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 and david百度云:【何新谈话录】我的思想之路（之二）：浪命燕京

【何新谈话录】我的思想之路（之二）：浪命燕京　　

记者：你的病治好了吗？
何新：没有，但已经减轻了许多。我此前有两个关系较密切的女朋友，一个名叫V，和我一同在友谊农场，另一个阿红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我被监管后，V日益与我疏远，后来她听医生讲我患了无望治疗的心脏病，就写信和我分手。而阿红这时恰好回到北京，知道我生了重病，就写信给我，建议我回京治疗。这一年的国庆节前后，我从佳木斯医院溜出来，坐火车逃回北京。跑时我身边没有多少钱，溜上火车，是躲在火车座位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上，与查票的乘警和列车员捉着迷藏才回到北京的。回北京后，我一度住在阿红家，因为我的家人这时都已经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我在北京已没有家了。在这位女朋友家住了一段后，奇怪的是，也并没经过什么治疗，原来那么吓人的病竟奇迹般地逐渐好转终至康复了。(还有一个奇迹是，我近年曾反复体检，除了心脏较常人有所扩大，医生竟看不出我具有过去患过风湿性心脏病的体征和迹象。在被认为是绝症之一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中，我是极少数的康复者之一。) 这时我就想，我还得继续进行我在兵团没干完的事业。
记者：您所说的没作完的事业是指什么？
何新：那就是我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思考，我当时非常认真执着地把这看作是自身的一种使命、一种职责。 想一想，这其实是十分荒谬的。因为以我当时那种身份，一个遭到放逐的乡下人，一个仅具有初中学历的知青，一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却认为自己竟有责任作这样重大的事情，关注以至批判性地思考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你说荒谬不荒谬？
记者：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何新：但是，正是在我回到北京的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气候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召开了9届2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文革运动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会上揪出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一事件是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表明毛泽东所发动的这个文化革命运动，至此开始遭受重大挫折。会后，毛泽东发出号召，要人们认真看书学习，识别“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毛泽东这时鼓励人们直接读马列原著，他还亲自开了一个书单，号召人们读一批书。在此之前，我在兵团的一条罪状就是不读毛著而读马列经典著作。因为林彪讲过，马克思主义里面，只有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只要学毛泽东思想就够了，反对人们读马列原著，认为对马列的书看多了反而会变得糊涂。
记者：其实他说得对，糊涂就是让人产生怀疑嘛。
何新：这个时候，毛泽东说只读他那几本小书不行，号召人们读马列的原著。于是北京图书馆就把马列的书，《马恩全集》、以及与马列有关的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等等，都拿出来陈列上架，开放给人们读了。当时北图的制度是，进入阅览室必须要有北京地区的工作证。我的女朋友为我找了一个北京工人的工作证，把相片换了一张。我拿着这个假的工作证，每天到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去读书，早上去，晚上回，像上班一样。早上北图一开馆大概9点钟我就到了，中午出来到六部口附近有一个韶山餐馆，现在改成朝鲜冷面馆了，那时还是一个小豆浆馆，花一毛多钱吃顿午饭，6分钱买一个烧饼，8分钱可以买碗豆腐汤，吃完了下午又回去看书。就这样我在北图读了大半年的书，除了节假日以外，每天坚持去，几乎风雨不误。这期间还有一些小小插曲，与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有关，他们都曾在我遭遇危难的这一年中帮助过我。
记者：这两位老人是谁？
何新：一位是杨斯德将军，另一位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这位杨将军是谁？
何新：杨将军在文革前的职务是总政联络部长，他的大儿子与我是中学同学。我那年流浪京华时，曾在他家寄居了三个月。当时他也正受到严重政治冲击，被免去部长的职务，赋闲在家中养病。我在他家住时，他推荐和介绍我阅读了许多书籍，包括《反杜林论》和《资本论》，那是我第一次读这两部书。正是通过这两本书，使我在哲学和经济学上受到启蒙。那时老将军常和我就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交谈。还有一位老人是赵朴初先生。
