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建筑工程监理费:摇滚乐永远不是娱乐 颜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7:37:56
我必须在天亮之前结束这次无谓的回忆——好象中国摇滚是我的邻居，死于10岁的车
祸——我必须停止对三里屯的向往，停止对私人生活的奢望，也停止减肥，像每一个记忆力超人而且宽容得可怕的铁杆摇滚听众一样，给21世纪的读者一个交代。亲爱的人，你该知道我耗费了多少日夜，用去多少青春的美，甚至健康和眼泪，为的是现在说一声不错然后倒头睡去，而不是痛心疾首地计算有几张专辑、几个精英，并忙着在Underworld和木马之间选择更适于工作时聆听的一个……中国摇滚不是我的亲戚，我也不是它的律师，它的荣辱，为什么竟然成了我不能按时睡觉的理由？
按照普遍的说法，崔健出现之前的中国摇滚还是漫漫黑夜。
既然是黑夜，那就应该赞美，因为黑夜里埋藏了无限的生机。在70年代末The Beatles被少数几个中国人听到的时候，摇滚乐还连噪音都不是，但到了1984年的“七合板”，刘元就已经写出了《Go Away》这样冲动朴素的作品；1986年马克西姆餐厅为崔健提供了演唱《一无所有》的机会，到了1989年，北京的Party主办者付给乐手的酬劳就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水平——平均每人一两百元，这是不是证明了中国摇滚10年的徒劳啊——但黑夜的美好之处在于纯洁，那些今天被无情挖苦、耻笑的名字，那些因为缺少才华又无法超越名利而堕落的名字，在当年都是理想主义的最完美化身。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摇滚梦寻——中国摇滚乐实录》一书，就记录了一代人悲壮的身影，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今天不是销声匿迹，就是僵死于名誉的颠峰，但如果没有80年代的理想主义，没有第一代摇滚人的饥饿、啜泣、辞职、昏迷、流浪、奔波、死磕和继续死磕，就没有中国摇滚作为精神解放力量的高大形象。亲爱的人，这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个动力；就像90年代初的动力是颓废、现在的动力是个人创造、将来的动力是娱乐一样，典型的中国特色，带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伴随启蒙主义思潮，跃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峰。
在80年代，摇滚乐还没有基本的商业土壤，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正派、崇高的精神背景，摇滚乐根本就没有力量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成长。那时候，“唐朝”老五背床板的故事、王迪和丁武画风筝的故事，和更多故事一样，不仅传奇得可歌可泣，更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全国摇滚乐手的志向。
1985年，崔健写出了《不是我不明白》(它后来作为电影《顽主》的插曲出现，成了第一首触电的摇滚乐作品)，有趣的是，这首歌并没有使用传统的节奏布鲁斯形式，倒是以Rap的面目出现，像是预示着崔健那一代音乐家后来对黑人音乐和技术的着迷。随之而来的，当然是1986年的《一无所有》，第二届百名歌星大合唱活动让崔健登上主流舞台，当然，这首歌的最直接结果是引发了流行歌坛的“西北风”潮流，王迪、孙国庆、井冈山、田震等缺乏创作能力的阳刚形歌手是最大的受益者。《一无所有》当然也证明了中国摇滚乐的中国特色——精神的尊严，而不是生理的愉悦或艺术的先锋开创了中国摇滚。
接下来，崔健两进北大，1988年在中山音乐堂与“五月天”一起演出，被看作他的，也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个正规演出。1989年，崔健在北展举办了真正意义上的首次个演，因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已经在前一年发行，这次演出也成了轰动首都的一件大事。敏感的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不是被当作摇滚乐——娱乐、渲泄、身体的需要、生活方式，或6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产物——来膜拜的，它完全是中国青年在文化层面上的神话，它的背后，理所当然地，是渴望恢复人的价值的社会性需要。这有点像法国启蒙运动，而不是音乐的本职工作。用美学家高尔泰的话说，中国需要摇滚的原因既不是丰富艺术、解放思维，也不是促进商业，而是——启蒙。
早在摇滚被公开之前，1979年成立的“万里马王”(老哥就是其中一员)、1983年成立的“大陆”(第一支老外乐队，著名的吉他手艾迪就在其中)、1984年的“不倒翁”和“七合板”、1987年成立的“ADO”已经用翻唱流行、民谣、乡村、软摇滚和老摇滚作品来让北京的耳朵变得西化了。臧天朔、王迪、孙国庆、秦琦、丁武、张永光等人就是那时侯踏入音乐不归路的。一直到1988年“萤火虫”(“零点”的前辈、广州“新空气”的同事，伴奏界的名人)的组建，期间“白天使”、“五月天”、“DA DA DA”等乐队也擦上了摇滚的边，而1987年组建的“黑豹”和“宝贝兄弟”(常宽、陈劲、张卫宁、赵牧羊)则可以认为是最早的摇滚乐队。那些最早参与乐队活动的青年，现在统统被当作摇滚前辈，而不只是音乐前辈，这是因为，相对于历史，他们做了叛逆的事，相对于音乐，他们担当了英雄的角色。
当然，在电声的背后，木吉他对这个社会的解放要广泛得多。1972年开始学习吉他的曹平有资格说明这一点。他从广州的业余吉他演奏者，到北京的摇滚战士和后来的传播者，见证了吉他文化为摇滚乐铺开的路基。80年代中期风靡全国的吉他热，和大学里的读书热、参政热一起，真正让青年成为青年，他们第一次成为拥有自己的特征的群体，并且开始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民间、青年、群众——中国摇滚只有在这一点上是和欧美国家相似的。如今超载又卸载的高旗，就是在1985年参加吉他比赛时认识曹平、曹均兄弟的；不过，几个乐手的成果，远远比不上吉他对青年——摇滚乐基本受众——的培养更伟大啊。
受众眼里的早期摇滚，是战士和天使，是殉难记和侠客行，这也是第二代摇滚人喜欢打扮成美国硬摇滚商业明星模样的原因。一开始，大家都比较幼稚，这没什么。不过，这种神话倾向的另一面却是，摇滚生活的中国特色。广州的摇滚翻唱者们还在歌厅里跑场子的时候，北京的战士们创造了一种绝对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自从1984年国际俱乐部开始为“大陆”乐队举办Party以来，各大宾馆的Party成为了中国摇滚最早的温床，其中尤以马克西姆、外交人员大酒店、国际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地为知名。到80年代末期，观众和主办人渐渐以中国人为主时，却又变成了艺术、文化圈里一种最新的时尚，对有的人来说，去看摇滚乐Party，和参加贴面舞会是同样刺激的圈中乐事。这种边缘化是非常奇怪的，它没有让摇滚乐真正从社会低层产生对抗，反而在社会的高处建立了贵族化的风景。在大众那里，摇滚乐是没有身体的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社会应有的基础；在圈子里，摇滚乐是远离主流的另一个中心、边缘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群众娱乐、群众文化的迹象。后来，“呼吸”、“眼镜蛇”这些毫无音乐价值的乐队奇迹般地出现，和他们所依赖的传媒优势、话语强势是分不开的。
中国摇滚的神话效益让它在石头上生长到了90年代，其负面效益就是，时至今日，神话、仪式化、文学化、浪漫主义的目光仍然笼罩着它，盲目的热爱让新的孩子失去着独立的思维和感觉。当年的启蒙和解放，今天已经变成了新的枷锁。
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转折点，1989年无疑是值得一再研究的。摇滚乐从这里进入了一个10年，并且艰难地摆脱了80年代的贫瘠、理想和幼稚。而青年的性格也好象突然成熟，从单纯的浪漫，进入务实，甚至实用主义的理智之年。
在美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下，我们进入了1989年。这一年是北京摇滚Party最热闹的阶段，李季在这一年由摇滚实践者变成了忙碌的Party主办人，“星光”的Party尤其令人怀念。“面孔”、“TOTO”、“唐朝”、“眼镜蛇”、“呼吸”、与侯牧人合作的“现代人”、“青铜器”、“1989”也都是这一年组建的。西三旗宾馆最初的摇滚群落(一个短暂的乌托邦社群，反映出摇滚的理想本质)、资讯的膨胀、收入的增加、老外的热情，使得摇滚风景成型；借助1988年以来全社会的热情、激进、开放和严肃的面貌，摇滚乐当然也有了蒸蒸日上的样子。除了1988年组建的“清醒”似乎在追求空灵，其他的乐队几乎都走上了高大、膨胀的路线；成功者如“唐朝”，在1992年12月发行的专辑《梦回唐朝》中一次性用完了中国摇滚所有的大气和豪情，失败者如“呼吸”，1989年录制、1992年发行的专辑《太阳升》已经成为晚会式假大空音乐的代名词。
在社会动荡之际，音乐家们灵魂深处当然也颇有得失，个人生活的变动、演出环境的变动，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他们。众所周知，“唐朝”的《太阳》的创作就和丁武的新疆之行有关。有的乐队解散了，有的人却因为对现实失去兴趣而投身于此。集体理想的迅速流失、对社会的热情关注向自我的迅速撤退，大家都是如此，摇滚乐的位置也就变成了一种逃避之门。当然，首先，它的前景也和其它青年文化在1983、1987年的遭遇一样，变得委屈和黯淡。大家都开始灰头土脸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摇滚乐的众多误会之一：它在中国竟然被看作先锋艺术并冠以前卫、实验的名字，是因为过去的中国没有青年的概念和实体，作为非阶层化的青年的产生、成长必然要遭受社会的考验；在考验中，青年文化的确有广义的“前卫”涵义，但迟早会在商业社会中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要不要改变、做什么、为什么做，是这些没有单位也没有前例可循的浪子要思考的……至于更多，不说也罢。
青年的变化有如电光石火，所有的虚妄在短时间内暴露无遗——大学生和摇滚乐的感情，也是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3月的“现代艺术大展”把前卫艺术的炸弹掷向了公众，摇滚乐的前卫已经算不上可怕，一种年轻的气质鼓励了摇滚乐和自由主义的联合，“北京大学崔健后援会”甚至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组织。在没有基础的浪漫里，人们对摇滚乐的信任盲目增长，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青春岁月。在全国各地，任何人只要使用电声乐器和架子鼓，就会引来不多但绝对热烈的支持，那些在舞厅里伴奏的乐手，很快有了类似地下音乐家的身份。后来，在狂欢的气氛中，大家发现了不插电的、类似集会上的Bob Dylan的情形，青年和摇滚乐一起体验着集体浪漫的颠峰，大家一样不现实，一样有责任感，一样热情。然后，青年回到现实中去，埋头苦干，抛弃了好奇心、热情和别的；摇滚乐则没有什么务实的去处，孤独地飞了，只好加倍地陷入空虚，要么向后来的颓废滑动，要么向美好的幻境狂奔——众所周知，摇滚乐务实，只能意味着批判或娱乐，这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高潮像回光返照一样，用完了大学生，也是青年对摇滚乐最后的狂热。大起大落的变迁，印证着社会运动——而不是艺术——的规律，迟早要让摇滚乐从精英手中移交到大众怀里。
现在要说到电影——被删改8次并更名为《长大成人》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它是中国唯一可以看下去的摇滚电影。相比《北京杂种》的含糊和《头发乱了》的庸俗，《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是一部真正的电影；但对摇滚人士来说，它最大的贡献则是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其真实程度达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板儿砖。
电影是从70年代开始的，然后可以窥斑见豹，看到80年代多数乐队的诞生，甚至经纪人在初级阶段的必要性和龌龊嘴脸。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摇滚乐的精神价值成反比，但和机会、数量、水平成正比，后人可以了解到改革开放对摇滚乐意味着什么。但最厉害的，是1989年——一个被忽略的记忆——后，主人公回到90年代初的北京，经历了繁荣的Party岁月，见到了吸食****的忧伤同行，见到了躲在小屋里的苦孩子兼混混，见证了中国摇滚一个重要的、没有人喜欢提起的阶段。在一种真实的颓废气氛中，《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太多令人感动的镜头之一，是“兰州女孩”在迪厅喊“流氓”时，所有人都开始齐呼“流氓”，这个称呼，是如此贴切、恶毒和亲切地形容了复杂的摇滚人。
——这个跨度，从1990年开始，大约到1995年结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人和事，只有模糊的时间概念。它的表面现象就是被很多人攻击的重金属热和颓废风气，这攻击的前者来自今天的新生代，后者是当时装神弄鬼的主流媒体。它的背景，是从1989年延续下来的心理、社会、经济，摇滚乐在这段日子里简直太过艰难，而且几乎一无是处。它的内部，是一直到《红星一号》才暴露出来的虚假繁荣，是铺路石、牺牲品、老战士苦斗而庸才、衙内和傻逼被尊重的时代，是第二代摇滚人误入歧途的病态挣扎，是“圈子”这个专有名词最终的形成。这个时代，为我们留下了“戏果”、“飞”、“黑馒头”、“死磕”、“扒带”这样的词汇，后来的“胡同摇滚”、“痞子摇滚”、“摇滚圈(juan)”也主要指向这一批乐队。
在观看《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时，大家大笑着发现了里给人提琴的群众演员詹华，他是北京最好的企宣之一，现在早已经不留长发了，他留着时尚胡须。但那时人人都要留长发啊。做一个摇滚人，大夏天也得穿战靴，皮夹克来自南方手工作坊但骷髅项链是真的美国A牌，长发不是作为个性的标志出现的——这是又一个误会——个性意味着千奇百怪。长发是接头暗号，是当代烧炭党区别于群众并归属于圈子的标志。在那个没有个性也没有创造的年代，所有的衣饰，其实都是集体认同感的需要，摇滚的虚弱因此不言而喻。与此相配的是，他们行踪诡秘，生活不为人知，愤怒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但性生活的繁荣似乎又并不像过去那么严肃。在圈子的深处，吸毒，作为主流媒体最感兴趣的话题，和骂崔健一样流行。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对当时摇滚主流的描述。
我们还是先看看流氓岁月的来龙去脉吧。1990年，中国的气氛仍然是谨慎的，除了加倍地务实，人们难以判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是，摇滚乐是个例外。摇滚乐是务虚的，所以只有加倍务虚。渐渐恢复的Party、组建、排练、创作几乎是没有明确目的的，首体的“90现代音乐会”上，“唐朝”、“呼吸”、“1989”、“女子(眼镜蛇)”、“宝贝兄弟”、“ADO”6支乐队为中国摇滚指明了暂时的方向——解除广大被迫务实的青年的压抑。但事实上，因为只有在北京、深圳、武汉、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可以见到不多的摇滚乐演出，广大青年会为任何摇滚乐而激动得晕倒，因此，第一代厌倦体制化生活方式的青年大多成为亲近摇滚、甚至实践摇滚的人，他们就是倒霉的第二代摇滚人。
“90现代音乐会”被看作中国摇滚的90年代的开始，它鼓舞了很多北京乐队，例如，“黑豹”在台下哭的故事就来源于此。但对北京之外的中国人来说，摇滚乐几乎是被传媒封锁的，1990年“滚石”的投资、1991年“黑豹”在香港的上榜(“龙虎榜”冠军——在香港是流行精品，在北京是摇滚战士，北京变得像香港的时候战士自然就是精品了)、越来越多的Party都被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传媒故意遗忘，以致于黄燎原依靠在《北京青年报》上介绍乐队就成了名人。玩乐队开始成为新的边缘化的潮流，“面孔”在《中国火·1》上就被介绍为前“霹雳舞少年”，可见摇滚乐的诱人。太多的乐队就是冲着生活方式才组建的，才华的冲动和创造的需要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但乐队少有出场费和版税，出名也难，理想或兴奋都需要有个去处，Party于是兴旺得不行。李季在1991年底开办了“钛金实况演奏室”，1992年底又转移到“幸福俱乐部”——鄙人有幸，最近在这圣地附近租住，并通过发现这一带底层市民之多，想见了当年摇滚战士的出没是多么扰民——Party成为摇滚人主要的生存、交流、安慰、娱乐场所。一个封闭的圈子出现了，社会上没有人知道。
大众对摇滚人的印象自然是怪而且危险，但当事人却越发封闭地遁入了安慰。他们被视为流氓，同时也开始有规模地在中国实践波西米亚生活、亨利·米勒式生活、从形式上反体制化的生活，直接地说，就是在作息时间、性、价值观、社交、思维方式、感情诸方面全面地倾向于流动的“氓”。反叛是假的，因为除了家长，没有什么是可以反对的，但愤怒是真的，因为他们至少对自己不满。在那个时候，重金属作为最适合炫耀技术和最刺激感官的音乐，被很多乐队选中，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此遭到了嘲笑。因为不满，因为封闭，因为滚石动作太慢，因为社会不理解，因为没有才华，因为相互传染的颓废，大家越发颓废。《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里的ET，就是这样说着“没劲”，得到了安慰、另类的自豪和沦丧的恐惧。
但是且慢，这里的夸张将会损害后来者的印象，任何被称之为主流的事物也并不是全部，1993年开始大量出现的新乐手、新乐队，是一个颓废的核心周围的暗影，人们无法统计他们迅速的组建和解散、改行和加盟，也同样无法调查他们的生活方式。至少，新人中的多样化是重金属和“没劲”的夹缝中的新鲜空气。但整体来说，在音乐方面，百多支(1993年有说法为400支)乐队中没有几支能算得上乐队。
唱片业的开始，是盗版商给滚石的一记耳光，在“黑豹”那里，大公司的官僚作风让他们损失了上百万的收益。从1992年底到1993年初，《梦回唐朝》、《黑豹·1》、《中国火·1》、《摇滚北京·1》相继问世，从台湾到大陆的资金投入，使得摇滚乐如此稀有、光荣、有品质保障并充满希望。摇滚热了起来，1993年初，《中国社会报》甚至万分搞笑地开始举办“十大摇滚乐队比赛”；但实际上，唱片公司和演出穴头的黑名单总是太短，他们可以在空白处爆发，却没有办法形成规模。不过，摇滚毕竟是务虚的事业，尽管这数量远不足使大家得到出头之日，但却可以给所有的圈里人分享荣耀，“搞摇滚的”在一部分年轻人眼里和恐龙一样陌生而又充满吸引力。那些急于进入公众的乐队——他们含辛茹苦的理想就是出版唱片——可以在一种新的速成班上如愿以偿。我是说，唱片业在1993年的萌芽是如此可爱，到处都有人打听开公司的方法，到了1995年，连开饭馆的也签歌手了；以一个叫青山的家伙为代表，掌握了录音棚和版号的奸商向乐队收取费用，为他们录制奇差无比的专辑或单曲，这种被称做“来料加工”的做法为饥渴的歌迷提供了无数垃圾，有的也反过来向乐队支付费用，但同样的业余、投机和破坏性开采只导致了一个结果——“垃圾拼盘”一词，在后来的1997年达到了高潮。
《摇滚94》作为一张值得纪念的合辑，收录了“佤族”、“石头”、“清醒”等乐队的作品，它是至今唯一非名牌、非名人、非大公司制作的好合辑。但它和《中国火·1》、《摇滚北京·1》一样，糟柑与精英并驾齐驱。从追忆的角度来看，出现在各合辑中的“红色部队”、“DD节奏”和“皇冠”可以作为代表，指证那个灰色的“93、94”。“红色部队”的赖皮劲儿颇受无聊人士欢迎，据称称是“痞子摇滚”的代表，那种毫无摇滚迹象的没劲，至少是一代人逃离体制的结果吧。“DD节奏”在1997到1998年做过崔健的Dancer，是以翻生《荷东》为乐的弱智MIDI编程者，在1994年，他们是百花齐放景象的可笑一隅——这便是虚假繁荣的明证。至于“皇冠”，和其它死亡金属乐队一样，技术和气质都面得可以，作为摇滚娱乐青少年的功劳，在当时做了一个先行者。如果说有什么时代精神的话，我知道只有他们可以代表。
异数不多，被称之为“魔岩三杰”。我还记得《北京青年报》上“三兄弟唱五月天”的报道，这是该报三次重要摇滚报道之一——另两次是Kurt Cobain之死和张炬之死——异常精致的制作，似乎是要赌气证明中国摇滚的水平，窦唯、何勇、张楚的问世让那些被警告不许使用“摇滚”一词的记者获得了“新音乐”的称呼，这个词一直用到了今天，正在被“地下”和具体的归类取代。
李皖在总结1995年的时候，曾经用“失语症”来形容。他说到了“大地”公司的三张唱片。从1990年到1995年，中国摇滚像是从无到有(技术)，又像是从有到无(精神)，这三张专辑的共同特点是技术的进步和意义的含混，其中陈劲达到了梦话的地步，而金武林则成为崔健之后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年，中国摇滚果然已经在圈子方面形成气候，死磕的庸才也都找到了活路，人们凑和着各自找到了位置。5月，张炬之死引起了广大青少年对摇滚乐的关注，但最值得关注的是，葬礼看起来像是香港江湖片的镜头，长发、墨镜、西装的壮观场面似乎证明了这个行业的形成——在音乐风景形成之前。无话可说是颓废的延续，在用错别字和无聊动机创作出一大堆“我想飞”、“天堂在哪里”、“Baby别离开我”、“大肠勒死了僵尸”、“这城市已绝望”之后，Party终于没落了，乐队也累了，灰色从地下——又一个误会，“地下”在“苍蝇”、“NO”、“子曰”之前，只是生存状态而已，“零点”也地下过嘛——的苦闷演变成自娱自乐的迷惘，总算是安稳了。
流氓的时代，也是打口磁带和打口CD产业最初发展的时代。打口作为绝妙的隐喻，包含了无数中国青少年残缺的成长、挣扎的欢乐和神奇的创造。
1992年到1993年，打口商以工业废品的名义，将美国和加拿大的唱片店清仓报废的唱片运到了中国，然后通过第一批勇敢的商贩将它们销售到大城市。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这是“海关查没销毁的走私品”。从1994年开始，这个生意渐渐形成规模，广东朝阳演变成了中国摇滚乐最伟大的函授学校，无数专业和业余、为了钱和为了爱好的人带着成吨的打口磁带和CD，把资讯传遍了全国。1998年开始衰落的这个行业，在短短的几年里，向文化禁地运送了近两百万张(这个数字是我的估计，欢迎专业人士指正)打口唱片。没有人能够想象，假如没有乌托邦使者式的打口商贩，中国摇滚，中国流行文化，会是怎样的悲惨景象。
打口的不仅仅是唱片，中国摇滚乐的研究者应该注意到其它的中国特色。无政府状态的“走穴”和后来苛如牢笼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争取演出机会而异常繁荣的“义演”，自制的调音台和效果器、串联的联接方式……小米加步枪，在一个容易腐败的摇滚场景中艰难地进步着。通过这些努力，中国摇滚开始和国际接轨，周韧对Pearl Jam主唱Eddie Veader的模仿惟妙惟肖，他的专辑《榨取》是资讯的结果，而大家对他、马格、面孔抄袭或模仿的揭发更是资讯的胜利。打口的经纪人、打口的合同、打口的制作、打口的创新，打口的我们营养不良，但依然茁壮成长。
大规模的外地乐手进京运动，是随1993年迷笛音乐学校的成立开始的。
这时候曹平已经是这个学校的主讲，被称做“摇滚传教士”。他的同代人也大多如此，从事制作、传播、经纪一类与经济有关的工作。从学术角度看，第一代乐队建立起了一个简单的权力体系，它拥有自己的中心、等级、理论、亲缘、规则和利益关系。它有利于一个弱势话语的成长，但却迟早会形成封闭的体制化结构——从地理上看，这个体系的中心正好就是北京。远离体系的外地乐手需要分享资讯、交流机会、利益、自由和更大的归属感，就必须加入这个唯一的体系，但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成功地靠近中心，也没能在当地建立自己的体系，更没有用全面的独立性来否定体系。
