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小将世青篇葵新伍:历史上的今天（6月27日）

历史上6月27日这一天发生了哪些大事？

历史时段：1858～2005

（更新时间：2012-6-27） 

 

天津条约签订图

1858年6月27日，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  

何香凝

1878年6月27日,何香凝诞辰。 

赵丹

1915年6月27日，电影艺术家赵丹诞生于山东肥城。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右三）召开内阁“东方会议”

1927年6月27日，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侵略总政策。 

大批的美国军事顾问和美援物资源源不断地到了台湾 

1950年7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访问台湾

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派出海军和空军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扩大朝鲜战争，并命令第七舰队向中国领土台湾沿海出动，决定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 

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外景

1954年6月27日，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在苏联建成。

1972年6月27日，中国与圭亚那合作共和国建交。圭亚那位于南美大陆东北部，首都乔治敦。 

建国饭店的开工典礼

1980年6月27日，中美合资建造的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饭店——建国饭店开工建设，1982年3月29日正式营业。建国饭店位于北京建国门。 

会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003年6月27日，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挂牌成立，这是中国司法行政系统批准成立的首家专门为青少年提供法律援助的民间机构。

2005年6月27日，美国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首次突破每桶60美元，创世界原油价格历史新高；同年8月29日，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在亚洲交易时段创每桶70美元的历史纪录。 （以新华网李晓建资料为基础整理编辑）

附录1：

何香凝 

因活动受到国民党限制而避居香港 

何香凝抱病奔走营救被捕入狱的罗登贤、陈赓、廖承志等共产党员时的留影 

何香凝作品《高松图》1960年作

何香凝(1878.6.27～1972.9.1)，原籍广东南海，生于香港。1897年与廖仲凯结婚。1902年东渡日本，1908年入东京本乡女子美术学校，此间，与廖仲凯随同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1910年毕业归国。之后辗转于港、穗、沪及日本之间，为革命奔波，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妇女部长、中央委员等职。1928年辞去一切职务，专心作画。

1929年，由上海出国，先到菲律宾、新加坡、锡兰等国举办义卖画展，后抵法国巴黎，又到比利时、英国、瑞士、德国等地。1931年，闻“九一八”事变，于12月归国。抵沪后，主办救济国难书画展览。此间，与柳亚子、经享颐、陈树人等结寒之友社。1937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执行委员，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主席。1938年后，迁居香港，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战，并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筹款。香港沦陷后到桂林，以卖画为生。光复后回香港，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1949年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擅长中国画。作品有《狮》、《梅花》、《高松图》等。1979年于中国美术馆举办何香凝中国画遗作展览，1982年廖仲凯何香凝纪念馆于广州建立。出版有《何香凝画集》、《何香凝诗画辑》、《双清诗画集》等。

附录2：

电影艺术家赵丹诞生 

电影《林则除》剧照

赵丹，原名赵凤翱。1915年6月27日生于山东肥城，后迁居江苏南通。中学时参与组织“小小剧社”。1931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国画，后参加左翼戏剧运动，取艺名“丹”。

1932年在《琵琶春怨》中饰一纨绔子弟，首登影坛。其后相继拍摄了《上海二十四小时》、《热血忠魂》等20余部影片，显露表演才华。1935年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玩偶之家》、《大雷雨》等世界名剧。1936年至1937年，因主演《十字街头》和《马路天使》两部优秀影片，蜚声影坛，抗战爆发后参加大型话剧《保卫芦沟桥》的演出，后参加抗日救亡演剧三队。1938年在新疆遭盛世才迫害，入狱5年。

1943年赴重庆参加抗日救亡演剧活动。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加入昆仑影业公司，参加拍摄《幸福狂想曲》、《丽人行》、《武训传》等影片，尤以《乌鸦与麻雀》的表演最为成功。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主演《李时珍》、《海瑰》、《林则徐》、《聂耳》等影片，并自编、自导、自演了《青山恋》(饰路春)。历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影协、剧协常务理事，上海影协副主席等职。