记者：赵朴初先生？
何新：是的。我在这里要向他老人家公开表示一个歉意。1970年秋，我和我当时的女朋友阿红曾拜访赵朴初先生(阿红家与赵朴老是世交)赵老当时闲居少事，在家中读书自娱，主要读有关自然科学史的书。我向他借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浅说》等几册书。但那一年中我生活颠沛流离，不幸竟将那几部书丢失了，结果不敢再去见赵老，而这几本书是当时赵老非常心爱的书。想起赵老当时的慈祥，至今深感惭愧。
记者：那么这一年您一直都住在这位女朋友家？生活怎样维持呢？
何新：我年轻时感情生活很不稳定。那年春天，阿红离京回云南后，我继续留在北京。后来我又认识了一个新的女朋友小A，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这位女友家，那时她父母都在干校。但这年春节过后，她父母回来，我就不能在那里住下去了。此后的一段时间，我经常住在现在北京玉渊潭公园小山后的一排地下防空洞里。那时我经常备着一件帆布雨衣，一个草帘子，夜晚就躲在防空洞里打地铺。怕被巡逻的民兵抓到，有时一夜得更换几次防空洞，今天钻这个洞，明天钻那个洞，一听有人的脚步声就赶紧躲藏起来，就这样躲躲闪闪的在地下坚持了几个月。
记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何新：是的，但这是真实的。最难忘的是那些寒冷的春夜和秋夜。夏天比较好办，难熬的是那些寒夜，睡在防空洞中，夜晚经常被冻醒，浑身哆嗦，你会觉得今夜的黑夜特别漫长。尽管晚上经常冻得睡不着，白天我仍然坚持到北京图书馆读书。生活嘛，每天小A给我送一顿晚饭。她工资很少，一个月才挣38元钱，但她自己只花18块钱，省出20块钱来支持我的生活。中午饭也是在北图附近吃，那时没有什么盒饭快餐，要吃得便宜只有烧饼豆腐汤。晚饭也靠小A，通常是她从工厂食堂买过来带给我。 
记者：关于您这个女朋友，能讲讲她的情况吗?
何新：小A的父母都是国家建委的领导干部，她是北京首钢附属的一个电子元件厂的女工。她当时非常爱我，爱到痴热的程度。但是后来这种信仰发生了崩溃，我们的爱情也就破灭了。我直到现在对北京玉渊潭公园怀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可惜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防空洞了，后来都拆除了。但是那个松树林还在，当年我读书的那些林间长椅也还在，有时我仍然会去那里走一走，坐一坐，尽管早已“物故人非事事休”。当年我常坐在那里的长椅上等待小A，有时是一整天、一整天地坐在那里，一面看书，一面等待。真的很奇怪，本来在几个月前还是病得要死，在京城那一段流浪的日子每天挨冻受饿的，虽然人很瘦，但居然就是不再生病，也真邪门。
记者：这种流浪式的生活似乎很刺激。
何新：还有一件事是令我难忘的。那一年夏天，我竟然有机会又搞到了一大批想看的书。离玉渊潭不远，翠微路2号有一个大院，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留守处就在这个院子的一座楼里，这座楼的底层有一个被封存的图书馆。有一天夜里，我设法从窗户上溜了进去，发现有很多都正是我特别想读的书，我就设法把它们搬出来，其中有黑格尔的书、费尔巴哈的书，还有《资治通鉴》。结果有一天，我的活动被人家发现了，你猜把我举报给派出所的人是谁呢？说来你会吃一惊，这个人后来一度也是大名鼎鼎，就是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后来在1989事件中颇出过一段风头的著名人物包遵信，他当时是商务/中华留守处的造反派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我被抓到派出所，警察问我为什么偷书，我告诉他我是为了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个所长就审看了我的读书笔记，看了以后，他竟然跟我神聊起来，由世界历史、马列主义，一直聊到当前的文革。这是当时少见的一个有头脑的好警察，他认为偷点书读也不算什么大事，结果竟然把我给放了。但是两个多月后，由于我长期在玉渊潭、钓鱼台国宾馆一带出入，行踪诡秘可疑，终于引起警方的注意和跟踪。特别是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9·13事件，北京政治形势极度紧张。9月中旬，我在流浪中又一次被捕，这一次是正式被捕，以流浪罪而被市公安局收审。 我先被关在永定门外的一个收容所收容审查一个多月，后来又转到功德林监狱的大牢里关了大概一星期。那是高墙坚壁的真正的国立监狱，关我的是一间只能容留一个人的小号。但是，除了流浪和偷书，警方实在审查不出我还有别的什么问题，最后警方决定将我遣送回东北兵团。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在北京整整一年的流浪读书生涯。
记者：小A呢？你与她的关系后来如何发展？
何新：完蛋了。我们的爱情关系，在经历这一次暴风雨后彻底破灭。警方、她所在的工厂当局、她的父母，都找小A谈话，告诉她何新不仅是一个流窜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而且还是一个骗子、一个贼，警方从她家中把我寄放在那里的一部分书籍和笔记本全部抄走。小A肯定承受到极其巨大的精神和政治压力。她的家人把她隔绝起来，不许她见我。(我在收容所中曾托人带信给她)最终她在精神和感情上都彻底崩溃了。我后来收到她的一封信，在信中她表示与我划清界限，彻底决绝。那一年可以说是我青春时代的一次滑铁卢之战。我是被警方铐着手铐，押送着离开京城的。
