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男人有钱吗:《石棚墓山下:温州人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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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2日 11:16

标签: 考古

(本文为一温州刊物的应邀文字,但可能这本杂志随着温州的衰落破产了,一年过去了该编辑竟然再无来信联系呵呵。放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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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研究史前史的,并且尤其对“文明西来说”感兴趣,这个学说又被称为“文明传播学”。“文明传播学”认为全球文明同源,并且人类文明是起源于一个地区,西亚,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散播向全世界;所以,中国也是整个文明链中的一环,中国不是文明独立起源国家。文学传播学特别注重对于交通和地理、地缘的研究,因为文明传播与这些因素紧密相连。


围绕“文明起源”主题,我在本世纪已有连续8本的“考古飓风系列”出版,在中外文化圈引起一轮史前文化探索热,其中两本曾获得“凤凰卫视”特别推荐,其中一本是2004年出版的《向东向东,再向东》,另外一本书是2010年出版的《汉字起源新解》——其实这本书的核心是解释中国青铜文化起源的。新闻主持人何亮亮在电视节目中评价《汉字起源新解》一书时说:“如果这本书的立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中国、中

华文明,还有汉字起源的历史,都要全部重写。”


 

    中国每一个地区的古文化都是我关心的区域,中国每一个独特的古文化现象都是我关心的对象。温州也一样。我希望在温州地区也能找到全球文明同源的证据。2010年中秋的一个黄昏,在细雨朦朦中我终于来到渴望已久的温州市。


    作为历史文化的研究者,温州有几个特点很吸引我:1,温州复杂的方言举世皆知,是什么样古文化早就了这一特点是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2,温州在现代的突然崛起是什么因素,交通地理在其中有何作用;3,温州有一些美丽的廊桥,我想去现场看看。


    作为一个北方人,尽管对于温州地处南方这一事实很清楚,但当地气候的温暖还是让我吃惊。她的多雨更应是南方临海的赐予。温州的市容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富裕”气派,我将之归纳为温州的“低调”作风。从温州的奢侈品店,到温州的物价,我还是明显感受到了温州的“不一般”。这就是我最初在温州一瞥留下的印象。


     我在温州只呆了2、3天,温州博物馆是我收获最大的地点。我在这里开始琢磨起温州的前世今生。以往我对于温州的诸多疑问基本上通过在这里的学习都得到了解决,比如温州人、温州方言,甚至现代的崛起等,都有了一些初浅的答案。

 

     一,

   

现代生物技术已经证明,全人类皆出于东非的同一群祖先。来到东亚的人群大约集中于3-5万年之间,而且主要分为南北两支。最早的一批中国人沿海进入中国南部,即所谓“海上移民”。这批人进入中国南方之后,一直向北推移。后来一批人从中国北方进入,他们从北向南推进,由于他们多数是经过中东和中亚而来,所以主要从西北方向进入中国境内。


地球在第四次冰期之后气候逐步变冷变干,促使很多到达北方草原的人在最近1万年内不断南下,在历史时期这个倾向尤其明显。比如匈奴南侵以及4-5世纪的“五胡乱华”等都应是其中的典型表现,他们推动了北人南下的浪潮,还造就了中国一个特殊的“客家”文化现象。温州地区也有“客家人”,并且温州是“客家人”南下通道之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北方民族南下,或曰中国的“胡化”地区至少在长江一线。


中国的文明核心在近4千年主要在东部,其中早期的文明在北部黄河中下游,近1千年中国的文明核心逐渐南移至长江中下游,并同时发生东移。温州既是南方人、南方文化与“江南丘陵”的最北沿,同时又是北方文化东南倾的交汇点。复杂的丘陵地形在农业时代使这里便于隐蔽安居,其文化的驳杂现象最后成为必然。


历史上随着气候的巨大变迁,沿海地区发生着沧海桑田的地理变幻。瓯江及飞云江下游河口附近就有局部海侵现象,温州地区沿海平原在5000年前仍为一片汪洋大海,在距今4000至3000年达到高峰,距今约1500年时海水才退到现今海岸线。那么原先生活在温州地区岛屿上的居民在长期的隔离之下就会形成各成体系的独特“岛屿文化”,即便在后来海水消退之后,这些岛屿文化依旧会保留下来,尤其是温州地区原本是个交通闭塞的丘陵地区,交融统一的机会就会相对少一些。


温州的另外一个特点加剧了当地人种与文化的复杂局面:临海。海洋与河流从来就是古代的交通大动脉,并且他们与内陆的交流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比如速度快而距离远,其文化交流的跨度之大往往超出人们的现象之外。所以温州的海洋特点会带来更为神秘莫测的一面。


微观上分析,历史时期的吴文化、汉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粤越文化、瓯文化,还有海外文化,都曾经汇聚于温州,最终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温州特殊人文景观。