外地的摇滚乐史，是更明确的当代社会史。无论从公共政治、经济学、当代文化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都胜过直接分析音乐的发生与流变。简而言之，80年代末，继广东之后，全国普遍出现了第一代电声乐队，但他们的主要活动还只是在舞厅伴奏，同时创作自己的流行歌曲。随着“走穴”和南下“办舞会”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乐手走遍了包括拉萨在内的祖国大地，并为1992、1993年达到顶峰的歌舞厅热奉献了青春。他们影响到了第二代舞厅乐手，后者同时也是崔健和“黑豹”的喜爱者。更为重要的是，90年代初开始，社会边缘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消极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迷茫作为青年集体无意识中的反抗方式，简直蔚然成风。摇滚乐为许多人提供了生活方式。
外地乐手开始进京学艺，或者，运气更好的通过朋友找到活路——“零点”和成都的“21”就是在北京的歌厅里锻炼了技艺——但没有多少人能成功地进入中心，“指南针”的成功是个例外。迷笛学校的名字，听起来像摇滚英雄加工厂，不知有多少苦孩子只身来到首都，就是为了在那里寻找通往梦想的捷径。但事实上有一些学员——这些没心没肺的——认为这个学校无益于成材。迷笛的最大贡献，是在普遍提高了一代乐手素质的基础上，帮助各地学员相互结识，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被中心拒绝的关系网，如果它改名为迷笛音乐联谊会，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后来，这个关系网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在更新的外地乐手进出北京、回家组建乐队并最终解散、流浪于福建广东等地之际，迷笛学员渐渐发展出了一批又一批新乐队，他们，像“秋天的虫子”、“木马”这些今天的新秀，都是当年在迷笛结识后组建的。因为迷笛的缘故，今天东北旺、树村、西三旗、上地一带的摇滚群落，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半乌托邦文化区域。
随着外地乐手自己的、寄生于北京的体系——一个没有中心、没有等级、没有经济能力的体系——建立，一部分外地乐手也终于进入了中心。从院校毕业是一个主要的来源，丰江舟、陈底里等人既是如此，但像祖咒这样死硬的天才，也同样熬到了温饱之日。当然，交流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也让中心变得活跃，这是不用说的。
今天看来，国内最好的摇滚乐队——例如“舌头”——几乎都是由在北京的外地人组成的。他们似乎统一了首都的开阔胸襟、正规化和外地的纯洁性、死硬态度，并躲过了北京的浮躁和外地的狭隘，用北京的技术和外地的精神，加上异乡的生存压力，为中国摇滚乐贡献了实绩。当然，这要依赖某种标准，如果仅以技术和娱乐性、偶像化程度而言，这个论断自然是错误的。而外地乐队普遍的低品质、封闭、技术水平低下，甚至狭隘和过度英雄主义，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根本好转的。这个发展的背景，可以参考北京的情况。
而这中间的特立独行者，竟只有客居广州的王磊一人。虽然合辑《南方大摇滚》曾经短暂地刺激过沿海乐队，但广州、深圳的商业积累步伐实在容不得摇滚乐的不切实际，人们也没有什么压抑、愤怒和想法。王磊几乎是独自一人扛起了南方摇滚乐的旗帜，并且以5张专辑的实绩为它奠定了诡异、赤诚的基调，他本人对后来“盘古”、武汉朋克和当地新乐队的帮助也超出常人所能作为。
在1998年，我试图在兰州做一场“98新音乐之春”，计划出场乐队是4支兰州的乐队和11支我所能找到的外地乐队，这件事流产了，只留下一本名为《SUB JAM》的小册子。这件事的背景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乐队渐渐有了成批的作品和操持演出的热心人，在Party上翻唱“黑豹”的行为被视为可耻，几乎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原创乐队、演出、媒体报道、观众群，其中南京、沈阳、兰州、济南、西安等地目前都有了较为全面的回顾文章。这件事的另一个背景是，外地乐队对北京中心地位的不满、对摇滚建制的仇恨、对往日英雄的堕落的失望，终于酝酿成滚雷，甚至，我后来失望地发现有的外地乐队因此陷入了盲目敌视北京的狭隘中……这件事的后话是，一切水到渠成，从广州的“98音乐新势力”开始，各地陆续举办了越来越多类似的音乐聚会，新乡(我说的不是那两届大牌云集的露天音乐会)、唐山、青岛……商业和非商业的演出为北京以外的城市带来了摇滚乐，本土乐队也获得了极大的鼓舞，“D.I.Y.”的口号催着他们加速行动起来。现在，《摩登天空》有声杂志上介绍的各地音乐胜景，是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无数人踩着前辈悲壮的青春，农民起义军一样搏斗，才终于换回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小标题下的4个名词，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在艺术、社会、商业方面都是摇滚乐(广义的)革命性的根基。鉴于它们在中国的广为误解，我还是得先做一番解释。
所谓先锋，当然可以从历史或社会的角度指称摇滚乐，但这不是音乐上的先锋音乐。我们不可能把臧天朔或“天堂”制造的糟柑音乐看作先锋音乐，也不能把“舌头”、“诱导社”创作的优秀作品看作先锋音乐。先锋音乐不是摇滚乐，尽管它和摇滚乐之间有着深刻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中国大陆的非学院派先锋音乐自王凡始，它的传播则全靠打口唱片和香港音乐家、出版商李劲松。前者从1992年到现在，经历了从流行、摇滚，到另类摇滚、电子、噪音等等领域的创作，在声响学实验方面的极端实验和利用原始设备发明Hi-Fi手段的能力尤其出色。其他有先锋音乐作品和先锋摇滚作品的，有王磊、祖咒、兰州的杨韬与刘剑等人。后者是大陆大部分冷门音乐唱片的来源，无论欧宁的“魔鬼之吻另类音乐专门店”、王磊的Unplugged酒吧、“杂音”、“有待唱片店”、付雄在新街口的宝地，都先后受惠于李劲松。他作为音乐家的名声(尽管在著名的Tzadik公司出过唱片)要小于作为策划人(他是John Zorn、山冢爱、大友良英来中国演出的促成者)的名声，但做演出又不如开唱片公司出名，他代理全球60个独立厂牌，为王磊、“NO”、陈底里出版过专辑。
朋克作为两年来最引人注目的音乐话题，已经形成了广泛的争论。北京以“嚎叫”酒吧为基地的“无聊军队”阵营、南方“盘古”及其支持者、武汉朋克和其他大城市朋克，是中国朋克风景的鼎立三足，他们之间的对立也相当尖锐有趣。从朋克的本意来看，北京朋克看起来是最正宗的，这些中产家庭子弟、外国记者的目标，无论在音乐、装扮、眼神、演出上，都非常正宗，更不要说他们咄咄逼人的腔调和掉转枪头攻击自身所处阶层的方式。北京朋克的出现，是“脑浊”这种有话可说的和“反光镜”这种没话找话的乐队对秩序的全面背叛，其基础就是摇滚乐的成熟和生活的相对自由。外地朋克一般都认为北京朋克过于做作、虚伪，并指责他们偶像化，但“盘古”也是依靠偶像化策略成名的。“盘古”的激进态度直接指向社会最敏感问题，所以没有机会公开，他们著名的《猪三部曲·圈》建立在对北京摇滚的彻底攻击上，甚至受到被攻击者如崔健的激赏。不过，拥有最大潜在市场的“盘古”的音乐却离朋克最远，称之为介于硬摇滚和实验吉他摇滚之间的噪音摇滚，可能比较合适。武汉朋克的出现，是D.I.Y.精神和反文化思想成熟的表现，也是外地大城市进入新时代的象征，他们的音乐类似于北京朋克，但态度显然更真实。至于朋克和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未来，是另一个应该单谈的话题。
自从1995年金武林发表《严肃音乐·1·失乐园》以来，新的风格随另类摇滚的旗帜悄然前进着，直到摩登天空公司设立BEDHEAD(据郝舫解释，这是“****不好”的意思)厂牌，总算发扬光大，其间有一度有打了折的“子曰”撑着门面。堕落之前的红星音乐生产社，以《红星一号》和许巍的忧伤开始了后半个90年代，名制作人张亚东对各种既商业又另类的音乐元素的模仿，也引入了新的风格。一向以标新立异和追赶潮流为荣的中国摇滚，对创新能力相当尊重，即使假装创新，所以，在少数知名乐队的背后，“地下”作为生存状态和音乐形式的双重概念，开始走红。“红桃五”、“神经”、“苍蝇”、“NO”、“子曰”和不少短命乐队都在探索和创新，那时侯，“NO”的噪音摇滚要比现在还暴躁百倍。1997年，郝舫的Kurt Cobain传记出版，Nirvana乐队所代表的一切地下精神都得到了夸张的实践。这时候，向别人解释“我们是一支地下乐队”已经显得很有尊严了。“地下音乐”在长期含含糊糊之后，在1999年，随着摩登天空BEDHEAD4张唱片(“苍蝇”、“NO”、胡吗个、陈底里)的问世，终于被确认为是一种对音乐形式的界定，而不只是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乐队的作品。这时候，最早与众不同过的“穴位”已经烟消云散，而又一批自称地下的重金属乐队开始组建了……
时尚就是力量，这是在商业社会才可以使用的口号。如果不是音乐产业开始靠近商业循环，音乐就不会成为完全的商品，如果不成为商品，也就没有可能拥有时尚这颠覆性的力量。我所说的时尚，是流行的敌人，也是大众的亲人，丰江舟的电子乐是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时尚音乐，但广义来讲，“新裤子”、“花儿”这样的新朋克可能更接近潮流。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只有流行，没有时尚。当“麦田守望者”从高校坚持到1997年的签约，当重现江湖的“清醒”以Oasis形象出现，摇滚乐的娱乐功能很快达到高潮，音乐的形象终于进入社会主流的符号系统。当然，电子乐的时髦人所共知，“超级市场”、1993年就开始做电子乐的苏放和宝罗、张亚东、Flux等新的外地票友都在用机器和电脑工作，虽然深浅不一，但人们都是一样，没能及时跟上新锐的文化。这就像在中国做Rave Party一样，仅仅是刚刚兴起，北京200多DJ中的大多数还在找饭吃呢。
这是1999年底，地球还没有毁灭，和“超载”都说错了。而摇滚乐从无人理睬的绝境露出头来，携带北京新声和地下精英，装备了各种朋克和先锋实验，直奔新世纪而去，老炮忙着数钱或解散，新秀在跟公司谈判，群众派媒体来采访，一派热闹景象。摇滚乐似乎就这样发迹了。
从年初开始，“新裤子”、“花儿”、“地下婴儿”三队新朋克横空出世，和“唐朝”分享了今年最初的红利。接下来，摩登天空公司的新厂牌“Badhead”引起了听众的分化，他们看到了音乐的新生，或者扭头就走，说听不懂。“鲍家街43号”的理想主义退化为高尚的流行，郑钧则由悲观者变成既得利益者，唱着不疼不痒的塑料歌，而曾以复杂为荣的“超载”则弃疾速金属于不顾，真诚地加入二流情歌的行列，倒是蔚华继续了上一张专辑的根源融合，精致有趣。窦唯不声不响地出了《山河水》，欺骗着电子却拯救了内向的心灵。至于和“译”一起完成的《幻听》，则好听得可疑。王磊的第五张专辑《广州的春梦》也为摇滚披上电子，骨子里还是赤诚感情。新人里面，朴树承蒙张亚东的时髦制作，给了我们眼下最好的青春感怀，缺少宣传的杭天有一个好看的封面，他和同伴被捧做“中国第一支布鲁斯乐队”。上周，在编写“糟柑指南”时，一位青年翻译家差点把沉睡的摇滚史诗和“唐朝”、晨辉相提并论，而前天，有责任感的乐评人终于说起：“人家至少是在做音乐啊。”
以上这些用“新音乐”做旗帜的专辑，基本上构成了今年前7个月中国摇滚史的背景，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却并非摇滚，也未必新--摇滚乐的虚假繁荣，由此可见一斑——所以要想回顾，还得把拼盘也挨个儿数落一遍。摩登天空的第二和第三张合辑仍然保留着敏锐、新意和锋芒，成为惟一值得收藏的高水准合辑；陈哲为多年前在香港发行的《神州摇摆》更名为《成长状态》，算是给大家补了个交代；红星的又一笑柄《摇滚2000》让很多艺人对版权买断心生恐惧；至于那个以攒垃圾拼盘著称的青山，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他了；京文的回顾性拼盘，在盗版商的启发下选出了中国摇滚的最畅销阵容……
说是繁荣，但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5分钟之内读完这份清单，就好象那些5分钟就可以逛完的购物中心，为经济落后地区所做的贡献一样，算是聊胜于无吧。与几年前相比，今天的摇滚乐，或者新音乐，总算这样勉强地支撑起了乐迷的信心……
但摇滚乐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它就已经成了一滩浑水。英雄主义不见了，需要再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来重温旧梦；娱乐精神长大了，“新裤子”和“花儿”解决着青少年的喜和忧；电子乐在一些人手里是反摇滚的颠覆利器，在一些人手里是摇滚爱情的延续，在另一些人手里又是笨拙的时尚追踪器；“NO”的《走失的主人》干脆让摇滚乐的定义也一起走失，它实际上通往另一条由实验艺术家踩出的暗路；3月唐山那场地下音乐聚会，最终让爱摇滚乐的唐山人民也纳闷自己爱不爱；甚至，时至今日，还有人像误会“零点”那样误会“超载”和郑钧，好象摇滚就比流行有面子，好象叛逆的标签真那么光荣；“无聊军队”的4支北京朋克和武汉的4支朋克，分别在大公司和地下发表了合辑和专辑，针锋相对的态度，让人弄不清什么是愤怒；“舌头”作为最好的摇滚乐队，现在要和“瘦人”这样的糟柑争夺市场了，而“木马”的歌特和前进摇滚，也不知能够让多少人开心，“NO”的《庙会之旅》终于惨遭删改和重新混音之刑，证明我们还是生活在摇滚与现实的战场上。这就是用打口带、媒体和榜样培育出来的市场吗？说真的，人们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只是要。
不，我不是悲观论者。比起顽强支撑的业内人士来，我始终只是个相信创造力的旁观者，他们面对的现实要更为严峻，在与误会、平庸、经济、习惯的斗争中，也更有耐心。他们知道这些音乐是不是真的繁荣——去看看乐手的住所尤其是厨房，再问问公司的会计和出纳，那个杭州记者所说的“随便一张摇滚乐就能卖七、八万张”的美景在哪里？“唐朝”和三支新朋克乐队用名气和潮流撑住了门面，以至于京文、镭典丽声等公司也准备拿地下朋克和另类摇滚来尝试，但《通俗歌曲》上问了，“为什么没人说要嫁就嫁丰江舟呢？”新的新音乐还在签约、录音、缩混、印制，费用减到了最低限度，为的是壮烈的坚持而不是利润的鼓舞。他们还在，这就是希望吧。
在中国，新音乐是容易创新的，摇滚乐是容易引起敬意的，虽说误会太多，理解太少，但我们还是在前进。“地下婴儿”的《觉醒》率先把沮丧和厌倦当作主题唱出来，不但是新朋克，而且还敏感多情；“苍蝇”老谋深算，拿朋克做了文化批判；“NO”的声响实验和抒情力量让人们不适应，但这还只是打了折的先锋；陈底里虽说还留恋他的吉他，但《我快乐死了》实在是成熟的美学进步；胡吗个被认为太土气，在下一张实验性专辑出版前，他还是以民谣异类的面目被提起；沉睡的专辑名为《时空的瓦解与疾束的超越》，主题其大无比，音乐则在古典和摇滚间艰难地结合。这些都是新的，在我们的祖国。我们扛着市场和歌词审查制度的双重风险，削尖了脑袋，克服无数内幕困难，要和听众见面。事实上，这是时代的变迁。才华受到生活方式的鼓励，在无数次搬家的过程中冲了出来，而越来越多像“花儿”这样的主流乐队，则成了音乐普及方面的群众基础。没有希望的青少年在音乐杂志上破口大骂，连心理变态都可以表达，这也部分地说明了环境的松动，要不然，那些毫无顾忌做出来的音乐，怎么可能被一个禁忌太多的社会接受呢？就连朴树的“呕吐”和杭天的“下岗”，都曾经是从词典里删除了的词汇呢。
“摇滚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其实，摇滚永不会成功和发迹，同志们的努力，一直就该是这样辛苦。
还有什么好说的。和我一样，你也是游魂，白天痛苦地穿行在人群中，呼吸废气，说废话，被****，为领子和发型耗费所剩无几的青春；到了夜晚，在全民健身运动告一段落而CEO的风险投资尚未到来的时刻，精神突然一振，像夜莺一样，容貌和声音都变得温柔、美好、自由，耳朵是竖起来的……
这里是北京，作为游魂，我们的夜晚不可以虚度。我们将出现在夜色中，带着奇怪的服饰和一个背包(里面装着自备的水和啤酒)，向酒吧和任何有舞台的地方涌去。我们被称做铁托和战士，有时候也叫歌迷——管他呢。
首先让我们来到著名的三里屯酒吧街，在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呆鸟中，我们曾聚集在17酒吧门口。尽管平时有卡拉OK的生意，但每到周末，这里会有两到三支地下乐队的演出，摩登天空公司的签约乐队——像“NO”、“苍蝇”这样的领袖——是少不了的，因为这家公司拥有这家酒吧一半左右的股份，而其他乐队也少不了轮流坐庄。如果你在一楼看见老外和染了发的少年，那么你会赶快买票上楼，你看见那个戴着眼镜、像杰克·凯鲁亚克一样瘦高而文学化的主唱，属于“PK14”乐队，他们来自南京，音乐潮湿、冰冷、空旷，有弹性而且扭曲。你可以喜欢更美、更黑一些的，那么被称做歌特摇滚的“木马”乐队可以让你舒服，他们正在出名，有女孩子在台下模仿他们狂野的旋律，当鼓击变得凶猛，她们会尖叫。不过“NO”和“木马”后来不怎么出现在17了，倒是准备签约的“果味VC”多次被游魂撞见，还有新朋克中的时髦人物“新裤子”和女朋克中的前台人物“挂在盒子上”，他们都是20岁上下，本地人，在全彩铜版的垃圾杂志将他们炒成时尚代言人之前，你要抓紧时间找他们签名。
与17同时，并延续到17关张大吉后的，是位于太阳宫以北的豪运酒吧，它接纳着更加地下的乐队。除非逢年过节，周末的舞台总是被“渡鸦”、“花童”、“兵马俑”、“九天”这些没有出过单曲的乐队占领，他们要么潜力无限，要么乱七八糟，但对于游魂都是快乐的源泉。当然，本指南不排除“冷血动物”这类开始出名的乐队演出专场的可能，作为硬摇滚乐队，他们总是酣畅淋漓的，如果运气好，你还可以看见主唱脱掉他的裤子——7月11日，他在西单文化广场的“迷笛音乐周”上砸掉了自己的吉他。如果赶上大集，游魂应该带上干粮，通宵蹦跳，和“舌头”、“木马”、“夜叉”、“痛苦的信仰”、“T9”、“扭曲的机器”这样的地下精英一起狂造。愤怒是必须的，但要表现得高兴，因为愤怒在被自己人释放，感动也是必须的，因为惊喜随时会出现。4月8日纪念科特·柯本的演出上，“舌头”的新歌震撼了观众，他们是最好的现场乐队，他们的黑暗、野蛮、噪音和技术带动了地下摇滚的名誉；6月10日，刚组建几个月的硬核说唱乐队“T9”用一首蒙古族长调开头的蒙语说唱换来了掌声，需要顺便说一句的是，该乐队主唱19岁的姐姐是“挂在盒子上”乐队的贝司手。7月22日，居住在北京西北角农村的大部分外地乐队前来此处，展开马拉松式的狂欢，据说8月也有一次……游魂们有福了。
当然，北京朋克文化的圣地和打口唱片天堂，五道口，是不容错过的。嚎叫酒吧遗址在此。当年的嚎叫酒吧以每平米五人的密度，向它门口的小路释放着无数怪客，他们顶着鸡冠头，挂着大铁链，穿自制T-shirt，使用染发剂和项圈，让“无聊军队”——这是四支朋克乐队集体的名字——脱颖而出。今天这里已经更名为“橡树”，一些更加年轻的北京籍朋克、硬核和重金属乐队继承了原有的场面，传统的pogo——一种在演出现场蹦跳和冲撞的舞蹈——依然热烈，当然，除非他们中有人像“反光镜”那样辱骂所有外地乐队，通常你会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还太年轻。前一段时间，工人体育场北面的水印酒吧似乎有意从橡树转移观众。几乎是同样的乐队，在“无聊军队”成员的带领下，从周三到周六频繁地演出，一样的风景，一样的热情，更多的游魂。有时候，你还可以看见那支由资深朋克、独立厂牌老板、兼职记者和网站经理组成的多国部队“鸡尾酒”。而当橡树也过早开始衰落的夏天，一个叫开心乐园的地方又横空出世，搜罗了以地下硬核为主的地下当红乐队。9月9日，游魂和马来西亚战友同往，一口气撞上了7支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Korn——不，我不想说他们太相似，我想说，他们在潮流的形式下，批判着最尖锐的现实，他们有良心和热血——从正在离开硬核阵营的“痛苦的信仰”开始，他们是“T9”、“病蛹”、“黑九月”、“畸体”、“夜叉”。9月15日，地下的亲戚们最开心的一天到来了——是因为“舌头”集体全裸，暴露了男人的狂热，还是因为大家终于盼到了他们的第一次专场？至少，游魂有理由相信那是自始至终沸腾的一晚，但他自己却是个缺席者——当“舌头”高唱新歌的时候，游魂正在官园桥附近的C-Bar里面，看“秋天的虫子”贝司手与警察叔叔斗智斗勇。
从水印出来，附近就是新开的club orange，北京第三处锐舞夜店。另外两处，是东面的club vogue和更东的club loft，或者还要加上后来的第四处，club green。要看最酷的装修，或者丰乳美人，请务必于周末的凌晨入场。三个锐舞组织，“house nation”、“china pump factory”、“anti-rock machine”跑来跑去，在这些地方打碟，并邀请外国DJ表演，隔三差五，长城、十三陵和通县也会出现他们的身影。loft有时候能看见“野孩子”乐队的演出，他们的朴质和感人是新民谣的骄傲，另外一些时候，画展和纪录片放映会也相当引人注目，这足以抵消过多白领肉虫对锐舞的不良影响了。8月10日，来自日本的地下名牌“废墟”也在这里表演。而vogue，有一段时间窦唯在这里参加爵士乐即兴演奏，演艺界名流也把它看成第二故乡，狗仔队不妨长驻，但要小心挨打。orange更没有演出，但朋克和其他地下乐队的成员总是能混进去——各位游魂注意，将守门人盖在别人胳膊上的入门印戳转印到自己胳膊上，是必要的技巧——虽说疯狂跳舞的战士和热爱摇滚乐的铁托是两个不同的荣誉，DJ和乐队也不怎么来往，但看在夜晚的份上，大家都出汗了。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游魂们别忘了莱茵河·声场和朋友酒吧。前者一度是古筝与合成器演奏家王勇的家当，乃是当年的keep in touch酒吧移至电影学院附近的结果；后者是流行大腕臧天朔在华都饭店的生意，高悬“互捧够友”四字，一看就是心里话。这两个地方演出不多，但设备是最好的，门票稍贵，但乐队是畅销的。前者大概是唯一看得见“唐朝”的酒吧，其他大牌不说也罢；后者也算有过“秋天的虫子”、“舌头”、“冷血动物”的身影。这两家，虽说近来没了声气，好歹也是著名的吧。另外，更加老牌、投资更加高额的CD CAFE，那个位于东三环的爵士乐基地，也从去年底开始了朋克的演出，那是爵士乐知名人士刘元的地盘。到了今年，如果算错了日期，来看爵士乐的游魂没准还会撞见死亡金属乐队“战斧”呢，这支被列入“滚圈五不过”之一——“苦不过战斧”——的老乐队，今年终于有望推出专辑，也算给金属党争了口气。有时候，像普涞公司或者游魂这样的主办者，也会带上“废墟”或“冷血动物”前来制“噪”，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爵士的事情啊。
我们更不能无情地忘记忙蜂和“每一天”，许多优秀地下乐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位于东四九条的忙蜂的历史要追溯到1997年，“花儿”、“舌头”在北京的第一场演出都在这里，而去年和今年的多数周末，几乎所有的地下乐队都来过这里，直到4月那场未遂的大汇演惹了麻烦……去年下半年，北大西门的“每一天”和忙蜂遥相呼应，让多少新乐队有了机会，让多少住在西北角的穷乐队省了车费——例如“微”乐队，看见他们的演出可真不容易，那些轰鸣、华丽的音效和紧张、大气的结构，当然是难忘的——直到老板撑不下去……这两个地方，也曾经是诗歌朗诵的好去处，忙蜂还曾经上演过若干实验话剧，唉，俱往矣。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身为最铁的“托儿”和最坚定的战士，我们热爱黑夜，我们知道怎样pogo、怎样从舞台上飞下来“冲浪”、怎样保持体力一直舞到太阳当头，我们知道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同伴——在“罗曼”、“芥末坊”、东直门“毕胜客”、“天下第一城”、“banana”、“霸必龙”……我们是真正的游魂，眼圈发黑、瞳仁发亮、在沉默中依靠嗅觉辨认同类的气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战士，我们辗转过北京多少秘密的角落？这一切，都因为我们是中国新音乐秘密的亲人。(本指南写于2000年底，已失效。请勿按图索骥。)
游魂指南(2002版升级补丁)
