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cisca:生命之爱（[德]E.弗洛姆 著）下

　　你也许有体会，某人的一个轻微的、无意识的动作，有时会比他的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他的人格;你也许有这样的苦恼：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而走进自我欺骗的幻想世界;你也许会问：怎样带着批判的眼光，识别虚伪与真实?这一切是心理学——这门灵魂科学将告诉你的。

　　“灵魂科学”的过去与现代

　　谁是心理学家?谁不是心理学家?什么是心理学?头两个问题看起来很容易回答：任何一个没有学过心理学、没有获得心理学学位的人都不是心理学家。其实事情并非如此，我倒情愿说没有一个完全不是心理学家的人。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的人都有必要实行一点自己独有的心理学方法，因为人人都需要多少深入一点地去了解周围的人。日常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就象是大学里的心理实验室。所以，也许这两个问题应该是：谁是好的心理学家?谁是差一点的心理学家?但无论怎样，学点儿心理学都有助于我们成为前者。

　　那么，什么是心理学?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比前两个问题就要困难得多。按照字面上理解，心理学就是“灵魂的科学”，但灵魂的科学又是什么?它研究什么?用什么方法?要达到什么目的?

　　很多人都认为心理学是一门比较现代的科学，因为只是在一百到一百五十年以前才开始出现“心理学”这个名词。其实，心理学早在公元五百年以前就出现了，而后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只是一直不叫“心理学”而已。那时的心理学称为“伦理学”或“哲学”。古代心理学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简单地回答：古代心理学寻求理解人类的灵魂以使人变得更好。隐含在心理学背后的动机是伦理的，也可以说是宗教的，是精神的。

　　我想简单地举几个古代心理学的例子。比如佛教，它后来发展成为一门非常复杂和微妙的规模宏大的哲学。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名字叫《伦理学》。斯多葛学派建立了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人家可能熟悉的一本书叫做《马卡斯·奥里欧斯的沉思录》[⑥]。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你会发现一个心理学的系统，能从其中学到的东西也许比任何一本现代的教科书所能提供的都要多;他对于自恋、自尊、谦卑、谦逊、自卑情绪等概念的讨论都是非常有趣和深刻的，可能超过了所有的人。斯宾诺莎也写过一本心理学著作，名字也叫《伦理学》。他说，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欲望是什么，但不知道这些欲望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使斯宾诺莎成为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了无意识力量的伟大心理学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正是这一发现，在许多年以后成为弗洛伊德深层心理学的基础。

　　最近一百年来，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学已经崛起。现代心理学的目的不再是使人变得更好，而是使人变得更成功;我们了解自己和别人的目的是为了凌驾于生活之上，为了操纵别人，为了把自己塑造成更有益于自己利益的人。

　　只要看一看从古代到现代社会文化和目标的变迁，就很容易抓住两个不同时代的心理学的不同目的。古希腊和中世纪的人可能并不出现代人好，尤其是他们的日常表现。但是，在他们的生活中一个信念，就是人不能只为赚钱和吃饭活着，人生需要有意义，而意义就在于人的成长，在于人类力量的发展。

　　现代人则不然，他们对占有更感兴趣。占有一个好职位、更多的钱、更多的权力、更多的尊敬。正是两个时代的不同人生目的决定了古代与现代心理学的不同方向。通过对现代心理学历史的了解，可以看出它的趋向。

　　现代心理学在开始时毫不引人注目，它主要研究记忆，联想、听觉和视觉现象、动物心理学等。当时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当推冯特。当时很少有人对此感兴趣，因而心理学家不向公众发表他们的著作，而只是在同行中交流。

　　当心理学的重点转而成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动机时，情况立刻改观。人人都关心这个问题，都明白这个问题的价值所在。这样，动机心理学一下子成了最热门的学科之一，其中又有两个主要的派别：本能理论和行为主义。

　　本能理论来源于查尔斯·达尔文。他第一个把人类的动机归于本能。以他的理论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理论大概是这样的：人的每个行为都隐含着一个动机，这些动机都是独立存在的，都来源于天生的本能。人与动物一样，一生下来就具备某些本能。人的侵略性、奴性、贪婪、嫉妒等等都由相应的本能所决定。本能理论的专家们列举出了二百多种本能，每种本能引发一种人类行为，就象钢琴上每个琴键弹出一个固定音阶一样，

　　本能理论有很多弱点，使它在很多方面无法站住脚。这种理论过于简单化，它把一切行为归于本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无法证明。除了人的逃避危险、自卫、性行为等有限的几种行动与类似本能的东西有些联系外，更多的行为还有着更复杂的起因。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阶段，种族、部落、环境等条件的影响下，人会有不同的行为这一事实了。

　　本能理论的这些弱点使行为主义者们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论。他们根本否认有任何本能，而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社会条件的产物，都来自社会或家庭的巧妙操纵。这一派最著名的人物是斯金纳。他在《自由与尊严的背后》一书中这样说：“自由和尊严这类概念完全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为了使人们认为自己想获得自由和尊严，而本来在人的天性中并没有这种要求。”行为主义者将人的行为与人性相分离，不去研究行为的过程，只研究行为的结果，并认为结果就是行为本身。在这里，行为的执行者——人——被抛到一旁，变得不重要了，它只成了哲学和假定的研究对象。

　　本能理论与行为主义尽管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认为人类自身是完全被动的。以这两种理论为原型所塑造出来的人都不明自自己真正的需要，不知道自己和自己的本性是什么。所谓“现代心理学”主要由这两个学派组成，而行为主义心理学在其中又占有主要地位。在美国的校园里，多数心理学教授是行为主义者;而在苏联，由于明显的政治上的原因，情况也基本相同。

　　弗洛伊德的三个基本概念

　　除了上述的两大学派外，还有一个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第三个心理学派别，称为心理分析学或深层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目标是对人的情感，尤其是非理性的情感，做出比较合理的解释。在一些伟大作家的著作中(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对于人类的种种情感进行了深刻的描写;而弗洛伊德想把它们做为科学的而不是艺术的对象。弗洛伊德创立了非理性科学，想以理性的力量来理解非理性。尽管如此，还是艺术家们更能接受弗洛伊德的理论，特别是那些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他们和弗洛伊德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同一的：什么是人类的情感?如何理解它们?而很多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却干脆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一钱不值。

　　弗洛伊德与其他现代心理学派的重大区别在于：他不仅要对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进行科学研究，还想帮助人类去了解自己，发现自己的潜意识，以使自己能够自立。这样，弗洛伊德的理论就具有了与古代心理学相同的伦理目的。他心目中理想的人在许多方面与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所希望的非常一致。

　　然而，弗洛伊德的理论和表现手法毕竟受到那个时代精神的强烈影响，如达尔文主义，物质主义等等，而本能主义则在他的著作中留有明显的印记。这样，对于他的理论，人们不免常常产生误解，甚至把他与本能主义者混为一谈。在这里，我想对于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理论的本质做一简要叙述，同时加入一些我的个人观点。这些观点是大多数心理学家们所不同意的。

　　第一个概念是无意识，或称压抑。今天人们往往忽略这个概念，一提到心理分析学就想到自我、超我、俄底浦斯情结、里比多等等，其实这些都不包括在心理分析学的基本定义之中。

　　现在来谈谈压抑。我们经常对自己行为的动机毫无意识。有这样一件事：一天，一个平素对我并无好感的同事要来看我，当他按响门铃时我去开门，他向我伸出手并高兴地说：“再见!”事情很清楚：他并不希望这次见面，而他的潜意识希望他离开。他说“再见!”而不是“你好!”只不过是露了馅。我们两个都是心理学家，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谁也用不着解释，于是只好非常窘迫地站在门口，一言不发。这种例子其实并不罕见。弗洛伊德的理论正是建筑在这种事例之上。

　　另一个例子要比这严重得多：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意识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德意志的利益。虽然他发布最残忍的命令，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残忍的，不明白自己是一个破坏狂。希特勒对于断壁残垣和尸横遍野的战场景象目不忍睹，所以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从来不去前线视察。这并非因为希特勒是一个怯懦的人，而只是说明了他不愿看到自己嗜血成性的确凿证据。在另外一种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相同的现象：这是一种有洁癖的人，他们总是在不停地用水冲洗自己。在他们的意识中是要随时保持干净，但若仔细研究便不难发现，这些人在自己的无意识领域中知道自己手上有血和污垢。他们要洗掉的就是这些在无意识中缠住他们的东西：一桩罪恶，或只是潜在的犯罪欲。

　　希特勒压抑了自己的破坏冲动，但毕竟不能持久。当他终于意识到德国，更确切地说是他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时，压抑也就停止了。突然间，他想毁掉整个德国，毁掉所有的德国人。他的意识告诉他：“这个民族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所以这个民族不配生存下去。”他的破坏冲动在长期的压抑之后，终于全面爆发而不可遏制了。

　　在这些戏剧性或非戏剧性的例子中，人们不会去意识自己的动机，因为人们无法忍受动机与自己的意识同公众看法相抵触。人们宁愿对它不去意识，以求内心平静。

　　如果有另一些人说出了他们的真正动机，事情又会怎样?我们由此引出弗洛伊德的第二大概念：反抗。上面提到的具有压抑心理的人都会拒绝接受别人的真话，即使这些真话具有最好的动机和最好的效果。如果有人告诉一个正在开车的人，说他的车门没关紧，或是尾灯不亮，那他一定会感激这个说真话的人;但如果一个人的内心被别人看透，并且告诉他，他的内心实际上与他为自己建立的形象完全相反，这个人就会表现出十足的反抗情绪。

