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种子哪里找:十大经典传奇

            十大经典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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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犯罪活动的中心在空中。1967～1972年，美国共发生了147起劫机案件，但只有一件让世界为之震惊。
            　　在70年代的美国，犯罪活动的中心集中在空中：1967～1972年，美国共发生了147起劫机案件。为此，美国安全部门不断改进防护反恐措施，决心要挫败任何犯罪图谋。然而，就在他们的严密防控之下，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青年却只身挑战了强大的美国联邦安全系统，成

            就了一件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大案。说它传奇，不但是因为他个人挑战了世界最具权威的保安部门，还因为它是美国历史上惟一悬而未绝的疑案，让联邦调查局大大地丢了面子。
            　　1971年11月24日，一位自称“丹·库普”的人，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的客机，准备在犯罪史册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他在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将一张打印好的便条递给空姐。空姐起先以为他想要些饮料，并不在意，随手把纸条塞进了制服口袋里。可库普随后打开了自己的皮包，并轻声说道，“你最好重视一些。”而皮包里的东西显然就是一枚炸弹。
            　　空姐重新掏出那张便条，上面写道：“小姐，我带了一枚炸弹，坐在我身旁好吗？”历史上排名第十的传奇案件就此拉开了序幕。
            　　为了飞机和乘客的安全，空姐遵从了他的意思，而库普早就写好了一系列的纸条，并不时递给空姐一张，以表明自己的要求。库普要求为他准备20万美金和两个降落伞，作为交换他将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
            　　20万在现在看来并不多，但在1971年，这笔钱就相当于80万美金。从劫机索要金额的数目来讲，在当时也足够大的了。但机组人员还是很快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在飞机降落在西雅图前，与总部取得了联系。
            　　联邦调查局接到航空公司的报告后，马上采取了行动：他们准备了赎金，并把所有的钞票都复印了下来，这样他们就掌握了这20万赎金里每张钱的编号。一旦犯罪分子花这些钱，联邦调查局就能立刻抓到他们。但接下来的情形，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赎金和降落伞被送上飞机后，库普放走了所有的乘客和大部分的乘务人员，只扣留了驾驶舱里的3名机组人员和1名空姐。当机组的另外2名空姐下飞机时，库普还给了她们2000元小费，她俩虽都拒绝了，但人们还是佩服他的从容和镇静。
            　　对库普的行为，联邦特工大为困惑不解。就在他们狐疑之时，库普带着扣留下来的机组人员再次起飞了。他把机组人员牢固而又安全地锁在驾驶舱内后，就进行了他早就计划好的下一步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
            　　波音727的机舱后面，有一部可以放下的舷梯，在飞机到达里诺前的某个时刻，库普自己设法将它放了下来。随后他从3000多米的高空跳下，打开降落伞，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飘入了脚下广袤的原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这次空降的结果没有人知道，人们只知道他失踪了。
            　　联邦调查局用尽所有的方法追查他的踪迹，但却始终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这让调查此事的联邦特工大为挠头。“他是个聪明的家伙”，这就是他们调查的最后结论。虽然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仍没有放弃哪怕一丝希望，特别是2001年一名逃亡30年的劫机犯的被捕，更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但是库普的案件却仍没有什么起色。
            　　关于库普是何许人也，那些赎金怎么样了等等，在美国有许多离奇的传说。特别是被联邦调查局登记在册的20万的赎金中，没有一张进入过流通领域，更引得人们议论纷纷。但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库普本人的下落。有人说他隐居在南美的某个城市，也有人猜测他带着钱，生活在某个美丽的热带岛屿上。但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一种观点，即他已在那次跳伞中丧生，葬身在某个人迹罕至的旷野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所有的波音727飞机都装了一种叫做“库普开关”的装置，用来防止在飞行时打开舱门。
            　　从库普惊人的一跳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或者他的尸体，或者他的降落伞始终无影无踪。警方最后也只是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河附近，发现了那笔赎金中的5880美元。这使人再次相信，库普还活着，就生活在我们世界的某个角落，回味着他年轻时候的传奇经历。
            　　这是美国历史上惟一一件悬而未决的劫机案。
            　　丹·库普案是一件人人都想知道结果的著名案件。或许除了满足公众的好奇心外，我觉得还是不知道结果比较有趣。
            　　——J.D.里德，《自由降落》一书作者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或许用不了多久，键盘就将替代枪支，成为银行抢劫犯们的最佳选择。
            　　早在飞机发明之前，粗野的西部劫匪们，就已经策马冲进了城里的银行。
            　　在更为文明的20世纪90年代，金融电子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其发展趋势超
            出人们的想像。随着科技的发展，利用计算机进攻金融网络和计算机系统的犯罪越来越多，银行损失也越来越大，其发展之快也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以计算机为犯罪工具的黑客们打破了地域的局限，可以在世界各地实施犯罪。有了这样的条件，1994年，网上银行抢劫犯伏拉德米尔·列维走进了圣彼德堡地铁站，准备乘车回家，开始进行他在传奇案件中排名第九的犯罪活动。
            　　1994年，计算机专家伏拉德米尔·列维在圣彼得堡只通过一台286计算机就从美国花旗银行窃走了数百万美元的巨款。他就呆在俄罗斯，甚至没有离开他的桌子。列维把自己的终端机接在了花旗银行的计算机上，并成功地进入了银行顾客的账户。他把别人的资金转移到他设立的账户里，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是首起利用互联网窃取巨款的重要案例。
            　　列维虽然可以利用个人电脑，在网上成功转账，但他要提取现金，就必须有人走进银行去取款。结果警方守在取款机边，在取款人提款时将他们抓获，然后顺藤摸瓜找出了列维。
            　　列维只在狱中呆了三年。对一个首次利用高科技犯罪的罪犯来说，这并不是最重的量刑。
            　　这起案件让人们大开眼界。人们首次意识到，这种盗窃方式潜在的威胁。当罪犯登上互联网后，地理位置就无关紧要了。
            　　由于网络安全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完全的解决，利用互联网犯罪的案例逐年增多。网络窃贼的作案方法、作案工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包括：释放计算机病毒使计算机系统瘫痪；通过可以发现网站软件程序薄弱之处的“扫描器”、窃取密码的“嗅探器”破译关键密码、窃取核心技术或信息；通过破译密码修改计算机系统内的账户数据，制造混乱以达到窃取资金的目的等等。
            　　比尔·盖茨曾经预言：“传统商业银行是要在21世纪灭绝的一群恐龙。”他甚至说，银行业是必需的，而银行是不必要的。现在看来，网上银行的安全隐患仍未消除，盖茨的预言未免过于乐观。
            　　用来处理银行业务的计算机系统，已经相当安全了。但不同的是，现在金库是在每个罪犯的卧室里。
            　　——查理·库夫曼，《网络安全》一书的合著者
            排名第八的超级抢劫案也发生在纽约。但罪犯并没有使用信息高速公路，而是直接开车冲进了第五大道。
            　　20世纪70年代，纽约接连出现多起十分猖狂的珠宝盗窃案，珠宝大盗山姆·尼洛和波比·考姆夫特成为纽约警察局和当地政客的心腹大患。对犯罪分子来说，随着银行防护系统的日益完备，抢劫银行已经成为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赌注，而盗窃保管箱里的珠宝，只要精