现在是2002年5月25日，游魂已经收山，开始闭门写字。以下的升级补丁将给出截止目前为止游魂涉足过的新场所，世界在变，青年在团结、分化、进步和消失，根据地被证明只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在无限的未来，请运用你的幻觉或敏感，去寻找任何可以聚众开心的地方吧。
随着奥运以及其他社会建设的步伐，开心乐园后来转移到原址附近的一家旱冰场，面积大了数倍，可以容纳1000人以上。平时溜旱冰、唱歌，周末做地下摇滚。它逐渐声名远播，险些被视为新的摇滚神话。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乐队来到这里，每当大型演出，总是有数百人入场，学生、铁托、乐手、作家、商人、游民、混子，不一而足，他们pogo、闲坐、喝酒、说笑，或干脆躺倒在地睡大觉，在简陋而空气严重混浊的环境中，一种牛逼的气氛诞生了。树村的行动社——由痛苦的信仰主唱高虎创建的演出策划组织——还一度为面临生存危机的开心乐园募集捐款和义演，但很快，在2001年圣诞节前的新青年摇滚演出之后不久，轰轰烈烈的“开乐”还是寿终正寝了。
豪运、CD Cafe和莱茵河·声场是眼下最后三家有固定演出的场所。豪运把不同的时间分包给不同的演出策划组织，或个人，重金属的“锰唱片”和更重的金属的《重型音乐》、京文公司旗下的嚎叫唱片、独立策划人钟声、专做朋克的日本铁托兼“人民唱片”驻京代表足立治男都长期在此运做，有时候，还可以看见新崛起的地下摇滚组织“直接行动”、上海的中国地下音乐网、石家庄的《我爱摇滚乐》杂志的主题演出。2002年5月18日独立厂牌Mort Production为冥界乐队专辑首发式策划了有全国22支碾核、死亡、激流、歌特、黑暗、厄运等不同分支风格的重金属乐队参加的大型聚会……
位于东三环长虹桥北的CD Cafe几经易主，现在有中外朋克、国产实验电子乐、中外爵士乐、新兴流行或另类乐队的演出可看。爵士乐基本代表国内主流水准；新乐队主推糖果枪、花犀牛等，以易妆、搞笑和东北二人转闻名的二手玫瑰则大名鼎鼎，受到极大的争议；近来，艺术和音乐策划机构“芥子园”的李振华在这里开始推出周凤岭、FM3、病医生、无色透明等实验电子乐节目，并拓展了多媒体视像的表演空间。总的来说，豪运的重、开心乐园的地下，在这里都没有市场，这里可能更像北京一些——我的意思是，更有秩序、更高档、更“健康”一些。
电影学院北侧的莱茵河·声场始终坚持了成功乐队和地下摇滚两条路线的齐头并进——当然，后者也不是不能进化为前者，只不过，那需要气质和态度，而不只是成熟度和知名度的改变——老五回去之后的唐朝、发表新专辑的爻释·子曰、开始全国巡演的左小祖咒、大旗不倒的舌头、渴望被愤青接受的瘦人、拥有40多块效果器的****、刚刚解散的诱导社、不知不觉变成大牌的超载、赶超窦唯的废墟……再加上临时来京的外国和外地乐队，电子、实验、摇滚、朋克，眼花缭乱之中，仍然保持了良好的演出品质。
可以分庭抗礼的第四家，是三里屯酒吧街南街的河酒吧。2001年4月野孩子乐队成员和朋友合开了这间风格朴素的酒吧，平时播放民族音乐，周末举办不插电演出，野孩子、王凡、废墟、美好药店、布衣甚至反光镜都曾经在这里表演，而作为酒吧，一个向顾客和乐手开放的即兴jam传统被良好地贯彻下来，空间小，而人气旺，其乐融融。每到周末，里面总是爆满的。
魏公村口腔医院对面的火山夜总会，自从1999年开业迎接了大友良英之后，这里隔三差五地，还总有些非常不像夜总会消费者的青年簇拥在门口。崔健、左小祖咒都在这里演过，还有十来支重型乐队的死说、黑麦聚会。幸福三村的99号，club vogue的弟弟neu lounge，在哥哥因建设的脚步而关张大吉之后，接过了跳舞party的火炬，一再以高票价国内外名DJ的表演。99号向西，上下线酒吧也好象办过一两场演出，只是空间太过奇怪，老板的主意又东倒西歪，如今算是被忘记了。想办法绕到南边的幸福二村，club orange还在辛苦支撑，不停地做主题party，只是没有party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往日的风光。离它一街之遥的甲55号，就是过去的水印旧址，现在被爱好灰色和直线的前卫艺术家艾未未设计成了新的电子空间，虽说没有做过什么轰动的大活动，但是在李振华的策划之下，还有过不少有趣的DJ表演、电子乐展示和多媒体艺术播映。臧天朔在朋友俱乐部之后，转移到有戏俱乐部，同样也为各类乐队提供了不定期的演出机会，虽然乐队来源杂乱得毫无道理，但好歹也算是个场地。
这时候，曾经被许多媒体当作建筑设计和装修之星的藏酷，曾经是北京跳舞文化重镇的藏酷，曾经是北京新艺术和新音乐的舞台的藏酷，已经快要沦为外企食堂，不但很少见得到演出，更是再没有一次party可做。这也怪不得人家，空间之大，总要生存，何况还有穿制服的过度关心。现在，藏酷内部单设的新媒体艺术中心，仍然不固定地举办着独立电影放映、艺术讲座、实验电子乐和多媒体艺术展示活动，无论如何，这里还是北京的一个小小骄傲。
随着《Beijing Scene》带头、《北京青年周刊》拓展、《城市画报》跟进、网络传播崛起，城市演出娱乐资讯已经成为媒体栏目新宠。滥竽充数的、明察秋毫的，都铺天盖地而来；演出策划也逐渐变得专业起来，品牌出现，策划人活跃，观众群拓宽，游魂的名言正在传播——夜生活刚刚开始！——
那么，升级吧，欢迎你加入游魂的队伍。 顶部
6月23日，《南方都市报》在纪念1986年法国“五月风暴”的专版上摘录了这样的口号：
“没有什么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
朋克大致也是如此，没有我们多嘴多舌的份。究其本源，无非是集体的觉醒和个体冲动，音乐的穷途和政治的末路上，一群人无法无天、不负责任地噪了和造了，没有组织、没有体系、没有标准，因而表现形式极其相似，弄得像个流派其实却不。
我们的议论和阐说，就建立在强行的归类分析上，却明明缺了实例，最终的结果是，西方人谈朋克是总结历史而中国人谈朋克是憧憬未来。在憧憬中，也有朋克衍生而出，成为谈资，甚至南北分立，搅起“朋克时代”的浑水，但这依然是幻影，绝不是自发的、原生的朋克时代的到来。
按照文化和艺术形式的吞吐能力，中国人的确也从打口的沃土上长出了朋克摇滚。这是说丰江舟的“苍蝇”和祖咒的“No”吗？也许吧，但他们本人是音乐家，不是朋克，一个理智，长于文化批判和美学斗争，一个感情，钻研声响秘技和抒情魔力；是说新朋克吗？那等于骂人，“花儿”、“新裤子”的健康和娱乐性有目共睹，你怎能借几个和弦就把游戏当成暴动？那么还剩下北京的中产阶级子弟和南昌的工友，这两群互相看不上的“地下朋克”。一个采访过“Anarchy Jerks”(Anarchic Boys)和“脑浊”的乐器推销员说：朋克就是吃饱了以后的玩，一个为“盘古”推波助澜的演出策划人说：朋克是饥寒者的呐喊——被阐述的两方倒是并不解释，他们分别在生活方式和现实主张上行动着，并各自达到了极致。然而比之环境，前者在小圈子里的激进和后者在政治上的成熟都太孤独，以致于成了偶像和榜样，却难得享受群起的快乐。
所谓朋克，却偏偏要求着按捺不住，此起彼伏，要求着1000个“嚎叫”酒吧和1000000个捐钱买乐器的工人。当北京地下朋克在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上贯彻其音乐锋芒时，酒吧外却并没有足够多的同龄人与生活的秩序叫极，如此，他们的拥趸是在发泄呢还是在举办私人聚会？而“盘古”也同样不幸，他们长年身陷广州，在近千封歌迷来信中翻拣着成堆压抑的青春期病变，却并没有MC5、The Clash台下的左派学生。朋克从来都不是先锋，朋克从来只能是复数，在他们的战场上，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孤独应当被群氓和乌托邦分子的热情代替，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大城市青少年自甘破落、有更多的小城市青少年不堪忍受……这还只是憧憬。
至于音乐，朋克行动的直接结果，比朋克思想更惹人关爱，七嘴八舌，争得天昏地暗。五年前有个叫臧天朔的前辈告诉我“其实Sex Pistols的技术很好”，如今无数热爱摇滚乐的正派人也忙着诉说心中的委屈：“难道去穷山沟找几个没摸过乐器的就能组一支朋克乐队？”大公司出版的经典朋克录音和国产方便面抚养的战士之间，有太大的差异，音乐爱好者因此优游，乐于从混音师、乐器商和正义的思想家那里接受朋克理论，但同时，却忘记了中外朋克在觉悟上的一致性，其结果是，英国流氓看起来要比中国流氓更严肃，美国贫民则比中国贫民更负责，同样的乱弹琴也有所谓技术高下之分。早年的Igy Pop在波士顿制造噪音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政治，而他的观众就想喝醉了打一架或者拉个异性去暗处干点什么，我们管这个叫“性反击”，或者“身体政治”，或者“反文化”、“思想暴动”什么的。可没有性哪来的反击，没有文化哪里有反，没有朋克有什么朋克摇滚呢？老革命看到“五月风暴”，难免为他们的无组织、无纲领而痛惜，却没有明白过法国大学生的无序就是秩序的死敌——同理，那些企图建立朋克道德法庭和朋克考级委员会的中国傻小子，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本能的先知和行动的先觉，他们只是受不了刚刚神化起来的摇滚理想被脏手掀翻。在只演出不做音乐的唐朝和只愤怒不做音乐的小城青年之间，我们很容易找到人生的分界，而做音乐的张亚东和做音乐的“地下婴儿”，也宛然是匠气和愁肠的对立，要说什么朋克音乐，除了直觉和感情，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吗？在傻小子向神的儿子学会和弦列表之前，早就有人挥手弹痛了人心，在看客问清家长里短之后，又依然有新的动静让他气恼。
麻木到了头就是厌倦，压抑太久就会有变态，对自己不满和对现实不满一样必然，朋克时代因此迟早要来。但是，没有什么朋克思想，只有朋克行动。如果有一个人聪明到了知道噪音就是反对秩序的最好武器的程度，如果他还天才到了把胡来和直觉贯通的程度，如果他进而高明到了把粗野提升为策略的程度——这个人怎么可能玩不好朋克音乐？在对理论探头探脑沉思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却将是理论的创造者——用自发的实践。
在“嚎叫”酒吧的鼎盛期，北京地下朋克抢先一步，让正在形成的现代中产阶级生活预演了腐烂；而目前各中小城市在盘古和《朋克时代》影响下蔓延的朋克地火，则第一次给了中国摇滚乐可能的群众基础，从落后于宣传幻觉的工矿现实中，点燃了扭曲、穷陋、愚钝、压抑、不平的一切。其实，从“原子弹”(景德镇)的“灾难属于人民”到“有点预谋”(金昌)的“我死不瞑目”，有心人也迟早会醒悟，中小城市的朋克从一开始就背离了英伦当年的虚无、自弃(向自身所在的体系的反叛)，他们和“脑浊”、“挂在盒子上”不同，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的朋克。但无论是拥有之后的醒悟、弃绝，还是短缺太久的醒悟、夺取，现有的中国朋克还是分头干了起来，他们一边是抄起现成的和弦套路和“f\*\*k！”，一边是自行开发的噪音和“反对！”。说真的，在那一盒盒混浊的小样中，谁还顾得上分辨他们的来路？
朋克等着行动，可是朋克在哪里？在酒吧自闭？在BBS自恋？在学问中****？在无聊中自杀？在态度和技术中自虐？你以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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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相信乐评的话谁就是傻瓜！”六祖慧能在大梵寺做如是开示。自南宗禅征服中原以来，摇滚乐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一时间禅机四起，市间又有如下机锋——僧问：“如何是摇滚乐？”师答：“麻三斤。”
作为禅学的重要分支，摇滚乐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犹如海上仙山、云中蓬莱，信之者众，而亲睹者几无其人也，换句话说，就是人人都在谈论它、哭诉自己的热爱和恨铁不成钢，却少见他们亲身进入摇滚乐的现场和内心。作为禅学，这是很正常的，“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大家坐在三里屯，喝着扎啤，菩提就一顿一顿地悟了；倒是我们这些执著心过重的皮条客，混在摇滚乐的乌烟瘴气里，“如梦幻泡沫，如露亦如电”，不过是虚无而已。
写乐评写成了皮条客，是我等的幸运，也是摇滚乐的不幸。倘若摇滚乐真有价值，能换取大众的银袋和臭皮囊的垂青，大家就都不坐在三里屯喝扎啤了，而是没日没夜地炮制演出，而且还都是先疯的先锋。然而摇滚乐对于大众，还只是崔健的背影、远方的传说，连扎啤都算不上，遑论主菜。在社会生活和青少年文化尚未接纳摇滚乐的时候，摇滚乐的确有点像是先锋——让人想起被迫隐居山林的慧能法师，以及北上宣战的“七祖”神会法师——然而摇滚乐又何曾是先锋？它不过是娱乐、艺术和大众文化的混合物而已，如果侥幸能让道德家传诵千古，则一定是因为代表了青少年、底层民众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心声，有时候它反战，有时候它呼吁自由，但它终究会属于多数，而不是像约翰·凯奇那样成为纯艺术先锋。在今天的中国，摇滚乐还没有得到自由表达的沃土，更谈不上市场和习惯，因而参禅的人们懒得理它，至多像怀念青春一样怀念一下崔健。剩下摇滚乐和它的皮条客们，都被看作现世的过眼烟云，“色即是空”了。
说到崔健，已经有不少人问起过我，“为什么新的乐队再也无法产生崔健那样震撼心灵的作品了？”是的，在贫瘠的时代，崔健为我们——青少年和小知识分子——带来了人文主义的精神震撼，但我否认所有热爱崔健的人真的也热爱音乐。这就像娱记喜欢用嘴捧人和骂人，却未必喜欢用嘴讲道理一样。如今崔健不幸成为了偶像，并进一步成为了摇滚乐的化身——也就是“道”。“无念即无心，无心即真道”，人们心中有道，自然可以不用挂念当下的摇滚乐了。而新的乐队真的像他们猜测的那样，伪装时髦且真实空洞吗？在糟柑与尖货并起的今天，摇滚乐的活力才真正开始出现，从它的各个层面，无论现实力度还是假装时髦，无论形式创新还是娱乐作用，无论美学新途还是思想深度，都已经多姿多彩，即便拿崔健来比较，也有的是超过他水平的新人。然而就是有人认为短缺的才是好的，多样性和自由选择却是堕落的，他们向摇滚乐要求新的偶像和新的万众一心的震撼，却忘了震撼的真意，是对个体心灵的震撼。我宁可看见小酒吧里一两个活人被震撼，也不要成千上万膜拜者在体育馆里撒欢。当新的乐队在冷眼中前进的时候，是那些饶舌的大龄小知识分子远离了音乐，也远离了现实，只知道抱怨摇滚乐让他不懂，却不知自己不是老了，而是从来就没有年轻过。
而即使在地下艰辛着、堕落着、蒙昧着或者疯狂着的糟柑乐队，也会用尸体养育新的尖货；即使我厌恶的马戏般的新星，其对面也站着爱创造爱自由的新人。而皮条客的工作，就是把身体淹没在调音台、打口带、演出计划、歌词和音乐、夜晚、排练房、人和事、小样以及成千上万的错误和漏洞中间，来证明摇滚乐不但活着，而且在成长。中国乐评人的光荣，乃是他们了音乐，提供了资讯，鼓励了思考和创新，甚至投身到策划与主办的行动中去——因为坐着等是等不到春天的。那些不甘心看别人天花乱坠、头头是道的人，却从来没有为他们声称热爱的事物做点什么。
当摇滚乐变成禅的时候，乐评也当然会被当作佛经。习惯于膜拜的人终究会发现乐评不是“道”，不是万用的经书，他们的愤怒如此巨大而且易于理解——他们是盲目的，所以需要权威来指引，而不是启发，如果他们看见的不是唯一真理和铁石律令，那一定会跳起来告你独裁，说你在将他们诱骗——但要想安慰他们，却只有让大家都闭嘴，将乐队统统解散，免得生事。乐评说一家之言，为的是有更多的一家之言，皮条客效力于行动，为的是让死水生出活力，这些事情，用禅宗的观点来看都是低层次的，只有傻瓜才会去做。如此，摇滚乐似乎更应当被那些从未真正关心和了解过它的人来谈论，麻三斤也罢，三斤麻也罢，无关痛痒，至少信仰的大方向不会出错。
实际上，对真的傻瓜而言，别看他们愤怒，那只是对自己不了解和不理解的事物的本能的恐惧。他们现在和崔健混熟了，有时候还一起喝喝扎啤，对乐评和音乐的兴趣也淡了，可是，即使不迷信乐评，他们还要迷信别的，例如道德，例如过去的好时光，例如他们自己的嫉世愤俗，例如抽象的崔健和抽象的摇滚乐。所谓“你若求佛，便被佛魔摄你”，他们其实连参禅都没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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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变，飞药在变，音乐在变……”在那部来自苏格兰的青少年电影《迷幻列车》(Trainspotting)中，你可以听到人们这样交谈，滔滔不绝，还打着手势。是啊，一切都在变，世代交错，人面桃花，嬉皮士和朋克都老了，“X一代”也都直奔不惑之年而去，街角闲聊的孩子们睥睨着从身旁走过的老青年，不可一世地长大了。
音乐在变，但首先是音乐生长与怒放的花园——人们的身体——在变。愤怒不见了，一个台湾大孩子说：“今天又不是以前，我们随手可得，想要什么马上就在手里，所以没有什么好去炫耀你要追求的，或已经得到的……”在他最有名的一首歌里，他没心没肺地唱道：“把我的相片还给我……我可以还给我妈妈。”而这张唱片——《这个下午很无聊》——的宣传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想，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音乐。
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音乐吗？这一代的音乐就是张震岳和罗百吉的大实话么？谁知道呢，当台北少年跟着罗百吉大喊：“我就是要抽烟！我就是要喝酒！”的时候，北京的打口青年却在海淀图书城搜寻着新到货的地下电子舞曲和“后摇滚”(Post-Rock)；当保加利亚的未成年DJ只身前往巴黎，给狂热的前卫舞迷现场打碟之时，东京的孩子可能刚买了采样器回家做音乐玩；当南中国小镇上的中学生为批判现实主义朋克和晚会流行歌曲争吵时，圣保罗街头没准又出现了新的摇滚桑巴……每个世代都有过众口一辞的追求，或者心心相映的冷漠，可如今，如果有什么东西还一致的话，那也只能是：全都不一样。
这是什么样的一代？愚蠢的问题。这是最不像同代人的一代。这是什么样的音乐？让我们支起耳朵，试着听听？
10年前伦敦兴起非法跳舞集会的时候，中国人还在为“摇滚第一人”呼吁演出的权利，而今天，连发行量最大的《音像世界》和《音乐天堂》也开始介绍那种在俱乐部、仓库和公园举办的“锐舞派对”，看过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柏林“爱之旅”大型街头跳舞集会后，中国孩子也和不甘老去的老哥老姐一起，目睹了大城市悄然露面的电子音乐浪潮。要么坐在家里，听得心花怒放，要么混进人群，跳得晕眩热烈，卡西欧G-Shock电子表和塑胶框流线型墨镜在全世界流传，变化莫测的节奏和音效、高科技的想象力、时尚的热情创造了新音乐。
而事实上，电子乐本身又是千差万别，从强悍的Techno、缥缈的Ambint，到令人晕菜的Drum 'n' Bass，颠覆性的采样音乐/声音艺术，期间的对立和融合又怎么是同一群听众可以代表。在网络上，有人转贴了好事之徒对非主流电子音乐的206种分类，那意思，恐怕是鼓励这一代的每一位都去另立山头吧。“从卧室走向世界！”这句口号比20年前的“人人弹吉他！”要响亮得多，与其三五成群地磨合、交流、共同摇滚，还不如像日本人Bisk那样，拿罗兰S-760采样器、Korg X-3合成器和两块Zoom效果器(1201和1204)去做完全属于自己的奇声——那小子今年才25岁，却已经发表了3张惊世骇俗的专辑。当然，比起自己焊电路板、自己造采样器的理查德·D·詹姆斯和大卫·谢相比，这还只是小菜，因为那个詹姆斯从12岁就开始改变音乐的潮流了！
自从我认识的那个电信局职工放下吉他，整晚趴在电脑前研究音乐软件开始，我知道，真正个人化的、普罗大众的玩法已经成长起来了。在他那台电脑的硬盘上，存着从各个角落摘来的音乐片断和来自生活的声音采样，当这一大堆杂碎被重新拼贴的时候，我们时代的音乐场景也成了拼贴与重组的万花筒。音乐的可能性正在被无限地探寻，你甚至可以听听某个芬兰网络电台，看风声、水声是怎么变成音乐的。
不，这也不是全部。广州的“Zip”、“吹波糖”和北京的“花儿”、“新裤子”一样，还是热爱着吉他、贝司、鼓这三样真刀实枪的宝贝，那种被称作“新朋克”的音乐在他们身边蹦跳着，开心而且热闹。虽说这个热闹比美国迟了几年，不过，大家的富足、自由和青春期还是差不多。过去的父母买得起滑板、山地车，而现在的生日礼物却必须是电吉他，水涨船高的娱乐方式把音乐从艺术殿堂那儿拉下来，变成了普及、消费的新热点——那些教授和音协主席肯定不愿意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不能依靠父母的大龄青年就不一样了，他们在纽约刷盘子，在曼谷卖牛仔裤，在莫斯科做盗版CD，在成都跑酒吧卖艺，然后悄悄排练、大声演出，憋着一肚子非说不可的话。南京的一位主唱从澳大利亚回来，说那个城市有上千支乐队，看起来还都不需要什么思想；这件事真让我高兴，因为在人人玩音乐的地方，音乐像散步一样唾手可得，而在我们发展中的生活中，音乐则又滋养着固执、珍贵的心灵。在两个音乐环境中，你没法做出什么优劣的判断。
一切都在变，我们只知道中国的地下朋克刚刚觉醒，而同龄的别人也许又在培养着刁钻与高蹈的前卫音乐。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乱七八糟、晕头转向，人群的分化哪里有尽头。音乐？就是在最平常的港台情歌里也能找得到无数种杂质，杜德伟哼哼唧唧的节奏布鲁斯，杨乃文假装孤傲的英式流行，再加上来自中东的旋律、印度的西塔琴、布里斯托的Trip-hop、苏格兰的新古典主义、美国中学里的吉他噪音……且数着吧，界限正在一一消隐，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生活的表达正在随音乐而暴露。
如果有人高喊：“这是我们的时代！”那你可千万别信，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时代是他们家的。唐山的一位汽机检修员还在自制先锋音乐呢，这时代又凭什么不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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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摇滚乐的社会号召力，因为它神奇的商业魔力和心灵震撼，当然也因为它推陈出新的惯性和大步流星的想象力，在西方，形形色色的商业和文化都跟它挂上了关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有染，本来并不希奇，但摇滚乐和服饰的关系却非同寻常，值得一提。我是说，这样一种以生活方式、舞台形象与音乐相互结合的事物，怎么可能不
给服饰文化带来冲击呢？
在音乐渐渐进入人们生活的中国，大家还难以想象范思哲将街头朋克与宫廷贵妇嫁接的情形，但至少可以了解崔健的绿军装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当方格宽松衬衫或镶嵌了金属饰物的皮夹克流行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那是因为什么音乐正在流行。至于“苍蝇乐队”在现场的鬼魅化妆，则太不流行，证明了歌特摇滚在中国受到的冷落。当然，说得远一点，许多流派的服装设计也是间接和西方摇滚息息相关，例如第一个喇叭裤时代是60年代末嬉皮文化在英国的延续、在香港的传递和在中国的迟到，而后来的喇叭裤风格，则与复古时装之前风行的新一代复古摇滚有关，至于70年代华丽摇滚对街头华丽服装的影响，也在90年代渐入主流，微妙地变成了服装设计的一个必要元素。虽然中国青年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将摇滚乐开发成全套的音乐文化，但毕竟，他们正在这么做——你以为“清醒”乐队的形象只是英国和日本式的流行吗？看一看几年前英国Brit-pop乐队的服装，就会明白那是对“甲克虫”时代音乐和穿着的回溯。
还是回过头来说崔健吧。绿色军装曾经是老崔的标志，但却未必是哗众取宠的符号。一个敏感于社会的青年应该知道政治和泛政治化的生活在中国有多么重要，军装的符号意义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尾声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当人们对前者心怀忌讳、对后者跃跃欲试，就出现了一大批追随崔健的孩子，用军装，表达他们对过去的摆脱。这和80年代末的“政治波普”美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新左派思潮兴起的时候，美国商人不是也利用切·格瓦拉头像T恤发了横财吗？现在的崔健穿得随便，但既不是时尚杂志上刊登的休闲服装——成功人士的另一套西装，也不是街头少年的廉价、暴力或残破衣衫——无价值或反价值生活的标志，他的摇滚和他的衣服一样，是主流中的另类，属于《格调》一书所说的有一点钱、有大量时间的幸运儿。
