官场，是强大的官场的一部分。于是大学不以大师为傲，却以政客为荣。大师们的遗迹荡然无存。据说李敖想捐一百多万新台币建一座胡适塑像，未果。随着五四一代逝去，大师远行，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快绝迹了。
　　就连武侠，也只能看港台。大陆导演的武侠不能看。因为侠与义的文化精神绝迹了。所以，江湖在港台，浆糊在大陆。繁体字中的爱字无了心，义字无了我，导师的导字无了道，志气的志字无了言。无心，无我，无道，无言，这正是当下。
　　清华曾是人文的，后来是工程师的，再后来是官员的。今日之母校离人文清华远矣，唯有留此存照：先有国学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和赵元任开创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境界，后有中文系朱自清、闻一多等，外文系吴宓、叶公超等，哲学系金岳霖、邓以蛰等，历史系吴晗等，社会学系潘光旦、费孝通等，发扬光大。——这些大师可都是民国范儿。网上展示过一张“史上最强的毕业证书”，导师栏里的人名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我不知人文与政治经济的确切关系。我只知道我们设计出冷冰冰的城市和毫无创意的产品。我们培养了一代代有知识、没文化大学生。我们是手机用户和产量全球双料第一，却只能去追逐郭台铭代工生产的乔布斯的机子。外媒评论中国是工程师治国，清华出官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我们电力系没出国的，除两位像我这样的不肖书生，都去了国家垄断的电力部门，与其他大型国企一样，都是官文化唱主角。清华成了混官场的金字招牌。
　　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精神地标。百年前，西风东渐，东风凋零；百年后，金风席卷，歪风施虐。我怀疑，我们是否生活在精神最贫困、最没文化的时代。
　　按社会学的理解，文化就是一些软件，用来运转社会的，一旦软件丢失或出现BUG，社会肌体就易遭病毒侵害，甚至溃败。
　　大学人文精神的抽离，中国大学无论如何恢复人文学科，都是形同虚设。这不只是清华的问题，也是中国所有大学的问题，也是中国社会的问题。
　　看今日清华，居于中关村核心，好一个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却再也无法做出淤泥而不染的一朵清莲。百年了，盛典了，可我心里明白得很，百年清华，失去了什么。



　　（原文地址：清华失去的，正是这个社会稀缺的作者：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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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我要评论举人家的书童2011-04-26 12:07清华马上就要迎来百年校庆了，您认为清华离世界一流还有多远？

蔡元培：听说清华这次校庆标志的寓意是“又红又专”，可以说是当下清华精神的一种传达吧。但是，希望百年的清华，不要丢失传统精神，即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清华的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一直奉行我的兼容并包的思想和自由的治学理念，可是这种精神这些年来似乎失落了。

建国以后，蒋南翔校长打破了梅校长学术自由民主管理教授治校通才教育的方针，开始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人才，创建了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直到今天，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也是清华领导们引以为豪的成就，成了清华的特色教育。

想当年，清华曾发誓，要在校庆100周年也就是2011年的时候，建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可是纵观世界一流大学，恐怕没有用统一思想扼杀教师和学生思想自由的吧？所以我提醒清华的师生们，在你们校庆的时候，不妨到一教西北角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王国维纪念碑），看一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纪念碑所写的碑文里的“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的话语吧。

如何看待“40岁时要达到4000万身家”?

蔡元培：大学是干什么的？大学以育人为第一要旨，以全面的人才教育为使命。我早就对学生说过，“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肆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说，在育人上，首先是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然后才是教给学生经世致用之道。

可现在，我们的老师都在提倡什么？都在教学生什么？有一位研究房地产、好为惊人语的董氏同僚，竟然要求学生“40岁时要达到4000万身家，否则‘不要来见我’。”这种把自己当成学生家长的口吻实在让人生厌，因为他很不符合我们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中任何一种精神。学生的人格和教师是平等的，难道说不怀揣4000万存折见你，头就不应该抬起来？对这样的老师，具有独立之精神的学生，不见其又何妨？

北大开创之初，不少学生都把大学作为当官之阶，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倡导大学是做学问之地，要先学会做人，然后要把对社会、国家、民族的历史责任扛在肩上。然而，历史并非总是前进的，目前的大学又回到工具论上。不同的是，与我主政北大之前学生多把大学当成当官之阶梯不同，现在的大学则在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下，还把大学当做自己“致富”之阶梯。

功利主义的盛行，导致现在大学的精神迷失和精神虚脱何其严重，大学的灵魂“找不到安放的枕头”，所以一直处于浮躁、漂浮状态。董先生其实只不过是目前大学功利主义深入骨髓的一个极端案例而已。其他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很多大学举办周年校庆时，总喜欢对学生的校庆捐款搞排名，并根据捐款数额大小安排是不要坐校庆典礼的主席台上。

董先生敢说出如此惊人言论，其教育理念让人无语！不知道其所在学校的教育理念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作为师范大学，这样的大学教育的学生在当教师后，会教给他的学生什么价值观？没有大学精神的大学不是大学，有些大学名为大学，其实早已把自己降格为我前面说过的专门学校——技校或职校了！

董先生说出“学生40岁没有4000万别来见我”的言论，还自觉十分有道理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不以为错，反而理直气壮。老师的价值观都如此了，还能指望其教给学生什么样的价值观？学生如果40岁时赚到2亿，董先生是不是应该主动求见学生，而不是学生来见他？

