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wings macklemore:[清对孔子的错误认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19:33:30
1.孔子学说完全体现在《论语》之中吗？
《论语》是孔子的一部分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所编订的孔子的一部分言行，因此，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孔子的部分弟子所接受、理解、整理的，虽然它本身自成体系，却不能说是孔子学说的体系，代表孔子学说体系的是“六经”。它的地位得以大幅度提高，是从宋朝开始的，从汉朝开始，虽然《论语》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更重视的还是“六经”。从宋朝开始，它与《大学》、《中庸》、《孟子》合在一起而被称为“四书”，也被列入到了《十三经》之中，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四书”是“六经”的阶梯，“六经”才能代表孔子学说体系和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平。《论语》中包含着孔子学说的最主要的部分，但并非孔子学说的全部，因此，我们说，《论语》是学习孔子学说的重要典籍，却不能把孔子学说限定在《论语》的范围之中。
2.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吗？
只要我们自己去翻开“四书”、“六经”读一读，我们就可以知道，其中完全体现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原则。孔子编订的“六经”是孔子之前的圣贤们的修身、治国之道和事迹，因此，孔子是一个“传道者”，是“天之木铎”，传道的目的是让当时以及后世的执政者把天下治理好，最终使国泰民安；孔子站在“道”的高度来称道前代圣王贤哲，告诫当时以及后世的执政者，贬低那些不能仁民爱物的任何阶层的人。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对当时的执政者违背原则地阿谀奉承，始终坚持“名正言顺”，而且有意地在“滔滔之世”中推行仁义道德，救民于水火。因为孔子站在“道”的高度看问题，所以，孔子学说对有道者加以赞美，号召后世执政者效法；对无道者加以贬斥，希望后世执政者引以为戒。所以，孔子不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而是站在“统治阶级”之上来做“帝王之师”，是超越具体的现实政权来“传道”。
3.孔子是要恢复周礼吗？
周朝前后延续了700余年之久，一个朝代能跨越如此长久的时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周朝能够如此，与周文王的仁义之道和周公制礼作乐有密切关系，因此，周礼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周礼。但是，孔子所提倡的是“礼”，而不仅仅是“周礼”，他把周礼之中可以通行于天下的“达礼”编辑在一起，而形成了《仪礼》，而不是直接照抄周礼的全部内容；而且孔子说过，如果没有“仁”作为前提，那么，礼和乐就都只是外在的形式，所以，孔子更重视的是符合“道”的“仁”，“礼”反而在其次。在孔子学说中，主张“通三统”，也就是要综合前三代的文化成果而加以损益变通。《仪礼》已经是经过了损益变通之后的“礼”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孔子就是要“恢复周礼”，更不能说孔子是主张复古倒退。
4.孔子所重视的只是道德教化吗？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孔子重视德，老子重视道，韩非子重视法，实际上，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孔子学说修身方面的“内圣”之学，和治国方面的“外王”之学，当然，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内圣”方面来说，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永远不可能通过强制性力量来实现，而必须是自觉自律的，是对君子的褒扬；从“外王”方面来说，强调的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要求外在制约的，是对奸邪的控制。《礼记·乐记》中说得非常清楚：治国必须把“礼（秩序）”、“乐（和谐）”、“政（行政）”、“刑（刑罚）”四个方面结合起来。在这四个方面中，“礼”和“乐”是用于道德教化的，是“内圣”之学的方式，也是“外王”之学的前提；“政”和“刑”是用于制约或制裁不受道德教化者的，是“内圣”之学的保障，也是“外王”之学所需要的硬性方式。但是，因为人们把“乐”的“和谐”精神（无为无不为）划给了老子，把“礼”的“秩序”原则（守本分、尽责任）划给了孔子，把“政”和“刑”（行政手段和刑罚手段）划给了韩非子，于是，就有了所谓“外儒内法”、“儒道互补”之类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对孔子学说极为不利的印象：好象孔子学说本来就不全面、不系统，必须要靠老子学说和韩非子学说来补充、改造。有了这种印象之后，孔子学说想要立稳脚跟就很难了。
5.孔子为了什么杀少正卯？
我们且不说究竟历史上到底是否确有其事，先假定为有其事。据说，当时少正卯与孔子同时讲学，而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因此就有人说，孔子是为了“公报私仇”，更有人说是孔子压制舆论。记载此事的书籍中说：“孔子任鲁国刑狱官，上任七天就在野外把少正卯杀了。门生们知道后都来见孔子，但都不说话，心中的疑虑则是一样的。子贡最后到，走进去后，说：‘少正卯是鲁国知名人士，先生才当政，为什么先把他杀了？’孔子说：‘子贡呀，你不知道。王法规定有五种人必须杀掉，而强盗和小偷则不包括在内。一是心内明白却用意险恶者；二是说话虚伪却有辩才者，三是行为邪僻而态度顽固者；四是志愚但知识广博者；五是表面归顺而好施小惠者。这五种人都长于思辩，知识广而通达，又善伪装者。如果他们得逞，则足以独行于世并且改变民众的意愿。这些真是奸人中的枭雄，不可不诛。凡有上述五种之一，都应杀掉。而少正卯兼具五种情况，所以首先诛杀。从前商汤诛恶人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五位贤人没有不诛杀的。所说的诛杀的人，并不是白昼抢劫，夜晚穿墙入室行盗者，而是他们都有政变阴谋！我的做法古人会使君子疑虑，愚者困惑啊。”（这里的译文见李殿元等注译《论语外编》第217-218页）在这里，孔子自己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另外，我们想一想，孔子讲学的内容是仁义道德等教人走正道的内容，少正卯会讲些什么呢？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孔子门前会“三盈三虚”了，恐怕两人所讲的内容不仅仅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吧？其次，孔子所担任的是“司寇”，他要为鲁国和百姓着想，少正卯虽然不是直接的杀人犯，却是能用意险恶、足以颠倒是非、屡教不改的人，假如他只是私下与人聊天，影响还不至于太大，但他聚众讲学而且足以诱惑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大教唆犯，如果换成我们来治理国家，能容忍这样的人逍遥法外吗？与孔子持有不同意见的不会是少数吧？为什么孔子只杀了一个少正卯？如果一个人专门把人们往危险的路上引，又不听人劝告，不杀掉他，会有多少人受害呢？除掉邪恶的根源，不能算是压制舆论吧？在此要说明一下：孔子如何断定少正卯罪状的，如何审判的，少正卯究竟讲了些什么，我们已经都找不到任何记载了，因此，我们无法断定，也就不能说孔子是主观臆断地随意定罪。此事属于“事”，而不是“原则”，“六经”、“四书”所讲的都是“原则”，所以，前代儒者极少谈论此事，我们今天也不必大肆宣传此事。按照孔子“礼乐刑政”的思想，我们还须在强调礼乐道德的前提下，建设我们的制度，健全我们的法律。
6.孔子与后世的儒家、儒者是一回事吗？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因此，按照《论语》中的说法，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按照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说法，孔子是以三皇为祖、以五帝为宗、以三王为子、以五伯为孙的。孔子为弟子所讲的是往圣前贤的学说，或者是个人的生活经验总结，而他的整体思想却在他整理的“六经”之中，这种整理不像后世选编作品集，而是“隐恶扬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弟子三千，六艺全通者七十余人，略微学了一点东西的不计其数；《韩非子》中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家，都自以为是正宗；《汉书·艺文志》中把“六艺略”和“诸子略”分开，而且在诸子的“儒家”中说他们“宗师仲尼”，不可能是孔子以自己为“宗师”吧？因此，儒家是把孔子当作他们的教师，但是，孔子却不是属于儒家的。儒家只是在战国时代与其它各家并列的一家，而且儒家又分为八派。孔子时代是不存在与之并列或者相争的派别的，因此，孔子是儒者，但不属于诸子中的任何一家，也不属于儒家中的任何一派。诸子学说是各有所长而又各有偏颇的，所以，后来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从汉朝董仲舒开始，这种融合就已经完成，并且占据了国家的文化思想的最主要地位，其他各家与之已不是并列关系；后世所有尊崇并实践孔子学说的人都可以称为儒者，但是，只是研究或者空谈，而不能身体力行的人，不能叫做儒者。
7.“六经”变成“五经”之后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少说“六经”而多说“五经”了，因为汉朝之后《乐经》失传了。当然，有人说《乐经》不存在，但是，《论语》中有孔子“正乐”的记载，《庄子》曾说过“六经”，《汉书》有“六艺略”，而且自古就有《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的说法。因此，我们说，《乐经》不可能不存在。作为一部“经”的“乐”失传了，但是，“乐”的精神还可以知道，从《汉魏丛书·古三坟·连山》中的“阳阴礼”、“阴阳乐”和《礼记·乐记》中的“礼者，序也”、“乐者，和也”可以知道，“礼”的原则是秩序，也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所确定的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乐”的原则是和谐，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互相尊重。如果说“礼”的原则所侧重的是下级服从上级、晚辈尊敬长辈、妻子尊重丈夫、幼小者尊重尊长者，那么，“乐”的原则所侧重的就是上级爱护下级、长辈慈爱晚辈、丈夫保护妻子、尊长扶持幼小。当“六经”变成“五经”之后，所缺少的就是和谐平等的原则，因此，“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错误就出现了，“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错误也出现了。所以，我们不能只说“五经”，而必须说“六经”。
8.孔子是什么“家”吗？
自从我们引进了西方“科学”之后，我们已经习惯了把孔子称为“教育家”、“思想家”，其实质是什么呢？是把孔子的地位从“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降低到了一个专家学者的地位，因为无论是什么“家”，都只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这样的专家都是在某个方面有“权威”，离开了这个方面便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因为无论是什么“家”，都不能说是“圣人”，于是，中华民族从此没有了“圣人”。我们没有人会说耶和华、耶稣是宗教家，也没有人说释迦牟尼是思想家，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我们民族的圣人叫做教育家呢？我们当然不能说孔子学说就是华夏文化的全部内容，但是，孔子学说却是华夏文化的栋梁，当我们把栋梁变得和一般的柱子或椽子一样粗细的时候，华夏文化的大厦还能屹立多久呢？孔子学说是华夏文化的旗帜，当我们把旗帜也放倒了的时候，华夏文化还有什么号召力呢？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孔子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地位，那么，华夏文化就成了没有统帅的军队，如何与外国文化平起平坐？恐怕不仅不能平起平坐，而且连自尊自信都会失去！
9.孔子不相信鬼神吗？
人们常常引用《论语》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来证明孔子不相信鬼神，以此来证明孔子是无神论者，因此就说孔子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不过，照这种论证方法，无论怎么“朴素”，终究还是不如“辩证唯物主义”。既然辩证唯物主义比朴素唯物主义更“高级”，当然，孔子学说无论怎么说也是已经过时的了，顶多“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已。但是，这种论证是靠不住的。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在儒学的“六经”、“四书”之中，“鬼神”并非世俗所理解的有形体的鬼神，“鬼”是“归”的意思，人死便魂魄归于天、形体归于地；“神”是“伸”的意思，《周易·系辞传》中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精神超越了形体便是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与“鬼”又是相通的，而且这样的鬼神是存在的。其次，《周易》中说：“君子以神道设教”，所谓“神道设教”中的“神”便兼言鬼神，即祖先的在天之灵（魂魄、精神），“道”是“一阴一阳”的综合体，最大的阴阳莫过于天地，因此，“神道设教”也就是以效法天地之道和尊敬祖先之灵来教化天下，而不是像《搜神记》、《聊斋志异》那样用具体的、世俗的“鬼神”形象来“教化”天下。其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是自己不去讲那种事情，而不是禁止百姓去谈论，因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人在生存于世的时候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也就不必去考虑死后如何。其四，《礼记·曲礼上》说“疑事毋质”，那是说，无法证明的事情不需要再去刨根问底，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倒不如诚意正心地去做现在的事，后来朱子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就是这个意思。其五，孔子并没有肯定鬼神的存在，也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效法天地之道，不要忘记“慎终追远”。最后，孔子说，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天地鬼神的目的，不是从天地鬼神那里得到什么利益，而是使自己保持诚正谨慎的心态去处世为人。
10.孔子是要为尧舜唱赞歌吗？
在“六经”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圣贤帝王：尧舜禹汤文武，在《周易·系辞传》中还出现了伏牺氏、神农氏、黄帝。我们可以说，三皇时代的文化（伏牺氏、神农氏、黄帝——按孔安国《尚书序》中的说法）是孔子学说的远祖，五帝时代的文化（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绔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也按《尚书序》）是孔子学说的近祖，因为三皇时代是“以道治国”的，五帝时代是“以德治国”的（按邵雍《皇极经世书》中的说法），这正符合孔子学说“志于道，据于德”（见《论语》）的主张。至于“以功治国”的三王时代（夏禹、商汤、周文王）和“以力治国”的五伯时代，则是孔子学说的子孙，远祖、近祖和子孙学说，构成了孔子学说的“家族”。
是不是孔子要为他们唱赞歌来美化他们呢？我们应该知道，孔子学说是重视“见贤思齐”的，尧舜等前贤往圣正是为后世君王、君子所树立的典范。前代不是没有桀纣之君，但是，孔子并不去宣传桀纣之君是怎么虐民害物而导致亡国灭身的，而只是说他们是怎么被推翻的。这就是说，在“六经”之中，孔子所选择的是正面形象和正面理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孔子“温柔敦厚”、“隐恶扬善”的精神。孔子不仅不是为尧舜歌功颂德，而且还是用他们的政绩来引导、指导、告诫当时以及后世的君王。总之，孔子不是要歌颂君王，而是要宣传“内圣”、“外王”之大道。
11.孔子是“托古改制”吗？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孔子是“托古改制”，从此以后，影响到现在，使人们几乎普遍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复古者，这样一来，孔子想要翻身都很难了。钱穆先生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为的讲法，所谓经学汉学，其实只是新莽之学。‘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清儒都讲汉学，康有为却说是新学，经则都是伪经，由刘歆替王莽伪造。……《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中国史学名著》，第5-6页）要注意，因为说“托古”便是把孔子编订的“六经”都当成了虚构性质的东西，春秋以前的中国历史便都不可信了。因为说这些“经”都是经过王莽篡改之后的，便使“六经”也不可信了。这样一来，我们所说的“上下五千年”之中，可信的就只有两千多年了。孔子是不是要“托古”呢？当然不是，孔子只是选择整理其前的历史资料，继承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原则性材料，绝不是虚构出一套“历史”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孔子要“改制”吗？也不是。孔子只是在继承往圣前贤的基础上，在某些制度性的东西上加以变通而已。因此，孔子只是要“承前启后”，而不是“托古改制”，更不是要倒退复古。
12.孔子整理的“六经”为什么是“经”？
汉朝之后，《乐经》失传了，“六经”好象就成了“五经”；五四之后，学术界接受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说法，又加以歪曲，而把“六经”都当成了“历史书”，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六经”根本不是“经”，而只能当成历史资料来研究，没有什么经典性的指导意义。一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在坚持此说。因此，《易经》成了卜筮记录，《春秋》成了“断烂钞报”，《诗经》成了“诗歌总集”，《书经》成了“记言的历史散文”，《礼经》基本上连提也不提了。五四青年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使从西方引进的“民主”、“科学”在中国立住脚跟，所以，必须把华夏民族历代传承并非常尊崇的“经”贬低下去。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诗经》。当我们把《诗经》当作诗歌总集之后，它就与一般的诗集没有什么两样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推翻了两千多年来对《诗经》的注解，而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解释。比如第一首《关雎》，再也没有了“经人伦，成教化，敦风俗”的作用，男女以德相配、男女各自尽职尽责、夫妻和谐、修齐治平的意思全都没有了，而成了提倡自由恋爱的普通诗歌，使我们觉得三千年前我们的经典就在提倡自由恋爱！当我们把“六经”从“经”的地位上贬低下来之后，华夏民族也就再也没有了“经”了，再也没有“圣人”了，于是，华夏文化也就分崩离析了，反传统也就成功了。所谓“经”是与“纬”相对而言的，当我们织布的时候，经线是贯穿始终的，但纬线却可以不断来会穿梭变换。华夏文化没有了“经线”之后，我们的文化还能不断吗？因此，华夏文化要复兴，就必须恢复“六经”的“经”的地位，用来贯穿我们民族的任何朝代！
13.孔子是主张专制吗？
什么叫做“专制”？《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义项：①（君主）独自掌握政权。②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操纵一切。这个名词的产生与规定，是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后的，而且是在“若非民主，便是专制”的前提之下的，是把西方民主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切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西方民主形式，那么就必然是“专制”的。因此，我们说，这个名词本身就有问题。孔子的主张是什么呢？首先，在《春秋》之中，有“继乱世”、“升平世”和“大同世”三种主张。在“继乱世”社会形态下，君主和官员都是世袭的；在“升平世”社会形态下，只有君主可以世袭，而官员不能世袭；在“大同世”社会形态下，“天下为公”，君主与官员都不能世袭。其中“大同世”才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形态，另外两种都不是最理想的。其次，“四书”、“六经”的首章都具有“总纲”的性质，《易经》的首章是“乾，元亨利贞”，其最高理想是“见群龙无首，吉。”其中“元亨利贞”讲的是“仁礼义智”，“信”在其中；“群龙无首”讲的是“垂衣裳而治”，是“无为无不为”。《春秋》首章是“元年春，王正月。”什么叫“王”？通天地人叫做“王”，使民众自愿归附叫做“王”，而“元”是“生生之谓易”的元气，“春”是一年之中万物发生的季节，都与“仁”相对应，“元”所对应的“仁”是“生生不息”的“仁”，“春”所对应的“仁”是“仁者爱人”的“仁”，因此，“王”是贯通天道、地道和人道的、依靠“仁”来使民众自愿归附的人。《书经》首章所讲的是尧舜的禅让。其中对君主的要求，都是“效法天地之道”，而做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只有这样才符合“君君”的“正名”要求，这是对君主的道德修养的要求，而从未说过君主要大权独揽、独裁专断。另外，从华夏历史来看，因为秦朝之后虽然尊重孔子学说，但是，因为君主世袭的限制，并没有实现“大同世”的最高理想，但是，也绝不都是“专制”。钱穆先生说：“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流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翻新，加以纠正。……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2-163页）
14.孔子学说是理想主义的吗？
经常听人说，孔子学说太理想化了，言外之意就是华而不实、无法做到。真的是这样吗？当初，《论语》中记载，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先生所说的道，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做到。”孔子说：“能力不足的人，会半途而废。现在你自己已经把自己限定住了。”又说：“用堆积假山来打个比方，还差一筐土就成功了，如果我们停止下来，那么，这座假山就永远也不会成了。再用把土坑填平来打个比方，即使我们多填上一筐土，只要我们不停地去填，就会一直有进展。”孟子向齐宣王谈“王道”的时候，齐宣王终于认可了“王道”比“霸道”更好，但是，他接着就很不自信地问：“像我这样，能实现王道吗？”孟子给他的回答是：“这是做不做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当我们说无法做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自己画地为牢了呢？仁爱就在我们心中，就看我们是否有心去把它显现出来、用之于人了，可是，我们却因为患得患失而把仁爱之心遮蔽住，最后也就永远达不到君子的修养了。关键看我们是否去做，而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只要能开始做了，也就离我们的理想目标越来越近了。另外，我们每个人的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的，现实社会总是不够圆满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放弃对圆满的追求。没有理想也就没有方向与目标，没有台阶也就难以使人攀登到高峰，孔子学说给我们指出了最理想的方向，同时也给了我们前攀登的台阶，就看我们是否迈步走了。《孟子·告子下》说：“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15.孔子学说扼杀人性吗？
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我们不能先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性”来理解华夏文化中所说的“人性”，因为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孔子学说是以“人性善”为前提的，而且“人性善”也就是对人的本性的显现，这种本性是来自天地的，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何言哉？日月行焉，百物生焉。”据此而言，孔子学说当然不是扼杀人性的，而是发扬人性的，也就是要人们把本心当中生来就有的善性发挥出来。如果说“人性”是“恶”的，那么，“扼杀”这样的所谓“人性”岂不是正应该吗？曾子把孔子学说概括为“忠恕”二字，至于其它的仁义礼智信、廉耻孝悌等等，都是从“忠恕”两字伸发出来的。所谓“忠”也就是发自内心而不欺心、不欺天，对朋友、对父母、对领导都是发自内心的诚正，也就不会去有意地阿谀奉承、谄媚求容，也不会去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见人之错便秉持这种诚正之心去加以劝告，这不是扼杀人性吧？所谓“恕”也就是用对待自己的那种心去对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薄责于人”而“反躬自省”，“和而不同”，这也不能算是扼杀人性吧？人们常说孔子学说中的“礼”是扼杀人性的，其实这是对“礼”的误解。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也就是说，没有仁心就谈不到礼，仁心就是爱人之心；只有玉帛之类的祭祀品和礼仪不能算是礼，而必须是有诚心才能算尽礼。因此，礼是以仁为前提的，而且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又说：“礼者，序也。”也就是说，礼所讲的是秩序。这种秩序从何而来呢？来自人对天地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天在人上，地在人下，所以说“天尊地卑”，我们常常把这里所谓的“尊卑”理解为具有褒贬的意思，却不知道“尊者可敬，卑者可亲”的意思，我们想一想，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父亲是不是更可敬一些？我们的母亲是不是更可亲一些？我们如何去亲近在我们头上的天？我们可曾因为地在我们脚下就蔑视它吗？所谓秩序，也就是要求所有人都各安其当时所在的位，尽其当时该近的职责和义务，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敬业”精神一样，这有什么不对的呢？所在的位是不断变化的，甚至一个人也同时兼有几种位，比如，今日的百姓可能成为明日的官员，今日的官员可能成为明日的百姓；我们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子女，同时可能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无论当时处在什么位上，都尽心尽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到最好，这是不是扼杀人性呢？还有，当天下有秩序的时候，是所有人的幸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礼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规矩，我们应该把法律法令、公共道德看作扼杀人性的东西吗？我们应该把交通规则看作扼杀人性的东西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礼”当作扼杀人性呢？
16.孔子学说在诸子那里得到了发展吗？
我们现在常常按照所谓进化论的观点来看问题，从而认为孔子学说在历史进程中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似乎孔子之时并不完善，这是与孔子的“大成”之名不相符的。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孔子就只能是儒学的创始者，是后世的儒者使其学说完善起来的。尤其是认为华夏文化的高峰不是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而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把诸子当成了孔子学说的功臣，这是一种误解。《韩非子》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各以其是非好恶而取“六经”的部分内容加以发挥，而诸子学说都只是“六经”的支流。汉代之后的儒者都不敢说自己超越了孔子学说，这不是他们谦逊，而是实情，否则孔子也不能被称为“至圣先师”了。战国时代，各种学说蜂起，确实是蔚为壮观，热闹非凡，但是，正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偏颇，所以才互相争鸣而莫衷一是。《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可取者九家而已，在这九家之中，儒家于道最为高，但是，儒家在高，也是诸子中的一家而已，是与其它八家并列的关系，所以，其作者把“儒家”列在《诸子略》之中，而另外又有《六艺略》，也就是说，“六经”是全面系统的，但是，诸子之中的每一家虽然各成系统，却不够全面。不过，我们却不能说诸子以及后世儒者对孔子学说没有贡献，因为“诸子”及后世儒者把“六经”中没有展开细说的部分展开了，没有深入探讨的部分深入探讨了，所以，《诸子略》中说，各家之说都各有其用，但必须用“六经”来统贯起来。打个比方来说，“六经”好比是“君”，而诸子却是各有擅长的大臣。汉朝之后的儒者，则是一方面传承“六经”学说，一方面寻求与现实结合的方式，因此，不能说后世儒者之说对孔子学说没有贡献，但也不能说比孔子学说更高明。