记者：为什么要这样押送？
何新：在北京站，我与其他几十名知识青年一起被押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第65/66次列车，那些青年多数是犯了罪的知识青年，有偷东西的，有抢劫的，重犯的手还被铐在车厢里的桌子腿上。 到哈尔滨后警方把我押下车，我被转送到黑龙江省收容所。但在这里，我找到一个机会溜了出来，在哈尔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自己扒车回到了兵团。这是1971年的11月间，而恰在一年前，我离开佳木斯回北京，到这时正好是一年。
记者：您那时的体会和心情如何？当时您有所悔吗？
何新：你要知道那时代的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一无所有的人无从失去什么，又会后悔什么呢？
记者：爱情呢？您失去了所爱……
何新：那种爱情是无根的，本来就不属于我。
记者：你和小A最初不是很相爱吗？
何新：但是，文革时代的中国是一个阶级制度极其封闭而严格的社会。在职业和婚姻问题上，家庭出身的限制极其严格，出身不好者被视同贱民。当时我父亲是反动知识分子，母亲是漏划地主，我出身不好。而我在恋爱时对小A隐瞒了我的这种家庭背景，这在她的家人看来乃是一桩不可饶恕的大罪。小A在给我的绝交信中也说，她一切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原谅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她的欺骗。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种门第不相匹配的爱情，只能是一种偶然漂来的奢侈品、寄生物。
记者：这话似乎很冷酷。
何新：是的。但是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生存现实就是这么冷酷。当我在北京流浪时，没有户口，没有金钱，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生活的立足点；唯一有的是青春，是梦想，是一种对于理想及信念的执着追求。然而这些在当时又具有什么价值呢？我是谁？最多不过是一个流浪京城的青年冒险家而已！小A对我的爱是十分天真的，她在当时那样一种近乎无望的境遇中，曾经十分无私地支撑了我，并且给我以感情的慰藉，我为此对她感念终身！但是，虽然她甚至可以接受我曾经是反革命，在现实中是一个流浪汉，但她却无法接受我的出身背景不是来自与她相匹配的高级干部的家庭。出身，在当时就是印在人身上的一个“红字”。冷酷的社会现实最终使她抛弃我。事实上她的处理也是对的，是完全合乎理智的。至于我自己，回顾这一段往事，我却也无怨、无愧、无悔。在出身问题上我的确欺骗了小A，但在人生的根本目标上我并没有欺骗她。我至今所追求的，与在那个流浪的年代中我所矢志追求的目标，是始终如一的！那时我最爱读的一本小说就是斯汤达的《红与黑》，我觉得自己的情况和感情经历颇有一点像于连·索黑尔。当时曾深深地打动我的，是于连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时的最后告白，他说——
        先生们，我不向你们祈求任何的恩惠。我毫无幻想，死亡正等待着我，而且它是公正的。我出身微贱，为贫穷所困扼，可是碰上运气，粗受教育，却敢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上流社会少年群中。先生们，这便是我的犯罪行为！
    于连呼唤道——
        我爱真理，但是真理在哪里？到处只有伪善，至少也是欺诈。就连最伟大、最有德性的人也不例外。喂，人绝不可相信人。
    这些话当时似乎也正是我的内心之声。
记者：支持你如此奋斗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这也是多年来人们对你始终感到难以理解的一点。在精神和政治上，你究竟要什么、为什么？所追求的究竟是什么？
何新：在精神上我所追求的是明道与济世，所梦想的是祖国及其文明的复兴！我当然知道，作为孤独的个人，一个人力量是渺小的。但是回顾往事，我还是非常自豪。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曾行我所志，并且始终如一地志我所行。
记者：你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何新：可以这样说。 在1971那一年中我备受折磨和困窘，可以说已经输得精光；但是意志上倍受磨炼，在精神上收获极大！当我坐在北京永定门外收容所和功德林监狱的小号中静候审查的那些孤寂时刻，回首以往一年间的往事，我曾写了这样一首《沁园春》——
    浪迹云踪，天涯漂泊，四海为家。挥塞外霜雪，燕山云月，瀛海夜渡，岑岛观霞。风雨消磨，艰辛历炼，笑渡青春好年华。凭栏处，看无边碧浪，来去淘沙。 ●而今整装又发，不吃苦毕竟志难达。逞英雄怀抱，驰骋宇宙，人生百岁，漫作虚花。往事轻弹，无限来者，更向高峰迈步伐。莫等闲，把辞章填过，再作搏杀。(1971年9月)
    当时我形同穷丐，却竟然还有这样一种诗情画意，而且豪气如此。(笑)岂不可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