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不堪一击:湖南衡阳打黑警官开枪自杀 曾被纪委调查

段俊义自杀后，除了对阳福生、段宜勇等人的质疑，一份 报复黑名单迅速流传于网络。

“段、阳出来后，可能有腥风血雨发生……”黑名单涉及包括警察、官员、律师、记者在内的13人，并将各种人物列为五组，这些人均与“118”专案有直接关系。

第一组人是数名“118”暴力拆迁案专案组的办案民警，其中就包括段俊义。

第二组人是建设局局长罗安民、陈友明。“汕林花园”项目地段属于衡阳市建设局遗留问题，罗安民对于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痛心疾首，“就算把建设局大楼卖了，也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而陈友明的公司因为阳福生、段宜勇等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损失数百万，其对调查也极力配合。

名单中还提到雁城公司经理蔡怀玉、唐国强。雁城公司也是该案件的直接受害者，法院裁定将属于雁城公司的“汕林花园”项目土地使用权办理给了阳福生、段宜勇的公司。这意味着，雁城公司损失财产达4000余万元。

第三组人是记者洪克非、李俊杰。对“汕林花园”项目进行调查后，洪克非在《中国青年报》上刊发《湖南衡阳暴力拆迁案牵出国有资产流失案》的稿件，李俊杰则在本报刊发同题材报道，极大地推动了该案件的深入。

第四组是罗万里、龙春舞、罗秋林3名律师。其中，罗万里是雁城公司的法律顾问，龙春舞、罗秋林则对记者采访提供过帮助。

最后一组是被暴力拆迁人廖名发。71岁老人廖名发是媒体报道衡阳“118”暴力拆迁案的主角。

即使黑名单的曝光更像是事后诸葛亮，但不少人仍相信这份名单具有很强可信度。

“在公安强大的办案攻势下，阳福生、段宜勇还能够取保候审，其能量不可小觑。”一位被列入黑名单的当事人对记者说。

而段俊义遭到黑社会威胁而自杀的传言，更是他相信该名单存在的理由之一。

段自杀后，衡阳市某局的一位领导向新任公安局局长徐发科反映了此情况。徐表态说：“如果存在黑社会报复的事情，公安局将与黑恶势力血战到底！”

但一位对此事有过密切关注的知情者认为， 报复黑名单一事纯属讹传。而此后衡阳公安局介入调查此事，也证实了他的观点。

2009年12月31日，徐发科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公安局调查组对段俊义事件的调查，段自杀前遭到黑社会威胁和报复黑名单事件都只是谣传，事实并不存在。

新来的公安局长

事实上，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徐发科上任衡阳市公安局局长刚满8个月。

2009年4月29日上午，徐发科带着一贯的腼腆微笑，从衡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国初手中接过大红的任命书。

衡阳空缺5个月的市公安局局长一职，正式交由45岁的徐发科担任。

此前，徐发科任湖南省公安厅警务督察处处长，他身材瘦小，以其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和雷厉风行的作风而被称为“铁面督察”。

5月4日至6日，履新的徐发科深入县级公安局和市巡特警支队调研指导工作。在段俊义所在的巡特警支队，徐听取了支队工作汇报，并与支队班子成员进行了座谈。

当时，段俊义已被抽调到“118”专案组，任审讯组组长。徐完成调研后，“118”专案组也改名为“54”打黑专案组。

上任伊始，徐发科强硬表示，警方要从衡阳实际出发，治乱必先治黑，治黑必先治毒，治毒必先治店。

其提出这些要求的背景是，从2006年2月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级公安机关按照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的部署和要求，始终把“打黑除恶”摆在打击刑事犯罪的重要位置。按照公安部未来的工作思路，各地公安部门将继续推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天上人间”成为徐发科打掉的第一个黑店。“天上人间”商务娱乐会所被一些群众称为“衡阳市的毒瘤”，其涉毒问题由来已久。

10月9日，衡阳市公安局150余名民警，对“天上人间”商务娱乐会所突击清查，一举端掉了“天上人间”。

而出于对打黑的长远考虑，徐发科曾说：“对黑恶势力要坚决铲除，对滋长中的黑恶势力要坚决消灭在萌芽状态。”

这样，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段宜勇，因为此前有涉黑经历，成为了警方重点讯问的对象。 残疾的“黑老大”

留着寸头的段宜勇一边大声招呼着服务员，一边打着电话走进餐厅。他用右手甩出一根烟叼在嘴上，又顺手递给记者一根——60元一包的蓝色软芙蓉王，“呷饭，我买单。”

