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十七岁第二季嘉宾:[转载]1988年以来上将军衔授予（晋升）标准的变化zz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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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衔制实行的前11年，上将军衔授予和晋升的制度化建设

1988年恢复实行军衔制，至今已有22年。上将军衔授予和晋升的制度化建设大致可分为前后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恰好是前11年，是上将军衔晋升制度逐步摸索、建立和完善的阶段。自1993年起至1999年，先后5次晋升41名高级将领为上将军（警）衔。同时，从晋升的条件、周期、名额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职务编制军衔：1988年制定施行的《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实行“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制度。上将军衔是“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大军区级正职”三个级别的职务编制军衔，并且为“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的基准军衔，而“大军区级正职”的基准军衔为中将。因此，如何确定哪些“大军区级正职”将领可授予（晋升）上将军衔，是一个难以操作的问题。1988年和1993年两次授衔和晋升，只有14位“大军区级正职”将领跻身上将军衔，而更多“大军区级正职”将领则止步于中将军衔。同时，由于“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的编制军衔为上将和中将，因此以中将军衔担任上述两职实际也符合规定。

1994年，《军官军衔条例》修改，取消了“基准军衔”概念，而且上将军衔成为“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三个级别的唯一编制军衔，并成为“正大军区职”的主要军衔。这一修改扩大了上将军衔对应职务编制的上限和下限，也产生了上将军衔晋升的2种类型。一是以中将军衔被决定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后，可随即晋升上将军衔，这通常属于个别人员的晋升；二是以中将军衔担任“正大军区职”后，可选升为上将军衔，这通常表现为多人的“集中晋升”。而在实际操作中，只要未发生意外情况，担任“正大军区职”者在任内均晋升为上将军衔。

晋升条件：根据《军官军衔条例》，军官军衔首次授予的条件是“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在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为依据”，军官军衔晋升的条件是“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和对国防建设的贡献为依据”。从字面上理解，首次授予军衔的条件主要是2条：职务和资历。而晋升军衔的条件主要只是职务。

在1988年首次授衔时，上将军衔的授予基本上便是参考职务和资历这2个条件。还有一个考虑是“军种平衡”，也就是要保证海军和空军至少各有1名在任的上将。但在晋升军衔时，光以职务作为条件显然是难以操作的。“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的法定军衔是上将，所以不存在什么难度。而“正大军区职”晋升上将属于“选升”，其条件便不好掌握。在2000年以前晋升上将军衔的实践中，资历依旧是受考虑的重要条件，尤其是以参加革命（工作）或入伍时间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个标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而不断进行调整。此前经常被考虑到了“军种平衡”因素，在后来的实践中渐渐被淡化。

但随着军队干部新老交替的完成，干部任免工作走上制度化轨道后，同职级干部的年龄、资历相差无几。因此，以军（工）龄为主要晋升条件逐渐失去了可操作性，需要以新的评价标准做为上将军衔晋升的条件。而在2000年以后的实践中，逐步采用了“正大军区职任职时间”和“晋升中将时间”这2个因素相结合的条件。

晋升周期：1988年首次授衔后，时隔5年才进行第一次上将军衔晋升，其中3位系担任军委委员8个月后才得到晋升。1年后的1994年6月，因修改《军官军衔条例》，晋升上将军衔的条件有所放宽，便进行了第二次晋升。第三次晋升是时隔1年半后的1996年1月，第四次晋升则在间隔了2年多后的1998年3月。以上几次均属于集中晋升，而且基本形成了隔年（即双数年）年中（6月至7月间人事调整后）晋升的制度。

1999年9月，进行了第五次上将军衔晋升。2名新增补的军委委员在晋职1周后，其军衔也相应获得晋升。这也是首次为新晋军委委员晋升上将军衔。由于新的军委委员增补通常发生在秋天举行的党代会（或中央全会）上，其军衔晋升也通常在秋天举行。