“文化大革命”中被非法关押5年多。粉碎“四人帮”后，致力于表演艺术教学。著有《银幕形象塑造》和《地狱之门》。1980年10月10日病逝。

附录3：

日本制定对华侵略总政策 

蔡智堪

（1928年台湾苗栗人蔡智堪将日本“东方会议”意图占领中国的“奏折”公布于世，为此他长期被日本人关押。）

1927年6月27日，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决定对华侵略总政策的所谓东方会议。

为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维护日本在华殖民权益，1927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同年6月27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在外务省召集、主持“会议”，与会行为外务省、陆、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的高级官僚、将领以及驻华公使、总领事等。

7月7日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宣称采用武力来维护日本的利益，设法压制中国各地反日行动；强调“满蒙”(即中国东北、内蒙地区)对日本的国防与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等。

据当时中国政府揭露，此次会议后田中向大皇密呈奏折，鼓吹“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等。虽目前尚未发现《田中奏折》的原件，但1928年日本制造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1931年挑起“九-一八”事变，进而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等侵略行动，皆与该会议的《对华政策纲领》或《田中奏折》的计划、部署相吻合。

附录4：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文本 

陈云、邓小平、胡耀邦、李先念、赵紫阳（左起）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休息厅交谈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 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它集中了全党的集体智慧。邓小平在同起草小组的谈话中，一开始就提出了对《决议》的三个基本要求：第一，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 历史上的大事，包括对中央一些负责人的功过是非，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对过去的事情作一个基本的总结，以统一全党思想，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整个《决议》3万余言，分为8个部分，体现了上述指导思想。《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指出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并且科学地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改选和增选了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胡耀邦为中共中央主席 、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确定中央政治局常委由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组成，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诞生

本世纪70年末，国内外对评价毛泽东的强烈关注给予中共党人以巨大的责任感，在思考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一重大问题的同时，邓小平等目光远大地提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统一思想开拓前进的重大使命。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一项统摄32年、极其复杂，极其宏伟的精神工程拉开了帷幕……

国际上少数人攻击我国搞“非毛化”

“”斯大林化"是西方某些舆论对原苏联从赫鲁晓夫起开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斯大林主义、斯大林模式现象的理论“概括”。

毛泽东逝世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后，西方的少数舆论家们仅凭借他们的主观臆测和所谓的“政治敏感”，就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非毛”。一时间，“中国正在非毛化”的舆论四起，国际上众多新闻媒介开始把目光盯向了中国。

1976年11月，美国“革命共产党”组织召开“国际形势会议”，认为“华国锋主席不维护毛主席的路线”。在法国，法中友协主席贝兰特公开发表声明：不干了。西德有些极端分子，在我国芭蕾舞团演出时，打出大幅标语，拥护“四人帮”。1976年11月20日，《华盛顿邮报》外事记者马休斯也报道：“人们看到华(国锋)开始逐步对政府机构实行'非毛化'。”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类似的言论不断出现。

令人沉思的是，1977年2月7日《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以后，国际上所谓“非毛化”的议论并没有减少。请看下面的事例：

1977年5月1日，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写文章仍然说中国在“非毛化”，认为“中国领导人在使国家政治上实现稳定和经济再次走上正轨时，对毛的一些政策正在加以修改，甚至是完全的改变。”

1977年 8月26日，《匈牙利民族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将开始非毛泽东化的时代”。

1978年3 月22日，美国《前卫》周刊发表文章宣称，(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在一次报告中说：“中国发生了修正主义政变，无产阶级及其革命领导人遭到了严重打击。走资派不仅还在走，而且他们现在已经篡夺了最高权力，并且正在使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推行这条路线的是邓(小平)、华(国锋)等人。”