 

二,

 

我在温州博物馆的最大“发现”无异于“石棚墓”的线索了,这个主题是对前面温州特点的一个有力支持与补充。


就建筑传统而言,中国地区缺乏石料建筑。中国的传统建筑主要是砖木结构,以至于一旦看到近现代的石料建筑就知道那是西方殖民建筑。这其实是有“传统”的,上古时期中国就缺乏巨石建筑。


人类文明起源于中东地区,巨石建筑也应是从中东附近传播出去的。中国人最熟悉的是震撼人心的古埃及金字塔, 但这种建筑到青铜时期就开始衰落了,不过每一地的“青铜时期”是不同的。除了古埃及,从地中海东部的希腊、马耳他,到西班牙,再到法国、英国,都有巨石文化的痕迹,而且这些巨石建筑都分布于距离大海或大河不出200公里的地区,只有极少数例外。这说明,一个善于沿海游走的水上族群传播了这种巨石文化,他们水石合一。


在亚洲地区,同样大致印证了“水石合一”的规律。在中国大陆,只有两个地区是巨石文化的发现地,一个是东部沿海的浙江省区,另外一个是辽宁南部距离渤海湾只有几十公里的近海城市海城市,临近的吉林省西南也有分布。另外,台湾岛也有石棚墓的遗迹。


东北的石棚墓总共有一百多座,当地称作“姑嫂石”,文献中因貌如古代帝王冠冕而称其为“冠石”。 考古证明这些石棚墓的出现时间是春秋时期。浙江的石棚墓主要集中在东南的温州市,并且尤其以瑞安为首。80年代以来浙江全省共发现石棚墓54座,其中瑞安市岱石山就占据了33座。就族群所属,温州地区尚无这些石棚墓人的任何线索,但是东北地区的秽貊族却一直被怀疑是“姑嫂石”的所有者。


奇怪的是,中国其他地区再无发现“石棚墓”,但这种“石棚墓”却再一次大规模地出现于另外的两个东亚沿海地区: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这更印证了“水石合一”的这一文化特点,并且说明了这些人群属于一个善于在全球游走的外来人群。  


在亚洲地区,朝鲜半岛是石棚墓的多发区,已经发现有几万座“石棚墓”,在当地称为“支石墓”。朝鲜半岛的分布越向南部分布愈密集,截止上世纪末,仅只在全罗南道就有“支石墓“11102座。这更肯定地指出了这个外来人群的海上来源。


南亚地区的分布也沿水路,如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还有孟加拉湾,集合起来这条线路都指向了通往西方的水路,因为西方的巨石建筑出现的更早,级别也更高。其实这也是我的“文明同源”体系里一直强调的一条早期文明交流大通道。


对于中国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中国至少在商朝已经与外界发生了广泛的商贸联系,比如当时的中原青铜的稀有金属就已被证明部分来自于马来半岛附近,而郑州商城中的一个青铜别针被认为与一个阿富汗的别针类似,还有诸多类似考古成果都说明远古时期中国地区已与全球联通。我们仅只是不知道是谁穿起了这些交通、他们是什么人种、操用什么语言而已,但毫无疑问的是,有一些活动是有目的的商业行为。


         远古时期人类自由迁徙流动,没有身份证,无需护照和签证,而目的可以是任意一种,商业、谋生或探险。但是这个局面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国家与民族的兴起而逐渐得到了遏制,这起码是中国核心文明地区的基本状况。这些石棚墓的大规模出现就是在春秋时期,而且并非位于中国文明核心区,之后就迅速衰落乃至销声匿迹。这个时间性与地域性给探查这些人群提供了猜想象的空间,我目前唯一想到的可能是,他们与寻找冶炼青铜矿源的人群有关。温州地区确实也是青铜所需的稀有金属的产地。


这些人为什么需要沿海而居,有关这一点我在《汉字起源新解》一书讲的非常清楚,青铜时期的生产与贸易都必须依靠水路运输,所以,中国当时的重要青铜点都出现在大江大河附近,这一点以长江流域最为明显,比如三星堆人。但问题是,中国的青铜点都并无出现石棚墓。目前由于我对石棚墓的研究尚未深入,而每地出现石棚墓与青铜时期的相关性却也是明显的,所以我的猜测就聊做抛砖引玉吧,让我们期待明天吧。


可以肯定的是,每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都是自己族群的签名和印章。石棚墓是一种较为罕见而独特的墓式石棚。这些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墓葬或祭祀建筑的一致性,不可能是简单的一般的接触,他们之间应有着很深的文化交流,或者甚至就是同一个来源的外来族群。


就时间性方面,中国的石棚墓最早出现的时间是西周,东北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地区的石棚墓出现时间也基本上在春秋时期,这些统一性都不是偶然的,从另外一个方面印证了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


