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朝鲜与美日

2009年1月16日，韩国官员穿着防辐射服视察朝鲜核电站仓库的核燃料棒

从“硬对抗”到“软着陆”

1994年7月，克林顿政府发布了上台后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提出了“扩展与参与”战略，主旨为利用“冷战”后总体对美国有利的国际形势，加强介入和参与全球各地区政治事务的力度，实现和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1997年，这一战略又被修改为“塑造—反应—准备”三位一体，同时应对后“冷战”时代大国对其全球霸权挑战的同时，加强应对所谓地区性“不对称威胁”（即有可能采用恐怖袭击和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非常规武器对美国实行打击，对美国持敌对态度的地区性发展中国家）。这正如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强调的那样：“一旦现存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结构框架自行瓦解，人口爆炸，贫困导致的移民，急剧的程式化，种族宗教的敌对，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撒的后果将无法控制，如果没有美国持续和有针对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动乱的力量就会主宰世界舞台。”

在诸多全球热点中，欧亚大陆这个“世界岛”，是美国战略利益的核心。布热津斯基要求美国在亚洲建立“一种以美国为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从而“有效应对在朝鲜半岛和中东发生的两场地区性军事冲突”。在后“冷战”时期，继续拒绝被纳入美国环太平洋体系的朝鲜，成为美国定位的“无赖国家”典型，而其在核武器与远程导弹等国防项目上的发展，也被美国视为“地区性不对称威胁”的例证。2000年1月号《外交政策》上，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在《促进美国国家利益》一文中声称：“金正日政权的不透明，使得我们很难知晓它的动机，只知道这些动机的本质是恶意的，与曾经的民主德国一样，朝鲜是其国境边上另一个成功国家的邪恶孪生兄弟。”

“‘冷战’后期至朝核危机激化前，老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对于朝鲜问题，采取了一种所谓半岛问题内部化政策，就是以韩国为主导，逐步吸收统一朝鲜。”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朝鲜半岛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王传剑说，美国曾设想苏东国家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剧变，必将波及朝鲜，而韩国则有能力以“西德方式”实现统一，然而此局面并未发生，原因就在于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和模式的绝大差异，如果按照两德模式统一朝鲜，那么韩国政府需每年投入400亿美元，耗费至少10年才能将朝鲜经济水平提升至当日韩国大约60%的水平，而如果完成彻底统一，整个提升朝鲜境内公用设施、难民救济以及整合工业生产结构所需的总体费用则将超过1万亿美元，这显然不是当时韩国能够负担的。

在此情况之下，1996年6月，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提出，美国在亚洲的重大利益包括“防止某个敌对大国控制该地区，保证朝鲜半岛的安全，保证自身在商业、军事、政治上进入亚洲的便利，以及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亚洲的扩散。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理查德·N.哈斯在《规制主义——后冷战时代美国全球新战略》中，将美国的朝鲜政策核心，定义为对朝鲜半岛现有政治局势的规范与制约，即一种被称为“双重规制”的战略。“在华盛顿以及其智库看来，朝鲜半岛问题所造成的低强度冲突，极可能将周边大国卷入，美国战略，由全球战略、东亚地区政治和朝鲜半岛三个维度层面考量，从全球战略来说，当务之急是维护对盟国的安全承诺，树立美国的威权，从东亚角度上，则重于在中俄日韩之间平衡，力图在地缘政治角逐中占据主导位置，再细化到朝鲜半岛局势方面，则重于制止直接冲突，对朝鲜加以挟持与控制。”

“‘冷战’结束后，似乎整个世界都顿觉紧张局势一去不复返，除了朝鲜半岛，这里的安全紧张局势，因‘冷战’而孕育，但其对抗性质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烟消云散，‘冷战’中各项制约因素一旦去除，南北双方矛盾可能有更易激化之趋势。”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东亚外交与现代化问题研究专家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告诉本刊，“五角大楼对朝鲜军事实力非常重视，认为其在‘冷战’后一旦遭遇政治危机，对韩国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自身的经济困境亦不容忽视。“冷战”结束，朝鲜以往依赖的经济援助顿失，1990～1998年，朝鲜经济已经连续9年出现负增长；从1990年起，苏联不再以优惠价格供应朝鲜石油，其他传统贸易伙伴亦要求朝鲜在贸易时支付硬通货。1999年，朝鲜实际粮食产量仅为241.8万吨，只能达到全国所需的50%。1997年，驻韩美军司令约翰·提勒里将军（JohnTilelli）提出：“朝鲜人民军可能是朝鲜政权仅剩的唯一有效国家工具。”根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年度报告显示，朝鲜将近30%的国民生产总值都被投入到国防相关开支中去，军事力量规模在全球排名中仍然居于前十，在北纬38度军事分界线附近，朝鲜人民军始终呈攻击态势部署。