17.孔子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吗？
曾有人说，孔子只知“德”而不知“道”，只知“人”而不知“天”，似乎孔子学说也有弊病；而且认为，因为如此，孔子学说不如老子学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荀子·解蔽篇》说得好：“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孔子编订的“六经”是完整而且系统的学说载体。其中，《易经》由天地之道来指导人道，《春秋》以人道而合天地之道，《诗经》、《书经》、《礼经》、《乐经》则是侧重人道而综合天地人三者之道。人们常引用《论语》中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句话，来说明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却不知此处所说的“不可得而闻”，是说性与天道不是靠说与听而能得到的，而是凭借感悟，就像佛祖的“拈花微笑”一样。同时，孔子在传道的时候，并非对所有人都传，正如他自己所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矣，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矣。”所以，他对众弟子是“以诗书礼乐教”，而也有“六艺皆通”的弟子七十余人。为什么如此？因为人的智力不同，也因为人的信与不信也不同，如《道德经》所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如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孔子不知天，那么，一部《周易》所传的是什么呢？一篇《中庸》又是谈什么的呢？《周易·系辞传》说：“冒天下之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18.孔子是主张“厚古薄今”吗？
今人看到孔子“言必称尧舜”、“言必称周公”，就认为孔子学说是“厚古薄今”的；其实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儒者就落了一个“以古非今”的罪名。这个所谓的罪名对于孔子学说来讲，却是非常冤枉的。首先，孔子“厚古”吗？是“好古”，而不是“厚古”。孔子没有美化尧舜，更没有美化桀纣，只是选择往圣前贤的言论事迹保存下来，而不去宣传那些对后世无益甚至有害的言论事迹，这不能算是“厚古”吧？其次，孔子“薄今”吗？是“正今”而不是“薄今”。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天子失权，诸侯称霸，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孔子在鲁国以及周游列国，席不暇暖，陈蔡遭厄，正是要救这样的滔滔之世，如何救？不是强迫、诱惑诸侯王施行王道仁政，而是劝说、引导，虽然说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拯救天下，但是，要拯救天下却少不了圣贤志士的尽心尽力；并非因为是圣贤志士才去拯救天下，而是因为尽心尽力拯救天下才成为圣贤志士。因此，我们说，孔子不是要“厚古”，而是继承以往所有应该继承的东西，如此才使其智识超越个人和时代的局限；孔子不是要“薄今”，而是端正自我心态，以建设性的态度去矫正时弊。
19.孔子只主张“入世”吗？
近百年来，有个比较普遍的说法，那就是：孔子是入世的，佛老是出世的。其实不然，这是对儒道佛的简单化理解。如果佛老是出世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讲什么“道”、“德”而留下一部《道德经》？他们为什么还要讲“大彻大悟”、普渡众生？一部《道德经》所讲的是“无为无不为”，道讲无为，德讲有为，道德合一则讲无为无不为，若说只讲出世，就不必讲无不为了；佛讲“无所住心”，法非法非非法，色空而空空，若说只讲出世，就是住于空而谈不到“空即是色”了。那么，孔子呢？大家都知道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孔子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是“进亦忧、退亦忧”的人，却不知道孔子是“乐天知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无可无不可”、“不怨天、不尤人”的人。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对于孔子来说，当言之言，不因“不必信”而不言；不当言之言虽能使人“必信”亦不言；当行之行，不因“不必果”而不行；不当行之行，虽然最终“必果”亦不行。他只是“由仁义行”而已。他“贫而不谄，富而好礼”，他“陈蔡绝粮，弦歌不绝”。他不为贫富而忧，不为得失而忧，不为成败而忧，不为贵贱而忧，不为生死而忧。这究竟是“有为”还是“无为”呢？这究竟是“入世”还是“出世”呢？无论是儒还是佛道，都不是在“有为”与“无为”、“入世”与“出世”之间执于其中一个方面。
20.孔子学说与老子学说是对立的吗？
从孔子学说的流传与演化情况来看，排斥佛老的儒者很多，但是，从总体来看，却呈现出三教合流的趋势。为什么能合流？因为三教在根本上有一致性。实际上，在历史上，儒道佛存在着互相排斥、攻击、斗争的情况，并非只有儒者排斥佛老。儒者是讲究“和而不同”的，为什么还要排斥佛老呢？要知道，“和而不同”并非不讲原则。儒者是排斥佛老的全部吗？不是。就像孔子和孟子排斥乡愿一样，人们也排斥伪儒、僻儒，儒者也排斥虚伪的佛老、世俗的佛老。如果儒者只讲道德而不以自正自行为前提就是伪儒，如果儒者认为只要有了道德就可以万事大吉，就是僻儒，因为那是违背孔子所说的“宽孟相济”的，违背孟子所说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为治”的。如果道家、道教只讲无为，而不讲无不为，忽视礼乐道德的作用，甚至宣传鬼神以及黄白之术，便是伪道、僻道的邪说；如果佛教、僧尼只讲因果报应、烧香拜佛、罗刹地狱，只鼓动人们出家、禁欲，便是伪佛、僻佛的邪说。在孔子时代，佛教尚未传入我国，不存在与佛教的关系问题。但是，孔子学说与老子学说是否对立的关系呢？且不说老子对孔子没有丝毫对立的态度，孔子对老子更是毕恭毕敬；从孔子学说来看，老子之书以“道”字开篇，而孔子“志于道”；老子继之以“德”，而孔子“据于德”；老子讲“无为无不为”，而孔子讲“天地无言而百物自生”；老子“法地法天”，而孔子“效法天地之道”；老子由道而论德，而孔子据德而阐道；老子“不敢为天下先”，而孔子“谦受益，满招损”；老子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老子说“兵不祥”，孔子说“焉用杀”；老子说“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孔子说君王必须“恭己正南面”而效法无私的天地日月；老子讲“慈”，而孔子说“仁”；如此等等，不再列举。无论如何，两者之间当然有侧重点的不同，但是，谈不到对立的关系。当后世的儒家和道家、道教门派之争出现之后，两家在阐述各自主张的时候，各以其所侧重而攻击对方之不足，因此，才有了貌似对立的情况。当道家、道教逐渐世俗化以后，儒者对其错误的观点才持排斥的态度，却不能说孔子当初就对老子持对立态度。
21.孔子学说不如老子学说吗？
在春秋时代，出现了老子和孔子这两位在华夏文化中举足轻重、空前绝后的圣人，这是我们民族的幸事。从战国开始，他们的弟子都各自以他们为宗师，自立门派，形成了诸子百家之中的儒、道两家，汉代又有了儒教与道教之别。如今，有一些喜欢老子、道家、道教学说的人，使自己立身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的道家的地位，同时，把孔子学说看作战国时代的儒家，某些今天的儒者也自认为自己属于百家之中的儒家，甚至还有站在法家立场、墨家立场的，互相攻击，互相排斥，所以，各家之间似乎又回到了战国时代那种“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以至于有的达到了针锋相对甚至人身攻击的地步。其实，战国各家之说，都是从“六经”中分化出来，各家之间相当于兄弟关系，如果互相团结来共承祖业，使祖业更加发扬光大，不是更好吗？老子学说为什么没有作为华夏文化的代表呢？首先，因为老子的著作只有《道德经》，没有其它任何著作；其次，因为《道德经》的学说内容没有超出《易经》、《春秋》的范围；其三，因为老子学说已经被孔子纳入到了其学说体系之中；另外，因为在历史上，老子学说的影响稍次于孔子学说。总之，“六经”可以包容《道德经》的学说内容，但《道德经》无法包容“六经”的学说内容。但是，我们也要清楚，老子的“道”以及“无为无不为”的理想，也正是孔子学说的理想境界，因此，我们不能说孔子学说不如老子学说，也不能说孔子学说贬低、排斥老子学说。 22.孔子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吗？
我们现在经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幷且把这个词当作褒义词来使用，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样。那么，孔子是主张做个仁者、能够见仁就可以了吗？做个智者、能够见智就可以了吗？《周易·系辞上传》之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里说得很清楚：“君子之道”能够知道的人很少，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只见智而不见仁，或者只见仁而不见智。《论语·雍也》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此，孔子难道只是希望着做一个能“乐”的“智者”或者能“寿”的“仁者”吗？《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也就是说，孔子是是仁者，又是智者，因为仁智兼备，所以才能成为圣人。我们虽然不一定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我们却应该学习圣人那样，努力兼顾仁与智。
23.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吗？
我们经常看到反儒的人说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其依据主要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如果我们联系孔子所说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矣，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矣”和“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两句来看，联系孔子的“有教无类”来看，联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来看，就可以知道，“不可使知之”不是“不能让百姓知大道”，而是“我们常常无法使百姓知大道”，这是与《道德经》中所说的“下士闻道，大笑之”是一个道理。孔子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焚尽民间藏书而使百姓“以吏为师”，而是“凡束修以上者，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用“六经”去教诲的对象幷非只有贵族、官员。因此，这根本不是愚民政策。
前面我们说，孔子是主张仁与智的，然而，君子不求全责备，幷非必须是仁智兼备才好。当二者不能兼顾的时候，仁是第一位的，《论语》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那么，孔子是否定或排斥智吗？孔子多讲“仁”而很少讲“智”，是不是愚民政策呢？我们应该清楚《论语》为什么很少提“智”而多说“仁”。其一，有仁之后，智就用于益人；假如无仁，智会用于害人。其二，仁与智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仁需要开发却常被外物蒙蔽，智本来自然却常被人为张扬。其三，仁与智之间，仁如果受制于智，后果难料；仁能运作智，虽有害亦不大。此外，我们更应该知道，孔子学说不仅仅体现在《论语》之中，更体现在“六经”之中，《周易》、《春秋》中的“智”有谁可比得上？
24.孔子提倡等级制度吗？
等级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但是，在当今到处倡导“平等”、“和谐”的情况下，“等级”以及“等级制度”都成了大家反对的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孔子弟子有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们就从此来说。“平等”、“和谐”这两个词语是充满诱惑力的，也是美好的。所谓“成于乐”的“乐”，其精神实质就是“和”，因此，“和为贵”、“成于乐”都是对“平等”、“和谐”的提倡。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仅仅讲“平等”、“和谐”是不够的，而且“乐”所体现的“平等”、“和谐”精神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幷不完全相同。“乐”的“和”是什么“和”？“乐”是音乐，任何音乐都要有五声六律、轻重缓急，有唱有和，旋律贯通，各个参与演奏的人都要对自己的职责和清楚，技艺很娴熟，而这一切都是“礼”的精神，其中有分工，有分工就必然有等级；要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必须有好的乐谱、好的司乐、好的乐工，互相配合得恰倒好处，这样，“和”的精神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平等”、“和谐”离不开“礼”的“等级”，这就是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是说“立于礼”。“礼”所规定的就是等级形式，好比说司乐该做什么，该在什么位置，每个乐工的职责是什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如此等等。这个“等级”不是“人”的等级，因为“人”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择其贤者而用之，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是如此道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提倡等级制度的。假如说这个“等级”是“人”的等级，假如说这个“等级”是“人”有高低贵贱而且不能改变，那么，孔子绝不是提倡这样的等级制度。
在《春秋》中，天子也不过是一个爵位，孔子可以依据其道德高低而“贬”之，对诸侯可以“退”之，对世卿可以“讥”之，但是，孔子也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也就是说，对于有德而有位的“大人”、对有德却不一定有位的“圣人”是要敬畏的。在《书经》（尚书）中，因为不以天下为私有，不以天子为高贵，所以有尧舜的禅让；因为桀纣失道虐民，不尽天子之责，所以有汤武的革命。
继承孔子之说的孟子说得更清楚：“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又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还有一段：“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因此，我们说，孔子、孟子所提倡的是：君王之位，有道有德者居之，无道无德而至于暴虐百姓则有革命的发生；贵戚之卿不能容君王有大过而不知改，否则可以换掉君王；一般的公卿大夫，对君王之过要劝谏，劝谏而不听就可以离开。孔子和孟子都不主张“人”的地位高低是固定的等级，他们更不是为势力所屈服的人。
25.孔子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落实了吗？
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历史是儒学的历史，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北宋邵雍说，三皇时代以道治国，五帝时代以德治国，三王时代以功治国，五伯时代以法治国。这都是在孔子之前或同时的时代。三皇之道，是儒学之远祖，是孔子所志于追求之道，于《易经》可见其端倪；五帝之德，是儒学近祖，是孔子所据之德，于《书经》之《尧典》、《舜典》可见之；三王之功，儒学采之，见《书经》之《夏书》、《周书》以及《礼经》、《乐经》、《诗经》；五伯之力，儒学也多少采用了一点，见《春秋》。因此，邵雍说，孔子以三皇为祖，以五帝为宗，以三王为子，以五伯为孙；孔子之学兼顾道德功力。就孔子之前的时代来说，三皇时代是儒学之道的创始者，五帝时代是儒学的继承者，三王时代是儒学的变通者，五伯时代则是儒学的篡改者。因此，孔子之前的时代文化精华都被孔子选择性地纳入到了“六经”之中，但是，幷非孔子之前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儒学主张。
从儒学学说的影响来看，孔子之时，他曾经周游列国，推广儒学以救天下之滔滔，不能说影响不大，但是，他的学说却幷没有被完全采纳。孔子之后，子夏曾经在西河传经，任魏文侯之宰相，魏文侯曾经以国力推行儒学；孔子弟子曾经把儒学直接应用于政治实践，比如《孔子家语》中记载的子羔、子贡等人。战国时代，孟子承子思之学而游说诸侯，荀子学说虽然与孔孟有很多不同，但毕竟还算属于儒学范围之内，另外，孔子的子孙子高、子穿、子顺也承孔子之学曾经相诸侯进言，不能说对当时没有较大的影响。秦朝虽然有坑儒事件，但是，毕竟七十二博士中有儒者，从李斯的文章之中也看得出他幷非单纯主张法治。汉朝之后，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而使儒学成了官学，影响远胜于春秋战国和秦朝时，叔孙通、董仲舒之学的影响更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学的低谷时期，执政者有时只想利用儒学来为自己谋利。隋唐时期，儒学在三教之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宋朝的儒学更加兴盛。元朝儒学又进入一次低谷，到明朝儒学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时期也是如此，但是，清朝的儒学却因为文字狱的影响而失去了“以道抗政”的阳刚性质。
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来看，由于世袭制的限制，孔子学说中的升平世得到了部分落实，而大同世的理想却始终未能落实。我们应该知道，孔子学说是一种学说，而不是一种制度。在孔子学说的传流过程中，儒者不是以群体、集团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儒者幷非要左右朝政，而是要以自己的言行来引导和影响朝政。儒学主张的道德仁义在几千年之中，深入人心，成为普遍的标准；天地之道，成了士大夫普遍的观念。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所有不讲仁义的人，或者讲假仁假义的人，结果都不得人心，或者不得善终，或者遗臭万年。当孔子学说被落实得越多的时候，社会也就越能和谐稳定，但是，是否落实或者落实得多少不是儒者的事，因为儒者只管尽心尽力修养好自己的德与才，落实的情况要看执政者是否能真正采纳。
26.孔子编订“六经”是为了保存史料吗？
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卷一就直接提出“六经皆史也”一句，由此，后人便不揣究章学诚之本意，或者有意借用章氏之说，把“六经”当作史料看待了，《易经》成了卜筮记录，《春秋》成了“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诗经》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书经》成了“政治文献汇编”，《礼经》、《乐经》成了研究先秦礼乐的史料记载，从此使得“六经”不再被当作经典看待，地位一降再降，失去了经典的作用。但是，人们却没有注意到，这是对章氏之说的歪曲与篡改。请看章氏接着说到的话：“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因此，章氏之说所强调的是，“六经”是“政典”，也就是“正己正人”的理义之书，史与文只不过是所凭借的东西而已。孔子赞《易》，不是要做“太卜”，修《春秋》不是要做“太史”，订《礼》不是要做“太常”，正《乐》不是要做“乐师”，编《书》不是要做资料员，说《诗》不是要做文学家。总之，孔子编订“六经”是为了明天地人之道以便于指导政治、社会、人生，也就是说，最终目的是为了“传道”，而不是为了保存史料典籍。如果我们只把“六经”当作史料来对待，我们便否定了其“经”的地位与作用。
27.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吗？
《孟子·离娄下》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孔子所“集”的，是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道德教化，通过取舍损益而使之条理贯通，所以才能“大成”；因为能“大成”，所才“垂范后世”而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孔子乃是以一人之事，传万世之心。但是，现在的普遍说法，却把孔子看作是儒学的创始人，似乎孔子之前不存在儒学、不符合儒学，似乎孔子所传的只是个人的观点、个人的好恶，实在是大错特错。儒学以“六经”为最主要的文本载体，“六经”是往圣前贤之道的“集大成”，孔子不以自己为圣为贤，而汇集历代圣贤之道使之条理贯通、垂范后世，所以才成为“圣中之至圣”，才成为华夏文化传承的第一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说，莫不是儒学之说，莫不与孔子学说相一致，怎么能说孔子是“创始人”呢？ 28.孔子学说只能应用于“守成”吗？
自从汉朝的叔孙通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资治通鉴》卷十一）之后，儒学就成了好象只能“守成”而不能“进取”的学说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儒学实在是有偏颇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从正面来说，商汤灭夏桀，武王灭商纣，都取得了成功，莫非我们能说商汤与武王不是用儒学之道吗？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最终以刘邦获胜告终，在这个过程中，萧何、张良、叔孙通一直以得民心、讲诚信、施仁义来告诫、辅佐刘邦，莫非刘邦能够得天下不是因为这一点吗？汉文帝与汉景帝因为“与民休息”而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顺应民心，不扰农时，莫非不是儒学之道吗？从反面来说，桀纣悖道德、失仁义，结果失去天下，是不是因为违背儒学之道呢？秦始皇行苛政、求私欲，虽然想要万世以天下为私有，却到二世而亡，是不是违背儒学之道呢？汉武帝、唐玄宗拓疆土、重情欲，结果留下历史的污点，是不是因为违背儒学之道呢？清政府大搞文字狱，钳制言论，造就一批奴才，使华夏民族遭遇一场巨大的磨难，是不是因为违背儒学之道呢？从“进取”的方法来说，攻城野战不能没有仁义之心，调兵遣将不能没有诚信之道，孙子、吴起、卫青、李广、岳飞，谁能不以仁爱诚信待士卒却能常胜？国家行政不能没有自正其身为前提，法令刑罚不能没有慎刑宽厚为条件，商鞅、韩非、李斯、张汤、来俊臣，谁能单纯崇尚严刑峻法却能不殃民害己？因此，“儒学”是“道德”的一个暂用名词而已，它上达于大道，身据于德行，下通于仁义，而以中庸为节制之方，无论是要进取，还是要守成，都不能违背这个中庸之方，不能舍弃大道之用。如果我们说儒学只能用于“守成”，那么，打天下、创事业，莫非不讲仁义道德、自正正人了吗？两军交战，哀兵胜；将相不和，国危险；礼失仁心，悖道德；刑罚严酷，罗网兴；上下无序，事不成。
29.孔子学说是束缚人的思想枷锁吗？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谓学是自己不断地学，而不是强迫别人学；诲人不是主动上门去推销自己的学说，而是有问则答。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说孔子学说好象是强迫别人接受的，因此就说孔子学说是思想枷锁，这是把明清时代立孔子学说为官方学说，与先秦时代非官方的孔子学说混同起来了。四书、六经本身不会要求人们必须去学，它是天下之公学，任何人都可以来学习，却又不强迫任何人来学习。《易经》中说：“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礼记》中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无论多么难得的珍宝，都存在是否有识货者的问题，就像一件万年古董一样，在外行看来，也许觉得一钱不值，甚至随便毁坏。识货者也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珍贵，而不是强求人们认同。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也可以成为君子，但是，学与不学，选择权完全在每人自己，因此，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孔子学说不是束缚人的思想枷锁。再者，孔子学说所告诉我们的，不是某件具体的事情应该怎么做，而是某件具体事情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去做，具体地怎么遵守，怎么运用，完全在于我们自己。所以，孔子主张要“举一反三”。无论是四书还是六经，都给我们留下了充分思考的余地，灵活运用的余地。它像日月一样，并不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光芒而不存在，并不因为我们诅咒它而使它受伤害。它像天雨普降一样，旱涝调节还需要人去做，而不是靠雨水自己选择什么地方应该有，什么地方不应该有。发生了涝灾，我们不想办法开渠泄水，我们应该去怨雨水无眼吗？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能说孔子学说是束缚人的思想枷锁吧？另外，即使是在孔子学说成为官方思想以后，也并非要求天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学习四书、六经，而是要求那些想要做官的或者已经做官的人必须学习。有人抱着邪恶的用心，持万年宝剑去滥杀无辜，我们难道因此就归罪于宝剑吗？正人君子得到了宝剑，用来除奸去邪，不能不说宝剑是利器，却不能说奸邪被除掉是宝剑的功劳。
30.孔子学说是为了教化平民百姓吗？
“教化”一词，现在基本上被我们当成了贬义词了，几乎与“灌输”相混淆了，因此，我们一说“教化百姓”便经常不自觉地认为是不尊重百姓，甚至认为是束缚百姓的思想。其实，孔子学说是不是用来专门教化平民百姓的呢？翻开《大学》第一章就可以看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叫“明明德”？就是使自己本来就具备的“明德”显现出来。《大学》要使谁把“明德”显现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只要能够自觉自愿地学习就可以，能够使“明德”显现，才能出仕做官。什么叫“亲民”？朱子解释为“新民”，王阳明解释为“亲民”。如果说是“新民”，是不是去改造百姓的思想呢？不是。因为儒学向来所提倡的是百姓的本性本来就是善的，本来就有“明德”，所谓“新”只是不断地修养自己的道德，以便显现自己的“明德”，并非强迫百姓，也就不能说是要改造百姓的思想。如果说是“亲民”，是不是让官员去收买民心呢？儒学从来都反对收买人心。所谓“亲民”，包括主动地去亲近百姓、使百姓亲近，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僚，也不能用欺骗和强迫的态度使百姓亲近，而必须用王道、仁政使百姓自然而然地归心拥戴。如果说“明明德”是针对所有人说的，那么，“亲民”就只能是对君子、官员来说。如果我们翻开“六经”、“四书”，更可以明显地看到，孔子学说虽然是人人可以学的，更重要的是对要做官或者已经做了官的人来说的，也就是说，孔子所要求的是君臣必须自己端正，君臣不端正，便无权要求百姓也端正，所以，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要“有诸己然后责诸人”。我们可以说，孔子学说当然可以是百姓之师，但是，更应该是帝王君臣之师。所以，不能说孔子学说是教化百姓的。即使说“教化”，也是百姓自愿受教，而不是强迫百姓受教；是百姓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而不是靠行政和刑罚手段去强行地改变百姓之心。
31，孔子学说只适应于农业文明社会吗？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按照西方传来的历史分期方式和标准来看待华夏历史，因此，就说西方的现在是工业文明时代，华夏历史却是农业文明，进而推论，孔子学说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所以，是一种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农耕文化，我们现在要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就应该接受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工业文化。言外之意就是，孔子学说已经过时了，不仅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而且还会阻碍工业文明的发展。事实本来就不是如此，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按照西方传来的历史分期方式和标准来看待华夏历史。诚然，华夏历史上确实是以农耕为主的，即使是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孔子学说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孔子学说所讲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如何组织农业生产或者工业生产。无论是什么文明，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来“修身”都是必须而且必然的要求；无论什么文明，都是由个人构成家庭，由家庭构成国家，由国家构成天下。工业文明的社会，也同样讲究礼乐政刑、仁义道德。因此，孔子学说是讲究如何做人、做事的学说，并不会因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而改变。
32.孔子学说是汉民族的文化吗？
孔子学说作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体现在“六经”之中；“六经”是集合了三皇、五帝、三王、五伯时代的文化而成的，中间经过了战国、秦朝，才到了汉朝。一般说来，汉族的形成是在汉朝，孔子学说在汉朝之前就形成了完整体系，因此，我们不能说孔子学说就是汉民族的文化。即便是三皇之中，就有风姓的伏羲氏部落、姜姓的炎帝神农氏部落、公孙姓的黄帝轩辕氏部落，我们不能说他们是汉族的，却是华夏民族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我们也很难说尧舜文武属于汉族吧？何况汉族与华夏民族中的其它各族之间本来就关系复杂，其中有源流关系、交叉关系的很多，如果非要说是汉文化不可，那么，我们无法区分哪些是汉族的，哪些不是汉族的。孔子学说来源于华夏民族各族，经过孔子集大成之后，也属于整个华夏民族。孔子学说是从“人”来说的，不是从“民族”来说的，因此，它属于所有的“人类”。