这表明：西方舆论提出所谓中国“非毛化”问题并不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而早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就出现了。这其中有西方评论家基于他们所站的特定立场所作的带有偏见的主观臆断，也有某些共产党组织由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即国情缺乏真正了解而产生的误解。解决的办法唯有及时准确地给予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 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以后，国外评论猜测的，主要是说我党中央领导层有分歧。他们的一个主要根据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对此长期没有表态。

“非神化”和“正常化”

从粉碎“四人帮”之后刚出现中国搞“非毛化”的议论时起，有些国外舆论界就对这种论调进行了反驳。后来，我们党中央采取的正确路线和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正确措施，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宣传工作的影响也逐渐扩大。从1978年 5月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后，特别是1978年7月1日发表了毛主席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接着又发表了周总理的重要文章《学习毛泽东》以后，国外舆论起了明显的变化，这一个时期，所谓“非毛化”的议论逐渐减少，而“非神化”、“正毛化”的议论是普遍的，大量的。基本是三种观点：

第一、中国不是搞“非毛化”，而是拨乱反正，摒弃“极左偏向”，把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了的毛泽东思想和路线恢复本来的面目。例如：

1976年10月22日，日本《每日新闻》发表评论说：“华总理作出重大决断，清除了'四人帮'，从而中央领导体制谋求了党的路线'正常化’，它将通过摒弃'四人帮’的极左偏向，把路线恢复到本来的正确位置上来。”“必须把他们 (注：指“四人帮”--引者)的阴谋和毛主席的真意严格地区分开来。”

1976年10月12日，南通社发表的一条电讯说：“北京的外国观察家在一个问题上的注意或多或少是一致的：所谓的上海派恰恰是从激进的角度来奉行毛泽东的政治策略的。与此相反，今天的'稳健派’……是接近于毛的愿望的。”

1976年 11月5日，印度《政治家报》发表评论说：“稳健派反对上海激进派并不是否定毛。在两派意见中，站在周和华一边的一派要比由上海狂热分子组成的一派更接近于毛，对毛和中国说来不幸的是，毛的学说以一种被歪曲的形式得到了激进派中似乎是最响应的鼓吹，因为他们控制了报刊和其他宣传工具。”

1978年 7月10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对已故主席的贡献重新进行讨论，不是为了降低这位前领袖，而是为了批判'四人帮’。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情况与斯大林逝世后的情况不一样，在中国，毛主席仍然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

1978年11月23日，法国马列共《红色人道报》发表利里亚的文章说：“目前在中国正在继续进行关于评价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认识的过程等问题的重大辩论。法国许多宣传工具根据中国报刊发表的若干文章，便得出结论说，这场辩论的目的纯粹是要否定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也在哲学方面深入批判林彪和'四人帮'好多文章和讲话都在批判林彪和'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

1978年11月13日，澳共《先锋报》发表希尔的文章说：“把毛主席说成是大大超乎其他人的某种神一样的天才，那是林彪和'四人帮’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他们目前论述这些语录的文章中，非但没有给毛主席抹黑，相反，是在恢复他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行动指导者的正确地位。”

1978年12月15日，西德《法兰克福汇报》发表文章说：“中国现领导以容忍态度鼓励了'非神化’”。“小红书已经停止祈祷式地引用。”

1978年12月11日，美国《号角》周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资产阶级的中国问题观察家们把最近批评这种盲从和教条主义的文章错误地解释为'对毛泽东的攻击’。再没有比这种解释更不符合事实的了。把毛主席的语录当作圣经看待，根本不考虑这些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这也是毛主席本人所坚决反对的作法。”

第二、中国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是根据客观实践对毛泽东思想进行评价，肯定毛泽东的功绩，保留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抛弃某些错误的或过火的东西。例如：

1977年11月27日，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巴特菲尔德的文章说：中国“当局更希望的是对毛的遗产重下定义，保留他的贡献的某些核心部分，抛弃据他们认为是错误或过火的东西。”

1978年 3月13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说：“毛泽东主义仍然是中国制度公开的基石。中国的新领导仍然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取消他的许多最激进的试验。”