在此种战争边缘思维下，朝美双方摩擦不断，一时间，朝鲜半岛被直接冲突的乌云所笼罩。1995年初，平壤人民武装部副部长金光镇表示，朝鲜不承认1953年之朝鲜停战协议，并拒绝履行义务。同时发生朝鲜人民军武装进入板门店共同安全区事件。1996年9月，一艘朝鲜潜艇在韩国东海岸附近搁浅，朝鲜的理由为潜艇机械故障。1998年11月2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制定了“5027”作战计划，其目的是为“第二次朝鲜战争铺路”。发言人表示，将“以歼灭性的打击加以回应”，认为美国、日本在用子虚乌有的朝鲜地下核设施，以及8月卫星事件为借口，向朝鲜直接挑衅。根据五角大楼的计算机模拟演习结果显示，一旦战事爆发，驻韩美军将最终付出大约5.2万人的伤亡代价，韩国陆军的伤亡人数则将超过10万，总开支将超过1万亿美元。

迫于压力，华盛顿唯一的出路自然是调整对朝政策，推敲以其他方式“规制”朝鲜。同时，朝鲜“金正日灵活外交”的开展，也迫使美国承认，欧洲和其他核心国家在加强与朝鲜进行政治、商业交流的同时，也让美国所呼吁的制裁与直接对抗行动难以得到贯彻。1998年，五角大楼出台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宣告了以“全面接触”为标志的“软着陆”方针取代了原本的“硬性遏制”策略，报告声称美国将与朝鲜展开传统外交、国际贸易、教科文领域的交流：可以使盟国在对朝政策上更为一致，并使得日本、韩国等盟国“对美国产生长期安全性要求”。1999年，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表示华盛顿对朝鲜四项政策：一为遏制，即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维持10万左右驻军确保自身战略利益；二为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构想；三为对话，即通过谈判与合作方式解决朝鲜核设施与核武器问题；四为重申决心，一旦朝鲜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则予以摧毁。2000年10月初，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金正日的特使赵明录对美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12日，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一致认为解决朝鲜半岛远程导弹问题是改善双边关系，维持半岛稳定的核心，朝方同意在关于导弹问题会谈期间，不再进行远程导弹试射，美国则表示继续为朝鲜提供粮食和药品援助。

小布什政府上台后，虽然最初做出了一些强硬姿态，但仍然延续了克林顿时代在保持足够威慑力量和军事压力下，继续开展“全面对话与接触”的政策基调。时任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亚洲部主任的罗伯特·曼宁公开声称，此政策的关键，在于保持朝鲜半岛局势大体稳定但适度紧张的局势，美国在此地区的军事存在便拥有充分的合理性。

2005年9月11日，由卫星拍摄的朝鲜宁边核设施照片

核武器VSNMD——高危外交中的筹码

“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最大的推力就是朝鲜核武器与导弹问题。”罗兹曼教授表示。根据美国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院编纂的朝鲜原子能研究资料，虽然早在1959年，朝苏双方就签署《原子能开发支援协定》，并于5年后成立了“宁边原子能研究所”，第一座石墨反应堆也在1987年就投入运营，但美国认为其拥有的核技术极为落后，不足为虑。直到1990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根据一组最新获得的卫星照片，得出了朝鲜已经启动核武器研制计划的结论，“朝核问题”遂告诞生。

“朝鲜核危机的根源，首先在于‘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军事对峙形势的延续。”王传剑表示，“自1957年至80年代末，美军在韩国境内布置了超过1700件战术核武器，为了消除这种近在咫尺的核战争隐患，朝鲜首先进行了一系列外交上的努力。”早在1974年，朝鲜就自动加入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在1986年首先提出建立朝鲜半岛无核化区的建议，并于头一年先于韩国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1992年5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首次观察了朝鲜核基地。在此后的两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申报的核设施进行了6次检查，都未发现任何核武器研发的证据。然而美国国防部与中情局坚持认为，根据卫星照片，朝鲜宁边地区两处军事基地存在核废料贮存场，因此推断两处基地存在秘密核武器研发设施，而朝鲜并未将其申报，为此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对这两处基地进行“特别检查”。为了向朝鲜施加压力，美国于1992年10月宣布，恢复与韩国举行1993“协作精神”军事演习。