            心准备，风险却要相对小得多。
            　　1972年1月2日，考姆夫特和尼洛这对精悍的搭档开始了他们抢劫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行动。他们的目标是：皮埃尔酒店。
            　　他们将皮埃尔酒店作为首选目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该酒店为顾客提供“永久保管箱”的服务。考姆夫特和尼洛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熟悉酒店的各项事宜，所以对它的安排了如指掌。在长期观察中，他们发现了实施计划的关键：装扮成有钱人。
            　　2日凌晨，考姆夫特和尼洛衣冠楚楚地开着一辆高级豪华轿车，停在了酒店的正门处。门童朝这两个阔佬躬身，欢迎他们光临。而进了酒店之后，这两个家伙亮出手枪，就成了最不受欢迎的客人。
            　　他们挥舞手枪，给所有工作人员上了手铐。由于事先做了周密的调查，他们很清楚哪里会有什么样的工作人员，以及当班的人数。皮埃尔酒店的保安负责人约翰普·凯尼说：“我做了20年的保安，这些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很厉害。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带了14副手铐，而当时正好是14个人当班。”
            　　当时在场的还有3位客人。这是个意外，但考姆夫特和尼洛并不慌乱，他们随机应变，把客人都捆了起来，并封上了他们的嘴。
            　　控制酒店之后，强盗们将保管箱洗劫一空。他们把现场搞得一塌糊涂，抢走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现金和珠宝，然后钻进豪华轿车，逃得无影无踪。
            　　这起案件的失窃款项达1000万美元，可谓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酒店失窃案。
            　　警方曾在底特律追回了价值75万美元的珠宝，但其他首饰就杳无音讯了。后来，警方意外地发现了考姆夫特的记账单，从而顺藤摸瓜，将他们两人捉拿归案。他们认罪后，被判入狱两年半。对于这些大盗来说，这简直是小菜一碟。
            　　出狱后，考姆夫特买了终身人寿保险，并开了一家黄金交易所。
            　　考姆夫特和尼洛自认为他们做的案子基本上是一个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的情节，而他们就是贫困者。当然这仅仅是他们个人的观点。
            　　考姆夫特很像小说中的理想人物。他自视甚高，喜欢显得比警察聪明，并且乐此不疲。我想，我和其他那些写犯罪小说的作者在描写犯罪时，要把小说中的人物写得比现实中更聪明，考姆夫特的所作所为是一部好的犯罪小说的理想素材。
            　　——加·安东尼·哈伍德，神秘小说作家
            　　花絮
            　　十大案件中作案时使用的交通工具:
            　　1. 筏子、越野车及摩托车
            　　2. 遥感鞋
            　　3. 雪佛莱轿车
            　　4. 卡车
            　　5. 货车
            　　6. 越野车
            　　7. 运钞车
            　　8. 豪华轿车
            　　9. 地铁
            　　10.波音727
            　抢劫运钞车的历史和运钞公司使用运钞车的历史一样悠久。为了保护钱款，运钞车上必须有两个司机。但如果其中一位有了非分之想，那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对于押款员来说，每年都是个“黑色的年份”，连续发生的袭击运钞车的恶性事件，给押款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伤害。然而1997年的案件说明，押款员的危险不但来自于运钞车外面的盗匪，甚至也来自于车内的同伴。

            　　菲力浦·约翰逊是个每小时挣7美元的运钞车司机。在1997年3月29日，他终于难以抵御那极具诱惑的机会。这天，约翰逊发现运钞车上装了1800万美元，一笔足以令任何人怦然心动的巨款，于是铤而走险了。他拔出手枪，把同事们锁在车内，劫持了运钞车。然后他直奔自己的住所，将一个同事铐在他家里，把另一个绑在了去北卡罗来纳州途中的一棵树上。
            　　约翰逊在山间搜寻着，为这笔历史上单人抢劫数目最大的钱款，找一个藏身之处。看起来，抢劫巨款是他的即兴之作，即使事先有所安排的话，也是很不周密的。约翰逊最后把运钞车开到北卡罗来纳的一个仓库，花了一个晚上搬钱，并没有发觉头顶上面还有一架监视器在工作。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录下来了之后，约翰逊很聪明地取走了监视器内的录像带，然而他却很不聪明地把它随手藏在了仓库里。
            　　约翰逊只随身带了10万美元逃往墨西哥。调查人员很快找到了他的同事和隐藏的赃物，但却没有找到他。5个月后，为了取汇款单，约翰逊傻乎乎地自投罗网了。
            　　警方估计，可能在墨西哥，约翰逊用来过日子的钱花光了。他试图回来取钱，通过边境时，用的是和上次作案逃走时一样的化名。而警方早就将这个化名通知了所有方面，当然也包括边防检查人员。边检人员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化名，并马上通知了有关部门。
            　　约翰逊被押回佛罗里达受审。他认罪后被判了长达24年的有期徒刑。
            　　据说，绑架人质是判他重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抢劫巨款也是因素之一。但也有很多同样偷窃了数百万美元的人，判的要比他轻得多。约翰逊对此的说法是，他只是不该公开抨击他的老板。那些家伙给他那么低的工资，而他们却大发横财。
            　　可能在他的潜意识里，一直就有要偷老板的念头。对一般的雇员来说，就是偷一枝笔之类的。而对约翰逊，那就是1800万美元。
            　　——保罗·杰斯罗，警官大学犯罪学家
            　　花絮
            　　罪犯所犯的致命错误:
            　　1. 市长抢了本地的银行
            　　2. 在犯罪现场留下了自己的木质假肢
            　　3. 用自己的支票纸写留言
            　　4. 用自己的传票写留言
            　　5. 刚抢完银行就被拍了照
            　　6. 抢了自己当警卫的银行
            　　7. 戴了没有眼睛洞的滑雪面具
            　　8. 用拇指和食指伪装手枪
            　　9. 穿着有名字的工作服
            　　10.将有颜色的炸药包揣在衬裤里
            1963年8月8日，布鲁斯·瑞诺德斯和其他12名男子，抢劫了一列皇家邮政列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
            　　臭名昭著的英国火车大盗布鲁斯·瑞诺德斯又要结婚了，这位72岁的老人将迎娶自己的巴西籍旧情人——莱美达。结婚地点更是与众不同：大牢。虽然这位老人已是耄耋之年，但当年的他却是闻名欧洲的喋血大盗，轰动英伦三岛的火车大劫案的主角。即使身陷囹圄，也