33.孔子学说是华夏文化的全部吗？
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一棵大树，那么，孔子学说是树干；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花草，那么，孔子学说是种子；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车轮，那么，孔子学说是轴心；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一片树林，那么，孔子学说是其中最主要的树种；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一座大厦，那么，孔子学说是承重墙。一棵大树不能没有树干，但是，树干不能说是树木的全部；花草可以一岁一枯荣，有了种子能够年年新生，但是，种子不能说是花草的全部；车轮不能没有轴心，但是，轴心不能说是车轮的全部；最主要的树种是树林的关键部分，但是，最主要树种不等与全部树林；承重墙对大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说承重墙是大厦的全部。孔子学说由华夏文化的开始阶段而来，到孔子时代而集大成；孔子时代之后的文化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能离其宗。孔子学说像一条流淌于古今未来的大河，把华夏文化的各个方面灌溉，虽然它最终归于人类文化的大海，但是，这条河流却不能干涸。这条河流的水，吸收着众多的支流，分化出众多的支流；接受着上天的雨露，又蒸发而成为云朵；即使它归入大海，也不能消除这条河流，也仍然蒸腾为云，降落为雨。
34.孔子的一生与他的主张完全契合吗？
任何人的一生，思想言行都不可能始终完全一致，有所出入是必然的。虽然说能够成为圣贤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必然有自己的轨迹，但是，我们不能用他还没有成熟时的思想来衡量他的一生。孔子一生享年73岁，自称“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什么“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因为孔子知道个人的观点常常受道各方面的限制，因而常常容易偏颇，所以，孔子宁愿选取在他之前最优秀人物的言行来加强自己的修养，通过精选而编订“六经”，而且不断地向当时的贤者学习，做到了“学而不厌”，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偏颇与疏漏。孔子称赞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主张“有过无惮改”，所以，也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错误。我们不能说孔子的一生与他的主张完全契合，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编订六经是晚年的事，《论语》等书中所记录的孔子言行是经过选择之后的。圣人用自己的一生把最精华的文化成果留给我们，其目的不就是希望我们再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吗？与其刻意给圣贤找毛病，不如努力减少自己的缺点错误。因此，他的主张是否在他一生中完全做到了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把圣贤之学融在我们的思想言行之中。
35.孔子被尊为圣人是搞个人崇拜吗？
孔子被后世尊为圣人，而且是“至圣先师”，因为什么？按照子贡和孟子的说法，是因为孔子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为孔子“金声玉振”而“集大成”。不要小看“学而不厌”，学不至于快乐，学不至于天人之际，学不至于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学不至于躬行践履，学不至于不耻上问、下问，学不至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都不可谓之“学而不厌”。不要小看“诲人不倦”，自身所学不正，不应该诲人；自身所行不正，不可能诲人；自身不能将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无法诲人；心有骄慢凌人之气，不能用心诲人；做不到有教无类，不能普遍诲人；做不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诲人难以见效。孔子自己以传承文化者自居，而不是以圣人自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传承尧舜文武之道，而不是要我们模仿尧舜文武之事。所以，孔子一生除了身体力行地救天下于滔滔之外，便是为后世之人指明了修身治国的道路，这样就使我们减少了沙里淘金的过程，好象给我们铺平了前进的道路，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之所在。我们尊孔子为圣人，是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和感恩之情；我们所尊崇的是孔子的身体力行，是孔子所传承的大道。从人之常礼来说，尊敬圣贤，尊重道德，尊敬祖先，知恩图报，是理所当然的；从人之常情来说，学不学在每人自己而不能靠别人强迫，能不能有资格诲人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不能强加于人。因此，不能说尊孔子为圣人是搞个人崇拜。
36.孔子是儒教的教主吗？
什么叫“教主”？按《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说法：“某一宗教的创始人，如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那么，就不能说孔子是“教主”。因为孔子不是儒学的创始人，而是集大成者。儒学是不是宗教？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说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那么，儒学就不是“宗教”。因为儒学本来就不是“虚幻的反映”，也不是“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但是，按照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华夏文化观念来解释，儒教却是“宗教”，因为“宗”是对祖宗的敬仰，祖先是后代子孙的“祖宗”，天地是人类的“祖宗”；因为“教”是通过教育而使人潜移默化，逐步修养成为君子及圣贤的境界。只是因为我们借用华夏文化本来就有的“宗教”一词去翻译西方文化的所谓“宗教”，而且又把西方“宗教”当成了标准，所以，今人只知道“基督教”是“宗教”，却不知道儒教本来就是华夏文化中的“宗教”了。“儒教”做敬仰的是天地之道、祖先神灵，期望着人们在现实之中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只是让心灵超越于世俗的名利、富贵之上而已。因此，如果说儒教是西方文化意义上的“宗教”，我们不能承认；如果说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我们也不能同意。但是，儒教是华夏文化意义上的“宗教”，孔子是儒教的“至圣先师”。 37.孔子学说不需要发展吗？
或问：“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是发展的，那么‘经’是不是也应该发展？”
答曰：马克思主义说事物是发展的，《易经》也讲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是“发展”与“变通”是不同的。“发展”只适合于事物的一次循环过重的一部分，因为它只是“从一到多”的过程，却没有涉及到“从多到一”的过程；因为它只是兴盛的过程，而没有涉及到衰变的过程。孔子学说的载体是“六经”，它是华夏文化的总结，同时又是华夏文化精神的释放源。“经”的精神是贯通华夏文化始终的，不能随意改变，只要我们的民族文化还在，那么，千载相传是此“经”，将来还是此“经”。
又问：如果经的内容意义思想还是保留在数千年前，没有一点发展，那么岂不是和马克思主义互相冲突了？
答曰：我们说“三代不同礼，三王不同乐”，这是说礼乐的形式在不断损益、变通，但是礼乐的精神却不会损益、变通。“六经”属于华夏民族，是华夏文化的总体体现。一个民族的“经”不能单纯属于某一个具体朝代，而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经”可以由一人编订出来，但是，却不能由某个人确定为“经”，或者篡改否定众人所共同认可的“经”。就拿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去改变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这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没有一点发展”吧？“六经”也是如此。
或问：如果经的内容意义思想发展了，那还是你所说的经吗？具体又是如何发展的？
答曰：对“经”的应用却必然因时空不同而不同，即使不想变也不可能，因为时间和空间在变换，不同时空中的人必然在应用时会有变通；即使是同一时空中的人，又有不同理解。“经”的文本不变，解经者却在不断改变。怎么变通？怎么“发展”？汉人、宋人、清人都可以解经、用经，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解和用，都不能改变“六经”原本，而且所解所用是属于他们那个相应时代的，而不是完全贯通华夏民族始终的。
或问：新经和旧经有什么区别呢？
答曰：汉人、宋人、清人所解所用的“经”，是汉人、宋人、清人所理解的“经”；今天以及未来，都会因为时空的不同而对“六经”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但是，“六经”的原著不能改。因此，“六经”是“本体”，不能叫做“旧经”；不同时空的理解与应用是“应用”，不能叫做“新经”。“六经”体现华夏文化的总精神——“生生不息”，适用于华夏民族的始终；不同时空的理解与应用，体现华夏民族不同时期的需要——一时之利，适用于当时那个时期。
38.孔子学说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天下没有万能的药物，却可以有万世不移的医理。孔子学说好比是医理，而不是药物。医理已备却没有人去学，学了却不得要领，解决不了问题；医理已备却止于纸上谈兵，或者不应用到现实中，解决不了问题。孔子学说融天道、地道、人道于一体，天地间的一切没有能逃出其范围的，但是，大道含藏于“六经”文字之中，需要我们去认识、感悟、融会、贯通。孔子学说兼备内圣、外王之道，修身、治国的一切道理都在其中，但是，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都需要我们去践履躬行。我们以中医做比喻来说。中医理论能分析所有病症，但是，病入膏肓时，扁鹊、华佗也束手无策；生命衰老而死亡，本是自然而然之道，中医理论不能使一个具体生命永恒存在。中医理论虽完善，世间的医生却不可能都有扁鹊、华佗的水平；即使有扁鹊、华佗的水平，也有像桓侯、曹操那样讳疾忌医之人。《黄帝内经》虽好，无奈融会贯通者、出神入化者少，却不能贬低《黄帝内经》太高太妙；《神农本草》虽好，也须药物俱全、善于搭配调整。因此，孔子学说究竟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呢？要看学不学、学得程度如何，要看用不用、用得水平如何，要看是否逢时运、知经权。
39.孔子学说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吗？
当前，我们有个非常流行而且非常普遍的看法，就是动不动就是要“批判地继承”，与此相关似的说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说法对华夏文化复兴来说非常不利。为什么？首先，因为我们要复兴华夏文化就应该对我们的文化经典采取尊重的态度，而不能再含有“批判”的态度。尊重是不是就全部采用呢？不是。可以选择性应用，可以变通式继承，可以建设性解释，可以同情式阅读，这才是尊重祖先、尊重经典的态度。其次，因为我们这些不是在读经中长大的几代人在思维形式、思维标准、表达方式方面已经严重西化，我们要复兴华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用华夏文化来矫正西方文化给我们民族以及人类带来的错误，在此情况下，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很多方面恰恰是我们需要发扬的，如果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结果一般是恰好把“精华”去掉，而取了“糟粕”，那还何必复兴华夏文化？复兴了还有什么意义？其三，孔子学说不是为某一个时代而存在的，也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是贯穿于我们民族文化之中的精髓，我们没有权利让这个贯穿我们民族文化始终的学说在我们手中失传、被取代，那将会对不起我们的历代祖先，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不起我们华夏民族。
40.孔子学说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
我们这几代人所用的教科书以及所看到的文章著作中，都要先把一种思想学说分为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而且这种分类贴标签的方法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存在于我们思想的潜意识之中了；再者，我们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分出了“对错”，只有唯物主义是对的，唯心主义则是错的，因此，只要是唯心主义的就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了；其三，在唯物主义之中，还有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之分，其中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是最“高级”的“绝对真理”，如果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即使再“朴素”、“机械”，也是过时的黄花，也只能说“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在我们不断地、自觉地贴标签的过程中，华夏文化像犯人一样被审判着，而且只有法官和犯人，却没有一个证人，结果华夏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学说都退出了现实社会的舞台。孔子学说更不例外。
孔子学说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从“六经”到历代的华夏文化典籍本来都不是按照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来撰写、编订的，这就好比询问“宇宙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样荒谬。物质决定意识的就是唯物主义，意识决定物质的就是唯心主义，那么，作为“大道之源”的“易”、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其中讲的是阴决定阳呢，还是阳决定阴呢？都不是，阴阳不过是一气之转，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本性存在和演化，同时又互相推动、互相影响，它们同时都在太极的制约与调节之中，既不是阴决定阳，也不是阳决定阴。是心决定物呢，还是物决定心呢？心与物也只是阴阳关系的一种体现。物质和意识也只是一组阴阳关系，在阴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太极（或者说是“道”）。理解和学习孔子学说，我们应该从华夏文化精神来看待，来依据是否符合自然而然之“道”来认识。如果把男人当成标准，那么，女人就都是怪物；如果把身高六尺作为标准，那么，巨人也成了怪物；如果把普通人作为标准，那么，圣人也成了怪物！
41.孔子学说不利于社会进步吗？
有兄弟两人，后来分家单独过日子去了，老大一直教育孩子要做一个正人君子，做好本分之内的事，勤奋做事，后来虽然也有个别的子孙曾经不守本分，也曾经被人欺负过，但是，总起来说一直比老二家的子孙生活好一些。老二一直教育孩子要强身健体，相信鬼神，又总是想发明种种能够少付出而多收获的方法，但是，他的子孙却一直不如老大家。就这样过了几千年，老大的后代之中出现了一个靠不正当方法成为家长的人，为了防止人们反对，就强制家族的人都不许随便说随便动，否则就会被杀头，于是，大家只好哑口无言，只管干自己的活，不管家族的事。这位家长的后代换了几代之后，越来越不成器，最后实际上就无法当家作主了，大权落在了一位老祖母手中，家族也开始败落。在此情况下，家族内的人还是起来造反，要推翻他们。就在这时，老二家的后代靠他们发明的各种技术，开设了很多工厂，但是，产品多了就需要开拓市场，而且他们的产品大多是枪炮和大烟这种高利润的商品。他们来到老大的后代这里，发现老大的家族虽然远不如以前了，但是金银财宝还是不少。他们强迫老大家族的人让他们随便来做买卖，老大家正处于多事之秋，不想答应，老二家的人一方面用大烟诱惑老大家的人，另一方面又用枪炮攻打老大家族，在此情况下，老大家人心本来就不齐，又正处于弱势，于是连连失败。老二家的后代联合其他人一起来打，打了胜仗之后，不仅连抢带偷，而且还要求老大家多次赔偿他们的枪炮费用，老大家于是越来越贫穷。老二家的后代从老大家抢夺一番的同时，还抢夺其他家族的财物，于是，他们的家业越来越大。他们从本家族中的弱者那里获得了一些财富，又从其他家族抢夺了一些财富，富强起来之后，就用钱聘请或诱惑其他家族的人来为他们设计各种东西，所以，他们的家园设计建造得越来越富丽堂皇。他们不再从本家族的弱者手中取得财富，而是带着枪炮、面带笑容地高价出售他们那些可以投机取巧的技术，他们的收入也因此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好。过了几代之后，老大家的后代子孙看到老二家那么好，于是认为老二家的祖先教育真好，开始诅咒侮辱自己的祖先：如果当初老大不教育我们做正人君子，我们家族也就不会比老二家族落后这么多了！老二家的后人好象已经忘记了他们祖父辈是怎么发家的，带着鄙夷地态度对老大家的后代说：你们家族的祖祖辈辈都无能，所以，你们落在了我们后面！老大家的子孙们听了，说：对，对，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当初那兄弟俩中的老大，他的在天之灵看着这样的子孙，在做何感想呢？
42.孔子学说反科学吗？
东方木与西门金各自生活在东半球和西半球，两人素未谋面，因此，他们各自创立了一套学说体系。
东方木认为，虽然我是父母所生，但是，我的父母的祖先的祖先，推到最早，却是天地所生，因此，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祖先以及天地的生养之恩，更不能恩将仇报，为了我自己的享乐而把父母、祖先和天地当成我掠夺的对象；我的父母把我生下来，又养育大，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我们报答他们，天地之间生长着的万物时刻都在保障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天地万物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我们报答他们，因此，我们也理应学习父母、天地，做人也不能去损害别人，损害天地，我们把自己所做的事做好，也不能求父母、天地、别人的报答；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的父母是他们的父母的孩子，一直追溯上去，我的祖先是天地的孩子，因此，人与天地是分不开的，如果用人体打个比方，那么，天就是头颅，人就是躯干，地就是四肢，人的心与天地的心是一样的。由于东方木这种想法，所以，他一直都尊敬天地祖先，孝敬父母，爱护万物，因而创立了效法天地之道、天地至善、天人合一的学说体系。
西门金认为，天地真玄妙，一定是有一个上帝精心创造并安排了这玄妙的一切，当初上帝本来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可是，我的祖先因为不听上帝的告诫而偷吃了禁果，上帝才惩罚了我们，因此，我们感谢上帝，甘愿当上帝的奴隶，而且要永远向上帝忏悔；天地也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创造的目的是为了我们人类，因此，天地是供我们主宰利用的东西，只要对我有利，我可以任意向天地万物索取，我是天地万物的主人，我们只敬畏上帝，却不必敬畏天地；上帝创造了我的祖先之后，因为祖先犯罪，才被赶到人间来，我们一代一代的都是靠自己的奋斗走过来的，上帝并没有多干涉我们，因此，我也要早早地放开手，让我的孩子自己去闯荡天下，有什么事情学着自己为自己负责，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把我培养大的，我也应该这样；天就像我的房顶，地就像我的房子的地基，万物就像我的房子的砖瓦，如果我的房子毁坏了，上帝一定能保佑我重新再盖起来；上帝创造一切的时候，就像我们制造机器一样，因此，除了上帝神秘莫测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由各个机器零件构成的。由于西门金这种想法，所以，他一直只崇拜上帝，而把天地万物当作自己可以随便利用、随意索取的东西，甚至把人本身也当成了机器，不过，却把人当成是主宰天地万物的最高级的机器，因而创立了上帝主宰人、人主宰万物、天地万物无灵性的学说体系。
有一天，东方木遇到了西门金，东方木当时恰好因为内外交困而生病，西门金虽然半生贫困，却通过各种手段发了家，见到东方木之后，便一直有盛气凌人的心态，他了解到东方木的学说体系之后，哈哈大笑，说：你太愚蠢了，祖先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敬畏的？天地只不过是我们的随便索取利用的东西，有什么可尊敬的？人生活着就要享受，就要赚钱，就要强大，除了上帝之外，谁欺负我们，我们就消灭他！你还说天地人合一，哈哈！我开采了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矿等等东西，大地把我怎么样了？我不是还活得很好吗？陆地上没有可以供我用的东西，我就到大海里去找；地球上没有了，我就到月球、火星上去找；实在不行，我就带领全家离开地球，另外找地方住！你没看到我现在的情况吗？身体非常健康，生活非常愉快，所有的享乐我都能得到，可是，看看你自己怎么样了呢？说完，西门金哈哈大笑起来。东方木感觉到好象很有道理，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学说体系确实不如西门金，正想详细询问如何完全学习西门金的学说体系，西门金一回头，东方木却忽然发现：西门金的后背上好象已经患了红斑 43.孔子学说反民主吗？
某甲热情歌颂民主，说民主已经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是当今世界全球共同追求的目标。我问：你喜欢民主的哪一方面？某甲说：民主是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是对百姓的尊重。我说：你认为美国是不是民主国家？某甲非常肯定地说：是啊。我说：美国的国家大事确实有很多是经过公民投票的，但是，最后是不是由议院提出议案，然后由总统签字？究竟最后决定权在谁手里呢？某甲说：当然是最后由总统决定。我说：孔子学说中，也是由大臣们根据国家的政治需要和百姓的利益提出意见，最后由君王决定啊。某甲说：可是没有经过投票表决啊！我说：投票的目的是什么？某甲说：这样可以保证百姓的各方面利益啊。我说：孔子主张王道仁政，就是让百姓“乐其乐而利其利”，难道不能保证百姓的各方面利益吗？某甲说：可是，投票能给百姓发言的机会啊。我说：孔子学说是祖述尧舜的，尧舜设立“谤木”，让百姓充分发表对国家政治得失的意见，而且向打草的、砍柴的人询问政治得失。某甲说：可是，这毕竟不是让百姓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啊！我说：如果是在文革中让大家投票评价孔子，结果会怎么样？在今天，孔子学说已经被批判了一百多年，让百姓投票评价孔子，结果会怎么样？某甲不语。我说：你对远见卓识、不同凡响、超凡出众、杰出英雄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某甲说：当然持肯定态度。我说：超过半数的人都同意的看法还是不是远见卓识、不同凡响之类的呢？某甲嗫嘘了一会儿说：如果不让百姓投票，怎么保证君王和官员行王道仁政呢？我说：孔子格外重视通过教育培养人材，然后举贤荐能来保证官员的修养水平，再通过行政和刑罚手段来监督、升降、奖惩官员，不是也可以吗？某甲说：可是孔子学说只是一种学说，不是制度啊。没有形成制度，就缺乏可行性。我说：孔子学说不是制度，但可以根据孔子学说设置制度啊。某甲说：只重视官员的意见，不重视百姓的意见，那不是精英政治吗？我说：美国选举是选普通人呢，还是选精英呢？你要是投票选官员是选精英呢，还是选平庸的人呢？某甲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对民主那么热衷呢？我说：那是因为人们只知道与民主相对的是专制，因为反对专制，就只剩下了民主这一项选择；因为大家这些年来根本不知道孔子学说中的王道仁政的美妙之处。某甲说：孔子学说中为什么没有民主这个观念呢？我说：如果说民主就是让大家都有充分发言的机会，那么，孔子学说主张让大家畅所欲言，而不能防民之口；如果说民主就是保障百姓的利益，那么，王道仁政就是使百姓安居乐业；如果说民主是让民众为国家做主，那么，真要让民众做主，结果可能会是祸国殃民。某甲说：为什么会祸国殃民？这太耸人听闻了吧？我说：如果是得到过经典教育的人，就不能算是普通民众了，可以根据他们的道德才能来任命为官员，那些没有受过经典教育的人往往只顾近期的、个人的利益，而不顾长期的、大局的利益，可是，他们所占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做出决定之后，这三分之二的人都要负责任，但是，都负责任就等于谁都不负责任，却是所有人同时受害！如果我们要走万里路，你说让一个只熟悉百里方圆的人做向导，结果会怎么样？还有，如果大家意见分成几种，都不超过半数，怎么解决呢？狼疮！不过，东方木暗想：希望不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可该抓紧时间治啊！
43.孔子学说反民主吗？
某甲热情歌颂民主，说民主已经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是当今世界全球共同追求的目标。我问：你喜欢民主的哪一方面？某甲说：民主是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是对百姓的尊重。我说：你认为美国是不是民主国家？某甲非常肯定地说：是啊。我说：美国的国家大事确实有很多是经过公民投票的，但是，最后是不是由议院提出议案，然后由总统签字？究竟最后决定权在谁手里呢？某甲说：当然是最后由总统决定。我说：孔子学说中，也是由大臣们根据国家的政治需要和百姓的利益提出意见，最后由君王决定啊。某甲说：可是没有经过投票表决啊！我说：投票的目的是什么？某甲说：这样可以保证百姓的各方面利益啊。我说：孔子主张王道仁政，就是让百姓“乐其乐而利其利”，难道不能保证百姓的各方面利益吗？某甲说：可是，投票能给百姓发言的机会啊。我说：孔子学说是祖述尧舜的，尧舜设立“谤木”，让百姓充分发表对国家政治得失的意见，而且向打草的、砍柴的人询问政治得失。某甲说：可是，这毕竟不是让百姓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啊！我说：如果是在文革中让大家投票评价孔子，结果会怎么样？在今天，孔子学说已经被批判了一百多年，让百姓投票评价孔子，结果会怎么样？某甲不语。我说：你对远见卓识、不同凡响、超凡出众、杰出英雄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某甲说：当然持肯定态度。我说：超过半数的人都同意的看法还是不是远见卓识、不同凡响之类的呢？某甲嗫嘘了一会儿说：如果不让百姓投票，怎么保证君王和官员行王道仁政呢？我说：孔子格外重视通过教育培养人材，然后举贤荐能来保证官员的修养水平，再通过行政和刑罚手段来监督、升降、奖惩官员，不是也可以吗？某甲说：可是孔子学说只是一种学说，不是制度啊。没有形成制度，就缺乏可行性。我说：孔子学说不是制度，但可以根据孔子学说设置制度啊。某甲说：只重视官员的意见，不重视百姓的意见，那不是精英政治吗？我说：美国选举是选普通人呢，还是选精英呢？你要是投票选官员是选精英呢，还是选平庸的人呢？某甲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对民主那么热衷呢？我说：那是因为人们只知道与民主相对的是专制，因为反对专制，就只剩下了民主这一项选择；因为大家这些年来根本不知道孔子学说中的王道仁政的美妙之处。某甲说：孔子学说中为什么没有民主这个观念呢？我说：如果说民主就是让大家都有充分发言的机会，那么，孔子学说主张让大家畅所欲言，而不能防民之口；如果说民主就是保障百姓的利益，那么，王道仁政就是使百姓安居乐业；如果说民主是让民众为国家做主，那么，真要让民众做主，结果可能会是祸国殃民。某甲说：为什么会祸国殃民？这太耸人听闻了吧？我说：如果是得到过经典教育的人，就不能算是普通民众了，可以根据他们的道德才能来任命为官员，那些没有受过经典教育的人往往只顾近期的、个人的利益，而不顾长期的、大局的利益，可是，他们所占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做出决定之后，这三分之二的人都要负责任，但是，都负责任就等于谁都不负责任，却是所有人同时受害！如果我们要走万里路，你说让一个只熟悉百里方圆的人做向导，结果会怎么样？还有，如果大家意见分成几种，都不超过半数，怎么解决呢？ 44.孔子学说反自由吗？