　　这种反抗会采取各种形式。被揭穿的人会勃然大怒，或不屑一辩，或听而不闻，或故意误解，或干脆转身逃避。不管用何种形式，他都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因为被别人揭穿才做出如此反应，而总是会找到一些自圆其说的理由。有些病人从心理分析医生那里听到一些自己不愿意听的话，然后他们可能会说：“这个医生自己疯了，他对我说的话只有疯子才说得出来!”其实除了他以外，所有的人都看得出医生是对的。

　　只有当一个人真正地想改变自己的时候，才会高兴听到别人对他的分析，就象一个病人对待内科医生的诊断一样。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改变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的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压抑自己，反抗压抑于内心的任何披露和解放，这种能量的耗费使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

　　下面要谈的是弗洛伊德的第三大概念——移情。狭义地说，弗洛伊德所指的、具有移情倾向的病人，常常会将心理分析医生看成是他童年时代的某个人物，如父亲、母亲、祖父祖母。这样，病人对医生的反应就变成了对这些童年时代人物的反应。一位心理医生对我讲过一个女病人的故事：她一连三个星期去这位医生那里就诊，有一天她临走时，突然走近他，仔细地看他的脸，然后说：“怎么?你没有留胡子?”这位医生从来没有留过胡子，而是这位女病人的父亲留胡子。三个星期以来她一直把他当成父亲，所以也就一直以为他留着胡子。她甚至在视觉上都没有把医生当成医生本人，医生在她眼里等于零。

　　移情概念的重要性远远不止于心理分析诊断的应用上，而很可能是人在对现实做出估价时产生错误和矛盾的根本原因之一。移情现象使我们戴上有色眼镜看待事物，把事物看成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避免看成我们害怕的那样，于是混淆了真实与幻象。

　　这种现象在年轻人陷入情网时经常出现：他和她都如此热烈地被对方的美貌、善良、风度所吸引，因而很快结了婚。但在六个月以后，双方都发现自己与之结婚的并非当初爱上的那个人，那么多优点一下子无影无踪!这时，双方往往会相互怨恨，觉得是对方骗了自己。其实，他们是自己骗了自己：他们爱上的不过是一个幻象，是自己移情的对象;而那些优点也都是他们希望有的，或是他们的父亲、母亲等人所具有的。如果他或她早些懂得移情的道理，也许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

　　在政治生活中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成千上万的群众热切地希望出现一个救世主，一个代表真理的人物;而当有人出来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时，大家就把自己的期望转移到他的身上，真的把他当做救世主。这样的领袖人物不一定都是坏人，但也确有一些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人(如德国的希特勒)。有些政客惯会利用群众的这种移情心理，并且收到了理想的效果。这些政客们在电视摄象机前尽量给人留下最好最深的印象，温文尔雅，落落大方，再把选民们的孩子抱起来吻一吻。这样，就会使看电视的人暗中思忖：既然他这么爱孩子，怎么也不会是个太坏的人。

　　如果人们多懂一些移情的道理，这类错误就可以不犯。如果我们能更具有批判的眼光就可以分清真实与幻象。有时，一个轻微的，无意的动作会比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一个人的为人。当然，掌握这种技能需要学习，需要实践，而我们的日常生活为这种学习和实践提供了最广阔的场所。

　　心理分析学的新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从心理分析学中产生的各个不同学派，它们的发展过程和前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弗洛伊德本人率先修正自已原来的理论，从而开始了这一发展的过程。在弗洛伊德的新理论中，爱情渴望和死亡渴望的冲突，取代了性欲冲动和自卫本能的冲突而成为问题的基础。爱情渴望使人聚合，死亡渴望使人破坏。虽然弗自己并未意识到，或是不这样认为，我还是把这个变化看成一个根本的转折，并且可以说，它标志着弗洛伊德自己创立的心理分析新学派的开端。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著作成为心理分析学的第二个重大里程碑。象其他许多心理分析学家一样，荣格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否认性欲的中心地位。他把心理能量看成一个整体，而“里比多”也成为这个整体的能量，而不仅是性欲的能量。他指出，心理分析医生从病人的无意识中发现的东西，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和宗教信条中都可以找到。荣格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人类最为原始的材料，也包括涉及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化背景。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持有不同的意见。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神话和深层心理，而是人类为生存而战的策略，这样他就将权力欲望作为人类动机的关键。不过。这样简单地解释阿德勒虽然过于鲁莽，他的著作非常博学而复杂，对于理解人的本性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第一次(在弗洛伊德之前)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将人类的侵略性置于中心地位。

　　此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的学派，即瑞士出生的美国人阿道夫·迈耶创立的精神病学派和杰出的美国心理分析专家哈里·斯塔克·苏利文的著作。英国心理学家罗纳德·莱恩继承苏利文的衣钵，始终坚持他的成果中最激进和最有成效的部分。撇开他们的分歧不谈，这三个人在两个主要点上意见一致：首先，他们都否认性欲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因;第二，他们都认为问题的重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于人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出反应。非常有趣的是，这些人都很注重精神分裂的现象，不认为它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疾病，而将它看作某种个人经历和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后果。这种后果是剧烈的，但仍然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还有一些心理分析学家的理论也从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分离出来，如弗尔班克、岗特里普和巴林特，也许还包括我。所不同的是，在这些人的著作中，研究人际关系的组成时重点不在精神分裂现象，而在于社会和伦理的力量。

　　既然已经讨论了心理分析学的发展过程和重大成就，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心理分析学的前景如何?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极端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这门学问毫无用处，用这种办法帮助人的企图毫无成果。另一种认为分析方法是解决所有心理问题的灵丹妙药，如果有人出现了这类问题，应该立即去找心理分析医生并听从他的指导。后一种看法不久以前在美国十分流行，但这几年出现的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又使它的影响减弱了。

　　在我看来，完全否定的意见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不符合我从事心理分析四十年的经验。诚然，很多心理分析医生做的不如他们应泫做的那样好(任何一种职业都有这种情况)，有些方法对于有些病人不够对症下药。但事实是，分析方法确实医治了很多人，帮助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清了自己，对自己更诚实，使自己更自由，更接近现实。这是一个常常被人忽视的、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某些时代的潮流阻碍了人们对分析方法的客观认识。许多人认为只有药物能起作用，药片才是万能的，如果不吞下去点什么，就什么作用也不会有。另外一种流行的看法是我们必须在一夜之间解决问题，一切都应该很简单，很容易，就象吞药片一样。如果学习一样东西需要花费力气，那么这样东西就一定是不值得学的。这就是当今的时尚。

　　也许下面的故事能够说明我的意思。一个年轻人走进一家高级餐馆，对着菜单看了很久，然后对领班说：“对不起，你们这儿没有任何我爱吃的。”然后站起来走了。两个星期后他又进了这家餐馆，领班非常有礼貌地问他，为什么上次什么也没看上?年轻人答道：“噢，我本来能找到爱吃的菜，但我的心理医生告诉我做事要果断。”用这位医生的方法，我们学会了如何显得更自信，如何在这种高级领班面前镇定自若，但就是没有学会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缺乏自信。于是，我们仍然是缺乏自信的，更糟的是现在反而认为自己并非如此。我们为什么感到惶恐?不是因为我们惧怕权威，而是因为我们是尚未发育完全的人。我们还没有完全长大，还是要人扶持的孩子;我们对自己充满怀疑，没有自信的勇气。行为主义的方法对这种情况是无能为力的，他们能够做到的只有将垃圾用地毯盖住。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不公正，有些意见还是相当诚恳的。做为一个心理学家，我们有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和了解世界的神圣责任，同时又不能做得过分。心理分析医生不能把病人培养成依赖别人的人，而应该帮助他们自己掌握分析的工具，学会分析自己。心理医生每天早上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我分析，就象佛教和瑜珈中的冥想功呼吸法一样。重要的是躲开尘世的喧闹，回归到我们自己：不再机械地做出反应，而是“净化”自己，使自己的心灵中呈现出一片净土，然后在这片净土上繁衍真正的生命。

　　任何一个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实践的人，都会经历一种深刻的感觉。他会感到自己正在被“治愈”，正在恢复健康。但是，完成这个过程需要有耐心，而耐心恰恰是不可多得的。对于所有有志于此的人，我都想说一句话：祝你成功!

　　五、人是谁

　　人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许多人从来不曾以人类的特征来认识自己，而是为自己制造各种各样虚假的特征……

　　“人是谁”?这个问题将我们引入了诸多问题的核心。如果人是一件东西，我们就可以问，人是什么，并且象定义自然中某一物体或某种工业产品那样来定义他。但是人不是一件东西，所以也不能那样来定义。然而，虽然如此，人还是经常被看成一件“东西”，他被描述成一个工人，一个工厂经理，一个医生，等等。但是，这种描述只说明了这个人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人被按照他在社会中的位置而予以定义。

　　人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一个置身于不断发展过程中的生命体。在生命的每一时刻，他都正在成为、却又永远尚未成为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

　　虽然人不能象一张桌子或一座时钟那样被定义，但也并非完全无法予以定义。人的定义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思想。动物也有所谓的“思想”，但那不过是为了获得食物和其他本能需要的必需品。人的思想可以超出他对生理需要的满足，而去探求他本身的存在和他周围的、脱离他的存在而存在的世界。这就是说，人不仅有动物也有的智力，并且还有理智，并以它来观察客观实在。如果人遵循理智行事，就能同时做为理智的和肉体的主体，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服务。

　　然而，经验告诉我们，许多人由于被贪婪和虚荣所障目，在自己的生活中并不依照理智行事。更糟糕的是，许多国家的人们的行动更加不受理智的指引，从而导致走向最后的毁灭。《旧约》中，先知们最主要的使命并不象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未卜先知，而是间接地提醒人们：他们目前的行为会在未来产生什么结果。

　　既然人无法象物那样从外部进行定义，我们只好以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个人经验来定义人。于是，“人是谁?”即“你是谁?”这个问题就变成了“我是谁?”当然，唯一正确的答案是：我是人类的一员。

　　许多人从来不曾以人类的特征来认识自己，而是为自己制造各种各样虚假的特征。对于上述问题，他们的回答是：我是一个教师，一个工人，一个医生。然而，一个人的职业并不能说明那个人本身的任何问题，这样的回答连真正答案的线索都没有提供。

　　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困难：任何人都具有某一特定的社会、伦理和心理的趋向，然而在何种情况下我们才能知道某人的这种倾向是永久性的?抑或某些强烈的经验将使这种倾向改变?人们在一生中究竟能否达到这样坚实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他们真正最后地成为他们自己，而不再发生变化?即使有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真的达到了这样一点，那么如果他们的生命继续延长，情况又会怎样?

