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滋生腐败，道理都懂，没有意外。悬念只剩下细节：下一个腐败案什么时候、在哪个行业爆发？主角何许人？是否“裸官”？涉案金额和情妇数量有没有打破纪录？这么多垄断行业，又有这么多本来在解除管制进程中的行业回归垄断，土壤丰厚，只需要催化剂。垄断行业反腐，日益变成一道乏味的填空题。

　　分析垄断可以很复杂：指的是垄断地位还是垄断行为？指的是在竞争中胜出而形成的垄断？还是所谓自然垄断？还是行政垄断？

　　分析垄断也可以很简单：只有一种垄断长存。竞争而来的垄断地位，消解于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竞争者，今天谁还把微软当回事？基础设施网络如城市水电气网络被认为是自然垄断，那只是因为替代技术还未出现，还记得城市电信网也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年代吗？今天还有几个人哪怕在家里还用座机打电话？惟有行政垄断不然，只要为之加持的权力之手常在，行政垄断就长存。

　　行政垄断不仅长存，还在扩展其秩序。铁路网垄断于铁道部，中移动是电信寡头，这是现实；高铁设备供货本来是充分竞争市场，附着于中移动网络之上的各种服务应该是充分竞争市场，这是道理。道理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中移动党组书记张春江被查引爆中移动窝案，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落马……每一个官员的倒台，必然牵涉到一个或多个相关产业链上的“新贵公司”。这已成为近年司空见惯的组合。

　　近年来，围绕着铁路、电信、电力等行政垄断行业，崛起了一大批新贵公司，在短时间内爆发性成长，垄断某个细分领域，吸引了包括PE(私募股权基金)在内的各种投资者的关注。发现这些潜在小垄断者并将之推上市，成为了投资者们竞相追逐的造富捷径。

　　这些公司的共同特点是业务单一，收入高度依赖一个大型行政垄断企业，在细分领域获得垄断地位的关键均是某种“特殊关系”。关系之妙，在于站在行政垄断巨人的肩膀上，通过权力之手筑起准入壁垒，将竞争者排除在外。它自然延伸了行政垄断。它排斥竞争者，然后在关系人之间分享垄断利润。

　　行政垄断之祸，在于扭曲一个行业的价格和服务；在于创造适合关系大师们蓬勃生长的土壤；在于自我复制到与行政垄断行业相关的竞争性行业，繁殖大量寄生的关系型垄断者。行政垄断不仅创造超额利润，还创造了这超额利润的分配机制。

　　这也是一条高风险之路。铁路和电信反腐风暴来袭，行业政策重调随之而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大大小小的关系型垄断者受冲击巨大。成都娱音的上市之路已经夭折，资金被冻结；中铁泰可特的最近一轮融资亦化为泡影。因权力而兴，也因权力而败。这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如果行政垄断不除，反腐风暴就注定会周期性来袭。寄生于行政垄断的关系型垄断者，也将永远处于风暴来临前的不安和恐惧之中。

　　下面是他们的故事。

　　高铁滋生附骨之蛆 多少PE梦寄垄断路

　　铁路反腐飓风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铁政策重调，正在惊醒PE投资者的高铁梦。一些人选择逃离，另一些人还在寻找火中取栗的机会

　　财新《新世纪》记者 于宁

　　就差一步，九鼎投资就投资了中铁泰可特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泰可特)——前身为山西金汉德，一家由丁书苗实际控制、一度垄断了高铁声屏障市场的神秘公司。

　　现在，九鼎投资合伙人蔡蕾有理由为此感到庆幸，“去年底、今年初，我们正要和泰可特签协议，还没签对方就出事了。”当时，博宥集团正准备转让泰可特部分股权，同时泰可特也要增发新股，预计融资数亿元。多家PE对金汉德做了尽职调查，估值约16亿元，九鼎预计投资2亿多元。正当签约关键时刻，丁书苗因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一案被查。消息传来，投资者作鸟兽散。

　　短短半年时间，丁书苗花了十年功夫苦心打造的博宥王国，正在土崩瓦解。

　　除泰可特外，受丁书苗“调查门”影响，曾经垄断高铁轮对市场的智奇，其市场垄断地位也被打破，一夜之间从PE追逐的焦点，变成了前途未卜的问号公司。智奇与泰可特仍在努力“去丁书苗化”，寻找可能的接盘者。但在市场人士看来，泰可特所在的声屏障市场门槛太低，经丁书苗案已风雨飘摇；智奇技术实力较强，其依靠关系建立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后，市场估值也可能大为缩水。消息人士透露，丁书苗实际控制的另一家企业高铁传媒，即将以6亿元的价格将80%股权转手他人。

　　这并非丁书苗一个人的命运，整个高铁产业链上的许多公司也都在煎熬之中。铁路反腐飓风以及随之而来的高铁政策重调，正在惊醒PE投资者们的高铁梦。在过去数年中，它们和九鼎一样被这片垄断沃土所吸引，纷纷追逐高铁产业链上细分市场的垄断者们，不惜以十几倍市盈率甚至更高的估值进入，只为未来的上市机会。如今，一些人正在逃离陷阱，另一些人仍在低谷中寻找火中取栗的机会。

　　当PE遇见高铁

　　刘志军案发前，高铁领域企业估值已令投资人头疼。深创投一人士称，“去年投资估值一般在8倍至12倍，今年初是12倍至15倍”

　　对跻身于高铁产业链的企业，近三年是它们最好的时候，收入几乎超过过去十年总和。自2008年高铁“大跃进”以来，中国每年新增铁路投资3000亿到7000亿元。更有投资者推算，未来十年中国铁路投资规模将达到甚至超过11万亿元。巨大的投资拉动，意味着从基建、装备，再到上游零部件，整个高铁产业链会步入超长高景气周期。

　　普通人难以想象，高铁相关的零部件有四五万个，每个车门、轮轴、连接器，甚至道钉、餐车用具都会催生出一个细分市场，诞生出一家家名字陌生却规模上亿的企业。高铁的蛋糕就是如此庞大而诱人！

　　逐利的资金蜂拥而至，各种PE掺杂其中，出价也随着投资热而水涨船高。

　　成都普罗米新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普罗米新)是一家刚成立三年多、注册资金100万元的小公司。2010年它录得5000多万元收入，净资产500多万元。今年2月，长园集团(600525.SH)子公司长园盈佳投资公司(下称长园盈佳)以1500万元获得普罗米新30%股权，对价约为5倍市盈率。

