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作文800字议论文:中国哪些人是真正的科学家？ -被埋没了的天才-互动小组

中国哪些人是真正的科学家？

 

    一、中国哪些人是真正的科学家？

    科学研究现在已被公认为是一种社会职业，科学家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和普通的公务员或者企业行政人员一样靠薪金生活的人。但是，科学家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人员，因此一提起科学家，人们就自然会联想到智慧、知识、创造性等。

    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R· 默顿将无私利、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科学精神气质的、为科学而科学的、做出了重大科技创新的人，称为科学家。凡是把科技成果当作向上晋升职称、官称的敲门砖的科技工作者都不是科学家。即使他在国家权威部门担任工程院院士，或者担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或者获得留洋博士、甚至升任科技部副部长……虽然他们被下属尊称为科学家，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

    一个科学家，思维要严谨，不能顾此失彼，管中窥豹，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妄下结论。例如，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专题片《天降UFO残片》中的科技工作者，一方面说他们没有必要做镁元素的同位素检测，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地说，UFO金属残片中一定没有镁元素的同位素，“不然我不就获得诺贝尔奖了吗？”这显然是一种想当然的极端不负责任的说法和做法，即使中国科学界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机会，这个科技工作者也会失之交臂。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就是缺乏童心和好奇心的表现，搞科学的人，不管他混到副教授、副研究员、教授、研究员，还是已经混到科学院院士，缺乏童心和好奇心的人，都只能归类为科学技术工作者、专家，而有童心和好奇心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专家才能被称为科学家。

    科学家以童心和好奇心为引导，以科学发现和科技发明造福人类为己任。他们知道，做科研不但要有明确的目标，还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忍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任何科研的突破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往往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努力。

    科技工作者是把科学技术作为职业的群体。是从事科技职业、实际在岗的人员，包括科学家、研究员、工程师、R&D人员、科技活动人员、科技人力。例如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农业技术人员、教学人员。普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以工作成绩为引导，并且以向上晋升职称、官称、级别以便更好地混饭吃为己任。

    科学家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术问题，以便于科学发现或者科技发明。科学家应当是良师。科学现象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往往会折射出不同的物理实质，科学的丰富、和谐、优美容易形成科学家开放的思想和宽容的心态。当科学家用这种宽容的心态对待学生的时候，就会发现学生身上有很多亮点，每个学生都很独特，都很有才华。这种发现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喜悦。

    科学技术工作者也有一些喜欢读书的人，其实只有他自己明白，读书只是为了考试或者写论文，甚至为了读书而读书，与求知无关，与专业无关，甚至你可以说是他纯粹为了打发时间而已。读书无非是这些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  

    在中国，科研人员通过评定技术职称形成等级结构，包括初级（如实习研究员、助理工程师、助教）、中级（如助理研究员、讲师、工程师）和高级（如副教授、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教授、研究员等），科研人员的最高荣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之中约有20%的人可以称为科学家。

    我认为，在中国，真正的科学家有：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华罗庚、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杂交谷子之父赵治海、陈景润、“机器人之爹”吴玉禄、中国人造飞碟之父王忠信……



 




    以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为例，他不但率领他的杂交水稻科研团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业绩，而且表现出了科学家的风范：其一是热爱科学，这种热爱更多地表现在对科学探讨的执著和兴趣上。袁隆平正是做到了这一点，无论烈日炎炎，还是暴风骤雨，袁隆平都坚持每天到试验田进行科学试验，所以才有“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的话。这种对科学的热爱和执著，曾经是我国不少科学大师的共同品质。其二，自信和苦干。袁隆平说：“杂交优势现象的发现，是从不盲从权威开始的。”不迷信权威，不迷信书本，不畏艰辛，埋头苦干，这是科学家所应该具有的重要品质。其三，谦逊和无私。作为一名世界级科学家，袁隆平给人一种朴实老农的印象。“不翘尾巴”是袁隆平时刻奉守的律己格言。他有钱，但却从不乱花钱，而是设立了科技基金，用来促进农业科研。