　　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定义人。人被两种不同类型的激情和冲动所驱使：一种是与生俱来的、人人相同的生理需要，包括为求生存而必不可少的条件：满足饥渴、寻求保护，一定的社会结构，性的满足等等(最后一项需要在程度上低得多)。第二种激情和冲动并不来自生理需要，在不同的人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它们包括爱、欢愉、联合、嫉妒、仇恨、竞争、贪婪等等。它们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结构。

　　在一个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社会里，双方都充满仇恨。被剥削的一方自不必说，剥削别人的一方的仇恨来自对有朝一日会遭到报复的恐惧。另外，他们还仇恨任何打乱秩序的动乱，他们需要平静的生活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慰籍，不至因为剥削别人而产生罪恶感。但是，只要缺乏平等和正义，仇恨就不会消失;只要人们继续以谎言来替他们对平等和正义的侵犯辩护，真理就不能胜利。

　　有些人声称类似平等和正义这类原则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而产生的理想，而不是人自然天性的一部分。我无法在这里详细地驳斥这种观点。但是可以提出一个事实：只要看一看，人们对于他们的敌对集团侵犯这类原则所做出的反应，就能明白在他们的内心最深处，确实存在要求平等和正义的强烈的价值观念。人的意识的最敏感之处莫过于他们对于侵犯正义和平等所做出的反应——哪怕是最轻微的侵犯——并且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清白。如果人没有平等和正义等道德的本性，这一切现象又怎么可能产生呢?

　　要结束现代消费社会中被扭曲的人的状况而使真正的人类历史得以开端，只对这种状态全然认知仍是不够的，还必须伴有同样全然的忏悔精神。忏悔不只是对某一件事感到遗憾，而是一种强烈的感情。一个充满忏悔精神的人对自己的所为感到无法容忍。在人类的所有的激情中，唯有真正的忏悔和与之相伴的羞愧能使旧有的罪恶不再屡屡重犯。在没有忏悔的地方，无罪的幻觉就会滋生。然而真正的忏悔究竟在何处?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灭绝迦南部落的暴行有过忏悔吗?[⑦]美洲人对于扫荡印第安人感到过忏悔吗?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强权即公理”的社会中，从而使忏悔的精神黯然失色了。罗马天主教会给个人提供了一个承认自己罪孽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听到自己良知的声音。然而，个人的忏悔无助于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主权国家所犯下的罪行。于是，我们仍然走着老路，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们的敌人，而另一只眼睛则什么也看不见，对自己的人民所做的坏事无动于衷。

　　智力完全可以为了邪恶的目的服务，而理智却不然。理智意味着我们认知了现实，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去故意歪曲现实。

　　正因为人具有理性，他才能以批判的眼光来检视自己的行为，认清什么有利于自己的发展，什么不利于自己的发展。他尽其所能使自己的智力和理智和谐共生，最后达到幸福的境界。斯宾诺莎向我们指明，欢悦的对立物是沮丧，而看来欢悦乃是理性的产物，而沮丧则来源于错误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在《旧约》中有着最清楚不过的证实：以色列人生活在富足之中却缺少欢悦。

　　有很多很多的人从不知欢悦为何物，却没有一个人从未感受到过痛苦，无论他们多么固执地压抑自己对于那痛苦的感受。同情心和对人类的爱是不可分的，没有爱的地方就不会有同情。冷漠是与同情相对立的，我们可以说那是一种带有精神分裂倾向的病态。

　　先知与现代人

　　除了正牌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外，先知对于今天的其他人还有任何意义吗?或者说：难道先知在今天不应该仍然具有意义吗?难道不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先知，却需要先知的时代、因为我们认为先知已经完全与己无关，先知对于我们才更加有意义吗?要想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就《旧约》中的先知究竟是什么而达成一致的意见。先知是一个能揭示已被注定的未来的预言者吗?是一个只带来坏消息的人吗?是卡珊德拉[⑧]的子孙?或者他是一个传神喻者，象特尔斐[⑨]的传神喻者一样，指示我们应如何行事，哪怕这指示是多么的含混不清?

　　首先，先知们并不决定一切。他们并不违背人的意愿而替代人设计自己的生活和创造自己的历史。他们是观察者，却并非预见者。他们道出的事实是：人可以并且必须在各种可能之间做出抉择，而这些不同的可能却是早已注定的。人需要作的不是决定，而是在已经决定了的种种可能性中间进行选择。在《圣经》中，先知们生活的年代，要么崇拜国家的、土地的和一切以各种偶像为代表的权力;要么毁掉那国家，驱赶它的国民。

　　人民必在这两种选择中决定取舍，而先知负责将这两种选择解释精楚。我想强调的是，先知的解释并不如我们人今天想象的帮样，只具有道德和宗教的含义，而且有着十分清晰的“实用政治”(realpolitik)[⑩]的内容。他们意识到这个近东的小国家(指古代以色列——译者注)失去了精神依托，将象其他的小国那样不可避免地走向败落。人民要么看着它败落，要么停止对它的崇拜。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希伯莱人让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国王，象其他诸国一样。撤母尔告诉他们：立一个王就意味着放弃自由，让一个暴君来统治他们。然后他让希伯莱人在自由和国王之间进行选择。希伯莱人还是选择了国王。上帝于是让撒母尔遵从他们的意愿，但同时警告他们这一选择将带来什么后果[11]。

　　这个故事指出了先知的第三种作用，即他们对于将导致恶果的选择提出警告。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不干涉人的行动，上帝自己也不在这种问题上运用奇迹。人必须对自己负责，必须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今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处境。我们必须在人道和野蛮、在彻底销毁核武器和被它彻底毁灭之间做出抉择。今天的“先知”仍应该担负解释这两种选择的后果，和对致命的选择提出警告的责任。

　　先知们的信仰是什么?他们宣扬一神论，相信只有一个上帝。但他们最关心的还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实行的问题，即如何使上帝的准则在全世界得以实现。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数字问题吗?是单一和多数的关系吗?不，这里指的是一个整体，一种统一、一种超出一切事物的分裂、一切人类自己的情感和欲望的分裂之上的“合”。如果我们要理解先知头脑中的这个“合”，则必须先理解上帝和偶象之间的区别。偶象是人造出来的，如果上帝被当做偶象来崇拜，则上帝也会变成偶象。上帝是有生命的，而偶象是物，是死的，止如某一先知曾经说过的：偶象是有眼睛的瞎子，有耳朵的聋子。

　　先知们知道，对偶象崇拜意味着人的被奴役。他们嘲笑偶象崇拜者，指出这些崇拜都是从一块木头开始的：木头的一半被用来烧火做饭，另一半就被做成一个偶象，然后被大加崇拜。其实这只是一件出自他自己手下的一块木雕，却对他具有无尚的权威。他把自己的全部力量注入进这块木头，将自己掏空来赋予这块木头以力量。然后，再通过臣服于这块木头来安慰自己。在现代的哲学语言中我们称这种现象为“异化”。马克思和黑格尔所说的“异化”正是这个意思：人对物的服从，失去自我，失去自由和由这种服从而产生的偏见。我们有自己的偶象，那就是财富、权力、物质生产、消费品、荣誉、地位等等一切使现代的人成为奴隶的东西。

　　先知对于世界历史最重大的贡献也许要算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认识。这是一种“拯救”的见解，通过人的自我实现而成的拯救。这是一种新的、独到的、将被证明是富于历史性的见解。先知认为弥赛亚时代即人从自己在伊甸园中所受的诅咒中解脱出来的时代。这诅咒的一部分使人失去内心的平静，激起了他的贪欲，而另一部分则影响到两性之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男性统治女性，但不要忘记在《圣经》故事中，这种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做为一种诅咒和惩罚而出现的。在这诅咒出现之前，并不存在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很多证据也表明，在史前时期确实不存在这种现象。

　　诅咒的最后一部分涉及到人类与自然的对立。人必须通过惩罚性的，痛苦的而非欢快的劳动才能挣得自己的面包。这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仍旧是—个现实。男人与土地的这种分离反映到女人身上就是分娩时的痛苦。男人的汗水与女人生产的痛苦，是人类在《圣经》的诅咒中所受的压迫与惩罚的两个象征。正如我先前说的：我们在今天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圣经》的作者却有根本不同的看法。