　　这是长园盈佳第二笔高铁投资。2009年7月，长园盈佳以3500万元收购北京中昊创业30%股权。后者设计、生产、销售铁路工程材料产品。凭借这两桩投资，长园集团打入了高铁领域。

　　普罗米新公司高管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公司原来主业是测量设备和精密定位系统，后来自主研发高铁测量仪器打入铁路市场。“我们赶上了机会，谁也没料到发展这么快。尤其2010年是爆发式增长，我们参与了十余个高铁项目，仅京沪高铁就实现销售2000万元。”但他亦表示，“受宏观因素影响，2011年销售收入会有所波动。”

　　像普罗米新这样的公司，近些年在铁路产业链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投资人热烈追捧。比较起来，普罗米新规模尚小，业绩波动较大，长园盈佳对其5倍市盈率的入股价格不算高。在刘志军案发前，高铁领域企业估值迅速提高已令投资人头疼。深圳创新投的一位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去年投资估值一般在8倍至12倍，今年是12倍至15倍。”因为资金泛滥，PE竞争激烈，整个市场估值都很高，不止高铁。

　　高铁相关企业奇迹般的增长，吸引了众多投资者，但真正了解这个行业的不多。2009年以来，武汉格瑞林、今创集团、湖北黄石邦柯、浙江天台永贵电器、常州长青埃潍交通设备有限公司等先后完成了引资，其中企业规模最大的是今创集团。在2009年轨道交通行业，今创集团(下称今创)年收入超过30亿元，净利润2.78亿元，排名第12位，是仅次于南车和北车的核心企业。

　　今创是江苏常州的一家民营企业，做五金塑料起家，其铁路相关产品包括动车内饰等。2003年成立时，注册资金2000万元，股东为俞金坤和其子戈建鸣。2009年6月今创增资扩股，香港挚信通过专门成立的中国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出资4.5亿元，以每股11.25元获得今创3998万股，占24.99%股份。

　　挚信是进入高铁投资较早的一家PE。自2008年10月中国新的高铁规划出笼后，在很多资本还在犹豫和观望“高铁能搞多大”时，挚信已经找到今创。挚信资本的主要合伙人为原盛大网络的CFO李曙君，他在2006年离职后转做PE，现在是今创集团的董事。

　　2009年另一个高铁产业投资案例，是武汉格瑞林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格瑞林)。这是一家做水泥外加剂的民企，创始人为张绪建。公司于2009年至2010年间引资，投资者包括深圳加利利投资、深圳创新投、天堂硅谷、湖北高投，以及湖北高投与深圳创新投合资的红土创投等多家PE。2010年3月，深圳创新投(下称深创投)等签约投资6000万元，其中深创投与红土创投共投资3000万元，湖北高投投资600万元，估值是2009年业绩的8倍左右。

　　一家对格瑞林做过尽职调查的PE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这个项目还是偏早期。2009年春节后我们也去看过，当时净利只有1000多万元。”据他透露，当时深圳某创投公司听说湖北高投、深圳创新投要联合投资格瑞林，怕失去机会，就提前以每股5元左右价格进去了，但湖北高投当时嫌贵。2009年格瑞林业绩大幅上升，在深创投的领投下，湖北高投等方才正式投入。

　　从上述案例中，PE之间以及PE和目标公司之间的博弈之激烈可见一斑。另一家在2010年9月完成引资的是湖北黄石的邦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邦柯)，公司所有者为柯智强、张慧凌夫妇。

　　两人均为1965年生人。1991年夫妇二人创业，2004年以实物出资成立邦柯，注册资本500万元。2010年9月和10月，邦柯两次引资，当时以净资产1.17亿元折合4500万股，引资后夫妇二人各占30%多股份，四家投资机构——武汉中金万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宏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北九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中金创新(北京)国际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总计占20%，此外还有近30名自然人持股。今年3月，邦柯已进入上市辅导。

　　邦柯去年收入过亿元，利润超过3000万元，正处于业绩爆发期。中金创新的刘珂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他非常看好邦柯的成长性与创新能力，“此次引资约7000万元，每股约15元，市盈率约10倍。”

　　2008年一家PE在湖北科技厅安排下去过邦柯。他印象中邦柯当时做货柜为主，技术含量并不高。但随着高铁发展，邦柯现在主要利润已来自车检和物流自动化，在轮对检修检测方面也有一定市场份额。一位对邦柯做过尽职调查的人士持保留态度，“很多铁路设备的设计标准是统一的，很难说谁有核心竞争力。邦柯很会捕捉市场机会，但我们对企业未来发展的持续性、主业清晰度没看清楚，所以没有投资。”

　　不过，在所有这些公司高速成长甚至独霸某一细分领域的光环背后，真正的危险在于：由中国铁路垄断体制之下形成的这条产业链，竞争规则不透明，普遍靠关系开道，很难让投资人高枕无忧——风险或来自贪腐案，或来自政策变动，或来自灰色的招投标与投资变更过程。一旦靠山倒塌，企业在技术上又没有核心竞争力，订单会很快失去，先期投入的巨额成本以及未来的高增长梦想，也会迅速化为幻影。

　　PE并非不知其中深浅，但没有人想到梦醒得如此之快。

　　“去丁书苗化”

　　投资者看中的是金汉德和智奇们的垄断资源，这种垄断地位的建立和维系全靠关系

　　今年年初，博宥集团实际控制人丁书苗被有关部门正式调查。这位山西晋城的女商人2000年左右赴京闯荡，以拉拢领导身边人(包括秘书和保姆)等方式苦心经营了一张关系网，先后进入高铁声屏障、高铁传媒、影视投资、房地产等领域，也在数百亿元的铁路招标中充当中间人收取费用。

　　有关部门对丁书苗的调查始自去年夏天，当时审计部门查账后发现有国企通过账外给她中介费。一位国企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坦言，“这是行业潜规则。我们是通过咨询费给的，但有关部门叫她来核查，她什么都不懂，怎么得的咨询费？一下就看出破绽了。”

　　丁书苗被查之时，九鼎投资对泰可特的投资已过了内部二审，只剩下最终价格尚未商定。泰可特大股东——博宥集团有关人士则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我们要15倍以上的PE，他们接受不了，最后一家PE都没有投。”