            能轻易脱身，逍遥法外30余载。在喜欢新闻炒作的英国媒体眼中，瑞诺德斯是不折不扣的“绿林英雄”。
            　　1963年，在英国这个最早拥有火车劫匪的国家里，发生了一桩史无前例的火车抢劫案。13名匪徒抢劫了一列皇家邮政火车，上面还装着200万英镑。
            　　事情发生在8月银行假期以后，列车从格拉斯哥开往伦敦。瑞诺德斯事先得知这趟列车上有巨款。于是，他纠集了一些人准备劫车。这些人中有水果店老板、美发师和古董商等共12人。他招募的成员中，有一个人很关键：这个人懂铁路信号。
            　　劫匪们埋伏在铁道两旁，列车开过来时，那个懂行的同伙打起了红色停车信号，皇家列车只好在预先没有计划的地方临时停了下来。副驾驶员走下来想看看被迫停车的原因，几个劫匪一拥而上，将他打翻，扔到路堤下，接着就闯上了列车。驾驶员做了反抗，但他的头部也被劫匪用铁条打伤，血流如注。
            　　劫匪们把前面两节装钱的车厢与火车脱开，并迫使受伤的司机将列车开出了数英里。这时列车上有70名银行职员，全是负责安全的，但都被劫匪们制服了。最后，劫匪们一共抢走了200多万英镑。按如今的比率计算，这笔巨款高达1500万英镑。这是迄今为止火车抢劫案中丢失款项最大的一次。
            　　劫匪们把距作案现场仅20英里的莱斯莱德农场作为他们的藏身之处。到了那儿以后，他们就开始点钱。据说，他们还用纸币点烟，用真钱玩强手棋。他们呆在那里，盼着警方把网撒得越远越好。
            　　但正相反，警方集中警力搜查案发现场的周边地区。当劫匪们得知放风的人已落入法网时，他们不得不仓皇逃往别处。
            　　由于出逃得太仓促，劫匪们在强手棋盘上、玻璃杯上、瓶子上留下了指纹，在各处留下了许多的线索，这些都成了抓捕和指证他们的重要证据。于是一个接一个，这些臭名昭著的劫匪落入了法网。
            　　头部的重伤导致驾驶员杰克·米尔斯在几年后死去，但在此之前，这个勇敢的人出庭指证了劫匪们。
            　　英国最高法院判了瑞诺德斯35年徒刑。这是有史以来，英国对列车劫匪最重的一次量刑。但入狱仅15个月后，神通广大的瑞诺德斯居然藏在一辆家具车中成功逃脱，其后他便与妻子及儿子踏上了逃亡之路。
            　　为躲避警方追捕，这位火车大盗先是不惜花大价钱在法国做了整容手术，1965年12月，他又单身飞往悉尼，与妻儿会合后转至墨尔本。但3年后英国媒体查到了瑞诺德斯的行踪，大盗只好再度踏上流亡路，潜逃至里约热内卢。屡屡逃脱法律制裁的火车大盗未能逃脱造物主的制裁，1998年后，他两度中风，几成废人。万般无奈之下，完全失去生活来源的瑞诺德斯只能回家，他还妄图获得英国执法部门的特赦，坐享英国国民的健康保险。但他乘坐的《太阳报》专机刚一落地，火车大盗就被拘捕了。
            　　即便如此，已成废人的火车大盗仍新闻不断，如今他牢内成婚的消息又被报章媒体爆炒一通。
            　　不过，在瑞诺德斯被判刑之后的20年里， 英国再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列车抢劫案。
            　　这些犯罪分子，实际上远远称不上是枭雄。他们最多不过是一些组织严密的罪犯团伙而已。
            　　——罗兰德·巴罗，前利物浦警官
            　　花絮
            　　火车劫匪的职业:
            　　1. 赛车手
            　　2. 夜总会老板
            　　3. 律师
            　　4. 美发师
            　　5. 银匠
            　　6. 水手
            　　7. 赛马经纪人
            　　8. 木匠
            　　9. 家居油漆工
            　　10.古董商
            　排名第六的20世纪最大的列车抢劫案就发生在英国。同时那里也发生了另一桩声名狼藉的抢劫案。它在排行榜上排名第五。
            　　英国希思罗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它的保安也号称世界之最。然而，希思罗机场历史上发生过的几桩震惊世界的大抢劫案却使人对英国政府信誓旦旦的安全保证产生了怀疑。

            　　1983年11月26日，6名歹徒闯进了伦敦的一个机场仓库，而一个小小的错误，使这件原本平常的抢劫案件，变成了轰动世界的超级大案。
            　　布林克斯-马特是伦敦希斯罗机场附近的一幢仓库，它本应该固若金汤的：所有的出口都有闭路电视严密监控，每个门卫分别持有不同的金库门暗锁密码，这里被认为是个很难进入的地方。
            　　这桩案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强盗头子鲁宾逊的妹夫——托尼·布莱克。他是布林克斯-马特金库的保安，知道进入仓库的方式。在劫匪的一再劝说下，布莱克最后把库房的地形图和一把钥匙给了他们，还告诉了他们进入金库的最佳时机：当早班的保安换岗时，报警器是关掉的。
            　　早上6点40分，6个劫匪在保安换岗时来到了金库。有布莱克做内线，他们轻易地制服了金库门口的警卫，而事情从此开始变得一塌糊涂。
            　　为了逼迫保安说出暗码锁的密码，他们用手枪敲其中一个人的脑袋，并往他身上泼汽油，威胁说要点他的天灯。可怜的保安在极度惊恐之下，怎么也记不起保险箱的密码。于是另一个保安告诉他们，有一批新到的货物就在金库的墙边放着，不妨拿了那些货，放了他的同事。
            　　谁知道，“那些货”竟然是装在几个木条箱里的6800块金条！劫匪们的好运来了。可以想像，当他们打开箱子，发现里面满是金条时的惊喜。这批金条价值2600万英磅，劫匪们无意中撞进了阿拉丁的宝藏。
            　　他们弄了两辆货车才搬走了所有的金条，然后逃离了金库，从此不知下落，就好像消失在空气里一样。
            　　由于这桩抢劫案数额如此之大，以至于伦敦当天的黄金市场价格暴涨。之后没几天，国际黄金价格就随之上扬，一周内劫匪们就又赚了110多万英镑。
            　　警方很快就发现了布莱克和劫匪头目鲁宾逊的联系，并把他们两人抓获；同案犯米歇尔·麦克威因为另一件案子，也被捕入狱；但其余的劫匪和那些黄金就再也找不到了。他们成了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抢劫犯。
            　　事件发生后，希思罗机场发言人分辩说：“被抢劫的仓库是在控制区内，但却不在绝对限制区内，所以抢劫不会危及航空安全！”
            然而，这位发言人的说辞立即遭到了强烈的批评，一位航空官员表示，这是英国最严重的机场保安漏洞事件。
            银行抢劫案是一种原始的犯罪形式，但罪犯之间狗咬狗的危险，远比警方对他们的威胁大得多。
            　　第四号传奇大案也是一起银行抢劫案。随着金融机构的设立，银行成为不法分子最频繁光顾之地，侦破此类案件也成为警方最头疼的事。好在犯罪团伙内部因分赃等问题频频发生内讧，使其互相残杀，为警方的侦破带来了便利。