读到《论语》中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忽然想到，这是不是会让人反感，认为这是限制自由呢？我决定弄明白到底“自由”是什么意思。查到《辞源》里说：“谓能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礼·少仪》：‘请见不请退’汉郑玄注：‘去止不敢自由。’《三国志·吴·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这里所谓“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不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礼》中的例子是说，按照礼仪，不能自己想走就走、想留就留；《三国志》中的例子是说，朱桓想按自己的意志指挥作战，而不想受到制约。记得《孔雀东南飞》中焦母怨儿媳刘兰芝的一条理由就是“专自由”，也就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样看起来，“自由”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是个贬义词。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当然是主张不能“按己意行动”而“不受限制”。我想想自己，要是我想做什么，不跟家人商量一下就擅自去做，是不是“自由”呢？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果遇到事情完全由自己做主，不听大臣和百姓的意见，是不是“自由”呢？我忽然明白了，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自由”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独裁”、“专制”，因此，孔子学说是反对这种“自由”的，可是，我们现在谁不反对独裁专制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却大力为“自由”唱赞歌呢？我再去查《现代汉语词典》，其中解释“自由”有三方面含义：第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这是说，只要不违法，就可以“按己意行动”，如果违法就要受惩罚了。这里只讲法律而不讲礼仪了，那么，是不是可以“按己意行动”不顾礼仪，不顾别人的意见呢？再想想“克己复礼”四个字，我恍然大悟：“克己”由谁来克？由我自己的心；“礼”是什么？相当于我们说的“公共道德”，遵守公共道德也需要自我的修养，如果不遵守，没有达到犯法的地步，也只是受到舆论谴责，如果按照这一条的说法，那么，是否受舆论谴责就不用管了，更不用讲良心的谴责——怪不得现在我们的公共道德如此低下呢！因为我们不重视自我修养，只重视法律约束了！第二，“哲学上把人认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自觉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叫做自由。”这一条与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关系不大，就不说了。第三，“不受拘束，不受限制。”这一条充满了诱惑力，我们可以完全放开手去做，既不用管法律，也不用管礼仪，我想，这一条虽然充满诱惑力，恐怕没有多少人肯定吧？说到这里，我明白了：我们今天是把我们华夏文化中的“自由”改成了另外一个意思，然后批判华夏文化中原来的“自由”一词；我们只讲守法而不讲礼仪道德的自我修养了；我们接受了“自由”含义中“不受拘束，不受限制”的一面，而不管“天下归仁”了！
45.孔子学说是要人做“顺民”吗？
某甲读《论语》读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对我说：“要是按孔子这个说法去做，老百姓就整天什么也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了，只能当顺民，所以，我反对孔子学说！”我笑着问他：“那些短命的人是不是自己想死呢？那些自己理想没有实现的人是不是不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某甲说：“那些自杀的人是自己想死，理想无法实现的人也有现实因素，不能说都是因为天命吧？”我说：“孔子并没有说让人完全相信天命，然后就认命，他说的是：‘尽人事，听天命。’说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某甲说：“畏大人，是让我们害怕当官的，那么，我们不就都成了胆小鬼和奴才了吗？这不是让我们老百姓都做顺民吗？”我说：“大人与官员、君子是不一样的，大人是指有德才又有权位的人，官员是有权位却不一定有德才的人，君子是有德才却不一定有权位的人。孔子说要敬畏大人，而不说敬畏官员，也就很清楚了。”某甲说：“畏不是指畏惧吗？”我说：“有德才的人，是自然而具有一种威严，但不是使人畏惧。而且百姓只要不违法，对大人还有什么畏惧的呢？”某甲说：“要是我们敬畏圣人之言，那么，我们还敢说话吗？”我说：“圣人之言并不是自己我们敬畏，而是凭着一颗仁爱之心告诉我们怎样做人做得更好，怎样做事做得更好；圣人不是要用他们的言论堵住我们的口，而是在启发我们。即使我们不接受圣人之言，圣人也无法强迫我们，也不会强迫我们，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某甲说：“如果我们不敬畏圣人之言，是不是犯罪呢？”我说：“圣人之言不是法律，而是道德教诲。法律是靠强制来执行的，道德教诲是个人自觉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敬畏圣人之言，对圣人没有什么损害，受损害的是我们自己。”
46.孔子重视礼是错误的吗？
不久前，在山东省民盟举办的一次专家研讨会上，有一位研究法律的先生大谈特谈法律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在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就开设法律课程，把刑法课开在初中阶段，好象只要开设了法律课，学生就能因为害怕犯罪的后果就不会再犯罪了，好象法律可以解决当前的一切社会问题，而且这种观点得到了众多的共鸣。当时，我越听越觉得不能不反对这种意见。因此，到了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基本上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时代！我们把物质文明放在第一位，把精神文明放在第二位；我们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文化传承放在第二位；我们把法律放在第一位，把道德放在第二位。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刚才有位老师说，在初中开设了法律课就可以使初中生不会犯罪了。我想询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有几个人学过法律？我们为什么不去犯罪？那些杀人犯、贩毒分子，谁不知道那是犯法的，而且会是死刑？但是，他们因此就不杀人、不贩毒了吗？所以，人们不是因为害怕犯罪的后果而不去犯罪，而是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就是知道礼义道德。如果我们不犯法，我们会去关心法律吗？犯法之后，我们只能伏法。但是，任何人，包括罪犯，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是父母所生所养，也都有亲戚朋友，我们不先讲礼义道德使他们尽量不去犯罪，却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健全法制来惩罚罪犯上，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仁爱之心呢？法律只关系到犯法的人，但是，礼义却关系到所有的人，我们不去关心关系到所有人的礼义道德问题，却只关心制裁惩罚少数人，这是不是本末倒置呢？”
47.孔子鄙视劳动和劳动者吗？
文革之中，我们在批判孔子的时候经常引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来证明孔子鄙视劳动和劳动者。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受此影响，坚持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我们今天也不应该要求爱因斯坦一定要会种庄稼、造汽车吧？也不应该要求国家主席一定要会种菜、造电视机吧？那么，孔子为什么说要求学种菜、种庄稼的弟子樊迟是“小人”？如果立志要当一个农民或工人，可以向父兄学习，可以向老农、老圃学习，这种技术性的东西人人可学，也有学习的途径，但是，孔子培养弟子并非为了培养这种技术性的农民、工人。孔子教人是教做人的，不是教做工的；是教有志于惠民的君子、官员。我们能到政法大学学习农业技术吗？能到文学院学习法律吗？政法大学鄙视农业技术吗？文学院鄙视法律吗？樊迟既然来拜孔子为师，就应该知道要学什么，但是他却希望孔子教给他农业技术。孔子既然是要培养正人君子以便普惠于一方、行仁于天下，樊迟却只想成为可以养家糊口的农业技术，孔子能不说他是“小人”吗？有能为天下做更多正事、大事的机会，却不修养自己的道德能力准备做正事、大事，莫非应该提倡吗？君子有可能有德有才而无法施展，但是，却不能因为无法施展而不去修养自己的道德才能。
48.孔子只培养臣子吗？
孔子培养的是有道德才能修养的君子，君子可以在不得志时做百姓，在得志时做官员，在有运有命时做君王。《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是否修身在我们自己，做百姓、官员还是君王却不在我们自己。从后世来看，似乎学习孔子学说的人只能担任臣子或者当普通百姓，但是，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一是当初所实行的是君王世袭制，因此，君王并不是从普通百姓之中有道德修养的人之中选拔出来，二是儒者虽然看起来只能做臣子，好象很被动，但是，具备的道德才能的君子是否从政，却掌握在自己手中，孔子说过“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就像韩愈所说的那样：君子不能像器物那样，被人用到的时候才有价值，不被人用到的时候就像废物一样。因此，儒者表面上是被动者，实际上却是主动者。儒者必须做臣子吗？不是。有德有才又有机会，却不从政，那是不符合孔子之道的；道德才能修养不够，却要从政，那是害人害己的，也不符合孔子之道；注意修养好自己的道德才能，能从政就从政，不能从政可以传道，可以做任何符合道义的事。
49.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做官吗？
孔子说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在那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期望着天下重新恢复稳定的秩序，重新建立和谐的关系，这难道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吗？很多反儒人士说，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做官，这样一来，孔子为救天下而奔波就完全转成了庸俗的求官求职，成了求功名利禄的凡人俗子！谁希望天下大乱？莫非反儒的人士希望如此吗？天下大乱的受害者究竟是哪些人？莫非反儒的人士认为天下大乱会对百姓有好处吗？可是，孔子时代已经是天下大乱了，《孟子》中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蒋庆先生说：“《春秋》立、贬、绝之条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见王义，故知《春秋》为正名之书。”（《公羊学引论》第125页）很清楚，孔子是为救天下而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列国，遇陈蔡之厄而不忧，遭丧家狗之辱而不怨，逢楚狂接舆之谏而不止，我们对这样一位为解天下于倒悬的圣人为什么要贬低为凡夫俗子呢？假如孔子只是想做官，那么，何必要周游列国？假如孔子不是坚持“以道事君”，哪里需要周游列国？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50.孔子“私人讲学”是“讲私学”吗？
所谓“私人讲学”是由与政府办学讲学相对而言的，当政府办学与讲学能够按照正常情况进行的时候，私人办学讲学也就相对来说没有必要了。如果说私人讲学的目的是培养技术性专业人才，那么，没有什么问题，反而会有益于社会；但是，如果私人讲学的目的是培养官员的思想行为，那么，就很容易出现问题了。问题出在何处呢？出在所讲的内容是“公学”还是“私学”。孔子看到当时的“官学”所讲的东西已经不是“公学”，而成了朝廷把持之下的官方一己之学，甚至是违背正道的学说，就像《庄子》所讲的那样，诸侯窃取了国家政权，连对道德仁义的解释权也窃取了，在此情况下，“官学”便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私学”，而不再是“公学”了，所以，孔子才开始“私人讲学”。但是，孔子所讲的内容却不是私人之说，而是历代相传的正宗的官方之学，他的“述而不作”恰恰与此相适应，他所用的教材不是自己独创出来的思想，而是选取历代圣贤之学而且是原来的官学本来就重视的“公学”，这样，孔子讲学就不是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弟子，而是培养拥护正道的弟子，其目的是为了通过修身来治国、平天下，使民族、国家、百姓受益。孔子讲学的内容与战国时期的诸子讲学，其根本不同点就在于此。战国诸子所讲的虽然也来自官学的一部分内容，但是，从整体来说，却是个人所创的一套学说，是为了培养拥护自己学派思想学说的弟子；虽然他们的目的大多也都是为了平治天下，但他们的学说之中却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一些个人的好恶成分，因此而成了“私学”或者具有了“私学”的性质。因此，我们应该把孔子“私人讲学”与后世的“讲私学”区别对待。
51.孔子学说排斥压制其他学说吗？
孔子是要培养君子的，虽然君子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但是，孔子是提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去做官的，就像子路（一说是孔子）所说的那样：“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做官乃至做天子，所面对的人之中，得道的人少，而平凡的人多，更不可能没有邪恶的人。在此情况下如何去对待各种人？首先是“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以正面的教化为主，借此增加君子的数量；其次是“举直错诸枉”，使君子能够成为主导者，靠君子的影响力来树立政治与社会的正气；再次是要像帝尧“问政于刍荛”那样，广泛听取人们的意见，以便检察政治的得失而使之趋向完善；最后，对某些大奸大邪而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予以贬退诛伐。因为天下之人中，平凡的人占大多数，因此，必然有各种意见，孔子既然主张“仁政”，当然不能对平民的各种意见进行压制；天下的俊杰贤人也有各种不同意见，但是，只要其意见有可取之处，孔子也不会主张压制，而是主张“和而不同”；但是，对于那些“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而扰乱天下的人却要予以制裁。孔子主张“慎行”、“必也无讼”，但是，却不是主张只将宽容，而不讲刚猛，而主张“宽猛相济”。反儒的人都知道只讲“仁”不行，但是，又对孔子主张之中刚猛的一面加以反对；都知道对于不同意见不能压制，但是，却对“不同意见”和“邪恶主张”混为一谈；只知道压制不同学说是错误，但是，却不知道任凭“邪恶主张”泛滥也是错误。
52.孔子的“君子儒”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君子吗？
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但是，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矣，中人以上不可以语上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因此，有人据此说孔子歧视“小人”，歧视普通百姓，与此同时，人们又批评孔子学说太理想化，因为即使教化得再好，也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成为君子。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孔子给所有人成为君子的机会，不否定任何人有成为君子的可能，甚至可以成为圣贤，但是，孔子并不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君子。给所有人成为君子的机会，承认人人都可能成为君子，因为仁心、明德本来就在所有人的心中，只要能够把此仁心、明德显现出来，便可以成为君子，这正是圣人的胸怀。但是，毕竟天下人的才智、机会、命运不同，再加上每人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向善之心的不同，所以，让所有人都成为君子是又是不可能的。那么，不能成为君子，是不是就应该被歧视呢？如果我们理解了“君子学道则爱人”究竟是爱谁，理解了“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究竟是对谁“薄责”，理解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让谁起引导作用，理解了“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是在要求谁以身作则，也就知道孔子是否歧视没有达到君子标准的人了。不能成为君子的人，并不等于奸邪的人，因此，虽然“礼不下庶人”，但是，只要不触犯法律，也就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他们触犯法律是因为官员的问题，孔子反而主张先追求官员的责任，孔子弟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也应该是符合孔子的主张的吧？
53.孔子学说不重视物质生活吗？
大家都听说过“安贫乐道”、“孔颜乐处”的话，都知道“君子谋道不谋食”，还有知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是，有人认为孔子不重视物质生活，好像孔子就是要人们守住贫穷，去谈空洞的道，难道“道”能当饭吃吗？老百姓都饿死了，要“道”有什么用？因此，有人说，中国物质科学没有发展起来，罪魁祸首就是孔子学说！如果这样说，那么，对孔子的误解实在是太深了！“贫而乐”是一种心态，如果一个人能在暂时的贫苦之中不失骨气，不会气馁，那么，富贵的时候也就不会失礼，也不会患得患失而生活在苦恼之中。“乐道”是乐于空谈大道吗？道是用来行走的，不是用来空谈的。以道而行，则自强不息；能自强不息，“食”的获得也就在其中了，大家都把心态调整得快乐起来，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那不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和保障吗？贫穷靠什么来改变？不是靠哀叹怨恨来改变，而是靠我们的工作来改变；不能靠歪门邪道来改变，而要靠符合道义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想要富贵就必然富贵吗？一旦我们拥有了富贵，就一定能保持得住吗？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不能失去的是人的修养、人的尊严！孔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去食”的？《论语》中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这里，先讲的平时的情况，要先使人们有足够的衣食保障人们的生存，其次使国家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障国家的安全稳定。但是，天下总不是没有特殊情况的，在迫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在军事力量和衣食两者之中应该先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二位；再遇到特殊情况而不得不加以选择，那么，首先选择做人的尊严，其次才是衣食问题。怎么做到保持做人的尊严？不为衣食而去奴颜婢膝、欺诈虚伪、烧杀抢掠、以邻为壑，就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穷困不得志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做人的尊严，而不能像洪水一样四处泛滥，无所约束。衣食无忧之后，人们应该去做什么？是去致力于社会的和谐安定，还是致力于淫逸奢侈？
54.孔子是什么阶级的代表吗？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习惯于阶级分析的方法，总是要给历史人物和学说划定阶级成分，这样一来，人性被阶级性取代了，似乎从此便没有了人的共性。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反传统的时代思潮之中，当然是首当其冲地受到猛烈批判。在批判的方式上，有一项非常“行之有效”的，那就是先给孔子划定阶级成分，说他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由此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论”：孔子学说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因为“奴隶主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而“新兴地主阶级”比“奴隶主阶级”更“进步”，所以，孔子学说当然是反动、落后的；孔子学说中的“仁者爱人”不是爱“劳动人民”，而是说要“奴隶主阶级”之间的互相的爱。如今，我们虽然已经基本上不采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只是把“奴隶主阶级”换成了“统治阶级”而已，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
当我们用“统治阶级”这个词语的时候，其中暗含着的意思是“统治阶级”是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劳动人民”也就是“被统治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试想，我们可曾把这个词语用在外国的执政者吗？我们可曾把这个词语用来指当今的执政者吗？我们既然不把“统治阶级”这个词语用来指外国和当今的执政者，那么，言外之意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是“黑暗”的、“反动”的，也就是说，谁维护这样的“统治阶级”，谁就是与人民为敌，谁就是在反“民主”。在这样的错误逻辑推理之下，孔子学说不可能不被否定、批判。
孔子学说从来没有采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个词语，连这样的意思都没有。在孔子学说中，只有“君臣民”的职位分别，只有“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分别。君要臣忠，首先要自己先端正自己；臣要民服，首先要先以身作则。因此，孔子学说不是针对“劳动人民”立言，而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孔子学说不是让“民”来做国家的“主人”，而是要求君臣首先保护和满足“民”的生存幸福和各项利益。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修养而达到君子的要求，所有的君子都要以仁爱为原则，因此，小人不是被歧视的人，而是君子所要包容的人，是君子所要感化的人，是君子所要鼓励的人。所有的君子，与他所处的地位无关，君臣民都可以是君子，也都可以是小人；君臣民之中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这样的学说，能说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吗？其受益者是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是一个民族的所有族群，是人类的所有国家，是宇宙件的所有生命与非生命！ 55.孔子学说能代表“传统文化”吗？
“传统”这个词语已经被我们现在用滥了，不仅如此，这个词语还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贬义词了，因为与“传统”相对的是“现代”，而“现代”被认为是最好的。当我们说“传统道德”的时候，也同时意味着有与之不同的“现代道德”；当我们说“中国传统道德”的时候，也同时意味着还有与之不同的“外国道德”。难道天下的“道德”规范还有古今、中外的不同吗？所有的“道德”都只是存在着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不存在是非对错的问题。
什么叫“传统文化”？是在人类进程中贯穿始终的人类思想的主干。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演化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思想主干。换句话说，“传统文化”也就是“文化”之中贯通始终的“统”，而不是别的。孟子有“道统”之说，韩愈有“道统”之说，华夏文化所要传的也就是这个“道统”，或者称之为“道德之统”。历史朝代不是这个“统”，历代文物不是这个“统”；这个“统”贯穿于过去，这个“统”也要贯穿到未来。因此，“传统”不是与“现代”相对而言的，而是与“道统”之外的“文化现象”相对而言的。
孔子学说继承的是他之前几千年的文化主干，又贯穿于他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代表着华夏民族的思想主干，又贯穿于华夏民族的始终，所以我们说，孔子学说不是个人性的言论，而是华夏圣贤学说思想的“集大成”，这是与诸子百家、学者专家的某种理论、学说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说，孔子学说完全可以代表“传统文化”。
56.孔子编订“六经”导致了其他文献资料失丢了吗？
孔子编订“六经”，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为了保存文献资料，而是为了将孔子之前的文化精华精选出来，并使之成为可以作为后世修身治国的指导性学说体系，也就是为万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孔子并没有销毁没有编入“六经”之中的任何文献资料，也没有否定其他文献资料，怎么能说是由孔子编订“六经”而导致其他文献资料的丢失呢？
大家很清楚，秦朝的焚书焚毁了除秦记、农桑、医药、卜筮之外民间所藏的所有书籍，但是，七十二博士的藏书和国家藏书。到了项羽火烧阿房宫，才使得秦朝的博士和国家藏书焚毁殆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虽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但是，所谓“罢黜”，只是使“百家”之说不再作为国家所提倡的学说，而不是“毁灭”；所谓“独尊”，只是把儒学作为国家的主导性思想，而不是唯一的思想。因此，众多的先秦文献的丢失，丝毫不是孔子的问题，也不是儒学的问题。 57.孔子的“春秋笔法”违背史学精神吗？
很多人说，孔子的《春秋》违背了史学精神，这个极大的误解，问题出在何处？主要是因为我们错误地把《春秋》当成了史书来看待，而没有把它当作“经”来看待。假如《春秋》只是史书，那么，孔子就成了一个“史学家”了，我们应该知道，《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记载来表现“微言大义”，而不是为了记载当时的历史事实。什么叫做“微言大义”？蒋庆先生说得好：“大义者，使乱臣贼子惧；微言者，匹夫行天子改制之权。”（《公羊学引论》第394页）再说得明白一点，大义是指高于世俗任何帝王之上的道德仁义，简称道义，因为它不容许任何人凌驾于其上，所以，能使乱臣贼子惧怕；微言是指隐含在《春秋》的史实和文字之中的褒贬，而且这种褒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褒贬，而是为万世立下人生与政治的原则，而且也为万世画出人类演进的理想蓝图，无论是天子还是臣民，只要是符合道义的，都在褒赞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违背道义的，都必须讥、贬、绝！在这一点上，那种给后世提供借鉴的史书是无法跟《春秋》相提并论的。
蒋先生说，《春秋》是孔子所编，《公羊传》是孔子亲口所述。因此，只有《公羊传》能够直接揭示出孔子所要表现的微言大义，《谷粱传》则是站在礼义的高度来看，没有反映出《春秋》之中道义高于任何君王的“大义”。《左传》更是不重视微言大义，甚至有些时候把君王凌驾于道义之上了。所以，要了解《春秋》，必须把它当作“经”来看待，必须依据《公羊传》来解释。如果把它当作史书来读，那是根本不懂《春秋》！
59.孔子编订的“六经”还是“经”吗？
“六经”不仅是儒学的经，也是华夏文化的经，至少应该是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以上的人的经；“六经”不仅是华夏历史上的经，也应该是我们华夏民族今天和未来的经。五四之后，我们虽然还常常使用“五经”或者“六经”、“十三经”之类的词语，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却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们根本没有把它们当作“经”来对待，而是当成了一般性的书籍对待了。因此，我们心目中的“六经”、“五经”、“十三经”都已经名不副实了，都已经“名不正”了。
《易经》被当成了卜筮之书，当成“诗歌的萌芽”，只有《易传》还被认为有些“哲学”上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站在西方产生的“哲学”框架和标准之上来评判的，可想而知，即使是推崇《易传》的学者们，也是把《易传》当作西方哲学的附庸，甚至是审判对象。《春秋》的地位被《左传》取代了，其实质是把“经”当成了“史”，而且还不被认为是“信史”。《诗经》被评判为“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其中的每一首诗的作者和内容，几乎完全否定了汉朝以后两千多年的传统说法，完全重新解释了。《书经》被评判为“政治文献汇编”，也相当于史书中的一种，而且是“不成熟”的“史书”。作为《礼经》的《仪礼》早已被《礼记》取代，华夏民族传了几千年的礼仪已经被西方礼仪取代，传统的礼教被评判为“吃人的礼教”，因此礼也成了臭名昭著的东西，更不用说《礼经》还有什么“经”的地位了。《乐经》在汉朝之后就已经失传，现在的音乐完全是世俗的世界，《乐经》中的音乐与治国理论除了学者在专著或论文之中还会提到之外，现实之中已经几乎灭迹。因此，我们还能说华夏民族有自己的“经”吗？
华夏民族没有了自己的“经”的时候，就好比是没有经线却要织出自己的布匹，好比是没有树根却希望树木枝叶繁茂，好比是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却侈谈自强自立，这可能吗？
60.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吗？
翻开五四以后所编写的教材，看看近些年来的专著、论文，几乎千篇一律地写着：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符合孔子学说的。说“仁”是“核心”，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性，这一点没有错，错在“核心”二字上。按我们现在的理解，“核心”指的是“中心”、“主要部分（就事物之间的关系说）”，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如果说“仁”在孔子学说中很重要，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能说它是“中心”吗？是“主要部分”吗？不能。如果说“仁”是“中心”，那么，“礼”放在什么位置？“义”、“智”、“信”放在什么位置？从《易经》中的“元亨利贞”可以知道，这四个字被称为“四德”。这“四德”又与“四季”的春夏秋冬想对应，也与“五常”中仁礼义智相对应。所以，“仁”应该“元”之德，像春天一样使万物发生，是“四德”之始，而不是“四德”的“核心”，更不是“四德”的中心。《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此来看，“仁”也是礼乐的基础或前提，而不是“核心”或“中心”。所以，我们说，没有“仁”，就好比一棵树没有根，树干、枝叶都不可能粗壮、茂盛、长久；没有“仁”，礼、义、智、信都将失去基础。有鉴于此，我们只能说，“仁”在孔子学说是极为重要的，却不能说它是孔子学说的“核心”。
(系列连载完毕,谢谢大家支持,敬请指教.)