1978年7月9日，法新社记者比昂尼克的文章说：“中国没有在使自己'非毛化’。它只是在纠正一些错误。它是在消除把毛奉为一个没有错误和使人麻痹的神的形象。但是毛将仍然是中国的列宁。……说'非毛化’的各种谈论都是没有根据的。”

1978年 9月11日，西德《世界报》发表克伦普的文章说：“新领导人在他们接班的两年内采取了一系列不寻常的步骤：毛泽东保持了他作为革命的创始人和领袖的威信，但取消了关于他毫无过失的说法。不存在什么'非毛泽东’，但是取消了神化的提法。”

1978年11月17日，日本《朝日新闻》发表该报编辑吉田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党中央，……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作出决定，批判成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线的姚文元的文章，恢复原'右派分子’的名誉，重新评价天安门事件等，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从而具体地表明'毛泽东主席也有错误'，否定了其'神格化’的'无谬论’。”

1978年11月21日，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说；“他们修改毛的形象，特别是改变把他描绘成超级英雄、神明、世界革命家和奇迹的施与者的形。……如果象神话般的传说那样他不可能犯错误，总是一贯正确的话，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工业大跃进就是建立在错误方针之上的。”

1978年11月22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说；“报刊上对'经验’和'公认的实践’提出新的表扬，……从而结束经常号召进行政治斗争的做法，同时继续赞扬毛本人。已故的毛泽东主席是喜欢经常号召进行政治斗争的。”

1978年11月25日，纽约《美洲华侨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怎样看批评毛泽东》的文章，说：“中国人民指出毛主席的错误，敢于批评毛主席的错误，毫不削减毛主席的光辉，也不降低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的地位，更不是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范畴。”

1978年12月25日，美国长岛《新闻日报》主编威廉·塞克斯顿乌的访华观感说：“我们听到的关于毛正在被贬低的说法并未说到点子上。更确切地说，人们的态度似乎是，时代不同了，中国必须前进。然而毛本人仍被尊崇为当代中国的创始人，一位历史上的伟人。”

1978年12月28日，马来西亚《祖国日报》发表题为《即使毛也犯错误》的社论说：中国国内目前“所做的是要纠正错误，以及使毛在历史上和记录上得到他应得的正确地位，中国所走的道路还是遵循毛以前制定的路线。”

第三、中国没有放弃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而是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的宏伟目标“"走上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采取了新的重要措施，实现四个现代化。1977年 2月15日，香港《大公报》刊登韩素音在香港的谈话说：“一些人似乎认为，现在中国提倡现代化，就是放弃了毛(的主张)。这令我非常惊奇，因为我从毛的著作中看到，过去二十五年来毛一直在主张现代化。所以并非如某些报道所讲的那样，中国正实行'非毛化'。事实与此相反，毛的政策曾被周恩来创造性地实施起来，现在仍正被推行着。”

1977年4月7日，日本共同社评论说：“华体制的政策，基本上是1975年 1月四届人大所提出的政策，是重新回到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四个现代化'的路线上来。”

1977年7月13日，德新社驻京记者赫费尔说：“华把就任以来的头九个月用来使已经建立了2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就党务和宣传方面的根本的马列主义路线而言，华没有作任何改变。大部分所谓'新精神’实际上都是毛本人在十一年前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前制定的。”

1977年 7月24日，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人在总在政策方针方面显得异常一致。经过20年的引起分裂的辩论之后( 毛在这场辩论中把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置于追求物质方面的进步之上 )，他们现在保证要优先考虑经济发展，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某种程度上放松毛提出的政治要求”

1977年 8月21日，《每日新闻》就我十一大发表述评说：“新闻公报反复表示决心继承毛路线，这暗示了华体制的基本态度，这就是要把进一步鲜明地提出的实现现代化的课题，同时与继承毛路线结合起来。”