摇滚的另一个标志是长发，那么长发男子的衣服又是怎样？想一想“唐朝”吧，一开始他们是没有钱的，穷得只剩下理想；随着皮夹克的档次和出场费成正比增加，就把理想和大气磅礴的重金属变成了英雄和偶像；后来江郎才尽，却进入了中上层社会，长发变得中长，深色细腿牛仔裤和皮夹克变成浅色牛仔裤和衬衫——来自著名的厂牌——还加上个戴礼帽的美籍吉他爱好者，就说明过于尖锐叛逆的形象得到了修正，并且保持了另类的高傲地位。从他们的追随者来看，或者不如说，从和他们一样追随欧美重金属服饰的青年来看，事情就更有意思了。夏天的脚气陪伴着战靴，是类似看完美国枪战片后的自我幻视，但同时也是骄傲的独立宣言；钉着金属纽扣的皮夹克又重又贵，但可以用戏剧化的效果让想出又不敢出风头的同伴闭嘴，最贵的一类象征着在另类世界的地位，最便宜的一类则说明主人热爱自由不惜与众不同；长发分两种，干净的是潇洒，暗示着“超载”乐队主演的电影《头发乱了》里的媚俗或相反的洁身自好，不干净的就很简单，因为不是为了炫耀，往往就只是主人自绝于大众的理想主义——或者相反，自闭症——的附属品；细长的牛仔裤，有在视觉和精神上增加高度的功效；项链和手链，以及印有怪物与怪人的T恤，是用多余的装饰效果来告诉邻居：我的生活中有更多你们认为是多余的东西，例如精神追求和个性！
当然，考察服饰的流行，就一定要考察它的变迁。标准摇滚服饰的下场是很落寞的，如今还依然坚持着的人，一般都是外省资讯与经济落后地区的边缘青年，不用说，他的理想不被身边的群众理解，也不被向蛊惑仔学习扮酷的街头不良少年所理解，甚至也不被大城市的音乐既得利益者所理解——后者的装扮早变了。随着重金属的衰落，人们一致地发现这种音乐和这种服饰太表面、太炫耀、太戏剧、太容易刺激青少年的荷尔蒙分泌装置，因而太应该被淘汰……穿着紧身衣、佩带G-SHOCK电子表、戴着窄幅眼睛的电子音乐爱好者出现了，代表假装没心没肺、大胆革新观念的一代；穿着运动衣和平底胶鞋、头发染成淡色、扎着小耳环并留有山羊胡须的也来了，他们坚持着品位，要和通俗的摇滚、通俗的人群划清界限；在北京“嚎叫”酒吧所在的五道口一带出没的朋克也来了，他们光头或染发，鸡冠头加上项圈，平底鞋或者运动鞋，保持一定档次但一定宽松另类的服装也必不可少，他们的愤怒现在是首都部分青少年的最佳娱乐方式。
摇滚总是先锋，大众的筛选和加工才是服装工业的秘诀。在经过价值观的进化之后，长发被宽容地列入了主流，山羊胡须从肮脏的死亡金属那里移交到雅皮手中，最后，感谢设计大师，牛仔裤上的破洞很早以前就卖出了大价钱。但到底什么是个性呢？有人说那只是中产阶级用以区别于他人的标志、社会控制机器用以安抚躁动心灵的糖果，在看见中国最无聊主持人在硬石餐厅用餐之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摇滚乐队的出名，就是他们服饰流行的开始，约翰·列侬的圆眼镜不是现在还在流行吗。而摇滚乐队的样子，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尽量迷人以对得起消费者？低调、简单、随便以保持心态平和？像“舌头”的吴吞那样像个农民，并且一声不吭？像“微”和“壹伯贰拾叁”的麦子那样像个捡破烂的，并且神情恍惚？像“NO”的祖咒那样穿一件地主的棉袄、戴上常年不摘的皮礼帽，并且大声嚷嚷？在他们的身后，不用问，远远地跟着聪明的时装杂志和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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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循环发展总是令人吃惊。当年人们发明和声学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它又会回到不同音高的声音叠加而成的感觉上去，是啊，只是感觉，建立在纯音基础上的和声没用了。
这种事发生在人们制作某些先锋或先锋-流行音乐的时候，和声、旋律和节奏发现自己像3个敲错了门的邮递员，开门的人说：“对不起，我不叫迈克尔·戴蒙德，我的名字是克劳伦斯。”或者：“对不起，罗宾·兰波住在隔壁，我是‘扫掠者’。我依靠街上人们的谈话来工作，我不认识你们。”有时候，节奏的运气好一点，它在诸如“碎拍”、“丛林”、“鼓与贝司”之类的地方被研究，有时候它被分成十几轨叠加起来，噼哩啪啦，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它想：“从东家借来个镲，从西家找一个鼓，连弹球落地的声音都不放过。这样一层落一层，我倒是像和声了。”但是好景不长，真正有趣的人们大多和舞曲保持着距离，他们使用节奏的方法更像是删除所有器乐背景的说唱者，在辅音和元音、重音和省略、合并和延展、滚动和清晰之间找着感觉。把这种音节之间的关系放大到整个作品中去，我们就可以听到一些被称为“后现代音乐”、“拼贴音乐”或者“采样音乐”的东西，尽管它们未必从说唱乐那里获取灵感，但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
“拼贴”本来只是战术，但现在似乎被普遍当做战略术语来用了，这也挺好。就像威廉·巴勒斯在磁带上他的达达式结构一样，剪刀加浆糊，在偶发或半偶发或不偶发的策略下很多艺术都被改变了。时间上的拼贴意味着大友良英式者大卫·谢那样的著名的花心音乐，你可以在同一首曲子中挨着顺序听到硬核、金属、爵士、卡通、乡村、古典，等等,或者像斯托克豪森在《青年之歌》里重组人声那样；空间上的拼贴也大致如此，因为调已经乱了，甚至不存在了，调和调之间的关系也就跟着乱了。乱了好，有些人早就觉得和声这玩意就像道德和习惯一样，对人性束缚太多，还是试一试他们所说的“不知谐”吧；另一些懒得上街斗争，也不想死得很难看的人，写书阐述了音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打破和声和曲式，甚至选择“脏”的音色，都是人类通往自由之路。总的来说，拼贴就是拼贴，如果用一万个小像章拼成一个大像章，那就应该是组装了——尽管斯特拉文斯基在《春之祭》里将节奏开发到了极限，但这和瓦格纳的不和谐又有多大区别？众所周知,后者后来的变身是重金属摇滚，或者说，另一种和谐、集中和轶序。
至于拼贴是不是一种实用的哲学，或者人类普遍的本能，或者现代主义之后艺术的通用原则，似乎很少有专门针对这个词来讨论的。但这不要紧，关于第一点，现在正热门的一批法国哲学家的书已经说得够多了；关于第二点，在人类社会尚未组织化和高度组织化前显然没这么一说，人们还向往着巩固婚姻、接受庇护、制定契约，要不是非人化的倾向越来越从表面转向内在，他们哪里有这等想象力？关于第三点，往往是越说越糊涂，爱伦·坡在他的小说中拼贴了“布莱克伍德文章”和胡说八道，马塞尔·杜尚给蒙娜丽莎拼贴了胡子，约翰·凯奇往钢琴里拼贴着橡皮和木条，倒是安迪·沃霍尔发财之后的主流后现代主义艺术越来越像组装了……由“拼贴”引出的东西太多，“偶然”、“陌生”、“平民化”，结果无一例外都进了《小世界》里写的国际学术会议。倒是与科学(学术)背道而驰、或者将之另辟蹊径的艺术家来得实在一些。日本青年Bisk(贝鸟汤)把“伦敦未来之声”的组装术拆开，在自己的作品中拼贴着杂乱的声音和音乐片段，那些急促的进入、没来由的转向、即兴的重复和轻松的断裂，将听觉从混乱带入原始和自然，这一点倒是让人想起Bisk拒绝使用日本传统音乐元素的事，原来这厮已经得了道，化元素的剑为传统的气了？而当“扫掠者”、大卫·谢、福尔摩斯、图比亚斯·哈詹、李劲松这些人窃听般偷录他人谈话，并将录音安插和铺放(甚至制成节奏)的时候，大卫·图普却干脆把他在委内瑞拉南部收录的萨满教仪式公开发表——这不是拼贴，可为什么听起来像是人类的声音绕了一个大弯子，让Bisk直接继承了土人？那么Main(主体——是这么译吗？)、“火星鼠”、吉他手灰野敬二搞出来的那些长音、“松下”(后来的Pan Sonic)的带次声波的噪音以及更多人喜欢的微分音又该怎么说？从理论物理的角度来看，他们倒是把拼贴的无序感推行到了接近无限的地步，以至于混沌学在这里找到了美学依据。
严格来说，“后现代音乐”、“采样音乐”之类的说法已经渐渐显出了局限性，它们太笼统，有时接近于废话。中国的文人还用“后现代”指称流行音乐呢——等一下再跟他们算账——而“采样”做为技术并无争议，做为音乐形式，有时候则被前卫音乐网这样的现代竹林所反对。的确，“采样”变成“组装”之后就不是狭义的“采样”音乐了。“裸城”和“倒塌的新建筑”这些极少使用或不使用采样技术的乐队，要比有些电子原音舞曲或热爱采样的阴暗浪潮乐队更“拼贴”，也更后现代。
好了，最后一道菜就是“后现代”。在重新翻阅王岳川所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时候，我正琢磨着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在今天的同一性。因为一只早来的蚊子，我想起用冷兵器消灭、用药物、用超声波直到用基因工程的消灭史，我没有苍蝇拍和蚊香，也来不及研究细胞，因此只好想象自己是个教授(起码是副的)，可以通过歪曲和命名来消灭蚊子以及别的威胁到秩序的的玩意。中国知识分子，作为附庸和命名者，怎么可能容忍金字塔的消失和拼贴的到来？话语权力被分散，就像音乐被拆散、还原成声音一样可怕。把自古就有的贩卖与消费归结为后现代，是他们的策略之一；然后把对发达的贩卖与消费的反思歪曲为贩卖与消费，是他们的策略之二；把贩卖与消费作为统一发号施令的延伸，把卡拉OK作为古典音乐在控制上的延伸，把现代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通俗化、实用化以便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巩固体制，是他们的策略之三；把他们所依赖的通俗的权力形式——例如卡拉OK——推到后现代名下，以便绞杀，同时用他们所依仗的高级的权力形式——例如学术研究——来龚断对后现代主义的发言权，这是他们的策略之四。而拼贴作为颠覆音乐秩序并间接颠覆权力秩序的手段，在它的对手面前，已经被解释为礼崩乐坏的噩梦，可以想象，在大学电台试着播放一首由感觉而不是科学、由杂音而不是旋律、和声、节奏构成的音乐，会对权威及其追随者造成多么巨大的伤害。
其实，王老师已经忍不住在他那长达20页的文献书目前喊了出来：“我们大可不必在中国推进后现代主义”！嗨，我们都是善良的，谈谈罗兰S—760采样器吧，何必让人家再喊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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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15楼？为什么不是78楼？为什么不是3楼？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时代来得太突然，像是偶然。它穿越高原，在拉萨倾听狗叫，在兰州的厨房吹火，在亚洲的另一端它派人捉蛇、敲钟、拔弦，它路过冰岛，冻得半死，冰雪碎裂像上帝老化的骨
节，它偷取密西西比河的桨声，在委内瑞拉被萨满教徒喝住，从水里钻出来的时候它携带7种不同的风其中最轻的是哈维尔总统喊叫的一生，它突破心脏的极限，用次声波接吻，从大坂到纽约它一路沉默，手提电脑被病毒唱破了，它不承认死亡，一切尚未开始，它刚刚灭了机器，追上16楼，却发现世界像吸了大麻一样起飞，安详地掉了下去，摔成了碎片。
姚大钧你等着我吧。我认识你，你不就是那个贩卖葫芦的夜行人吗，我问过老和尚，他现在停电，用手写体编码，将佛祖的智慧连上Cyberpunk，你的材料也在重现，你是谁的图书馆？你是谁的大千和小乘？肉虫被中岛昭文弄疯了而呆鸟在颤抖仿佛乐器店在燃烧，你是他们的唯读记忆，你是居士你不是战士，你是筷子你不是刀子：“葫芦离开东京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束国花。6月，华灯初上，雪如鹅毛，他的主页被同情冻伤了。花叶，凋零啊……”你是护士你不是隐士，你是电子，你不是胖子。等着瞧吧，被古典文学篡改过的先锋，抽雪茄的大胡子，重复录播的竹林病理学，D和J，软体动物园，反盗版的，严肃的柏克莱之夜，你足不出户却被傻逼骂得狗血淋头，这是约翰的错，蹲在网上，你指着一地的凯奇、尊、罗斯和哈塞尔说没法再拼贴了，世界掉下来，连同谐波发生器，摔成碎片了。
1968年5月，佐罗摘下眼罩，呵，可真热，在巴黎大学,教育部长请他去游泳池冰镇性，不，谁是佐罗？谁是流氓，谁是手无寸铁的学生，谁怕谁啊，乱七八糟还不算乱，一座父爱的监狱等人撞开可来的却是不负责任的一群孩子，1969年，还有1967年，但没有1966年，上帝死得太久，地球受不了了，既然没有神仙和皇帝那么苦爱着的羔羊就……革命吧!结构不上街，精神分析是烤肉，临床医学是烤肉，噪音和现象学的摩托车维修术也是烤肉，但性是革命的，1967年，肉体从街上起飞，噼哩啪啦，中了资产阶级的奸计，生命短促啊，谢菲尔和斯托克豪森欠人民的钱什么时候还？别看猪在圈里闹得欢，一不小心，革命从16楼掉下来，世界摔成了碎片。
在伏尔泰餐饮娱乐中心我见到纸片砌成的查拉，他指责了电子乐，苏黎世不跳舞，苏黎世朗诵、斗殴，1913年,鲁索洛被噪音打了脸，裸女从楼梯上下来，****暗黑，像破坏神，像一座兵械库，预订了蛇社的马黛茶：“给我钢铁的速度！给我未来的衣服！给我精美的死人啜饮的新酒——斯大林同志，这是您的肖像……”“达米特，别拿脑袋跟魔鬼打赌，114年以后，这一代中最优秀的大脑会被战斗之火烧毁在卧室、汽车后座、草地或布鲁克林大桥。”这不是查拉的声音，它被移调、被同性恋拿丝网给印了，贴在墙上，“用我的生命，以头撞墙，不停地，”另一个声音在中央音乐学院宿舍楼里旺盛地响起：“——勋伯格！”世界应声起舞，没有向两边看，也没有回头，在蓝天白云被裤子收编到委员会之前，它以碎拍下降，沿途与洗衣妇和船夫拥抱，及时地摔成了碎片。
万物之以息相吹也，大道无边，可以采样，无边落木萧萧下。高处不胜寒，威廉·巴勒斯不弹吉他，大珠小珠落玉盘，世界是你们的，建筑设计研究院是我们的，暮霭沉沉楚天阔，它从16楼落向潋滟波光，摔成了野马、尘埃和碎片。
是什么牵引着我的耳朵，从鲜花盛开的电视，到尘土飞扬的郊区公路，从乏味的童年，到泪水横流的17岁，我相信过你的声音，绕着弯子，你把自己卖了，3拍，4拍，5拍，7拍，1/128，迅板，微分，长音，噪，我们要数清无限的钱，水星近日点的距离有误，牛顿的神学输了，我们要无限的自由，总有一天，大海把沙漠染蓝，相信你，没错的，请将燃烧瓶、情书、牙签以及美德一并牵引，青蛙的一生，混响太大，延时太少，适于合唱，十里之外，星光照着溪流，是无限的，我爱过的第一个人是当官的，我的小说集叫做《完全泡妞手册》，我不相信天是蓝的，那里飘满了在变老前死去的音乐家弯曲的倒影他们被基金会追悼他们排队上天堂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帮帮我，将个人记忆和性冲动装起来，压缩成通向天国的，无限多的，1立方米的墙上的另一块砖，我相信你，原音，根音，八度音，热恋，畸恋，黄昏恋，你看我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啊，那一年，我投靠海子未遂，把一盒磁带夹在中学历史词典里寄给晓涛，邮递员同志，请牵引我的自由，我这就跟你走，摇滚的阴谋驶过枫杨树故乡，上升，当我从杨生的梦中醒来，呵，它被两百个政府买断，我的世界，从16楼掉下去，摔成了碎片。
我们都是梦想中的酒吧老板，流着鼻血，在摩洛哥拍电影，像成千上万串臭贝壳一样，在成千上万个高原上散步，年华似水，不可追忆，我们用窃听来反窃听，顺便卖一点版税，不好意思，无辜的路人会因此从不朽中脱离，我们都是被梦做出来的，相互混淆，增删无度，同一块电路板被分子生物学和大气功师拿去模仿，我们反模仿，我们自我模仿，阿琵和罗宾转告了兰波：“总是要消逝的……”多年以后，火星鼠回忆起它的另一个自我，正如我们从未集合过一样，它在成千上万个自我中迷失，喃喃自语，说：“色即是空”，我们就这样，饿了，生锈了，向螺丝帽说过再见之后我们摇身一变成了他们，一道几千里长的彩云被晨风展开，他们消逝了，世界失去了对称，恼羞成怒，剃了光头，从16楼掉下来给摔成碎片了。
世界从16楼掉下来，摔成了碎片。
世界从16楼掉了下来，摔成碎片。
世界掉下来了，从16楼，摔成碎片。
世界摔成碎片，从16楼掉了下来。
世界，碎片，从16楼摔成，掉下来了。
16楼了，碎片从世界摔成掉下来。
来，从世界成片，掉下，16楼，摔碎了。
(注：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篇乐评，也并不认为有10个以上的读者能完全明白里面的几百个典故、暗号和习语。这仅仅是一个游戏，仅仅是对《杂音》的一次拼贴式再混音。我写它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几个人的高兴，我把它收到集子里仅仅是为了记起自己还有如此不负责任、如此奔放和卖弄，如此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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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碰见了他。
上一次，就是这厮收购了我500张收藏，拍出钱来，把剩下的替我拎到门口说了声再见，就让我苦恼了整晚。就是他。我知道不是对手，干脆埋头挑货，连价钱都不问。但还是可
恨，将一张又一张挑好的CD又挑回去，还告诉我“死亡金属你就别听了吧”，或者“这套Miles Davis是给朋友留的”。好吧，认了。
我是塑料****的受害者。这一次买了大约50张，尽管锯子太老，锯口处尽是裂痕，但天地良心，货还是不错的。E.N.的精选都有，夫复何求？
首先是Tom Waits的Beautiful Maladies (The Island Years)，是1998年老汤姆日益火爆且很久没有新作的情况下出的。23首歌，还剩大半。虽没有任何一张专辑的完整性，也有一些是随便玩玩的东西。但好歹是老汤姆，黑色但不阴暗，美丽而且像病，像我这样连他的电影配乐(《地球上的夜晚》，吉姆·詹姆舒导演)都买的家伙，很快就沉醉了。
Wu-Tang Clan的Wu-Tang Forever是1997年的双唱片。为了重新认识Rap和Hip-hop，我会建议人们听这支乐队。从音乐的完美和丰富性上，他们已经超越了说唱的概念，这张专辑则以概念专辑形式出现，一本正经，自吹自擂，在充满律动和身体暗示的前提下，悠然自得。
当然电子是少不了的。波形文件躲不开物质的束缚，Plug震撼英国舞曲界的双唱片Drum 'n' Bass For Papa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它几乎残了。已经没什么可以听的了，我只是想知道1997年英国地下舞曲的大概，看这孤独的Drum 'n' Bass到底有多孤独……真的，音色一点也不时髦，只是节奏惊人而已。
Roni Size同年的双唱片Reprazent一样惨，只有不到一半的曲目幸存。作为Drum 'n' Bass的重要发展者，他们在这一半的表现非常可疑——并不猛烈，并不激进，倒是变得折衷、充满低速太空之声和Breakbeat式的趣味。
一批爵士老将令我很有面子——对了，不才是听爵士乐的，非常有品位，要谈谈Miles Davis的墨镜和红色小号吗？——我在新街口买了此人晚期的限量版现场专辑，基本上可以认定没有更实验的爵士乐和更疯狂的偶像，而这次打口的货里，还有1961年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现场和King Of Blue的再版，这是大师的中等水平作品，但是拜托，没有人在乎这个。
另外的爵士乐有Thelonious Monk1964年在It Club的现场，和Keith Jarrett1969年的货色。大家都是弹钢琴的，成熟的天才和初出茅庐的新星，高下立见。后者后来为小资产阶级热爱，前者成为主流中的另类怪杰，不是平白无故的。至于John Coltrane的精选和1964年献给上帝的A Love Supreme，却没有显示出一位神人应有的探索精神——尽管后者是他生前最后和最流行的歌曲。
我以为最狠的，倒是最远不如Thelonious Monk那样让人激动。臭名昭著的“耳痛”公司果然是堕落了，在Scorn勉强支撑之后，江河日下，现在连Godflesh都面了。我的至爱，最冰冷的工业之声在1997年的Love And Hate (In Dub)中变得时髦和孱弱，还不如解散掉算了呢。
那么，还有什么是革命的、左派的、无所顾忌的？我留下Pussy Galore的Right Now，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年轻，而不是伪装成过来人的新朋克爱好者。听了这么些年，摇滚精神竟然要到反摇滚的No Wave吉他噪音中去找，真是讽刺。人们听说了Jon Spenser的布鲁斯大爆炸，并争相购买；但他的来路，以及所有低保真和朋克的来路，可以到Pussy Galore这里寻找，像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金属敲击和吉他即兴，就是这么回事，它是一个测验——如果你为了表示敬意而购买，那么你就是真的老了。
最后，我发现连Devo都出了精选。对于他们的名字(“退化”)和70年代反朋克形象，这真是有点意思。当年他们也曾大红大紫，后来却令人无法忍受，这全是因为冷漠和疯狂，而冷漠和疯狂就是对我们的不敬，对啊，他们不思考，他们讽刺。这种业余水平的音乐和超级恶毒的精神也被推出精选？世道是在进步还是退化呢？
还有40多张呢，亲爱的编辑，难道你要我全部说完？
一个不听音乐的民族是不是就会完蛋？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好象是唱片工业派来的思想工作者所问。如果换个说法，比如“一个只看文字、只接受和总结的民族是了无生趣的”，可能就有点说头了。
有一天大伙就这么说起来，抱怨同胞们读了太多的乐评和资讯文章，却懒得自己动用耳朵和心智去判别、品味；据说这样的根源是中国的文字太发达(崔健如是说)，也有人断定是中国人习惯于从命(“体制渗入了每一个细节”——李皖)，还有归罪于全球商业文化侵蚀的(举例如下：美国流行大腕乔·邦·乔维就说“我从来都相信电视和报纸上说的。”)这件事对我们写乐评的，多少是一个讽刺。所谓乐评，一已之见，分析和评论，要么夹枪带棒说毛宁在铁达尼号上气不接下气，要么笑里藏刀夸王菲学苏格兰人学得真像——也有在红包上写乐评的，也有写听后感的，骗人骗己，不说也罢——只有把一己之见发展成一种感受和思维方式、若干倾听和分析的可能，继而启发读者自己去听的才是好乐评。乐评的存在，是为了鼓舞开启心智的听众和独立思考的人，倘若让乐评代替自己感觉、让乐评代替自己喜恶、让乐评代替自己思考，那还不如直接来扇我等的耳光。
没有直觉的人就是文字的囚徒，有个老头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是病句，大概是判了无期，要放他出来，自己都不肯。没有理性的人爱说“好听就是好音乐”，他禁止别人用自己的标准去品尝，谁说他不好听，他就说你的耳朵是左撇子，得改过来。时间一长，消费者都不相信自己了，本能被电台主持人、企宣稿和大街上的喇叭给偷走了，再好的乐评不也就变成了“相信我，没错的”？这就象崔健在台上说摇滚乐是自信、自由、自然，摇滚迷们在街上大唱卡拉OK：“我说我要你做主。”
乐评人中，郝舫、李皖和章雷都介绍过大量外国音乐，有时也兼及社会、文化，兼及思想、美学。三人的命运有所不同。郝舫的读者是打口青年，放下报纸就直奔打口CD的深渊而去，一路上说着天才诗人和反体制斗争的故事；李皖运气差一点，他的读者有太多作家、文人和小知，这些人看看《读书》、《作家》和《芙蓉》就够了，因为脑力发达，所以能凭空想象德国六、七十年代的恢宏电声或别的；章雷则最惨，凡是他评过的，唱片店就会加价……天哪，这就是乐评的下场。
要停止总结和开始感受，就要电台主持人停止说“非常非常好听”，就要报纸上停止出现“真心奉献、倾情出演”，就要中小学音乐老师停止旷工，就要《爱乐》杂志停止做“惟一没有罪恶感的”权威。可是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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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地的打口货中，到了一批英国音乐杂志Volume(《音量》)，基本上都是1994年到1995年间的。翻着彩页猜测被打了口的文字，同时查着词典听没被打口的歌，是最近神州大地各个角落台灯下的统一风景。听着Fun-Da-Mental(“原教旨”)、Tricky(吹奇，或译“滑头”)和Sonic Youth(“音速青年”)轮番出场时，不知有没有哪位打口青年狂呼着赞美
货色正点，连CD-ROM都没有伤到？