在反复谈判后，美国与朝鲜于1994年达成四点同步协议，美国暂时中止“协作精神”演习，朝鲜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朝鲜核设施进行持续性监督观察，在此基础上，双方最终于10月17日在日内瓦签署了《核框架协议》。美国将在10年内向朝鲜提供价值约40亿美元的两座轻水反应堆，并在建成之前，每年向朝鲜供应50万吨重油作为能源补偿，以换取朝鲜冻结现有核计划。1995年上半年，美国联合日、韩成立“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KEDO），开始为朝鲜兴建轻水反应堆，及和平利用核能筹集资金。

然而《日内瓦协议》的墨迹尚未干透，各种新的争端就接踵而至：KEDO刚刚组建，朝美之间就在兴建何种轻水反应堆问题产生争执。美国坚持向其提供韩国式反应堆，以免他国通过向朝鲜提供反应堆技术，在朝鲜半岛事务中对美国的主导作用造成威胁。同时，在朝方按照协议帮助国际原子能机构履行了调查，封存和处理了原有反应堆燃料棒后，美国却迟迟未能遵守协议帮助其兴建反应堆。直到1999年12月，KEDO才与韩国电力公司签订了建设合同书，克林顿政府也并未允许处于第三国的美国企业对朝鲜进行贸易与投资。根据《核框架协议》，在1994至1999年，美国向朝鲜提供了6.45亿美元的资金。然而对比美国资助独联体国家拆除安置苏联遗留核武器所耗费的21.66亿美元相比，则显然是小巫见大巫。2000年5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由议员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和爱德华·马基提出的修正案，以“轻水反应堆不可能完全排除提取核武器所用原料可能性”为理由，禁止克林顿政府承担帮助朝鲜兴建轻水反应堆。而根据五角大楼当年度评估报告所称，在《日内瓦协议》签订之前，朝鲜所拥有的核材料，足够生产一枚钚弹。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遂以“反恐”为由，在对外政策方面做出大调整，在华府领导层与智囊中“先发制人”战略与“单边主义”喧嚣至上，从而亦波及朝鲜半岛局势。2002年1月，小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所谓“邪恶轴心”概念，名单包括朝鲜、伊朗与伊拉克。“在平壤看来，随着巴格达的陷落，一场针对朝鲜的战争似乎不可避免，伊拉克的遭遇生动说明，积极配合国际组织的检查并解除武装根本无助于避免战争，相反却勾起了美国利用武力的兴趣。”英国华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欧盟安全委员会亚太问题研究员克里斯托弗·W.休斯对本刊记者说，“所以重新启动反应堆，退出核不扩散条约重新武装自己，是唯一能够自卫的方式。”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信息中心的推测，朝鲜从2002年12月开始，就重新启动了宁边核设施，开始分离高浓缩钚，按照该设施的处理能力，朝鲜在2003年3月就能拥有制造第二枚核武器的原料，如果这些设施开足马力，朝鲜将在2005年中期拥有5～10枚核弹。美国海军学院副教授保罗·佩德罗佐也对本刊承认，朝鲜拥有核弹，就意味着抵消美国国防力量的常规武器优势，影响其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效能，并有效削弱其在远东的核威慑能力。

“较之核武器，更令美国不安的是朝鲜手中拥有的弹道导弹。它将使美国的盟友韩国、日本和东亚诸多军事基地处于其直接威胁之下。”保罗·佩德罗佐表示，而朝鲜向伊朗、叙利亚出口导弹技术，则威胁到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小布什政府上台后，朝鲜所具备“常规武器威胁”问题就被华盛顿顺理成章地列入了议事日程。1998年8月31日，朝鲜以庆祝金正日正式担任国家领导人为由，发射了“光明一号”人造卫星，但美日韩情报机构都相信，它可能是射程涵盖日本的“大浦洞1号”弹道导弹。中情局在1999年《国家情报评估》中，如果“大浦洞1号”被改装为弹道导弹，并配备合格的第三级火箭，那么攻击范围就能够覆盖夏威夷、阿拉斯加以及美国西海岸部分地区。10月1日，美国与朝鲜在纽约举行限制远程导弹谈判，并最终于次年9月达成了“柏林共识”，用放宽部分经济制裁，换取朝鲜停止远程导弹试验和发射。