笔挺的西装、光亮的皮鞋，却难以掩盖他左手臂的不协调。低垂的左臂，软趴趴地耷在他的大腿上。

两年来，他一直是投诉者口中的“拆迁幕后黑手”。有投诉者称，段宜勇在衡阳精心策划了多起野蛮拆迁事件，包括“118”暴力拆迁案。

有知情者告诉记者，段宜勇没有正规的公司，只是在帮其他房产公司拆迁时，挂靠在这些房产公司名下。在拆迁之前，需要拆迁的房产公司会给他一个“包干”的拆迁补偿价格。这样，他给被拆迁的居民补偿越低，中间的利润空间越丰厚，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压低补偿价格，暴力拆迁成为段惯用的伎俩。

出生于衡阳市衡南县的段宜勇仅有初中文化，早年曾辗转于湖南、广西两省多个地方谋生。

他做过木匠，开过副食店，直至后来承接一些建筑工程挖到了第一桶金。上述知情人告诉记者，段宜勇当年在衡南县茅市镇与人抢占工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斗殴事件，导致数人受伤。此后，茅市镇斗殴事件也被举报者视作段涉黑的依据之一。

但是段宜勇并不认为自己的这些行为涉黑。“我只是一个正常的商人，这是有人在整我。”段对记者说。

事实上，当段宜勇积累一定的资产后，他被选为了衡南县的人大代表。举报者称，曾经的“黑老大”段宜勇在生意做大后有意“从良”，想办法成为了红顶商人。

2008年，他开始进入房地产行业。不到一年，“118”暴力拆迁案发生。当月月底，身为拆迁总指挥的段宜勇主动投案。

段宜勇告诉记者，他在审讯室里度过了9天9夜，他的左手臂由于长时间戴着手铐，受到重创。在段俊义的授意下，他受到几名警察的殴打，“我后来是被抬出去的，但我始终没承认我是黑社会。”

2009年8月份至9月份，得到消息的段宜勇家属开始上访，将此事告到了湖南省检察院以及纪委部门。随后，衡阳市检察院渎职犯罪侦查局和市纪委奉命介入调查此事。

11月26日，段宜勇保外就医。

段宜勇到衡阳当地几所最知名的医院治疗，得出的结论是，左手臂臂丛神经损伤，整个手臂瘫痪，属于四级伤残。

此后，他辗转于长沙、广州等地的几所著名医院，医生均告知，他的手已无恢复的可能。

段俊义自杀前后

段俊义自杀后至今，有关部门仍未对其职务行为作出结论。

在接受检察院和纪委的调查时，段俊义也一直担任着衡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副支队长和支队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段俊义是衡阳县人，自小家境较为宽裕。2006年，他担任衡阳市第二看守所副所长，其后又任第一看守所政委。当衡阳市公安局组建巡特警支队后，他被调去任副支队长。

主管案件侦查的段俊义始终冲在办案第一线。就在去年4月，巡特警支队历时半个月，打掉了一个流窜于河南、河北、陕西、云南等地，专门在衡阳从事盗抢作案的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人，破获抢夺案件22起，盗窃案件51起。

丰富的办案经验，也成为段俊义入选“54”专案组担任要职的重要条件。

有知情者透露，当时专案组面临着尽快突破案子巨大压力。由于犯罪嫌疑人相当狡猾，他们面对这样的压力，不采取点措施是不可能突破案子的。

记者了解到，当段宜勇从审讯室被抬出来后，被送往看守所，一度看守所的负责人并不愿接收。段俊义出面后，此事得到解决，并安排了专门的医疗人员看护段宜勇。在段宜勇治疗期间，段俊义数次前往看守所看望段宜勇，给他送一些吃的和穿的，还亲手帮助行动不便的段宜勇洗了几次澡。

段宜勇回忆此事感慨：“毕竟还是朋友，他或许觉得对我有所愧疚吧。”

当时，新疆发生“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7月7日晚，公安部急令全国各地部分公安特警驰援新疆，参与处置这一突发事件。