大学精神被谁拿走了？

蔡元培：历史有时候总是不断反复。后辈学者刘再复说，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论是在科学技术方面还是在人文学术方面，北大的近邻清华的现代氛围都极浓烈。而五十年代之后，清华一度失去生命的第三维度即人文维度，实际上成了一座缺少灵魂活力的工学院。那个时代的清华，学校高举的是影响全国的“又红又专”的旗帜，而所谓“红”，实质上乃是充当言听计从、不能独立思想的乖孩子。在这种框架下，自然产生不了翱翔万里长空的雄鹰，只能产生规规矩矩的鸡群。没有强大人文素质的支撑，不可能出现伟大的科学家和各种卓越人才。“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后辈科学家钱学森的著名“一问”振聋发聩，可答案在哪儿？

一流的大学是制度文明的产物，绝不是政策推动和经费堆出的产物。我一直提倡教授治校，因为如果教授既是专家、又是管理者，大学就会按照教育的规律运行，而不是按照经济的或者行政的规律运行，这样就不会按照发表论文的数量来评定教师职称、决定研究生发表几篇论文才能毕业、就不会按照某教授是否当官大小来分配研究经费、就不会出现有权者利益通吃的局面。就会让师生安心学术、思想独立而无后顾之忧。

中国要建设一批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那些顶尖大学应该抛弃与当前经济建设服务走得过于近的功利主义办学理念，致力于解决50年甚至一百年以后中国会遇到的的重大课题，这才是大学与技校、职校的不同分工所在。

近日北大对“思想偏激”学生会商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当年您做北大校长时如何对待偏激学生的？

蔡元培：我一直提倡大学的精神应该是 “兼容并包、自由思想”。回头看看我碰到的那些学生们，恐怕，北大需要给“偏激”重新定义了。

很多人对我和学生“打架”的事儿津津乐道。那次我真是气急了。你们学历史看历史也知道，当年的学生精神气儿多足啊，有什么意见先喊出来再说：“五四”胜利之后，他们取代学校当局，执行起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来，一旦不遂心愿，就以罢课闹事要挟；1922年，学校通过一项议案，因为讲义印刷需要费用，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每学期每门课收入讲义费一元，平均每学期每位学生负担不过六、七元。他们马上集合示威，反对这个规定，包围蒋梦麟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我闻讯赶到现场，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理睬，鼓噪叫嚣，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我气极了，让有胆的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同学们才渐渐散去。

还有一次，傅斯年来我家做客，喝醉了之后，他竟口出狂言，说“我们把国家整理好了，不但要灭了东洋小鬼子，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们赶出苏伊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了印度、波斯、土耳其以外，都要‘郡县之’！”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傅斯年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愤青了，可是我也没说会商他，只是理性的提醒：“除非你做大将！”。正因为傅斯年的火爆性格没有被会商掉，才有了后来炮轰宋子文、攻倒孔祥熙的壮举。

其实，这样的事件，并非偶然。抗战结束以后的浙大，学生会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因为被当时的浙江保安司令部被捕，接着宣称他在狱中自杀，引起了全体浙大学生的抗议。浙大的抗议浪潮随即引发了全国性的游行，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于子三运动”。

类似于这样的例子很多，有小的如为了免费讲义，有大的如为了无辜的生命。共通的，是学生们敢于表达异见、敢于叫板我们这些所谓“大人物”的心态，是学生们不冷眼旁观，积极参与的热情。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于这些“偏激”的学生，一向秉承宽容和引导的态度。他们的确为我添过很多烦恼，但这样的热情和个性，是我所欣赏的。而热情并非凭空滋生，燃烧不灭的，需要的是一个完全宽松、自由的环境。

“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在西方文字里，还含有“解放”的意思。这两种解释都有不受外力束缚、自己作主的意思。胡适之曾经说，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

而会商制度，大体正是某些人“异乎我者即非”思想的体现。曾在北大旁听的毛润之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我也曾说过，政治家是以谋现世幸福为其目的，而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其追求。

不让学生说话，这种缺乏“关怀”的行为，如若成为制度，恐怕，我们的名校，离世界一流会越来越远了。

近来，药家鑫及其师妹成为网民讨伐的对象。您能对这二人来个“会商”吗？

蔡元培：我这里想做一个设想，开车撞人后又8刀捅死被撞者的药家鑫如果在北大就学，会不会被会商？我想是不会的，因为据说药家鑫犯罪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学习认真、成绩不错，和同学相处也很融洽，也从来没有因小事批评过其学校，这样北大是绝对不会会商药家鑫的，可药家鑫还是会残忍的杀人、无视生命的价值，这样的弹琴的学生，这样的学艺术的学生，能对艺术有多少理解呢？这样的艺术系学生，只是会弹琴这门技艺而已，和艺术、和美育一点边都沾不上。至于李颖，北大在她说出“是我也会捅”之前会会商她吗？可能性恐怕也不大，因为李颖没有批评学校，即使在其他方面偶尔会偏激一次，学校是不是就会注意到也是问题。在学生数量太多的情况下，没批评学校的学生学校学工部的精力是否能顾及到也是问题。

批评学校是偏激，批评社会、制度等更会是偏激，更是要被会商的，可作为最高学府，北大不应该培养公共知识分子吗？而公共知识分子难道不应该成为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牛虻”吗？

俗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前因必有后果，大学精神缺失导致教育偏离其应有的主旨，从而培养出不合格的学生，这其实和工厂把关不严、生产不对路，总生产出残次品是一个道理。把关不严和生产不对路就表现在智育、德育、美育的不平衡上。

在我出任北大校长的时候，一直强调要把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作为大学的重要责任。要求大学生砥砺德行。我曾说：“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己，更必有以励人。苛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我要求大学养成自由、平等、友爱之道德品质，养成服务社会的精神。

我的教育界同仁、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同时指出，人格陶冶的要素是“坚强的意志和稳定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