　　先知们弥赛亚式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是建立一个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的和平环境，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民族与民族之间团结和谐的国家。在那里，人不再被灌输恐惧。侵略正是恐惧的结果。我们习惯于恐惧，习惯于相互不信任，以最坏的可能估量对方。先知们认为，只有当恐惧消失的时候，侵略才会消失，而这正符合他们对于弥赛亚时代的见解。在他们眼中，那将是一个富足的时代——不是奢侈，而是富足，即每个人都可以做为人类的一员和其他人共享一切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时代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不仅生活于平静与和谐之中，不仅消除了贪婪，嫉妒，消灭了人与自然的冲突，而且产生了新的生活目的。这目的不再是获得满足生理需要的物，而是对于“上帝”的全然感知。说得通俗一些，就是让人去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自己的理性和其他所有方面，使人得到自由，成为真正的中心，成为人类所能够成为的一切。

　　弥赛亚时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人类曾经有过的天堂世界的重建。在人经历了自己做为与其他个人相分离的个人之前，这种天堂世界曾经占据过首要的地位。但是，那时的天堂是建立在蒙昧的、原始的、史前的人类和谐之上，而弥赛亚时代却是在人类完全认识了自身在历史上的地位之后，对和谐的复归。弥赛亚时代并不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而是代表了真正人类历史的开端。西为此时阻碍人成为真正的人的一切因素都已经被战胜。

　　我曾阐述过弥赛亚的理想对于人类发展的创造性影响，也许没有别的理想对于我们的发展起过更大的作用。在这里不可能进行任何论战，但我确实认为基督教和社会主义都深受这一理想的影响，虽然它们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式，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我刚才所勾勒的这一理想的本质。

　　弥赛亚的理想在历史上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一次又一次的歪曲，但却始终保持着活力。它在基督教世界中的遭遇就是一例，社会主义是另一个例子。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受到粗暴的和全面的歪曲。尽管如此，这一理想从未完全枯萎，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恢复了生命，即使这种恢复只存在于一些个人之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这一理想所给予的强大影响，现代历史的进程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而且，除非我们密切地注视这一理想在哪里和如何取得胜利，在哪里和如何被人歪曲，要真正地理解现代历史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可以说，先知与我们有着重大的联系。除此之外，我们今天与先知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抉择在本质上非常相似。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使自己完全陷于当前的种种重大事件的困境当中，我们必须认真地读一读先知们的话，我们会看到这种阅读带来惊人的作用，对于当前的世界，它会比每分钟最近的新闻带给我们更多的东西。新闻只能向我们展示现实，而不能照亮现实。

　　六、哲学家与舒尔茨的对话

　　在今天这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充斥的社会中，人越来越蜕化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负责任，只需按别人的指令办事;他整日所想的是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

　　舒尔茨：政治抵抗的问题正在全世界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引起抵抗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抵抗所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某些条件下，我们有权力，甚至有责任进行抵抗。

　　圣雄甘地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范围广泛的探索，提出了多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和战略上的逐步升级，后来又在实践中运用它们，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对于甘地来说，抵抗不仅仅意味着采取某些方法以达到最大的成效，还意味着一种信念，一种使人充分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参与感。甘地的非暴力反抗者与士兵不同，他们虽然也要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这种勇气不是用于战争，而是和平地体现出来。他们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拒绝使用武器。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开始意识到非暴力抵抗的伟大的政治意义。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遇到任何可与甘地反抗殖民势力的抵抗相提并论的东西。

　　对希特勒的抵抗正是我们要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包话那些起了作用的和未起作用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对他的反抗意味着什么，必须首先了解希特勒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象他所掌握的那种以非理性为基础的权力是如何膨胀起来的。

　　现在有不少关于希特勒的作品问世，但我们发现大多数作者对他缺乏深入的了解，许多对他个人品格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很多作者得出结论说，反抗希特勒的活动要是更有效地组织一下，本来是会获得成功的。

　　事情果然如此吗?许多反抗希特勒的参与者只是很了解希特勒本人，但他们要对付的却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得到那些与他们抱有同样希望的人们的支持，因而正在输掉这场赌博。他们整日生活在一种不安的情绪中，感到自己行动得太早，同时又太迟了。希特勒的失败是早己注定了的，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否已成熟到了能在没有希特勒的情况下发挥政治功能的地步?这成了当时许多图谋干掉希特勒的关键领导人心中的主要疑问。

　　弗洛姆教授，您与您的许多同事不同。您很早就在鼓吹一种新的政治心理学和政治人类学。我觉得您对于暗杀希特勒的事件所作的分析很有意思，它使得在这个问题上的其他观点显得更加清晰，同时也显得更加值得提出疑义了。

　　弗洛姆：希特勒是个什么人?这个问题和这一类的问题常常引起人们的兴趣。他是谁?我是谁?对这类问题能否做出最后回答?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冲动、欲望和矛盾的混合体，他除了有自我意识的理解外，还有无数无意识的感觉和行动。所以无论关于希特勒还是任何其他人，这类问题总是难于得到一个完整的答案，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只能无所作为，实际上我们还是可以知道许多，足以使我们判断这个人或那个人对我们是福星还是灾星。

　　看一看希特勒的自传，我们就知道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一种伟大的自我感抚慰着他，使他不必强迫自己返回现实世界中。在《我的奋斗》中，他声称自己和父亲的冲突是因为他想成为一个艺术家，而他的父亲想让他成为一个文官，其实这并不是冲突的真正原因。

　　对于希特勒和其他一些人来说，当一个艺术家意味着摆脱一切义务，自由地生活在幻想中。对于希特勒的父亲来说，他的儿子将来当不当文官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过因为他自己就是文官出身。因而自然地希望自己的儿子继承父业罢了。真正使这位父亲忧虑的是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没有任何责任感和自我约束感，从不考虑自己在生话中应担任的角色和要达到的目的。此时的希特勒象其他自恋者一样，感到生活中只有失望。他的妄自尊大和梦想与自己实际的成就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了。这鸿沟激起了他的怨恨，愤怒和更严重的自大妄为。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没能通过艺术学校的考试，于是转念做个建筑师。但是进建筑学校还必须上一年预科，希特勒不能也不愿这样做。他把没有考上艺术学校的事瞒着所有的亲友，独自徜徉在维也纳的大街上，为那些富丽堂皇的建筑画了不少素描。他想这样就能成为一个建筑师。最后他终于成了一个小画匠，临摹了不少拙劣的复制品，却从来没有从大自然中学到一些什么。他靠出卖这些小玩艺换得了温饱的生活。

　　就他过去的雄心壮志而言，希特勒是远远达不到了。直到战争爆发，他才突然“觉醒”。在大战年代他把自己与德国溶为—体，不必再去虚构什么独立的东西了。而他也确曾是一个勇敢和可信的战士。但没过多久，他的长官就开始抱怨他对上级的自高自大。自高自大是希特勒身上一个根深蒂固的特性，即使在后来他登上权力的顶峰，能够让所有其他人都来舔他的靴子时也是如此。除了他所谓的“命运”、“自然法则”和“上帝”以外，一切都不在他的话下。

　　希特勒个性中的另外一面是极端的自恋。这是一种可见的东西，但人们往往在别人身上比在自己身上更容易看得出来。在一个自恋者看来，只有自己的东西才是真实的、重要的和有影响力的——我的思想、我的肉体、我的财产、我的意见、我的感情，等等。而那些我以外的东西则是苍白的、没有生机的。在病理学的例子里，一个自恋患者可以严重到根本无法感知外界发生的一切。希特勒一生都在自恋中生活，甚至对自己的母亲都没有感情和漠不关心。他确实没有朋友，与其他人完全隔绝。他只关心自己、他的权力、计划和意愿。

　　希特勒个人品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大概要算“嗜尸癖”。这意味着爱好死亡的、遭到破坏的、没有生命的东西。“暗尸癖”是个很复杂的题目，这里不可能细究，但可以指出某些特征。我们可以将人分为两类，一类人热爱生命，另一类人仇恨生命。热爱生命的人容易辨认，这样的人最有魅力，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不仅爱某个事物、某个人，而且热爱生命。但还有一些人不爱生命，仇恨生命;他们对于无生命的、死亡的东西更有兴趣。

　　舒尔茨：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嗜尸癖”为什么没有激起更多的反抗呢?这是否说明这种恶癖，至少以潜在的形式在人群中广泛存在?在希特勒和那些追随他、信服他和尊从他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联系，某种天然的感情，甚至某种合作。

　　弗洛姆：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当复杂。首先，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在品性上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以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些人，你会发现多数狂热的国社党人都是小资产阶级出身，也就是说出身于一个失去希望、充满怨恨、具有施虐——受虐狂特性的阶级。这种特性最人谑称为“骑脚踏车式”，因为这样的人向上司们弓着腰，同时两只脚不停地蹬着在他以下的人。这些人在生活中找不到任何值得爱和感兴趣的事物，因而将自身的精力转向摄取能够统治他人的权力，甚至转向自我毁灭。

　　我要提出的另一点是希特勒是个出色的演员，能使人们相信他的目标就是拯救德国和使其繁荣。称之为迷信也好，盲从也好，催眠术也好，总之希特勒有一种能使别人服从他的力量。

　　舒尔茨：一方面，他是一个诱惑者，是一个“居高临下”的人，一个“强人”，一个“救世主”。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群氓之首，是一个特定环境下期望的产物。我认为，任何一个强人在这个意义上又都是一个弱者，因为他只在得到群众的盲从时才有力量。也许我错了?我总是想弄明白在所谓“领袖人物”和那些糊里糊涂的追随者们之间存在的奇特关系。

　　弗洛姆：我想你一点都没错。希特勒是一种只有在人多势众时才有力量感的领袖。如果没有掌声，没有群众的狂热，他就无法把握自己，更不能产生或传播什么思想。他的力量感来自于听众对他的反应。象所有的自恋者一样，他感到自己说出的每—句话都充满智慧和真理。但只有当他确认别人相信了自己以后才能自己相信自己。如果发现别人全都不信自己这一套，希特勒就会滑到疯狂的边缘，因为他的思想并不是建筑在理性之上，而只是一种感情的冲动。我并不是说希特勒是疯子。但是极而言之，他正是依靠从成千上万的追随者那里来证实自己的精神正常才能免于疯狂。象其他任何煽动者一样，他只对能带来掌声的东西感兴趣，因为只有听到掌声他才能感到自己有真理。

　　舒尔茨：你刚才所讲的话为我们评价各种政客和他们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指南。但是恐怕我们在政治上还远未成熟到能够在心理上不受这类虚假事物的影响和诱惑的地步。现在，弗洛姆教授，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对于您刚才所分析的这个人，什么东西才能构成他真正的反抗，不服从和背叛呢?