朝鲜导弹问题，成为美国加速推进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以及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的背后助力。曾担任五角大楼导弹防御系统计划负责人、美国空军部副部长和美苏太空军控谈判代表的亨利·S.库伯，于2003年撰写了一篇名为《如何防御美国来自域外导弹袭击》的分析报告。报告声称，伴随“冷战”结束和俄罗斯综合实力的衰退，来自苏联庞大核武库的现实威胁已经退居其次，取而代之的是“未经授权和来自恐怖主义分子的数量有限的远程导弹和其他自杀性攻击……部署在海外的美国军事存在则会遭遇大量由于短程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扩散而带来的威胁”。2001年12月13日，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截至当年，美国已经在韩国境内六处基地布置了“爱国者Ⅱ型”反弹道导弹系统。

美国如此热衷于导弹防御系统的目的何在？伦敦战略研究所所长杰拉尔德·西格尔曾一语道破天机：“较之‘冷战’时代苏联强大的导弹武库，朝鲜所拥有的远程武器技术和数量相当有限，而相对应的美国导弹防御体系所具备的能力远超应对所必需的能力，所以其存在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抑制朝鲜一个对手，而是使自身在整个东亚具备某种战略上的优势，减轻其介入地区其他冲突时的顾虑。”

尽管如此，鉴于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多方博弈的复杂性，TMD系统归根结底是美国在这一地区政治对话中的又一枚筹码。作为美国“接触与遏制”策略的一种回应，1999年6月，朝鲜再次试射射程突破6000公里大浦洞2型导弹。7月28日，美国国防部长科恩在访日时，表示将加强在日韩区域内的军事存在牵制朝鲜，但“朝鲜如再度试射导弹，美国也不会采取军事报复行动”。2009年4月5日，朝鲜宣布在东海岸舞水端里导弹基地发射由自身研制的“银河2号”火箭搭载的“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在发射前，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则宣布，美国不会尝试拦截或击落朝鲜即将发射的火箭或导弹，并强调只有“当美国本土遭受袭击时，才会动用弹道导弹防御系统”。6月，美国华盛顿智库“外交评议会”发表了研究报告，估计如果朝鲜现行体制崩溃，或者发生朝韩之间全面武力对抗，则维持朝鲜国内治安，至少需要11万至23万驻军，而后者则需要投入46万左右兵力，为伊拉克战争时期最高峰值的至少3倍，即便美国与韩国陆军联合进行此类作战行动，也难有成功的保障。从而直言不讳地表示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次争端。“我们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坚持通过在外交和经济方面施加压力让朝鲜方面放弃对核武器及其发射平台的试验。”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莫雷尔说，并称如果这个策略失败的话，美方将“谨慎地采取防守措施”。

“朝鲜之所以武器试验频频，部分原因是为了打破美国长期不解除对朝经济制裁，并迟迟不愿改善双边实质关系的僵局，政治冒险与战争边缘政策，对内加强国民向心力与领导阶层团结，以一种高危险外交换取美日韩等国的让步。”王传剑表示，“朝鲜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边缘战术，即在核问题上每一步都坚持到最后，每一张牌都用足用够，使其发挥最大效益，但到临界状态又及时退让，不使事态失控，也不给对方对抗升级的借口。”金正日曾于1997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朝鲜并不想把美国当成死敌，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是长期的大趋势。”2002年10月，朝鲜主动承认其确实拥有所谓核武器发展计划，虽然一度造成朝美核框架协议濒临崩溃的假象，但最终有惊无险，也不过是朝鲜试图推动冻结已久的美韩援建轻水反应堆方案的又一步险棋。其实早在2000年，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就在一份名为《当务之急——全球战略评估》中的报告中承认：“平壤政策的首要目的是使国家渡过经济难关，重新获得充足的力量，其具体策略为不断增加紧张局势，随后做出非具体化的让步，以换取经济和粮食援助。”