    1986年，组织上准备考虑让袁隆平担任湖南省农科院院长，行政级别属正厅级。但袁隆平认为，他毕生最大的兴趣在于杂交水稻研究。他担心过多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会影响他的科研。他思量了一番，婉言谢绝了，最后，他只挂了个没有实权的湖南省农科院名誉院长的头衔，悄然关上了通向仕途之门。
　　这些年来，对于众多的兼职，袁隆平能够辞去的坚决辞去。实在不能辞的，也事先“约法三章”，尽量排除一些不必参加的会议和宴请。就拿担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这个职务来说吧，为了保证他的科研时间和精力，征得组织同意，除了换届选举和特别重要的会议请他出席外，其他一般性例会，一般不通知他；通知了的，也可以不参加。（对照：厉以宁、张维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官不厌多，权不厌大，职不厌繁，名不厌全，处处露脸，时时上镜……）http://tieba.baidu.com/f?kz=355523214

    袁隆平说：“一定不要受到误导，累倒还工作不值得提倡。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另外，我也从来没有在农田里累倒过…”“ 70岁高龄还能够骑摩托车到田间地头的诀窍：第一心态好，要乐观一点，豁达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再一个是吃，吃要定量定时，要讲究卫生、营养，卫生是第一的，营养是第二的。”“我这个人水平不高，但是我有种认识，就是要不断地创新。科学研究最基本的特色，就是要创新，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向新的领域、新的高峰攀登，这才是科学研究的本色。”“神奇的梦想其实就诞生于平凡之中，也能够在平凡之中成真。这种梦想是不脱离实际的美梦，是指导我事业追求的强大动力，使我付出毕生热血和精力为之奋斗不息。”

    “我一直说，书本上种不出小麦，电脑里种不出水稻。就像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试验田，真正打雷我们也要下地。打雷、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才要到田里面去看呢，看秧苗倒伏不倒伏，看哪些品种能够经得起几级风，真要去看的哩！”“我从没有想过豪华的生活，对物质上的享受看得很淡，因为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些东西，在家里也从来不管钱。”“我觉得我生活很好，钱够用够花就行了。我对股票不感兴趣，我关心的是我的研究。”“我主要是生活有规律。以素食为主，常食粗粮，饮食定量，坚持锻炼。长期坚持下来，生活就会变得很简单，心情也明朗。”“我是一个从小喜爱跳高运动的人，现在搞科研，也是像跳高一样，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如果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我现在是77岁的年龄，50岁的身体，30岁的心理，20岁的肌肉。我想再研究10年，一系法杂交稻肯定能成功，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

    “作为一个科学家，不能迷信权威，迷信书本，也不能因为取得了一丁点的成绩就沾沾自喜，居功自傲。科学是没有止境的。只有敢于探索、敢于创新，才能成果迭出，常创常新。”“虽然辛苦，但是有一条，我觉得乐在其中。为什么乐在其中呢？我觉得很有意义，另外很有希望，因为我看到了希望，所以心里面还是很乐观的。”“搞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浮躁，在培养人才上也是如此。我们要多渠道慢慢培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靠拔苗助长、急于求成是培养不出高素质人才的。”

    “对事业的追求就是乐在苦中，搞农业科技工作是很苦的，整天在太阳底下晒、在泥田中踩。但是因为有希望在那里，会出好品种，所以乐在苦中。如果没有希望，漫无目的，就不会有乐趣。”“超级水稻优势现象的发现，是从不盲从权威开始的。”“在种种“权威”的压力面前，我坚信：真正的权威永远来自实践。”