晋升名额：2000年以前，上将军衔的授予和晋升，以职务和军（工）龄做为主要评价标准，因此晋升上将军衔的数量和在任上将军衔的数量似乎一直没有比较固定的值。1988年授予上将17人（军委6人，大军区级正职11人）；1993年晋升6人，在任上将为10人（军委6人，大军区级正职4人）；1994年晋升19人，在任上将为29人（军委6人，正大军区职23人）；1996年晋升4人，在任上将为20人（军委8人，正大军区职12人）；1998年晋升10人，在任上将为20人（军委6人，正大军区职14人），1999年晋升2人，在任上将为18人（军委9人，正大军区职9人）。而自2000年以后，由于在任正大军区职上将的数量相对固定，每次晋升上将军衔的数量也出现了一定规律性。

总之，经过10余年的实践和探索，上将军衔的晋升制度逐渐完善，为干部工作的制度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力保障。

 1988年以来上将军衔授予（晋升）情况简析

1988-2009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以来，先后共15次授予和晋升118名高级将领为上将军衔（警衔）。下文将就历次授予（晋升）的背景和情况加以简析，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1988年首次授予

1988年7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标志着新军衔制正式开始实施。新军衔制中，最高军衔为“一级上将”，其次为“上将”。可授予上将军衔的职务等级包括“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和“大军区级正职”，其中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的基准军衔为上将。条例中并未明确规定“一级上将”的职务等级，同时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的职务编制军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在此前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所做的《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若干问题的说明》中提到：上将分两个等级，主要是考虑，“军委主要领导同志需要授予军衔时，其军衔等级与其他高级军官的军衔等级应有所区别”。显然，“一级上将”实际是专为“军委主要领导同志”设置。但由于当时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均未授予军衔，因此“上将”成为新军衔制中实际的最高军衔。

一、军委委员（含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

在当时的军委领导班子中，尚存在党的军委和国家军委不一致的情况。党的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常务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而国家军委则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除了职务名称设置存在一定差异，组成人员也存在一定的出入。而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军委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则是根据党的军委组成确定。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后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军委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由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常务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当时军委秘书长由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兼任，副秘书长则由三总部主要领导和国防部长兼任。随后，全国人大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国家军委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1983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六届一次会议上，确定了国家军委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其组成人员与党的军委一致，国家军委的4位委员由党的军委4位副秘书长担任。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后，中共中央军委班子进行调整，除了由邓小平继续担任主席之外，由党的总书记赵紫阳担任第一副主席，杨尚昆继续担任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并由洪学智、刘华清担任专职副秘书长。仍由秘书长、副秘书长组成常务会议，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在随后（1988年4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上，新确定的国家军委组成人员与党的军委组成人员出现了差异，在国家军委委员中，除了党的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刘华清，也包括不参加“军委常务会议”的国防部部长秦基伟、总参谋长迟浩田、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和总后勤部部长赵南起等4人。

刘华清回忆，中共“十三大”军委组成人员调整后，军委领导工作为两个层次：一是军委主席、副主席；一是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军委工作由第一副主席赵紫阳主持，但重大问题仍需请求邓小平。军委秘书长、副秘书长不进行分工，共同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对各总部、军兵种起领导作用。副秘书长也可以主持开会，研究工作，听取各方面意见，起协调三总部的作用。

二、大军区级正职

截至1988年7月，担任大军区级正职以上职务，具备授予上将军衔资格的高级将领大约有35位。除了6位军委委员，至少还包括以下30人：

副总参谋长徐信
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委纪委书记郭林祥
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1988年8月正式任命）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刘安元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
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伍绍祖
海军司令员张连忠
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
空军司令员王海
空军政治委员朱光
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旭阁
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刘立封
军事科学院院长郑文翰
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
国防大学校长张震
国防大学政治委员李德生
沈阳军区司令员刘精松
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宋克达
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
兰州军区司令员赵先顺
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李宣化
济南军区司令员李九龙
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宋清渭
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
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傅奎清
广州军区司令员张万年
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张仲先
成都军区司令员傅全有
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