1977年 8月23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论说：“在本质上说，这次党代表大会(指我十一大)预示着在意识形态方面来个大转弯，离开毛晚年那种革命狂热和激进思想，而采取周恩来总理那种比较温和的、务实的观点。华主席强调使中国现代化的全面目标……在西方专家看来，也更符合中国当前的迫切需要。”

1978年12月25日，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伦敦大学教授施勒姆的讲演稿中说：“我认为，如果把毛主席从1956年开始，努力开创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中国的道路’以来，二十年期间的发言和政策作个全面研究，从中作出恰当的评价，那么可以说，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现政权正实行着比毛主席晚年那时的政权还要更接近毛思想遗产的政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南斯拉夫和日本记者都认为，三中全会“比十一大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路线”。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说：“这次全会采取的一系列民主政策和经济改革措施，是开创中国建国三十年的新的历史。”法新社记者比昂尼克认为，我们党把工作重心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否定了毛泽东准备进行十次八次文化大革命的说法”，“结束了过去的政治骚动”。有的认为“中国人民进入了正常的、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邓小平提出正确评价毛泽东

国际上对评价毛泽东的强烈关注给予中共党人以巨大责任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始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同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文化大革命”已宣告结束了，但极左思潮的影响还远未消除。长久的人个崇拜的氛围在中华大地仍然是云遮雾盖，“两个凡是”的强化剂更使许多人不能相信毛泽东这位“敢叫日月换新天”的不朽巨人曾经犯过错误。当然，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也存在着两种极端倾向：一种是不愿承认毛泽东犯有错误这样的客观事实，回避正确评价毛泽东问题；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也归罪于毛泽东。两极相通，实际上都走向了“非毛化”。由此，邓小平提出了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功过，全面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艰巨任务。

1979年 3月30日，邓小平郑重指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胜利，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一生为中国人民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毛泽东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

1980年 8月21日，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题时，比较集中地谈到评价毛泽东问题。

邓小平指出：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邓小平指出：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毛泽东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象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叶剑英发表国庆30周年长篇讲话

在思考如何评价毛泽东这一重大问题的同时，邓小平目光远大地提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统一思想开拓前进的重大问题。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邓小平率先提出：对于“文化大革命”过程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需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

实际上，邓小平在此已深刻地认识到：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就必须首先把毛泽东这一伟大历史人物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中去做具体分析。

离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的科学总结，就不可能描述出真正的毛泽东形象。

邓小平的个人意见迅速被中央核心层所接受。1979年 9月，中央组织部部分同志开始有步骤地总结建国30年的历史，并在多次酝酿和讨论中写出了关于30年来历史总结的意见稿。这个意见稿在9 月25-28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一届四中全会上经过再次讨论和修订，决定在建国30周年庆典上发表。

1979年 9月29日，在隆重的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这一长篇讲话。

叶剑英说：30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的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

叶剑英说：建国后，我们在短短 3年内就医治了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胜利地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并且在进行抗美援朝的同时，把国民经济恢复到旧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接着，在1950年，顺利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但是，在巨大的胜利面前，我们开始不谨慎了。1957年，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犯了扩大化错误。1958年，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违背的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了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叶剑英强调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对我国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叶剑英郑重指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了四条主要教训：

第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因此，无产阶级取得了全国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第二、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合乎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尤其重要。

第四、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切实保障全体党员和全体公民的民主权利，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叶剑英的长篇讲话，是对建国以来党史和国史的第一次全面的、客观的回顾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伟大党风的集中表现。

叶剑英的国庆讲演，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关注。国外新闻界敏感地观察到：中共开始大规模地“反思”历史。

叶剑英的讲话实际上拉开了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序幕。

邓小平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并指定胡乔木具体负责文件起草小组工作。

在长达一年半之久的艰苦复杂的起草工作中，邓小平始终充当了《决议》的总设计师角色，为《决议》的起草付出了他的智慧和心血。

1980年 3月19日，邓小平提出起草《决议》的 3条指导性原则：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同年 6月27日，邓小平强调指出：起草《决议》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同年10月25日，针对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评价意见，邓小平再次强调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翻身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老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1981年3月，邓小平经过周密考虑，郑重指出：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建国头7 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文化大革命”前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17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