衡阳市公安局从巡特警支队抽调30名精干警力组成援疆特警分队赴疆维稳。身处打黑专案组的段俊义当时也提出了申请，但并没有通过。

此后，一场流言向段俊义袭来。知情者透露，当10月初“天上人间”被打掉后，警方在清查时搜索出一本为该场所提供保护的警察名单。有人传言，段俊义也身在此名单之中。

此时的段俊义，仍然被检察院和纪委的调查所困扰。记者了解到，期间段俊义曾向一位姓何的朋友以及110中心的某负责人透露过极端消极的想法，认为自己前途已经渺茫。但并没有人在意他的语言，认为他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到了11月底，湖南省公安厅为整肃警察队伍作风纪律，进行干部集中整训。于是，衡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党委集中了副大队长以上干部骨干，进行了为期3天教育整训活动，以组织大学习形成大氛围、开展大讨论推进大监管、制定硬措施实现硬目标。

没有人意识到，这次干部整训后，巡特警副支队长段俊义自杀了。

12月12日早晨，段俊义带着事先从110中心的朋友那借来的一把手枪，乘车到距离衡阳市区有8公里的郊区某宾馆。

记者从多方证实，就在段俊义自杀前，他已与妻子离婚。记者联系上其妻欲进行采访，被婉拒。

当天，段俊义给妻子的弟弟打了人生的最后一个电话，表明了自杀的想法。

惊愕中的妻弟开始在衡阳市四处寻找段的踪影。由于该宾馆地势偏僻，直至下午两点，众人方才找到段。当时，段已经倒在血泊中。此时，距段开枪自杀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

段俊义留下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说，自己是在奉公办案，如若有什么差错，后果自己来承担，请不要追究他的战友的责任。他还补充，手枪是自己主动要借，对方作为下级不能拒绝，请不要追究。

最后，他要求将自己的骨灰撒到湘江中，能够永远守护家乡。 4

悲剧可以避免吗？

逐渐被还原的事实表明，段俊义为自杀做好了周密的准备。

而据了解，警察自杀的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的，这也是世界警方主管部门绞尽脑汁，但是仍一筹莫展的问题。

当年发生的警察潘余均自杀一事与段俊义事件颇有几分相似。

2005年5月25日凌晨，当年曾参与办理佘祥林“杀妻”冤案的湖北京山县公安局110巡警大队教导员潘余均，被发现在武汉市黄陂区一墓地自缢身亡。

当时，佘祥林称其遭受了警方的刑讯逼供。佘祥林说，当年潘余均在专案组中只是一个普通成员，也曾经刑讯逼供，采取的手段比较恶劣。

据当时的一位知情人士介绍，潘余均21日被湖北省纪委、湖北省政法委、省检察院联合组成的调查组隔离审查。

潘的妻兄金先生向记者证实，24日中午12时50分许，潘余均用武汉市黄陂区的一部公用电话给京山的妻子打了电话，他哭着说对不起妻子，要妻子好好照顾儿子，并说自己“受不了了”，在说出“我走了”之后，潘挂掉了电话。

事实上，警察自杀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命题。

据美国有关部门公布的材料披露：仅1993年和1994年两年，美国共有700余名警察自寻短见。而这种自杀仍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因为警察工作的特殊性，其机构中有着严格的监督机制。这无疑是对美国警察心理的一种重压，迫使警察不得不时时小心翼翼、处处提心吊胆。久而久之，使警察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孤寂之中，不少警察觉得走投无路。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研究资料也表明，高强度危险性工作造成严重心理障碍、办案过程中的人情关系和上下级关系的执法干扰、因工作造成的个人生活都是导致警察自杀的重要原因。

但目前，警察自杀的现象研究在我国一度成为禁区，自杀的流行病学数据一度成为保密或者讳莫如深的问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基础部的专家王淑合呼吁，缓解一线民警的心理压力，是摆在公安机关面前的主要任务。

专家认为，要避免警察自杀的悲剧，首先预防警察自杀要有制度保障，应建立警察的工作、休息制度，保证警察有生理和心理缓解的时间周期。可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因为工作过于繁重，一线干警面对工作压力，更多的时候不得不放弃休息时间。

其次，应建立警察的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和完善警察的心理咨询队伍。但目前，这在国内仍是空白。我们更多的是依靠上下级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来完成心理疏导。

再次，应促进我国警察经济收入的提高及社会待遇保障体系的建立。我国许多基层的民警收入偏低，而他们却面对着第一线最繁重的工作。对此，一向以从严治警著称的徐发科也认为，从严治警与从优待警应同步而行。

事后，有不少人在网上发帖纪念段俊义。其中有人说：“但愿天堂里不孤独，不会再把段俊义压垮。”(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