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公认的好化妆品:[封面]濮存昕：我是一个世俗的人

南方周末　  　2007-12-13 14:21:59
口本报记者　石岩　实习生　林怡静　发自北京
11月29日，演完《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的学生公益场已是夜里10点半，濮存昕还在化装间，某公司来谈“奥运合作”的商业人士已经守在剧场后门。同时等在那儿的有农业大学的两个学生，她们想请濮存昕去学校开讲座。一行人往外走，被二十五中一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拦住去路，一个胆大的女孩子大声喊：“您能跟我们照张相吗？”“您嗓子好点了吗？”“这次我们觉得跟您演《白鹿原》完全不同！”
最近一段时间，濮存昕在《李白》、《白鹿原》、《万家灯火》、《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间频繁地穿梭，白天排练几百年前莎翁塑造的大将军，晚上演黄土高原上的土地主。一边拾掇陕西话，一边磕磕绊绊地背“大将军”的台词。演白嘉轩，濮存昕想起他在东北插队时候的老张头，矮，精瘦，解放之前是马帮土匪，抽烟、喝酒、玩女人。有一次濮存昕不小心把一匹发情期的种马放进了母马群。老张头一跃而起上了马背，揪住种马咬它耳朵，硬是让马儿低了头。演大将军，濮存昕想起了苏东坡、屈原、李白、鲁迅、刘志丹、彭德怀，想起任何一个有雄心、有抱负、有生命的渴求，并且付诸努力的人。
看了《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有人说濮存昕在演自己，他和大将军同为公开的愤世嫉俗者。
最脏的话，我把它骂在心里
南方周末：这个角色和您固有的东西有没有冲突？比如您一贯亲和，不大会像马修斯那样鄙视民众。
濮存昕：我骂最脏的话的时候，我把它骂在心里。
南方周末：有人说您演马修斯是在演自己，您有这种感觉吗？
濮存昕：这部戏里有林兆华，有我，也有观众。任何一个人，有雄心、有抱负、有生命的渴求，并且付诸努力的人，都有失望的瞬间。认识世事的过程一定受过伤害。有挫折、犯过错误，甚至曾经尝试过堕落，人生才有一定的密度。
南方周末：像您这样的“三好”先生也有过那样的经历吗？
濮存昕：当然有，我打过人，我骂过人，我也偷过东西——当被父亲揭露的时候，我觉得太丢人了。我曾经说假话的时候被人拆穿，那个脸往哪儿放呢？我还有照片呢，反击右倾。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积极要求进步的，是紧跟形势的，是领导说啥就是啥的。
中国知识分子有多少遭受马修斯这样的命运？妥协的就妥协了，坚持下来的只有一个鲁迅还不错，剩下没有妥协的人要么杀头了，要么右派了。苏东坡怎样，屈原怎样，李白又怎样，难道不都是马修斯吗？天地人间，没有给英雄设计成就伟大事业的市场——他们认准一个理，失败，但溅起火花，历史记录下他，还有多少历史没有记录下的人。刘志丹怎样、彭德怀又怎样？彭德怀大家还知道他，而刘志丹还不大为人所知。
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了实用、功利、服务的文化大环境中，这部戏我们这样演出来，还是挺大气、挺个性化的。但我们无法强求观众接受。观众可能需要服务性的艺术，他们想看的是堂会，你是爷我也是爷；或是还停留在看故事、聊家常、琢磨点别人私事的层面上。
今晚的戏没演好，也照样有掌声
南方周末：作为一个公开的批评者，您目前在人艺是怎样的处境？
濮存昕：我的批评是非常负责的。现在市里的领导派了新院长来，他是原文化局局长、政协副主席，曾经带领过文化改革方面，他拉起了紫禁城影视文化公司，他本身还是北京艺校学话剧出身，但没有做演员，做群众文化工作——他的资格和级别完全称职于北京人艺的院长。但是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又开始说超前的话了——他不是人艺的人，不拿人艺的工资，他整个工作关系不在人艺。他是奥运会和残奥会开幕和闭幕式工作组组长，张艺谋和张继刚是在他手下的。他多么大的责任和工作量。但他来人艺是一个很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人艺需要真正听到各方面的意见，需要纠集起人。
他和我谈，和人艺工作人员谈，或剧院外明白事儿的、负责任的人谈。我期望，他是一个能向领导、市里、宣传部真正提建设性意见的人。