　　弗洛姆：先来看看“反抗”这个词。反抗意味着对某种事物持反对态度，而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有我们的自我，而不至于轻信和受骗。我们必须明白，当我们起来反对象希特勒这样的“领袖人物”时，我们面对的不仅是某些政治观点，譬如实行何种政策对德国最为有利，而是一些贯穿于这些政治观点中的特性、感情、哲学和宗教的因素。

　　当然，希特勒说他是为了德国的利益。谁不是这样说呢?但是他并没有说他的目标之一是征服和毁灭其他国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德国繁荣所必需的防务。如果只把这些话当做一个政治宣言，我们能够说的就只有：这是应该做的，或者这是不应该做的;这是合适的手段，或者这种手段不合适。整个事情所需要的只是合乎逻辑的盘算，就象商人们所做的那种盘算一样。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深层心理学中所谓的“文饰”现象(rationatization)、这些貌似有理的争论根本没有揭示任何实质的内容，我们就能看穿希特勒的意识形态是我刚才所讲过的嗜尸癖和施虐——受虐特性的结果和表现。我们必须看清这些合理言辞的背后，用更多的注意力去看他如何说而不是听他说什么。必须研究他的面孔，他的姿势，他的整个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也许能看出这位领袖有嗜尸癖，是一个让我们从心底感到厌恶、感到格格不入的人。我们会发现与这样的人永远无法变朋友，因为我们的一切力量都要用来保护人的生命、尊严和自由，而有嗜尸癖的人却用他们的力量去破坏、奴役、控制和压迫别人。我们必须停止只听其言，而要开始去发现这个说话的人究竟是谁?他的本性如何?

　　还应该看到，对希特勒来说，我们要看到的不仅是政治实践方面的内容，还要看到哲学的、或者说宗教方面的因素。广义地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也就是在他的生活中除了谋生以外的那部分内容。人除了吃饭和生殖以外，还有某种感觉和想象力促使他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在今天，这类冲动不再象以往那样取一种传统的宗教形式，而是更多地通过某种政治或经济的思想呈现出来。问题正是在于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希特勒的宗教是什么?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一个控制、不平等和仇恨的神。这是一种信奉权力和崇尚破坏的异教。是一种基督教和犹太教、甚至是整个人道主义传统的极端对立物。如果用另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的原则是种族优胜。人不再代表上帝、代表正义和爱行事，而是以进化为目的。持这一观点的还有康拉德·洛伦兹，他在一九四一年时发表的一本论文集中，声称同意希特勒所制定的某些有关“种族净化”的法律，认为它们具有科学的依据。

　　现在的问题仍然是：我们能否看出隐匿于那些政治公式后而的哲学、宗教和心理因素;我们是否具有透视的眼力，能看出那些宣言和主张是某些特定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的体现。举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正是这些原则鼓舞了当时的人民，不仅如此，它们还深深地根植于人类的天性和整个存在之中。一些神经内科学家甚至认为，在人脑结构中，存有这些原则的最初信息。自由是人类机体发挥正常功能的必要条件。这些思想不仅代表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路线，同时做为一个整体来说又是启蒙主义哲学的产物。这—哲学曾深刻地影响了千百万人。历史的演进使这些人们走到了一起，并开始领悟到人类的天赋权力所在。在相同的意义上，希特勒的自我陶醉也是一种宗教，当然它的用意是截然相反的，所以它所吸引的是另一些完全不同的人。

　　舒尔茨：也许可以举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个观点，比如，毛奇和弗雷斯勒在人民法庭上的辩论。毛奇在最后陈述中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基督教义确有某些相同之点，但也正是这些相同点使它们成为敌对的思想，它们都想使别人无保留地信奉自己。

　　弗洛姆：确实如此。在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毛奇用一个短句总结了我刚才费了很多口舌要说的内容。他的话切中要害，并且十分准确。

　　舒尔茨：毛奇讲过很多这样不同凡响的话。他的政治思想相当纯正，并且结合实际。但他仍然认为单个的人是政治利益的焦点。毛奇关于公共教育的思想受尤金·罗森斯托克·何塞影响颇深，后者认为政治教育的最终问题是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和我们属于哪个党派。这种观点在当时就不受人欢迎，今天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它被错误地理解为一种明哲保身的思想。对希特勒的反抗一一在很大程度上从未发生过一一本不应只在口头上而不付诸行动。而使这种反抗成为可能的，也不能仅仅是几个职业家，而是广大的民众。社会心理学领域有没有出现支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成果?

　　弗洛姆：一个人的本性如何?这不仅是一个有关道德和心理的问题，还有着明显的政治意义。谁看不到这一点，谁就会把政治看得过于狭隘。多数德国人的个性倾向如何?他们是否为希特勒撒下的种子提供了温床?一九三一年我和一些同事在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就此问题进行过研究，遗憾的是，后来这些研究成果一直没有发表(哈佛大学出版社现已出版此书，名为《魏玛时代的德国工人阶级》——英译者注)。

　　我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希特勒继续掌权，有什么机会能使一次有效的反希特勒行动成为可能?大多数人民将在多大的程度上反对他?尤其是那些反对他的观点的工人们，包括白领工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选择了品格分析的手段。这种手段完全不是只针对希特勒本人的，但的确是第一次。对极权主义者的品格进行分析。具有这种品格的人偏好服从，也需要去发号施令，两者相辅相成。真正民主的或革命的气质对两者都不能接受，只有人的平等和尊严才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的理论前提是：一个人在想什么是不太重要的。因为它脆弱、易变，并且被一些他所听到的口号、家庭传统、社会环境和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一个人所想的和其他人所想的多少有些相同，这就是我们称之为“观点”的东西。观点是很容易改变的，环境不变，观点才能不变。说一点题外的话，所有的民意测验在这方面都有重大的缺陷，因为这种测验所能确定的只有意见和观点，而对于这样的问题则无能为力：如果明天条件完全变了，你的观点将会如何?但是在政治学中，这是需要加以考虑的。于是最重要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人在当时恰好在想什么，而是他如何生活和行事，而这又将取决于他的品格。如果这样来提出问题，则需要一个你刚才提到过的新概念，即“信念”。信念根植于人的品格之中;而不象观点那样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信念是人的根本和存在的产物;而观点往往取决于一个人听到别人说了些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做出结论：只有那些在信念上与希特勒主义不相容的人，而不是那些只与他的意见相左的人，才能够起来反抗他。

　　舒尔茨：您的研究结果令我十分兴奋。很难想象今天的各种民意测验方法能得出与您类似的结果。但并不仅是舆论界忽视了人的品格问题，所谓的政治学教育和新闻界也只对人们的观点感兴趣。

　　弗洛姆：这正是多数政治学研究和政治教育的重大失败之处。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所一直强调的概念，即政治是经济与阶级利益的表现。我认为总的说来这是对的，但也有一个缺陷。我们不能只考虑经济和社会的动力，也要考虑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要考虑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与社会经济学的因素相关。人们不但不能脱离经济利益而活动，同样地也不能脱离与人类的存在和条件密切相关的精神需求而活动。如果要理解人们为什么会在政治上取这种或那种态度，是需要彻底熟悉这两大类因素的，它们在“社会品格”中表现为一个整体。

　　在我们的知识结构中，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空白。心理学和政治科学还都没有将它做为研究的课题。在法兰克福，我们开始试图确定在德国的蓝领和白领工人中占主导地位的品格类型。我们向两千人寄出了问卷，并收回了六百份。我们没有采取通常的选择式答案，即在每一个问题后面标明“是”，“不是”;或“完全同意”、“部分同意”、“完全不同意”等等。答案是由被提问者自己写的。然后，我们采取心理分析的方法分析这些答案，即注意答案的无意识成份的重要性，和这些无意识如何与答题人有意识的思想相对立。我们发现用这样的方法，几百份答卷能使我们不仅了解这些人在想什么，还能了解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好恶;什么激励着他们、什么吸引着他们，他们想鼓励什么和反对什么。

　　举一个例子。当问到：“对孩子应不应该实行体罚?”一个人说应该，另一个人说不应该。但这样的回答没有多少意思。但如果一个人说：“这样做会限制孩子的自由，而一个孩子应该学会不胆怯。”我们就知道这个人不是一个权力主义者。如果另一个人说：“孩子就是应该敬畏和服从父母，所以体罚是必要的。”我们就可以做出相反的解释。当然，你不能仅凭对一个问题的回答做出结论，但在看过对十个问题的回答后，我们都十分惊讶地感到这些回答是多么的一致，你甚至可以十分准确地猜出这个人将如何回答后面的问题。

　　最后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答题人中有约百分之十的人具有权力主义的品格。这些人在希特勒掌权前后会成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具有反权力主义的品格，理论上的估计是，他们不会成为纳粹分子。他们是否有勇气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自由是另外的问题，但他们将永远在内心里反对纳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百分之七十五的人具有混合品格，就象在中产阶级中通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估计这些人既不会成为坚定的纳粹分子，也不会成为抵抗战士，他们可能在随大流中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热情或疏远。

　　虽然没有详细的统计数字可资证明，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当准确。只有很少的德国工人加入了抵抗运动，更少的人成了坚定的纳粹分子，多数人两者都不是。抵抗运动也就一直没成气候。我们使用的方法不仅能在预测希特勒的政治前途上起重要作用，也可以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人民。一旦我们抓住了信念与观点的区别，就可以着手进行具体的社会分析学研究。

　　舒尔茨：您刚才提出你们的研究从未发表，为什么?