“经济牌”与依附大国——日本的朝鲜困局

2011年12月15日，正当朝鲜领导人金正日逝世的消息传至美国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正在戴维营会见前来访问的日本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在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希拉里表示美国希望朝鲜保持平稳过渡，从而保证朝鲜半岛局势稳定，并呼吁日本在各方磋商会谈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在许多国际政治评论家看来，这番呼吁似乎预示着在朝鲜问题上分歧颇大的美日两国，再次找到了重新合作的契机。

“日本的朝鲜半岛外交，像同时转动三个碟子的杂技，不能引发最主要同盟国、提供军事保护的美国明显的不满，也不能损害最大贸易伙伴和近邻韩国的利益，同时要与神秘莫测的平壤保持友好发展的态势。”罗兹曼教授表示。1994年，时任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就提出，全球均势向亚洲的倾斜，意味着日本之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将在后“冷战”时代不降反升，美日联盟是“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支柱与基础，以及亚洲安全的关键。

“日本在朝鲜半岛政治局势中的角色极为微妙，一个依附于美日安保体系的部分主权国家，同时却是该地区最为发达繁荣的经济实体和资本输出国；在历史上与朝韩双方有着紧密联系和交流的历史，却因‘二战’中的侵略行为遭致持续的反感与猜疑。”克里斯托弗·W.休斯表示，“自60年代开始，日本就通过自身务实外交的手段，努力重返东亚政治舞台，而经济与投资则是它屡试不爽的手段。”1996年，朝鲜外贸总额25亿美元，日本是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与日本相关进出口商品总价达到5.17亿美元，其中进口纺织品的33.4%，机械设备的28.2%均来自日本，而日本也是朝鲜海洋渔业产品、纺织原料的主要进口国。“对朝贸易只占日本年度对外贸易总额的0.1%左右，这既使朝鲜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仅需要严重考虑日本的反应，也使日本手中拥有一项朝鲜半岛局势其他各方都没有的王牌。”克里斯托弗·W.休斯说，1994年朝美《日内瓦协议》达成后，日本政府为了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亦决定提供10亿美元给朝鲜半岛能源开发机构（KEDO），作为朝鲜兴建两座反应堆的基金。而早在1990年11月，东京与平壤就同意建立两国电视传送与传真通信设施。同年，新潟与平壤直飞航班开始建立，并开始建交谈判。

2010年2月3日，韩国阳谷，韩国K-9自行火炮进行射击演习

1995年5月，朝鲜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李成禄要求日本提供粮食援助，同时暗示若援助达成，朝鲜愿意重新开启建交谈判。6月，日方允诺提供30万吨粮食，又通过联合国给予朝鲜50万美元经援。1996年桥本龙太郎担任首相后，其外长池田在论及“日韩关系”时强调两点，一为修正“二战”以来日本与朝鲜的不正常关系，二为朝鲜半岛的安定。《朝鲜劳动新闻》刊载官方评论，“值得注意的当前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动向”，对桥本政府的姿态给予了极高的正面评价。

有趣的是，朝鲜与日本关系在此时段的迅速发展，却令韩国惴惴不安。虽然卢泰愚总统早在1988年“七七宣言”表示，不反对其盟邦与朝鲜改善关系，但同时要求日本与朝鲜关系改善，应与韩国关系改善同步。卢泰愚曾表示：“日朝交涉背后的驱动力，实则为日本试图通过与朝鲜的关系正常化，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势固化，从而在这种三角关系中谋取最大利益。”1992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韩国时表示，日本明确确认，除非朝鲜半岛核武纷争解决，否则日本与朝鲜关系不会达到完全正常化。之后，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韩时，亦向韩国总统金泳三重申，朝鲜若不放弃核武器，则日本绝对不会与朝鲜建交。

1991年9月联合国做出同时接纳朝韩成为正式成员的决定，最终成为促使朝韩双方从疑虑、抗拒到一致认为同时与对方和日本保持积极正常关系实属必要的最终决定因素。1998年，朝鲜发射卫星穿越日本领空，导致韩国与日本决定加速军事合作。

然而，“经济牌”并不能取代朝日双方在地缘政治安全考量上的严重分歧。1993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称朝鲜退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是对东亚与日本安全稳定的“重大威胁”，次年日本防卫厅国土安全报告，也将朝鲜取代俄罗斯，列为头号假想敌。时任自民党总干事的小泽一郎等强硬派，坚决要求日本政府对此采取强硬态度，并增加国防预算开支，1993年4月，日本防卫厅次长官畠山蕃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时，直言五角大楼对于朝鲜核武问题应该采取更加直接的干预。