　　泰可特原名山西金汉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2010年中期，风头正盛的金汉德与中铁电气化局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按协议，中铁电气化局将再依据有关规定对金汉德进行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后，再协商确定转让价格。由于资产评估未如期进行，后续的审批、付款等程序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

　　投资者看好泰可特是因其垄断地位，而垄断的建立与丁书苗的关系网息息相关。金汉德生产高铁声屏障，成立于2006年9月，次年引进德国旭普林工程公司的透明材料、混凝土、铝合金三大声屏障系统集成技术，改进后申请专利。金汉德2008年中标京津城际，2009年中标武广、郑西、广深港高铁，这三个招标项目原本投资额5.3亿元，后增加到6.1亿元，金汉德独揽标权。

　　多位在国内从事声屏障的企业负责人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直到京沪高铁建设启动之前，中国高速铁路的声屏障市场几乎由金汉德垄断。“丁书苗给人的印象是一家独大，因为拿不到订单，我们甚至考虑过投靠她。”一位想参与声屏障投标的人士坦言。

　　但这一垄断，在2010年底京沪高铁约50亿元的竞标中被打破，在内定泰可特的说法被捅到网上之后，第一次招标结果被废，最终金汉德没有一个标段中标，另有五家企业中标。业内观察家认为，丁书苗出事是个中主因。

　　博宥集团的一位内部人士，则指责其他公司“抄袭设计”，“螃蟹养肥了，大家都来了”。据他介绍，当初金汉德进入声屏障，大家还觉得是小市场，没有国企愿意进。他否认声屏障是“简单产品”，称公司委托德国旭普林按照时速350公里设计，不仅支付一次性的技术款，每年还要从销售收入中给德国公司提成。公司也进行了二次改进，“产品成本比行业平均水平高10%-15%。京津线前包括技术、设备、厂房在内的投入达上亿元。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350公里时速的声屏障企业”。

　　金汉德的一家竞争对手则说法不同。这位业内人士称，声屏障行业发展已有一二十年，企业众多，产品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差别主要在于细部结构的处理。“京沪之前的投标，不是我们没技术，而是没有资质，必须和别人联合才能进去。”

　　金汉德的另一家竞争对手新筑股份(002480.SZ)则后来居上，在2010年底中标了京沪高铁二、三标段，总计8.46亿元，加上其他高铁项目合同超过10亿元。新筑股份2010年声屏障销售收入4.6亿元，是上年的66倍。

　　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智奇)是丁书苗控制下的另一家高铁零配件企业。智奇于2007年10月由智波交通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下称智波公司)与意大利Lucchini(路奇霓)公司合资组建，是目前中国惟一一家高速动车组轮对生产和检修基地，注册资金1.5亿元，项目总投资约11亿元，其中智波公司占75%，外方占25%。智波公司是2006年根据铁道部批复组建，股东有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下称山煤)、博宥集团和博宥集团旗下的中昶投资，注册资金1.5亿元，中昶占40%股份。

　　在动车组中，九个精度最高的部件中与安全性最相关的就是轮对(主要包括车轮和车轴)。轮对技术含量高，加工精度高，制造工艺复杂。据悉，普通机车车轮的售价在9000元/吨左右，动车车轮的售价约为2万元/吨，而高铁车轮按标准可卖至6万元/吨。但目前进口高铁车轮的售价在10万元/吨左右。而且高铁车轮是易耗品，平均寿命仅2.5年，后续检修维护费用也很高昂。

　　目前国内动车组的高铁轮对全部出自智奇。数家PE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它们曾参观过智奇，大部分是引进的生产线，国产化程度很低，管理非常现代化，年收入数十亿元。对于这样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PE们当时“垂涎欲滴”，但智奇表示并不需要引资。

　　随着高铁腐败案的牵连，智奇的垄断也将被打破。马鞍山钢铁股份(600808.SH，下称马钢)有关人士对媒体表示，以前90%的客车车轮、60%的货车车轮都出自马钢。“今年内必须争取完成并开始生产250公里时速的动车车轮；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车轮也要在今年进入研发阶段。”而太原重工(600169.SH)的高速列车轮轴国产化项目也在去年底正式开工，其募集资金的16亿元将投入该项目，超过了智奇11亿元的投资额。

                             PE高铁梦

　　坚硬的壁垒

　　认证成为了排除竞争、保护垄断的手段，铁路系统不仅内部缺乏市场化竞争，外部人进入的门槛更高

　　当智奇独揽高铁轮对市场之时，生产普列轮对的马钢也与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进行技术合作，研制国产化轮对。但一位知情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当时马钢试制出的产品，铁道部不给认证，这无异于增加了轮对市场的进入壁垒，保护了智奇的垄断性。而有类似遭遇的企业远不只马钢。

　　南车的一位技术人员对此评论称：“当时山煤和博宥这样毫无技术背景的公司来做高铁轮对，业内都感到奇怪，这个产品很专业，我们整车厂都不做。让有轮对生产资质的企业引进技术才是合理的。之前马钢、太原重工是普列轮对的两大基地。”

　　上述南车技术人员介绍，在高铁领域，主机车是国字号的，九大关键技术(包括总成、转向架、车体、牵引传动系统、网络控制系统、制动系统等)均引进了国外技术，以合资为主，“目前还不敢做纯国产的产品。”

　　2004年底，位于四川资阳的南车资阳机车有限公司想率先开发大功率内燃机，与全球最大建筑设备制造商卡特彼勒签订了合同，2005年1月底引入一台6500马力的整机CAT3616。代价是300多万美元技术转让费及一定比例技术使用费，此后资阳还引进了一些散件。卡特彼勒的这台柴油机以往多用于船舶，资阳引进后装载于机车上，但这个机车至今拿不到“出生证”。资阳曾考虑拉到欧洲去做试验，也被有关部门给压了下来。“2004年企业开发产品还有自主权，但能否认证铁道部说了算，带有指定性；2005年以后，铁道部确定了两家高铁内燃机车重点企业，其他企业就更做不了了。”一位知情人士称。

　　北京有家企业也和资阳一样拿不到认证资格，最终与北车合作才进入市场。资阳的研发则到此为止，生产了一台机车租赁给西延铁路。“跑得非常好，比现在市场上的还好。”上述知情人士称。不过，后来未能继续采购的散件还躺在卡特彼勒的库房里。

