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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勋现象

    青岛大学谭天荣

自从右派改正以来，北大张元勋之名如雷贯耳，人们从他的几篇脍炙人口的雄文得知他的种种光辉事迹，主要的有如下两点：

第一，在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中，张元勋是“广场”的主编，又是运动中各种活动的领头人。运动结束以后，他在高压下自始至终坚贞不屈。

第二，张元勋与林昭是一对“悲情鸳鸯”。在北大时，他俩就是一对恋人；在以后的严酷的岁月中，张元勋一直忠于爱情。林昭被捕以后，他曾冒着生命危险，以“未婚夫”的名义看望狱中的林昭；为了这次探监，他受到严厉的惩罚：被送进他称为“鳄鱼之胃”的禁闭室里关了138天。他与林昭在狱中会面的情景极为离奇、惊险而又缠绵悱恻，留下了千古佳话。

然而，所有这些光辉事迹都只不过是张元勋的自叙，虽然文笔优美、情节感人而又富有戏剧性，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不真实。

首先，在北大时，张元勋并不是林昭的恋人。诚然，他曾向林昭求爱，但被林昭拒绝。熟悉林昭的人都知道，林昭对向她示爱的“男同胞”相当宽厚，张元勋或许是唯一被他断然拒绝的人，这当然有其特殊的原因，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在某处曾说：“我姐姐不欣赏张元勋的风度。”在这里，“风度”两字恐怕还是一个过分含蓄的用语。

其次，关于冒着生命危险探监的传奇故事，虽然精彩绝伦，可惜，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不合理的情节：例如，张元勋是以“劳改就业人员”的身份探望林昭的，而当时林昭已经进了监狱。凡是多少知道一点我国监狱情况的人都知道：监狱对于犯人的“接见”有严格的规定，犯人的表现再好，也不可能接见“劳改就业人员”，何况林昭在狱中甚至还没有“认罪”哩。至于“以未婚夫的名义”就更离谱了。因为新中国就根本没有“未婚夫妇”这样一种亲属关系。总之，“张元勋以‘劳改就业人员’的身份、以‘未婚妻’的名义看望狱中的林昭”是绝对不可能的。

然而，张元勋确实曾经到监狱探望过林昭，不可能的事怎么成了事实呢？某一知情人曾告诉我：原来是张元勋所在劳改单位的“队长”派遣他去做林昭的“工作”；只是由于工作的“效果不好”他才被关了禁闭。如果这位知情人说的属实，那么张元勋在这里所写的故事与实际情况就大有出入：他探监是事实，但冒着生命危险却是谎言；他为此受到惩罚是事实，但他受到惩罚是因为忠于爱情也是谎言。总之，张元勋的“探监”虽然确有其事，可惜已被他的谎言渲染得面目全非，以致他所写的传奇故事不再是他的“回忆”而是他的“编造”，这样的编造要有非凡的勇气！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上难道会有这样大言不惭的人吗？

再次，张元勋关于“狱中会面”的描述，由于没有旁证，很难肯定或否定，但我却怀疑其真实性。凭什么？我只能提供一点相关的论据供参考：在北大时，林昭曾一再要我提防中文系的两个人，她说：

“这两个人都不好惹。其中的一个你可别得罪他，他不仅睚眦必报，而且报复起来不惜工本。另一个更可怕，你不惹他，他也会主动出击。乍一看来，他似乎诚恳、直率而又豪爽，实际上却是一个胸襟狭窄、心术不正和利欲熏心的人。他总是用弥天大谎伪装着自己，你可千万别揭穿他，最好躲得远远的。”

这里林昭说的“更可怕”的人就是张元勋，她后来还说到一些具体的“可怕的事”。从林昭对张元勋的这些评价，我们很难不对张元勋的那些关于“狱中相会”的戏剧化的描述打上一个问号。

最后，说说张元勋的光辉事迹的另一方面。

在五一九运动中张元勋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事？这问题我不拟在这里讨论，这里只说张元勋在运动结束以后的表现。其实在反右后期，张元勋的活动就离“坚贞不屈”相当远。例如，众所周知，那时他不断写一些反右的诗到处投稿。还有，他经常“汇报”在那时就已经不是秘密。刘奇弟早就发现：“凡是有张元勋参与的事情，立刻就会泄密，都是让他给汇报了！”这一结论，屡试不爽。

张元勋劳改时，曾经和我在同一个单位，但不在同一个大队，见不着面。一位来往于两个大队的大夫知道他的情况，说他当了一个脱产的什么“员”，积极得出格。

改正以后，张元勋著作颇丰，篇篇才华横溢。可惜的是，他把自己的才华主要用于攻击五七劫难中的幸存者了。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张元勋他要干什么？”