此外，当时享受大军区级正职待遇的至少还有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徐芳春。而时任副总参谋长徐惠滋、韩怀智、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克玉、军委纪委副书记张伯祥等人是否为大军区级正职，尚待继续考证。

三、人员结构分析

由于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距离1965年取消的首次军衔制已有23年。1955-1965年间曾被授予少将以上军衔，当时仍在现役的高级将领共13人：

1955年授予上将1人：洪学智
1955年授予中将2人：秦基伟、张震
1955年授予少将7人：刘华清、郭林祥、尤太忠、王诚汉、李德生、向守志、李耀文
1964年晋升少将3人：徐信、刘振华、张伯祥

而且当时军官队伍尚处于新老交替时期，高级将领间年龄、资历差异较大。

年龄分布：

6名军委委员中，平均年龄68.2岁。70岁以上3人，60岁以上2人，不足60岁1人。年龄最长的洪学智（75岁）与年龄最轻的迟浩田（59岁）之间相差16岁。

30名大军区级正职中，平均年龄64.4岁。70岁以上8人，65-69岁8人，60-64岁7人，55-59岁6人，不足54岁1人。年龄最长的刘立封（70岁）与年龄最轻的伍绍祖（49岁）之间相差达21岁。

资历情况：

6名军委委员中，1937年7月6日前参加工作（入伍）者3人，1945年9月1日前参加工作（入伍）者2人，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工作（入伍）者1人。1965年前授予少将以上军衔者3人。

30名大军区级正职中，1937年7月6日前参加工作（入伍）者8人，1945年9月1日前参加工作（入伍）者17人，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工作（入伍）者2人，建国后参加工作（入伍）者3人。1965年前授予少将以上军衔者9人。1982年前出任大军区级正职者6人，1982年出任者6人，1985年出任者12人，1987年出任者5人，1988年出任者1人。

“山头”分布：

6名军委委员中，第二野战军3人，第三野战军1人，第四野战军1人，地方转军队工作1人。

30名大军区级正职中，第一野战军1人，第二野战军4人，第三野战军8人，第四野战军8人，华北军区2人，其他7人（海军、空军、技术干部，此外郭林祥、王诚汉所在部队曾分属二野、三野、华北军区）。

四、授予上将的条件

《军官军衔条例》规定，解放军实行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授予军官军衔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和在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为依据”。

“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两个级别的职务编制军衔为上将至中将，基准军衔为上将。因此，6位军委委员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大军区级正职的职务编制军衔为上将至少将，基准军衔为中将。30名大军区级正职中，11人被授予上将军衔，18人被授予中将军衔，1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对于大军区级正职的高级将领，是否授予上将军衔主要还需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条件1：是否为“老红军”？1937年7月6日前参加工作（入伍）者8人全部被授予上将军衔。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虽然在1955-1965年期间未被授予将官军衔，且到1982年才出任大军区级正职。但万海峰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29人中排名第6，因此被授予上将军衔别人也无多话可说。

条件2：是否在1955-1965年期间授予将官军衔？副总参谋长徐信和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并且到1982年才出任大军区级正职，却都曾在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因此也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1980年起担任军委纪委副书记（1985年后为常务副书记）的张伯祥，虽然也是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可能由于其职务等级未能达到“大军区级正职”，最终只授予中将军衔，而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

条件3：军种平衡。经过以上2个条件筛选，共有10位大军区级正职高级将领入围上将名单。其中包括总参、总政、海军、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和3个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空军、第二炮兵和国防科工委尚无人入围。由于已经产生了一位海军上将，从“军种平衡”的角度考虑，“破格”授予一位空军上将也在情理之中。

空军司令员王海和政治委员朱光都是1985年后担任大军区级正职。朱光为“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参加革命，其资历稍长于“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参加革命的王海。不过王海是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以“对革命事业的贡献”这条标准考虑，王海的条件更有优势。而且，飞行员出身的空军上将也更具说服力。因此，王海成为新军衔制实行后的首位空军上将，也成为首批上将中资历最浅的一位。