　　弗洛姆;主要因为研究所的上层不同意发表。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发表，那就是题外话了。

　　舒尔茨：很可能是害怕和谨慎。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很有些可惜。如果当时把这篇东西发表出去，可能会在唤醒舆论方面发挥一些作用。

　　弗洛姆：确实如此。可它们一直被束之高阁。一些人甚至想根本否认它们的存在。当然，这是无济于事的，它们确实存在。

　　舒尔茨：现在有没有出现类似的研究结果?

　　弗洛姆：据我所知还没有。我的同事迈克尔·马柯比和我曾在墨西哥的一个小村庄里，以同样的指导思想写过一篇东西(见《弗洛姆选集》第三卷。题为“心理分析与品格学的理论与实践”——英译者注)。我们不仅涉及了“权力主义”和“反权力主义”的品格倾向，也涉及了其他问题。迈克尔本人也用相同的方法作过一篇有关美国各个不同阶层中，有嗜尸癖者和热爱生命者之间区别的研究论文。除此以外，还未发现这一理论的新发展和应用。舒尔茨：弗洛姆教授，我们如何能够在政治领域中，对人的品格更具有判断力?大多数政客们当然并不希望我们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但我认为对于健康的民主制来说，人民对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人具有锐利的分辨眼光，是相当关键的。电视使我们可以从近处看清他们的面孔、他们的姿态，以便观察隐于其言辞背后的某些东西，但究竟应该怎样做到这点?

　　弗洛姆：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对一个民主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怎样才能避免民主陷入煽动的陷阱?民主国家的人民好象是在自己做出判断。但如果他们只注意政客们的言辞并受它的影响，又如何做出判断?美国的选民们用很多的办法来评价竞选者的诚实、虚伪、耿直、风度和躲闪等等品格，德国的选民们也如此，但这样做的地方毕竟还很有限。

　　一个民主政体要得以正常运转，需要许多先决条件，在此当然无法一一列举。但可以说，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人民能够看出政治家的主要倾向和情感所在，以及何种哲学或宗教的品格指导着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这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摒弃某些成见，然后才能学会如何全面而完整地观察一个人。

　　有趣的是，在我们做生意的时候，通常在这方面表现出很强的本领。当我们要雇佣一个人、或是要与他合伙时，决不会只听他如何讲述自己的一大堆优点，而是仔细琢磨他的整个为人。越是与己切身相关，我们就会越注意判断对方的品格。但是，当事情与我们自身以外的社会与政治利益相关时，我们却不愿意费这份心思，只想坐在后排的椅子上，听听那些能使自己愉快的话，然后跟在别人后面走。其实，无论是孩子，青年和成年人，都可以在社会的实验室中，在每日的日常经验中学会观察一个人的本质。当然，读书也是一个办法。遗憾的是心理学、尤其是学院派心理学，虽有不少成功的作品问世，但在社会与政治的科学方面还没有很多成果。品格学、或关于品格的科学，对于政治、教育、婚姻、友谊等等都非常重要。比起那些学院派心理学的发现来，品格学与生活有着更紧密的关系，但是在心理学领域中，这一学说尚未占据重要的一席。

　　舒尔茨：请原谅我提一个与我的职业有关的问题，也许我过份夸大了它的重要性：记者是不是应该比其他人更应该在品格学方面有所造诣?这样才能在对政治形势和其他重大事件做出评价时，不至为幻象所迷惑，而具有一种清晰和敏锐的洞察力?

　　弗洛姆：当然，我们大家都希望如此。但不能忘记，运用品格学的方法需要有勇气。说一个政治领导人的好话总是容易的。但要说此人是个骗子，说他的目标与他所声称的相反，他将把我们引向毁灭，这是需要有些胆量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很难被证明，并且人的品格又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

　　舒尔茨：最后一个问题带一点总结的性质：反抗是一种比较高级的行动，需要专门的训练才能完成。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无能为力、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您能否简短地评论一下，反抗需要在何地何时开始出现，才能在暗杀这类行动成为必要之前产生效果?

　　弗洛姆：如果在希特勒已经赢得胜利后再反抗他，你是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失败了。因为进行反抗需要内在的核心，需要信念。你必须信任自己，学会批判地思考。你必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只羊。要做到这些，要学会“生与死的艺术”，是需要不少努力、实践和耐心的。象其他技艺一样，这也是要学习才能掌握的。如果一个人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他就能知道好与坏——对他和其他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对他的成功、权力和财富而言。

　　我们的大脑结构使我们能为自己选择最佳目标。并使我们的情感为之服务。走这条路的人不仅能对希特勒那样的大暴君进行反抗，还能在日常生活中反抗那种无形的暴君，如官僚和那些异化了的社会存在。这样的反抗更为困难，因为今天这种无形的东西充斥着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越来越蜕化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一个附属品，一个别人手中的玩偶。他不用做决定，不用负责任，只需按照别人的指令行事。在他的生活里，思想、情感和想象力越来越萎缩。他终日所想的只是这类问题：怎样才能爬上去?怎样才能挣更多的钱?至于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人他是从来想不到的。在古希腊，这类的问题是一切思想的核心，这些思想不是力图控制自然，而是力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生活道路?什么有益于人类的发展?怎样能使我们的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在我们的生活和社会中，充斥着逆来顺受、冷眼旁观——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和与此类似的东西能够出现和蔓延的条件。

　　七、以生命的名义——给自我画像

　　他的最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部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这种气质在学者中，是不常见的。他的思想永远充满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拓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已的固执……

　　这是弗洛姆与电视台编辑的一次问答式谈话。

　　舒尔茨：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场对话，而不是一次采访。这场对话将是不做预先准备的、即兴的、没有特定的题目和目的的。谈话的乐趣本身就是谈话的目的。

　　我在这场对话中扮演一个读者的角色。这个读者去仿造自己熟悉的作者，想更多地了解一些这位作者没有写在书上的东西。今天晚上我想主要来听。我不想做问答式的对话，我问问题的目的是想使您更多地讲。

　　这个主意听上去有些过时，好象不是去播音室，而是在自家的客厅里。人们一般不去播音室里促膝长谈，他们在这里要么正经八百地发言，要么就是搞点儿大众娱乐，象供给大众的其他商品一样，用不着关注它的真伪。但在今天晚上，我们谈话的中心却是对于真实的追求。

　　“Conversation”(对话、交谈)一词来自拉丁文“Conversion”(转化、变换)，而转化的发生时常会伴随着—场真正的对话。对话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方，而是与对方交流。在对话中没有主角，因为人人都是主角。

　　开场白到此结束。现在，请允许我问您，弗洛姆教授，您是否认为象我们今晚在这里所做的事情仍然在我们的时代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一些古怪的人之外，谁还期望从这种过时的方式中得到乐趣?我们正在目睹书信艺术的衰落，我们是否能够拯救对话的艺术?我恐怕不能，并且认为，说得客气一点，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弗洛姆：我还想说得更严重一些，这简直就是一种可怕的耻辱。这种文化的衰落不仅是令人惋惜的，还很能是致命的。我大概可以这样说，今天的人们用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目的的事情，去获得某些成果。成果意味着什么?可能是钱，是得到提升。我们从来想不到要去做点什么没有特别目的的事情。我们已经忘了，这样做事是可能的，并且是令人愉快的。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通过某些活动去体验发挥和实现自身的力量，而并不是运用这些力量去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爱，很多人都会说：爱当然是有目的的!爱可以使我们满足性的要求，使我们娶妻子、生孩子，过上小康的、中产阶级的生活。这些就是爱的目的，同时也是爱在今天如此匮乏的原因。爱不为了什么，爱的唯一重要性就在于爱本身;爱是人类的自我表达，是使人的力量得到充分发挥的方式。在我们这种以功利、创造和消费为企图的文化中，人们根本失去了认识这种爱的能力。它离我们是那么遥远，以至于无法想象它的存在。

　　现在，对话也变成了一种商品，或是一种搏斗的方式。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的对话常常成为唇枪舌剑的战场。对话的双方都紧紧扼住对方的喉咙，都想置对方于死地。要不然，对话的目的就是为了显示自己如何高明，向对方也向自己证明，自己哪怕是灵机一动，都是那么正确。谈话的双方都胸有成竹，谁也别想说服谁。