同年4月7日，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部分的写作补充指出：第一、要承认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第二、“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

同年 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历史决议这个文件要尽快拿出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现在的办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0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在党的60周年发表。

小平的讲话精神得到了迅速地落实。

同年 6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中再次谈了他对《决议》稿子的看法，指出：总的说来，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关于粉碎“四人帮”后头两年问题，在决议里面要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这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从提出起草《决议》到《决议》起草的全面启动，从《决议》的指导思想到《决议》的总体构思，从起草的章节布置到对“文化大革命”、对评价毛泽东等重大疑难问题的把握……纵览和回溯起草历史决议的艰辛历程，我们在每一处都会感受到邓小平的无私而挚诚的热和力。可以这样说，整个决议，从头至尾都渗透、浓缩和凝聚了邓小平的光辉思想。

陈云独具匠心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也密切关注着《决议》的起草工作。

1981年3月3日，陈云对决议修改稿发表了两条意见：第一、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这样，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第二、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陈云的上述意见，在3月5日，很快由邓小平转达给起草小组。

同月，陈云再度就决议起草发表以下几条意见；第一、关于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得很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第二、建议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第三、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第四、要写国际上对我们的帮助。

陈云的这些宝贵意见对《决议》的最终形成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胡乔木提出要注意写两个问题如果把起草《决议》看作一项巨大工程的话，邓小平是总设计师，而以胡乔木为代表的一批我党的杰出理论家和实际工作者便是这一工程的主要建筑师。

胡乔木的主要功绩在于提出了决议中必写的两大难题，并道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的真知灼见。

1980年 3月15日，胡乔木提出“有两个难题要解决一下”，“一个是为什么发生'文化大革命’”；“另一个是，毛泽东思想的实质是什么”。

胡乔木认为，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错误的原因有几个方面：

第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和估计犯了错误。”长期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形成一种思想倾向，认为抓阶级斗争是党的最重要的工作。长期阶级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在转到建设的轨道上来的时候，没有成功。

第二、“与此相联系的，是把政治作用估计到不适当的程度，说政治统帅一切。既然政治挂帅一切，而阶级斗争又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结果就变成阶级斗争统帅一切。实际上，建设是不能光靠政治就能搞成功的。”

第三、“在国际方面也有这种因素。反霸权主义斗争是正确的，但是，范围也扩大化了，表现在'九评’中。这转而又影响了国内的斗争，并且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第四、“国内因素还有一个，即国家民主化进程的中断。从制定第一个宪法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的作用，开始还明显一些。以后，人大、司法机关等等，慢慢就不起作用了，司法部经过多次批判甚至被取消了。”

第五、“在党内生活方面，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威信过份突出，这有好些标志。粗一点讲，庐山会议是一个重要标志。林彪上台后掌握军队，首先在军队范围内搞个人崇拜……这对'文化大革命’起了准备作用。林彪这样搞、加上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又把影响扩大到军队以外了。”

第六、“国家本身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落后，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第七、在“文化、教育、知识分子(主要的是文化)等方面长期以来的偏向，对'文化大革命’的准备，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海瑞罢官》的批判不会搞得起来。在全国范围内，由党中央亲自发动批一个剧本，搞得规模那样大，这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也受到斯大林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由日丹诺夫出面，批了好些作品，但是都没有像中国那样搞成大运动。解放以来，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到六十年代，文艺上批《李慧娘》、《谢瑶环》，哲学上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异议，批“合二而一”，等等，应该说是不寻常的。问题是这种批判带有特殊的政治色彩，简直使人民不知道党的工作中心，究竟在哪里。“文化大革命”，是同这样一些特殊的趋势分不开的。非这样办不可，而且全党都非这样办不可。《清宫秘史》的批判没有能开展，所以到“文化大革命”来补课。在这个背景下，为什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会成为这么大的斗争的导火线，就容易了解了。