　　直到2009年11月，南车旗下的戚墅堰机车有限公司才与通用电气(GE)旗下GE运输系统集团签署合资协议，合资企业总投资额为9000万美元，各占50%的股份。“这个代价比当时资阳只引进技术的成本高得多，资阳只是支付较低的技术费，合资则是让外方拿走利润。”上述知情人士称。

　　多位铁路业内人士称，类似资阳的事例很多，不仅铁路系统内部缺乏市场化竞争，外部人进入的门槛则更高。例如，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在高铁建设的总投资中约占10%的比例，而其中采购量较高的是通信信号系统，但这一领域长期被像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等“路内”企业所垄断，而像华为、中兴通讯这样的通讯企业，虽然在高铁客专数据网项目中屡屡中标，但其通信信号系统至今未能获得准入。

　　2010年9月，华为在德国柏林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上展示了HRC(High-Speed Railway Communication)端到端解决方案，以及最新的基于LTE技术的高速铁路宽带通信解决方案。

　　一位业内人士称，进入铁路行业，取得铁道部的认证至关重要。按照铁道部对联合体投标的要求(即必须与外商合资)，即使一些路外企业具备相应技术、已有类似产品，如果没有业绩，也很难成为铁路合格供应商，一般只能与国外企业联合才有可能曲线入市。

　　而真正“入围”的未必是好企业，“铁道部有个大本，我们从里面挖项目。”一位从事PE投资的人士称。所谓“大本”，即铁道部的采购目录，被业界视为“投资宝典”。

　　“采购目录分为一级和二级，前几年刚推出的时候主要靠关系进去，很多是业内不知名的企业；后来这几年慢慢调整，现在至少都是做过项目的企业。”一位同时参与铁路和电信工程项目的人士称，“铁路和电信比差距很大，电信每年的投资也有数千亿，拿出的采购目录就比较像样，好企业都在上面，铁路系统相比之下就鱼龙混杂。”

　　变更术玄机

　　在铁路行业，几乎每个项目竞标都是超低价，赚钱主要靠后期变更。这就要求从路局、总包、设计到工程监理层层打点关系

　　对于铁路供应商而言，订单是最重要的，但订单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及隐晦其间的灰色潜规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执行合同和收账就更有玄机，不通晓个中路径的即使拿到订单也赚不到钱。一家高铁供货商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当初我们在哈大线上技术投入最大却没有中标，但意外地又中标了京沪高铁多个标段。”

　　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唐车)的一位经理称，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评院士时，另一家国有车厂组团帮他跑评委，挨个拜访，最后就差一个人没搞定而未通过，因为院士必须全票通过。“企业也是没办法，订单是铁道部谈，然后分给我们。我们非常希望能在一个正常化、规范化的舞台上去演练中国高铁，但体制不变还得讨好领导。”

　　铁路招标的主体有铁道部，也有甲方(如客专公司、铁路局)或总包。铁道部有专门的《铁路建设项目甲供甲控物资设备目录》。

　　中铁工一位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介绍，在铁路基建领域，有资格参与总包的企业约有三四十家，中铁工、中铁建的分公司都可单独参与投标，近年来中交集团、中国水利集团、中国建筑、中冶等大型国企也纷纷进入。

　　但大国企之间的“游戏”亦非市场化竞争，最后的砝码往往是比谁的关系硬。2010年某市新建站房工程的招标竞争颇为激烈：一国企在凌晨三四点钟买通了竞争对手的预算员，探听到底价，在20亿元的标的中以高出400万元中标，但庆功之时接到电话要重新竞标。最终北京一企业中标，“原因是北京一位高层领导打了电话”。

　　一家被卷入丁书苗案的国有大型建筑公司董秘透露说，丁书苗曾同时替两家企业投标，拿出的标书都一样。但“企业没办法，给中介费才能在铁路上拿到项目”。

　　“铁道部在招标上已经失控了，进展太快、项目太多管不过来，中间商、捐客太多了，真的假的都有，在其他行业没有这么严重。”一位多年从事站房工程的人士称。

　　一位做过铁路审计的人士对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没有资质的企业经常通过关系得到转包业务，以前还有转包合同，现在学“聪明”了，连合同也没有了，查账时就说是下属项目部的。而工程回款则通过集团在下属多家子公司之间转移，根本查不清是谁在分包，谁是幕后“操盘”者。在一南方高铁火车站的招标中，幕后操盘者影响甚大，供货商都知道要入围得去高尔夫球场找他谈，连地方路局都没有话语权。

　　在参与高铁建设的很多企业看来，对于铁道部，第一位的是按期完工，这是硬约束，时间要求远高过质量和造价。中铁建中标济南一项目后不能按进度完工，在只剩最后一个月时济南铁路局让中铁工赶来救急。

　　铁道部也意识到招投标问题，虽有查办，但涉及复杂人事与利益关系，难以下手。铁道部分管工程的副部长卢春房去年10月在“铁路工程建设领域专项治理工作”会上表示，要深入排查工程与物资招投标资格审查不严、违反招标程序、排斥投标人、干预或插手招标、规避招标、围标串标，以及投标人中标后违法分包、转包等突出问题。

　　刘志军被查以来，有关部门正对铁路系统深入调查，有些供货商被要求填写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怎么拿的项目？谁拿的？招标程序是怎样的？你认识谁”。“这个表很难填，填少了，说不认识人，一看就是假的；或者你没写，但别人写到了你，把戏也穿了；而写多了，万一相关人等出事，就得受牵连。”一位高铁建筑商说。

　　不正常的招投标流程，扭曲了价格杠杆。“在铁路行业，几乎每个项目竞标都是超低价，赚钱主要靠后期变更。”一位参与铁路工程的人士说，“而变更要从路局、项目指挥部、设计到工程监理层层盖章，每个环节都得有关系，都得打点。”很多铁路项目的最终投资额与预算差距很大，如广州新站的实际投资额竟超出预算约一倍。

　　按照决策程序，预可行性研究是“估算”，可研报告做出的是“概算”，初步设计、施工图出来后是“预算”。一位业内人士介绍说，概算相对准确，但到了做预算时，因为有财政部、发改委监督，铁道部自己会先卡一道，压低预算。资金盘子一紧，后期就要通过不同路径来消化——一是找自己信得过的企业如中铁建、中铁工来做，它们很少谈条件，肯干，不误工期；二是寅吃卯粮；三是先做再说，超标再找财政部、发改委批。到招标竞价就更低了，通常比预算还要低10%-20%，狠的低30%，有的还有最高限价。也因此，预算超标成为普遍现象。