《论语》是孔子的一部分弟子以及再传弟子所编订的孔子的一部分言行，因此，其中所记载的内容，是孔子的部分弟子所接受、理解、整理的，虽然它本身自成体系，却不能说是孔子学说的体系，代表孔子学说体系的是“六经”。它的地位得以大幅度提高，是从宋朝开始的，从汉朝开始，虽然《论语》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更重视的还是“六经”。从宋朝开始，它与《大学》、《中庸》、《孟子》合在一起而被称为“四书”，也被列入到了《十三经》之中，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四书”是“六经”的阶梯，“六经”才能代表孔子学说体系和中国文化的最高水平。《论语》中包含着孔子学说的最主要的部分，但并非孔子学说的全部，因此，我们说，《论语》是学习孔子学说的重要典籍，却不能把孔子学说限定在《论语》的范围之中。
2.孔子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吗？
只要我们自己去翻开“四书”、“六经”读一读，我们就可以知道，其中完全体现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原则。孔子编订的“六经”是孔子之前的圣贤们的修身、治国之道和事迹，因此，孔子是一个“传道者”，是“天之木铎”，传道的目的是让当时以及后世的执政者把天下治理好，最终使国泰民安；孔子站在“道”的高度来称道前代圣王贤哲，告诫当时以及后世的执政者，贬低那些不能仁民爱物的任何阶层的人。孔子在周游列国的时候，从来没有对当时的执政者违背原则地阿谀奉承，始终坚持“名正言顺”，而且有意地在“滔滔之世”中推行仁义道德，救民于水火。因为孔子站在“道”的高度看问题，所以，孔子学说对有道者加以赞美，号召后世执政者效法；对无道者加以贬斥，希望后世执政者引以为戒。所以，孔子不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说话，而是站在“统治阶级”之上来做“帝王之师”，是超越具体的现实政权来“传道”。
3.孔子是要恢复周礼吗？
周朝前后延续了700余年之久，一个朝代能跨越如此长久的时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周朝能够如此，与周文王的仁义之道和周公制礼作乐有密切关系，因此，周礼相对于其他朝代来说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孔子非常重视周礼。但是，孔子所提倡的是“礼”，而不仅仅是“周礼”，他把周礼之中可以通行于天下的“达礼”编辑在一起，而形成了《仪礼》，而不是直接照抄周礼的全部内容；而且孔子说过，如果没有“仁”作为前提，那么，礼和乐就都只是外在的形式，所以，孔子更重视的是符合“道”的“仁”，“礼”反而在其次。在孔子学说中，主张“通三统”，也就是要综合前三代的文化成果而加以损益变通。《仪礼》已经是经过了损益变通之后的“礼”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孔子就是要“恢复周礼”，更不能说孔子是主张复古倒退。
4.孔子所重视的只是道德教化吗？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孔子重视德，老子重视道，韩非子重视法，实际上，这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孔子学说修身方面的“内圣”之学，和治国方面的“外王”之学，当然，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内圣”方面来说，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道德修养永远不可能通过强制性力量来实现，而必须是自觉自律的，是对君子的褒扬；从“外王”方面来说，强调的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是要求外在制约的，是对奸邪的控制。《礼记·乐记》中说得非常清楚：治国必须把“礼（秩序）”、“乐（和谐）”、“政（行政）”、“刑（刑罚）”四个方面结合起来。在这四个方面中，“礼”和“乐”是用于道德教化的，是“内圣”之学的方式，也是“外王”之学的前提；“政”和“刑”是用于制约或制裁不受道德教化者的，是“内圣”之学的保障，也是“外王”之学所需要的硬性方式。但是，因为人们把“乐”的“和谐”精神（无为无不为）划给了老子，把“礼”的“秩序”原则（守本分、尽责任）划给了孔子，把“政”和“刑”（行政手段和刑罚手段）划给了韩非子，于是，就有了所谓“外儒内法”、“儒道互补”之类的说法，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对孔子学说极为不利的印象：好象孔子学说本来就不全面、不系统，必须要靠老子学说和韩非子学说来补充、改造。有了这种印象之后，孔子学说想要立稳脚跟就很难了。
5.孔子为了什么杀少正卯？
我们且不说究竟历史上到底是否确有其事，先假定为有其事。据说，当时少正卯与孔子同时讲学，而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因此就有人说，孔子是为了“公报私仇”，更有人说是孔子压制舆论。记载此事的书籍中说：“孔子任鲁国刑狱官，上任七天就在野外把少正卯杀了。门生们知道后都来见孔子，但都不说话，心中的疑虑则是一样的。子贡最后到，走进去后，说：‘少正卯是鲁国知名人士，先生才当政，为什么先把他杀了？’孔子说：‘子贡呀，你不知道。王法规定有五种人必须杀掉，而强盗和小偷则不包括在内。一是心内明白却用意险恶者；二是说话虚伪却有辩才者，三是行为邪僻而态度顽固者；四是志愚但知识广博者；五是表面归顺而好施小惠者。这五种人都长于思辩，知识广而通达，又善伪装者。如果他们得逞，则足以独行于世并且改变民众的意愿。这些真是奸人中的枭雄，不可不诛。凡有上述五种之一，都应杀掉。而少正卯兼具五种情况，所以首先诛杀。从前商汤诛恶人蠋沐，太公诛潘阯，管仲诛史附里，子产诛邓析，五位贤人没有不诛杀的。所说的诛杀的人，并不是白昼抢劫，夜晚穿墙入室行盗者，而是他们都有政变阴谋！我的做法古人会使君子疑虑，愚者困惑啊。”（这里的译文见李殿元等注译《论语外编》第217-218页）在这里，孔子自己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另外，我们想一想，孔子讲学的内容是仁义道德等教人走正道的内容，少正卯会讲些什么呢？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孔子门前会“三盈三虚”了，恐怕两人所讲的内容不仅仅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区别吧？其次，孔子所担任的是“司寇”，他要为鲁国和百姓着想，少正卯虽然不是直接的杀人犯，却是能用意险恶、足以颠倒是非、屡教不改的人，假如他只是私下与人聊天，影响还不至于太大，但他聚众讲学而且足以诱惑人，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大教唆犯，如果换成我们来治理国家，能容忍这样的人逍遥法外吗？与孔子持有不同意见的不会是少数吧？为什么孔子只杀了一个少正卯？如果一个人专门把人们往危险的路上引，又不听人劝告，不杀掉他，会有多少人受害呢？除掉邪恶的根源，不能算是压制舆论吧？在此要说明一下：孔子如何断定少正卯罪状的，如何审判的，少正卯究竟讲了些什么，我们已经都找不到任何记载了，因此，我们无法断定，也就不能说孔子是主观臆断地随意定罪。此事属于“事”，而不是“原则”，“六经”、“四书”所讲的都是“原则”，所以，前代儒者极少谈论此事，我们今天也不必大肆宣传此事。按照孔子“礼乐刑政”的思想，我们还须在强调礼乐道德的前提下，建设我们的制度，健全我们的法律。
6.孔子与后世的儒家、儒者是一回事吗？
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因此，按照《论语》中的说法，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按照邵雍《皇极经世书》的说法，孔子是以三皇为祖、以五帝为宗、以三王为子、以五伯为孙的。孔子为弟子所讲的是往圣前贤的学说，或者是个人的生活经验总结，而他的整体思想却在他整理的“六经”之中，这种整理不像后世选编作品集，而是“隐恶扬善”。《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弟子三千，六艺全通者七十余人，略微学了一点东西的不计其数；《韩非子》中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家，都自以为是正宗；《汉书·艺文志》中把“六艺略”和“诸子略”分开，而且在诸子的“儒家”中说他们“宗师仲尼”，不可能是孔子以自己为“宗师”吧？因此，儒家是把孔子当作他们的教师，但是，孔子却不是属于儒家的。儒家只是在战国时代与其它各家并列的一家，而且儒家又分为八派。孔子时代是不存在与之并列或者相争的派别的，因此，孔子是儒者，但不属于诸子中的任何一家，也不属于儒家中的任何一派。诸子学说是各有所长而又各有偏颇的，所以，后来出现了融合的趋势，从汉朝董仲舒开始，这种融合就已经完成，并且占据了国家的文化思想的最主要地位，其他各家与之已不是并列关系；后世所有尊崇并实践孔子学说的人都可以称为儒者，但是，只是研究或者空谈，而不能身体力行的人，不能叫做儒者。
7.“六经”变成“五经”之后的问题。
我们现在很少说“六经”而多说“五经”了，因为汉朝之后《乐经》失传了。当然，有人说《乐经》不存在，但是，《论语》中有孔子“正乐”的记载，《庄子》曾说过“六经”，《汉书》有“六艺略”，而且自古就有《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的说法。因此，我们说，《乐经》不可能不存在。作为一部“经”的“乐”失传了，但是，“乐”的精神还可以知道，从《汉魏丛书·古三坟·连山》中的“阳阴礼”、“阴阳乐”和《礼记·乐记》中的“礼者，序也”、“乐者，和也”可以知道，“礼”的原则是秩序，也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所确定的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乐”的原则是和谐，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互相尊重。如果说“礼”的原则所侧重的是下级服从上级、晚辈尊敬长辈、妻子尊重丈夫、幼小者尊重尊长者，那么，“乐”的原则所侧重的就是上级爱护下级、长辈慈爱晚辈、丈夫保护妻子、尊长扶持幼小。当“六经”变成“五经”之后，所缺少的就是和谐平等的原则，因此，“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父教子亡子不敢不亡”的错误就出现了，“妻子必须服从丈夫”的错误也出现了。所以，我们不能只说“五经”，而必须说“六经”。
8.孔子是什么“家”吗？
自从我们引进了西方“科学”之后，我们已经习惯了把孔子称为“教育家”、“思想家”，其实质是什么呢？是把孔子的地位从“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降低到了一个专家学者的地位，因为无论是什么“家”，都只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这样的专家都是在某个方面有“权威”，离开了这个方面便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因为无论是什么“家”，都不能说是“圣人”，于是，中华民族从此没有了“圣人”。我们没有人会说耶和华、耶稣是宗教家，也没有人说释迦牟尼是思想家，我们为什么非要把我们民族的圣人叫做教育家呢？我们当然不能说孔子学说就是华夏文化的全部内容，但是，孔子学说却是华夏文化的栋梁，当我们把栋梁变得和一般的柱子或椽子一样粗细的时候，华夏文化的大厦还能屹立多久呢？孔子学说是华夏文化的旗帜，当我们把旗帜也放倒了的时候，华夏文化还有什么号召力呢？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孔子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地位，那么，华夏文化就成了没有统帅的军队，如何与外国文化平起平坐？恐怕不仅不能平起平坐，而且连自尊自信都会失去！
9.孔子不相信鬼神吗？
人们常常引用《论语》中的“子不语怪力乱神”来证明孔子不相信鬼神，以此来证明孔子是无神论者，因此就说孔子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不过，照这种论证方法，无论怎么“朴素”，终究还是不如“辩证唯物主义”。既然辩证唯物主义比朴素唯物主义更“高级”，当然，孔子学说无论怎么说也是已经过时的了，顶多“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已。但是，这种论证是靠不住的。首先，我们必须指出，在儒学的“六经”、“四书”之中，“鬼神”并非世俗所理解的有形体的鬼神，“鬼”是“归”的意思，人死便魂魄归于天、形体归于地；“神”是“伸”的意思，《周易·系辞传》中说“阴阳不测之谓神”，精神超越了形体便是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与“鬼”又是相通的，而且这样的鬼神是存在的。其次，《周易》中说：“君子以神道设教”，所谓“神道设教”中的“神”便兼言鬼神，即祖先的在天之灵（魂魄、精神），“道”是“一阴一阳”的综合体，最大的阴阳莫过于天地，因此，“神道设教”也就是以效法天地之道和尊敬祖先之灵来教化天下，而不是像《搜神记》、《聊斋志异》那样用具体的、世俗的“鬼神”形象来“教化”天下。其三，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是自己不去讲那种事情，而不是禁止百姓去谈论，因为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人在生存于世的时候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也就不必去考虑死后如何。其四，《礼记·曲礼上》说“疑事毋质”，那是说，无法证明的事情不需要再去刨根问底，因为那是毫无意义的，倒不如诚意正心地去做现在的事，后来朱子说“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就是这个意思。其五，孔子并没有肯定鬼神的存在，也没有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效法天地之道，不要忘记“慎终追远”。最后，孔子说，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天地鬼神的目的，不是从天地鬼神那里得到什么利益，而是使自己保持诚正谨慎的心态去处世为人。
10.孔子是要为尧舜唱赞歌吗？
在“六经”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圣贤帝王：尧舜禹汤文武，在《周易·系辞传》中还出现了伏牺氏、神农氏、黄帝。我们可以说，三皇时代的文化（伏牺氏、神农氏、黄帝——按孔安国《尚书序》中的说法）是孔子学说的远祖，五帝时代的文化（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绔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也按《尚书序》）是孔子学说的近祖，因为三皇时代是“以道治国”的，五帝时代是“以德治国”的（按邵雍《皇极经世书》中的说法），这正符合孔子学说“志于道，据于德”（见《论语》）的主张。至于“以功治国”的三王时代（夏禹、商汤、周文王）和“以力治国”的五伯时代，则是孔子学说的子孙，远祖、近祖和子孙学说，构成了孔子学说的“家族”。
是不是孔子要为他们唱赞歌来美化他们呢？我们应该知道，孔子学说是重视“见贤思齐”的，尧舜等前贤往圣正是为后世君王、君子所树立的典范。前代不是没有桀纣之君，但是，孔子并不去宣传桀纣之君是怎么虐民害物而导致亡国灭身的，而只是说他们是怎么被推翻的。这就是说，在“六经”之中，孔子所选择的是正面形象和正面理论，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是孔子“温柔敦厚”、“隐恶扬善”的精神。孔子不仅不是为尧舜歌功颂德，而且还是用他们的政绩来引导、指导、告诫当时以及后世的君王。总之，孔子不是要歌颂君王，而是要宣传“内圣”、“外王”之大道。
11.孔子是“托古改制”吗？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孔子是“托古改制”，从此以后，影响到现在，使人们几乎普遍认为孔子就是一个复古者，这样一来，孔子想要翻身都很难了。钱穆先生说：“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为的讲法，所谓经学汉学，其实只是新莽之学。‘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清儒都讲汉学，康有为却说是新学，经则都是伪经，由刘歆替王莽伪造。……《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中国史学名著》，第5-6页）要注意，因为说“托古”便是把孔子编订的“六经”都当成了虚构性质的东西，春秋以前的中国历史便都不可信了。因为说这些“经”都是经过王莽篡改之后的，便使“六经”也不可信了。这样一来，我们所说的“上下五千年”之中，可信的就只有两千多年了。孔子是不是要“托古”呢？当然不是，孔子只是选择整理其前的历史资料，继承其中具有永恒意义的原则性材料，绝不是虚构出一套“历史”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孔子要“改制”吗？也不是。孔子只是在继承往圣前贤的基础上，在某些制度性的东西上加以变通而已。因此，孔子只是要“承前启后”，而不是“托古改制”，更不是要倒退复古。
12.孔子整理的“六经”为什么是“经”？
汉朝之后，《乐经》失传了，“六经”好象就成了“五经”；五四之后，学术界接受了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说法，又加以歪曲，而把“六经”都当成了“历史书”，言外之意也就是说，“六经”根本不是“经”，而只能当成历史资料来研究，没有什么经典性的指导意义。一直到现在，学术界仍然在坚持此说。因此，《易经》成了卜筮记录，《春秋》成了“断烂钞报”，《诗经》成了“诗歌总集”，《书经》成了“记言的历史散文”，《礼经》基本上连提也不提了。五四青年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要使从西方引进的“民主”、“科学”在中国立住脚跟，所以，必须把华夏民族历代传承并非常尊崇的“经”贬低下去。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诗经》。当我们把《诗经》当作诗歌总集之后，它就与一般的诗集没有什么两样了，不仅如此，我们还推翻了两千多年来对《诗经》的注解，而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进行了彻底的重新解释。比如第一首《关雎》，再也没有了“经人伦，成教化，敦风俗”的作用，男女以德相配、男女各自尽职尽责、夫妻和谐、修齐治平的意思全都没有了，而成了提倡自由恋爱的普通诗歌，使我们觉得三千年前我们的经典就在提倡自由恋爱！当我们把“六经”从“经”的地位上贬低下来之后，华夏民族也就再也没有了“经”了，再也没有“圣人”了，于是，华夏文化也就分崩离析了，反传统也就成功了。所谓“经”是与“纬”相对而言的，当我们织布的时候，经线是贯穿始终的，但纬线却可以不断来会穿梭变换。华夏文化没有了“经线”之后，我们的文化还能不断吗？因此，华夏文化要复兴，就必须恢复“六经”的“经”的地位，用来贯穿我们民族的任何朝代！
13.孔子是主张专制吗？
什么叫做“专制”？《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个义项：①（君主）独自掌握政权。②凭自己的意志独断独行，操纵一切。这个名词的产生与规定，是在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后的，而且是在“若非民主，便是专制”的前提之下的，是把西方民主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切的，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西方民主形式，那么就必然是“专制”的。因此，我们说，这个名词本身就有问题。孔子的主张是什么呢？首先，在《春秋》之中，有“继乱世”、“升平世”和“大同世”三种主张。在“继乱世”社会形态下，君主和官员都是世袭的；在“升平世”社会形态下，只有君主可以世袭，而官员不能世袭；在“大同世”社会形态下，“天下为公”，君主与官员都不能世袭。其中“大同世”才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形态，另外两种都不是最理想的。其次，“四书”、“六经”的首章都具有“总纲”的性质，《易经》的首章是“乾，元亨利贞”，其最高理想是“见群龙无首，吉。”其中“元亨利贞”讲的是“仁礼义智”，“信”在其中；“群龙无首”讲的是“垂衣裳而治”，是“无为无不为”。《春秋》首章是“元年春，王正月。”什么叫“王”？通天地人叫做“王”，使民众自愿归附叫做“王”，而“元”是“生生之谓易”的元气，“春”是一年之中万物发生的季节，都与“仁”相对应，“元”所对应的“仁”是“生生不息”的“仁”，“春”所对应的“仁”是“仁者爱人”的“仁”，因此，“王”是贯通天道、地道和人道的、依靠“仁”来使民众自愿归附的人。《书经》首章所讲的是尧舜的禅让。其中对君主的要求，都是“效法天地之道”，而做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只有这样才符合“君君”的“正名”要求，这是对君主的道德修养的要求，而从未说过君主要大权独揽、独裁专断。另外，从华夏历史来看，因为秦朝之后虽然尊重孔子学说，但是，因为君主世袭的限制，并没有实现“大同世”的最高理想，但是，也绝不都是“专制”。钱穆先生说：“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的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能说是君主专制。就政府组织政权分配的大体上说，只有明太祖废止宰相以下最近明、清两代流百年，似乎迹近君主专制，但尚绝对说不上黑暗。人才的选拔，官吏的升降，刑罚的处决，赋税的征收，依然都有传统客观的规定，绝非帝王私意所能轻易摇动。如此般的政体，岂可断言其是君主专制？”“只缘清末人，熟于西洋18世纪时代如法人孟德斯鸠辈的政论，他们以为国体有君主、民主之分，政体有专制、立宪之别。中国有君主而无国会无宪法，便认是君主专制。不知中国政体，如尚书礼部之科举与吏部之诠选，已奠定了政府组织的基础，不必有国会而政权自有寄托。……现在我们一口咬定，说两千年来中国只是一个专制黑暗的政体，我们非得彻底翻新，加以纠正。……试问一个国家的政治理论及其趋向，是何等有关于全民族的，而把他的重心全部安放在异邦外国人的身旁，这是如何一件可诧异而可惊骇的事。”（《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62-163页）
14.孔子学说是理想主义的吗？
经常听人说，孔子学说太理想化了，言外之意就是华而不实、无法做到。真的是这样吗？当初，《论语》中记载，冉求说：“我不是不喜欢先生所说的道，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去做到。”孔子说：“能力不足的人，会半途而废。现在你自己已经把自己限定住了。”又说：“用堆积假山来打个比方，还差一筐土就成功了，如果我们停止下来，那么，这座假山就永远也不会成了。再用把土坑填平来打个比方，即使我们多填上一筐土，只要我们不停地去填，就会一直有进展。”孟子向齐宣王谈“王道”的时候，齐宣王终于认可了“王道”比“霸道”更好，但是，他接着就很不自信地问：“像我这样，能实现王道吗？”孟子给他的回答是：“这是做不做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当我们说无法做到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自己画地为牢了呢？仁爱就在我们心中，就看我们是否有心去把它显现出来、用之于人了，可是，我们却因为患得患失而把仁爱之心遮蔽住，最后也就永远达不到君子的修养了。关键看我们是否去做，而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只要能开始做了，也就离我们的理想目标越来越近了。另外，我们每个人的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的，现实社会总是不够圆满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放弃对圆满的追求。没有理想也就没有方向与目标，没有台阶也就难以使人攀登到高峰，孔子学说给我们指出了最理想的方向，同时也给了我们前攀登的台阶，就看我们是否迈步走了。《孟子·告子下》说：“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15.孔子学说扼杀人性吗？
这个问题涉及到对“人性”的理解，我们不能先用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人性”来理解华夏文化中所说的“人性”，因为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孔子学说是以“人性善”为前提的，而且“人性善”也就是对人的本性的显现，这种本性是来自天地的，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何言哉？日月行焉，百物生焉。”据此而言，孔子学说当然不是扼杀人性的，而是发扬人性的，也就是要人们把本心当中生来就有的善性发挥出来。如果说“人性”是“恶”的，那么，“扼杀”这样的所谓“人性”岂不是正应该吗？曾子把孔子学说概括为“忠恕”二字，至于其它的仁义礼智信、廉耻孝悌等等，都是从“忠恕”两字伸发出来的。所谓“忠”也就是发自内心而不欺心、不欺天，对朋友、对父母、对领导都是发自内心的诚正，也就不会去有意地阿谀奉承、谄媚求容，也不会去低三下四、卑躬屈膝，见人之错便秉持这种诚正之心去加以劝告，这不是扼杀人性吧？所谓“恕”也就是用对待自己的那种心去对待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薄责于人”而“反躬自省”，“和而不同”，这也不能算是扼杀人性吧？人们常说孔子学说中的“礼”是扼杀人性的，其实这是对“礼”的误解。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也就是说，没有仁心就谈不到礼，仁心就是爱人之心；只有玉帛之类的祭祀品和礼仪不能算是礼，而必须是有诚心才能算尽礼。因此，礼是以仁为前提的，而且是以诚信为基础的。又说：“礼者，序也。”也就是说，礼所讲的是秩序。这种秩序从何而来呢？来自人对天地与人的关系的认识。天在人上，地在人下，所以说“天尊地卑”，我们常常把这里所谓的“尊卑”理解为具有褒贬的意思，却不知道“尊者可敬，卑者可亲”的意思，我们想一想，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父亲是不是更可敬一些？我们的母亲是不是更可亲一些？我们如何去亲近在我们头上的天？我们可曾因为地在我们脚下就蔑视它吗？所谓秩序，也就是要求所有人都各安其当时所在的位，尽其当时该近的职责和义务，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敬业”精神一样，这有什么不对的呢？所在的位是不断变化的，甚至一个人也同时兼有几种位，比如，今日的百姓可能成为明日的官员，今日的官员可能成为明日的百姓；我们上面有父母，下面有子女，同时可能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无论当时处在什么位上，都尽心尽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到最好，这是不是扼杀人性呢？还有，当天下有秩序的时候，是所有人的幸福。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礼也就是这样的一种规矩，我们应该把法律法令、公共道德看作扼杀人性的东西吗？我们应该把交通规则看作扼杀人性的东西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礼”当作扼杀人性呢？
16.孔子学说在诸子那里得到了发展吗？
我们现在常常按照所谓进化论的观点来看问题，从而认为孔子学说在历史进程中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似乎孔子之时并不完善，这是与孔子的“大成”之名不相符的。如果按照这个说法，那么，孔子就只能是儒学的创始者，是后世的儒者使其学说完善起来的。尤其是认为华夏文化的高峰不是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而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战国时期，把诸子当成了孔子学说的功臣，这是一种误解。《韩非子》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家各以其是非好恶而取“六经”的部分内容加以发挥，而诸子学说都只是“六经”的支流。汉代之后的儒者都不敢说自己超越了孔子学说，这不是他们谦逊，而是实情，否则孔子也不能被称为“至圣先师”了。战国时代，各种学说蜂起，确实是蔚为壮观，热闹非凡，但是，正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偏颇，所以才互相争鸣而莫衷一是。《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可取者九家而已，在这九家之中，儒家于道最为高，但是，儒家在高，也是诸子中的一家而已，是与其它八家并列的关系，所以，其作者把“儒家”列在《诸子略》之中，而另外又有《六艺略》，也就是说，“六经”是全面系统的，但是，诸子之中的每一家虽然各成系统，却不够全面。不过，我们却不能说诸子以及后世儒者对孔子学说没有贡献，因为“诸子”及后世儒者把“六经”中没有展开细说的部分展开了，没有深入探讨的部分深入探讨了，所以，《诸子略》中说，各家之说都各有其用，但必须用“六经”来统贯起来。打个比方来说，“六经”好比是“君”，而诸子却是各有擅长的大臣。汉朝之后的儒者，则是一方面传承“六经”学说，一方面寻求与现实结合的方式，因此，不能说后世儒者之说对孔子学说没有贡献，但也不能说比孔子学说更高明。