            　　1950年1月17日，波士顿的劫匪约瑟夫·麦克金尼斯和同伙制造了一起当时世界最大的抢劫案。
            　　波士顿警局退休侦探长杰克·巴利谈起此案来还记忆犹新：“当时我正在波士顿花园执勤，跟布林克斯金库在同一条街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那里发生了一起特大抢劫案，让我赶紧派一些侦探过去。”
            　　当巴利赶到现场时，发现银行金库的出纳员被结结实实地捆翻在地，嘴巴也被封上了。出纳室里的巨款被盗，现场一片混乱。保安们还惊魂未定。
            　　出纳员约瑟夫·爱仑心有余悸地追述案发时的情景：“他们逼着我把手放到背后，把我的胳膊和腿捆了起来。有个家伙过来，我听见撕东西的声音。他把我的嘴堵上，又把我的眼镜打飞了。然后说道：‘躺着别动。’我就躺在那里，熬过了我一生中最漫长的20分钟。”
            　　这群劫匪穿着假制服，戴着奇怪的面具，只用了17分钟就将巨款洗劫一空。原来在几周前，为了能迅速进入金库，他们偷走了金库的锁，配完钥匙后，又重新把锁送了回去，然后耐心等候时机的来临。
            　　这起案子远非滴水不漏，案发后的第二天，警方就有了重点嫌疑对象。巴利说：“我记得，当时的嫌疑对象包括理查森、奥凯夫、卡斯特，还有皮诺。他们都是爵士黑手党的人。”但因为没有直接的证据，警方也无可奈何。此后数年，他们一直锲而不舍地进行着调查。
            　　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此类案件的追诉时效是6年。6年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留给警方的时间越来越紧迫。而罪犯们觉得要没事了，于是开始挥霍赃款，有的人给情妇送裘皮大衣，有的人还买了汽车。
            　　恰在此时，奥凯夫因另一宗案件被捕入狱，警方终于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而劫匪们开始害怕了，他们决定雇佣杀手，在奥凯夫入狱前杀了他，免得那家伙把他们都供出来。
            　　不知什么原因，劫匪们找来的职业杀手只发挥了业余水平，他使的是冲锋枪，但只打中奥凯夫的手表。奥凯夫最终活了下来，进了监狱。
            　　奥凯夫的同伙把他的那份赃款挥霍一空后，终于去探望他了。他们见了面，并发生了争执。同伙们最后还是给了他一些钱，不过那肯定不够。
            　　奥凯夫于是新账老账一块算，开始和联邦调查局的人打起了交道。就在追诉时效到期前的一周，奥凯夫松口了。于是他的同案犯们都被判了无期徒刑。
            　　至于奥凯夫本人，后来有人在洛杉矶看到过他。在那里他为电影明星加里·格兰特做了几年的司机和厨师。这位大名鼎鼎的电影明星也许根本不知道，他的司机曾和他一样闻名天下。
            　　据我们所知，后来这些匪徒的日子都很好过。他们并没受到多少报应。
            　　——杰克·巴利，波士顿警局前侦探长
            　　花絮
            　　波士顿劫匪的绰号：
            　　1. 埃尔姆·布格，“扳机”
            　　2. 约瑟夫·奥凯夫，“眼镜”
            　　3. 阿尔道夫·马菲，“爵士”
            　　4. 埃地沃德·贝纳特，“汉堡”
            　　5. 约翰·布斯利，“胖子”
            　　6. 史坦利·高斯希拉，“厌世人”
            　　7. 约瑟夫·潘菲尔德，“巴尼”
            　　8. 托马斯·理查森，“桑迪”
            　　9. 詹姆斯·潘赫蒂，“吉马”
            　　10.奥瑟尼·皮诺，“托尼”
            　1997年，两名职业银行抢劫犯，手持冲锋枪，抢劫了银行。就连警方的火力都无法与他们对抗。
            　　“银行太好抢了，一传十，十传百，道上的兄弟都知道了。”
            　　“我们把银行视为肥羊，道上的兄弟都这么称呼那儿。”这是流传在洛杉矶黑道分子中
            的笑话。
            　　位于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是全球银行抢劫案的多发地区，在过去的20年里，这类案件就发生了2万多起。在一个固定地区连续发生抢劫案，而作案者却长年逍遥法外，自然会令警察局脸面无光。警方希望，采取一次大的行动，使罪犯尽早落网，遏制一下抢银行成风的势头，但他们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回击。
            　　这就是位于传奇案件第三名的美国银行枪战案。
            　　1997年2月28日上午9时17分，两个戴着面具全副武装的劫匪，打昏两名巡警后，冲进了好莱坞北面的美国银行。
            　　职业抢劫犯兰瑞·菲利浦斯和埃美·马塔沙路努，在将现金洗劫一空后，携带着30多万美元的巨款，一路扫射着冲出了银行，并与外面的警察发生正面交火。
            　　他们端着冲锋枪，由北到南以半圆形扫射,警察和路人只有躲闪的份儿。匪徒手中的AK47冲锋枪经过了改装，他们还有一支HK90。这些枪支性能很好，火力非常猛，他们的车内还有数千发子弹。相比之下，匆促赶到现场的警察大多是配备制式的9毫米口径手枪，明显落了下风。
            　　当首批警察赶到现场后，就从无线电中不断传来警察呼救和负伤的消息。已经有好几名警察被歹徒击中，躺倒在大街上。
            　　洛杉矶高级警官约翰·坎普雷利当时接到呼叫，匆忙赶往现场。“我刚到那里，就听见无线电里的声音了。警察开始受伤。我是说，他们都在尖叫。自动武器交火的声音就在附近的居民区里响起。听上去很不真实，好像在做梦一样。我们一直有条不成文的规矩，要尽可能地不让一个你的手下伤亡。而当时我就想，这次可能不止一个，会有好几个要丧命。”
            　　当劫匪们杀出一条血路，找到自己的车时，他们更猖狂了。菲利浦斯没有退到车里，他就站在那里向所有他看到的人、直升机，以及任何移动的物体扫射。他一定觉得自己是无敌的。
            　　警方的摄像机录下了所有的枪战场面，菲力浦斯一直没有放低过姿势，就那么站直身体随意开火。他的武器威力很大，压过了所有警察的火力。警察们拼命向他开火，但就是击不中他。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菲力浦斯靠他的枪横扫战场，但最终却是死在自己的手枪上。酣战中，菲力浦斯的AK47枪卡壳了，于是他拔出了不锈钢的贝拉塔手枪继续射击。可是手枪摔在了地上，就在他弯腰捡枪时，枪突然走火。他当场毙命。
            　　剩下的歹徒在试图抢夺一辆汽车没有得逞后，仍然负隅顽抗，直至特种部队赶到，才将其击毙，结束了这场枪战。
            　　这起中央银行抢劫案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暴力、交战时间最长的一次。事后有目击者提起这次枪战，仍心有余悸地说：“我以前只在好莱坞的大片上和报纸上看到过或者读到过这样的枪案，没想到今天居然撞到了我的头上，实在是太恐怖了！”
            　　这次的枪战虽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毕竟以正义一方获胜而告终。一时间，人们对警方的表现好评如潮，大大出乎他们的预料，慰问信、食物、鲜花铺天盖地。人们对洛杉矶警察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面对困难决不妥协。
            　　警区350名警务人员中有32名参加了战斗，10名警员受伤，7名市民受伤，但只有那2名歹徒一命呜呼了。在这起案件中，被授予英勇奖章的人数也创下了记录，一次共有10名警员获此殊荣。
            　　面对歹徒的武器，没有一个人后退，在场的每个人都是英雄。
            　　——约翰·坎普雷利，英勇奖章获得者
            　　花絮
            　　埃德文·当森曾实施了64起抢劫案，他创下了美国作案次数最多的纪录。他曾在一天之内抢劫了6家银行。
            　1911年，巴黎流行一则关于蒙娜丽莎失窃案的笑话：“嘿，我要去卢浮宫，你要点儿什么吗？”
            　　法国巴黎是世界艺术之都，它不仅以秀丽的风景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更以其光彩夺目的艺术明珠令人心往神迷。这颗闪亮的明珠就是卢浮宫。卢浮宫是举世瞩目的艺术宝库，这里收藏了世界闻名的维纳斯女神像和《蒙娜丽莎》画像，还有许许多多的世界文化精品

            。这些无价之宝也让众多的艺术窃贼变得心痒难耐。尽管卢浮宫是世界上保安最严密的地方。但稍有疏忽，小偷就会顺手牵羊。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排名第二的案件。1911年，博物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轻松地进入卢浮宫，并偷走了欧洲最昂贵的一幅油画——《蒙娜丽莎》。
            　　1911年卢浮宫正在内部整修，馆内有很多雇来的工人，为其珍贵的藏品做保护性的玻璃罩。
            　　8月21日，原来是卢浮宫的一个临时工的文森特·贝鲁吉亚，伙同其他两个工人，移开了《蒙娜丽莎》画像上的玻璃罩，取出画像，将油画卷起来，藏在普通的雨伞里，然后大摇大摆地带着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女士”走出了卢浮宫。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正在施工，当时馆里很乱，藏品也被四处移动，所以博物馆方面起初竟一点都没觉察。法国警方对这件案子也毫无头绪。
            　　消息传出，社会上谣传蜂起，议论纷纷。当时有些学者认为是一个造假的行家偷走了这幅画像，这样他就能把该画的赝品卖给私人收藏者。
            　　画像就那么消失了两年。后来才知道，贝鲁吉亚把它藏在自己床下的一个箱子里。对贝鲁吉亚而言，把画像藏起来比偷它更容易。
            　　两年后，贝鲁吉亚回到了他的祖国意大利，并把《蒙娜丽莎》也带了回去。之后他采取的行动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试图把《蒙娜丽莎》捐献或卖给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
            　　乌菲齐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惊得目瞪口呆，他最后还是急中生智，举报了贝鲁吉亚并因此而获得嘉奖。但公众的同情明显偏向这位爱国的窃贼，而最后的裁决也表现出了这种感情。贝鲁吉亚最后只在狱中呆了不到一年，这种量刑对这个20世纪最大的艺术品窃贼来说，简直是太轻了。
            　　这场近百年前的轩然大波最终改变了游客们观赏艺术品的方式，这也正是卢浮宫博物馆今天禁止游客携带长雨伞入内的根本原因。
            　　蒙娜丽莎失窃案，绝对是本世纪可排在前十位的传奇大案。
            　　——安娜·凯斯露，失窃艺术品申报局负责人
            　　花絮：
            　　警方最初的怀疑对象是一个名叫帕保罗·毕加索的青年画家，因为他曾买过从博物馆偷出去的小塑像。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大案，他们盗窃的物品和盗窃的手段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而排名榜首的大案不仅具备了以上种种条件，还有更让人称奇的情况发生。
            　　大案往往发生在世界名城，所以第一号大案发生在法国的里维埃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座城市曾是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新探案》故事的发生地，这位世界最著名的侦探就是在这里演绎了一段10万英镑的盗窃大案的故事。