    中国第一位电子学留洋女博士韦钰当上领导之后鲜有建树。1940年出生的韦钰，是和共和国一起成长的，这使得韦钰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与“第一”结了缘。“我们是新中国第一批少先队员，第一批射击队员，第一批航模队员……”她笑着说，1956年，作为南师附中的学生，她到东南大学听刚从美国回来的两个教授做报告，其中提到电子学既有理又有工，特别有挑战性，很有前途。结果她第二年就报考了南京工学院(现在的东南大学)无线电工程系。 1961年大学毕业的韦钰，受益于陈毅的“高教61条”，毕业后被选拔为本校的电子工程系在职研究生，不仅成为新中国大规模正式培养的第一届研究生，也成为当时唯一完整完成全部研究生培养过程而毕业的研究生。1981年获联邦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电子学博士学位和波歇尔奖章。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后任南京工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1984年任南京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主任。1985年任南京工学院副院长。1986年任南京学院副院长。1986年8月任东南大学校长，那一年，她还不到47岁，是当时我国第二个重点大学的女校长。1988年9月任全国妇联副主席。1993年6月任国家教委副主任，9月当选七届全国妇联副主席。1994年6月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98年3月任教育部副部长。后任全国政协教科文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等政府要职。

 

    二、科学家既是科研工作者，也应当是科普工作者

    以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为己任的科学家既要充当新知识的生产者，还要担当起新知识传播者的角色。科学家既是科研工作者，也应当是科普工作者。

　　长期以来多数科技工作者不重视科普创作却是不争的事实。科技工作者埋头搞科研，无暇顾及科普，这是一个原因。但出乎意料的，普及科学过程中受到的阻力大部分却来自科技工作者本身。相当数量的科技工作者存在轻视科普的思想，在他们看来，搞科普创作的要么是已经功成名就的老年人，要么是在研究上混不出什么名堂的平庸之辈，与科研论文相较，科普作品浪费时间还不能促进职称和官称的上升。尽管科技工作者自己进行科普创作是最受推崇的，然而能走出激烈竞争的科研世界安下心来进行创作的毕竟是少数。

    科普工作是科学研究的“正务”。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科学家为什么应该普及科学》一文中指出：“科学，它不仅是专业人员所讨论的科学，而更是整个人类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科学。如果科学家不来完成科学普及的工作，谁来完成呢？”的确，没有科学家们的摇旗呐喊，科学技术又怎能走出实验室，得到老百姓的青睐呢？高士其说过：“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只有把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相互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工作者。”

    科学普及是科学工作者份内的一项“正业”，是科研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普及与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不但是紧密相联的，而且是互相辉映、溶为一体的。哥白尼提出“日心地动说”，如果没有布鲁诺、伽利略的宣扬、普及，便难以掀起近代科学的革命风暴；达尔文的进化论，如果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深入人心。

    在历史上，科学普及一直是科学家与公众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也是科学家服务于社会的重要途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科学家始终将科学普及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使命，因此，科学家的双肩上同时负有两个重任，一个是探索和揭开科学的奥秘，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任务是把科学告诉公众。为读者写科普文章，在欧美科学家中已经形成一种惯例。他们觉得有义务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因而也产生了许多举世公认的世界级科普名著，如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法拉第的《蜡烛的故事》、别莱利曼的《趣味物理学》、霍金的《时间简史》等在国外几乎是家喻户晓，影响着几代人的成长。正是科学家们这种对社会、对公众的高度负责任的精神才使得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普及科学、促进公众理解科学的活动之中，才使科学的理性之光永远照耀着普通大众使他们走进智慧的殿堂。

    进行科普创作，是更艰巨的学习过程。科技工作者擅长写科学论文，而写作科普读物是一个新的课题，如何把专业知识和方法写成生动、有趣、有文采的读物，使其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于科技教育中融入人文教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98年两院院士大会向院士发起“请科学家为21世纪写科普书”的号召，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与科学时报社共同策划出版《院士科普书系》，许多院士响应这一号召，投身到科普书的写作中去。时隔多年，这套丛书总算艰难问世。该书系之所以如此“难产”，《科学时报》社社长罗荣兴道出苦衷：院士们科普文章达标率只有三成。说白了，大部分院士都不会写科普读物。院士们自己在写作中也有切身体会：深入地研究科学问题取得突破固然是艰难的，但是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俗地说给非专业人员听，让他们搞懂弄明白，或许更难一些。他们由衷地感到：写科普书比写学术专著还困难。