由于第二炮兵做为一个独立兵种，规模和编制相对较小。其司令员李旭阁和政治委员刘立封都是“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而且刘立封已有70高龄，仍未能被授予上将军衔。直到1996年，才产生第二炮兵的首位上将。

至于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和政治委员伍绍祖都是建国后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且都是1985年后担任大军区级正职，其资历距上将的标准相差甚远。丁衡高被授予中将军衔（1994年晋升上将军衔），伍绍祖仅被授予少将军衔（随后转业改任国家体委主任）。

在1985年前担任大军区级正职的高级将领中，只有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傅奎清（1980）和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刘立封（1982）未被授予上将军衔。1921年以前出生的大军区级正职的高级将领中，第二炮兵政治委员刘立封（1918）、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傅奎清（1920）和军事科学院院长郑文翰（1920）未被授予上将军衔。

傅奎清于1980年12月起出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85年6月南京军区与福州军区合并后，又出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但傅奎清是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因此只被授予中将军衔。郑文翰由于1938年3月参加革命，1985年起担任大军区级正职，因此被授予中将军衔也在意料之中。

此外，上将军衔的授予应该还有一个总量（比例）的控制。但这个总量（比例）究竟如何掌握，现在没有更多资料可以佐证。

五、1988年授予的上将名单

1988年9月14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17人被授予上将军衔。

洪学智：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
刘华清：中央军委委员、军委副秘书长
秦基伟：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杨白冰：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赵南起：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
徐　信：副总参谋长
郭林祥：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委纪委书记
尤太忠：军委纪委第二书记
王诚汉：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张　震：国防大学校长
李德生：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刘振华：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向守志：南京军区司令员
万海峰：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李耀文：海军政治委员
王　海：空军司令员

17人平均年龄69.1岁，最大洪学智75岁，最小迟浩田59岁。平均军（工）龄53.5年，最长秦基伟61年，最短赵南起43年。山东4人，湖北、河南各3人，四川、重庆、吉林、安徽、江西、湖南、河北各1人。军事（指挥）干部9人，政工干部8人。海军上将、空军上将各1人。第二野战军出身6人，第三野战军4人，第四野战军2人，华北军区1人，地方干部转入1人，空军1人，另2人曾隶属多个单位（郭林祥、王诚汉）。

1993年首次晋升上将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对军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决定由江泽民总书记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任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任副主席，杨白冰任秘书长。同时免去杨尚昆秘书长和洪学智、刘华清副秘书长的职务。此后，军委日常工作继续由军委常务会议负责处理，但其组成人员和运作方式却无权威资料佐证。只是刘华清在回忆录中提到，五中全会闭幕后，江泽民提出由刘华清主持军委常务会议。在此后工作的记述中，刘华清对军委秘书长杨白冰几乎只字未提。

在新华网的资料库中（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01/25/content_254208_1.htm）提供了这样一种说法：十三届五中全会在进行上述人事安排的同时，还决定了“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为军委委员。但事实上，此时党的军委仍未设置委员职务，这个军委委员名单其实为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调整后的国家军委委员名单。而且，由于杨白冰已经成为军委秘书长，所以其排名顺序应在诸位委员之首，这一变化也反映在《刘华清回忆录》的相关章节之中。

为促进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军队于1990年4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人事调整。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委纪委书记郭林祥、军委纪委第二书记尤太忠、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王诚汉、国防大学政治委员李德生、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振华、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成都军区政治委员万海峰、海军政治委员李耀文退出军队领导岗位。随后又安排了新军衔制实行2年以来的首次将官军衔晋升，其中有30余人晋升为中将军衔，但未晋升新的上将。继续担任军队领导职务的上将还有8位：

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
杨白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
秦基伟：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赵南起：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徐  信：副总参谋长
张  震：国防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
王  海：空军司令员

在1955-196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期间，除了在1961年和1964年集中安排过部分大校晋升少将军衔，少将军衔以上军官无一人获得过晋升，这也成为当时取消军衔制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新军衔制实施以后，吸取了这个教训，使军官军衔的晋升形成制度，步入常态。但当时对上将军衔的晋升仍相对保守，或许还存在一定的顾虑。