而我的小小的意外则出现在第9期第109页上。这一页介绍了一位不太一样的英国愤青，这个叼着烟的Keith Bollocks(凯斯·波洛克斯)不是音乐家也不是精通和弦理论的摇滚名记，他是个诗人。“诗歌是大街上发生的事儿！记住，我们不是在谈论拜伦和雪莱和所有那些家伙一类的闷货。我们是指那些穿着皮夹克的，市井的，即兴表演的现代诗人。愤怒诗人的写作不需要韵脚！不需要标点！不需要拼写规范！也不需要创造任何意义。”哈，我怎么觉得这应该是北京“嚎叫”酒吧里的朋克宣言呢？
Keith Bollocks的愤怒诗歌很短，这跟他读过的拉丁文著作没什么关系，他是街上来的，Tom Waits(汤姆·维兹)跟他比起来就像是来自另一条街的：“每个逼/都/讨厌/我们/可/我们/却/***/不在乎”(Millwall)，如果这是诗的话，那么雪莱是真的要和肖邦一起气死了。我想，大城市的小朋克倒是会喜欢他，不管他写的是诗，还是Valume杂志说的“诗歌是新的摇滚乐。”有一首叫《劣质啤酒》的，颇具街头不良少年的风格：“你/刚才/给我/上的/这/是/什么/猫尿/你这个逼/舔我的屁股”。其粗鲁、其简洁、其即兴、其无意义，都达到了焚琴煮鹤的极致，一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可恨啊。
据我所知，正直的中国青年大都对朋克摇滚怀着有条件的爱好——爱它的社会意义，爱书上说的“反建制斗争精神”；讨厌它的粗野、下贱，“难道能在吉他上找到两个音的都是朋克？”至于诗歌，倒是有一帮不穿皮夹克的，躲在家里模仿下一代的口气写些脏话，喜欢他们的全是些汉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于Keith Bollocks，可以肯定的是，会有许多义正辞严的砖头从“雷蒙斯”和金斯堡的追星族那儿掷来。
3月13日，我倒是在广州的Unplugged(不插电)酒吧参加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兼摇滚音乐会。精力旺盛的少年们听着诗人们喃喃朗诵，一个个讲起了“丢！”和“老母”，在我登台之前，诗人们都去了“水边吧”谈文化，而少年们已经拥到台边叫喊了起来……那天，我倒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波兰壮汉Oles，他用母语朗诵，铿锵动人，掌声大作；我说他长得像吉姆·莫里森，他乐得大笑，他说他讨厌米沃什和申博尔斯卡，我们干杯。诗人写作大都是躲在家里的，我们看不见，不过那天Oles倒是唱了一首波兰朋克歌曲，讲一个大学生死于警棍，既有社会责任感又富于感情，但是难听，我不知道坐在家里的正直的中国青年会怎么看。
祸——我必须停止对三里屯的向往，停止对私人生活的奢望，也停止减肥，像每一个记忆力超人而且宽容得可怕的铁杆摇滚听众一样，给21世纪的读者一个交代。亲爱的人，你该知道我耗费了多少日夜，用去多少青春的美，甚至健康和眼泪，为的是现在说一声不错然后倒头睡去，而不是痛心疾首地计算有几张专辑、几个精英，并忙着在Underworld和木马之间选择更适于工作时聆听的一个……中国摇滚不是我的亲戚，我也不是它的律师，它的荣辱，为什么竟然成了我不能按时睡觉的理由？
按照普遍的说法，崔健出现之前的中国摇滚还是漫漫黑夜。
既然是黑夜，那就应该赞美，因为黑夜里埋藏了无限的生机。在70年代末The Beatles被少数几个中国人听到的时候，摇滚乐还连噪音都不是，但到了1984年的“七合板”，刘元就已经写出了《Go Away》这样冲动朴素的作品；1986年马克西姆餐厅为崔健提供了演唱《一无所有》的机会，到了1989年，北京的Party主办者付给乐手的酬劳就已经超过了今天的水平——平均每人一两百元，这是不是证明了中国摇滚10年的徒劳啊——但黑夜的美好之处在于纯洁，那些今天被无情挖苦、耻笑的名字，那些因为缺少才华又无法超越名利而堕落的名字，在当年都是理想主义的最完美化身。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摇滚梦寻——中国摇滚乐实录》一书，就记录了一代人悲壮的身影，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今天不是销声匿迹，就是僵死于名誉的颠峰，但如果没有80年代的理想主义，没有第一代摇滚人的饥饿、啜泣、辞职、昏迷、流浪、奔波、死磕和继续死磕，就没有中国摇滚作为精神解放力量的高大形象。亲爱的人，这是中国摇滚的第一个动力；就像90年代初的动力是颓废、现在的动力是个人创造、将来的动力是娱乐一样，典型的中国特色，带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伴随启蒙主义思潮，跃上了一个精神的高峰。
在80年代，摇滚乐还没有基本的商业土壤，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正派、崇高的精神背景，摇滚乐根本就没有力量在封闭落后的环境中成长。那时候，“唐朝”老五背床板的故事、王迪和丁武画风筝的故事，和更多故事一样，不仅传奇得可歌可泣，更深刻地影响了90年代全国摇滚乐手的志向。
1985年，崔健写出了《不是我不明白》(它后来作为电影《顽主》的插曲出现，成了第一首触电的摇滚乐作品)，有趣的是，这首歌并没有使用传统的节奏布鲁斯形式，倒是以Rap的面目出现，像是预示着崔健那一代音乐家后来对黑人音乐和技术的着迷。随之而来的，当然是1986年的《一无所有》，第二届百名歌星大合唱活动让崔健登上主流舞台，当然，这首歌的最直接结果是引发了流行歌坛的“西北风”潮流，王迪、孙国庆、井冈山、田震等缺乏创作能力的阳刚形歌手是最大的受益者。《一无所有》当然也证明了中国摇滚乐的中国特色——精神的尊严，而不是生理的愉悦或艺术的先锋开创了中国摇滚。
接下来，崔健两进北大，1988年在中山音乐堂与“五月天”一起演出，被看作他的，也是中国摇滚乐的第一个正规演出。1989年，崔健在北展举办了真正意义上的首次个演，因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已经在前一年发行，这次演出也成了轰动首都的一件大事。敏感的外国记者注意到，这个时候，摇滚乐在中国不是被当作摇滚乐——娱乐、渲泄、身体的需要、生活方式，或6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产物——来膜拜的，它完全是中国青年在文化层面上的神话，它的背后，理所当然地，是渴望恢复人的价值的社会性需要。这有点像法国启蒙运动，而不是音乐的本职工作。用美学家高尔泰的话说，中国需要摇滚的原因既不是丰富艺术、解放思维，也不是促进商业，而是——启蒙。
早在摇滚被公开之前，1979年成立的“万里马王”(老哥就是其中一员)、1983年成立的“大陆”(第一支老外乐队，著名的吉他手艾迪就在其中)、1984年的“不倒翁”和“七合板”、1987年成立的“ADO”已经用翻唱流行、民谣、乡村、软摇滚和老摇滚作品来让北京的耳朵变得西化了。臧天朔、王迪、孙国庆、秦琦、丁武、张永光等人就是那时侯踏入音乐不归路的。一直到1988年“萤火虫”(“零点”的前辈、广州“新空气”的同事，伴奏界的名人)的组建，期间“白天使”、“五月天”、“DA DA DA”等乐队也擦上了摇滚的边，而1987年组建的“黑豹”和“宝贝兄弟”(常宽、陈劲、张卫宁、赵牧羊)则可以认为是最早的摇滚乐队。那些最早参与乐队活动的青年，现在统统被当作摇滚前辈，而不只是音乐前辈，这是因为，相对于历史，他们做了叛逆的事，相对于音乐，他们担当了英雄的角色。
当然，在电声的背后，木吉他对这个社会的解放要广泛得多。1972年开始学习吉他的曹平有资格说明这一点。他从广州的业余吉他演奏者，到北京的摇滚战士和后来的传播者，见证了吉他文化为摇滚乐铺开的路基。80年代中期风靡全国的吉他热，和大学里的读书热、参政热一起，真正让青年成为青年，他们第一次成为拥有自己的特征的群体，并且开始要求社会承认他们的价值。民间、青年、群众——中国摇滚只有在这一点上是和欧美国家相似的。如今超载又卸载的高旗，就是在1985年参加吉他比赛时认识曹平、曹均兄弟的；不过，几个乐手的成果，远远比不上吉他对青年——摇滚乐基本受众——的培养更伟大啊。
受众眼里的早期摇滚，是战士和天使，是殉难记和侠客行，这也是第二代摇滚人喜欢打扮成美国硬摇滚商业明星模样的原因。一开始，大家都比较幼稚，这没什么。不过，这种神话倾向的另一面却是，摇滚生活的中国特色。广州的摇滚翻唱者们还在歌厅里跑场子的时候，北京的战士们创造了一种绝对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自从1984年国际俱乐部开始为“大陆”乐队举办Party以来，各大宾馆的Party成为了中国摇滚最早的温床，其中尤以马克西姆、外交人员大酒店、国际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地为知名。到80年代末期，观众和主办人渐渐以中国人为主时，却又变成了艺术、文化圈里一种最新的时尚，对有的人来说，去看摇滚乐Party，和参加贴面舞会是同样刺激的圈中乐事。这种边缘化是非常奇怪的，它没有让摇滚乐真正从社会低层产生对抗，反而在社会的高处建立了贵族化的风景。在大众那里，摇滚乐是没有身体的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社会应有的基础；在圈子里，摇滚乐是远离主流的另一个中心、边缘的中心，几乎没有任何群众娱乐、群众文化的迹象。后来，“呼吸”、“眼镜蛇”这些毫无音乐价值的乐队奇迹般地出现，和他们所依赖的传媒优势、话语强势是分不开的。
中国摇滚的神话效益让它在石头上生长到了90年代，其负面效益就是，时至今日，神话、仪式化、文学化、浪漫主义的目光仍然笼罩着它，盲目的热爱让新的孩子失去着独立的思维和感觉。当年的启蒙和解放，今天已经变成了新的枷锁。
作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个转折点，1989年无疑是值得一再研究的。摇滚乐从这里进入了一个10年，并且艰难地摆脱了80年代的贫瘠、理想和幼稚。而青年的性格也好象突然成熟，从单纯的浪漫，进入务实，甚至实用主义的理智之年。
在美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下，我们进入了1989年。这一年是北京摇滚Party最热闹的阶段，李季在这一年由摇滚实践者变成了忙碌的Party主办人，“星光”的Party尤其令人怀念。“面孔”、“TOTO”、“唐朝”、“眼镜蛇”、“呼吸”、与侯牧人合作的“现代人”、“青铜器”、“1989”也都是这一年组建的。西三旗宾馆最初的摇滚群落(一个短暂的乌托邦社群，反映出摇滚的理想本质)、资讯的膨胀、收入的增加、老外的热情，使得摇滚风景成型；借助1988年以来全社会的热情、激进、开放和严肃的面貌，摇滚乐当然也有了蒸蒸日上的样子。除了1988年组建的“清醒”似乎在追求空灵，其他的乐队几乎都走上了高大、膨胀的路线；成功者如“唐朝”，在1992年12月发行的专辑《梦回唐朝》中一次性用完了中国摇滚所有的大气和豪情，失败者如“呼吸”，1989年录制、1992年发行的专辑《太阳升》已经成为晚会式假大空音乐的代名词。
在社会动荡之际，音乐家们灵魂深处当然也颇有得失，个人生活的变动、演出环境的变动，也多多少少影响到了他们。众所周知，“唐朝”的《太阳》的创作就和丁武的新疆之行有关。有的乐队解散了，有的人却因为对现实失去兴趣而投身于此。集体理想的迅速流失、对社会的热情关注向自我的迅速撤退，大家都是如此，摇滚乐的位置也就变成了一种逃避之门。当然，首先，它的前景也和其它青年文化在1983、1987年的遭遇一样，变得委屈和黯淡。大家都开始灰头土脸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摇滚乐的众多误会之一：它在中国竟然被看作先锋艺术并冠以前卫、实验的名字，是因为过去的中国没有青年的概念和实体，作为非阶层化的青年的产生、成长必然要遭受社会的考验；在考验中，青年文化的确有广义的“前卫”涵义，但迟早会在商业社会中恢复到原来的位置——要不要改变、做什么、为什么做，是这些没有单位也没有前例可循的浪子要思考的……至于更多，不说也罢。
青年的变化有如电光石火，所有的虚妄在短时间内暴露无遗——大学生和摇滚乐的感情，也是在这一年达到了高潮。3月的“现代艺术大展”把前卫艺术的炸弹掷向了公众，摇滚乐的前卫已经算不上可怕，一种年轻的气质鼓励了摇滚乐和自由主义的联合，“北京大学崔健后援会”甚至发展成了一个不小的组织。在没有基础的浪漫里，人们对摇滚乐的信任盲目增长，这种信任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青春岁月。在全国各地，任何人只要使用电声乐器和架子鼓，就会引来不多但绝对热烈的支持，那些在舞厅里伴奏的乐手，很快有了类似地下音乐家的身份。后来，在狂欢的气氛中，大家发现了不插电的、类似集会上的Bob Dylan的情形，青年和摇滚乐一起体验着集体浪漫的颠峰，大家一样不现实，一样有责任感，一样热情。然后，青年回到现实中去，埋头苦干，抛弃了好奇心、热情和别的；摇滚乐则没有什么务实的去处，孤独地飞了，只好加倍地陷入空虚，要么向后来的颓废滑动，要么向美好的幻境狂奔——众所周知，摇滚乐务实，只能意味着批判或娱乐，这在当时都是不可能的。
这个高潮像回光返照一样，用完了大学生，也是青年对摇滚乐最后的狂热。大起大落的变迁，印证着社会运动——而不是艺术——的规律，迟早要让摇滚乐从精英手中移交到大众怀里。
现在要说到电影——被删改8次并更名为《长大成人》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它是中国唯一可以看下去的摇滚电影。相比《北京杂种》的含糊和《头发乱了》的庸俗，《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是一部真正的电影；但对摇滚人士来说，它最大的贡献则是真实地记录了一段历史，其真实程度达到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板儿砖。
电影是从70年代开始的，然后可以窥斑见豹，看到80年代多数乐队的诞生，甚至经纪人在初级阶段的必要性和龌龊嘴脸。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摇滚乐的精神价值成反比，但和机会、数量、水平成正比，后人可以了解到改革开放对摇滚乐意味着什么。但最厉害的，是1989年——一个被忽略的记忆——后，主人公回到90年代初的北京，经历了繁荣的Party岁月，见到了吸食****的忧伤同行，见到了躲在小屋里的苦孩子兼混混，见证了中国摇滚一个重要的、没有人喜欢提起的阶段。在一种真实的颓废气氛中，《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太多令人感动的镜头之一，是“兰州女孩”在迪厅喊“流氓”时，所有人都开始齐呼“流氓”，这个称呼，是如此贴切、恶毒和亲切地形容了复杂的摇滚人。
——这个跨度，从1990年开始，大约到1995年结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人和事，只有模糊的时间概念。它的表面现象就是被很多人攻击的重金属热和颓废风气，这攻击的前者来自今天的新生代，后者是当时装神弄鬼的主流媒体。它的背景，是从1989年延续下来的心理、社会、经济，摇滚乐在这段日子里简直太过艰难，而且几乎一无是处。它的内部，是一直到《红星一号》才暴露出来的虚假繁荣，是铺路石、牺牲品、老战士苦斗而庸才、衙内和傻逼被尊重的时代，是第二代摇滚人误入歧途的病态挣扎，是“圈子”这个专有名词最终的形成。这个时代，为我们留下了“戏果”、“飞”、“黑馒头”、“死磕”、“扒带”这样的词汇，后来的“胡同摇滚”、“痞子摇滚”、“摇滚圈(juan)”也主要指向这一批乐队。
在观看《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时，大家大笑着发现了里给人提琴的群众演员詹华，他是北京最好的企宣之一，现在早已经不留长发了，他留着时尚胡须。但那时人人都要留长发啊。做一个摇滚人，大夏天也得穿战靴，皮夹克来自南方手工作坊但骷髅项链是真的美国A牌，长发不是作为个性的标志出现的——这是又一个误会——个性意味着千奇百怪。长发是接头暗号，是当代烧炭党区别于群众并归属于圈子的标志。在那个没有个性也没有创造的年代，所有的衣饰，其实都是集体认同感的需要，摇滚的虚弱因此不言而喻。与此相配的是，他们行踪诡秘，生活不为人知，愤怒是一个显著的标志，但性生活的繁荣似乎又并不像过去那么严肃。在圈子的深处，吸毒，作为主流媒体最感兴趣的话题，和骂崔健一样流行。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对当时摇滚主流的描述。
我们还是先看看流氓岁月的来龙去脉吧。1990年，中国的气氛仍然是谨慎的，除了加倍地务实，人们难以判断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不是，摇滚乐是个例外。摇滚乐是务虚的，所以只有加倍务虚。渐渐恢复的Party、组建、排练、创作几乎是没有明确目的的，首体的“90现代音乐会”上，“唐朝”、“呼吸”、“1989”、“女子(眼镜蛇)”、“宝贝兄弟”、“ADO”6支乐队为中国摇滚指明了暂时的方向——解除广大被迫务实的青年的压抑。但事实上，因为只有在北京、深圳、武汉、沈阳这样的大城市可以见到不多的摇滚乐演出，广大青年会为任何摇滚乐而激动得晕倒，因此，第一代厌倦体制化生活方式的青年大多成为亲近摇滚、甚至实践摇滚的人，他们就是倒霉的第二代摇滚人。
“90现代音乐会”被看作中国摇滚的90年代的开始，它鼓舞了很多北京乐队，例如，“黑豹”在台下哭的故事就来源于此。但对北京之外的中国人来说，摇滚乐几乎是被传媒封锁的，1990年“滚石”的投资、1991年“黑豹”在香港的上榜(“龙虎榜”冠军——在香港是流行精品，在北京是摇滚战士，北京变得像香港的时候战士自然就是精品了)、越来越多的Party都被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传媒故意遗忘，以致于黄燎原依靠在《北京青年报》上介绍乐队就成了名人。玩乐队开始成为新的边缘化的潮流，“面孔”在《中国火·1》上就被介绍为前“霹雳舞少年”，可见摇滚乐的诱人。太多的乐队就是冲着生活方式才组建的，才华的冲动和创造的需要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但乐队少有出场费和版税，出名也难，理想或兴奋都需要有个去处，Party于是兴旺得不行。李季在1991年底开办了“钛金实况演奏室”，1992年底又转移到“幸福俱乐部”——鄙人有幸，最近在这圣地附近租住，并通过发现这一带底层市民之多，想见了当年摇滚战士的出没是多么扰民——Party成为摇滚人主要的生存、交流、安慰、娱乐场所。一个封闭的圈子出现了，社会上没有人知道。
大众对摇滚人的印象自然是怪而且危险，但当事人却越发封闭地遁入了安慰。他们被视为流氓，同时也开始有规模地在中国实践波西米亚生活、亨利·米勒式生活、从形式上反体制化的生活，直接地说，就是在作息时间、性、价值观、社交、思维方式、感情诸方面全面地倾向于流动的“氓”。反叛是假的，因为除了家长，没有什么是可以反对的，但愤怒是真的，因为他们至少对自己不满。在那个时候，重金属作为最适合炫耀技术和最刺激感官的音乐，被很多乐队选中，后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因此遭到了嘲笑。因为不满，因为封闭，因为滚石动作太慢，因为社会不理解，因为没有才华，因为相互传染的颓废，大家越发颓废。《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里的ET，就是这样说着“没劲”，得到了安慰、另类的自豪和沦丧的恐惧。
但是且慢，这里的夸张将会损害后来者的印象，任何被称之为主流的事物也并不是全部，1993年开始大量出现的新乐手、新乐队，是一个颓废的核心周围的暗影，人们无法统计他们迅速的组建和解散、改行和加盟，也同样无法调查他们的生活方式。至少，新人中的多样化是重金属和“没劲”的夹缝中的新鲜空气。但整体来说，在音乐方面，百多支(1993年有说法为400支)乐队中没有几支能算得上乐队。
唱片业的开始，是盗版商给滚石的一记耳光，在“黑豹”那里，大公司的官僚作风让他们损失了上百万的收益。从1992年底到1993年初，《梦回唐朝》、《黑豹·1》、《中国火·1》、《摇滚北京·1》相继问世，从台湾到大陆的资金投入，使得摇滚乐如此稀有、光荣、有品质保障并充满希望。摇滚热了起来，1993年初，《中国社会报》甚至万分搞笑地开始举办“十大摇滚乐队比赛”；但实际上，唱片公司和演出穴头的黑名单总是太短，他们可以在空白处爆发，却没有办法形成规模。不过，摇滚毕竟是务虚的事业，尽管这数量远不足使大家得到出头之日，但却可以给所有的圈里人分享荣耀，“搞摇滚的”在一部分年轻人眼里和恐龙一样陌生而又充满吸引力。那些急于进入公众的乐队——他们含辛茹苦的理想就是出版唱片——可以在一种新的速成班上如愿以偿。我是说，唱片业在1993年的萌芽是如此可爱，到处都有人打听开公司的方法，到了1995年，连开饭馆的也签歌手了；以一个叫青山的家伙为代表，掌握了录音棚和版号的奸商向乐队收取费用，为他们录制奇差无比的专辑或单曲，这种被称做“来料加工”的做法为饥渴的歌迷提供了无数垃圾，有的也反过来向乐队支付费用，但同样的业余、投机和破坏性开采只导致了一个结果——“垃圾拼盘”一词，在后来的1997年达到了高潮。
《摇滚94》作为一张值得纪念的合辑，收录了“佤族”、“石头”、“清醒”等乐队的作品，它是至今唯一非名牌、非名人、非大公司制作的好合辑。但它和《中国火·1》、《摇滚北京·1》一样，糟柑与精英并驾齐驱。从追忆的角度来看，出现在各合辑中的“红色部队”、“DD节奏”和“皇冠”可以作为代表，指证那个灰色的“93、94”。“红色部队”的赖皮劲儿颇受无聊人士欢迎，据称称是“痞子摇滚”的代表，那种毫无摇滚迹象的没劲，至少是一代人逃离体制的结果吧。“DD节奏”在1997到1998年做过崔健的Dancer，是以翻生《荷东》为乐的弱智MIDI编程者，在1994年，他们是百花齐放景象的可笑一隅——这便是虚假繁荣的明证。至于“皇冠”，和其它死亡金属乐队一样，技术和气质都面得可以，作为摇滚娱乐青少年的功劳，在当时做了一个先行者。如果说有什么时代精神的话，我知道只有他们可以代表。
异数不多，被称之为“魔岩三杰”。我还记得《北京青年报》上“三兄弟唱五月天”的报道，这是该报三次重要摇滚报道之一——另两次是Kurt Cobain之死和张炬之死——异常精致的制作，似乎是要赌气证明中国摇滚的水平，窦唯、何勇、张楚的问世让那些被警告不许使用“摇滚”一词的记者获得了“新音乐”的称呼，这个词一直用到了今天，正在被“地下”和具体的归类取代。
李皖在总结1995年的时候，曾经用“失语症”来形容。他说到了“大地”公司的三张唱片。从1990年到1995年，中国摇滚像是从无到有(技术)，又像是从有到无(精神)，这三张专辑的共同特点是技术的进步和意义的含混，其中陈劲达到了梦话的地步，而金武林则成为崔健之后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一年，中国摇滚果然已经在圈子方面形成气候，死磕的庸才也都找到了活路，人们凑和着各自找到了位置。5月，张炬之死引起了广大青少年对摇滚乐的关注，但最值得关注的是，葬礼看起来像是香港江湖片的镜头，长发、墨镜、西装的壮观场面似乎证明了这个行业的形成——在音乐风景形成之前。无话可说是颓废的延续，在用错别字和无聊动机创作出一大堆“我想飞”、“天堂在哪里”、“Baby别离开我”、“大肠勒死了僵尸”、“这城市已绝望”之后，Party终于没落了，乐队也累了，灰色从地下——又一个误会，“地下”在“苍蝇”、“NO”、“子曰”之前，只是生存状态而已，“零点”也地下过嘛——的苦闷演变成自娱自乐的迷惘，总算是安稳了。
流氓的时代，也是打口磁带和打口CD产业最初发展的时代。打口作为绝妙的隐喻，包含了无数中国青少年残缺的成长、挣扎的欢乐和神奇的创造。
1992年到1993年，打口商以工业废品的名义，将美国和加拿大的唱片店清仓报废的唱片运到了中国，然后通过第一批勇敢的商贩将它们销售到大城市。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以为这是“海关查没销毁的走私品”。从1994年开始，这个生意渐渐形成规模，广东朝阳演变成了中国摇滚乐最伟大的函授学校，无数专业和业余、为了钱和为了爱好的人带着成吨的打口磁带和CD，把资讯传遍了全国。1998年开始衰落的这个行业，在短短的几年里，向文化禁地运送了近两百万张(这个数字是我的估计，欢迎专业人士指正)打口唱片。没有人能够想象，假如没有乌托邦使者式的打口商贩，中国摇滚，中国流行文化，会是怎样的悲惨景象。
打口的不仅仅是唱片，中国摇滚乐的研究者应该注意到其它的中国特色。无政府状态的“走穴”和后来苛如牢笼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争取演出机会而异常繁荣的“义演”，自制的调音台和效果器、串联的联接方式……小米加步枪，在一个容易腐败的摇滚场景中艰难地进步着。通过这些努力，中国摇滚开始和国际接轨，周韧对Pearl Jam主唱Eddie Veader的模仿惟妙惟肖，他的专辑《榨取》是资讯的结果，而大家对他、马格、面孔抄袭或模仿的揭发更是资讯的胜利。打口的经纪人、打口的合同、打口的制作、打口的创新，打口的我们营养不良，但依然茁壮成长。
大规模的外地乐手进京运动，是随1993年迷笛音乐学校的成立开始的。