            　　而1976年7月，同样在这座城市里，一个罪犯头目导演了一起有史以来最出色的盗窃案，比任何侦探小说的情节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主人公就是阿尔伯特·史帕盖里。
            　　阿尔伯特·史帕盖里是个犯罪天才，他打银行的主意已有两年了。最终，他居然想到从阴沟里动手，利用地下的污水管道进入金库，去偷法国最大的银行之一——通用银行的念头。
            　　为了找帮手，史帕盖里曾找过当地的流氓团伙，但他的想法吓住了他们。所以史帕盖里决定建立自己的犯罪团伙。他找了20多个人，都是各行业的高手，其中有一个鉴定珠宝的专家，这人知道，一旦进入金库后，该拿什么，不该拿什么。当然，团伙里也有管道专家。
            　　经过一年的精心策划，史帕盖里和他的同伙们来到了地下。他们带下去重达一吨多的隧道设备，每天只挖6英寸的隧道，不声不响地干了三个多月，在流经银行的污水管道里挖了一条直通金库地下的隧道。
            　　终于，在一个星期五，他们挖到了银行的下面。但他们还得挖过一堵厚厚的水泥墙才能到金库里，这最后的一段必须全靠手工。直到第二天下午，他们才真正地进入了目的地。大部分窃贼此时都会立刻开始洗劫，但史帕盖里不是一般的罪犯。他为他的手下带了食物，就在金库里，他们席地而坐，开始吃喝。
            　　吃饱喝足之后，这伙劫匪把金库的门从里面焊死，这样就可以不受打扰，放开手脚地在里面作案。那里的保险箱有数千只，他们只是专心对付他们想要的那几百只。只要他们觉得里面的东西值得拿走，就会把它密封在预先备好的盒子里，然后放到筏子上，顺着污水往外漂。外面有其他接应的同伙，会把筏子上的东西拿走。
            　　“工作”中，史帕盖里的助手们无意中发现了许多当地名流的裸体照片，就把它们贴在了金库的墙上，等星期一上午就会有人看到这些照片。窃贼们就这样在金库里忙了整个周末，直到周一凌晨，银行开门时才撤离。
            　　当银行的官员们发现库门被焊死，就立刻报了警。随后赶到的警察在被焊上的金库门上钻了个小洞，透过小洞，他们看见了匪徒留下的一片狼藉和史帕盖里在一个钱柜上留下的几句话：“没有武器，没有仇恨，也没有暴力”。他的意思是：看看我的杰作，我没用武力，没用枪支，我只用了一个办法，拿了大量的钱，手段多么高明。你们抓不到我。
            　　失窃1000万法郎的巨款，这在银行被劫案中是有史以来数目最大的一次，而且史帕盖里及其同伙盗窃的手法是空前绝后的。这个聪明绝顶的窃贼后来还做了很多大案，并且每次都成功地逃脱了。他和他的同伴们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线索。
            　　法国通用银行失窃案激起了轩然大波，忧心忡忡的客户拥向银行挤兑存款。一时人心惶惶，给办案的警方增加了沉重的压力。
            　　结果，还是一个爱吃醋的妻子帮了警察的大忙。在案发前，她曾打电话给警局，希望他们调查一下她的丈夫，他总是在半夜里神出鬼没的。凭着直觉，警方人员在案发后去了他家，当场抓住了一个同案犯。
            　　这名案犯很快就交代了犯罪事实。警方顺藤摸瓜，最终抓住了史帕盖里。在法庭上，史帕盖里一点都不在乎，他觉得他能应付所有的问题。开庭时，他在审判厅里四处走动，荒谬地回答控方提出的各种问题，用聪明的谎言编造虚假的事实。
            　　史帕盖里一边信口雌黄，一边朝窗户踱去。突然，他从窗户一跃而出。他的律师，还有在场的人都以为他想自杀。谁也没有料到，史帕盖里正好落在窗下的汽车上，然后跳上他朋友驾驶的摩托车，疾驰而去。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史帕盖里从警察的手心中逃脱了。史帕盖里、他的妻子，还有那1000万法郎的巨款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史帕盖里逃走了，正如从飞机上逃走的劫机犯库普一样，成为人们猜不透的谜，而以该案件为题材的电影更使史帕盖里名震天下。
            　　在小说中，我们称之为“布局巧妙”。
            　　——加·安东尼·哈伍德，神秘小说作家
            　　从西雅图的天空到里维埃拉的下水道，这10个案件都是极富传奇色彩的案件。这些案件让我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犯罪值得吗？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见仁见智，各有自己不同的答案。也许，还是美国警官大学的犯罪学家保罗·杰斯罗说得好：
            　　“对于那些没有被抓住的少数罪犯来说，他们的罪行永远不会有人再提了。那么，犯罪也许值得。”
            　　但也有更多的人说：“不，不值得。因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有更多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花絮
            　　十大侦破电影:
            　　1. 《阴沟抢劫银行案》
            　　2. 《里维埃拉银行抢劫案》
            　　3. 《蒙娜丽莎失窃案》
            　　4. 《美国银行枪战案》
            　　5. 《布林克斯马特金库抢劫案》
            　　6. 《布林克斯抢劫案》
            　　7. 《布林克斯失窃案》
            　　8. 《布林克斯失窃案》
            　　9. 《列车抢劫案》
            　　10. 《追捕库普》
            　　一个人如果不去尝试，就不能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一旦你去做了，你会发现一切可能都会变成现实。
            　　第一个感人的生存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作为一个双目失明的盲人，他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了一个在绝大多数正常人眼里都是高不可攀、无法企及的目标，并以不懈的努力最终将梦想变成了现实。他就是埃里克·韦汉梅尔——世界上第一位登上珠穆朗