　　真正的对话不是搏斗，而是交流。对话的目的不是决定谁是谁非，甚至内容是否深刻和雄辩也是无关紧要的。真正的要素在于对话者的真实。一次我的两名同事一起下班回家，在路上，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真有点累了。”另一个答道：“我也是。”初看起来，这番对话不值一提，但是你要知道，这两个人从事同一种工作，他们疲劳的滋味也是一样的。双方都知道对方如何感受。这样，在他们之间就开始了真正的、人性的交流：“我们都有些累了，我们都让对方知道了自己的感觉。”这才是真正的对话，比起那些大学者之间玩弄词藻、鸿篇阔论的“对话”真实得多。

　　对话意味着敞开心扉，意味着彼此靠近。对话可以采取语言的方式，有时也可以采用动作的，如舞蹈、手势的方式。若想使对话的艺术重放光彩，使人们重温对话的乐趣，只有彻底改变我们的文化，抛弃那种偏执的，急功近利的生活方式。存在应该是首位的，彻底认识和表现人类的潜力才是生活的目的。

　　舒尔茨：好的，弗洛姆教授，在继续我们的对话之前，我想先向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伊利希·弗洛姆于1900年3月23日生于法兰克福。他在一个犹太家庭中长大，是父母唯一的孩子。《旧约》中的故事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童年时代起，羔羊与雄狮和平地相处、宇宙万物完满和谐的美景就一直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早年曾对国际主义和建立国家之间的公社制生活很感兴趣，但在上高中时。非理性的和歇斯底里的1914年世界大战，使他发生了剧变。

　　几乎就在同时，发生了一件对他震动很大的事情：弗洛姆家的一个朋友，一个年轻美丽的女艺术家，在她年迈的父亲去世后自杀了。她的父亲是个并不可爱的人，而她的最后愿望是和他埋葬在一起。这个女人的死一直在啃啮着弗洛姆的心：是什么使她如此爱恋着自己的父亲?她的生活是充满乐趣的，而她为何置生活于不顾，竟然选择了死亡?对这些疑问的探求使他走上了心理分析的道路，他开始寻找人类行为背后的动因。

　　在大学校园中，他开始接触一些与《旧约》中的预言者们相去甚远的思想家，熟读了他们的作品。佛教、马克思、巴霍芬、弗洛伊德等人对他的影响最大。这些人物看上去是如此大相径庭，有些甚至根本对立，但弗洛姆依然试图给他们找到相同的出发点和相同的根基。这是我们很快就要专门谈到的。

　　弗洛姆在海德堡学习了心理学、哲学和社会学，二十二岁对取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在慕尼黑和法兰克福继续学习。他在著名的柏林心理分析学院完成了学业，从1930年起成为一名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除了在柏林的工作外，他还在法兰克福心理分析学院执教，并在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任职。纳粹德国上台以后，这个研究所易地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工作。弗洛姆本人于1934年到达美国。他同时在几个大学任教，创建了几所重要的心理分析和社会心理研究所，并一直坚持直接为病人进行心理治疗。1949年，他接受了墨西哥国立大学一个职务，并在1956年退休后获荣誉教授职位。最近几年他一直住在泰桑，潜心著书，同时也时常在墨西哥和美国讲课。

　　弗洛姆教授多年来积极参与和平事业。他是美国一个反核武器和反越战争的主要和平组织SANE的发起人之一。五十年代，他曾一度加入社会党，后来因认为该党观点保守而退出。在他的工作领域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使心理分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相结合，同时对弗洛伊德理论做出独到的、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学意义的发展。在他的同行中，很难找到有谁比他对政治问题更加关注的了。弗洛姆教授的最富有魅力之处，在于贯穿他的全都思想、言论和行动中的非正统的、不落俗套的观点，这种气质在学者中是不常见的。他的思想永远充满着蓬勃的生机;他拂去时间的尘埃，开通新的生命之路;他抛弃教条，也抛弃自己的固执。在希伯来文中，精神和风是同一个字，正是因为弗洛姆教授是一个学无止境的人，所以无论他的朋友或敌人都无法使他停滞下来。

　　现在，弗洛姆教授，在向听众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我想问您几个关于您自己的问题。是什么在您的学生时代影响了您，并决定了您一生的进程?

　　弗洛姆：也许有几件事值得—提。当然，在事事操心的父母膝下做个独生子，对我的发展不会有什么帮助，但后来我自己又通过努力做了某些弥补。

　　首先是我的家庭传统起了积极的、至少是决定性的作用。我出生于一个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双亲的祖上好几代都是犹太法学博士。我在这种古老的传统精神中长大，这种传统远不是现代的，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更多一些中世纪的味道，但是对于我来说，它远比我所生活的二十世纪的传统更加实在。当然，我上德国学校，入德国大学预科，德国的文化精神深刻地影响了我。

　　这样，我对世界的认识就不是一个现代人的。学习犹太教法典，阅读《圣经》，听无数关于我们生活在资产阶级出现以前时代的祖先的故事，使我的这种倾向更加明显了。也许有一个故事能说明这种情况：我的曾祖父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法典编纂者，但并不是一个拉比。他在巴伐利亚开了一个小店，挣很少的一点钱。一次，一个能多赚些钱的机会来到了，条件是有时必须出去跑跑。他的妻子(他们有很多孩子)对他说;“你是否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个月只需要在外面跑三天，就能多挣些钱。”他答道：“你认为我应该为了赚这点钱而每月牺牲三天的研究时间吗?”妻子说：“我的上帝!当然不!”事情就这样算了。我的这位曾祖父整日呆在店里研究犹太法典，每当顾客光临，他就抬起头看看他说：“您实在没有别的店可去吗?”对我来说，这样的世界就是真实的，而现代的世界却是古怪的。

　　舒尔茨：这种情况延续了多久?

　　弗洛姆：直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每当有人告诉我他是个做买卖的生意人时，我都会觉得有些窘。我对自己说：“天哪!他居然承认了自己一辈子除了赚钱什么也不干，这一定很可怕!”想想看，“什么也不干”，其实我心里明白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但仍然惊诧不已。我对于生意经和布尔乔亚的文化总是格格不入，所以后来才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持如此激烈的批评观点。我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所看到的社会和它的种种利益与我头脑中的想象毫无共同之处，别人看来完全正常的东西我却总也无法接受。

　　舒尔茨：但是你确实经历了与你这种感受截然相反的事物。没有人能说在您的思想和生活中没有现代世界的一席之地，正相反，它的危险，它的希望，都强烈地存在于您的头脑中。

　　弗洛姆：答案很简单。现代世界吸引我的正是那些能够从中追溯过去的内容。这里有斯宾诺莎，有马克思，有巴霍芬。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神凝思定。在他们那里，我感受到了过去与现代的结合，清楚地看到了现代社会深处的历史根须。有了他们，新旧两个世界不再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如此，我才如此热切地研究一切构成新旧之间联系的内容。

　　舒尔茨：这种情况发生在您的学生时代还是更早?在您的思想中，这两个世界是什么时候走到一起的?

　　弗洛姆：正象你刚才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我的一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爆发时我才十四岁，并不真正懂得战争是什么。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看透了所有那些为战争所做的辩解。然后，我开始被一个问题缠扰了一生，或者说我自己缠扰了那个问题一生。这怎么可能呢?上百万的人去杀死另一些上百万的人，人们让自己被别人杀死，并且这种境况一直延续了四年!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些明显的、没有道理的目的，为了一些丝毫不值得为其做出牺牲的政治概念。这场战争在政治上如何可能?在心理上如何可能?在当时，这些问题苦苦地折磨着我。我的家庭背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超过其他一切而决定我的思想和感受的因素。

　　舒尔茨：是哪些书决定了您的方向，我指的不光是那些使您受到正规训练的书，还包括那些对您的个人生话有影响的书。

　　弗洛姆：我自己也常常思索这个问题。实际上，确有一些书构成了我的生活，或者说，是这些书“产生”了我。我们读的大部分书没有这种力量，但每个人都应自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两本书在你的全部发展中，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

　　舒尔茨：请原谅我稍微打断您一下。福楼拜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读书并非为了学习，而是为了生活。”

　　弗洛姆：太妙了!引用得好!我原来不知道这句话。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对我们有影响的书是比较恰当的。当然，任何一本能让人读下去的书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就象如果两个人严肃地谈话。都会感到一点什么，或者不如说都会起一定的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十分微小，以致于我们有时察觉不到。

　　书也是一样，在我的一生中有那么四五本书使我成为我自己，如果不是这些书，我不敢说自己现在是什么样。首先是先知们的书，请注意我不说《旧约》，我在年轻时不象现在对于征服迦南的战争描写那么厌恶，但也并不喜欢，可能至多读过一两次，但是对于赞美诗，尤其是先知的书，直到现在仍是我生命和活力的源泉。

　　舒尔茨：你有没有打算出几种你的注释本?

　　弗洛姆：我已经出了一本类似的，叫做《你将与上帝相似》。这是对犹太教传统的诠释。在这本书中，我想对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赞美诗做出区分：一类反映出一种内心的活动，一种从哀伤到欢愉的转变;而另一种则从始至终保持着一致的格调。从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一种伪善，至少是不承认内心的冲突。我们必须这样来理解某些赞美诗：赞美者在一开始时内心充满失望，然后他战胜了自己的沮丧，而后沮丧重又出现，重又被战胜;正是当失望的心情达到顶点时，那神秘的、伴随着宗教式的希望和喜悦的奇迹突然发生了。诗篇第二十二就表达了这样一种感情。它是这样开头的：“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唉哼的言语?”

