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vin klein钱包知乎:陈焱：历史场中的作家浩然与现实寂寞

中新网2008年2月20日最新消息，著名作家浩然20日晨在北京辞世，享年76岁。

历史场中的作家浩然与现实寂寞

　　在一段特殊时期,浩然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谓"8个样板戏,1个作家。"

有人说浩然因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成为中国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有人说他是"文革"时期的唯一得意分子、是"四人帮"的帮凶,有人说他必须忏悔,有人说该为他骄傲。面对争议,晚年的浩然心情不好,表态讳莫如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片面性。

一个中国文坛响当当的名字,伴随着一段令国人辛酸的历史,而时间又常使历史蒙上神秘的面纱。痛苦与欢乐,愧疚与自豪,浩然真实的内心又有多少坦白于世?"浩然现象"的标本意义在今天和将来又有何历史价值?

文革中的浩然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疑问的牵绊,当事人是否能成为历史复杂性的最佳诠释者

历史场中的浩然与现实寂寞

对于35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是一代人成长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时代的某些碎片。他的《艳阳天》、他的《金光大道》曾热闹一时。如今,这些作品已渐渐远去,浩然本人也因病缠身失去健康,但有关他作品和人品的争议却一直未断。

寂寞的浩然

74岁的作家浩然在北京方庄东方医院第12层的干部病房里已经躺了一年半。脑血栓、老年痴呆症等综合病症把他变成了个植物人。

静静的病房里,病榻上的浩然不能言语不能识人,靠输营养液维系生命,但仍有简单的意识。即便是陌生的访客,他也会流露出对人世间感情的体察:一双大眼睛混沌地瞧着来人,一张牙齿早已疏落的半张着嘴翕动着,嘴角忽向上一咧,眼泪瞬间就噙在眼眶边几乎要渗出来,不时还伴有啊、啊的喊声。

浩然相随寂寞已近30年。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有关"浩然是帮里的人"的传闻特别多,说浩然是江青的面首。作家整作家之厉害略显一斑。北京市委和中央就浩然问题进行了审查,浩然未被定罪。

背负着思想包袱的浩然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主动选择了隐退。据见证者回忆,再进北京市文联,浩然总是低着头,后来干脆从和平门北京市文联的宿舍向东搬迁,直至搬到河北老家三河。

这期间的20多年,浩然很少参加文联的外事活动,隐居家中默默写作,也没有人过多地留意这位作家的生存状态。

2000年,一本名为《人有病,天知否:一九四九后中国文坛纪实》的红皮书再次将浩然带入公众视线。作者《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陈徒手(陈国华)花10年心力记述的8位当代作家迥异人生,让读者看到了他们戏剧性经历后面隐藏着的中国社会变迁史。该书的一篇亮点文章即是讲述作家浩然文革经历的《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捡拾浩然这样一位重要的但几乎要被读者忘了的作家,陈徒手称是责任使然,"除却浩然本身是我早期文学梦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外,我也想给将来的‘浩然现象’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文本资料。"陈徒手前后3次驱车到三河的浩然家中采访,同时又寻找20多位旁证,倾听了大量的叙述,客观地讲述了浩然在文革时期的细节故事。

陈徒手回忆自己1998年约浩然采访时情景说:"当他听说我要来采访他时,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于是,这之后的采访,浩然总是配合得很好,"他要求我准时到,而我到时,他也早做好了准备。讲得很慢,但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在同龄人中算是出色的,连30多年前与江青、姚文元的对话内容都可以大体复述出来。他详细叙说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斗受害的情景,说完后长叹一口气:老舍去世是北京文联当时最大的事情之一,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组织向我问询过有关老舍的最后过程。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外人说得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人问过我。"

坐在寓所二楼书房的大书桌前,老人一动不动地平静讲述自己一路碰撞走来的创作经历。"很长时间找不到说话的机会,这之前基本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采访,浩然需要倾诉与倾听。"

谁解浩然心结

"文革"结束30年,但浩然受"文革"牵累结下的心结却丝毫未减。

文革中的浩然究竟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疑问的牵绊?《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采写者郑实在书中归纳如下:

浩然与其他作家的恩怨到底缘何而起? 他将被红卫兵揪斗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是出于什么目的?老舍第二天的自杀和他有何关联?《金光大道》的故事背景是否涉及到"文革"?江青是否曾让浩然出任文化部长?被称为农民作家的浩然在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全国普遍食不裹腹的年代,真的还有大鱼大肉吗?浩然手中真的有许多名人写给江青的效忠信吗?被讥为江青"

面首",在"文革"后沉寂多时的浩然,在清查"三种人"时为什么没有获罪?