            玛峰的盲人。
            　　高耸入云的珠穆朗玛峰一直是人类登山爱好者心目中的圣地。珠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交界处，海拔8848米，为世界第一高峰；它也是喜马拉雅山的主峰，被誉为地球上除南、北极以外的“第三极”。公元1712年，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派3名技术人员跋山涉水来到珠峰地区绘制地图，测量高度，并将这座终年积雪的山峰首次定名为“朱母朗马阿林”。“朱母”在藏语里是“女神”的意思，而“阿林”则是满语中的“山峰”。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海拔8000米以上的地区被认为是人类的生命禁区。然而，也正是这样的禁区，在不断激发着各国登山者的探险欲望。自1953年人类首登珠峰成功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许多登山者在珠峰顶上留下了脚印，也创造了无数登山史上的奇迹。
            　　登山运动是人类意志和勇气的体现，是人类与自然、人类与自身相互较量的过程，但这样一项运动，在很多人眼里，是和盲人无缘的。2001年，韦汉梅尔改变了人们的看法，成为世界上首个登上珠峰的盲人，从而在登山这个“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勇敢者的运动中，又一次刷新了人类的记录。
            　　征服“世界第一峰”，这对于经历过失明的绝望和沮丧的韦汉梅尔来说，其意义决非常人所能相比，它再一次证明了他生活的信念：即使作为一个盲人，只要选对了方式，同样也能做很多被常人认为不可能做的事情。
            　　韦汉梅尔生于1968年，自小就患有一种罕见的视网膜分层剥离眼病。对他来说，这种疾病就像是一个伺机行动的恶魔，随时随地都可能摧毁他的生活，这使他童年的生活蒙受着巨大的阴影。在后来的几年中，尽管全家人付出了许多努力，病魔还是夺去了韦汉梅尔的视力，13岁时，他完全失明了。
            　　最初韦汉梅尔无法承受这个事实。他不想进入黑暗的世界，他对光明仍满怀着希望，然而无情的命运还是将他抛到了绝望的深渊。
            　　俗话说，祸不单行。失明之后，更为悲惨的灾难降落在了年幼的韦汉梅尔身上：他的母亲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这使他生活中又少了一个可依靠的坚强支柱。这个打击曾使韦汉梅尔一蹶不振。事隔多年以后，每当提起这段往事，韦汉梅尔仍是一脸的哀惋之情：“母亲的去世比我的失明更令我痛苦，就好像是一扇门狠狠地砸在我的脸上，我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
            　　为了抚平孩子的精神创伤，让他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父亲艾德每年夏天都会带他外出旅行，登山也成为他们选择最多的活动项目。
            　　从16岁开始，韦汉梅尔便迷上了登山运动。起先登山对他来说有着很多的困难，由于看不见山路，他只能靠父亲从背后按着他的肩膀促使他改变方向。有时他也拿着棍子探路前进，稍不小心，就有失足的危险，好几次就差点没了命。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这一爱好，而是不断地冲击自己的记录。
            　　成年之后，韦汉梅尔开始挑战美洲、非洲等许多地区的高峰：1996年他登上了埃尔卡皮坦山，1997年他登上了海拔5860米高的乞力马扎罗山，同年又登上了海拔6900米高的阿空加瓜山。接下来他的目标就是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也是最危险的山，即使是经验丰富的登山专家，也有许多人丧命于冰沟与雪崩之中。对于韦汉梅尔这样需要依靠向导引路的盲人而言，想攀登珠峰简直难于登天。
            　　几乎周围的人都警告他不要去冒如此大的风险，然而韦汉梅尔没有理会他们的警告。他上路了。
            　　一个人如果不去尝试，就不能知道他能够做什么。一旦去做了，就会发现一切都可能变成现实。
            　　2001年3月初，韦汉梅尔开始了他攀登珠峰的历程，以往多年的登山经验告诉他应该如何实现他的目标。登山向导在前面用铃铛为他带路，如果想让他向右就向右摇铃，想让他向左就往左摇铃。韦汉梅尔就尽量沿着他们的脚印向上爬。
            　　在金谷冰瀑这样的地方，在哪儿落脚极为关键。这时向导们会把他的棍子点在落脚点上，并告诉他确切的位置：往左边迈2步，往右边迈2步，在右边落脚……遇到特别危险的地段，向导们又会及时提醒他注意，比如“停在那儿别动！你后面一步远处有个裂缝。”“小心石头！”
            　　经过两个半月的攀爬及登山组成员的共同帮助，终于，在2001年5月25日清晨，韦汉梅尔迎来了他的胜利，完成了他的梦想，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成了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盲人。
            　　“看不见并不等于这人就完了。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人们对盲人的看法，告诉人们不要一想到盲人就是街头卖铅笔的家伙，我们也能登上世界之巅。”这就是韦汉梅尔在他的著作《触摸世界之巅》中所要告诉人们的。
            　　韦汉梅尔这样写道：“除非我们为自己定一些条条框框，否则人的潜力是没有极限的。”
            　如果你要感谢别人对你的帮助，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你的援助之手。
            　　我们讲述的第二位感人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和时间赛跑的姑娘，她不仅战胜了自身的病魔，而且还用行动帮助其他不幸的人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她的名字是安妮萨·阿雅拉。

            　　安妮萨是位漂亮、文静的姑娘，多年来在家人的呵护下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世事无常，在她16岁那年，一场无情的灾祸悄无声息地降临在了这位花季少女的身上。
            　　有一段时间，安妮萨常常感到腹部绞痛，有时疼得能让她半夜哭着醒来。起先她的家人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由于阿雅拉的隐忍，包括她的家人在内的周围人，没有人知道她所承受的痛苦。等到发觉事情不妙，一切都为时太晚。
            　　1988年4月6日，安妮萨被确诊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癌。这是一种在现代社会发病率较高的致命病症，对于它会产生的严重后果，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不难明白。安妮萨的家人对此病也并不陌生，当他们听说安妮萨患了血癌，就知道她生存的希望极其渺茫。
            　　医生诊断认为，照目前病情的发展状况，安妮萨只能活3～5年，治疗的惟一的方法是进行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可以植入好的造血干细胞，恢复肌体的造血功能，从而根治病魔。但没有亲缘关系的骨髓捐献者，相配几率大约为万分之一；同胞兄弟姐妹中，骨髓类型相配的几率则达25％，所以兄弟姐妹之间最容易找到合适的骨髓捐献者。不幸的是，安妮萨惟一的哥哥艾伦并不在这25％之列，所以一家人只能寄希望于国家骨髓捐助中心了。
            　　与骨髓捐助中心联系的结果十分令人失望，由于当时的捐献机制不完善，社会上根本就没有人捐赠骨髓。也就是说，阿雅拉几乎没有机会获得与她相配的骨髓。找不到合适的捐赠者，就意味着死亡。
            　　希望正在一点一点地失去，但安妮萨一家人不想就此放弃，他们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集骨髓捐赠者的努力。他们要争取每一分钟时间，与死神赛跑。才16岁的安妮萨，生平第一次站到公众面前讲述自己的经历、期望和梦想，吁请得到人们的帮助，但她的表现真是棒极了：
            　　“……我才16岁，也许我将来会为国家、为社会、为所有好人做一些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可现在没有骨髓移植，我会死的。我站在这儿请求你们帮助，心里并不好受……”她的演讲感动了无数富有爱心的人们。
            　　安妮萨一家人的呼吁引起了巨大反响：有15万名志愿者前来报名——但还是没有合适的捐赠者。就这样，一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找到合适捐赠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就在此时，在一个朋友的提醒下，安妮萨的父母做出了一项重大决定——再生一个孩子，以新生儿的骨髓移植来治疗安妮萨的血癌。
            　　安妮萨的病情确诊一年半后，她妈妈怀上了孩子，一家人都满怀着希望等待着新生命的降生，并希望他是个合适的捐赠者。虽然当时他们都不知道安妮萨能否熬到孩子出生，但这一分生的希望支撑着全家人向前努力，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十二分的力量去争取。
            　　1990年4月3日，奇迹降临了：这个名叫玛丽萨的健康女婴诞生了，她的骨髓类型正好与安妮萨相配。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14个月后，玛丽萨为姐姐捐赠了骨髓，给了安妮萨第二次生命。
            　　回忆那次重获新生的手术，安妮萨至今仍然十分激动，她说：“看着他们把骨髓拿过来，把它挂在那上面，知道那意味着自己的新生，这一切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如果没有她，也就没有我。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没有她，我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如今，安妮萨的病已经完全好了，她又能享受生活了，但她没有忘记这段痛苦经历所带给她的教训，她要帮助更多像她一样的血癌患者，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回来，就像当初家人帮助她那样。
            　　安妮萨现在美国红十字会工作，她建立了“安妮萨基金会”，专门帮助白血病病人家属寻找骨髓捐赠者。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每天，当安妮萨起床后，她都能清楚地意识到她工作的意义。帮助病人寻找骨髓，已成为她这一生的使命。
            　　在安妮萨基金会的努力下，美国的骨髓捐献者已从最初的1.7万人增加到了430万人——这大大增加了骨髓配型的几率。
            　　如果你要感谢别人对你的帮助，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伸出你的援助之手。这就是安妮萨想要告诉所有人的。
            　“看到受害者的心灵得到抚慰，使我意识到我的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将罪犯从受害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
            　　我们讲述的第三位感人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有着特殊技能的女士——珍妮·博伊兰,她能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画出通缉犯头像。作为国家一级罪犯画像师，她的职业在很多人看来很特殊，但她已经帮助警方抓到了不少臭名昭著的重犯，美国许多重大案件都是靠了她准确