1992年10月19日，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决定新的中央军委组成人员。新的军委由主席、副主席、委员组成，不再设置秘书长、副秘书长。江泽民总书记继续担任主席，副主席为刘华清、张震，委员为迟浩田（次年3月正式出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万年（总参谋长）、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傅全有（总后勤部部长）。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选举上述人员组成国家军委。从此，党的军委和国家军委从人员组成和职务设置上，真正实现了“一个机构，两个牌子”。

新的军委班子中，6位军队将领呈现出2位“10后”（刘华清、张震）、2位“20后”（迟浩田、张万年）和2“30后”（于永波、傅全有）的“老中青”三结合局面。6人恰好分属一野（傅全有）、二野（刘华清）、三野（张震、迟浩田）、四野（张万年、于永波），也是一个“大团结”。军委日常工作继续由刘华清主持。

中共十四大后，军队高层再次进行较大规模人事调整。副总参谋长徐信、空军司令员王海退出军队领导岗位，秦基伟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职务也在1993年3月的人大会上被正式免去。至此，在任的军队领导干部中，只剩下4位上将，而海军和空军已无在任上将。

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  震：中央军委副主席
迟浩田：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
赵南起：军事科学院院长

根据当时的《军官军衔条例》规定，军委委员的基准军衔为上将。显然，新进入军委班子的张万年、于永波、傅全有如果继续保持原有的中将军衔，已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同时，上将虽为最高军衔（实际），但如果现任上将数量过少，而晋升机制又不健全，也难以发挥军衔应有的作用。因此，进入1993年后，军队亟需晋升一批高级将领为上将军衔。

截至1993年6月，除去由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改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赵南起上将，在任的大军区级正职中将共有31位左右：

副总参谋长徐惠滋
副总参谋长李景
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
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
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子玉
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周克玉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
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戴学江
海军司令员张连忠
海军政治委员魏金山
空军司令员曹双明
空军政治委员丁文昌
第二炮兵司令员杨国梁
第二炮兵政治委员隋永举
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张序三
国防大学校长朱敦法
国防大学政治委员李文卿
沈阳军区司令员王克
沈阳军区政治委员宋克达
北京军区司令员王成斌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谷善庆
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
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曹芃生
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太恒
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宋清渭
南京军区司令员固辉
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安元
广州军区司令员李希林
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史玉孝
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九龙
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张工

年龄分布：30人中，平均年龄62.6岁。65岁以上6人，60-64岁22人，60岁以下3人。最长为70岁的杨德中，其次为66岁的魏金山（1927.04）、朱敦法（1927.09）和刘安元（1927.12），最轻的为55岁的杨国梁。

资历分布：31中，平均军（工）龄46.5年，1945年9月1日前参加革命（工作）11人，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工作）13人，建国后入伍（参加工作）7人。最长为1936年参加革命的杨德中，其次为1939年参加革命的朱敦法，最短为1963年入伍的杨国梁。

大军区级正职任职时间：31人中，平均任职时间3.2。除了杨德中为1993年3月明确为大军区级正职，周子玉为1993年5月任职，任职1年（1992年10月“十四大”后任命）者为10人，3年（1990年4月任命）10人，5年及5年以上者9人。任职最长的是丁衡高、刘精松和李九龙，他们都是1985年开始担任本级职务。此外，本文中，徐惠滋和周克玉的大军区级正职任职时间以1987年计算。

“山头”分布：除外7位建国后参加工作者（杨国梁、丁衡高、周子玉、丁文昌、张工、刘精松、隋永举），23人中，依旧以原三野和四野系统占绝对优势。第一野战军1人（史玉孝），第二野战军2人（李希林、朱敦法），第三野战军9人（戴学江、李文卿、张太恒、魏金山、周克玉、王克、王成斌、宋清渭、杨德中），第四野战军7人（徐惠滋、谷善庆、固辉、曹芃生、宋克达、刘安元、李九龙），海军3人（张连忠、李景、张序三），空军1人（曹双明），中央工作1人（王瑞林）。