这时候曹平已经是这个学校的主讲，被称做“摇滚传教士”。他的同代人也大多如此，从事制作、传播、经纪一类与经济有关的工作。从学术角度看，第一代乐队建立起了一个简单的权力体系，它拥有自己的中心、等级、理论、亲缘、规则和利益关系。它有利于一个弱势话语的成长，但却迟早会形成封闭的体制化结构——从地理上看，这个体系的中心正好就是北京。远离体系的外地乐手需要分享资讯、交流机会、利益、自由和更大的归属感，就必须加入这个唯一的体系，但事实上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成功地靠近中心，也没能在当地建立自己的体系，更没有用全面的独立性来否定体系。
外地的摇滚乐史，是更明确的当代社会史。无论从公共政治、经济学、当代文化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都胜过直接分析音乐的发生与流变。简而言之，80年代末，继广东之后，全国普遍出现了第一代电声乐队，但他们的主要活动还只是在舞厅伴奏，同时创作自己的流行歌曲。随着“走穴”和南下“办舞会”的盛行，越来越多的乐手走遍了包括拉萨在内的祖国大地，并为1992、1993年达到顶峰的歌舞厅热奉献了青春。他们影响到了第二代舞厅乐手，后者同时也是崔健和“黑豹”的喜爱者。更为重要的是，90年代初开始，社会边缘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消极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迷茫作为青年集体无意识中的反抗方式，简直蔚然成风。摇滚乐为许多人提供了生活方式。
外地乐手开始进京学艺，或者，运气更好的通过朋友找到活路——“零点”和成都的“21”就是在北京的歌厅里锻炼了技艺——但没有多少人能成功地进入中心，“指南针”的成功是个例外。迷笛学校的名字，听起来像摇滚英雄加工厂，不知有多少苦孩子只身来到首都，就是为了在那里寻找通往梦想的捷径。但事实上有一些学员——这些没心没肺的——认为这个学校无益于成材。迷笛的最大贡献，是在普遍提高了一代乐手素质的基础上，帮助各地学员相互结识，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被中心拒绝的关系网，如果它改名为迷笛音乐联谊会，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后来，这个关系网起到了实际的作用，在更新的外地乐手进出北京、回家组建乐队并最终解散、流浪于福建广东等地之际，迷笛学员渐渐发展出了一批又一批新乐队，他们，像“秋天的虫子”、“木马”这些今天的新秀，都是当年在迷笛结识后组建的。因为迷笛的缘故，今天东北旺、树村、西三旗、上地一带的摇滚群落，已经形成了较为独立的半乌托邦文化区域。
随着外地乐手自己的、寄生于北京的体系——一个没有中心、没有等级、没有经济能力的体系——建立，一部分外地乐手也终于进入了中心。从院校毕业是一个主要的来源，丰江舟、陈底里等人既是如此，但像祖咒这样死硬的天才，也同样熬到了温饱之日。当然，交流的增加和市场的扩大也让中心变得活跃，这是不用说的。
今天看来，国内最好的摇滚乐队——例如“舌头”——几乎都是由在北京的外地人组成的。他们似乎统一了首都的开阔胸襟、正规化和外地的纯洁性、死硬态度，并躲过了北京的浮躁和外地的狭隘，用北京的技术和外地的精神，加上异乡的生存压力，为中国摇滚乐贡献了实绩。当然，这要依赖某种标准，如果仅以技术和娱乐性、偶像化程度而言，这个论断自然是错误的。而外地乐队普遍的低品质、封闭、技术水平低下，甚至狭隘和过度英雄主义，是在这几年才开始根本好转的。这个发展的背景，可以参考北京的情况。
而这中间的特立独行者，竟只有客居广州的王磊一人。虽然合辑《南方大摇滚》曾经短暂地刺激过沿海乐队，但广州、深圳的商业积累步伐实在容不得摇滚乐的不切实际，人们也没有什么压抑、愤怒和想法。王磊几乎是独自一人扛起了南方摇滚乐的旗帜，并且以5张专辑的实绩为它奠定了诡异、赤诚的基调，他本人对后来“盘古”、武汉朋克和当地新乐队的帮助也超出常人所能作为。
在1998年，我试图在兰州做一场“98新音乐之春”，计划出场乐队是4支兰州的乐队和11支我所能找到的外地乐队，这件事流产了，只留下一本名为《SUB JAM》的小册子。这件事的背景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各地乐队渐渐有了成批的作品和操持演出的热心人，在Party上翻唱“黑豹”的行为被视为可耻，几乎每一个省会城市都有了自己的原创乐队、演出、媒体报道、观众群，其中南京、沈阳、兰州、济南、西安等地目前都有了较为全面的回顾文章。这件事的另一个背景是，外地乐队对北京中心地位的不满、对摇滚建制的仇恨、对往日英雄的堕落的失望，终于酝酿成滚雷，甚至，我后来失望地发现有的外地乐队因此陷入了盲目敌视北京的狭隘中……这件事的后话是，一切水到渠成，从广州的“98音乐新势力”开始，各地陆续举办了越来越多类似的音乐聚会，新乡(我说的不是那两届大牌云集的露天音乐会)、唐山、青岛……商业和非商业的演出为北京以外的城市带来了摇滚乐，本土乐队也获得了极大的鼓舞，“D.I.Y.”的口号催着他们加速行动起来。现在，《摩登天空》有声杂志上介绍的各地音乐胜景，是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无数人踩着前辈悲壮的青春，农民起义军一样搏斗，才终于换回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小标题下的4个名词，具有同样的进步意义，在艺术、社会、商业方面都是摇滚乐(广义的)革命性的根基。鉴于它们在中国的广为误解，我还是得先做一番解释。
所谓先锋，当然可以从历史或社会的角度指称摇滚乐，但这不是音乐上的先锋音乐。我们不可能把臧天朔或“天堂”制造的糟柑音乐看作先锋音乐，也不能把“舌头”、“诱导社”创作的优秀作品看作先锋音乐。先锋音乐不是摇滚乐，尽管它和摇滚乐之间有着深刻的影响与被影响关系。中国大陆的非学院派先锋音乐自王凡始，它的传播则全靠打口唱片和香港音乐家、出版商李劲松。前者从1992年到现在，经历了从流行、摇滚，到另类摇滚、电子、噪音等等领域的创作，在声响学实验方面的极端实验和利用原始设备发明Hi-Fi手段的能力尤其出色。其他有先锋音乐作品和先锋摇滚作品的，有王磊、祖咒、兰州的杨韬与刘剑等人。后者是大陆大部分冷门音乐唱片的来源，无论欧宁的“魔鬼之吻另类音乐专门店”、王磊的Unplugged酒吧、“杂音”、“有待唱片店”、付雄在新街口的宝地，都先后受惠于李劲松。他作为音乐家的名声(尽管在著名的Tzadik公司出过唱片)要小于作为策划人(他是John Zorn、山冢爱、大友良英来中国演出的促成者)的名声，但做演出又不如开唱片公司出名，他代理全球60个独立厂牌，为王磊、“NO”、陈底里出版过专辑。
朋克作为两年来最引人注目的音乐话题，已经形成了广泛的争论。北京以“嚎叫”酒吧为基地的“无聊军队”阵营、南方“盘古”及其支持者、武汉朋克和其他大城市朋克，是中国朋克风景的鼎立三足，他们之间的对立也相当尖锐有趣。从朋克的本意来看，北京朋克看起来是最正宗的，这些中产家庭子弟、外国记者的目标，无论在音乐、装扮、眼神、演出上，都非常正宗，更不要说他们咄咄逼人的腔调和掉转枪头攻击自身所处阶层的方式。北京朋克的出现，是“脑浊”这种有话可说的和“反光镜”这种没话找话的乐队对秩序的全面背叛，其基础就是摇滚乐的成熟和生活的相对自由。外地朋克一般都认为北京朋克过于做作、虚伪，并指责他们偶像化，但“盘古”也是依靠偶像化策略成名的。“盘古”的激进态度直接指向社会最敏感问题，所以没有机会公开，他们著名的《猪三部曲·圈》建立在对北京摇滚的彻底攻击上，甚至受到被攻击者如崔健的激赏。不过，拥有最大潜在市场的“盘古”的音乐却离朋克最远，称之为介于硬摇滚和实验吉他摇滚之间的噪音摇滚，可能比较合适。武汉朋克的出现，是D.I.Y.精神和反文化思想成熟的表现，也是外地大城市进入新时代的象征，他们的音乐类似于北京朋克，但态度显然更真实。至于朋克和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未来，是另一个应该单谈的话题。
自从1995年金武林发表《严肃音乐·1·失乐园》以来，新的风格随另类摇滚的旗帜悄然前进着，直到摩登天空公司设立BEDHEAD(据郝舫解释，这是“****不好”的意思)厂牌，总算发扬光大，其间有一度有打了折的“子曰”撑着门面。堕落之前的红星音乐生产社，以《红星一号》和许巍的忧伤开始了后半个90年代，名制作人张亚东对各种既商业又另类的音乐元素的模仿，也引入了新的风格。一向以标新立异和追赶潮流为荣的中国摇滚，对创新能力相当尊重，即使假装创新，所以，在少数知名乐队的背后，“地下”作为生存状态和音乐形式的双重概念，开始走红。“红桃五”、“神经”、“苍蝇”、“NO”、“子曰”和不少短命乐队都在探索和创新，那时侯，“NO”的噪音摇滚要比现在还暴躁百倍。1997年，郝舫的Kurt Cobain传记出版，Nirvana乐队所代表的一切地下精神都得到了夸张的实践。这时候，向别人解释“我们是一支地下乐队”已经显得很有尊严了。“地下音乐”在长期含含糊糊之后，在1999年，随着摩登天空BEDHEAD4张唱片(“苍蝇”、“NO”、胡吗个、陈底里)的问世，终于被确认为是一种对音乐形式的界定，而不只是不见天日的地下室乐队的作品。这时候，最早与众不同过的“穴位”已经烟消云散，而又一批自称地下的重金属乐队开始组建了……
时尚就是力量，这是在商业社会才可以使用的口号。如果不是音乐产业开始靠近商业循环，音乐就不会成为完全的商品，如果不成为商品，也就没有可能拥有时尚这颠覆性的力量。我所说的时尚，是流行的敌人，也是大众的亲人，丰江舟的电子乐是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时尚音乐，但广义来讲，“新裤子”、“花儿”这样的新朋克可能更接近潮流。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只有流行，没有时尚。当“麦田守望者”从高校坚持到1997年的签约，当重现江湖的“清醒”以Oasis形象出现，摇滚乐的娱乐功能很快达到高潮，音乐的形象终于进入社会主流的符号系统。当然，电子乐的时髦人所共知，“超级市场”、1993年就开始做电子乐的苏放和宝罗、张亚东、Flux等新的外地票友都在用机器和电脑工作，虽然深浅不一，但人们都是一样，没能及时跟上新锐的文化。这就像在中国做Rave Party一样，仅仅是刚刚兴起，北京200多DJ中的大多数还在找饭吃呢。
这是1999年底，地球还没有毁灭，和“超载”都说错了。而摇滚乐从无人理睬的绝境露出头来，携带北京新声和地下精英，装备了各种朋克和先锋实验，直奔新世纪而去，老炮忙着数钱或解散，新秀在跟公司谈判，群众派媒体来采访，一派热闹景象。摇滚乐似乎就这样发迹了。
从年初开始，“新裤子”、“花儿”、“地下婴儿”三队新朋克横空出世，和“唐朝”分享了今年最初的红利。接下来，摩登天空公司的新厂牌“Badhead”引起了听众的分化，他们看到了音乐的新生，或者扭头就走，说听不懂。“鲍家街43号”的理想主义退化为高尚的流行，郑钧则由悲观者变成既得利益者，唱着不疼不痒的塑料歌，而曾以复杂为荣的“超载”则弃疾速金属于不顾，真诚地加入二流情歌的行列，倒是蔚华继续了上一张专辑的根源融合，精致有趣。窦唯不声不响地出了《山河水》，欺骗着电子却拯救了内向的心灵。至于和“译”一起完成的《幻听》，则好听得可疑。王磊的第五张专辑《广州的春梦》也为摇滚披上电子，骨子里还是赤诚感情。新人里面，朴树承蒙张亚东的时髦制作，给了我们眼下最好的青春感怀，缺少宣传的杭天有一个好看的封面，他和同伴被捧做“中国第一支布鲁斯乐队”。上周，在编写“糟柑指南”时，一位青年翻译家差点把沉睡的摇滚史诗和“唐朝”、晨辉相提并论，而前天，有责任感的乐评人终于说起：“人家至少是在做音乐啊。”
以上这些用“新音乐”做旗帜的专辑，基本上构成了今年前7个月中国摇滚史的背景，不过其中相当一部分却并非摇滚，也未必新--摇滚乐的虚假繁荣，由此可见一斑——所以要想回顾，还得把拼盘也挨个儿数落一遍。摩登天空的第二和第三张合辑仍然保留着敏锐、新意和锋芒，成为惟一值得收藏的高水准合辑；陈哲为多年前在香港发行的《神州摇摆》更名为《成长状态》，算是给大家补了个交代；红星的又一笑柄《摇滚2000》让很多艺人对版权买断心生恐惧；至于那个以攒垃圾拼盘著称的青山，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关心他了；京文的回顾性拼盘，在盗版商的启发下选出了中国摇滚的最畅销阵容……
说是繁荣，但人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在5分钟之内读完这份清单，就好象那些5分钟就可以逛完的购物中心，为经济落后地区所做的贡献一样，算是聊胜于无吧。与几年前相比，今天的摇滚乐，或者新音乐，总算这样勉强地支撑起了乐迷的信心……
但摇滚乐是什么？还没有弄清楚，它就已经成了一滩浑水。英雄主义不见了，需要再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来重温旧梦；娱乐精神长大了，“新裤子”和“花儿”解决着青少年的喜和忧；电子乐在一些人手里是反摇滚的颠覆利器，在一些人手里是摇滚爱情的延续，在另一些人手里又是笨拙的时尚追踪器；“NO”的《走失的主人》干脆让摇滚乐的定义也一起走失，它实际上通往另一条由实验艺术家踩出的暗路；3月唐山那场地下音乐聚会，最终让爱摇滚乐的唐山人民也纳闷自己爱不爱；甚至，时至今日，还有人像误会“零点”那样误会“超载”和郑钧，好象摇滚就比流行有面子，好象叛逆的标签真那么光荣；“无聊军队”的4支北京朋克和武汉的4支朋克，分别在大公司和地下发表了合辑和专辑，针锋相对的态度，让人弄不清什么是愤怒；“舌头”作为最好的摇滚乐队，现在要和“瘦人”这样的糟柑争夺市场了，而“木马”的歌特和前进摇滚，也不知能够让多少人开心，“NO”的《庙会之旅》终于惨遭删改和重新混音之刑，证明我们还是生活在摇滚与现实的战场上。这就是用打口带、媒体和榜样培育出来的市场吗？说真的，人们还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他们只是要。
不，我不是悲观论者。比起顽强支撑的业内人士来，我始终只是个相信创造力的旁观者，他们面对的现实要更为严峻，在与误会、平庸、经济、习惯的斗争中，也更有耐心。他们知道这些音乐是不是真的繁荣——去看看乐手的住所尤其是厨房，再问问公司的会计和出纳，那个杭州记者所说的“随便一张摇滚乐就能卖七、八万张”的美景在哪里？“唐朝”和三支新朋克乐队用名气和潮流撑住了门面，以至于京文、镭典丽声等公司也准备拿地下朋克和另类摇滚来尝试，但《通俗歌曲》上问了，“为什么没人说要嫁就嫁丰江舟呢？”新的新音乐还在签约、录音、缩混、印制，费用减到了最低限度，为的是壮烈的坚持而不是利润的鼓舞。他们还在，这就是希望吧。
在中国，新音乐是容易创新的，摇滚乐是容易引起敬意的，虽说误会太多，理解太少，但我们还是在前进。“地下婴儿”的《觉醒》率先把沮丧和厌倦当作主题唱出来，不但是新朋克，而且还敏感多情；“苍蝇”老谋深算，拿朋克做了文化批判；“NO”的声响实验和抒情力量让人们不适应，但这还只是打了折的先锋；陈底里虽说还留恋他的吉他，但《我快乐死了》实在是成熟的美学进步；胡吗个被认为太土气，在下一张实验性专辑出版前，他还是以民谣异类的面目被提起；沉睡的专辑名为《时空的瓦解与疾束的超越》，主题其大无比，音乐则在古典和摇滚间艰难地结合。这些都是新的，在我们的祖国。我们扛着市场和歌词审查制度的双重风险，削尖了脑袋，克服无数内幕困难，要和听众见面。事实上，这是时代的变迁。才华受到生活方式的鼓励，在无数次搬家的过程中冲了出来，而越来越多像“花儿”这样的主流乐队，则成了音乐普及方面的群众基础。没有希望的青少年在音乐杂志上破口大骂，连心理变态都可以表达，这也部分地说明了环境的松动，要不然，那些毫无顾忌做出来的音乐，怎么可能被一个禁忌太多的社会接受呢？就连朴树的“呕吐”和杭天的“下岗”，都曾经是从词典里删除了的词汇呢。
“摇滚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其实，摇滚永不会成功和发迹，同志们的努力，一直就该是这样辛苦。
还有什么好说的。和我一样，你也是游魂，白天痛苦地穿行在人群中，呼吸废气，说废话，被****，为领子和发型耗费所剩无几的青春；到了夜晚，在全民健身运动告一段落而CEO的风险投资尚未到来的时刻，精神突然一振，像夜莺一样，容貌和声音都变得温柔、美好、自由，耳朵是竖起来的……
这里是北京，作为游魂，我们的夜晚不可以虚度。我们将出现在夜色中，带着奇怪的服饰和一个背包(里面装着自备的水和啤酒)，向酒吧和任何有舞台的地方涌去。我们被称做铁托和战士，有时候也叫歌迷——管他呢。
首先让我们来到著名的三里屯酒吧街，在熙熙攘攘的中产阶级呆鸟中，我们曾聚集在17酒吧门口。尽管平时有卡拉OK的生意，但每到周末，这里会有两到三支地下乐队的演出，摩登天空公司的签约乐队——像“NO”、“苍蝇”这样的领袖——是少不了的，因为这家公司拥有这家酒吧一半左右的股份，而其他乐队也少不了轮流坐庄。如果你在一楼看见老外和染了发的少年，那么你会赶快买票上楼，你看见那个戴着眼镜、像杰克·凯鲁亚克一样瘦高而文学化的主唱，属于“PK14”乐队，他们来自南京，音乐潮湿、冰冷、空旷，有弹性而且扭曲。你可以喜欢更美、更黑一些的，那么被称做歌特摇滚的“木马”乐队可以让你舒服，他们正在出名，有女孩子在台下模仿他们狂野的旋律，当鼓击变得凶猛，她们会尖叫。不过“NO”和“木马”后来不怎么出现在17了，倒是准备签约的“果味VC”多次被游魂撞见，还有新朋克中的时髦人物“新裤子”和女朋克中的前台人物“挂在盒子上”，他们都是20岁上下，本地人，在全彩铜版的垃圾杂志将他们炒成时尚代言人之前，你要抓紧时间找他们签名。
与17同时，并延续到17关张大吉后的，是位于太阳宫以北的豪运酒吧，它接纳着更加地下的乐队。除非逢年过节，周末的舞台总是被“渡鸦”、“花童”、“兵马俑”、“九天”这些没有出过单曲的乐队占领，他们要么潜力无限，要么乱七八糟，但对于游魂都是快乐的源泉。当然，本指南不排除“冷血动物”这类开始出名的乐队演出专场的可能，作为硬摇滚乐队，他们总是酣畅淋漓的，如果运气好，你还可以看见主唱脱掉他的裤子——7月11日，他在西单文化广场的“迷笛音乐周”上砸掉了自己的吉他。如果赶上大集，游魂应该带上干粮，通宵蹦跳，和“舌头”、“木马”、“夜叉”、“痛苦的信仰”、“T9”、“扭曲的机器”这样的地下精英一起狂造。愤怒是必须的，但要表现得高兴，因为愤怒在被自己人释放，感动也是必须的，因为惊喜随时会出现。4月8日纪念科特·柯本的演出上，“舌头”的新歌震撼了观众，他们是最好的现场乐队，他们的黑暗、野蛮、噪音和技术带动了地下摇滚的名誉；6月10日，刚组建几个月的硬核说唱乐队“T9”用一首蒙古族长调开头的蒙语说唱换来了掌声，需要顺便说一句的是，该乐队主唱19岁的姐姐是“挂在盒子上”乐队的贝司手。7月22日，居住在北京西北角农村的大部分外地乐队前来此处，展开马拉松式的狂欢，据说8月也有一次……游魂们有福了。
当然，北京朋克文化的圣地和打口唱片天堂，五道口，是不容错过的。嚎叫酒吧遗址在此。当年的嚎叫酒吧以每平米五人的密度，向它门口的小路释放着无数怪客，他们顶着鸡冠头，挂着大铁链，穿自制T-shirt，使用染发剂和项圈，让“无聊军队”——这是四支朋克乐队集体的名字——脱颖而出。今天这里已经更名为“橡树”，一些更加年轻的北京籍朋克、硬核和重金属乐队继承了原有的场面，传统的pogo——一种在演出现场蹦跳和冲撞的舞蹈——依然热烈，当然，除非他们中有人像“反光镜”那样辱骂所有外地乐队，通常你会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还太年轻。前一段时间，工人体育场北面的水印酒吧似乎有意从橡树转移观众。几乎是同样的乐队，在“无聊军队”成员的带领下，从周三到周六频繁地演出，一样的风景，一样的热情，更多的游魂。有时候，你还可以看见那支由资深朋克、独立厂牌老板、兼职记者和网站经理组成的多国部队“鸡尾酒”。而当橡树也过早开始衰落的夏天，一个叫开心乐园的地方又横空出世，搜罗了以地下硬核为主的地下当红乐队。9月9日，游魂和马来西亚战友同往，一口气撞上了7支几乎一模一样的中国Korn——不，我不想说他们太相似，我想说，他们在潮流的形式下，批判着最尖锐的现实，他们有良心和热血——从正在离开硬核阵营的“痛苦的信仰”开始，他们是“T9”、“病蛹”、“黑九月”、“畸体”、“夜叉”。9月15日，地下的亲戚们最开心的一天到来了——是因为“舌头”集体全裸，暴露了男人的狂热，还是因为大家终于盼到了他们的第一次专场？至少，游魂有理由相信那是自始至终沸腾的一晚，但他自己却是个缺席者——当“舌头”高唱新歌的时候，游魂正在官园桥附近的C-Bar里面，看“秋天的虫子”贝司手与警察叔叔斗智斗勇。
从水印出来，附近就是新开的club orange，北京第三处锐舞夜店。另外两处，是东面的club vogue和更东的club loft，或者还要加上后来的第四处，club green。要看最酷的装修，或者丰乳美人，请务必于周末的凌晨入场。三个锐舞组织，“house nation”、“china pump factory”、“anti-rock machine”跑来跑去，在这些地方打碟，并邀请外国DJ表演，隔三差五，长城、十三陵和通县也会出现他们的身影。loft有时候能看见“野孩子”乐队的演出，他们的朴质和感人是新民谣的骄傲，另外一些时候，画展和纪录片放映会也相当引人注目，这足以抵消过多白领肉虫对锐舞的不良影响了。8月10日，来自日本的地下名牌“废墟”也在这里表演。而vogue，有一段时间窦唯在这里参加爵士乐即兴演奏，演艺界名流也把它看成第二故乡，狗仔队不妨长驻，但要小心挨打。orange更没有演出，但朋克和其他地下乐队的成员总是能混进去——各位游魂注意，将守门人盖在别人胳膊上的入门印戳转印到自己胳膊上，是必要的技巧——虽说疯狂跳舞的战士和热爱摇滚乐的铁托是两个不同的荣誉，DJ和乐队也不怎么来往，但看在夜晚的份上，大家都出汗了。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游魂们别忘了莱茵河·声场和朋友酒吧。前者一度是古筝与合成器演奏家王勇的家当，乃是当年的keep in touch酒吧移至电影学院附近的结果；后者是流行大腕臧天朔在华都饭店的生意，高悬“互捧够友”四字，一看就是心里话。这两个地方演出不多，但设备是最好的，门票稍贵，但乐队是畅销的。前者大概是唯一看得见“唐朝”的酒吧，其他大牌不说也罢；后者也算有过“秋天的虫子”、“舌头”、“冷血动物”的身影。这两家，虽说近来没了声气，好歹也是著名的吧。另外，更加老牌、投资更加高额的CD CAFE，那个位于东三环的爵士乐基地，也从去年底开始了朋克的演出，那是爵士乐知名人士刘元的地盘。到了今年，如果算错了日期，来看爵士乐的游魂没准还会撞见死亡金属乐队“战斧”呢，这支被列入“滚圈五不过”之一——“苦不过战斧”——的老乐队，今年终于有望推出专辑，也算给金属党争了口气。有时候，像普涞公司或者游魂这样的主办者，也会带上“废墟”或“冷血动物”前来制“噪”，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爵士的事情啊。
我们更不能无情地忘记忙蜂和“每一天”，许多优秀地下乐队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位于东四九条的忙蜂的历史要追溯到1997年，“花儿”、“舌头”在北京的第一场演出都在这里，而去年和今年的多数周末，几乎所有的地下乐队都来过这里，直到4月那场未遂的大汇演惹了麻烦……去年下半年，北大西门的“每一天”和忙蜂遥相呼应，让多少新乐队有了机会，让多少住在西北角的穷乐队省了车费——例如“微”乐队，看见他们的演出可真不容易，那些轰鸣、华丽的音效和紧张、大气的结构，当然是难忘的——直到老板撑不下去……这两个地方，也曾经是诗歌朗诵的好去处，忙蜂还曾经上演过若干实验话剧，唉，俱往矣。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身为最铁的“托儿”和最坚定的战士，我们热爱黑夜，我们知道怎样pogo、怎样从舞台上飞下来“冲浪”、怎样保持体力一直舞到太阳当头，我们知道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同伴——在“罗曼”、“芥末坊”、东直门“毕胜客”、“天下第一城”、“banana”、“霸必龙”……我们是真正的游魂，眼圈发黑、瞳仁发亮、在沉默中依靠嗅觉辨认同类的气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战士，我们辗转过北京多少秘密的角落？这一切，都因为我们是中国新音乐秘密的亲人。(本指南写于2000年底，已失效。请勿按图索骥。)
游魂指南(2002版升级补丁)
现在是2002年5月25日，游魂已经收山，开始闭门写字。以下的升级补丁将给出截止目前为止游魂涉足过的新场所，世界在变，青年在团结、分化、进步和消失，根据地被证明只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在无限的未来，请运用你的幻觉或敏感，去寻找任何可以聚众开心的地方吧。
随着奥运以及其他社会建设的步伐，开心乐园后来转移到原址附近的一家旱冰场，面积大了数倍，可以容纳1000人以上。平时溜旱冰、唱歌，周末做地下摇滚。它逐渐声名远播，险些被视为新的摇滚神话。更多的观众、更多的乐队来到这里，每当大型演出，总是有数百人入场，学生、铁托、乐手、作家、商人、游民、混子，不一而足，他们pogo、闲坐、喝酒、说笑，或干脆躺倒在地睡大觉，在简陋而空气严重混浊的环境中，一种牛逼的气氛诞生了。树村的行动社——由痛苦的信仰主唱高虎创建的演出策划组织——还一度为面临生存危机的开心乐园募集捐款和义演，但很快，在2001年圣诞节前的新青年摇滚演出之后不久，轰轰烈烈的“开乐”还是寿终正寝了。