    科技人员在不断更新自身的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要努力学习文学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科技人员提高人文和艺术素养，可以使写出的科普作品不仅具有科学性和知识性，而且具有艺术性和趣味性，缩短高科技和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同时给人以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启迪和熏陶；采用文学艺术形式创作或改编科普作品，不仅能很好地传播科学知识，而且有较强的感染力，尤其受到青少年的欢迎，科学文艺是科普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科学小品、科学童话、科学诗歌、科学随笔、科学散文、科学幻想小说等文字载体，也包括影视和美术科学文艺作品。要创造条件，鼓励科技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联姻，向彼此不太熟悉的领域发展；加强联合协作，使科学家、文学家、美术家、摄影家、影视导演、编辑记者打破彼此封闭的格局。要提供机会，让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切磋创作经验，优势互补，联手创意，共出精品。

 

    三、科学家诞生的历程

    在科学发展早期的漫长进程中，科学是极少数人的事情，且没有出现将科学研究作为职业而领取报酬的现象。这一时期科学发展的动力还不是社会的需求，而是个人的兴趣和好奇。

    研究科学的历史和科学家的历史总是要追溯到古希腊。那时，科学与哲学没有分家，没有专门从事科学的人。科学只是一些有闲阶级以及政治家、哲学家、宗教的首脑们凭自己的兴趣在工作之余进行某些科学方面的思考、辩论和研究；或者说科学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这些人广泛涉猎关于人、神、政治、伦理、社会、道德、自然等各个领域。泰勒斯首先是橄榄油商人、政治家、技师，其次才是哲学家、天文学家。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百科全书似的人物，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和科学等方面均有著述。后来的情形要好一些，因为从哲学家中有一部分人分化出来专门研究某种知识，例如阿基米德研究工程、欧几里德专门研究几何、托勒密研究天体运动……

    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活动开始重新抬头，回到古希腊的传统。这时的科学家也是集手工艺者、工程师、艺术家（画家、雕塑家）和学者于一生的人，比如画家达·芬奇绘制了无数精美的机械。这时的科学中心在意大利。

    1662年成立的皇家学会是欧洲第一个获得官方承认的科学组织，这时英国是世界的科学中心。1666年法国成立了巴黎科学院，开始出现以科学为职业的专业科学家。受法国的影响，1700年德国建立柏林科学院，1725年俄国成立帝国科学院。尽管科学得到广泛的尊重和官方的鼓励，直到18世纪后期，大多数科学家还是业余的。这些业余科学家主要来自中上层阶级和医生、牧师等自由职业者，他们有一定的时间和设备进行私人研究，尝试进行一些科学实验，如当时最像职业科学家的拉瓦锡也不得不当一个包税人，每周只有一个全天做科学工作，其余的时间都是边搞研究边搞商业。而这时某些学会却开始成为达官贵族炫耀的地方，如英国皇家学会的500名会员中最多只有100名称得上是科学家。18世纪后期，科学中心开始向法国转移。这一阶段的著名科学家有培根(F.Bacon，1561-1626)、伽利略(G.Galileo，1564-1642)、开普勒(J.Kepler，1571-1630)、笛卡尔(R.Descartes，1596-1650)、波义耳(R.Boyle，1627-1671)、帕斯卡(B.Pascal，1623-1662)、牛顿(I.Newton，1642-1727)、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拉普拉斯(M.P.S.Laplace，1749-1827)等。