军兵种分布：31人中，海军3人（张连忠、李景、张序三），空军3人（周子玉、丁文昌、曹双明），第二炮兵2人（杨国梁、隋永举）。

1993年6月7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晋升6位高级将领上将军衔。这是恢复实行军衔制5年来，首次晋升上将军衔。

张万年：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于永波：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傅全有：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
朱敦法：国防大学校长
张连忠：海军司令员
曹双明：空军司令员

除了3位军委委员，其余3个上将名额分属陆军、海军和空军。“老潜艇”出身的张连忠和飞行员出身的曹双明分别成为首位晋升的海军上将和空军上将。朱敦法做为1939年入伍，资历最老的一位大军区级正职干部（除外杨德中），以66岁之龄得以晋升上将军衔，并且继续任职到1995年（68岁）。而65岁的王成斌、宋克达和66岁的魏金山、刘安元均在1993年12月被免去领导职务，终与上将军衔“擦肩而过”。

至此，全军共有10位在任上将，其中海军上将、空军上将各1人。

1994年，最大规模的一次晋升上将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员七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的决定》。根据修改后的《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不再设置“一级上将”军衔。同时，明确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不授予军衔”，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此外，取消“基准军衔”的称谓，将“大军区级正（副）职”改称“正（副）大军区职”，并将副师职至正大军区职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由原来的“一职三衔”改为“一职二衔”。

根据新的《军官军衔条例》，上将是“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三个职务等级唯一的编制军衔。而“正大军区职”的编制军衔为上将和中将，并以上将作为主要军衔。这表明，上将不但成为法律上的最高军衔，其授予（晋升）的条件也有所放宽。高级将领所担任职务只要达到“军委副主席”，“军委委员”和“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等级，即可晋升上将军衔。对于正大军区职将领，只要其资历达到一定标准，也可以晋升上将军衔。也就是说，只要不出意外，正大军区职将领通常都能以上将军衔退休。

经过1993年首次晋升上将军衔，在任的上将数已经达到了10位，其中包括6位军委领导和4位正大军区职将领。在1988年首次授衔和1993年首次晋升上将的实际工作中，晋升上将军衔的标准，是在职务等级的基础之上，结合资历，尤其是以军龄长短作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同时也需考虑军种平衡的因素（海军、空军至少各有1位在任的上将）。

至1994年初，在任的34位正大军区职干部中，尚有30位为中将军衔。

副总参谋长徐惠滋 
副总参谋长李景 
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
总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
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子玉
总政治部副主任徐才厚
总政治部副主任杜铁环
总后勤部政治委员周克玉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
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戴学江
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张工
国防大学政治委员李文卿
海军政治委员周坤仁
空军政治委员丁文昌
第二炮兵司令员杨国梁
第二炮兵政治委员隋永举
沈阳军区司令员王克
沈阳军区政治委员李新良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来柱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谷善庆
兰州军区司令员刘精松
兰州军区政治委员曹芃生
济南军区司令员张太恒
济南军区政治委员宋清渭
南京军区司令员固辉
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方祖岐
广州军区司令员李希林
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史玉孝
成都军区司令员李九龙
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张志坚

年龄分布：30人中，平均年龄为61.7岁。65岁以上4人，60-64岁18人，60岁以下8人。最大为71岁的杨德中，其次为65岁的周克玉、宋清渭、李九龙，最小为51岁的徐才厚，其次为56岁的杨国梁和57岁的周坤仁。

资历情况：30人中，平均军（工）龄45.2年。1937年7月6日前参加革命1人（杨德中），1945年9月1日前参加革命6人（李文卿、周克玉、李来柱、王克、宋清渭、李九龙），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10人，建国后入伍（参加工作）12人。军（工）龄达50年以上有5人，45-49年12人，40-44年9人，不足40年4人。最长为58年的杨德中，最小为31年的杨国梁和徐才厚。

