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ight i wanna cry:刘再复:谁是中国最可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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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谁是中国最可怜的人?2008年01月20日 星期日 16:19

英国金融时报撰稿刘再复/想想中国历史的沧桑起落,看到一些大人物的升降浮沉,便冒出一个问题自问自答。问的是:“谁是最可怜的人?”答的是:“孔夫子。”最先把“可怜”二字送给孔子的是鲁迅。他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chinesenewsnet.com)

“种种的权势者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且介亭杂文二集》)被权势者抬的时候、捧的时候已经“可怜得很”,更不用说被打、被骂、被声讨的时候。(chinesenewsnet.com)

一九八八年,我应瑞典文学院的邀请,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做了一次题为“传统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讲座,就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倒霉的是孔夫子。因为拿他作文化革命运动的靶子,就把他判定为“孔家店”总头目,吃人文化的总代表,让他承担数千年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罪恶。在当时的文化改革者的笔下,中国的专制、压迫、奴役,中国人奴性、兽性、羊性、家畜性,中国国民的世故、圆滑、虚伪、势利、自大,中国妇女的裹小脚,中国男人的抽鸦片,等等黑暗,全都推到孔夫子头上。(chinesenewsnet.com)

那些年月,他老人家真被狠狠地泼了一身脏水。在讲座中,我肯定“五四”两大发现:一是发现故国传统文化资源不足以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二是发现理性、逻辑文化在中国的严重阙如。正视问题才能打开新局面,所以“五四”的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功勋不可抹杀。但是,我也替孔夫子抱不平,说这位两千多年前的老校长,确实是个大教育家,确实是个好人,权势者把他抬到天上固然不妥,但革命者将他打入地狱也不妥,尤其是把什么罪恶都往他身上推更不妥。以为打倒了孔家店,中国就能得救,实在想得太简单、太片面。(chinesenewsnet.com)

近年来,我在反省“五四”时曾想:要是新文化运动不选择孔夫子为主要打击对象,而选择集权术阴谋之大成的《三国演义》和“造反有理”的《水浒传》为主要批判对象,并以《红楼梦》作为人文主义的旗帜,二十世纪中国的世道人心将会好得多。仅着眼于“五四”,说孔夫子是“最倒霉的人”恐怕没有错,但是如果着眼于整个20世纪乃至今天,则应当用一个更准确的概念,这就是“最可怜的人”,在鲁迅的“可怜”二字上再加个最字。我所定义“最可怜的人”,是任意被揉捏的人。更具体地说,是被任意宰割、任意定性、任意编排、任意驱使的人。(chinesenewsnet.com)

二十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siah Berlin)批判斯大林的时候说:一个具有严酷制度的社会,无论其制度有多么荒谬,例如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三点钟的时候,头朝下站立,人们都会照样去做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但对斯大林来说,这还不够。这样做不能改变社会。斯大林必须把自己的臣民揉成面团,之后他可以随意揉捏。柏林很善于用意像表述思想,他的狐狸型和刺猥型两种知识分子的划分几乎影响全球。而这一“面团”意象,则最准确地定义和描述了世上最可怜的人(请参见《以赛亚•柏林对话录》第二次谈话“现代政治的诞生”)。(chinesenewsnet.com)

不错,最可怜的人并非被打倒、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任意揉捏的人。不幸,我们的孔夫子正是这样的人。可怜这位“先师”,一会儿被捧杀,一会儿被扼杀,一会儿被追杀。揉来捏去,翻手为神,覆手为妖。时而是圣人,时而是罪人;时而是真君子,时而是“巧伪人”;时而是文曲星,时而是“落水狗”;时而是“王者师”,时而是“丧家犬”。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那阵子,只能直呼其名称他为“孔丘”,其态度相当于对待鲁迅笔下的“阿Q”。声音相近,地位也差不多。(chinesenewsnet.com)

跟着孔夫子倒霉的是>与儒学,“半部就可治天下”的>,也像面团,一会儿被揉捏成“经典”,一会而被揉捏成“秕糠”(毛泽东诗“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一会儿是“精神鸦片”,一会儿是“心灵鸡汤”。(chinesenewsnet.com)

孔夫子的角色被一再揉捏、一再变形之后,其“功能”也变幻无穷。鲁迅点破的功能是“敲门砖”,权力之门,功名之门,豪门,候门,宫廷门,都可以敲进去。不读孔子的书,怎可进身举人进士状元宰相?但鲁迅看到的是孔子当圣人时的功能,未见到他倒霉而被定为罪人时的功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从“至圣先师”变成“反面教员”,其功能也是反面的。先前要当进士得靠他,现在要当战士也得靠他,谁把孔子批得最狠,谁才是最坚定忠诚的革命战士。至于他的“徒子徒孙”,则必须反戈一击,把他作为“落水狗”痛打痛骂,划清界限,才得以自救。(chinesenewsnet.com)