胡乔木还就毛泽东思想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胡乔木认为毛泽东思想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考察：

第一、毛泽东思想需要先从理论上讲。比如，对毛泽东的名篇《实践论》，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方面，来说明它的地位，它的价值怎样。

第二、群众路线，也可以当作一个理论问题来考察。

第三、三大改造，当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第四、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这里首先就有革命与建设的关系问题。现在国外还有些同情“文化大革命”、对它表示惋惜的人，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认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继续保持了革命的势头，革命的劲头。这个问题需要比较深入的分析。

第五、自力更生为主。

第六、两条腿走路。

第七、还有两类社会矛盾。

第八、还有反对大民族主义。

第九、还有一个反对大国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

第十、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

胡乔木提出的上述问题，无疑是起草决议中不容回避、不应回避、必须做出回答的重大问题；胡乔木的真知灼见对解决和回答这两个问题无疑产生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华国锋同志要求“辞职”

在紧锣密鼓的起草决议的进程中，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的重大变动也在酝酿之中。

1980年10月，北京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但关于党中央主席的问题，却成为党内的热点问题，酿成几乎燥热的空气。

1980年11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集体会议，华国锋走进会场时，他已从人们的目光中感到了压力。所以，他在发言中首先要求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和党内其他职务，并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作了一些检查。但人们很清楚，他的检查中捎带着许多辩解。由此，便引来其他委员发言中对他过去四年工作中的错误及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提出了批评。

华国锋的错误还包括1977、1978年两年中在经济上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两年经济的冒进，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这主要是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不能由华国锋一个人负责，但是他有重要责任。

有位老同志带头心平气和地同华国锋面对面地说：“你在过去四年工作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显然缺乏作为中央主席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回头环顾大家：“他对军委主席不能胜任是大家知道的。”

在最后一天会议上，华国锋似乎轻松了许多。时间使他接受了这一现实。他表示欢迎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再次提出辞去现在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工作。

中央政治局常委用表决的方式认为他确实需要集中力量考虑自己的问题，因而接受他不再主持目前工作的意见。但是六中全会作出有关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身份接待外宾。

华国锋同志的举措，中共核心领导层的合理调整，实际上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一领导集体对《决议》的早日形成和对1976～1978年这段刚刚逝去的复杂历史的科学评价都提供了相当宽松的政治气氛。

决议稿的内情披露

1980年10月，决议草稿在4000名高级干部中讨论了20天。

1981年3月31日，决议草稿又送达中共中央52位主要负责同志手中征求意见。

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邀请70多人对决议稿讨论了12天，修订后于5月16日基本通过，随后又征求了 130名各民主党派代表的看法和意见，使决议逐步臻近成熟。

5月19日，胡乔木披露了决议稿的种种内情：

第一、全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斗争和路线等术语。路线一词，马恩列都少用，在他们的主要著作中未用，在其他著作中用时也未给予何种严格意义。中国共产党直至共产国际提出反立三路线以前亦很少用路线一词，如二大至六大的文件都未用过。自王明以后才大用，并且用法愈来愈神圣化，神秘化。党的历史决议不能简单化为路线斗争史。路线错误、路线斗争两个词，不知害了多少同志。

中央在批评华国锋同志错误时开始决定不用路线错误，很得人心。原来考虑在这个决议中最后用一次，后来大家认为最好还是从这次决议就不用。用起来要引起许多困难和纠纷。哪次算路线错误，哪次不算? 在这些路线斗争中究竟谁们是正确的，谁们是错误的? 每次路线如何起止?这次决议用了，以后如何停止使用?在停止使用时要不要承认这次决议用得不对，因此又得对决议加以修改? 想来想去，只有就此不用，恢复马列传统和我党原有传统是上策。