    牛顿认为从现象中可以得出科学原理，或者说科学基本原理可以从现象中导得或推出。牛顿在《原理》和《光学》两书中明白表达他的做学问的方法，即要明白无误地区别猜测、假设和实验结果（及由此而归纳得出的结论），还有从某些假设条件下所得到数学推导。他在给奥尔登堡的信中说：“进行哲学研究的最好和最可靠的方法，看来第一是勤勤恳恳地探索事物的属性并用实验来证明这些属性。然后进而建立一些假说，用以解释这些事物的本性。”给科茨信中说：“任何不是从现象中推论出来的说法都应称之为假说，而这样一种假说无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学的，无论属于隐蔽性质的还是力学性质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它们的地位。”牛顿研究事物规律的方法不同于那些只从简单的物理假设出发的人，而是通过逻辑的演绎法得到对事物现象的解释。爱因斯坦指出：“牛顿才第一个成功地找到了一个用公式清楚表述的基础，从这基础出发他用数学的思维，逻辑地、定量地演绎出范围很广的现象并且同经验相符合。”“在牛顿之前还没有什么实际的结果支持那种认为物理因果关系有完整链条的信念。”

　　科学的真正职业化只有百年的历史。直到19世纪末，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原本是业余科学家。例如，微生物的发现者列文虎克（A.Leeuwenhoek 1632－1723）是市政大厅的看门人；氧气燃烧学说的创立者拉瓦锡（A.L.Lavoisier，1743－1794）是地方政府的财税官员，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G.J.Mendel，1822－1884）是修道士，爱因斯坦创立狭义相对论时是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审查员。而到了今天，每一年的诺贝尔科学类奖项获得者无一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要么来自于大学的研究室，要么来自于政府支持或者其他资金赞助的科研院所，要么来自于企业的研究院。

    任何一个职业者都必须把除去睡眠和必要的休息之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他所从事的职业上。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工作时间具有明显的机动性，不像一般职业那样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科学家多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用于学习，而一般人则把它用于文体或者社交活动。

    科学家不像律师、会计等除学位外还需需要另外申请资格证书才能上岗。只要愿意参与，你就可以随时从事科学研究活动，但要进入科研机构也不容易。与律师、医生、教师、财会人员等职业不同，科学家具备的专业知识主要不是供他在工作时重复应用，而只是提供了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工具。科学工作必须是创造性的，也就是说只有创新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进行创新的则只能称为科技工作者。　　

　　当职业科学家成为时代的主流时，业余科学家就成了时代的另类。简而言之，业余科学家就是不以科学研究为职业的科学爱好者。不需要任何报酬或者奖赏，他们热心地观察鸟类、收集蝴蝶标本、研究日食现象、监测天上的星星或者发明各种仪器设备。在美国，著名的杂志《科学美国人》开设有“业余科学家”专栏，也有专门介绍业余科学的杂志《科学探针（Science Probe）》，还有业余科学家协会（SAS，Society for Amateur Scientists）。

　　在中国，业余科学家又被称作民间科学家。有人把民间科学家分为3类。第一类可称之为“狂人型”，此类人士多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玄想者。其典型特征是大胆敢言，前辈大师和人类现有的知识在他们眼里简直不值一提。他们试图从一些半哲学的观念入手，加上自己对现有科学体系的一知半解，就想从牛顿批到爱因斯坦，构造出一种全新的科学体系。第二类是“痴者型”，此类人士多为深陷于某一科学难题而不能自拔者。其典型特征是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有着近乎偏执的自信。相对于第一类，此类人士有更多的自然科学知识，甚至在某一方面有自己独到的研究，而且他们没有推翻整个科学大厦宏伟目标，在对相对论、量子力学这样的前沿问题指点一番之后也就心满意足了。另外，诸如费马大定理、歌德巴赫猜想这样表述简单实则繁复无比的超级难题常常是他们奋斗的目标。前两类民间科学家通常被人贬低或者受到嘲弄。第三类是“得道型”，他们是真正的业余科学家。这类人在潜心研究某一问题之后，常常能得到主流科学家的认可，从而“修成正果”，加入科学共同体的行列。