这么多年来人艺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自己绊自己的过程，没有形成艺术核心力量。对待林兆华创新的认识分歧贻误了这么多年。林兆华老了。那天我在市委任命会上说，生命是所有价值的原点，没了就是没了，没了就是濒临灭绝或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艺的香火就是断了，人没有了，那么我算什么？站在前辈面前，我知道自己的斤两，可是我就是站在台子中间了。前辈们一下就能看出我的破绽，但我站上去了，我用我自己真实的生命和创作赢得了同时代的观众，我的欠缺和优势，人家都看到了，人家也为我的努力和辛苦鼓掌——今晚的戏没演好，也照样有掌声。但我之后呢？林兆华之后呢？
我曾在政协会上说：大师的时代过去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人艺缺失的，能做而没做的是管理。从曹禺到于是之，到刘锦云，到现在，人艺始终没有跟上时代发展，比如市场化的问题、文化产业的问题，创作队伍力量的重新组合，适合创作的平台系统始终没有建立。我希望通过这么一个新来的领导把规矩建立起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您破了规矩您得认，别叫唤着，我是人艺人，谁敢盯着我！
我是演员中相当知识分子的人
南方周末：当年的管理体制应该更落后，为什么反而出了那么多大师？
濮存昕：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现在不行。你如何让创作力量都集中到这个剧院来？坦白说，如果完全不合力，我也可以走的，我没必要举着大旗，我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愣举着大旗喊着空洞口号，我不干。我的生命也没多少时间了。
南方周末：辞职办得怎样了？
濮存昕：我一定要辞职，我知道领导对我的爱护、信任，乃至厚望，人艺所有的人也都原谅我。我这种人，“先进性”的学习、“三个代表”的学习，都没有人跟我较劲，我该知足了，我领这个情。但让一个演员介入管理，真的不行，这是把我毁掉。我自始至终都是演员，我自己评定自己，我那点水平，撑不起人艺的发展方向。
南方周末：当时发出批评的声音，是纯粹您个人的意见还是代表一个群体？
濮存昕：我永远没有党派。即使表达群众呼声，我也不会先纠集人再说话。梁冠华、宋丹丹、何冰，这几个大明星我们关系挺好，但我们连电话都不打。君子不党。但真正搞管理、搞政治，怎么可能不党？你得有帮手啊。而我发现我没帮手，也纠集不起帮手。这是我的弱项。我要是能异军突起，战斗起来，那我真的就是马修斯了。我不能当马修斯啊，我不是英雄，我是一个世俗的人，我很健康，我很愿意没有压力地活着，我想笑。可是我一干管理，一在人艺的二楼，我就皱眉头。我想骂街就是当我在二楼呆的时间长的时候。开完会让我怎么背台词呢？以前我是“小濮”、“濮哥”，本来我们在台上要演两口子，来客人了沏茶倒水，一起出门去买东西，迎来送往……最日常的动作，现在，一个“院长”横在那儿。你让我端个茶杯坐在办公室里，推门进来一个以前跟我一起演戏的演员，指指自己下手的沙发，坐坐坐，我做不来。
那个难受劲儿就像被改了名字。我改过名字。谢导谢晋爱护演员，说濮存昕上海话是“不称心”，你父亲笔名“苏民”，你叫“苏昕”吧。《最后的贵族》新闻发布会上用了，后来又改回来了。
所以，真的别再让我做管理工作了。但让我发表意见可以。我曾经想过为什么大家推崇鲁迅，骂他的人都为他扶灵？想了半天，只有鲁迅才是一个真人。别人都是苟活者，包括胡适之等等。鲁迅作为知识分子的纯粹性是被历史认同的，虽然他的秉性中也有让人不可接受的地方，但他的真是被历史承认的。
南方周末：演员身份对您来说更重要，还是知识分子身份更重要？
濮存昕：我是演员中相当知识分子的人。我把演员这个行当当作学问，恰恰我没上过学，但培养我的都是大师。我的父亲也要求我在学问面前老实，有错别字、病句你要脸红。
我知道杠铃非得加这么多砣不可，举起来费力，举得不够精彩，但颤颤巍巍地还是举起来了。
《寇流兰大将军之悲剧》
公元5世纪的罗马，福尔斯人趁机作乱。骁勇善战的马修斯只身一人攻下福尔斯人占据的寇流兰城，被授予“寇流兰大将军”的称号，贵族们推举他当罗马执政官。按照习惯，他要穿粗麻大褂，向群众展示自己在历次战争中的伤疤，以取得选票。而马修斯恰恰对庸众极端蔑视，说他们是谷仓里的耗子，该冲锋的时候往后跑，取得一点小胜利就忙着寻摸战利品，死人的裤子也不放过。马修斯的高傲激怒了护民官，马修斯被放逐出城。马修斯投奔死敌福尔斯人的军事首领，带兵杀回罗马。马修斯的母亲和妻子跪求他与罗马言和，马修斯迫于压力答应了母亲的请求，但这样一来他又背叛了福尔斯人。倒在福尔斯人的剑下。

愤世嫉俗的寇流兰大将军　邹红／图

“腰板挺得太直太硬”的白嘉轩　本报资料图片

话剧百年，濮存昕以“院长”之尊要参加8个戏的123场演出　本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