            的画像才迅速破案的。
            　　博伊兰从事这一特殊职业源于大学时期一段令人难以启齿的经历。她永远也忘不了那次她所受到的性骚扰。那时她在密苏里州市郊上大学，一天晚上下晚自习，她走向停车场时被两个货车司机绑架，他们把她带到了3英里以外的一个地方。绑架者所开的那辆货车里全都是些淫秽画片，他们让她照着照片上做动作，她不做，他们就狠狠地打她。在对她百般羞辱后，他们才抛下她离开。
            　　当博伊兰向警方举报时，情况同样很糟糕，没有人真正关注她的痛苦。这是受害人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博伊兰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现状。
            　　她搬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在警察局找了份助理的工作——同目击证人进行面谈的工作。每天她都要听取很多受害者和证人的讲述，其中有许多人有着与她同样悲惨的经历。博伊兰一边抚慰受害人的心灵，一边把听到的支离破碎的描述拼凑整理在一起，根据他们的讲述把嫌疑犯的样子画出来。听得时间越长，她画得就越像。
            　　博伊兰参加工作后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研究罪犯的体貌特征上，她要通过目击证人或受害者的描述勾勒出嫌疑犯的长相，然后把画像送到警察局和报社。如果警局有了嫌疑犯的头像，就会大大加快破案的速度，因为这会使办案的侦探有明确的目标，同时给罪犯以心理打击。
            　　博伊兰的工作能让她通过工作帮助别人，但她明白这个工作是以心理学而不是以艺术为基础的。据权威的心理专家分析，证人或受害者对罪犯的描述不一定是准确的，他们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博伊兰开始研究记忆和情感问题，研究肉体伤害是如何影响精神的。她改进自己的采访方法，以避免误导证人；她试着让他们感到安全，这样他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许多细节。同时，她也练就了一种将别人的叙述转为图像的本领。
            　　博伊兰的方法开始被应用于侦破实践，并屡屡获得成功。但这一技艺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直到博伊兰被联邦调查局叫去帮助侦破波莉绑架案。
            　　1993年，一场晚会过后，12岁的波莉·克拉斯在加利福尼亚佩塔卢马的家中被人绑架。此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和关注。追捕工作在美国全国展开，联邦调查局要求博伊兰和两位目击者谈话，画出嫌疑犯的头像。
            　　由于两位目击证人都是孩子，而且也遭受到巨大的刺激，开始的谈话进行得并不顺利。博伊兰先见到的是12岁的凯特。在这之前，凯特已连续2周被不停地盘问，身心疲惫，充满敌意。见到博伊兰时，她不停地在纸上写着“我很好，请不要问了”。博伊兰的工作方式一般是先同证人谈些高兴的或很自然的话题，然后差不多每隔15～20分钟，她会突然问他们一个与案件有关的问题，而且通常以现在时态，例如“这张脸我该画得长些还是圆些呢”，进行交流。这种做法让证人或受害者们觉得是在讨论现在的事情，有安全感。博伊兰从不对他们提及案件本身，只问类似形状、颜色、肌理的问题。
            　　但面对凯特时，她的这一套常规的方式都无济于事。凯特深受刺激，只要博伊兰的问话涉及嫌疑犯的容貌，她就会哭着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看见。”这样一个半小时后，博伊兰仍一无所获。这时她往前探探身子，看着凯特的眼睛说：“凯特，你知道吗，如果我有你一半的经历，就是我记得那人是什么样子，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凯特的眼睛一下睁得很大：“是的，因为我每次对他们说什么，他们都会认为我在撒谎！”取得这样的共识之后，凯特心理上的坚冰融解了，她放松下来，一些细节也想了起来。
            　　另一名证人吉尔莲，也同样让博伊兰大费周折。她花了几个小时同她沟通，培养信任感。这种信任感最终使她们成为强有力的目击证人，并使博伊兰绘制出了罪犯的画像。
            　　波莉被绑架2个月后，博伊兰接到电话：罪犯被抓住了，同她的画像惊人地相似。理查·大卫作为绑架和谋杀波莉的嫌疑犯被捕入狱。
            　　事后波莉·克拉斯的父亲满怀感激地对博伊兰的工作做了如此的评价：“她那活儿没人能干得了。她要把根本没见过的罪犯的头像画出来。这样一来，警方从一开始就能根据这个具体的形象进行调查了。我们十分感谢她。”
            　　侦破波莉绑架案以后，博伊兰频频受到邀请，开始参与各种重大案件，包括俄克拉荷马州爆炸案等。博伊兰成了名人，作为国家一级罪犯画像师，她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在逃犯人的追捕工作。
            　　1994年，博伊兰帮助侦破了一个已沉寂6年的重大案件，在逃犯特德落入法网。博伊兰为特德绘制的画像成了侦破史上的一大杰作。
            　　博伊兰的工作还帮她摆脱了对过去的痛苦回忆：“这些年我参与了许多案件，我看到受害者的心灵得到抚慰，这使我意识到我的工作的重要性。我很高兴将罪犯从受害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尽管我的案件始终未破，骚扰过我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但我一直未停止调查，我知道受害是什么滋味，所以，警察局每次打电话给我，我都会去，因为我无法说不。”
            　　博伊兰从她早年心灵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她已把这件事看得不如先前那般重要了，因为她决心用行动去抓住那些更加罪大恶极的犯人。
            　他失去了双腿，但他没有失去信心。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执行军事任务的截肢飞行员。
            　　第四位感人的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身残志坚的勇士——达纳·鲍曼。由于一次飞行表演的失误，鲍曼失去了双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他仍在继续战斗。他以惊人的毅力与命运做着无畏的抗争，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人类勇气的故事，并以自己的事迹