现在，这个一直令人不解的问题总算有了答案：张元勋原来是一个告密者与卧底，他的所作所为自然不能按常理来揣度。早在反右运动时期，他就为了“汇报”而参加某一成立“影子内阁”的“香山会议”，并被选为“总理”。由于他的汇报，参与会议的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告密者张元勋本人不仅没有得到奖励，反而也被判了八年刑。

张元勋这次参加秘密会议与他多年以后的“探监”两件事颇为相似：一件事是为了“汇报”而参加秘密会议，其结果自己却被判刑，另一件事则是为了“做工作”而探监，其结果自己却被关了禁闭。无论是参加秘密会议还是探监，张元勋都是被派遣去“执行任务”的，而其结局却都是因为执行任务的“效果不好”而受到惩罚。在这两件事中，张元勋都是不折不扣的“双面人”，其结局也符合所有双面人共同的生命轨迹，不足为怪。张元勋与众不同的是：他作为一个告密者和卧底却以坚贞不屈自命，还在被判了重刑以后，一方面鸣冤叫屈，另一方面又在广大不知情者面前炫耀自己的“继续抗争”的光辉事迹。真是不可思议，世界上还真有如此大言不惭的人！

从右派改正到今天，30年过去了，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张元勋作为一个告密者和卧底，作为一个双面人，却一直成功地保持着坚贞不屈、继续抗争的完美形象，一言一行俨然是一位精神领袖和道德仲裁人。这是一种颇为耐人寻味的社会现象，我们不妨称它为“张元勋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毋庸置疑的是，这是因为张元勋的出类拔萃的文学才华、因为他卓尔不群的纵横捭阖手段，还因为他那匪夷所思的大言不惭的勇气，等等。

然而，这些因素都只是出现张元勋现象的主观方面的原因，而值得深思的却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这就是人们在记述右派历史时的一种倾向：优先考虑“右派的形象”却不太顾及记述的真实性。对于这种倾向，一位北大同学说过颇有代表性的一段话：“林昭是我们右派的榜样。她是一位中国的女性，中国的女性应该是从一而终的，推而广之，未婚的中国女性也应该只有一个恋人。现在，已经有人出来声称自己的是林昭的未婚夫，为了维护林昭的形象，其他与林昭有过感情纠葛的人就应该保持沉默，不要谈起与此有关的往事。”撇开关于“从一而终”的高见，这段话的要点是：当“应该”维护的“林昭的形象”与“真实的林昭”不一致时，我们“应该”自觉地把“真实的林昭”隐藏起来；更一般地说，当“维护形象”的要求与“真实性”相冲突时，我们“应该”无条件地牺牲真实性。这种倾向正是张元勋现象得以出现并长期存在的客观原因。

不仅如此，这种倾向还在与现实生活的互动中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团。今天，张元勋这颗巨星的陨落，必然会伤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不论这些人用什么手段来保卫自己的利益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期望人们在权衡利弊时，能留下一点空间来兼顾历史的真实性。否则，当百年以后有人追溯五一九运动的历史时，发现保留下来的书面资料只是各种版本的新梁山英雄谱，其中的人物都是按照各自的“标准右派形象”编造的。编造的方式各式各样，有的是被别人精心塑造的、有的是自己用弥天大谎装扮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就是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果真如此，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附录

摘自段宝林的《1957北大杂忆》

……

我们是一班，张元勋是二班的，他与沈泽宜不一样。他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演说、辩论、串联，写诗、大字报，还组织筹备刊物《广场》，向校长马寅初募捐。我记得他曾经写了较长的一首诗《人之歌》，其中说批评人的缺点就是对人性的践踏……当时我看了认为不对，曾经用笔批了两句：“不要痛恨医生，甚于痛恨疾病!”

张元勋在二班，许多情况我不了解，但后来从张钟等人处，也听说过他的一些情况。

据说，当时一些活跃的右派学生曾在香山开会，准备成立什么流亡政府，让张元勋当总理。

后来，可能他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捕的，判刑8年，在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了很多年。刑满释放后又在那里就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落实政策，到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古典文学。

有一次，我到曲阜开会，去看望他，曾谈到此事。他说：他得到了通知，要在香山开会，成立政府。当时曾经向一位北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汇报，这位老师已调到人民日报社去工作了，常代表组织与张元勋联系。这个老师可能是人民日报派到北大来了解情况的，常常到我们学生宿舍中来，所以我也见过，是瘦瘦的，个子较高，但名字忘掉了。

张元勋对他说，有这么一个会，要我参加，去不去？

答曰：可以去，不过要把情况如实汇报。

会后，张元勋汇报了，可是后来还是被捕判刑，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应该被捕判刑的。也可能他隐瞒了一些重要的情节。当时也没有仔细去追究。就谈别的事情去了。

……

2010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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