专家认为,“支石墓”的分布范围在北欧、西欧、中近东、南印度、东南亚及东亚都有发现,甚至在南美洲也有零星发现,他们之间应该有某种统一性。从时间上看,由于西方的巨石建筑多在4-5千年之间,远远早于亚洲地区,所以可以肯定地讲,东亚地区的石棚墓系西来传播的结果,因为传播需要时间,而且很明显是通过水上传播。


最近的一则语言学研究成果可能为这方面的探索打开了一扇窗,尽管还远没有到水落石出的地步。它会改变我们看待史前时期的固有僵化观念,有助于对“西来说“的理解。西班牙存在的一种巴斯克语向来以孤立而著称,它与任何周边的欧洲语言皆无联系,而且巴斯克地区是个闭塞的山区,可是巴斯克语竟然与万里之外的日语有某种联系!这确实不能证明“石棚墓”与他们之间的联系,但是从逻辑上我们已经可以确认,远古时期的人们确实比我们现象中走的更远。


具有“石棚墓”的温州人,很可能在远古时期就有勇闯世界漂洋过海的神奇本领,所以今天的温州精神不过是对这一支祖先血脉的不自觉地挖掘与继承而已。

 

 

三,温州的现代腾飞

 

尽管温州地灵人杰,并且素有“瑞安出才子”的说法。但无论是与古文化发达的中原相比,还是与近邻杭州湾的诸多城市相比,都不算是一个文化格外引人注目的文化大区,但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温州却异军突起。


作为一个文明传播学的研究者,我更多是从地缘和交通方面来考察温州的这一飞跃的。

温州是个著名的侨乡。据说5个法国或意大利侨民中就有一个温州人。1876年,温州即为对外通商口岸。另外,在1984年第一批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温州位居其中。这些都说明了温州地理、地缘方面天然的海运便利条件。


在近代开始的现代化过程中,临海、临河是最重要的发展条件。但仅有这些水上天然条件是不够的,因为现代的交通便利是以陆地交通为标志的。而温州由于地处丘陵的复杂地貌,尤其是东北-西南向的几座大山,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温州与外地的联系,所以,除了海运温州在农业时代甚至可谓交通不便,假如不加以改变温州将成为一块死地。


温州发展以汽摩配件、机械电子、塑料制品、鞋类、精细化工、纺织服装等六大支柱产业为主。这里不是一个高科技聚集地区,而是一个小商品手工业加工基地,是一个农村家庭作坊转化而来的现代化经济区。这些产品的流通必须得到现代化交通的全方位支持,才会发挥应有的经济作用,仅有水上交通是不够的。


不止一个温州人告诉我说,80年代之前温州基本上只有水路一条,就是瓯江通往东海的轮船,温州话谐音“死路一条”。而此时的温州与发达无缘,与富裕无缘。

温州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从远古到今天的交流发展史,也是一部现代交通发展史。

温州经济总产值显示,1978年13亿,1997年605亿,2000年825亿,2002年1055亿,2005年亿。这些数字背后提示了温州的腾飞是从1980到1994年之间。温州人不会忘记,这中间既有国家特殊政策的扶持,更有温州交通逐步改善的功绩,当然更与温州人的拼搏努力精神分不开,与温州的通讯条件也分不开。


应该说1987年温州人“砸锅卖铁也要建机场”的热情,是温州人走出去以及温州交通现代化的一个起点标志。实际上1991年温州已经开通了温州-长沙的包机业务。1997年全国公路大桥温州大桥合拢通车。1998年,第一条合资铁路金温铁路全面开通。上世纪末建成的金丽温高速公路是连通北至黑龙江南至海南岛的一条主干道,为温州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温州港本来就是一个天然良港。自从上世纪以来,温州港更是被打造成为一个年吞吐量为5000万吨的全国25个著名沿海港口城市之一。从温州港就可以直通日本、韩国、科威特、俄罗斯、新加坡及香港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全民捐助,到国家资助,温州还在这个期间完成了铁路枢纽城市建设。


在20世纪末温州终于完成了“水陆空”全覆盖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线。目前,温州是全国45个公路主枢纽城市之一,也是全国25个主枢纽港之一。温州机场旅客吞吐量和火车站客货运量名列全国前茅。这些数据都给温州的腾飞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进入21世纪,随着在全国的摊位经济展开,温州人的名声开始打响。温州从此成为中国新兴成功经济区的一个代名词。


         万物有源,事事有因,温州之所以是今天的温州,都与温州历史及当代人的奋斗分不开。尽管我匆匆离开了温州,但是我对于温州的认知却刚刚开始,更加精彩的温州故事尚待今天的温州人去精彩续写。

(图片为辽宁博物馆中的东北石棚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