　　有一个问题十分有趣，人们常常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在受难前也说了失望的话，好象与他的信念和自愿的献身不相符合。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在书中做了解释。在犹太教中对赞美诗的引用不象基督教那样按照编码，而是用诗篇的头一句话;这样，象第二十二篇诗篇那样。如果我们不是从头至尾地读，就不会发现，它其实最终表达了一种相信人类必被拯救的、弥赛亚式的感情。这篇诗的开头后来在福音书中加以修改，就是为了避免误解。说到这里，我们有些跑题了。

　　这就是对我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当我今天读着先知们的书的时候，仍然感到象五十年以前读着它们的时候一样的新鲜和充满生气。

　　后来的另一次重大影响来自于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它从世俗的角度表达了人类自我认识的理想，和彻底的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认为，人的目的不是去获取和积累僵死的，物质的东西，而是生命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这类思想最先见于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如果对马克思不很了解，当你读到那些文字时很难相信是他写的。这倒不是因为这样的文字罕见于马克思的著作，而是因为斯大林主义者和相当一部分社会主义者严重地歪曲了他的形象。马克思的思想精华就是人的在人道主义意义上的解放。如果拿他的哲学和哥德的做比较，你会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读一读另一位最大胆和最激烈的思想家梅斯特·艾克哈特的文章，你也会发现不少与马克思相似的地方。

　　舒尔茨：确实如此，我们不得不面对马克思的信徒来维护马克思。但是由谁来做这项工作呢?不仅是马克思，今天的人们在引用另外一些大思想家的思想时，也只是为自己个人的目的服务。在我们的大学里和其他地方，有没有正在努力使马克思等人免受僵化的和片面的解释?

　　弗洛姆：在今天，很少有什么马克思主义专家不是从极端右翼或极端左翼的观点对他进行歪曲。他们利用马克思的思想支撑自己的观点，也利用他为自己的行动和政策辩护，虽然这些行动和政策恰恰是和马克思的思想和所感背道而驰的。俄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主要指社会民主党——都奉马克思为权威，然而又都在篡改他。可能你们听起来会觉得我有些狂妄，但我确实认为，除了我和少数几个人外，没有人真正认识马克思。大多数专家们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宗教的，但在这里，“宗教”并不是树立对某种至高无上的主的信仰。佛教的情况与此类似。在佛教中不承认类似上帝的东西，但仍然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中心是人人都必须超越自我，超越内心的孤独和自恋，对生活敞开心扉，象梅斯特·艾克哈特说的那样，必须先净化自己，然后达到充实和完整。用各种语言所表达的这种信仰，才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我经常乐于将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某些段落念给各种不同的人士来听。记得有一次，我与著名的佛教禅宗学者铃木先生在一起，我给他念了几段，没有告诉他作者是谁，然后问他，这是不是禅宗?他说：当然

　　是。另有一次，听众是一群渊博的理论界人士，我念了相同的段落，然后让他们猜猜作者。答案从托马斯·阿奎那直到最现代的理论家，就是没有一个人猜到马克思。本来么，他们根本不懂马克思。

　　象恩斯特·布洛克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天主教学者让·埃尔维斯·卡尔维兹对于马克思的这一面倒是看得很清楚，但是他们的影响比超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学派来说却要微弱得多。

　　另一个影响我的关键人物是约翰·雅各布·巴霍芬。很遗憾，这是一个并不怎么知名的作者。巴霍芬是第一个发现母系社会的思想家，在大约一百一十年前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但是他的著作的英语节译本五年以前才出现。巴霍芬的发现不仅使我掌握了了解历史的钥匙，还使我更好地理解了当今的父权社会和越来越重要的个人发展问题。我们对于母亲的期望是什么?俄底浦斯情结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性欲吗?我想不是。恋母倾向有更深刻的根源，这是人对一种特殊人物、一种女神的追求。这女神卸下我们的负担，保护我们不受伤害，提供给我们天堂般的庇护所。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对她的依赖。是不能完全成为自我。因为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巴霍芬在二十年代初开始，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另一个主要的影响是佛教。佛教使我明白了可以有一种不要上帝的宗教。我最初接触佛教是在1926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大的经历之一。我对佛教的兴趣从未减低。后来通过读书和求教于铃木先生研究禅宗，更加深了对佛教的兴趣。

　　当然，我还没有提到弗洛伊德。我接触他的著作与接触佛教几乎是同时的，而他的理论也成了我的思想的中心内容之一。犹太教先知、马克思、母权制度、佛教和弗洛伊德，就是他们造就了我。

　　舒尔茨：虽然你对马克思十分了解——也许正因为你对他十分了解——你并不是一般人称之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感到你和弗洛伊德的关系也是如此。你把弗洛伊德当做出发点，你从他那里出发，离开了他，超越了他。这样看来，你并不属于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多数，如果我没弄错，你对这个多数还持有相当严厉的批判态度。

　　弗洛姆：我总是处于少数。对于巴霍芬来说我成为少数是迫不得已，因为本来知道他的人就很少。但在柏林大学，我受过严格的弗洛伊德理论训练，并在—开始完全接受了他关于性欲等等的说法。几年之后，我开始产生了某些怀疑：我发觉自己并不是在临床应用上证实了弗洛伊德的正确，而是将病人的情况生硬地套进弗洛伊德理论的模式。我时常发现，弗洛伊德并不能使我接触病人的实质，解决病人的问题。

　　舒尔茨：您刚才列举了先知、马克思、巴霍芬、弗洛伊德和佛教。这些东西显然有某些联系，但同时也确实没多少联系。可是你确实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象某种镶嵌艺术那样。你是否认为这种综合的冲动是你的著作的特点?

　　弗洛姆：我想是的。在我内心的最深处，理智和感情的冲动推翻了这些明显的互不相干的事物之间的藩篱。除了佛教以外，它们都是构成欧洲文化的基石。我想寻求它们的共同结构并加以综合。其实，“综合”这个词用得不对，因为我想表明这些不同的学派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概念和看法的基础上呈现的许多侧面，就象一块钻石上的很多面一样。比如两个我最喜爱的作家，梅斯特·艾克哈特和马克思，如果我说他们两人同属一类人物，大多数人都会嗤之以鼻;但这两个人通过现象洞察事物深处的能力确实非常相似。我们总是习惯于把作家和他们的著作归类，我们总是强调一点，却看不到本质，看不到全体，我想做的就是将一般人认为分崩离析的欧洲人的思想看成一个具有共同基础的整体，发现其中活跃的因素，并将它们联系起来。在过去的四十年中，这一冲动成为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

　　舒尔茨：现在，在我们的谈话告一段落之前，我想让我们的听众欣赏一个小小的插曲：据我所知，弗洛姆先生，您很爱听音乐，并喜欢与你的客人分享这份乐趣。和有些人不同，您不认为自己是个行家，但又确实很热心。您喜欢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音乐?

　　弗洛姆：我的音乐趣味是相当老派的。我确实不是行家，但音乐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至关重要的体验，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音乐的地方。

　　舒尔茨：我看过您收藏的唱片，发现其中有很多巴罗克时代的音乐。莫扎特的作品，尤

　　其是小提琴和木管协奏曲也有不少。再就是很多贝多芬的作品。但您曾经对我讲过，您最喜欢的是由帕布洛·卡萨尔斯演奏的巴赫的大提琴组曲。卡萨尔斯童年起就接触这些套曲，一直练习了十二年才鼓起勇气上台，他称这些套曲是“巴赫的精华”。今天晚上我带来了其中的六个，过一会儿可以用几分钟来听一听。最近我在电视中看到了记者在卡萨尔斯去世之前几年对他进行的一次采访。记者问他，如果他突然得到一个机会向整个世界说话，他将说些什么?“我将告诉人们，”他说：“在你们的内心深处，大多数人向往和平而不是战争，向往生命而不是死亡，向往光明而不是黑暗。”他接着说：“为了向他们说明我的本意，说明我所指的并不是感情的和谐，而是强力的生命，我将为他们演奏巴赫。”

　　[①] 《智者纳旦》。是莱辛1779年的剧作。主角纳旦是一个犹太商人，头脑聪明理智，行为高尚侠义。他以三枚戒指的故事说明，世界三大宗教都有价值，关键看它们的实践。这里指喻弗洛姆是一个能把握世界各种文化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点的学者。

　　[②] 安提戈涅：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女主人公。

　　[③] 道成肉身：基督教基本教义和信条之一，即三位—体的上帝中第二位的圣子(道，亦即逻各斯)为拯救世人而降生，取肉身而成为人。

　　[④] 狄斯雷利(1804-1881)，英国政治家、作家，1868年和1874-1880年曾任首相。

　　[⑤] 这里所说“梦的语言”或“梦语”(dreams language)不是指说梦话。而是人通过做梦表达的一种意义。

　　[⑥] 马卡斯·奥里欧斯：公元161—180，罗马皇帝、哲学家，此书系他所著。

　　[⑦] 据《旧约》记载，迦南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祖先亚伯拉罕立约时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后以色列人首领的约书亚率众攻占迦南时，一路上将当地居民斩尽杀绝。

　　[⑧] 卡珊德拉：希腊特洛亚公主。阿波罗爱上她，赋予她预言才能，但公主不肯顺从他的意思，阿波罗又使她的预言不为人所信。她曾预言过特洛亚城必遭毁灭，希腊人留下的木马里潜伏着危险，却无人理睬，终使特洛亚城陷落。

　　[⑨] 特尔斐：古希腊城市，因有阿波罗神庙而著称。“特尔斐的”亦指“神示的”。

　　[⑩] realpolitik，德文“实用政治”，“强权政治”的一种委婉说法。

　　[11] 据《旧约》《撒母尔记》中记载，以色列人要撒母尔为他们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象其他诸国一样。撒母尔不悦，去问上帝耶和华。耶和华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事奉他神。……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告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