豪运、CD Cafe和莱茵河·声场是眼下最后三家有固定演出的场所。豪运把不同的时间分包给不同的演出策划组织，或个人，重金属的“锰唱片”和更重的金属的《重型音乐》、京文公司旗下的嚎叫唱片、独立策划人钟声、专做朋克的日本铁托兼“人民唱片”驻京代表足立治男都长期在此运做，有时候，还可以看见新崛起的地下摇滚组织“直接行动”、上海的中国地下音乐网、石家庄的《我爱摇滚乐》杂志的主题演出。2002年5月18日独立厂牌Mort Production为冥界乐队专辑首发式策划了有全国22支碾核、死亡、激流、歌特、黑暗、厄运等不同分支风格的重金属乐队参加的大型聚会……
位于东三环长虹桥北的CD Cafe几经易主，现在有中外朋克、国产实验电子乐、中外爵士乐、新兴流行或另类乐队的演出可看。爵士乐基本代表国内主流水准；新乐队主推糖果枪、花犀牛等，以易妆、搞笑和东北二人转闻名的二手玫瑰则大名鼎鼎，受到极大的争议；近来，艺术和音乐策划机构“芥子园”的李振华在这里开始推出周凤岭、FM3、病医生、无色透明等实验电子乐节目，并拓展了多媒体视像的表演空间。总的来说，豪运的重、开心乐园的地下，在这里都没有市场，这里可能更像北京一些——我的意思是，更有秩序、更高档、更“健康”一些。
电影学院北侧的莱茵河·声场始终坚持了成功乐队和地下摇滚两条路线的齐头并进——当然，后者也不是不能进化为前者，只不过，那需要气质和态度，而不只是成熟度和知名度的改变——老五回去之后的唐朝、发表新专辑的爻释·子曰、开始全国巡演的左小祖咒、大旗不倒的舌头、渴望被愤青接受的瘦人、拥有40多块效果器的****、刚刚解散的诱导社、不知不觉变成大牌的超载、赶超窦唯的废墟……再加上临时来京的外国和外地乐队，电子、实验、摇滚、朋克，眼花缭乱之中，仍然保持了良好的演出品质。
可以分庭抗礼的第四家，是三里屯酒吧街南街的河酒吧。2001年4月野孩子乐队成员和朋友合开了这间风格朴素的酒吧，平时播放民族音乐，周末举办不插电演出，野孩子、王凡、废墟、美好药店、布衣甚至反光镜都曾经在这里表演，而作为酒吧，一个向顾客和乐手开放的即兴jam传统被良好地贯彻下来，空间小，而人气旺，其乐融融。每到周末，里面总是爆满的。
魏公村口腔医院对面的火山夜总会，自从1999年开业迎接了大友良英之后，这里隔三差五地，还总有些非常不像夜总会消费者的青年簇拥在门口。崔健、左小祖咒都在这里演过，还有十来支重型乐队的死说、黑麦聚会。幸福三村的99号，club vogue的弟弟neu lounge，在哥哥因建设的脚步而关张大吉之后，接过了跳舞party的火炬，一再以高票价国内外名DJ的表演。99号向西，上下线酒吧也好象办过一两场演出，只是空间太过奇怪，老板的主意又东倒西歪，如今算是被忘记了。想办法绕到南边的幸福二村，club orange还在辛苦支撑，不停地做主题party，只是没有party的时候也就没有了往日的风光。离它一街之遥的甲55号，就是过去的水印旧址，现在被爱好灰色和直线的前卫艺术家艾未未设计成了新的电子空间，虽说没有做过什么轰动的大活动，但是在李振华的策划之下，还有过不少有趣的DJ表演、电子乐展示和多媒体艺术播映。臧天朔在朋友俱乐部之后，转移到有戏俱乐部，同样也为各类乐队提供了不定期的演出机会，虽然乐队来源杂乱得毫无道理，但好歹也算是个场地。
这时候，曾经被许多媒体当作建筑设计和装修之星的藏酷，曾经是北京跳舞文化重镇的藏酷，曾经是北京新艺术和新音乐的舞台的藏酷，已经快要沦为外企食堂，不但很少见得到演出，更是再没有一次party可做。这也怪不得人家，空间之大，总要生存，何况还有穿制服的过度关心。现在，藏酷内部单设的新媒体艺术中心，仍然不固定地举办着独立电影放映、艺术讲座、实验电子乐和多媒体艺术展示活动，无论如何，这里还是北京的一个小小骄傲。
随着《Beijing Scene》带头、《北京青年周刊》拓展、《城市画报》跟进、网络传播崛起，城市演出娱乐资讯已经成为媒体栏目新宠。滥竽充数的、明察秋毫的，都铺天盖地而来；演出策划也逐渐变得专业起来，品牌出现，策划人活跃，观众群拓宽，游魂的名言正在传播——夜生活刚刚开始！——
那么，升级吧，欢迎你加入游魂的队伍。 顶部
6月23日，《南方都市报》在纪念1986年法国“五月风暴”的专版上摘录了这样的口号：
“没有什么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
朋克大致也是如此，没有我们多嘴多舌的份。究其本源，无非是集体的觉醒和个体冲动，音乐的穷途和政治的末路上，一群人无法无天、不负责任地噪了和造了，没有组织、没有体系、没有标准，因而表现形式极其相似，弄得像个流派其实却不。
我们的议论和阐说，就建立在强行的归类分析上，却明明缺了实例，最终的结果是，西方人谈朋克是总结历史而中国人谈朋克是憧憬未来。在憧憬中，也有朋克衍生而出，成为谈资，甚至南北分立，搅起“朋克时代”的浑水，但这依然是幻影，绝不是自发的、原生的朋克时代的到来。
按照文化和艺术形式的吞吐能力，中国人的确也从打口的沃土上长出了朋克摇滚。这是说丰江舟的“苍蝇”和祖咒的“No”吗？也许吧，但他们本人是音乐家，不是朋克，一个理智，长于文化批判和美学斗争，一个感情，钻研声响秘技和抒情魔力；是说新朋克吗？那等于骂人，“花儿”、“新裤子”的健康和娱乐性有目共睹，你怎能借几个和弦就把游戏当成暴动？那么还剩下北京的中产阶级子弟和南昌的工友，这两群互相看不上的“地下朋克”。一个采访过“Anarchy Jerks”(Anarchic Boys)和“脑浊”的乐器推销员说：朋克就是吃饱了以后的玩，一个为“盘古”推波助澜的演出策划人说：朋克是饥寒者的呐喊——被阐述的两方倒是并不解释，他们分别在生活方式和现实主张上行动着，并各自达到了极致。然而比之环境，前者在小圈子里的激进和后者在政治上的成熟都太孤独，以致于成了偶像和榜样，却难得享受群起的快乐。
所谓朋克，却偏偏要求着按捺不住，此起彼伏，要求着1000个“嚎叫”酒吧和1000000个捐钱买乐器的工人。当北京地下朋克在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上贯彻其音乐锋芒时，酒吧外却并没有足够多的同龄人与生活的秩序叫极，如此，他们的拥趸是在发泄呢还是在举办私人聚会？而“盘古”也同样不幸，他们长年身陷广州，在近千封歌迷来信中翻拣着成堆压抑的青春期病变，却并没有MC5、The Clash台下的左派学生。朋克从来都不是先锋，朋克从来只能是复数，在他们的战场上，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孤独应当被群氓和乌托邦分子的热情代替，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大城市青少年自甘破落、有更多的小城市青少年不堪忍受……这还只是憧憬。
至于音乐，朋克行动的直接结果，比朋克思想更惹人关爱，七嘴八舌，争得天昏地暗。五年前有个叫臧天朔的前辈告诉我“其实Sex Pistols的技术很好”，如今无数热爱摇滚乐的正派人也忙着诉说心中的委屈：“难道去穷山沟找几个没摸过乐器的就能组一支朋克乐队？”大公司出版的经典朋克录音和国产方便面抚养的战士之间，有太大的差异，音乐爱好者因此优游，乐于从混音师、乐器商和正义的思想家那里接受朋克理论，但同时，却忘记了中外朋克在觉悟上的一致性，其结果是，英国流氓看起来要比中国流氓更严肃，美国贫民则比中国贫民更负责，同样的乱弹琴也有所谓技术高下之分。早年的Igy Pop在波士顿制造噪音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政治，而他的观众就想喝醉了打一架或者拉个异性去暗处干点什么，我们管这个叫“性反击”，或者“身体政治”，或者“反文化”、“思想暴动”什么的。可没有性哪来的反击，没有文化哪里有反，没有朋克有什么朋克摇滚呢？老革命看到“五月风暴”，难免为他们的无组织、无纲领而痛惜，却没有明白过法国大学生的无序就是秩序的死敌——同理，那些企图建立朋克道德法庭和朋克考级委员会的中国傻小子，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本能的先知和行动的先觉，他们只是受不了刚刚神化起来的摇滚理想被脏手掀翻。在只演出不做音乐的唐朝和只愤怒不做音乐的小城青年之间，我们很容易找到人生的分界，而做音乐的张亚东和做音乐的“地下婴儿”，也宛然是匠气和愁肠的对立，要说什么朋克音乐，除了直觉和感情，难道还有什么别的标准吗？在傻小子向神的儿子学会和弦列表之前，早就有人挥手弹痛了人心，在看客问清家长里短之后，又依然有新的动静让他气恼。
麻木到了头就是厌倦，压抑太久就会有变态，对自己不满和对现实不满一样必然，朋克时代因此迟早要来。但是，没有什么朋克思想，只有朋克行动。如果有一个人聪明到了知道噪音就是反对秩序的最好武器的程度，如果他还天才到了把胡来和直觉贯通的程度，如果他进而高明到了把粗野提升为策略的程度——这个人怎么可能玩不好朋克音乐？在对理论探头探脑沉思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却将是理论的创造者——用自发的实践。
在“嚎叫”酒吧的鼎盛期，北京地下朋克抢先一步，让正在形成的现代中产阶级生活预演了腐烂；而目前各中小城市在盘古和《朋克时代》影响下蔓延的朋克地火，则第一次给了中国摇滚乐可能的群众基础，从落后于宣传幻觉的工矿现实中，点燃了扭曲、穷陋、愚钝、压抑、不平的一切。其实，从“原子弹”(景德镇)的“灾难属于人民”到“有点预谋”(金昌)的“我死不瞑目”，有心人也迟早会醒悟，中小城市的朋克从一开始就背离了英伦当年的虚无、自弃(向自身所在的体系的反叛)，他们和“脑浊”、“挂在盒子上”不同，他们是有中国特色的朋克。但无论是拥有之后的醒悟、弃绝，还是短缺太久的醒悟、夺取，现有的中国朋克还是分头干了起来，他们一边是抄起现成的和弦套路和“f\*\*k！”，一边是自行开发的噪音和“反对！”。说真的，在那一盒盒混浊的小样中，谁还顾得上分辨他们的来路？
朋克等着行动，可是朋克在哪里？在酒吧自闭？在BBS自恋？在学问中****？在无聊中自杀？在态度和技术中自虐？你以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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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相信乐评的话谁就是傻瓜！”六祖慧能在大梵寺做如是开示。自南宗禅征服中原以来，摇滚乐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一时间禅机四起，市间又有如下机锋——僧问：“如何是摇滚乐？”师答：“麻三斤。”
作为禅学的重要分支，摇滚乐已经在中国深入人心。它的最大特色就是，犹如海上仙山、云中蓬莱，信之者众，而亲睹者几无其人也，换句话说，就是人人都在谈论它、哭诉自己的热爱和恨铁不成钢，却少见他们亲身进入摇滚乐的现场和内心。作为禅学，这是很正常的，“一念愚即般若绝，一念智即般若生”，大家坐在三里屯，喝着扎啤，菩提就一顿一顿地悟了；倒是我们这些执著心过重的皮条客，混在摇滚乐的乌烟瘴气里，“如梦幻泡沫，如露亦如电”，不过是虚无而已。
写乐评写成了皮条客，是我等的幸运，也是摇滚乐的不幸。倘若摇滚乐真有价值，能换取大众的银袋和臭皮囊的垂青，大家就都不坐在三里屯喝扎啤了，而是没日没夜地炮制演出，而且还都是先疯的先锋。然而摇滚乐对于大众，还只是崔健的背影、远方的传说，连扎啤都算不上，遑论主菜。在社会生活和青少年文化尚未接纳摇滚乐的时候，摇滚乐的确有点像是先锋——让人想起被迫隐居山林的慧能法师，以及北上宣战的“七祖”神会法师——然而摇滚乐又何曾是先锋？它不过是娱乐、艺术和大众文化的混合物而已，如果侥幸能让道德家传诵千古，则一定是因为代表了青少年、底层民众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心声，有时候它反战，有时候它呼吁自由，但它终究会属于多数，而不是像约翰·凯奇那样成为纯艺术先锋。在今天的中国，摇滚乐还没有得到自由表达的沃土，更谈不上市场和习惯，因而参禅的人们懒得理它，至多像怀念青春一样怀念一下崔健。剩下摇滚乐和它的皮条客们，都被看作现世的过眼烟云，“色即是空”了。
说到崔健，已经有不少人问起过我，“为什么新的乐队再也无法产生崔健那样震撼心灵的作品了？”是的，在贫瘠的时代，崔健为我们——青少年和小知识分子——带来了人文主义的精神震撼，但我否认所有热爱崔健的人真的也热爱音乐。这就像娱记喜欢用嘴捧人和骂人，却未必喜欢用嘴讲道理一样。如今崔健不幸成为了偶像，并进一步成为了摇滚乐的化身——也就是“道”。“无念即无心，无心即真道”，人们心中有道，自然可以不用挂念当下的摇滚乐了。而新的乐队真的像他们猜测的那样，伪装时髦且真实空洞吗？在糟柑与尖货并起的今天，摇滚乐的活力才真正开始出现，从它的各个层面，无论现实力度还是假装时髦，无论形式创新还是娱乐作用，无论美学新途还是思想深度，都已经多姿多彩，即便拿崔健来比较，也有的是超过他水平的新人。然而就是有人认为短缺的才是好的，多样性和自由选择却是堕落的，他们向摇滚乐要求新的偶像和新的万众一心的震撼，却忘了震撼的真意，是对个体心灵的震撼。我宁可看见小酒吧里一两个活人被震撼，也不要成千上万膜拜者在体育馆里撒欢。当新的乐队在冷眼中前进的时候，是那些饶舌的大龄小知识分子远离了音乐，也远离了现实，只知道抱怨摇滚乐让他不懂，却不知自己不是老了，而是从来就没有年轻过。
而即使在地下艰辛着、堕落着、蒙昧着或者疯狂着的糟柑乐队，也会用尸体养育新的尖货；即使我厌恶的马戏般的新星，其对面也站着爱创造爱自由的新人。而皮条客的工作，就是把身体淹没在调音台、打口带、演出计划、歌词和音乐、夜晚、排练房、人和事、小样以及成千上万的错误和漏洞中间，来证明摇滚乐不但活着，而且在成长。中国乐评人的光荣，乃是他们了音乐，提供了资讯，鼓励了思考和创新，甚至投身到策划与主办的行动中去——因为坐着等是等不到春天的。那些不甘心看别人天花乱坠、头头是道的人，却从来没有为他们声称热爱的事物做点什么。
当摇滚乐变成禅的时候，乐评也当然会被当作佛经。习惯于膜拜的人终究会发现乐评不是“道”，不是万用的经书，他们的愤怒如此巨大而且易于理解——他们是盲目的，所以需要权威来指引，而不是启发，如果他们看见的不是唯一真理和铁石律令，那一定会跳起来告你独裁，说你在将他们诱骗——但要想安慰他们，却只有让大家都闭嘴，将乐队统统解散，免得生事。乐评说一家之言，为的是有更多的一家之言，皮条客效力于行动，为的是让死水生出活力，这些事情，用禅宗的观点来看都是低层次的，只有傻瓜才会去做。如此，摇滚乐似乎更应当被那些从未真正关心和了解过它的人来谈论，麻三斤也罢，三斤麻也罢，无关痛痒，至少信仰的大方向不会出错。
实际上，对真的傻瓜而言，别看他们愤怒，那只是对自己不了解和不理解的事物的本能的恐惧。他们现在和崔健混熟了，有时候还一起喝喝扎啤，对乐评和音乐的兴趣也淡了，可是，即使不迷信乐评，他们还要迷信别的，例如道德，例如过去的好时光，例如他们自己的嫉世愤俗，例如抽象的崔健和抽象的摇滚乐。所谓“你若求佛，便被佛魔摄你”，他们其实连参禅都没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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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在变，飞药在变，音乐在变……”在那部来自苏格兰的青少年电影《迷幻列车》(Trainspotting)中，你可以听到人们这样交谈，滔滔不绝，还打着手势。是啊，一切都在变，世代交错，人面桃花，嬉皮士和朋克都老了，“X一代”也都直奔不惑之年而去，街角闲聊的孩子们睥睨着从身旁走过的老青年，不可一世地长大了。
音乐在变，但首先是音乐生长与怒放的花园——人们的身体——在变。愤怒不见了，一个台湾大孩子说：“今天又不是以前，我们随手可得，想要什么马上就在手里，所以没有什么好去炫耀你要追求的，或已经得到的……”在他最有名的一首歌里，他没心没肺地唱道：“把我的相片还给我……我可以还给我妈妈。”而这张唱片——《这个下午很无聊》——的宣传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幻想，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音乐。
每个世代都有自己的音乐吗？这一代的音乐就是张震岳和罗百吉的大实话么？谁知道呢，当台北少年跟着罗百吉大喊：“我就是要抽烟！我就是要喝酒！”的时候，北京的打口青年却在海淀图书城搜寻着新到货的地下电子舞曲和“后摇滚”(Post-Rock)；当保加利亚的未成年DJ只身前往巴黎，给狂热的前卫舞迷现场打碟之时，东京的孩子可能刚买了采样器回家做音乐玩；当南中国小镇上的中学生为批判现实主义朋克和晚会流行歌曲争吵时，圣保罗街头没准又出现了新的摇滚桑巴……每个世代都有过众口一辞的追求，或者心心相映的冷漠，可如今，如果有什么东西还一致的话，那也只能是：全都不一样。
这是什么样的一代？愚蠢的问题。这是最不像同代人的一代。这是什么样的音乐？让我们支起耳朵，试着听听？
10年前伦敦兴起非法跳舞集会的时候，中国人还在为“摇滚第一人”呼吁演出的权利，而今天，连发行量最大的《音像世界》和《音乐天堂》也开始介绍那种在俱乐部、仓库和公园举办的“锐舞派对”，看过中央电视台报道的柏林“爱之旅”大型街头跳舞集会后，中国孩子也和不甘老去的老哥老姐一起，目睹了大城市悄然露面的电子音乐浪潮。要么坐在家里，听得心花怒放，要么混进人群，跳得晕眩热烈，卡西欧G-Shock电子表和塑胶框流线型墨镜在全世界流传，变化莫测的节奏和音效、高科技的想象力、时尚的热情创造了新音乐。
而事实上，电子乐本身又是千差万别，从强悍的Techno、缥缈的Ambint，到令人晕菜的Drum 'n' Bass，颠覆性的采样音乐/声音艺术，期间的对立和融合又怎么是同一群听众可以代表。在网络上，有人转贴了好事之徒对非主流电子音乐的206种分类，那意思，恐怕是鼓励这一代的每一位都去另立山头吧。“从卧室走向世界！”这句口号比20年前的“人人弹吉他！”要响亮得多，与其三五成群地磨合、交流、共同摇滚，还不如像日本人Bisk那样，拿罗兰S-760采样器、Korg X-3合成器和两块Zoom效果器(1201和1204)去做完全属于自己的奇声——那小子今年才25岁，却已经发表了3张惊世骇俗的专辑。当然，比起自己焊电路板、自己造采样器的理查德·D·詹姆斯和大卫·谢相比，这还只是小菜，因为那个詹姆斯从12岁就开始改变音乐的潮流了！
自从我认识的那个电信局职工放下吉他，整晚趴在电脑前研究音乐软件开始，我知道，真正个人化的、普罗大众的玩法已经成长起来了。在他那台电脑的硬盘上，存着从各个角落摘来的音乐片断和来自生活的声音采样，当这一大堆杂碎被重新拼贴的时候，我们时代的音乐场景也成了拼贴与重组的万花筒。音乐的可能性正在被无限地探寻，你甚至可以听听某个芬兰网络电台，看风声、水声是怎么变成音乐的。
不，这也不是全部。广州的“Zip”、“吹波糖”和北京的“花儿”、“新裤子”一样，还是热爱着吉他、贝司、鼓这三样真刀实枪的宝贝，那种被称作“新朋克”的音乐在他们身边蹦跳着，开心而且热闹。虽说这个热闹比美国迟了几年，不过，大家的富足、自由和青春期还是差不多。过去的父母买得起滑板、山地车，而现在的生日礼物却必须是电吉他，水涨船高的娱乐方式把音乐从艺术殿堂那儿拉下来，变成了普及、消费的新热点——那些教授和音协主席肯定不愿意听到这个消息。当然，不能依靠父母的大龄青年就不一样了，他们在纽约刷盘子，在曼谷卖牛仔裤，在莫斯科做盗版CD，在成都跑酒吧卖艺，然后悄悄排练、大声演出，憋着一肚子非说不可的话。南京的一位主唱从澳大利亚回来，说那个城市有上千支乐队，看起来还都不需要什么思想；这件事真让我高兴，因为在人人玩音乐的地方，音乐像散步一样唾手可得，而在我们发展中的生活中，音乐则又滋养着固执、珍贵的心灵。在两个音乐环境中，你没法做出什么优劣的判断。
一切都在变，我们只知道中国的地下朋克刚刚觉醒，而同龄的别人也许又在培养着刁钻与高蹈的前卫音乐。草长莺飞，杂花生树，乱七八糟、晕头转向，人群的分化哪里有尽头。音乐？就是在最平常的港台情歌里也能找得到无数种杂质，杜德伟哼哼唧唧的节奏布鲁斯，杨乃文假装孤傲的英式流行，再加上来自中东的旋律、印度的西塔琴、布里斯托的Trip-hop、苏格兰的新古典主义、美国中学里的吉他噪音……且数着吧，界限正在一一消隐，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生活的表达正在随音乐而暴露。
如果有人高喊：“这是我们的时代！”那你可千万别信，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时代是他们家的。唐山的一位汽机检修员还在自制先锋音乐呢，这时代又凭什么不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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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摇滚乐的社会号召力，因为它神奇的商业魔力和心灵震撼，当然也因为它推陈出新的惯性和大步流星的想象力，在西方，形形色色的商业和文化都跟它挂上了关系。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一件事和另一件事有染，本来并不希奇，但摇滚乐和服饰的关系却非同寻常，值得一提。我是说，这样一种以生活方式、舞台形象与音乐相互结合的事物，怎么可能不
给服饰文化带来冲击呢？
在音乐渐渐进入人们生活的中国，大家还难以想象范思哲将街头朋克与宫廷贵妇嫁接的情形，但至少可以了解崔健的绿军装与中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当方格宽松衬衫或镶嵌了金属饰物的皮夹克流行的时候，大家也都知道那是因为什么音乐正在流行。至于“苍蝇乐队”在现场的鬼魅化妆，则太不流行，证明了歌特摇滚在中国受到的冷落。当然，说得远一点，许多流派的服装设计也是间接和西方摇滚息息相关，例如第一个喇叭裤时代是60年代末嬉皮文化在英国的延续、在香港的传递和在中国的迟到，而后来的喇叭裤风格，则与复古时装之前风行的新一代复古摇滚有关，至于70年代华丽摇滚对街头华丽服装的影响，也在90年代渐入主流，微妙地变成了服装设计的一个必要元素。虽然中国青年还没有足够的条件将摇滚乐开发成全套的音乐文化，但毕竟，他们正在这么做——你以为“清醒”乐队的形象只是英国和日本式的流行吗？看一看几年前英国Brit-pop乐队的服装，就会明白那是对“甲克虫”时代音乐和穿着的回溯。
还是回过头来说崔健吧。绿色军装曾经是老崔的标志，但却未必是哗众取宠的符号。一个敏感于社会的青年应该知道政治和泛政治化的生活在中国有多么重要，军装的符号意义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尾声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当人们对前者心怀忌讳、对后者跃跃欲试，就出现了一大批追随崔健的孩子，用军装，表达他们对过去的摆脱。这和80年代末的“政治波普”美术有异曲同工之妙，后来新左派思潮兴起的时候，美国商人不是也利用切·格瓦拉头像T恤发了横财吗？现在的崔健穿得随便，但既不是时尚杂志上刊登的休闲服装——成功人士的另一套西装，也不是街头少年的廉价、暴力或残破衣衫——无价值或反价值生活的标志，他的摇滚和他的衣服一样，是主流中的另类，属于《格调》一书所说的有一点钱、有大量时间的幸运儿。
摇滚的另一个标志是长发，那么长发男子的衣服又是怎样？想一想“唐朝”吧，一开始他们是没有钱的，穷得只剩下理想；随着皮夹克的档次和出场费成正比增加，就把理想和大气磅礴的重金属变成了英雄和偶像；后来江郎才尽，却进入了中上层社会，长发变得中长，深色细腿牛仔裤和皮夹克变成浅色牛仔裤和衬衫——来自著名的厂牌——还加上个戴礼帽的美籍吉他爱好者，就说明过于尖锐叛逆的形象得到了修正，并且保持了另类的高傲地位。从他们的追随者来看，或者不如说，从和他们一样追随欧美重金属服饰的青年来看，事情就更有意思了。夏天的脚气陪伴着战靴，是类似看完美国枪战片后的自我幻视，但同时也是骄傲的独立宣言；钉着金属纽扣的皮夹克又重又贵，但可以用戏剧化的效果让想出又不敢出风头的同伴闭嘴，最贵的一类象征着在另类世界的地位，最便宜的一类则说明主人热爱自由不惜与众不同；长发分两种，干净的是潇洒，暗示着“超载”乐队主演的电影《头发乱了》里的媚俗或相反的洁身自好，不干净的就很简单，因为不是为了炫耀，往往就只是主人自绝于大众的理想主义——或者相反，自闭症——的附属品；细长的牛仔裤，有在视觉和精神上增加高度的功效；项链和手链，以及印有怪物与怪人的T恤，是用多余的装饰效果来告诉邻居：我的生活中有更多你们认为是多余的东西，例如精神追求和个性！