在美日同盟构架下，美国成功促使日本在对朝政策上实行与自己“接触与遏制”大体一致的政策，并从其战略利益出发，在推动日韩和解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严格控制日朝外交关系进展的每一个步骤。1998年9月朝鲜发射“光明一号”卫星后，朝日关系再次停滞。日本立刻宣布冻结KEDO理事国决议书，暂停粮食援助和关系正常化谈判，并警告如果再次发生类似导弹试射事件，将停止对KEDO项目提供所许诺的10亿美元援助。在美韩两国政府的压力与劝说下，日本政府宣布，不愿导致KEDO架构瓦解，宣布解冻。尽管如此，朝鲜不断以“核武器牌”与“导弹牌”作为“高危外交”手段的做法，使得日本不断要求美国强化现有日美安保体系，并在对朝政策上强硬化。朝鲜的核武研究计划使日本感到不安，频频要求平壤开放核设施接受国际检查，而导弹问题使得日本感觉国土安全受到直接威胁，追加国防军事预算，并强化与美国、韩国的军事安全合作。

2011年10月24日，美朝外交官在日内瓦就“朝核问题”举行会谈，美国驻国际原子能总署大使戴维斯到达会场

“劳动-1与大浦洞1型导弹的战斗部总重不会超过1000公斤，所以近期之内很难成为合适的核弹头运载工具，但如果搭载生化武器弹头，则同样会给日本造成巨大的损失与恐慌。”保罗·佩德罗佐告诉我们，“海湾战争期间，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的袭击效果，连同1995年奥姆真理教策动的东京沙林毒气袭击事件，都让日本政府和防卫厅顿感事态严重。”

1995年，日本政府就开始推敲设立国家安全研究小组（国家安全会议NSC前身），负责人为副官房长官石原信雄，然而日本朝野内部始终对于“一旦朝鲜半岛发生紧急状态，日本自卫队在现有日美安保体系下，将以何种方式参与冲突”意见不一。“根据1978年《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只有当出现直接威胁日本本土安全的军事侵略发生，或远东地区出现足以影响日本安全的紧急事态时，日本防卫队才能与驻日美军开展合作，但通过1999年《周边事态法》等三个法案，以及日本防卫队作战能力的提升，日美军事同盟已经不可抑制地向北约型演变。”王传剑表示。

2002年10月，在美国政府特使、助理国务卿凯利访美期间，朝鲜承认自身拥有浓缩铀生产发展计划，随后美国以朝鲜已经破坏了核框架协议为由，终止向朝鲜提供重油，而朝鲜也于12月宣布重启反应堆建设，将封存的8000根燃料棒解除封存，由此导致了朝鲜第二次核危机。然而这一次，日本没有选择在美国强硬的制裁与警告政策后面亦步亦趋：日本副外相田中均与首相小泉纯一郎旋即公开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外交活动在美日安保体系下有相对独立的诉求。著名对外关系研究家、东京大学法学博士北冈申一更撰文指出，极端右翼势力认为美国制裁会引发朝鲜迅速崩溃实属一厢情愿，而通过增强经济援助与贸易，换取朝鲜停止核发展项目，是最为有效的方式。2002年底以及2004年5月，小泉两次赴朝进行访问，一时间被称为打破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破冰之旅”。

“在第二次朝核问题以及美国全球反恐战争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展开，日本发现在对朝交涉中，自己最为得意的经济牌失效了。”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对本刊记者说，“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朝鲜的国防安全需要超越经济与贸易因素，成为对外政策的第一考量，而且日本右翼保守政治势力也质疑小泉内阁对朝鲜的经济外交成为软弱妥协的代名词，实则为朝鲜核武、导弹计划输血，从而继续威胁日本与东亚地区安全。”2005年9月，中俄美日朝韩举行了“六方会谈”第四轮谈判，朝鲜宣布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而美国也承诺不会以核武器或常规武器入侵或者攻击朝鲜。然而日本在“六方会谈”中的影响力日趋减弱，原因就在于日本关于坚持“朝鲜人质绑架”事件必须在“六方会谈”中得到实质性解决的强硬态度，与美国以解决朝鲜核武器项目为高优先目标，其他一切皆可延后的考量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