　　一位业内人士称，“先卡后松”是中国特色，同时又缺乏后评估机制，所以会出现变更术的“游戏空间”；而国外一般承包给专业的设计单位，由专业人士去进行预算和工程管理，差别只在于你相信计划，还是相信市场。铁道部还是计划经济的思路，“你把活儿干好，钱不是问题”——这句颇为豪迈的话，是铁路行业人尽皆知的流行语。

　　按照规定，投资超标10%要向铁道部甚至发改委报批，但实际上发改委权限有限。而以往铁路建设追求快速度，边设计边施工，2009年改为施工图招标(即设计施工方案确定后招标)，铁道部还为此建立了一套审核体系。但一位从事铁路审计的人士说，国家大型项目的投资超标一般都会被批准，最终“三超”(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决算超预算)现象仍屡禁不止。

　　一位从事铁路行业咨询工作的专家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铁路工程项目在实施阶段对应的监督机制很缺乏，没有全过程管理，“这是机制问题，最终老百姓在为这个机制埋单。”

　　不过，今年的日子已然不好过，收款难、变更难、新线路投资少，1月至4月的招标都推迟了，招标规模仅为去年的十分之一，部分项目也暂停了变更款支付。“我一算账，有8000多万元应收款。”上述从事铁路工程的人士称。

　　北京一家正在引入PE的铁路供应商亦抱怨，今年以来债权融资的成本提高，现在铁路指挥部不给预付款，对企业资金链、质量是很大的考验。

　　铁道部很强势，在资金结算上拖欠国企，欠民企的就更多。一位银行人士称，铁道部对南车、北车的应付款中有很大话语权，合同中没有明确结算条款，一般每季度支付一次，但支付多少由铁道部定。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今年铁路建设资金颇为紧张，一是因为今年新增贷款规模下降10%左右，银行将政策向更有利可图的客户倾斜，即使同意不下浮利率也难以获得预期贷款，铁路在建工程贷款受到影响。二是地方配套资金缺口也比较大，资本金不足。铁道部财务司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铁道部亏损37亿元。

　　重调之机

　　高铁的问题是发展得太快了，受垄断体制的钳制，竞争性与市场化程度都不够，产业链扭曲。这会在未来改革中改变吗？

　　高铁已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其过去几年的高速成长，更吸引了产业资本和以PE股权投资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热情介入。现在，突如其来的高铁飓风和高铁政策重调，无疑对已经和正准备进入的投资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除了部分被卷入铁路反腐案件的公司融资受到影响，仍有相当多的投资者准备火中取栗。他们的理由是，现在正是低谷，可以买入，即将开始的铁路改革更令不少投资者仍乐观描绘着未来的成长故事：一是新增投资仍可观；二是后期维护检修还可以继续带来收入；三是创新技术带来新的市场机会。

　　北京一家正在融资的铁路供货商称：“投资者都知道这个行业不可能长期这样爆发式增长，现在一年增长2倍至3倍，以后能稳定增长30%至40%，当然还要看政策、资金的影响。”

　　中国南车正在发起设立南车轨道交通产业基金。南车投资的人士称，“近年来，高铁产业大发展，在技术升级、进口产品替代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看好行业前景。”

　　不过，高铁产业链上的供应商极其分散，其技术实力与可持续性不易分辨，所以对外行的投资者而言，详尽的尽职调查十分必要，否则在这个良莠不齐的市场中很可能陷入泥沼。

　　南车投资的人士称，从产业布局来讲，并不是铁路基地附近的产业带中就容易出现好公司。“恰恰相反，好企业与产业聚集地没有必然联系，一些产业聚集地通常系由轨道交通领域的本地大型龙头企业周边的供应商构成，存在业务客户较为单一的问题。一般来看江浙地区的相关企业市场化程度较高、机制较灵活，常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成功切入行业市场，而东北地区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在行业内拥有先发优势。”

　　一位专业咨询机构的人士冷静指出，“现在高铁的问题还是发展得太快了，整个供应建设体系都跟不上，且受垄断体制的钳制，竞争性与市场化程度都不够，这条产业链是扭曲的。”

　　“国产产品比进口的差很多，所以设了很多开口项，即机车下线的时候，只保证了电机、机车等关键部分没问题，还有很多次要部件都可能未达标，需要日后再补。这样的车也可以上路运行。”唐山轨道交通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位技术人员称，“高铁搞这么快能消化吸收得了吗？这一盆饭让你三分钟之内吃完，能行吗？”

　　对于投资者而言，在高铁产业链上的细分垄断者们的确很诱人，但整个铁路系统从资质准入、技术路径到招投标、回款，受政策导向、商业潜规则等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很大，再加之反腐风暴未息，企业前景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铁道部政企不分，清算制度非常不透明，容易产生人为调控，这是令投资人最为担心的问题。

　　九鼎投资的蔡蕾认为，不仅是铁路，电网、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都存在这个问题，但从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业务会外包出来交给专业化、市场化的企业，这其中肯定会诞生好的公司。垄断行业中的配套企业成功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技术基础，二是关系，这两个都形成门槛，前者决定着业务的有无，而后者决定着业务的多少。“我们看好铁路这个行业，而且现在是行业调整期，反而是投资的好时机。”

　　南车投资人士认为，为分散行业风险和产业周期风险，高铁企业应向多元化转型，避免单一行业、单一客户。“高铁和很多行业相关，是社会上各种产业的缩影，且高铁产品在可靠性、安全性能等方面要求严格，这些技术延伸到其他领域是具备优势条件的。”

　　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期望过去壁垒重重的“铁老大”能破除垄断体制，引入市场化的竞争机制，建立公平、高效、透明的交易规则与管理规范，惟此才能使产业链健康发展，达到多方共赢。

　　这会在未来的改革中实现吗？

　　财新《新世纪》记者 赵何娟

　　“钱还拿不回来，成都娱音的资产都被冻结了，没办法。”邦德国际负责人王峰近日再次向财新《新世纪》记者抱怨。部分股东透露已拿到成都娱音的退股承诺函，但王峰对此一无所知。