正大军区职任职情况：30人中，平均任职时间3.4年。9年有3人（丁衡高、刘精松、李九龙），7年3人（徐惠滋、周克玉、宋清渭），4年7人（张工、史玉孝、王瑞林、谷善庆、固辉、曹芃生、张太恒），2年8人（杨国梁、丁文昌、隋永举、李景、戴学江、李文卿、王克、李希林），1年9人（周坤仁、李新良、方祖岐、周子玉、张志坚、杨德中、李来柱、徐才厚、杜铁环）。而周坤仁、李新良、方祖岐、张志坚、李来柱、徐才厚、杜铁环则是1993年12月才晋升为正大军区职。

“山头”分布：随着建国后入伍的干部逐渐成为高级将领的主体，旧“山头”色彩渐渐淡去。在17位建国前入伍的正大军区职干部中，第一野战军1人（史玉孝），第二野战军2人（李希林、李来柱），第三野战军7人（戴学江、张太恒、李文卿、周克玉、宋清渭、王克、杨德中），第四野战军5人（徐惠滋、谷善庆、固辉、曹芃生、李九龙），海军1人（李景），中央系统工作1人（王瑞林）。

1994年6月8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19人晋升上将军衔，是为1988年后最大规模一次晋升上将军衔。

徐惠滋：副总参谋长
李　景：副总参谋长
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局长
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
周克玉：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丁衡高：国防科工委主任
戴学江：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
李文卿：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王　克：沈阳军区司令员
李来柱：北京军区司令员
谷善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刘精松：兰州军区司令员
曹芃生：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张太恒：济南军区司令员
宋清渭：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固　辉：南京军区司令员
李希林：广州军区司令员
史玉孝：广州军区政治委员
李九龙：成都军区司令员

其晋升标准主要有2个：

标准1：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这包括了17人（杨德中、李文卿、周克玉、李来柱、王克、宋清渭、李九龙、史玉孝、徐惠滋、谷善庆、固辉、王瑞林、戴学江、曹芃生、李景、李希林、张太恒）。

标准2：1985年起担任正大军区职。这包括了3人（丁衡高、刘精松、李九龙）。

2个标准组合，便是上述的19人。

此次晋升后不到半年内，便有5位上将相继退出领导岗位。1994年8月，杨德中被免去中央警卫局局长职务。1994年10月，曹双明以及周克玉、宋清渭、李九龙便因年届65岁，达到正大军区职干部服役的最高年龄而退出领导岗位。至此，在任上将数为24人。

随着军队干部队伍新老交替的逐步完成，干部任免步入制度化轨道。依照《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军队高级将领退休制度的执行力度日趋严格，正大军区职干部任职面临了65岁和“10年大限”两个难以逾越的“硬指标”。因此，同一职务等级干部队伍的年龄、资历差距逐渐减小，1988年首次授衔时出现的同级干部年龄相差20岁的情况已成为历史。在新的形势下，以军龄长短作为晋升上将的衡量标准，执行起来似乎渐渐有些力不从心了。

1996年，一次有些捉摸不透的晋升

1995年9月25～28日召开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决定增补张万年、迟浩田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克、王瑞林为中央军委委员。调整后的中央军委由9人组成，主席江泽民，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委员傅全有（总参谋长）、于永波（总政治部主任）、王克（总后勤部部长）、王瑞林（总政治部副主任）。随后，在12月举行的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七次会议上，也确定了国家军委的上述人事调整。

此前，1995年7月间，军队高层再次进行较大规模人事调整。“超龄”干部基本全部退出领导岗位。一大批60岁以下年富力强的干部走上正大军区职，成为1985年以后，正大军区职领导干部最年轻的一个时期。

1995年12月，根据武警部队编制人数较多、地理位置特殊、任务较重等特点，中央军委决定将武警部队领导机构由副大军区级升格为正大军区级。武警部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的职务级别也相应提高到正大军区职。