从对浩然或褒或贬的评述中,人们能清楚地感到,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然而,一个个体能承载得了如此大的意义吗?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反问,让人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当事人、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

"通过我对浩然的口述采访,我的判断是,浩然没有去靠江青,没有去巴结她,反而是一种躲的态度。"陈徒手称,

"浩然认为,江青对自己好,谁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可以换来的就是安静的写作环境,这就是浩然最真实的想法。"

对于现在社会上把浩然和江青的关系夸大化,甚至妖魔化,陈徒手表示不认同。"浩然没有利用江青,他是个聪明人,即便是去西沙群岛阅兵那时,那也是被安排了的,换了谁也都得那么做。他坐在主席台上什么话也不说,他没有张扬自己,是很难得的。他没有往上去爬,没有利用江青去干很多事,其实如果他想,就会很容易。他没有给江青写过效忠信,没有跟江青单独求见,都是很被动地接受江青给他的任务。"

"浩然现象"的文本价值

有关浩然的一场大的争议发生在1998年。

一篇《浩然要把自己说清楚》长篇访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后,一场争议随即而来。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共和国文学50年回顾与检省》中称,那场争论主要集中在两大问题上:首先是怎样看待《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问题,其次是有关浩然在"文革"中的"奉命创作"及与江青的关系。

文中浩然自称:"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对于是否利用与江青的关系去整别人,浩然称:"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没有利用我在社会上的影响,搞任何整人的勾当,没搞任何歪门邪道,没有顺应一些样板的路子,顺水推舟地沿着他们开出的路子往前推进,而是本着自己的理解,尽力地坚持正确的方向。"

这些说法很快遭来一片漫骂。文章发表后,来自上海和北京文艺界的攻击声音非常多,攻击者说,浩然的确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大言不惭、自我吹嘘、自我膨胀的奇迹。

浩然茫然:我想自己有说话不谨慎的地方,但恐怕不会称自己为奇迹。

"奇迹"之争使浩然变得心情不好。陈徒手回忆说:"那次的争论给浩然带来的打击很大,浩然更加焦虑了。"

两年后的2000年5月7日,天津《今晚报》上,由郑实采写的《浩然访谈录》一文中提到了浩然要写《文革回忆录》的想法,文中浩然表示:我要以自己的角度写,写我那些日子是怎么过来的。

而直到浩然入院前,《文革回忆录》也只是有个提纲,"浩然的心结太深,1998年的争论对他影响很大,"陈徒手称自己曾好言劝他想开点,浩然总是摆摆手:"没法说,没法说……"再劝他专心完成已拟提纲,他又摊开手:"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如今,病重的浩然已不可能完成《文革回忆录》。

"如果我们能确切地理解浩然,可能我们也就理解了一大半的"文革"。一个历史人物在现场的感觉是很重要的。‘

浩然现象’属于那个年代,如果我们能把浩然的标本意义剖析清楚,那将对文革中的文化现象的理解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研究者陈徒手认为:浩然是一个标本,如今再让年轻读者去读《艳阳天》有点苛求了,但对于研究者,他的价值很大。

人物链接

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现为《北京青年报》副刊编辑。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有《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等。

浩然口述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老舍怎么死的没人来问我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青春之歌》。我说,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件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50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是"稿费资本家"

,我也骂。再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高干子弟,想毕业后留在北京。我和李学鳌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1966年8月23

日,他在文联搞队伍,写了大字报,大意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错,我们责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凳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子》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说:"把他送到派出所。"老舍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11点,到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不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给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红卫兵到老舍家造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贴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舍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湖捞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并给老舍家中打电话,胡契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说:"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量怎么处理?"舒乙说:"我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革"中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查,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来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两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1998年12月9日口述)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记者/陈焱)

据新华网 新华读书 2008年02月20日 13:42:42 来源：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