　　成都娱音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娱音)原本是四川移动无线音乐基地的独家音乐内容运营支撑合作商。2009年启动融资，并准备在2010年上市。王峰于2009年末以邦德环球国际传媒广告(北京)有限公司(下称邦德国际)名义向成都娱音投资1000万元，成为其小股东。但2010年年中，原本前途大好的成都娱音，自四川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负责人李向东案发后，上市进程戛然而止。

　　财新《新世纪》记者近日从接近四川移动的消息人士处获知，一家名为“中国海峡环球”的公司已于今年4月底接替成都娱音，成为中国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指定的音乐内容运营支撑合作商。至此，成都娱音主营业务彻底终结，濒于绝境。

　　王峰称，当时是看了中信证券出具的投资报告才做的投资决策，“真金白银投进去的”。同一轮融资中进入的，还有中信证券旗下直投机构金石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金石)。

　　与积极抢投铁路垄断产业链上的“新兴公司”类似，资金亦疯狂涌入国有垄断的电信行业，投向那些向市场放开的电信增值服务领域。成都娱音之“死”可能很快就会让人忘却，一夜致富的神话仍在激励后人前仆后继。成功上市者前有神州泰岳(300002.SZ)、联信永益(002373.SZ)等，后有5月5日登陆纳斯达克的北京网秦天下科技有限公司(下称网秦)。

　　不过，成都娱音还是给投资者敲响了警钟。类似这类寄生于垄断行业的服务公司，往往技术门槛与政策门槛均不高，最重要的是关系，即依附于垄断行业获得订单的能力及其可持续性。但这种关系生存模式十分脆弱，垄断企业的政策变化、领导人变更、腐败案发等，都可能成为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0年，中移动原副总经理张春江、四川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负责人李向东、四川移动原总经理李华等一系列腐败窝案爆发，相关利益链条上的公司或个人亦渐次浮出水面。之后，中移动大面积轮调省级公司领导人，李跃接任中移动总经理一职。

　　李跃上位后表现强势，提出了全新的采购和增值业务发展思路，改变与相关服务公司的合作方式、重组中移动增值业务的“大管家”卓望。业内普遍认为，这一系列举措是中移动内外部利益的大调整，将带来新一轮的电信增值和服务领域大洗牌，危及一大批中移动的“关系户”与“寄生虫”，衍生增值服务商首当其冲。

　　那些过度依附于中移动、业务单一的关系公司，无论是拟上市，还是在上市进程中，甚或已上市，都面临一场生存挑战。

　　中移动反腐案还在进一步深入，更多的公司被卷入漩涡。

　　财新《新世纪》记者从包括中移动在内的业内多位消息人士处获悉，中移动数据部副总马力已被四川有关部门带走调查，据说涉案金额过亿。4月底，前TOM网CEO、现任空中网董事长兼CEO王雷雷亦涉案；其堂弟王霆霆的公司，正是与四川无线音乐基地有关的另一家重要公司——迅捷英翔的股东。目前，在美国上市的空中网仍未披露有关信息。

　　超级吸金器夭折

　　2009年，创业板开闸，一批中小企业上市后股价暴涨。这些企业大多规模不大，来头不小，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中移动飞信业务支撑平台神州泰岳。

　　神州泰岳在挂牌五个月前，引入中信证券旗下直投公司金石投资和汇金立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两家机构分别入股2.2152%和2.8481%，价格仅相当于五个月后神州泰岳发行价58元的20%左右，挂牌四个月又暴涨500%。

　　这令承销商中信证券备受争议，因其代表了创业板一个畸形的运作模式——券商承销造势，旗下PE在上市前火线入股。成都娱音如法炮制，但被反腐风暴袭击，没能走到底。

　　也是由中信证券作保荐，金石在成都娱音股改后的第二轮融资中入股。2009年12月，成都娱音开始股份制改造，同时聘请了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全面启动上市辅导，目标是于2010年在国内创业板上市。

　　第一轮增资扩股引入的投资者为12个自然人和邦德国际；紧跟的第二轮引资中，有包括北京弘毅泰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金石在内的共16个自然人与3家公司入股，两轮引资后公司股本从100万元扩张到4600万元。随后，成都娱音迅速提交了上市申请。

　　在两轮引资进来的很多新股东中，不乏像王峰那样被中信投资报告吸引的跟投者，但更多的是特殊关系者。

　　接近谭春陵的人士称，第一轮进来的十多个自然人都号称有各种关系，甚至高层背景。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其中一个股东李红，即当地一著名设备代理商之妻。在四川移动分公司总经理李华腐败案发后，这位谢姓代理商被要求协助调查。

　　成都娱音何以一度备受投资人追捧？首先是盈利能力令人艳羡。成都娱音虽然只有60多名员工，但中移动将年收入上百亿元的无线音乐基地放在四川，而它是音乐基地的独家内容支撑服务商。

　　知情人士向财新《新世纪》记者透露，截至2009年9月，娱音当年实际收入8000万元，利润5000万元。2010年原预计收入可达1亿元，利润6000万元，而且还隐藏了一些利润以在上市后有更好表现。

　　而作为中移动飞信业务独家运营维护商的神州泰岳，因坐享中移动庞大的用户基础，使飞信一跃而成中国第三大即时通信工具。据神州泰岳2010年年报显示，飞信业务收入达4.9亿元，毛利率达到74.13%。

　　其次是对垄断性背景的追逐。这类关系型公司，常常独家垄断某一渠道或资源，有稳定的现金流和巨大的成长空间，对投资者极具吸引力。有的投资人本身就有特殊资源或背景，与公司合力进一步推高竞争门槛，如无外力突然袭击，破坏其独有关系，这些公司将继续其吸金之路，从成都娱音、神州泰岳，到网秦，莫不如此。

　　最初，成都娱音的主要工作是为彩铃音乐转换文件格式，随着中移动集团对于SP(服务提供商)越收越紧，它从SP向CP(内容运营商)角色转换。2009年底，成都娱音从提交股改申请到完成股改，前后不到一个月，足见当时各方对其上市的支持。

　　但成都娱音的上市梦昙花一现。李向东案发后，娱音上市进程止步；李华案发后，中移动不再与之续约，投资人纷纷要求退股。去年七八月，成都娱音给了几个机构股东退股承诺，并同意按同期银行利率支付所投资资金的利息。