　　事实上，在某些领域特别是需要大规模数据或者长期观察的博物学领域，如果没有业余科学家的努力，科学工作就会变得迟缓。专业人士也许需要操作精密仪器进行实验、集中时间进行复杂的分析，但是他们需要与业余爱好者合作，因为业余爱好者人数众多，不需要政府的资助，可以进行自由地、耐心地、长时间地观察，来积累数据、收集标本。有1万名以上的自愿者为美国气象服务局作日常气候观察；曾经有数千名爱好者为康奈尔大学鸟类实验室的一项有关鸟类的数量与食品偏好的实验提供观察数据。

　　业余科学家要做出成绩，得到职业科学家的认可，需要遵守科学对科学家的职业要求即科学规范，如通过实验获得严密的科学证据、通过交流获取进行同行评议、以完整的论文形式公开发表等。最主要的是要发表论文，而不能像传教一样到处“宣传”。目前，在优秀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是科学成果得到最快和公开承认的主要方式。其次，和职业科学家进行合作。合作可以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也可以知道科学家同行正在做些什么。

　  不论研究活动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自己的成果得到认同还是被人否定，获得乐趣满足好奇心是科学家追求科学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冷战结束前后美国为了发展某项科学技术，例如航天科学技术，核武科学技术和激光科学技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与力量，不计工本、不顾成果有效性的约束，由国家投入极大量资金，全力支持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给予有关企业占其产值30%的利润来激励这些企业为这些研究提供保证。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优越的条件进行自由的与他们的科学兴趣相关的研究，于是带来了物理学的春天，造成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现象，而这种追求本来就在西方科学家中是根深蒂固的。当时的美国政府，有一种科学乐观主义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科学发展了，国家安全自然得到保证。详见张华夏、张志林的文章《论新时代科学精神气质的坚持与扩展——对默顿规范的拓广研究》http://homepage.fudan.edu.cn/~kezhe/xkfl/kjysh/modunguifan.htm

    新时代新阶段的科学之目的，已经不仅是为了探求真理，而且直接是为了造福人类，增进人类的福利，减少人类的痛苦，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想方设法防止人类的毁灭。

 

    四、外国的科学家是个什么样？

    特斯拉擅于享受孤独而绝不寂寞。1902年6月间，特斯拉将他的实验室从纽约曼哈顿迁出，驻进沃登克里弗新建的砖楼。呆在这里，除了处理工程本身发生的紧急情况以外，占用他时间的其他事情就少了。只有参加工作的人员才允许进入这带地方。偏僻，宁静，这正是特斯拉求之不得的。特斯拉这个夜游神，总是中午准十二点钟到达办公室；他这位高贵王子，老是要求阿布丝或者斯凯丽特小姐守在门后边接他的帽子、手杖和手套。然后他把所有窗帘都拉上，让屋子陷入一片漆黑，这样工作起来效率最高。事实上，只有逢到城市上空雷电闪闪的时候，他才将这些窗帘拉开。这时候他就在一张黑色马海毛躺椅上舒开身子，仰望北边或西边天空。特斯拉手下的人员说，特斯拉老爱自言自语，而且逢到雷电交加的暴风雨来临时，特斯拉一定要一人独处，这时他们就可以隔着房门听见他说话，听见他高谈阔论。

    特斯拉说：“在我的脑海里，许许多多的想法接踵而来，一纵即逝，我只能捕捉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在这很少的一部分当中，我有时间和精力搞深搞透的，只有极少数。而且常常还会遇到另外一位也有同样想法的发明家，他要抢先把这些想法搞成功。哎，不瞒您说，这真叫人心焦呵。”