当然，考察服饰的流行，就一定要考察它的变迁。标准摇滚服饰的下场是很落寞的，如今还依然坚持着的人，一般都是外省资讯与经济落后地区的边缘青年，不用说，他的理想不被身边的群众理解，也不被向蛊惑仔学习扮酷的街头不良少年所理解，甚至也不被大城市的音乐既得利益者所理解——后者的装扮早变了。随着重金属的衰落，人们一致地发现这种音乐和这种服饰太表面、太炫耀、太戏剧、太容易刺激青少年的荷尔蒙分泌装置，因而太应该被淘汰……穿着紧身衣、佩带G-SHOCK电子表、戴着窄幅眼睛的电子音乐爱好者出现了，代表假装没心没肺、大胆革新观念的一代；穿着运动衣和平底胶鞋、头发染成淡色、扎着小耳环并留有山羊胡须的也来了，他们坚持着品位，要和通俗的摇滚、通俗的人群划清界限；在北京“嚎叫”酒吧所在的五道口一带出没的朋克也来了，他们光头或染发，鸡冠头加上项圈，平底鞋或者运动鞋，保持一定档次但一定宽松另类的服装也必不可少，他们的愤怒现在是首都部分青少年的最佳娱乐方式。
摇滚总是先锋，大众的筛选和加工才是服装工业的秘诀。在经过价值观的进化之后，长发被宽容地列入了主流，山羊胡须从肮脏的死亡金属那里移交到雅皮手中，最后，感谢设计大师，牛仔裤上的破洞很早以前就卖出了大价钱。但到底什么是个性呢？有人说那只是中产阶级用以区别于他人的标志、社会控制机器用以安抚躁动心灵的糖果，在看见中国最无聊主持人在硬石餐厅用餐之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摇滚乐队的出名，就是他们服饰流行的开始，约翰·列侬的圆眼镜不是现在还在流行吗。而摇滚乐队的样子，又应该是什么样子呢？尽量迷人以对得起消费者？低调、简单、随便以保持心态平和？像“舌头”的吴吞那样像个农民，并且一声不吭？像“微”和“壹伯贰拾叁”的麦子那样像个捡破烂的，并且神情恍惚？像“NO”的祖咒那样穿一件地主的棉袄、戴上常年不摘的皮礼帽，并且大声嚷嚷？在他们的身后，不用问，远远地跟着聪明的时装杂志和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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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循环发展总是令人吃惊。当年人们发明和声学的时候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它又会回到不同音高的声音叠加而成的感觉上去，是啊，只是感觉，建立在纯音基础上的和声没用了。
这种事发生在人们制作某些先锋或先锋-流行音乐的时候，和声、旋律和节奏发现自己像3个敲错了门的邮递员，开门的人说：“对不起，我不叫迈克尔·戴蒙德，我的名字是克劳伦斯。”或者：“对不起，罗宾·兰波住在隔壁，我是‘扫掠者’。我依靠街上人们的谈话来工作，我不认识你们。”有时候，节奏的运气好一点，它在诸如“碎拍”、“丛林”、“鼓与贝司”之类的地方被研究，有时候它被分成十几轨叠加起来，噼哩啪啦，自己都找不到自己，它想：“从东家借来个镲，从西家找一个鼓，连弹球落地的声音都不放过。这样一层落一层，我倒是像和声了。”但是好景不长，真正有趣的人们大多和舞曲保持着距离，他们使用节奏的方法更像是删除所有器乐背景的说唱者，在辅音和元音、重音和省略、合并和延展、滚动和清晰之间找着感觉。把这种音节之间的关系放大到整个作品中去，我们就可以听到一些被称为“后现代音乐”、“拼贴音乐”或者“采样音乐”的东西，尽管它们未必从说唱乐那里获取灵感，但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
“拼贴”本来只是战术，但现在似乎被普遍当做战略术语来用了，这也挺好。就像威廉·巴勒斯在磁带上他的达达式结构一样，剪刀加浆糊，在偶发或半偶发或不偶发的策略下很多艺术都被改变了。时间上的拼贴意味着大友良英式者大卫·谢那样的著名的花心音乐，你可以在同一首曲子中挨着顺序听到硬核、金属、爵士、卡通、乡村、古典，等等,或者像斯托克豪森在《青年之歌》里重组人声那样；空间上的拼贴也大致如此，因为调已经乱了，甚至不存在了，调和调之间的关系也就跟着乱了。乱了好，有些人早就觉得和声这玩意就像道德和习惯一样，对人性束缚太多，还是试一试他们所说的“不知谐”吧；另一些懒得上街斗争，也不想死得很难看的人，写书阐述了音乐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打破和声和曲式，甚至选择“脏”的音色，都是人类通往自由之路。总的来说，拼贴就是拼贴，如果用一万个小像章拼成一个大像章，那就应该是组装了——尽管斯特拉文斯基在《春之祭》里将节奏开发到了极限，但这和瓦格纳的不和谐又有多大区别？众所周知,后者后来的变身是重金属摇滚，或者说，另一种和谐、集中和轶序。
至于拼贴是不是一种实用的哲学，或者人类普遍的本能，或者现代主义之后艺术的通用原则，似乎很少有专门针对这个词来讨论的。但这不要紧，关于第一点，现在正热门的一批法国哲学家的书已经说得够多了；关于第二点，在人类社会尚未组织化和高度组织化前显然没这么一说，人们还向往着巩固婚姻、接受庇护、制定契约，要不是非人化的倾向越来越从表面转向内在，他们哪里有这等想象力？关于第三点，往往是越说越糊涂，爱伦·坡在他的小说中拼贴了“布莱克伍德文章”和胡说八道，马塞尔·杜尚给蒙娜丽莎拼贴了胡子，约翰·凯奇往钢琴里拼贴着橡皮和木条，倒是安迪·沃霍尔发财之后的主流后现代主义艺术越来越像组装了……由“拼贴”引出的东西太多，“偶然”、“陌生”、“平民化”，结果无一例外都进了《小世界》里写的国际学术会议。倒是与科学(学术)背道而驰、或者将之另辟蹊径的艺术家来得实在一些。日本青年Bisk(贝鸟汤)把“伦敦未来之声”的组装术拆开，在自己的作品中拼贴着杂乱的声音和音乐片段，那些急促的进入、没来由的转向、即兴的重复和轻松的断裂，将听觉从混乱带入原始和自然，这一点倒是让人想起Bisk拒绝使用日本传统音乐元素的事，原来这厮已经得了道，化元素的剑为传统的气了？而当“扫掠者”、大卫·谢、福尔摩斯、图比亚斯·哈詹、李劲松这些人窃听般偷录他人谈话，并将录音安插和铺放(甚至制成节奏)的时候，大卫·图普却干脆把他在委内瑞拉南部收录的萨满教仪式公开发表——这不是拼贴，可为什么听起来像是人类的声音绕了一个大弯子，让Bisk直接继承了土人？那么Main(主体——是这么译吗？)、“火星鼠”、吉他手灰野敬二搞出来的那些长音、“松下”(后来的Pan Sonic)的带次声波的噪音以及更多人喜欢的微分音又该怎么说？从理论物理的角度来看，他们倒是把拼贴的无序感推行到了接近无限的地步，以至于混沌学在这里找到了美学依据。
严格来说，“后现代音乐”、“采样音乐”之类的说法已经渐渐显出了局限性，它们太笼统，有时接近于废话。中国的文人还用“后现代”指称流行音乐呢——等一下再跟他们算账——而“采样”做为技术并无争议，做为音乐形式，有时候则被前卫音乐网这样的现代竹林所反对。的确，“采样”变成“组装”之后就不是狭义的“采样”音乐了。“裸城”和“倒塌的新建筑”这些极少使用或不使用采样技术的乐队，要比有些电子原音舞曲或热爱采样的阴暗浪潮乐队更“拼贴”，也更后现代。
好了，最后一道菜就是“后现代”。在重新翻阅王岳川所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的时候，我正琢磨着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在今天的同一性。因为一只早来的蚊子，我想起用冷兵器消灭、用药物、用超声波直到用基因工程的消灭史，我没有苍蝇拍和蚊香，也来不及研究细胞，因此只好想象自己是个教授(起码是副的)，可以通过歪曲和命名来消灭蚊子以及别的威胁到秩序的的玩意。中国知识分子，作为附庸和命名者，怎么可能容忍金字塔的消失和拼贴的到来？话语权力被分散，就像音乐被拆散、还原成声音一样可怕。把自古就有的贩卖与消费归结为后现代，是他们的策略之一；然后把对发达的贩卖与消费的反思歪曲为贩卖与消费，是他们的策略之二；把贩卖与消费作为统一发号施令的延伸，把卡拉OK作为古典音乐在控制上的延伸，把现代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通俗化、实用化以便从日常生活的细节上巩固体制，是他们的策略之三；把他们所依赖的通俗的权力形式——例如卡拉OK——推到后现代名下，以便绞杀，同时用他们所依仗的高级的权力形式——例如学术研究——来龚断对后现代主义的发言权，这是他们的策略之四。而拼贴作为颠覆音乐秩序并间接颠覆权力秩序的手段，在它的对手面前，已经被解释为礼崩乐坏的噩梦，可以想象，在大学电台试着播放一首由感觉而不是科学、由杂音而不是旋律、和声、节奏构成的音乐，会对权威及其追随者造成多么巨大的伤害。
其实，王老师已经忍不住在他那长达20页的文献书目前喊了出来：“我们大可不必在中国推进后现代主义”！嗨，我们都是善良的，谈谈罗兰S—760采样器吧，何必让人家再喊一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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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是15楼？为什么不是78楼？为什么不是3楼？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时代来得太突然，像是偶然。它穿越高原，在拉萨倾听狗叫，在兰州的厨房吹火，在亚洲的另一端它派人捉蛇、敲钟、拔弦，它路过冰岛，冻得半死，冰雪碎裂像上帝老化的骨
节，它偷取密西西比河的桨声，在委内瑞拉被萨满教徒喝住，从水里钻出来的时候它携带7种不同的风其中最轻的是哈维尔总统喊叫的一生，它突破心脏的极限，用次声波接吻，从大坂到纽约它一路沉默，手提电脑被病毒唱破了，它不承认死亡，一切尚未开始，它刚刚灭了机器，追上16楼，却发现世界像吸了大麻一样起飞，安详地掉了下去，摔成了碎片。
姚大钧你等着我吧。我认识你，你不就是那个贩卖葫芦的夜行人吗，我问过老和尚，他现在停电，用手写体编码，将佛祖的智慧连上Cyberpunk，你的材料也在重现，你是谁的图书馆？你是谁的大千和小乘？肉虫被中岛昭文弄疯了而呆鸟在颤抖仿佛乐器店在燃烧，你是他们的唯读记忆，你是居士你不是战士，你是筷子你不是刀子：“葫芦离开东京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束国花。6月，华灯初上，雪如鹅毛，他的主页被同情冻伤了。花叶，凋零啊……”你是护士你不是隐士，你是电子，你不是胖子。等着瞧吧，被古典文学篡改过的先锋，抽雪茄的大胡子，重复录播的竹林病理学，D和J，软体动物园，反盗版的，严肃的柏克莱之夜，你足不出户却被傻逼骂得狗血淋头，这是约翰的错，蹲在网上，你指着一地的凯奇、尊、罗斯和哈塞尔说没法再拼贴了，世界掉下来，连同谐波发生器，摔成碎片了。
1968年5月，佐罗摘下眼罩，呵，可真热，在巴黎大学,教育部长请他去游泳池冰镇性，不，谁是佐罗？谁是流氓，谁是手无寸铁的学生，谁怕谁啊，乱七八糟还不算乱，一座父爱的监狱等人撞开可来的却是不负责任的一群孩子，1969年，还有1967年，但没有1966年，上帝死得太久，地球受不了了，既然没有神仙和皇帝那么苦爱着的羔羊就……革命吧!结构不上街，精神分析是烤肉，临床医学是烤肉，噪音和现象学的摩托车维修术也是烤肉，但性是革命的，1967年，肉体从街上起飞，噼哩啪啦，中了资产阶级的奸计，生命短促啊，谢菲尔和斯托克豪森欠人民的钱什么时候还？别看猪在圈里闹得欢，一不小心，革命从16楼掉下来，世界摔成了碎片。
在伏尔泰餐饮娱乐中心我见到纸片砌成的查拉，他指责了电子乐，苏黎世不跳舞，苏黎世朗诵、斗殴，1913年,鲁索洛被噪音打了脸，裸女从楼梯上下来，****暗黑，像破坏神，像一座兵械库，预订了蛇社的马黛茶：“给我钢铁的速度！给我未来的衣服！给我精美的死人啜饮的新酒——斯大林同志，这是您的肖像……”“达米特，别拿脑袋跟魔鬼打赌，114年以后，这一代中最优秀的大脑会被战斗之火烧毁在卧室、汽车后座、草地或布鲁克林大桥。”这不是查拉的声音，它被移调、被同性恋拿丝网给印了，贴在墙上，“用我的生命，以头撞墙，不停地，”另一个声音在中央音乐学院宿舍楼里旺盛地响起：“——勋伯格！”世界应声起舞，没有向两边看，也没有回头，在蓝天白云被裤子收编到委员会之前，它以碎拍下降，沿途与洗衣妇和船夫拥抱，及时地摔成了碎片。
万物之以息相吹也，大道无边，可以采样，无边落木萧萧下。高处不胜寒，威廉·巴勒斯不弹吉他，大珠小珠落玉盘，世界是你们的，建筑设计研究院是我们的，暮霭沉沉楚天阔，它从16楼落向潋滟波光，摔成了野马、尘埃和碎片。
是什么牵引着我的耳朵，从鲜花盛开的电视，到尘土飞扬的郊区公路，从乏味的童年，到泪水横流的17岁，我相信过你的声音，绕着弯子，你把自己卖了，3拍，4拍，5拍，7拍，1/128，迅板，微分，长音，噪，我们要数清无限的钱，水星近日点的距离有误，牛顿的神学输了，我们要无限的自由，总有一天，大海把沙漠染蓝，相信你，没错的，请将燃烧瓶、情书、牙签以及美德一并牵引，青蛙的一生，混响太大，延时太少，适于合唱，十里之外，星光照着溪流，是无限的，我爱过的第一个人是当官的，我的小说集叫做《完全泡妞手册》，我不相信天是蓝的，那里飘满了在变老前死去的音乐家弯曲的倒影他们被基金会追悼他们排队上天堂他们是别有用心的，帮帮我，将个人记忆和性冲动装起来，压缩成通向天国的，无限多的，1立方米的墙上的另一块砖，我相信你，原音，根音，八度音，热恋，畸恋，黄昏恋，你看我是不是有点与众不同啊，那一年，我投靠海子未遂，把一盒磁带夹在中学历史词典里寄给晓涛，邮递员同志，请牵引我的自由，我这就跟你走，摇滚的阴谋驶过枫杨树故乡，上升，当我从杨生的梦中醒来，呵，它被两百个政府买断，我的世界，从16楼掉下去，摔成了碎片。
我们都是梦想中的酒吧老板，流着鼻血，在摩洛哥拍电影，像成千上万串臭贝壳一样，在成千上万个高原上散步，年华似水，不可追忆，我们用窃听来反窃听，顺便卖一点版税，不好意思，无辜的路人会因此从不朽中脱离，我们都是被梦做出来的，相互混淆，增删无度，同一块电路板被分子生物学和大气功师拿去模仿，我们反模仿，我们自我模仿，阿琵和罗宾转告了兰波：“总是要消逝的……”多年以后，火星鼠回忆起它的另一个自我，正如我们从未集合过一样，它在成千上万个自我中迷失，喃喃自语，说：“色即是空”，我们就这样，饿了，生锈了，向螺丝帽说过再见之后我们摇身一变成了他们，一道几千里长的彩云被晨风展开，他们消逝了，世界失去了对称，恼羞成怒，剃了光头，从16楼掉下来给摔成碎片了。
世界从16楼掉下来，摔成了碎片。
世界从16楼掉了下来，摔成碎片。
世界掉下来了，从16楼，摔成碎片。
世界摔成碎片，从16楼掉了下来。
世界，碎片，从16楼摔成，掉下来了。
16楼了，碎片从世界摔成掉下来。
来，从世界成片，掉下，16楼，摔碎了。
(注：我并不认为这是一篇乐评，也并不认为有10个以上的读者能完全明白里面的几百个典故、暗号和习语。这仅仅是一个游戏，仅仅是对《杂音》的一次拼贴式再混音。我写它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几个人的高兴，我把它收到集子里仅仅是为了记起自己还有如此不负责任、如此奔放和卖弄，如此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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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碰见了他。
上一次，就是这厮收购了我500张收藏，拍出钱来，把剩下的替我拎到门口说了声再见，就让我苦恼了整晚。就是他。我知道不是对手，干脆埋头挑货，连价钱都不问。但还是可
恨，将一张又一张挑好的CD又挑回去，还告诉我“死亡金属你就别听了吧”，或者“这套Miles Davis是给朋友留的”。好吧，认了。
我是塑料****的受害者。这一次买了大约50张，尽管锯子太老，锯口处尽是裂痕，但天地良心，货还是不错的。E.N.的精选都有，夫复何求？
首先是Tom Waits的Beautiful Maladies (The Island Years)，是1998年老汤姆日益火爆且很久没有新作的情况下出的。23首歌，还剩大半。虽没有任何一张专辑的完整性，也有一些是随便玩玩的东西。但好歹是老汤姆，黑色但不阴暗，美丽而且像病，像我这样连他的电影配乐(《地球上的夜晚》，吉姆·詹姆舒导演)都买的家伙，很快就沉醉了。
Wu-Tang Clan的Wu-Tang Forever是1997年的双唱片。为了重新认识Rap和Hip-hop，我会建议人们听这支乐队。从音乐的完美和丰富性上，他们已经超越了说唱的概念，这张专辑则以概念专辑形式出现，一本正经，自吹自擂，在充满律动和身体暗示的前提下，悠然自得。
当然电子是少不了的。波形文件躲不开物质的束缚，Plug震撼英国舞曲界的双唱片Drum 'n' Bass For Papa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它几乎残了。已经没什么可以听的了，我只是想知道1997年英国地下舞曲的大概，看这孤独的Drum 'n' Bass到底有多孤独……真的，音色一点也不时髦，只是节奏惊人而已。
Roni Size同年的双唱片Reprazent一样惨，只有不到一半的曲目幸存。作为Drum 'n' Bass的重要发展者，他们在这一半的表现非常可疑——并不猛烈，并不激进，倒是变得折衷、充满低速太空之声和Breakbeat式的趣味。
一批爵士老将令我很有面子——对了，不才是听爵士乐的，非常有品位，要谈谈Miles Davis的墨镜和红色小号吗？——我在新街口买了此人晚期的限量版现场专辑，基本上可以认定没有更实验的爵士乐和更疯狂的偶像，而这次打口的货里，还有1961年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现场和King Of Blue的再版，这是大师的中等水平作品，但是拜托，没有人在乎这个。
另外的爵士乐有Thelonious Monk1964年在It Club的现场，和Keith Jarrett1969年的货色。大家都是弹钢琴的，成熟的天才和初出茅庐的新星，高下立见。后者后来为小资产阶级热爱，前者成为主流中的另类怪杰，不是平白无故的。至于John Coltrane的精选和1964年献给上帝的A Love Supreme，却没有显示出一位神人应有的探索精神——尽管后者是他生前最后和最流行的歌曲。
我以为最狠的，倒是最远不如Thelonious Monk那样让人激动。臭名昭著的“耳痛”公司果然是堕落了，在Scorn勉强支撑之后，江河日下，现在连Godflesh都面了。我的至爱，最冰冷的工业之声在1997年的Love And Hate (In Dub)中变得时髦和孱弱，还不如解散掉算了呢。
那么，还有什么是革命的、左派的、无所顾忌的？我留下Pussy Galore的Right Now，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年轻，而不是伪装成过来人的新朋克爱好者。听了这么些年，摇滚精神竟然要到反摇滚的No Wave吉他噪音中去找，真是讽刺。人们听说了Jon Spenser的布鲁斯大爆炸，并争相购买；但他的来路，以及所有低保真和朋克的来路，可以到Pussy Galore这里寻找，像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金属敲击和吉他即兴，就是这么回事，它是一个测验——如果你为了表示敬意而购买，那么你就是真的老了。
最后，我发现连Devo都出了精选。对于他们的名字(“退化”)和70年代反朋克形象，这真是有点意思。当年他们也曾大红大紫，后来却令人无法忍受，这全是因为冷漠和疯狂，而冷漠和疯狂就是对我们的不敬，对啊，他们不思考，他们讽刺。这种业余水平的音乐和超级恶毒的精神也被推出精选？世道是在进步还是退化呢？
还有40多张呢，亲爱的编辑，难道你要我全部说完？
一个不听音乐的民族是不是就会完蛋？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好象是唱片工业派来的思想工作者所问。如果换个说法，比如“一个只看文字、只接受和总结的民族是了无生趣的”，可能就有点说头了。
有一天大伙就这么说起来，抱怨同胞们读了太多的乐评和资讯文章，却懒得自己动用耳朵和心智去判别、品味；据说这样的根源是中国的文字太发达(崔健如是说)，也有人断定是中国人习惯于从命(“体制渗入了每一个细节”——李皖)，还有归罪于全球商业文化侵蚀的(举例如下：美国流行大腕乔·邦·乔维就说“我从来都相信电视和报纸上说的。”)这件事对我们写乐评的，多少是一个讽刺。所谓乐评，一已之见，分析和评论，要么夹枪带棒说毛宁在铁达尼号上气不接下气，要么笑里藏刀夸王菲学苏格兰人学得真像——也有在红包上写乐评的，也有写听后感的，骗人骗己，不说也罢——只有把一己之见发展成一种感受和思维方式、若干倾听和分析的可能，继而启发读者自己去听的才是好乐评。乐评的存在，是为了鼓舞开启心智的听众和独立思考的人，倘若让乐评代替自己感觉、让乐评代替自己喜恶、让乐评代替自己思考，那还不如直接来扇我等的耳光。
没有直觉的人就是文字的囚徒，有个老头说“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是病句，大概是判了无期，要放他出来，自己都不肯。没有理性的人爱说“好听就是好音乐”，他禁止别人用自己的标准去品尝，谁说他不好听，他就说你的耳朵是左撇子，得改过来。时间一长，消费者都不相信自己了，本能被电台主持人、企宣稿和大街上的喇叭给偷走了，再好的乐评不也就变成了“相信我，没错的”？这就象崔健在台上说摇滚乐是自信、自由、自然，摇滚迷们在街上大唱卡拉OK：“我说我要你做主。”
乐评人中，郝舫、李皖和章雷都介绍过大量外国音乐，有时也兼及社会、文化，兼及思想、美学。三人的命运有所不同。郝舫的读者是打口青年，放下报纸就直奔打口CD的深渊而去，一路上说着天才诗人和反体制斗争的故事；李皖运气差一点，他的读者有太多作家、文人和小知，这些人看看《读书》、《作家》和《芙蓉》就够了，因为脑力发达，所以能凭空想象德国六、七十年代的恢宏电声或别的；章雷则最惨，凡是他评过的，唱片店就会加价……天哪，这就是乐评的下场。
要停止总结和开始感受，就要电台主持人停止说“非常非常好听”，就要报纸上停止出现“真心奉献、倾情出演”，就要中小学音乐老师停止旷工，就要《爱乐》杂志停止做“惟一没有罪恶感的”权威。可是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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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各地的打口货中，到了一批英国音乐杂志Volume(《音量》)，基本上都是1994年到1995年间的。翻着彩页猜测被打了口的文字，同时查着词典听没被打口的歌，是最近神州大地各个角落台灯下的统一风景。听着Fun-Da-Mental(“原教旨”)、Tricky(吹奇，或译“滑头”)和Sonic Youth(“音速青年”)轮番出场时，不知有没有哪位打口青年狂呼着赞美
货色正点，连CD-ROM都没有伤到？
而我的小小的意外则出现在第9期第109页上。这一页介绍了一位不太一样的英国愤青，这个叼着烟的Keith Bollocks(凯斯·波洛克斯)不是音乐家也不是精通和弦理论的摇滚名记，他是个诗人。“诗歌是大街上发生的事儿！记住，我们不是在谈论拜伦和雪莱和所有那些家伙一类的闷货。我们是指那些穿着皮夹克的，市井的，即兴表演的现代诗人。愤怒诗人的写作不需要韵脚！不需要标点！不需要拼写规范！也不需要创造任何意义。”哈，我怎么觉得这应该是北京“嚎叫”酒吧里的朋克宣言呢？
Keith Bollocks的愤怒诗歌很短，这跟他读过的拉丁文著作没什么关系，他是街上来的，Tom Waits(汤姆·维兹)跟他比起来就像是来自另一条街的：“每个逼/都/讨厌/我们/可/我们/却/***/不在乎”(Millwall)，如果这是诗的话，那么雪莱是真的要和肖邦一起气死了。我想，大城市的小朋克倒是会喜欢他，不管他写的是诗，还是Valume杂志说的“诗歌是新的摇滚乐。”有一首叫《劣质啤酒》的，颇具街头不良少年的风格：“你/刚才/给我/上的/这/是/什么/猫尿/你这个逼/舔我的屁股”。其粗鲁、其简洁、其即兴、其无意义，都达到了焚琴煮鹤的极致，一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可恨啊。
据我所知，正直的中国青年大都对朋克摇滚怀着有条件的爱好——爱它的社会意义，爱书上说的“反建制斗争精神”；讨厌它的粗野、下贱，“难道能在吉他上找到两个音的都是朋克？”至于诗歌，倒是有一帮不穿皮夹克的，躲在家里模仿下一代的口气写些脏话，喜欢他们的全是些汉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于Keith Bollocks，可以肯定的是，会有许多义正辞严的砖头从“雷蒙斯”和金斯堡的追星族那儿掷来。
3月13日，我倒是在广州的Unplugged(不插电)酒吧参加了一场诗歌朗诵会兼摇滚音乐会。精力旺盛的少年们听着诗人们喃喃朗诵，一个个讲起了“丢！”和“老母”，在我登台之前，诗人们都去了“水边吧”谈文化，而少年们已经拥到台边叫喊了起来……那天，我倒是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波兰壮汉Oles，他用母语朗诵，铿锵动人，掌声大作；我说他长得像吉姆·莫里森，他乐得大笑，他说他讨厌米沃什和申博尔斯卡，我们干杯。诗人写作大都是躲在家里的，我们看不见，不过那天Oles倒是唱了一首波兰朋克歌曲，讲一个大学生死于警棍，既有社会责任感又富于感情，但是难听，我不知道坐在家里的正直的中国青年会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