截至1996年1月，军委领导8人，均为上将军衔；正大军区职36人，其中上将军衔8人，中将军衔28人。

在任上将共16名：

军委领导8名：
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　震：中央军委副主席
张万年：中央军委副主席
迟浩田：中央军委副主席
傅全有：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
于永波：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
王　克：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
王瑞林：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副主任

正大军区职8名：
丁衡高：国防科工委主任
徐惠滋：军事科学院院长
张连忠：海军司令员
李来柱：北京军区司令员
谷善庆：北京军区政治委员
刘精松：兰州军区司令员
张太恒：济南军区司令员
史玉孝：广州军区政治委员

正大军区职中将28名：

隗福临：副总参谋长
吴铨叙：副总参谋长
钱树根：副总参谋长
熊光楷：副总参谋长
周子玉：总政治部副主任
徐才厚：总政治部副主任
唐天标：总政治部副主任
周坤仁：总后勤部政治委员
李继耐：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
张　工：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
邢世忠：国防大学校长
王茂润：国防大学政治委员
杨怀庆：海军政治委员
于振武：空军司令员
丁文昌：空军政治委员
杨国梁：第二炮兵司令员
隋永举：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李新良：沈阳军区司令员
姜福堂：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温宗仁：兰州军区政治委员
杜铁环：济南军区政治委员
陈炳德：南京军区司令员
方祖岐：南京军区政治委员
陶伯钧：广州军区司令员
廖锡龙：成都军区司令员
张志坚：成都军区政治委员
巴忠倓：武警部队司令员
张树田：武警部队政治委员

1996年1月23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4人晋升为上将军衔：

周子玉：总政治部副主任
于振武：空军司令员
丁文昌：空军政治委员
隋永举：第二炮兵政治委员

这是一个有些让人捉摸不透的晋升名单。

自从1994年10月，空军原司令员曹双明上将退休之后，在任的空军上将便一直处于空缺状态。继任空军司令员的于振武1947年便参加革命，是当时资历最深的一位正大军区职中将，而且1931年出生的于振武即将于1996年年内达到服役最高年龄65岁而退休。因此，于振武此次晋升上将当属情理之中。

或许正是考虑到于振武晋升空军上将后，年内即要卸任。出于“军种平衡”的原则，为了保持至少有1位在任的空军上将，因此，担任空军政治委员已近4年的丁文昌此次也获得了晋升机会。不过，当时唯一在任的海军上将——海军司令员张连忠上将也将于1996年退休，为何不安排已经转任总后勤部政治委员的海军原政治委员周坤仁晋升在此次海军上将呢？

第二炮兵自1988年以来，已经历了2任司令员和3任政治委员，尚无人晋升上将军衔。说明第二炮兵虽然同为正大军区级的编制，但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其地位还是略低于同级的其他大单位。此次第二炮兵政治委员隋永举晋升上将军衔，应该说是军委重视战略导弹部队发展建设的表现，也是第二炮兵地位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总政治部副主任周子玉此次晋升上将军衔更有些莫名其妙。61岁的周子玉为空军干部，1951年入伍，1992年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并改为陆军军衔，次年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委纪委书记，并晋升中将军衔。从资历上看，高于周子玉的至少还有先后担任过北京军区、成都军区和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的张工。张工与周子玉同龄，也是1951年入伍，1985年任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1990年即晋升正大军区职和中将军衔。而同级干部中，年龄和资历与周子玉基本相当的则至少还有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方祖岐和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张志坚2位。或许是周子玉军委纪委书记的兼职，才使他“脱颖而出”？

当时唯一超龄服役的正大军区职干部武警部队司令员巴忠倓，是建国前入伍的老同志。或许由于武警部队刚刚升格，因此未能赶上这轮晋升。1个月后，发生震惊全国的“李佩瑶遇害事件”，武警部队领导班子全面调整。武警部队司令员巴忠倓黯然离职，政治委员张树田降任兰州军区副政治委员。2年后，武警部队产生首位上将。2000年，已经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张树田晋升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