17.孔子是“蔽于人而不知天”吗？
曾有人说，孔子只知“德”而不知“道”，只知“人”而不知“天”，似乎孔子学说也有弊病；而且认为，因为如此，孔子学说不如老子学说，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荀子·解蔽篇》说得好：“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故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此不蔽之福也。”孔子编订的“六经”是完整而且系统的学说载体。其中，《易经》由天地之道来指导人道，《春秋》以人道而合天地之道，《诗经》、《书经》、《礼经》、《乐经》则是侧重人道而综合天地人三者之道。人们常引用《论语》中子贡所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一句话，来说明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却不知此处所说的“不可得而闻”，是说性与天道不是靠说与听而能得到的，而是凭借感悟，就像佛祖的“拈花微笑”一样。同时，孔子在传道的时候，并非对所有人都传，正如他自己所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矣，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矣。”所以，他对众弟子是“以诗书礼乐教”，而也有“六艺皆通”的弟子七十余人。为什么如此？因为人的智力不同，也因为人的信与不信也不同，如《道德经》所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如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孔子不知天，那么，一部《周易》所传的是什么呢？一篇《中庸》又是谈什么的呢？《周易·系辞传》说：“冒天下之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18.孔子是主张“厚古薄今”吗？
今人看到孔子“言必称尧舜”、“言必称周公”，就认为孔子学说是“厚古薄今”的；其实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儒者就落了一个“以古非今”的罪名。这个所谓的罪名对于孔子学说来讲，却是非常冤枉的。首先，孔子“厚古”吗？是“好古”，而不是“厚古”。孔子没有美化尧舜，更没有美化桀纣，只是选择往圣前贤的言论事迹保存下来，而不去宣传那些对后世无益甚至有害的言论事迹，这不能算是“厚古”吧？其次，孔子“薄今”吗？是“正今”而不是“薄今”。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天子失权，诸侯称霸，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孔子在鲁国以及周游列国，席不暇暖，陈蔡遭厄，正是要救这样的滔滔之世，如何救？不是强迫、诱惑诸侯王施行王道仁政，而是劝说、引导，虽然说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拯救天下，但是，要拯救天下却少不了圣贤志士的尽心尽力；并非因为是圣贤志士才去拯救天下，而是因为尽心尽力拯救天下才成为圣贤志士。因此，我们说，孔子不是要“厚古”，而是继承以往所有应该继承的东西，如此才使其智识超越个人和时代的局限；孔子不是要“薄今”，而是端正自我心态，以建设性的态度去矫正时弊。
19.孔子只主张“入世”吗？
近百年来，有个比较普遍的说法，那就是：孔子是入世的，佛老是出世的。其实不然，这是对儒道佛的简单化理解。如果佛老是出世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讲什么“道”、“德”而留下一部《道德经》？他们为什么还要讲“大彻大悟”、普渡众生？一部《道德经》所讲的是“无为无不为”，道讲无为，德讲有为，道德合一则讲无为无不为，若说只讲出世，就不必讲无不为了；佛讲“无所住心”，法非法非非法，色空而空空，若说只讲出世，就是住于空而谈不到“空即是色”了。那么，孔子呢？大家都知道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孔子是一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是“进亦忧、退亦忧”的人，却不知道孔子是“乐天知命”、“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无可无不可”、“不怨天、不尤人”的人。孟子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对于孔子来说，当言之言，不因“不必信”而不言；不当言之言虽能使人“必信”亦不言；当行之行，不因“不必果”而不行；不当行之行，虽然最终“必果”亦不行。他只是“由仁义行”而已。他“贫而不谄，富而好礼”，他“陈蔡绝粮，弦歌不绝”。他不为贫富而忧，不为得失而忧，不为成败而忧，不为贵贱而忧，不为生死而忧。这究竟是“有为”还是“无为”呢？这究竟是“入世”还是“出世”呢？无论是儒还是佛道，都不是在“有为”与“无为”、“入世”与“出世”之间执于其中一个方面。
20.孔子学说与老子学说是对立的吗？
从孔子学说的流传与演化情况来看，排斥佛老的儒者很多，但是，从总体来看，却呈现出三教合流的趋势。为什么能合流？因为三教在根本上有一致性。实际上，在历史上，儒道佛存在着互相排斥、攻击、斗争的情况，并非只有儒者排斥佛老。儒者是讲究“和而不同”的，为什么还要排斥佛老呢？要知道，“和而不同”并非不讲原则。儒者是排斥佛老的全部吗？不是。就像孔子和孟子排斥乡愿一样，人们也排斥伪儒、僻儒，儒者也排斥虚伪的佛老、世俗的佛老。如果儒者只讲道德而不以自正自行为前提就是伪儒，如果儒者认为只要有了道德就可以万事大吉，就是僻儒，因为那是违背孔子所说的“宽孟相济”的，违背孟子所说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为治”的。如果道家、道教只讲无为，而不讲无不为，忽视礼乐道德的作用，甚至宣传鬼神以及黄白之术，便是伪道、僻道的邪说；如果佛教、僧尼只讲因果报应、烧香拜佛、罗刹地狱，只鼓动人们出家、禁欲，便是伪佛、僻佛的邪说。在孔子时代，佛教尚未传入我国，不存在与佛教的关系问题。但是，孔子学说与老子学说是否对立的关系呢？且不说老子对孔子没有丝毫对立的态度，孔子对老子更是毕恭毕敬；从孔子学说来看，老子之书以“道”字开篇，而孔子“志于道”；老子继之以“德”，而孔子“据于德”；老子讲“无为无不为”，而孔子讲“天地无言而百物自生”；老子“法地法天”，而孔子“效法天地之道”；老子由道而论德，而孔子据德而阐道；老子“不敢为天下先”，而孔子“谦受益，满招损”；老子说“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老子说“兵不祥”，孔子说“焉用杀”；老子说“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孔子说君王必须“恭己正南面”而效法无私的天地日月；老子讲“慈”，而孔子说“仁”；如此等等，不再列举。无论如何，两者之间当然有侧重点的不同，但是，谈不到对立的关系。当后世的儒家和道家、道教门派之争出现之后，两家在阐述各自主张的时候，各以其所侧重而攻击对方之不足，因此，才有了貌似对立的情况。当道家、道教逐渐世俗化以后，儒者对其错误的观点才持排斥的态度，却不能说孔子当初就对老子持对立态度。
21.孔子学说不如老子学说吗？
在春秋时代，出现了老子和孔子这两位在华夏文化中举足轻重、空前绝后的圣人，这是我们民族的幸事。从战国开始，他们的弟子都各自以他们为宗师，自立门派，形成了诸子百家之中的儒、道两家，汉代又有了儒教与道教之别。如今，有一些喜欢老子、道家、道教学说的人，使自己立身于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中的道家的地位，同时，把孔子学说看作战国时代的儒家，某些今天的儒者也自认为自己属于百家之中的儒家，甚至还有站在法家立场、墨家立场的，互相攻击，互相排斥，所以，各家之间似乎又回到了战国时代那种“道术为天下裂”的局面，以至于有的达到了针锋相对甚至人身攻击的地步。其实，战国各家之说，都是从“六经”中分化出来，各家之间相当于兄弟关系，如果互相团结来共承祖业，使祖业更加发扬光大，不是更好吗？老子学说为什么没有作为华夏文化的代表呢？首先，因为老子的著作只有《道德经》，没有其它任何著作；其次，因为《道德经》的学说内容没有超出《易经》、《春秋》的范围；其三，因为老子学说已经被孔子纳入到了其学说体系之中；另外，因为在历史上，老子学说的影响稍次于孔子学说。总之，“六经”可以包容《道德经》的学说内容，但《道德经》无法包容“六经”的学说内容。但是，我们也要清楚，老子的“道”以及“无为无不为”的理想，也正是孔子学说的理想境界，因此，我们不能说孔子学说不如老子学说，也不能说孔子学说贬低、排斥老子学说。 22.孔子主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吗？
我们现在经常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幷且把这个词当作褒义词来使用，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一样。那么，孔子是主张做个仁者、能够见仁就可以了吗？做个智者、能够见智就可以了吗？《周易·系辞上传》之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里说得很清楚：“君子之道”能够知道的人很少，其重要原因就在于人们只见智而不见仁，或者只见仁而不见智。《论语·雍也》中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在此，孔子难道只是希望着做一个能“乐”的“智者”或者能“寿”的“仁者”吗？《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也就是说，孔子是是仁者，又是智者，因为仁智兼备，所以才能成为圣人。我们虽然不一定达到圣人的境界，但是，我们却应该学习圣人那样，努力兼顾仁与智。
23.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吗？
我们经常看到反儒的人说孔子主张愚民政策，其依据主要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如果我们联系孔子所说的“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矣，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矣”和“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两句来看，联系孔子的“有教无类”来看，联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来看，就可以知道，“不可使知之”不是“不能让百姓知大道”，而是“我们常常无法使百姓知大道”，这是与《道德经》中所说的“下士闻道，大笑之”是一个道理。孔子没有像秦始皇那样焚尽民间藏书而使百姓“以吏为师”，而是“凡束修以上者，吾未尝无诲焉”；孔子用“六经”去教诲的对象幷非只有贵族、官员。因此，这根本不是愚民政策。
前面我们说，孔子是主张仁与智的，然而，君子不求全责备，幷非必须是仁智兼备才好。当二者不能兼顾的时候，仁是第一位的，《论语》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那么，孔子是否定或排斥智吗？孔子多讲“仁”而很少讲“智”，是不是愚民政策呢？我们应该清楚《论语》为什么很少提“智”而多说“仁”。其一，有仁之后，智就用于益人；假如无仁，智会用于害人。其二，仁与智都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仁需要开发却常被外物蒙蔽，智本来自然却常被人为张扬。其三，仁与智之间，仁如果受制于智，后果难料；仁能运作智，虽有害亦不大。此外，我们更应该知道，孔子学说不仅仅体现在《论语》之中，更体现在“六经”之中，《周易》、《春秋》中的“智”有谁可比得上？
24.孔子提倡等级制度吗？
等级是无时无处不在的，但是，在当今到处倡导“平等”、“和谐”的情况下，“等级”以及“等级制度”都成了大家反对的东西，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孔子弟子有子说过：“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我们就从此来说。“平等”、“和谐”这两个词语是充满诱惑力的，也是美好的。所谓“成于乐”的“乐”，其精神实质就是“和”，因此，“和为贵”、“成于乐”都是对“平等”、“和谐”的提倡。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仅仅讲“平等”、“和谐”是不够的，而且“乐”所体现的“平等”、“和谐”精神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幷不完全相同。“乐”的“和”是什么“和”？“乐”是音乐，任何音乐都要有五声六律、轻重缓急，有唱有和，旋律贯通，各个参与演奏的人都要对自己的职责和清楚，技艺很娴熟，而这一切都是“礼”的精神，其中有分工，有分工就必然有等级；要演奏出美妙的乐曲，必须有好的乐谱、好的司乐、好的乐工，互相配合得恰倒好处，这样，“和”的精神才能体现出来。所以，“平等”、“和谐”离不开“礼”的“等级”，这就是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这就是说“立于礼”。“礼”所规定的就是等级形式，好比说司乐该做什么，该在什么位置，每个乐工的职责是什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如此等等。这个“等级”不是“人”的等级，因为“人”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择其贤者而用之，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也是如此道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提倡等级制度的。假如说这个“等级”是“人”的等级，假如说这个“等级”是“人”有高低贵贱而且不能改变，那么，孔子绝不是提倡这样的等级制度。
在《春秋》中，天子也不过是一个爵位，孔子可以依据其道德高低而“贬”之，对诸侯可以“退”之，对世卿可以“讥”之，但是，孔子也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也就是说，对于有德而有位的“大人”、对有德却不一定有位的“圣人”是要敬畏的。在《书经》（尚书）中，因为不以天下为私有，不以天子为高贵，所以有尧舜的禅让；因为桀纣失道虐民，不尽天子之责，所以有汤武的革命。
继承孔子之说的孟子说得更清楚：“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又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还有一段：“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因此，我们说，孔子、孟子所提倡的是：君王之位，有道有德者居之，无道无德而至于暴虐百姓则有革命的发生；贵戚之卿不能容君王有大过而不知改，否则可以换掉君王；一般的公卿大夫，对君王之过要劝谏，劝谏而不听就可以离开。孔子和孟子都不主张“人”的地位高低是固定的等级，他们更不是为势力所屈服的人。
25.孔子学说在中国历史上落实了吗？
我们总是说，中国的历史是儒学的历史，这种说法不完全符合事实。北宋邵雍说，三皇时代以道治国，五帝时代以德治国，三王时代以功治国，五伯时代以法治国。这都是在孔子之前或同时的时代。三皇之道，是儒学之远祖，是孔子所志于追求之道，于《易经》可见其端倪；五帝之德，是儒学近祖，是孔子所据之德，于《书经》之《尧典》、《舜典》可见之；三王之功，儒学采之，见《书经》之《夏书》、《周书》以及《礼经》、《乐经》、《诗经》；五伯之力，儒学也多少采用了一点，见《春秋》。因此，邵雍说，孔子以三皇为祖，以五帝为宗，以三王为子，以五伯为孙；孔子之学兼顾道德功力。就孔子之前的时代来说，三皇时代是儒学之道的创始者，五帝时代是儒学的继承者，三王时代是儒学的变通者，五伯时代则是儒学的篡改者。因此，孔子之前的时代文化精华都被孔子选择性地纳入到了“六经”之中，但是，幷非孔子之前的时代所有的一切都符合儒学主张。
从儒学学说的影响来看，孔子之时，他曾经周游列国，推广儒学以救天下之滔滔，不能说影响不大，但是，他的学说却幷没有被完全采纳。孔子之后，子夏曾经在西河传经，任魏文侯之宰相，魏文侯曾经以国力推行儒学；孔子弟子曾经把儒学直接应用于政治实践，比如《孔子家语》中记载的子羔、子贡等人。战国时代，孟子承子思之学而游说诸侯，荀子学说虽然与孔孟有很多不同，但毕竟还算属于儒学范围之内，另外，孔子的子孙子高、子穿、子顺也承孔子之学曾经相诸侯进言，不能说对当时没有较大的影响。秦朝虽然有坑儒事件，但是，毕竟七十二博士中有儒者，从李斯的文章之中也看得出他幷非单纯主张法治。汉朝之后，朝廷设立了五经博士而使儒学成了官学，影响远胜于春秋战国和秦朝时，叔孙通、董仲舒之学的影响更大。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儒学的低谷时期，执政者有时只想利用儒学来为自己谋利。隋唐时期，儒学在三教之争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宋朝的儒学更加兴盛。元朝儒学又进入一次低谷，到明朝儒学被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清朝时期也是如此，但是，清朝的儒学却因为文字狱的影响而失去了“以道抗政”的阳刚性质。
从社会政治制度方面来看，由于世袭制的限制，孔子学说中的升平世得到了部分落实，而大同世的理想却始终未能落实。我们应该知道，孔子学说是一种学说，而不是一种制度。在孔子学说的传流过程中，儒者不是以群体、集团的方式存在，而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儒者幷非要左右朝政，而是要以自己的言行来引导和影响朝政。儒学主张的道德仁义在几千年之中，深入人心，成为普遍的标准；天地之道，成了士大夫普遍的观念。从几千年的历史来看，所有不讲仁义的人，或者讲假仁假义的人，结果都不得人心，或者不得善终，或者遗臭万年。当孔子学说被落实得越多的时候，社会也就越能和谐稳定，但是，是否落实或者落实得多少不是儒者的事，因为儒者只管尽心尽力修养好自己的德与才，落实的情况要看执政者是否能真正采纳。
26.孔子编订“六经”是为了保存史料吗？
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卷一就直接提出“六经皆史也”一句，由此，后人便不揣究章学诚之本意，或者有意借用章氏之说，把“六经”当作史料看待了，《易经》成了卜筮记录，《春秋》成了“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诗经》成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书经》成了“政治文献汇编”，《礼经》、《乐经》成了研究先秦礼乐的史料记载，从此使得“六经”不再被当作经典看待，地位一降再降，失去了经典的作用。但是，人们却没有注意到，这是对章氏之说的歪曲与篡改。请看章氏接着说到的话：“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史德》）因此，章氏之说所强调的是，“六经”是“政典”，也就是“正己正人”的理义之书，史与文只不过是所凭借的东西而已。孔子赞《易》，不是要做“太卜”，修《春秋》不是要做“太史”，订《礼》不是要做“太常”，正《乐》不是要做“乐师”，编《书》不是要做资料员，说《诗》不是要做文学家。总之，孔子编订“六经”是为了明天地人之道以便于指导政治、社会、人生，也就是说，最终目的是为了“传道”，而不是为了保存史料典籍。如果我们只把“六经”当作史料来对待，我们便否定了其“经”的地位与作用。
27.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吗？
《孟子·离娄下》说：“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孔子所“集”的，是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道德教化，通过取舍损益而使之条理贯通，所以才能“大成”；因为能“大成”，所才“垂范后世”而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孔子乃是以一人之事，传万世之心。但是，现在的普遍说法，却把孔子看作是儒学的创始人，似乎孔子之前不存在儒学、不符合儒学，似乎孔子所传的只是个人的观点、个人的好恶，实在是大错特错。儒学以“六经”为最主要的文本载体，“六经”是往圣前贤之道的“集大成”，孔子不以自己为圣为贤，而汇集历代圣贤之道使之条理贯通、垂范后世，所以才成为“圣中之至圣”，才成为华夏文化传承的第一人。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说，莫不是儒学之说，莫不与孔子学说相一致，怎么能说孔子是“创始人”呢？ 28.孔子学说只能应用于“守成”吗？
自从汉朝的叔孙通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资治通鉴》卷十一）之后，儒学就成了好象只能“守成”而不能“进取”的学说了，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儒学实在是有偏颇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从正面来说，商汤灭夏桀，武王灭商纣，都取得了成功，莫非我们能说商汤与武王不是用儒学之道吗？刘邦与项羽争天下，最终以刘邦获胜告终，在这个过程中，萧何、张良、叔孙通一直以得民心、讲诚信、施仁义来告诫、辅佐刘邦，莫非刘邦能够得天下不是因为这一点吗？汉文帝与汉景帝因为“与民休息”而创造了“文景之治”的盛世，顺应民心，不扰农时，莫非不是儒学之道吗？从反面来说，桀纣悖道德、失仁义，结果失去天下，是不是因为违背儒学之道呢？秦始皇行苛政、求私欲，虽然想要万世以天下为私有，却到二世而亡，是不是违背儒学之道呢？汉武帝、唐玄宗拓疆土、重情欲，结果留下历史的污点，是不是因为违背儒学之道呢？清政府大搞文字狱，钳制言论，造就一批奴才，使华夏民族遭遇一场巨大的磨难，是不是因为违背儒学之道呢？从“进取”的方法来说，攻城野战不能没有仁义之心，调兵遣将不能没有诚信之道，孙子、吴起、卫青、李广、岳飞，谁能不以仁爱诚信待士卒却能常胜？国家行政不能没有自正其身为前提，法令刑罚不能没有慎刑宽厚为条件，商鞅、韩非、李斯、张汤、来俊臣，谁能单纯崇尚严刑峻法却能不殃民害己？因此，“儒学”是“道德”的一个暂用名词而已，它上达于大道，身据于德行，下通于仁义，而以中庸为节制之方，无论是要进取，还是要守成，都不能违背这个中庸之方，不能舍弃大道之用。如果我们说儒学只能用于“守成”，那么，打天下、创事业，莫非不讲仁义道德、自正正人了吗？两军交战，哀兵胜；将相不和，国危险；礼失仁心，悖道德；刑罚严酷，罗网兴；上下无序，事不成。
29.孔子学说是束缚人的思想枷锁吗？
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所谓学是自己不断地学，而不是强迫别人学；诲人不是主动上门去推销自己的学说，而是有问则答。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说孔子学说好象是强迫别人接受的，因此就说孔子学说是思想枷锁，这是把明清时代立孔子学说为官方学说，与先秦时代非官方的孔子学说混同起来了。四书、六经本身不会要求人们必须去学，它是天下之公学，任何人都可以来学习，却又不强迫任何人来学习。《易经》中说：“童蒙求我，非我求童蒙。”《礼记》中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无论多么难得的珍宝，都存在是否有识货者的问题，就像一件万年古董一样，在外行看来，也许觉得一钱不值，甚至随便毁坏。识货者也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它的珍贵，而不是强求人们认同。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也可以成为君子，但是，学与不学，选择权完全在每人自己，因此，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孔子学说不是束缚人的思想枷锁。再者，孔子学说所告诉我们的，不是某件具体的事情应该怎么做，而是某件具体事情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去做，具体地怎么遵守，怎么运用，完全在于我们自己。所以，孔子主张要“举一反三”。无论是四书还是六经，都给我们留下了充分思考的余地，灵活运用的余地。它像日月一样，并不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的光芒而不存在，并不因为我们诅咒它而使它受伤害。它像天雨普降一样，旱涝调节还需要人去做，而不是靠雨水自己选择什么地方应该有，什么地方不应该有。发生了涝灾，我们不想办法开渠泄水，我们应该去怨雨水无眼吗？从这个角度来讲，也不能说孔子学说是束缚人的思想枷锁吧？另外，即使是在孔子学说成为官方思想以后，也并非要求天下所有的人都必须去学习四书、六经，而是要求那些想要做官的或者已经做官的人必须学习。有人抱着邪恶的用心，持万年宝剑去滥杀无辜，我们难道因此就归罪于宝剑吗？正人君子得到了宝剑，用来除奸去邪，不能不说宝剑是利器，却不能说奸邪被除掉是宝剑的功劳。
30.孔子学说是为了教化平民百姓吗？
“教化”一词，现在基本上被我们当成了贬义词了，几乎与“灌输”相混淆了，因此，我们一说“教化百姓”便经常不自觉地认为是不尊重百姓，甚至认为是束缚百姓的思想。其实，孔子学说是不是用来专门教化平民百姓的呢？翻开《大学》第一章就可以看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叫“明明德”？就是使自己本来就具备的“明德”显现出来。《大学》要使谁把“明德”显现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只要能够自觉自愿地学习就可以，能够使“明德”显现，才能出仕做官。什么叫“亲民”？朱子解释为“新民”，王阳明解释为“亲民”。如果说是“新民”，是不是去改造百姓的思想呢？不是。因为儒学向来所提倡的是百姓的本性本来就是善的，本来就有“明德”，所谓“新”只是不断地修养自己的道德，以便显现自己的“明德”，并非强迫百姓，也就不能说是要改造百姓的思想。如果说是“亲民”，是不是让官员去收买民心呢？儒学从来都反对收买人心。所谓“亲民”，包括主动地去亲近百姓、使百姓亲近，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能做高高在上的官僚，也不能用欺骗和强迫的态度使百姓亲近，而必须用王道、仁政使百姓自然而然地归心拥戴。如果说“明明德”是针对所有人说的，那么，“亲民”就只能是对君子、官员来说。如果我们翻开“六经”、“四书”，更可以明显地看到，孔子学说虽然是人人可以学的，更重要的是对要做官或者已经做了官的人来说的，也就是说，孔子所要求的是君臣必须自己端正，君臣不端正，便无权要求百姓也端正，所以，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要“有诸己然后责诸人”。我们可以说，孔子学说当然可以是百姓之师，但是，更应该是帝王君臣之师。所以，不能说孔子学说是教化百姓的。即使说“教化”，也是百姓自愿受教，而不是强迫百姓受教；是百姓自然而然地潜移默化，而不是靠行政和刑罚手段去强行地改变百姓之心。
31，孔子学说只适应于农业文明社会吗？
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于按照西方传来的历史分期方式和标准来看待华夏历史，因此，就说西方的现在是工业文明时代，华夏历史却是农业文明，进而推论，孔子学说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所以，是一种与农业文明相适应的农耕文化，我们现在要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就应该接受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工业文化。言外之意就是，孔子学说已经过时了，不仅不适合我们这个时代，而且还会阻碍工业文明的发展。事实本来就不是如此，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我们按照西方传来的历史分期方式和标准来看待华夏历史。诚然，华夏历史上确实是以农耕为主的，即使是今天，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说孔子学说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孔子学说所讲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如何组织农业生产或者工业生产。无论是什么文明，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来“修身”都是必须而且必然的要求；无论什么文明，都是由个人构成家庭，由家庭构成国家，由国家构成天下。工业文明的社会，也同样讲究礼乐政刑、仁义道德。因此，孔子学说是讲究如何做人、做事的学说，并不会因为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而改变。
32.孔子学说是汉民族的文化吗？
孔子学说作为一套完整的体系，体现在“六经”之中；“六经”是集合了三皇、五帝、三王、五伯时代的文化而成的，中间经过了战国、秦朝，才到了汉朝。一般说来，汉族的形成是在汉朝，孔子学说在汉朝之前就形成了完整体系，因此，我们不能说孔子学说就是汉民族的文化。即便是三皇之中，就有风姓的伏羲氏部落、姜姓的炎帝神农氏部落、公孙姓的黄帝轩辕氏部落，我们不能说他们是汉族的，却是华夏民族的。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我们也很难说尧舜文武属于汉族吧？何况汉族与华夏民族中的其它各族之间本来就关系复杂，其中有源流关系、交叉关系的很多，如果非要说是汉文化不可，那么，我们无法区分哪些是汉族的，哪些不是汉族的。孔子学说来源于华夏民族各族，经过孔子集大成之后，也属于整个华夏民族。孔子学说是从“人”来说的，不是从“民族”来说的，因此，它属于所有的“人类”。