文革后期,孔夫子运交华盖,成了头号阶级敌人,与反党叛国集团头目林彪齐名。因为林彪引用过“克己复礼”的话,铁证如山,于是,孔夫子竟然和他一起被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这回与五四不同,五四时只是一群知识分子写写文章,这次批孔则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动用了整个强大的国家机器,不仅口诛笔伐,还给他踩上亿万只脚。请注意,不是一万只脚,而是亿万只脚。弄得史学家们也手忙脚乱,立即着手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通史》改为“以儒法斗争为纲”的通史新版。这个时候,中国文化翻开了最滑稽也是最黑暗的一页。(chinesenewsnet.com)

文革后期,孔夫子被打到了谷底,真正是被批倒批臭了。没想到三十年后,孔夫子又是一条好汉,孔老二又变成了孔老大和孔老爷子。他再次成为“摩登圣人”(鲁迅语)。这一回,孔夫子是真摩登,他被现代技术、现代手段所揉捏。电台、电视台、电脑网络,从里到外,轰轰烈烈。古代的手段也没闲着,立庙、烧香、拜祭全都汹涌而至。这次重新摩登,差不多又是把孔子当面团,不同的是二十年前那一回把他踩下了地,这回则是棒上了天。揉捏时面团里放了不少发酵剂,于是格外膨胀,不仅《论语》被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连“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也千真万确),而且孔子也变成超苏格拉底、超耶稣的第一大圣,什么先进文化都在他身上,孔老先生成了“万物皆备于我”的大肚至饱先师。(chinesenewsnet.com)

有此大圣在,还扯什么五四精神,什么德先生、赛先生,连圣诞节、元旦都是胡扯,都是有损于我大中华形象,应当用孟母节取代母亲节,用孔子纪年代替公元纪年。这回孔夫子除了当“敲门砖”之外,还充当“挡箭牌”,起了掩盖“问题”的奇妙作用。有此挡箭牌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就该退避,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王国维,陈寅恪等等,就该统统靠边站。(chinesenewsnet.com)

孔子被揉捏,首先是权势者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或棒或压或打或拉,但大众与知识人也有责任。什么是大众?大众就是今天需要你的时候,把你棒为偶像,不需要你的时候,则把你踩在脚下。一切均以现时利益为转移。崇尚苏格拉底的是他们,处死苏格拉底的也是他们。既然以利益为准则,那么对于孔夫子,或供奉,或消费;或叩头,或玩玩,或做敲门砖,或做万金油,或立孔庙与关帝庙并列,或办孔氏牛肉店与妓院同街,全都无关紧要,有用就好。而大众中的精英,一部分知识人,对孔子并无心诚,名为追随孔子,实则追求功名。(chinesenewsnet.com)

鲁迅说中国人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利用即“吃教”。对孔子也是食欲大于敬意。都是用口,讲孔子和吃孔子界线常常分不清楚。当今吃孔子的方法很多,吃法不同,有的是小吃,有的是大吃,有时是单个吃,有时是集体吃,有时是热炒吃,有时是泡汤吃。充当“心灵鸡汤”时,放点西洋文化参搀和,有些变味,尚有新鲜感,最怕是大规模集体炒作,让人又浮起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噩梦。总之,孔子虽然重新摩登起来,却仍然很可怜:八十年前五四运动时,他被视为“吃人”文化的总代表,现在变成“被吃”文化的总代表。(chinesenewsnet.com)

说了这么多,不是说孔子有问题,而是说对待孔子有问题。孔子确实是个巨大的思想存在,确实是人类社会的重大精神座标,确实值得我们充分尊重、敬重。但是,二十世纪以来,问题恰恰出在不是真尊敬、真敬重,或者说,恰恰是不给孔子应有的尊严。不管是对待孔子还是对待其他大思想家,第一态度应当是尊重,然后才去理解。(chinesenewsnet.com)

如果只给孔子戴高帽子,把他当作傀儡和稻草人,那还谈得上什么理解,还有什么好研究的?余英时先生说,对待孔子和儒家经典,应当冷读,不应热炒,便是应当坐下来以严肃冷静的态度,把孔子以及儒学当作一个丰富、复杂的巨大思想存在,充分尊重,认真研究。在此前提下,再进入思想体系的内里,把握其深层内涵,这样倒可以还原一个可敬的孔子形象。但愿孔夫子在二十一世纪的命运会好一些。2008年新春之际让我们祝他老人家好运和重新赢得思想家的尊严。(chinesenewsnet.com)

2008年1月8日于美国科罗拉多州(chinesenewsnet.com)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院所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89年出国后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chinesenewsnet.com)

刘再复既从事学术研究,又从事文学创作。他的文学理论著作《性格组合论》是1986年十大畅销书,曾获“金锁匙”奖。他的《论文学主体性》等论文,曾在国内引起全国性的讨论,改变了中国文学理论的传统模式。他的学术著作还有《鲁迅美学思想论稿》、《鲁迅传》、《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传统与中国人》、《放逐精神》以及和李泽厚先生合着的长篇学术对话录《告别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