　　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很多音乐人、音乐内容提供商都无法向移动12530正常上传新歌了。除了少数大牌歌曲或者“红色歌曲”可以特办，中移动音乐基地正常的音乐上传业务程序基本暂停。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调查了解，其原因，一是自去年11月起，成都娱音与中移动合约续签的问题一直悬而未明；二是中移动业务整体调整方案未定。直到今年4月底，一家新公司中国海峡环球已确定替代成都娱音，成为了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新的独家音乐内容运营支撑合作商，娱音命运就此定局。

　　另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从接近四川移动人士处获悉，去年7月间，成都娱音负责人谭春陵曾赴京与中移动谈判续约之事，无功而返。去年秋，谭主动向警方交代，他曾提供给李向东使用的账户上无故多出了巨额资金。谭称曾向李向东提供一银行卡，卡内预存了200万元。李向东出逃之后，谭在查询账号时发现，这一账户余额已从200万元激增至2000万元。此后，谭春陵被卷入相关调查，成都娱音资金被冻结。

　　这样的结局，是2009年追捧成都娱音的股东、投资人，以及当地各政府部门都始料未及的。

　　网秦尴尬上市路

　　相比于成都娱音和神州泰岳，同样对中移动高度依赖的网秦在这轮风暴中不前不后，刚好卡在上市途中。

　　3月15日晚间，网秦准备递交上市申请的前一天，央视“315晚会”曝光网秦与北京飞流九天科技有限公司串通，强制用户消费，是恶意的流氓软件。当晚，工信部即指示三家运营商对网秦应用软件下线处理，后诺基亚宣布停止预绑定合作。曝光次日，网秦仍按原计划向美国证监会提交上市申请，但调低了发行价，融资规模从1亿美元缩水至7500万美元。

　　此次“315曝光门”暴露了网秦业务模式单一的问题，这也是投资人和美监管当局一再质疑的问题。根据招股书，网秦目前主要业务包括手机安全、手机性能、个性化智能云服务。网秦在业务发展初期，尝试过通过销售点卡、手机销售连锁店、手机维修售后积累用户。最终，网秦通过与手机制造商的合作占领市场。至2010年12月31日，网秦已与七家手机厂商建立合作关系，主要方式是网秦从运营商获得用户付费分成，再分出一部分给手机制造商。

　　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能否从运营商中获得用户与收入。网秦在去年与中国移动签约，其重点在线业务和移动MM商场(中国移动应用商店)提供安全认证服务，对中国移动应用商场平台上所有上传的软件、游戏、主题文件进行安全扫描和认证。

　　4月9日，网秦向美国证监会提交进一步材料，对此前央视“曝光门”进行了风险提示，称公司需降低对中国移动等运营商及移动支付服务提供商的依赖，声称目前网秦有10%的总净营收来源于中国移动。

　　但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网秦对中移动的业务依赖远不止10%。网秦招股书介绍，其收入主要有两大来源：运营商和增值服务提供商，二者主要对象分别为中国移动和天津易达通，而主要利润还来自后者。数据表明，网秦和天津易达通的合作收入，在过去三年中，分别在公司净收入中占比52.7%(2008年)、20.0%(2009年)、21.4%(2010年)。

　　天津易达通更像是中移动与网秦间的中转站。成立于2002年的天津易达通，最初法定代表人为“汪达”，2007年变更为“徐荣”，注册资金1000万元。易达通是中国移动梦网全网WAP增值服务提供商，其在中国移动的梦网短信介入代码为“10661088”，主要业务是为手机提供病毒防护，按次收费。主要工作是提供代码，由网秦提供实际服务。

　　网上对此多有投诉，投诉的问题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安装网秦软件后很难卸载；二是使用增值服务后费用不透明，且也与原介绍不一致，被指责恶意扣费。网秦的强行扣费往往通过天津易达通实现。但天津易达通作为中国移动梦网全网接入SP，几乎没有遭遇任何处罚，这在中移动近年来频频整顿SP的背景下显得极为罕见。

　　尽管如此，网秦仍受到投资人青睐。网秦从2007年至今已经过四轮融资。2007年6月，网秦获红杉、金沙江300万美元投资；2007年10月，获联创策源、富达亚洲投资(未透露融资额)；2010年4月，网秦再获原投资方金沙江及联创策源2000万美元投资；2010年11月，网秦增资扩股，宏达直投注资250万美元；2010年12月8日，台湾芯片商联发科子公司Gaintech 220万美元参与网秦增资。

　　与很多普通SP不一样的是，网秦经常高调迎接“领导”或者“革命前辈”的到访。2010年11月26日，就在网秦冲刺上市之时，网秦发布新闻称，周恩来总理的侄子、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周尔均将军偕夫人参观，网秦公司CEO林宇博士、副总裁李宇先生陪同，并自称为“革命后代和长在红旗下的新一代科技工作者”。

　　网秦被央视曝光涉险过关之后，三大运营商已经陆续恢复上线，诺基亚也重新启动合作，但这尚不足以稳定海外市场投资人的信心。5月5日，网秦登陆纽交所首日即跌破发行价，当日网秦以11.50美元/股开盘，随即下跌，一度跌破8.50美元/股，最终收报9.30美元/股，跌幅高达19.13%。

　　飞信恐飞走

　　在中移动总经理案发前已经上市的神州泰岳，本可算是一个典型且完整的PE掘金垄断行业案例。但上市是否是永久的保护伞？已上市两年，PE、投资人和企业能否一劳永逸？答案是否定的。

　　神州泰岳负责维护运营中移动的飞信业务。就在上市前，中移动还将原本一年一签的飞信独家运营支撑服务协议改为三年一签，这无疑增加了神州泰岳在上市中的吸引力。不过，互联网即时通讯市场是一个相对充分竞争的市场，只要中移动愿意，可以随时替换神州泰岳。但神州泰岳主要营收和利润都来自中移动的飞信业务，对中移动高度依赖，是典型的业务单一型寄生公司。

　　随着今年11月飞信业务合同的即将到期，飞信业务将何去何从，使神州泰岳的未来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市场在各种传闻之下负面消息不断，2011年一季度神州泰岳股价已下跌近两成。

　　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最近中移动调整统一了与外包服务商的协议年限，所有新签协议将很可能采用一年一签的模式。原来的合同由神州泰岳旗下全资子公司新媒传信与中移动控股的卓望信息公司签署。但现在，中国移动正在重组卓望系公司，一改过去的“分成模式”为固定劳务费模式。而飞信业务也将收归中移动数据部统管，虽然仍可能会有部分运营权放给新媒传信，但整体业务模式将发生改变。