33.孔子学说是华夏文化的全部吗？
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一棵大树，那么，孔子学说是树干；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花草，那么，孔子学说是种子；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车轮，那么，孔子学说是轴心；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一片树林，那么，孔子学说是其中最主要的树种；如果我们把华夏文化比做一座大厦，那么，孔子学说是承重墙。一棵大树不能没有树干，但是，树干不能说是树木的全部；花草可以一岁一枯荣，有了种子能够年年新生，但是，种子不能说是花草的全部；车轮不能没有轴心，但是，轴心不能说是车轮的全部；最主要的树种是树林的关键部分，但是，最主要树种不等与全部树林；承重墙对大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能说承重墙是大厦的全部。孔子学说由华夏文化的开始阶段而来，到孔子时代而集大成；孔子时代之后的文化形式可以千变万化，但是万变不能离其宗。孔子学说像一条流淌于古今未来的大河，把华夏文化的各个方面灌溉，虽然它最终归于人类文化的大海，但是，这条河流却不能干涸。这条河流的水，吸收着众多的支流，分化出众多的支流；接受着上天的雨露，又蒸发而成为云朵；即使它归入大海，也不能消除这条河流，也仍然蒸腾为云，降落为雨。
34.孔子的一生与他的主张完全契合吗？
任何人的一生，思想言行都不可能始终完全一致，有所出入是必然的。虽然说能够成为圣贤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必然有自己的轨迹，但是，我们不能用他还没有成熟时的思想来衡量他的一生。孔子一生享年73岁，自称“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什么“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因为孔子知道个人的观点常常受道各方面的限制，因而常常容易偏颇，所以，孔子宁愿选取在他之前最优秀人物的言行来加强自己的修养，通过精选而编订“六经”，而且不断地向当时的贤者学习，做到了“学而不厌”，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偏颇与疏漏。孔子称赞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主张“有过无惮改”，所以，也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错误。我们不能说孔子的一生与他的主张完全契合，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编订六经是晚年的事，《论语》等书中所记录的孔子言行是经过选择之后的。圣人用自己的一生把最精华的文化成果留给我们，其目的不就是希望我们再少走弯路、少犯错误吗？与其刻意给圣贤找毛病，不如努力减少自己的缺点错误。因此，他的主张是否在他一生中完全做到了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把圣贤之学融在我们的思想言行之中。
35.孔子被尊为圣人是搞个人崇拜吗？
孔子被后世尊为圣人，而且是“至圣先师”，因为什么？按照子贡和孟子的说法，是因为孔子终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因为孔子“金声玉振”而“集大成”。不要小看“学而不厌”，学不至于快乐，学不至于天人之际，学不至于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学不至于躬行践履，学不至于不耻上问、下问，学不至于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都不可谓之“学而不厌”。不要小看“诲人不倦”，自身所学不正，不应该诲人；自身所行不正，不可能诲人；自身不能将所学的东西融会贯通，无法诲人；心有骄慢凌人之气，不能用心诲人；做不到有教无类，不能普遍诲人；做不到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诲人难以见效。孔子自己以传承文化者自居，而不是以圣人自居；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传承尧舜文武之道，而不是要我们模仿尧舜文武之事。所以，孔子一生除了身体力行地救天下于滔滔之外，便是为后世之人指明了修身治国的道路，这样就使我们减少了沙里淘金的过程，好象给我们铺平了前进的道路，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之所在。我们尊孔子为圣人，是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意和感恩之情；我们所尊崇的是孔子的身体力行，是孔子所传承的大道。从人之常礼来说，尊敬圣贤，尊重道德，尊敬祖先，知恩图报，是理所当然的；从人之常情来说，学不学在每人自己而不能靠别人强迫，能不能有资格诲人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不能强加于人。因此，不能说尊孔子为圣人是搞个人崇拜。
36.孔子是儒教的教主吗？
什么叫“教主”？按《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说法：“某一宗教的创始人，如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教主。”那么，就不能说孔子是“教主”。因为孔子不是儒学的创始人，而是集大成者。儒学是不是宗教？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说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虚幻的反映，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那么，儒学就不是“宗教”。因为儒学本来就不是“虚幻的反映”，也不是“要求人们信仰上帝、神道、精灵、因果报应等”，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所谓天国或来世”。但是，按照没有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华夏文化观念来解释，儒教却是“宗教”，因为“宗”是对祖宗的敬仰，祖先是后代子孙的“祖宗”，天地是人类的“祖宗”；因为“教”是通过教育而使人潜移默化，逐步修养成为君子及圣贤的境界。只是因为我们借用华夏文化本来就有的“宗教”一词去翻译西方文化的所谓“宗教”，而且又把西方“宗教”当成了标准，所以，今人只知道“基督教”是“宗教”，却不知道儒教本来就是华夏文化中的“宗教”了。“儒教”做敬仰的是天地之道、祖先神灵，期望着人们在现实之中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只是让心灵超越于世俗的名利、富贵之上而已。因此，如果说儒教是西方文化意义上的“宗教”，我们不能承认；如果说孔子是儒教的创始人，我们也不能同意。但是，儒教是华夏文化意义上的“宗教”，孔子是儒教的“至圣先师”。 37.孔子学说不需要发展吗？
或问：“马克思主义强调事物是发展的，那么‘经’是不是也应该发展？”
答曰：马克思主义说事物是发展的，《易经》也讲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但是“发展”与“变通”是不同的。“发展”只适合于事物的一次循环过重的一部分，因为它只是“从一到多”的过程，却没有涉及到“从多到一”的过程；因为它只是兴盛的过程，而没有涉及到衰变的过程。孔子学说的载体是“六经”，它是华夏文化的总结，同时又是华夏文化精神的释放源。“经”的精神是贯通华夏文化始终的，不能随意改变，只要我们的民族文化还在，那么，千载相传是此“经”，将来还是此“经”。
又问：如果经的内容意义思想还是保留在数千年前，没有一点发展，那么岂不是和马克思主义互相冲突了？
答曰：我们说“三代不同礼，三王不同乐”，这是说礼乐的形式在不断损益、变通，但是礼乐的精神却不会损益、变通。“六经”属于华夏民族，是华夏文化的总体体现。一个民族的“经”不能单纯属于某一个具体朝代，而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经”可以由一人编订出来，但是，却不能由某个人确定为“经”，或者篡改否定众人所共同认可的“经”。就拿马克思主义来说，无论是谁，都不能去改变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这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没有一点发展”吧？“六经”也是如此。
或问：如果经的内容意义思想发展了，那还是你所说的经吗？具体又是如何发展的？
答曰：对“经”的应用却必然因时空不同而不同，即使不想变也不可能，因为时间和空间在变换，不同时空中的人必然在应用时会有变通；即使是同一时空中的人，又有不同理解。“经”的文本不变，解经者却在不断改变。怎么变通？怎么“发展”？汉人、宋人、清人都可以解经、用经，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解和用，都不能改变“六经”原本，而且所解所用是属于他们那个相应时代的，而不是完全贯通华夏民族始终的。
或问：新经和旧经有什么区别呢？
答曰：汉人、宋人、清人所解所用的“经”，是汉人、宋人、清人所理解的“经”；今天以及未来，都会因为时空的不同而对“六经”有不同的理解和应用，但是，“六经”的原著不能改。因此，“六经”是“本体”，不能叫做“旧经”；不同时空的理解与应用是“应用”，不能叫做“新经”。“六经”体现华夏文化的总精神——“生生不息”，适用于华夏民族的始终；不同时空的理解与应用，体现华夏民族不同时期的需要——一时之利，适用于当时那个时期。
38.孔子学说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天下没有万能的药物，却可以有万世不移的医理。孔子学说好比是医理，而不是药物。医理已备却没有人去学，学了却不得要领，解决不了问题；医理已备却止于纸上谈兵，或者不应用到现实中，解决不了问题。孔子学说融天道、地道、人道于一体，天地间的一切没有能逃出其范围的，但是，大道含藏于“六经”文字之中，需要我们去认识、感悟、融会、贯通。孔子学说兼备内圣、外王之道，修身、治国的一切道理都在其中，但是，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都需要我们去践履躬行。我们以中医做比喻来说。中医理论能分析所有病症，但是，病入膏肓时，扁鹊、华佗也束手无策；生命衰老而死亡，本是自然而然之道，中医理论不能使一个具体生命永恒存在。中医理论虽完善，世间的医生却不可能都有扁鹊、华佗的水平；即使有扁鹊、华佗的水平，也有像桓侯、曹操那样讳疾忌医之人。《黄帝内经》虽好，无奈融会贯通者、出神入化者少，却不能贬低《黄帝内经》太高太妙；《神农本草》虽好，也须药物俱全、善于搭配调整。因此，孔子学说究竟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呢？要看学不学、学得程度如何，要看用不用、用得水平如何，要看是否逢时运、知经权。
39.孔子学说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吗？
当前，我们有个非常流行而且非常普遍的看法，就是动不动就是要“批判地继承”，与此相关似的说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个说法对华夏文化复兴来说非常不利。为什么？首先，因为我们要复兴华夏文化就应该对我们的文化经典采取尊重的态度，而不能再含有“批判”的态度。尊重是不是就全部采用呢？不是。可以选择性应用，可以变通式继承，可以建设性解释，可以同情式阅读，这才是尊重祖先、尊重经典的态度。其次，因为我们这些不是在读经中长大的几代人在思维形式、思维标准、表达方式方面已经严重西化，我们要复兴华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用华夏文化来矫正西方文化给我们民族以及人类带来的错误，在此情况下，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很多方面恰恰是我们需要发扬的，如果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那么，结果一般是恰好把“精华”去掉，而取了“糟粕”，那还何必复兴华夏文化？复兴了还有什么意义？其三，孔子学说不是为某一个时代而存在的，也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是贯穿于我们民族文化之中的精髓，我们没有权利让这个贯穿我们民族文化始终的学说在我们手中失传、被取代，那将会对不起我们的历代祖先，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不起我们华夏民族。
40.孔子学说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
我们这几代人所用的教科书以及所看到的文章著作中，都要先把一种思想学说分为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而且这种分类贴标签的方法已经“习惯成自然”地存在于我们思想的潜意识之中了；再者，我们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分出了“对错”，只有唯物主义是对的，唯心主义则是错的，因此，只要是唯心主义的就没有多少可取之处了；其三，在唯物主义之中，还有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之分，其中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是最“高级”的“绝对真理”，如果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即使再“朴素”、“机械”，也是过时的黄花，也只能说“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就在我们不断地、自觉地贴标签的过程中，华夏文化像犯人一样被审判着，而且只有法官和犯人，却没有一个证人，结果华夏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学说都退出了现实社会的舞台。孔子学说更不例外。
孔子学说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从“六经”到历代的华夏文化典籍本来都不是按照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来撰写、编订的，这就好比询问“宇宙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样荒谬。物质决定意识的就是唯物主义，意识决定物质的就是唯心主义，那么，作为“大道之源”的“易”、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其中讲的是阴决定阳呢，还是阳决定阴呢？都不是，阴阳不过是一气之转，它们各自按照自己的本性存在和演化，同时又互相推动、互相影响，它们同时都在太极的制约与调节之中，既不是阴决定阳，也不是阳决定阴。是心决定物呢，还是物决定心呢？心与物也只是阴阳关系的一种体现。物质和意识也只是一组阴阳关系，在阴阳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太极（或者说是“道”）。理解和学习孔子学说，我们应该从华夏文化精神来看待，来依据是否符合自然而然之“道”来认识。如果把男人当成标准，那么，女人就都是怪物；如果把身高六尺作为标准，那么，巨人也成了怪物；如果把普通人作为标准，那么，圣人也成了怪物！
41.孔子学说不利于社会进步吗？
有兄弟两人，后来分家单独过日子去了，老大一直教育孩子要做一个正人君子，做好本分之内的事，勤奋做事，后来虽然也有个别的子孙曾经不守本分，也曾经被人欺负过，但是，总起来说一直比老二家的子孙生活好一些。老二一直教育孩子要强身健体，相信鬼神，又总是想发明种种能够少付出而多收获的方法，但是，他的子孙却一直不如老大家。就这样过了几千年，老大的后代之中出现了一个靠不正当方法成为家长的人，为了防止人们反对，就强制家族的人都不许随便说随便动，否则就会被杀头，于是，大家只好哑口无言，只管干自己的活，不管家族的事。这位家长的后代换了几代之后，越来越不成器，最后实际上就无法当家作主了，大权落在了一位老祖母手中，家族也开始败落。在此情况下，家族内的人还是起来造反，要推翻他们。就在这时，老二家的后代靠他们发明的各种技术，开设了很多工厂，但是，产品多了就需要开拓市场，而且他们的产品大多是枪炮和大烟这种高利润的商品。他们来到老大的后代这里，发现老大的家族虽然远不如以前了，但是金银财宝还是不少。他们强迫老大家族的人让他们随便来做买卖，老大家正处于多事之秋，不想答应，老二家的人一方面用大烟诱惑老大家的人，另一方面又用枪炮攻打老大家族，在此情况下，老大家人心本来就不齐，又正处于弱势，于是连连失败。老二家的后代联合其他人一起来打，打了胜仗之后，不仅连抢带偷，而且还要求老大家多次赔偿他们的枪炮费用，老大家于是越来越贫穷。老二家的后代从老大家抢夺一番的同时，还抢夺其他家族的财物，于是，他们的家业越来越大。他们从本家族中的弱者那里获得了一些财富，又从其他家族抢夺了一些财富，富强起来之后，就用钱聘请或诱惑其他家族的人来为他们设计各种东西，所以，他们的家园设计建造得越来越富丽堂皇。他们不再从本家族的弱者手中取得财富，而是带着枪炮、面带笑容地高价出售他们那些可以投机取巧的技术，他们的收入也因此越来越多，生活也越来越好。过了几代之后，老大家的后代子孙看到老二家那么好，于是认为老二家的祖先教育真好，开始诅咒侮辱自己的祖先：如果当初老大不教育我们做正人君子，我们家族也就不会比老二家族落后这么多了！老二家的后人好象已经忘记了他们祖父辈是怎么发家的，带着鄙夷地态度对老大家的后代说：你们家族的祖祖辈辈都无能，所以，你们落在了我们后面！老大家的子孙们听了，说：对，对，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当初那兄弟俩中的老大，他的在天之灵看着这样的子孙，在做何感想呢？
42.孔子学说反科学吗？
东方木与西门金各自生活在东半球和西半球，两人素未谋面，因此，他们各自创立了一套学说体系。
东方木认为，虽然我是父母所生，但是，我的父母的祖先的祖先，推到最早，却是天地所生，因此，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祖先以及天地的生养之恩，更不能恩将仇报，为了我自己的享乐而把父母、祖先和天地当成我掠夺的对象；我的父母把我生下来，又养育大，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我们报答他们，天地之间生长着的万物时刻都在保障着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天地万物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我们报答他们，因此，我们也理应学习父母、天地，做人也不能去损害别人，损害天地，我们把自己所做的事做好，也不能求父母、天地、别人的报答；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的父母是他们的父母的孩子，一直追溯上去，我的祖先是天地的孩子，因此，人与天地是分不开的，如果用人体打个比方，那么，天就是头颅，人就是躯干，地就是四肢，人的心与天地的心是一样的。由于东方木这种想法，所以，他一直都尊敬天地祖先，孝敬父母，爱护万物，因而创立了效法天地之道、天地至善、天人合一的学说体系。
西门金认为，天地真玄妙，一定是有一个上帝精心创造并安排了这玄妙的一切，当初上帝本来给我们安排好了一切，可是，我的祖先因为不听上帝的告诫而偷吃了禁果，上帝才惩罚了我们，因此，我们感谢上帝，甘愿当上帝的奴隶，而且要永远向上帝忏悔；天地也是上帝创造的，而且创造的目的是为了我们人类，因此，天地是供我们主宰利用的东西，只要对我有利，我可以任意向天地万物索取，我是天地万物的主人，我们只敬畏上帝，却不必敬畏天地；上帝创造了我的祖先之后，因为祖先犯罪，才被赶到人间来，我们一代一代的都是靠自己的奋斗走过来的，上帝并没有多干涉我们，因此，我也要早早地放开手，让我的孩子自己去闯荡天下，有什么事情学着自己为自己负责，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把我培养大的，我也应该这样；天就像我的房顶，地就像我的房子的地基，万物就像我的房子的砖瓦，如果我的房子毁坏了，上帝一定能保佑我重新再盖起来；上帝创造一切的时候，就像我们制造机器一样，因此，除了上帝神秘莫测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由各个机器零件构成的。由于西门金这种想法，所以，他一直只崇拜上帝，而把天地万物当作自己可以随便利用、随意索取的东西，甚至把人本身也当成了机器，不过，却把人当成是主宰天地万物的最高级的机器，因而创立了上帝主宰人、人主宰万物、天地万物无灵性的学说体系。
有一天，东方木遇到了西门金，东方木当时恰好因为内外交困而生病，西门金虽然半生贫困，却通过各种手段发了家，见到东方木之后，便一直有盛气凌人的心态，他了解到东方木的学说体系之后，哈哈大笑，说：你太愚蠢了，祖先已经死了，还有什么可敬畏的？天地只不过是我们的随便索取利用的东西，有什么可尊敬的？人生活着就要享受，就要赚钱，就要强大，除了上帝之外，谁欺负我们，我们就消灭他！你还说天地人合一，哈哈！我开采了地下的石油、天然气、煤矿等等东西，大地把我怎么样了？我不是还活得很好吗？陆地上没有可以供我用的东西，我就到大海里去找；地球上没有了，我就到月球、火星上去找；实在不行，我就带领全家离开地球，另外找地方住！你没看到我现在的情况吗？身体非常健康，生活非常愉快，所有的享乐我都能得到，可是，看看你自己怎么样了呢？说完，西门金哈哈大笑起来。东方木感觉到好象很有道理，似乎感觉到自己的学说体系确实不如西门金，正想详细询问如何完全学习西门金的学说体系，西门金一回头，东方木却忽然发现：西门金的后背上好象已经患了红斑 43.孔子学说反民主吗？
某甲热情歌颂民主，说民主已经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是当今世界全球共同追求的目标。我问：你喜欢民主的哪一方面？某甲说：民主是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是对百姓的尊重。我说：你认为美国是不是民主国家？某甲非常肯定地说：是啊。我说：美国的国家大事确实有很多是经过公民投票的，但是，最后是不是由议院提出议案，然后由总统签字？究竟最后决定权在谁手里呢？某甲说：当然是最后由总统决定。我说：孔子学说中，也是由大臣们根据国家的政治需要和百姓的利益提出意见，最后由君王决定啊。某甲说：可是没有经过投票表决啊！我说：投票的目的是什么？某甲说：这样可以保证百姓的各方面利益啊。我说：孔子主张王道仁政，就是让百姓“乐其乐而利其利”，难道不能保证百姓的各方面利益吗？某甲说：可是，投票能给百姓发言的机会啊。我说：孔子学说是祖述尧舜的，尧舜设立“谤木”，让百姓充分发表对国家政治得失的意见，而且向打草的、砍柴的人询问政治得失。某甲说：可是，这毕竟不是让百姓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啊！我说：如果是在文革中让大家投票评价孔子，结果会怎么样？在今天，孔子学说已经被批判了一百多年，让百姓投票评价孔子，结果会怎么样？某甲不语。我说：你对远见卓识、不同凡响、超凡出众、杰出英雄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某甲说：当然持肯定态度。我说：超过半数的人都同意的看法还是不是远见卓识、不同凡响之类的呢？某甲嗫嘘了一会儿说：如果不让百姓投票，怎么保证君王和官员行王道仁政呢？我说：孔子格外重视通过教育培养人材，然后举贤荐能来保证官员的修养水平，再通过行政和刑罚手段来监督、升降、奖惩官员，不是也可以吗？某甲说：可是孔子学说只是一种学说，不是制度啊。没有形成制度，就缺乏可行性。我说：孔子学说不是制度，但可以根据孔子学说设置制度啊。某甲说：只重视官员的意见，不重视百姓的意见，那不是精英政治吗？我说：美国选举是选普通人呢，还是选精英呢？你要是投票选官员是选精英呢，还是选平庸的人呢？某甲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对民主那么热衷呢？我说：那是因为人们只知道与民主相对的是专制，因为反对专制，就只剩下了民主这一项选择；因为大家这些年来根本不知道孔子学说中的王道仁政的美妙之处。某甲说：孔子学说中为什么没有民主这个观念呢？我说：如果说民主就是让大家都有充分发言的机会，那么，孔子学说主张让大家畅所欲言，而不能防民之口；如果说民主就是保障百姓的利益，那么，王道仁政就是使百姓安居乐业；如果说民主是让民众为国家做主，那么，真要让民众做主，结果可能会是祸国殃民。某甲说：为什么会祸国殃民？这太耸人听闻了吧？我说：如果是得到过经典教育的人，就不能算是普通民众了，可以根据他们的道德才能来任命为官员，那些没有受过经典教育的人往往只顾近期的、个人的利益，而不顾长期的、大局的利益，可是，他们所占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做出决定之后，这三分之二的人都要负责任，但是，都负责任就等于谁都不负责任，却是所有人同时受害！如果我们要走万里路，你说让一个只熟悉百里方圆的人做向导，结果会怎么样？还有，如果大家意见分成几种，都不超过半数，怎么解决呢？狼疮！不过，东方木暗想：希望不是这样，如果真是这样，可该抓紧时间治啊！
43.孔子学说反民主吗？
某甲热情歌颂民主，说民主已经是普世价值的体现，是当今世界全球共同追求的目标。我问：你喜欢民主的哪一方面？某甲说：民主是让老百姓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是对百姓的尊重。我说：你认为美国是不是民主国家？某甲非常肯定地说：是啊。我说：美国的国家大事确实有很多是经过公民投票的，但是，最后是不是由议院提出议案，然后由总统签字？究竟最后决定权在谁手里呢？某甲说：当然是最后由总统决定。我说：孔子学说中，也是由大臣们根据国家的政治需要和百姓的利益提出意见，最后由君王决定啊。某甲说：可是没有经过投票表决啊！我说：投票的目的是什么？某甲说：这样可以保证百姓的各方面利益啊。我说：孔子主张王道仁政，就是让百姓“乐其乐而利其利”，难道不能保证百姓的各方面利益吗？某甲说：可是，投票能给百姓发言的机会啊。我说：孔子学说是祖述尧舜的，尧舜设立“谤木”，让百姓充分发表对国家政治得失的意见，而且向打草的、砍柴的人询问政治得失。某甲说：可是，这毕竟不是让百姓来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啊！我说：如果是在文革中让大家投票评价孔子，结果会怎么样？在今天，孔子学说已经被批判了一百多年，让百姓投票评价孔子，结果会怎么样？某甲不语。我说：你对远见卓识、不同凡响、超凡出众、杰出英雄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某甲说：当然持肯定态度。我说：超过半数的人都同意的看法还是不是远见卓识、不同凡响之类的呢？某甲嗫嘘了一会儿说：如果不让百姓投票，怎么保证君王和官员行王道仁政呢？我说：孔子格外重视通过教育培养人材，然后举贤荐能来保证官员的修养水平，再通过行政和刑罚手段来监督、升降、奖惩官员，不是也可以吗？某甲说：可是孔子学说只是一种学说，不是制度啊。没有形成制度，就缺乏可行性。我说：孔子学说不是制度，但可以根据孔子学说设置制度啊。某甲说：只重视官员的意见，不重视百姓的意见，那不是精英政治吗？我说：美国选举是选普通人呢，还是选精英呢？你要是投票选官员是选精英呢，还是选平庸的人呢？某甲说：可是，为什么现在人们对民主那么热衷呢？我说：那是因为人们只知道与民主相对的是专制，因为反对专制，就只剩下了民主这一项选择；因为大家这些年来根本不知道孔子学说中的王道仁政的美妙之处。某甲说：孔子学说中为什么没有民主这个观念呢？我说：如果说民主就是让大家都有充分发言的机会，那么，孔子学说主张让大家畅所欲言，而不能防民之口；如果说民主就是保障百姓的利益，那么，王道仁政就是使百姓安居乐业；如果说民主是让民众为国家做主，那么，真要让民众做主，结果可能会是祸国殃民。某甲说：为什么会祸国殃民？这太耸人听闻了吧？我说：如果是得到过经典教育的人，就不能算是普通民众了，可以根据他们的道德才能来任命为官员，那些没有受过经典教育的人往往只顾近期的、个人的利益，而不顾长期的、大局的利益，可是，他们所占的比例超过三分之二，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做出决定之后，这三分之二的人都要负责任，但是，都负责任就等于谁都不负责任，却是所有人同时受害！如果我们要走万里路，你说让一个只熟悉百里方圆的人做向导，结果会怎么样？还有，如果大家意见分成几种，都不超过半数，怎么解决呢？ 44.孔子学说反自由吗？
读到《论语》中孔子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忽然想到，这是不是会让人反感，认为这是限制自由呢？我决定弄明白到底“自由”是什么意思。查到《辞源》里说：“谓能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礼·少仪》：‘请见不请退’汉郑玄注：‘去止不敢自由。’《三国志·吴·朱桓传》：‘桓性护前，耻为人下，每临敌交战，节度不得自由，辄嗔恚愤激。’”这里所谓“按己意行动，不受限制”不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礼》中的例子是说，按照礼仪，不能自己想走就走、想留就留；《三国志》中的例子是说，朱桓想按自己的意志指挥作战，而不想受到制约。记得《孔雀东南飞》中焦母怨儿媳刘兰芝的一条理由就是“专自由”，也就是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这样看起来，“自由”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是个贬义词。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当然是主张不能“按己意行动”而“不受限制”。我想想自己，要是我想做什么，不跟家人商量一下就擅自去做，是不是“自由”呢？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果遇到事情完全由自己做主，不听大臣和百姓的意见，是不是“自由”呢？我忽然明白了，我们中国人所说的“自由”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说的“独裁”、“专制”，因此，孔子学说是反对这种“自由”的，可是，我们现在谁不反对独裁专制呢？