    爱迪生一生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努力工作，每天工作十八、九个小时。爱迪生每天清早三、四点的时候，他才头枕两、三本书，躺在实验用的桌子下面睡觉。有时他一天在凳子上睡三、四次，每次只半小时。爱迪生在75岁的时候，还每天准时到实验室签到上班，他在几十年间几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晚间在书房读3至5小时书，若用平常人一生的活动时间来计算，他的生命已经成倍的延长了。因此，爱迪生在79岁生日的那天，他骄傲地对人们说：“我已经是135岁的人了。”

  　居里夫人——玛丽雅从小学习就非常勤奋刻苦，对学习有着强烈的兴趣和特殊的爱好，从不轻易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处处表现出一种顽强的进取精神。从上小学开始，她每门功课都考第一。15岁时，就以获得金奖章的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她的父亲早先曾在圣彼得堡大学攻读过物理学，父亲对科学知识如饥似渴的精神和强烈的事业心，也深深地熏陶着小玛丽。她从小就十分喜爱父亲实验室中的各种仪器，长大后她又读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更使她充满幻想，她急切地渴望到科学世界探索。但是当时的家境不允许她去读大学。19岁那年，她开始做长期的家庭教师，同时还自修了各门功课，为将来的学业作准备。这样，直到24岁时，她终于来到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她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全神贯注地听每一堂课，艰苦的学习使她身体变得越来越不好，但是她的学习成绩却一直名列前茅，这不仅使同学们羡慕，也使教授们惊异，入学两年后，她充满信心地参加了物理学学士学位考试，在32名应试者中，她考了第一名。第二年，她又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数学学士学位。

    每个人都想生活在山顶，但所有的幸福都发生在攀登途中。

    居里夫人的大半生都是清贫的，提取镭的艰苦过程是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的，然而这是居里夫人感到最幸福的时光。居里夫人把诺贝尔奖金和其它奖金都用到了以后的研究中去了。居里夫妇发现镭以后，当百万法郎、灿灿的金质奖章向她微笑的时候；当成功、荣誉、祝贺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表现了他们具有高贵的品质：毫不夸耀，谦虚忘我！一位报社记者前来采访她，想把她的事迹报道出去。她坚定地回答：“在科学上重要的是研究出来的‘东西’，不是研究者个人。”

    居里夫人说：“我不愿意为了世界上任何事情而阻碍我的孩子发育。”所以，即使在最苦最累的日子里，也要留出一定的时间去照料孩子，亲自给孩子洗澡换衣，抽空在孩子的新围裙边上缝上几针，她不给孩子买现成衣服，这样太奢侈也不合宜。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曾在仅隔8年的时间内就分别摘取了两次不同学科的最高科学桂冠——诺贝尔物理学奖与诺贝尔化学奖。她的长女伊伦娜，核物理学家，伊伦娜与丈夫约里奥因发现人工放射性物质共同获得1935年诺贝尔化学奖。次女艾芙，音乐家、传记作家，艾芙的丈夫曾以联合国儿童基金组织总干事的身份接受瑞典国王于1965年授予该组织的诺贝尔和平奖。居里夫人不但自己获得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和一次诺贝尔化学奖，还把女儿、女婿培养成诺贝尔奖获得者。从居里夫人整个科学生涯和人生道路上可以总结出一个道理：人之智力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品格之高尚。爱因斯坦曾经这样评价居里夫人：“在我所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里面，居里夫人是唯一不为盛名所颠倒的人。”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5年11月23日在纽约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上发表了以下的演讲。“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作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平等，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样严肃的外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解晓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在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爱因斯坦拒绝出任以色列第二任总统

    1952年11月9日，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在此前一天，就有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日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的住所打来电话，询问爱因斯坦：“听说要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教授先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他的位置是象征性的。教授先生，您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您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您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 大使进一步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一样。他能胜任，但我不能。”“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爱因斯坦被同胞们的好意感动了，但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委婉地拒绝大使和以色列政府，而不使他们失望，不让他们窘迫。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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