机会主义一词，原来也是法国议会斗争中的术语，意思也只是投机，现在有些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政界还常用以互相攻击，并非无产阶级或马克思主义所首创，以后用出“左”倾机会主义一类字眼，事实上是不容易解释清楚的。所以这次决议中也尽量不用。

第二、关于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不再用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议稿已把理由讲清楚。

革命本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1)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是革命的原义。(2) 继续用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的而进行革命斗争。

这是革命由质变阶段转入量变阶段，也可以说是革命的转义。

但继续革命或不断革命( 马恩原也是借用法国大革命时的口号，意指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但并未加以明确论证，而且当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没有明确区分，故后来招致种种误解和曲解。毛泽东同志1958年讲不断革命时即指革命的各种转义，到“文化大革命”才改为第一义 )，既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解释，用作口号就有危险，何况“文化大革命”时已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口号作过特定解释，把革命的意义限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停止使用，现如改变解释重新应用只能引起新的混乱，而林、江残余、托派、其他主张“第二次革命”的反革命分子也必然会加以利用。故不但不宜再用，而且必须加以批判，以便统一党内外思想，使想再利用这一口号造反的人们陷于孤立。

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只有在剥削制度社会或由剥削制度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渡时期才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出这个口号就是错误的，这已为八大至“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年历史所证明，决不能再蹈覆辙。因国内主要矛盾已改变，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注意：只限于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不能成为工作重点，大量社会矛盾并非阶级斗争，故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上已讲不通，实践上也不免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策相违背，并必然导致阶级斗争的新的扩大化，社会上的不逞之徒还将用来作为发动所谓第二次革命的借口。

第三、决议稿全文对党在历史上的成绩讲得比较充分，对错误讲得较简单，这首先是符合客观实际，其次也是考虑到当前党内外国内外的形势。我们对错误所作的自我批评早已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党，再作得过多就必然走向反面。决议稿并未隐瞒或掩饰任何重大错误，只是有些问题没有说得完备，有些次要问题没有提罢了。这也就是"宜粗不宜细"。

第四、决议稿中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后者是马克思的原话，八大也是这样用的，不宜用个人迷信代替，因含义不同。

第五、决议稿说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过去小平同志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样说很正确的，并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这样就不好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并列。所以在决议稿中换了一个说法，实质上并没有变化。

光辉文献问世水到渠成!

1981年 6月27日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六中全会，全会讨论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光辉文献终于面世。时届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邓小平预先敲定的时刻表没有半点迟延!

决议指出：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 7年(1949～1956年)，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但也有某些缺点和偏差。

决议指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7～1966年)，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遭到过严重挫折，这10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下，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同志个人。

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1966年 5月到1976年10月)，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运动的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历史新时期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对“文化大革命”作出的完全否定的结论，显然，这一结论比以往的提法更准确、更符合历史真实。

决议指出：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但在头两年，党内外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强烈要求遭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10“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取得了拨乱反正的一系列胜利，使我们国家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决议认为，党在建国以来产生的“左”倾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是毛泽东在领导上犯了“左”倾错误，除此还因为：(1) 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党缺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准备和经验；(2) 毛泽东在他的威望达到高峰后，逐渐骄傲，脱离实际和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破坏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而我们的领导制度和个人崇拜的传统习惯又使毛泽东的错误难于得到制止，结果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决议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在上述组成部分中，贯串着三个基本方面，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与此同时，十一届六中全会还决定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前，1980年8月至 9月的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已决定他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由赵紫阳接任 )。会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改选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光辉文献的面世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建立，标志着拨乱反正任务的胜利完成，也预示着改革高潮的到来。（纪念建党80周年专题网站·南京）

附录5：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圭亚那地图 

圭亚那国旗 

圭亚那国徽

圭亚那首都  乔治敦 

圭亚那货币  圭亚那元 

议会大厦 

老人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