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却大力为“自由”唱赞歌呢？我再去查《现代汉语词典》，其中解释“自由”有三方面含义：第一，“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的权利”。这是说，只要不违法，就可以“按己意行动”，如果违法就要受惩罚了。这里只讲法律而不讲礼仪了，那么，是不是可以“按己意行动”不顾礼仪，不顾别人的意见呢？再想想“克己复礼”四个字，我恍然大悟：“克己”由谁来克？由我自己的心；“礼”是什么？相当于我们说的“公共道德”，遵守公共道德也需要自我的修养，如果不遵守，没有达到犯法的地步，也只是受到舆论谴责，如果按照这一条的说法，那么，是否受舆论谴责就不用管了，更不用讲良心的谴责——怪不得现在我们的公共道德如此低下呢！因为我们不重视自我修养，只重视法律约束了！第二，“哲学上把人认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自觉地运用到实践中去，叫做自由。”这一条与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关系不大，就不说了。第三，“不受拘束，不受限制。”这一条充满了诱惑力，我们可以完全放开手去做，既不用管法律，也不用管礼仪，我想，这一条虽然充满诱惑力，恐怕没有多少人肯定吧？说到这里，我明白了：我们今天是把我们华夏文化中的“自由”改成了另外一个意思，然后批判华夏文化中原来的“自由”一词；我们只讲守法而不讲礼仪道德的自我修养了；我们接受了“自由”含义中“不受拘束，不受限制”的一面，而不管“天下归仁”了！
45.孔子学说是要人做“顺民”吗？
某甲读《论语》读到“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对我说：“要是按孔子这个说法去做，老百姓就整天什么也不敢想，什么也不敢做了，只能当顺民，所以，我反对孔子学说！”我笑着问他：“那些短命的人是不是自己想死呢？那些自己理想没有实现的人是不是不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呢？”某甲说：“那些自杀的人是自己想死，理想无法实现的人也有现实因素，不能说都是因为天命吧？”我说：“孔子并没有说让人完全相信天命，然后就认命，他说的是：‘尽人事，听天命。’说的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某甲说：“畏大人，是让我们害怕当官的，那么，我们不就都成了胆小鬼和奴才了吗？这不是让我们老百姓都做顺民吗？”我说：“大人与官员、君子是不一样的，大人是指有德才又有权位的人，官员是有权位却不一定有德才的人，君子是有德才却不一定有权位的人。孔子说要敬畏大人，而不说敬畏官员，也就很清楚了。”某甲说：“畏不是指畏惧吗？”我说：“有德才的人，是自然而具有一种威严，但不是使人畏惧。而且百姓只要不违法，对大人还有什么畏惧的呢？”某甲说：“要是我们敬畏圣人之言，那么，我们还敢说话吗？”我说：“圣人之言并不是自己我们敬畏，而是凭着一颗仁爱之心告诉我们怎样做人做得更好，怎样做事做得更好；圣人不是要用他们的言论堵住我们的口，而是在启发我们。即使我们不接受圣人之言，圣人也无法强迫我们，也不会强迫我们，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某甲说：“如果我们不敬畏圣人之言，是不是犯罪呢？”我说：“圣人之言不是法律，而是道德教诲。法律是靠强制来执行的，道德教诲是个人自觉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敬畏圣人之言，对圣人没有什么损害，受损害的是我们自己。”
46.孔子重视礼是错误的吗？
不久前，在山东省民盟举办的一次专家研讨会上，有一位研究法律的先生大谈特谈法律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在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就开设法律课程，把刑法课开在初中阶段，好象只要开设了法律课，学生就能因为害怕犯罪的后果就不会再犯罪了，好象法律可以解决当前的一切社会问题，而且这种观点得到了众多的共鸣。当时，我越听越觉得不能不反对这种意见。因此，到了我发言的时候，我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基本上是一个本末倒置的时代！我们把物质文明放在第一位，把精神文明放在第二位；我们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把文化传承放在第二位；我们把法律放在第一位，把道德放在第二位。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我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刚才有位老师说，在初中开设了法律课就可以使初中生不会犯罪了。我想询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有几个人学过法律？我们为什么不去犯罪？那些杀人犯、贩毒分子，谁不知道那是犯法的，而且会是死刑？但是，他们因此就不杀人、不贩毒了吗？所以，人们不是因为害怕犯罪的后果而不去犯罪，而是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就是知道礼义道德。如果我们不犯法，我们会去关心法律吗？犯法之后，我们只能伏法。但是，任何人，包括罪犯，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是父母所生所养，也都有亲戚朋友，我们不先讲礼义道德使他们尽量不去犯罪，却要把主要精力用在健全法制来惩罚罪犯上，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仁爱之心呢？法律只关系到犯法的人，但是，礼义却关系到所有的人，我们不去关心关系到所有人的礼义道德问题，却只关心制裁惩罚少数人，这是不是本末倒置呢？”
47.孔子鄙视劳动和劳动者吗？
文革之中，我们在批判孔子的时候经常引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和“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来证明孔子鄙视劳动和劳动者。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受此影响，坚持这种看法，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我们今天也不应该要求爱因斯坦一定要会种庄稼、造汽车吧？也不应该要求国家主席一定要会种菜、造电视机吧？那么，孔子为什么说要求学种菜、种庄稼的弟子樊迟是“小人”？如果立志要当一个农民或工人，可以向父兄学习，可以向老农、老圃学习，这种技术性的东西人人可学，也有学习的途径，但是，孔子培养弟子并非为了培养这种技术性的农民、工人。孔子教人是教做人的，不是教做工的；是教有志于惠民的君子、官员。我们能到政法大学学习农业技术吗？能到文学院学习法律吗？政法大学鄙视农业技术吗？文学院鄙视法律吗？樊迟既然来拜孔子为师，就应该知道要学什么，但是他却希望孔子教给他农业技术。孔子既然是要培养正人君子以便普惠于一方、行仁于天下，樊迟却只想成为可以养家糊口的农业技术，孔子能不说他是“小人”吗？有能为天下做更多正事、大事的机会，却不修养自己的道德能力准备做正事、大事，莫非应该提倡吗？君子有可能有德有才而无法施展，但是，却不能因为无法施展而不去修养自己的道德才能。
48.孔子只培养臣子吗？
孔子培养的是有道德才能修养的君子，君子可以在不得志时做百姓，在得志时做官员，在有运有命时做君王。《大学》中说：“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因此，是否修身在我们自己，做百姓、官员还是君王却不在我们自己。从后世来看，似乎学习孔子学说的人只能担任臣子或者当普通百姓，但是，有两点需要我们注意：一是当初所实行的是君王世袭制，因此，君王并不是从普通百姓之中有道德修养的人之中选拔出来，二是儒者虽然看起来只能做臣子，好象很被动，但是，具备的道德才能的君子是否从政，却掌握在自己手中，孔子说过“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就像韩愈所说的那样：君子不能像器物那样，被人用到的时候才有价值，不被人用到的时候就像废物一样。因此，儒者表面上是被动者，实际上却是主动者。儒者必须做臣子吗？不是。有德有才又有机会，却不从政，那是不符合孔子之道的；道德才能修养不够，却要从政，那是害人害己的，也不符合孔子之道；注意修养好自己的道德才能，能从政就从政，不能从政可以传道，可以做任何符合道义的事。
49.孔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做官吗？
孔子说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在那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期望着天下重新恢复稳定的秩序，重新建立和谐的关系，这难道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吗？很多反儒人士说，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做官，这样一来，孔子为救天下而奔波就完全转成了庸俗的求官求职，成了求功名利禄的凡人俗子！谁希望天下大乱？莫非反儒的人士希望如此吗？天下大乱的受害者究竟是哪些人？莫非反儒的人士认为天下大乱会对百姓有好处吗？可是，孔子时代已经是天下大乱了，《孟子》中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蒋庆先生说：“《春秋》立、贬、绝之条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见王义，故知《春秋》为正名之书。”（《公羊学引论》第125页）很清楚，孔子是为救天下而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列国，遇陈蔡之厄而不忧，遭丧家狗之辱而不怨，逢楚狂接舆之谏而不止，我们对这样一位为解天下于倒悬的圣人为什么要贬低为凡夫俗子呢？假如孔子只是想做官，那么，何必要周游列国？假如孔子不是坚持“以道事君”，哪里需要周游列国？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50.孔子“私人讲学”是“讲私学”吗？
所谓“私人讲学”是由与政府办学讲学相对而言的，当政府办学与讲学能够按照正常情况进行的时候，私人办学讲学也就相对来说没有必要了。如果说私人讲学的目的是培养技术性专业人才，那么，没有什么问题，反而会有益于社会；但是，如果私人讲学的目的是培养官员的思想行为，那么，就很容易出现问题了。问题出在何处呢？出在所讲的内容是“公学”还是“私学”。孔子看到当时的“官学”所讲的东西已经不是“公学”，而成了朝廷把持之下的官方一己之学，甚至是违背正道的学说，就像《庄子》所讲的那样，诸侯窃取了国家政权，连对道德仁义的解释权也窃取了，在此情况下，“官学”便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私学”，而不再是“公学”了，所以，孔子才开始“私人讲学”。但是，孔子所讲的内容却不是私人之说，而是历代相传的正宗的官方之学，他的“述而不作”恰恰与此相适应，他所用的教材不是自己独创出来的思想，而是选取历代圣贤之学而且是原来的官学本来就重视的“公学”，这样，孔子讲学就不是为了培养拥护自己的弟子，而是培养拥护正道的弟子，其目的是为了通过修身来治国、平天下，使民族、国家、百姓受益。孔子讲学的内容与战国时期的诸子讲学，其根本不同点就在于此。战国诸子所讲的虽然也来自官学的一部分内容，但是，从整体来说，却是个人所创的一套学说，是为了培养拥护自己学派思想学说的弟子；虽然他们的目的大多也都是为了平治天下，但他们的学说之中却或多或少地加入了一些个人的好恶成分，因此而成了“私学”或者具有了“私学”的性质。因此，我们应该把孔子“私人讲学”与后世的“讲私学”区别对待。
51.孔子学说排斥压制其他学说吗？
孔子是要培养君子的，虽然君子可以做官，也可以不做官，但是，孔子是提倡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去做官的，就像子路（一说是孔子）所说的那样：“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做官乃至做天子，所面对的人之中，得道的人少，而平凡的人多，更不可能没有邪恶的人。在此情况下如何去对待各种人？首先是“君子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以正面的教化为主，借此增加君子的数量；其次是“举直错诸枉”，使君子能够成为主导者，靠君子的影响力来树立政治与社会的正气；再次是要像帝尧“问政于刍荛”那样，广泛听取人们的意见，以便检察政治的得失而使之趋向完善；最后，对某些大奸大邪而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予以贬退诛伐。因为天下之人中，平凡的人占大多数，因此，必然有各种意见，孔子既然主张“仁政”，当然不能对平民的各种意见进行压制；天下的俊杰贤人也有各种不同意见，但是，只要其意见有可取之处，孔子也不会主张压制，而是主张“和而不同”；但是，对于那些“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而扰乱天下的人却要予以制裁。孔子主张“慎行”、“必也无讼”，但是，却不是主张只将宽容，而不讲刚猛，而主张“宽猛相济”。反儒的人都知道只讲“仁”不行，但是，又对孔子主张之中刚猛的一面加以反对；都知道对于不同意见不能压制，但是，却对“不同意见”和“邪恶主张”混为一谈；只知道压制不同学说是错误，但是，却不知道任凭“邪恶主张”泛滥也是错误。
52.孔子的“君子儒”是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君子吗？
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但是，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人以上可以语上矣，中人以上不可以语上矣。”“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因此，有人据此说孔子歧视“小人”，歧视普通百姓，与此同时，人们又批评孔子学说太理想化，因为即使教化得再好，也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成为君子。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孔子给所有人成为君子的机会，不否定任何人有成为君子的可能，甚至可以成为圣贤，但是，孔子并不要求所有人都成为君子。给所有人成为君子的机会，承认人人都可能成为君子，因为仁心、明德本来就在所有人的心中，只要能够把此仁心、明德显现出来，便可以成为君子，这正是圣人的胸怀。但是，毕竟天下人的才智、机会、命运不同，再加上每人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向善之心的不同，所以，让所有人都成为君子是又是不可能的。那么，不能成为君子，是不是就应该被歧视呢？如果我们理解了“君子学道则爱人”究竟是爱谁，理解了“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究竟是对谁“薄责”，理解了“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让谁起引导作用，理解了“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是在要求谁以身作则，也就知道孔子是否歧视没有达到君子标准的人了。不能成为君子的人，并不等于奸邪的人，因此，虽然“礼不下庶人”，但是，只要不触犯法律，也就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他们触犯法律是因为官员的问题，孔子反而主张先追求官员的责任，孔子弟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这也应该是符合孔子的主张的吧？
53.孔子学说不重视物质生活吗？
大家都听说过“安贫乐道”、“孔颜乐处”的话，都知道“君子谋道不谋食”，还有知道“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是，有人认为孔子不重视物质生活，好像孔子就是要人们守住贫穷，去谈空洞的道，难道“道”能当饭吃吗？老百姓都饿死了，要“道”有什么用？因此，有人说，中国物质科学没有发展起来，罪魁祸首就是孔子学说！如果这样说，那么，对孔子的误解实在是太深了！“贫而乐”是一种心态，如果一个人能在暂时的贫苦之中不失骨气，不会气馁，那么，富贵的时候也就不会失礼，也不会患得患失而生活在苦恼之中。“乐道”是乐于空谈大道吗？道是用来行走的，不是用来空谈的。以道而行，则自强不息；能自强不息，“食”的获得也就在其中了，大家都把心态调整得快乐起来，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了，那不是人生的最大快乐和保障吗？贫穷靠什么来改变？不是靠哀叹怨恨来改变，而是靠我们的工作来改变；不能靠歪门邪道来改变，而要靠符合道义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想要富贵就必然富贵吗？一旦我们拥有了富贵，就一定能保持得住吗？不管是贫穷还是富贵，我们首先是一个“人”，不能失去的是人的修养、人的尊严！孔子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去食”的？《论语》中说：“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这里，先讲的平时的情况，要先使人们有足够的衣食保障人们的生存，其次使国家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保障国家的安全稳定。但是，天下总不是没有特殊情况的，在迫不得已的特殊情况下，在军事力量和衣食两者之中应该先把军事力量放在第二位；再遇到特殊情况而不得不加以选择，那么，首先选择做人的尊严，其次才是衣食问题。怎么做到保持做人的尊严？不为衣食而去奴颜婢膝、欺诈虚伪、烧杀抢掠、以邻为壑，就是“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穷困不得志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做人的尊严，而不能像洪水一样四处泛滥，无所约束。衣食无忧之后，人们应该去做什么？是去致力于社会的和谐安定，还是致力于淫逸奢侈？
54.孔子是什么阶级的代表吗？
五四运动以来，我们习惯于阶级分析的方法，总是要给历史人物和学说划定阶级成分，这样一来，人性被阶级性取代了，似乎从此便没有了人的共性。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反传统的时代思潮之中，当然是首当其冲地受到猛烈批判。在批判的方式上，有一项非常“行之有效”的，那就是先给孔子划定阶级成分，说他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由此而推出了一系列的“结论”：孔子学说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因为“奴隶主阶级”是“腐朽没落”的，而“新兴地主阶级”比“奴隶主阶级”更“进步”，所以，孔子学说当然是反动、落后的；孔子学说中的“仁者爱人”不是爱“劳动人民”，而是说要“奴隶主阶级”之间的互相的爱。如今，我们虽然已经基本上不采用这种“阶级分析”的方法，但是，只是把“奴隶主阶级”换成了“统治阶级”而已，实际上还是“换汤不换药”！
当我们用“统治阶级”这个词语的时候，其中暗含着的意思是“统治阶级”是与“劳动人民”对立的，“劳动人民”也就是“被统治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试想，我们可曾把这个词语用在外国的执政者吗？我们可曾把这个词语用来指当今的执政者吗？我们既然不把“统治阶级”这个词语用来指外国和当今的执政者，那么，言外之意也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是“黑暗”的、“反动”的，也就是说，谁维护这样的“统治阶级”，谁就是与人民为敌，谁就是在反“民主”。在这样的错误逻辑推理之下，孔子学说不可能不被否定、批判。
孔子学说从来没有采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个词语，连这样的意思都没有。在孔子学说中，只有“君臣民”的职位分别，只有“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分别。君要臣忠，首先要自己先端正自己；臣要民服，首先要先以身作则。因此，孔子学说不是针对“劳动人民”立言，而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孔子学说不是让“民”来做国家的“主人”，而是要求君臣首先保护和满足“民”的生存幸福和各项利益。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修养而达到君子的要求，所有的君子都要以仁爱为原则，因此，小人不是被歧视的人，而是君子所要包容的人，是君子所要感化的人，是君子所要鼓励的人。所有的君子，与他所处的地位无关，君臣民都可以是君子，也都可以是小人；君臣民之中都有君子，也都有小人。这样的学说，能说是为某个阶级服务的吗？其受益者是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是一个民族的所有族群，是人类的所有国家，是宇宙件的所有生命与非生命！ 55.孔子学说能代表“传统文化”吗？
“传统”这个词语已经被我们现在用滥了，不仅如此，这个词语还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贬义词了，因为与“传统”相对的是“现代”，而“现代”被认为是最好的。当我们说“传统道德”的时候，也同时意味着有与之不同的“现代道德”；当我们说“中国传统道德”的时候，也同时意味着还有与之不同的“外国道德”。难道天下的“道德”规范还有古今、中外的不同吗？所有的“道德”都只是存在着是否完善的问题，而不存在是非对错的问题。
什么叫“传统文化”？是在人类进程中贯穿始终的人类思想的主干。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演化过程中贯穿始终的思想主干。换句话说，“传统文化”也就是“文化”之中贯通始终的“统”，而不是别的。孟子有“道统”之说，韩愈有“道统”之说，华夏文化所要传的也就是这个“道统”，或者称之为“道德之统”。历史朝代不是这个“统”，历代文物不是这个“统”；这个“统”贯穿于过去，这个“统”也要贯穿到未来。因此，“传统”不是与“现代”相对而言的，而是与“道统”之外的“文化现象”相对而言的。
孔子学说继承的是他之前几千年的文化主干，又贯穿于他之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代表着华夏民族的思想主干，又贯穿于华夏民族的始终，所以我们说，孔子学说不是个人性的言论，而是华夏圣贤学说思想的“集大成”，这是与诸子百家、学者专家的某种理论、学说截然不同的。因此我们说，孔子学说完全可以代表“传统文化”。
56.孔子编订“六经”导致了其他文献资料失丢了吗？
孔子编订“六经”，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为了保存文献资料，而是为了将孔子之前的文化精华精选出来，并使之成为可以作为后世修身治国的指导性学说体系，也就是为万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孔子并没有销毁没有编入“六经”之中的任何文献资料，也没有否定其他文献资料，怎么能说是由孔子编订“六经”而导致其他文献资料的丢失呢？
大家很清楚，秦朝的焚书焚毁了除秦记、农桑、医药、卜筮之外民间所藏的所有书籍，但是，七十二博士的藏书和国家藏书。到了项羽火烧阿房宫，才使得秦朝的博士和国家藏书焚毁殆尽。汉武帝时期，董仲舒虽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但是，所谓“罢黜”，只是使“百家”之说不再作为国家所提倡的学说，而不是“毁灭”；所谓“独尊”，只是把儒学作为国家的主导性思想，而不是唯一的思想。因此，众多的先秦文献的丢失，丝毫不是孔子的问题，也不是儒学的问题。 57.孔子的“春秋笔法”违背史学精神吗？
很多人说，孔子的《春秋》违背了史学精神，这个极大的误解，问题出在何处？主要是因为我们错误地把《春秋》当成了史书来看待，而没有把它当作“经”来看待。假如《春秋》只是史书，那么，孔子就成了一个“史学家”了，我们应该知道，《春秋》只是借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记载来表现“微言大义”，而不是为了记载当时的历史事实。什么叫做“微言大义”？蒋庆先生说得好：“大义者，使乱臣贼子惧；微言者，匹夫行天子改制之权。”（《公羊学引论》第394页）再说得明白一点，大义是指高于世俗任何帝王之上的道德仁义，简称道义，因为它不容许任何人凌驾于其上，所以，能使乱臣贼子惧怕；微言是指隐含在《春秋》的史实和文字之中的褒贬，而且这种褒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褒贬，而是为万世立下人生与政治的原则，而且也为万世画出人类演进的理想蓝图，无论是天子还是臣民，只要是符合道义的，都在褒赞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违背道义的，都必须讥、贬、绝！在这一点上，那种给后世提供借鉴的史书是无法跟《春秋》相提并论的。
蒋先生说，《春秋》是孔子所编，《公羊传》是孔子亲口所述。因此，只有《公羊传》能够直接揭示出孔子所要表现的微言大义，《谷粱传》则是站在礼义的高度来看，没有反映出《春秋》之中道义高于任何君王的“大义”。《左传》更是不重视微言大义，甚至有些时候把君王凌驾于道义之上了。所以，要了解《春秋》，必须把它当作“经”来看待，必须依据《公羊传》来解释。如果把它当作史书来读，那是根本不懂《春秋》！
59.孔子编订的“六经”还是“经”吗？
“六经”不仅是儒学的经，也是华夏文化的经，至少应该是占世界人口总数四分之一以上的人的经；“六经”不仅是华夏历史上的经，也应该是我们华夏民族今天和未来的经。五四之后，我们虽然还常常使用“五经”或者“六经”、“十三经”之类的词语，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却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我们根本没有把它们当作“经”来对待，而是当成了一般性的书籍对待了。因此，我们心目中的“六经”、“五经”、“十三经”都已经名不副实了，都已经“名不正”了。
《易经》被当成了卜筮之书，当成“诗歌的萌芽”，只有《易传》还被认为有些“哲学”上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站在西方产生的“哲学”框架和标准之上来评判的，可想而知，即使是推崇《易传》的学者们，也是把《易传》当作西方哲学的附庸，甚至是审判对象。《春秋》的地位被《左传》取代了，其实质是把“经”当成了“史”，而且还不被认为是“信史”。《诗经》被评判为“第一部诗歌总集”，对其中的每一首诗的作者和内容，几乎完全否定了汉朝以后两千多年的传统说法，完全重新解释了。《书经》被评判为“政治文献汇编”，也相当于史书中的一种，而且是“不成熟”的“史书”。作为《礼经》的《仪礼》早已被《礼记》取代，华夏民族传了几千年的礼仪已经被西方礼仪取代，传统的礼教被评判为“吃人的礼教”，因此礼也成了臭名昭著的东西，更不用说《礼经》还有什么“经”的地位了。《乐经》在汉朝之后就已经失传，现在的音乐完全是世俗的世界，《乐经》中的音乐与治国理论除了学者在专著或论文之中还会提到之外，现实之中已经几乎灭迹。因此，我们还能说华夏民族有自己的“经”吗？
华夏民族没有了自己的“经”的时候，就好比是没有经线却要织出自己的布匹，好比是没有树根却希望树木枝叶繁茂，好比是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却侈谈自强自立，这可能吗？
60.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吗？
翻开五四以后所编写的教材，看看近些年来的专著、论文，几乎千篇一律地写着：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这个说法，实际上是不符合孔子学说的。说“仁”是“核心”，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仁”在孔子学说中的重要性，这一点没有错，错在“核心”二字上。按我们现在的理解，“核心”指的是“中心”、“主要部分（就事物之间的关系说）”，这是《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如果说“仁”在孔子学说中很重要，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能说它是“中心”吗？是“主要部分”吗？不能。如果说“仁”是“中心”，那么，“礼”放在什么位置？“义”、“智”、“信”放在什么位置？从《易经》中的“元亨利贞”可以知道，这四个字被称为“四德”。这“四德”又与“四季”的春夏秋冬想对应，也与“五常”中仁礼义智相对应。所以，“仁”应该“元”之德，像春天一样使万物发生，是“四德”之始，而不是“四德”的“核心”，更不是“四德”的中心。《论语》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此来看，“仁”也是礼乐的基础或前提，而不是“核心”或“中心”。所以，我们说，没有“仁”，就好比一棵树没有根，树干、枝叶都不可能粗壮、茂盛、长久；没有“仁”，礼、义、智、信都将失去基础。有鉴于此，我们只能说，“仁”在孔子学说是极为重要的，却不能说它是孔子学说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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