　　与QQ等竞争对手的高成长性有着根本不同，神州泰岳既不拥有飞信的品牌，也不具备相关知识产权，由于门槛不高，更无核心竞争力可言，其主要竞争力即在于与中移动的关系，一旦关系发生改变，对神州泰岳的影响巨大。

　　神州泰岳每年的稳定增长，与各省级移动对飞信的大力推广分不开，飞信业务一直是各省移动公司每年重要的KPI考核指标。然而，从今年开始，中移动即调整了对包括飞信在内的移动增值服务KPI指标，这无疑对中移动整体激励体系是一个挑战。(参见本刊2011年第2期“中移动李跃新政”)

　　今年一季度以来，受到中移动政策调整不确定性的影响，多个基金对神州泰岳陆续减持，即便有多家证券公司对神州泰岳给出“增持”“持有”等积极评价，神州泰岳股价仍持续下跌。

　　神州泰岳在2010年年报中已提示相关风险，并承诺要拓展客户范围。“公司对电信行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如果未来电信行业发生不可预测的不利变化或者电信运营商对信息化建设的投资规模大幅下降，将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在深化和巩固在电信行业市场地位的同时，加大向金融、能源、政府部门等领域的横向拓展的力度。”

　　目前，神州泰岳已动用上亿元IPO募集资金投入“农信通”产品，但该产品目前的服务对象仍只有中移动重庆分公司。神州泰岳主要靠核定的飞信活跃用户数量，以及其对服务质量的考核情况来结算服务费，而农信通是由神州泰岳为重庆农村信息网站提供开发、维护和运营支撑，服务费则采用有效用户数和农信通业务分成的方式核算，合同期为两年。

　　神州泰岳并不能独立实现农信通的职能，又与北京另外一家技术公司签署了外包协议，每月向这家北京公司支付不低于475万元的分成。这种类似于层层分包的模式，目前也正在被中移动收紧。

　　谁的迅捷英翔

　　在四川，围绕着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的SP公司中，还有一家与成都娱音齐名的公司——北京迅捷英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迅捷英翔)。这也是一家很有背景的公司，空中网现任董事会主席兼CEO王雷雷与之颇有瓜葛。近日，王雷雷涉案的消息也使得迅捷英翔的命运面临重考。

　　迅捷英翔成立于2004年4月，注册资本金200万，公司业务几乎全部来源于由李向东掌控的移动无线音乐基地。

　　从四川移动内部流程来看，迅捷英翔涉及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运营的多个环节。

　　中移动除与四大唱片公司直接合作外，其他内容供应商都要委托创意和弦和迅捷英翔两家公司集成内容。如成都娱音引入内容后，就由迅捷英翔负责把产品(包括振铃、彩铃)制作完成；如果成都娱音已经制作好产品，则迅捷英翔负责后台技术支撑以及分发。

　　迅捷英翔与TOM在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TOM在线是负责版权代理的CP集合商，业务包括无线音乐内容版权审核、产品设计和营销、运营支撑、无线音乐品牌建设、市场和用户分析。TOM在线与李向东关系紧密，这在四川移动内部为人熟知。

　　2004年4月发起成立时，迅捷英翔的法定代表人是洪亮，投资人包括洪亮、盛勇、仇卫民、严珊、戴坚、陈政、杨琨、刘明海。但当年8月，投资人变更为华如秀、盛勇、戴坚、王霆霆。其中，王霆霆为王雷雷堂弟，王氏兄弟的爷爷王诤早年曾任总参通信部部长兼国家邮电部党委书记、副部长。在变更后的投资者当中，华如秀是成都音信互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四川移动SP之一)的股东成都创思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而盛勇和王霆霆两人此时均在TOM在线任职，盛勇为TOM在线总裁助理。

　　2004年迅捷英翔还亏损9万多元，2006年音乐基地正常运营之后，该公司业绩猛增，当年收入2124万元，税后利润889万元；2007年收入5287万元，2009年则收入近1.3亿元。

　　王雷雷现年37岁，他在1999年加盟TOM，后成为TOM在线CEO。在TOM退市后，2008年10月他以大股东身份接管空中网，任董事会主席兼CEO。就在王雷雷离开TOM的同时，华如秀、盛勇和王霆霆也激流勇退，将迅捷英翔的股权悉数转让，最后由TOM在线原副总裁蒲东皖控制了97.5%的迅捷英翔股权。

　　王雷雷在互联网界曾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当年后起的TOM之所以能凭借短信收入挤入中国门户网站前四，王雷雷功不可没。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地方电信的领导还是卖王雷雷的面子，别的互联网公司老总想约见中移动或中国电信的省公司负责人很难，王雷雷想见就能见。而在空中网，除网络游戏外，SP业务也是主要收入来源。

　　据媒体报道，王雷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3月24日，当时王雷雷以越野装束亮相，维持其一贯的军人式硬汉形象。尽管空中网董秘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电话问询时否认王雷雷本人被查，多位接近中移动的消息人士均证实4月底王雷雷涉案协助调查。

　　同时传出涉案的，还有中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数据部是主管中移动增值业务的重要部门，对李向东负责的移动无线音乐基地的业务、考核有较大话语权。

　　马力为人低调，在业内颇有人缘，以讲义气著称。据业内人士介绍，他原是广东移动数据业务中心副总经理，后因广东整顿SP市场得力被提拔到总部。

　　2002年1月，中国移动数据业务运营中心在北京成立，并很快对SP的信道费进行了调整。当时，马力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于中移动来说，现在该是规范SP市场的时候了。”2004年10月，移动梦网中心和互联网中心被撤消后，马力被调任中移动数据部，任营销处处长，是2006年升任数据部的几位副总之一。

　　增值业务在中移动业务版块中地位日益重要。中移动(00941.HK)2010年年报披露，增值业务收入达到1514亿元，同比增长15.2%，增值业务收入占营运收入的比例进一步提高到31.2%。短信、彩铃、彩信等业务继续在增值业务收入中发挥重要贡献作用。其中，无线音乐(含彩铃)收入超过203亿元。

　　马力也是四川人，与四川移动无线音乐基地到底有多深的利益尚不得而知。在马力和王雷雷身后，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了解，受到冲击的关系公司并不止于迅捷英翔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