            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和理想。
            　　鲍曼是美国空军伞兵优秀跳伞团队“金色骑士”的成员。这在美国军人中是一个了不起的荣誉，因为“金色骑士”的成员都是经过百里挑一精选出来的，是美军最优秀的飞行跳伞队员。当年的鲍曼身穿迷彩服，头戴贝雷帽，是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他们每天都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跳伞练习和表演，一年当中差不多要跳上好几百次。那种生活是非常快乐、充实的。他们似乎从没有意识到这项职业可能潜在的巨大危险。然而突然之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94年2月6日，在亚利桑那州尤马进行的一次例行训练中，鲍曼和队友约瑟正在做一个名叫“钻石轨迹”的动作，不料平时演练了无数遍的动作这回却出了偏差。鲍曼和约瑟按计划分开，完成自由落体动作，但他们回来时脱离了既定轨道，以150英里的时速相撞了。
            　　鲍曼回忆那惊心动魄的一刻时说：“约瑟离我那么近，直向我飞来，我知道我们就要撞上了。我看到了约瑟的脸，看到了他脸上的痛苦。他的眼睛似乎在说：哦，鲍曼，我很抱歉。他想转向，但已经来不及了。”
            　　这场事故结束了约瑟的生命；鲍曼侥幸活了下来，但失去了双腿。勇敢的鲍曼并没有被伤残所打倒，他勇敢地正视现实。他知道，很多事情是不能多想的，想多了只能增加痛苦。他只希望伤痛能在时间的洗刷下渐渐淡去。
            　　但是这个最小的希求也未能如愿，命运没有施恩给这位不幸的人。在医院休养期间，军队要求他退伍；新婚三个月的妻子也向他提出了离婚。生活完全脱离了他原先的轨迹。事业、家庭一夜之间突然失去，鲍曼变得一无所有。
            　　现实的残酷并没有使鲍曼消沉，他思考着未来的人生计划。终于有一天，他又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对自己说：“必须勇敢地面对现实。”为此鲍曼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第一，他要协助开发假肢，拓宽截肢者的生活范围；第二，他要重新服役，重新飞上他热爱的蓝天。
            　　鲍曼来到汉尔矫形集团，将他的头一个目标付诸行动。他要改进假肢的生产工艺和材质，以便使它像真肢一样灵活而舒适。另外，他希望自己能得到一个造型特别适合他的假肢，假肢要牢牢镶在他的腿上，要能承受很强的冲击力。这也是实现他第二个目标的必要条件。
            　　在他的督促下，假肢生产企业不断改进自己的工艺和产品。鲍曼成为了最早的试用者，他以自己的实践体会帮助企业不断提高。他的执著感动了周围的所有人。在医生和厂方的帮助下，他们用高科技材料，如钛和碳化纤维——都是航天飞机上使用的材料——设计了很多种假肢。最后，真正人性化的假肢诞生了，这大大拓宽了假肢的应用范围。
            　　现在鲍曼可以用他新设计的假肢潜水；可以用它骑车；可以用它滑水橇；还可以用它滑雪。对他而言，生命又焕发出了新的光彩。生命是没有极限的。
            　　出事9个月后，鲍曼完成了他的第二个人生目标，重新加入了“金色骑士”跳伞小组，成了执行军事任务的第一位截肢者。
            　　3年后，鲍曼退伍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开始在世界各地宣传他的“生命无极限”理论。
            　　“只要你努力，生命就没有极限。”鲍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所有身处困境的人们。“要知道，我永远都不会放弃的。我要继续挑战未来，帮助别人。”
            　　他战胜了命运。他是个英雄，勇气非凡。事故之后他反而活得更有光彩了……
            　　今天，鲍曼过着高品质的生活，他不会让残疾左右他的命运。
            一位在车祸中幸存的母亲，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了美国驾车者的未来。
            　　在1982年前的田纳西州，酒后驾车并不算犯法。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共有2000多万辆汽车，由于缺乏禁止酒后驾车的法律的约束，醉酒驾车的事故频频发生，对社会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种后果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损失，更多的是对人生命的威胁。

            　　“酒后驾车不是什么事故，而是犯罪，是一种暴力犯罪。”这是米莉·韦布在经历了一场家庭惨剧之后的深切体会。
            　　1971年的一个夏夜，怀有7个月身孕的米莉和丈夫罗伊正开车行驶在离家3英里远的公路上。他们4岁半的女儿和19个月大的侄子就坐在车子的后座上。一辆车从后面快速地撞上他们的汽车，致使汽车发生了爆炸。事后事故调查人员告诉米莉，肇事人的车子里全都是一瓶一瓶的啤酒，当时他已经醉得不省人事。听到这些，她的心都快碎了，就因为这酒鬼，她们一家人付出了如此惨烈的代价……
            　　米莉的丈夫罗伊和汽车司机都因严重烧伤当场离开了人世；米莉虽然在这场车祸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她颈部骨折，全身75%被烧伤。在米莉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他们的侄子米奇和女儿洛丽也相继死去了。
            　　当米莉得知女儿死了，而且已经被火化了的时候，由于烧伤很重，她连举起手来擦眼泪的能力都没有。痛苦还远远没有结束。米莉由于伤势过重，提前两个月生下了她腹中的女婴卡拉，孩子生下后却看不到任何东西。
            　　瞬息之间家破人亡，当时米莉觉得世界都快崩溃了，她的精神再也承受不了任何东西了，只能靠生存的意志支撑着自己不倒下。后来米莉在回首往事时说：“或许这是上帝在考验我吧。”
            　　上帝的考验还没有结束。由于当时没有禁止酒后驾车的相关法律，所以酒后驾车并不算犯法。最后法院只得以谋杀罪将肇事者逮捕，只判了2年监禁。这对于米莉来讲是难以接受的，对于死去的亲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在岁月的煎熬中，米莉独自承受着这一切，她希望自己能学会忘记过去，然后抚养孩子，继续生活。这真是太不容易了，时间并不能解开她的那个心结。
            　　终于有一天，米莉意识到她还有一个选择。
            　　车祸发生11年后，米莉在田纳西州成立了“反酒后驾车母亲协会”，她是这个全国性组织的主席。协会认为，由于在饮酒后驾车会导致神志不清，视觉及听觉判断不准等问题，给驾车者自己和其他人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应严格禁止，严厉打击。米莉觉得当时反酒后驾车的法令不够严厉，许多酒后驾车的人未能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应该出台更为严厉的法规。于是在该团体的组织下，民间人士发动了一波接一波的游说及宣传攻势。
            　　在米莉的反酒后驾车母亲协会的努力之下，美国各州议会先后通过了2300多条有关禁止酒后驾车的法律，这些法律一方面加强了对酒后驾车人的惩罚，另一方面降低了醉酒驾车的酒精含量标准，使许多饮了一些酒但还未到达原有醉酒程度的驾车人士也受到法律的限制。“酒后驾车不是事故，是犯罪，是暴力犯罪。”在法律上得到了很好的支持。
            　　自各项法案陆续出台后，现在酒后驾车引起的车祸已经下降了43％。
            　　现在，美国50个州都将酒后驾车定为犯罪，这不能不说是这个组织的功劳。
            　　对于那些深受酒后驾车之害的无辜者来说，这些法律的确能给他们的心灵带来安慰。
            　　米莉·韦布的毕生努力使美国公民出行变得更加安全。
            她看上去只是一个平常少女……有着天真的容颜和灿烂的笑容，但细心的人们会发现，那笑容背后却隐藏着一股和命运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第六个传奇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勇敢少女——海迪亚·布罗德本特。她是一名艾滋病的感染儿童，却有着比疾病更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她身上，生命的悲惨遭遇没有消磨人的意志，反而使心灵得到了升华。

            　　自艾滋病被发现以来，这种致命疾病的蔓延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预料。它对儿童的侵害更为严重。据统计，到2001年年底，全球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患者人数已超过4000万，受感染的儿童所占的比例庞大，且数目还在逐年上升。这个问题十分严峻，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1年联合国召开特别会议，商讨对付艾滋病流行的全球协作方案，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我们要为今后世代负起责任，必须现在就采取果断行动，扭转这一可怕疾病的发展。”
            　　美国国际开发署是一个有40年历史的向全球提供人道和经济发展援助的政府机构，它为防止艾滋病扩散所提供的资金居世界首位；同时，它将帮助感染艾滋病的儿童作为防治艾滋病病毒扩散、制定艾滋病战略的六个组成部分之一。这个机构在鼓励捐助国和组织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和动员资源、争取国家领导人参与等诸多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
            　　然而外界的帮助与支持对于一个艾滋病患儿来说太有限了，生活的一切还要靠自己来争取。
            　　海迪亚是一名黑人艾滋病孤儿，命运之神自她出生以来就没有垂怜过她。她生来就带有免疫缺陷病毒，从5岁到12岁的岁月里她一直在病床上度过。之后海迪亚的病发展成了艾滋病，医生说她活不过15岁。这对一名步入人世不久的儿童而言是一个十分可怕的预言，这昭示着她生命的链条随时会被掐断。
            　　海迪亚虽然从小就知道自己有病，但她并不了解艾滋病与其他病的不同。开始她以为人人都会有这种病，虽然她的身体不太好，但与别的小朋友并没有什么两样。之后她所经历的一切和遭受到的歧视，让她明白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在幼儿园，老师因为怕染上艾滋病，只要海迪亚打喷嚏，擤鼻涕，就会跑过来向她喷阿贾克斯（一种消毒剂）。也没有小伙伴愿意与她玩，只要她一走近，他们就向她喷药水，远远地躲着她。看着同龄孩子愉快地在一起玩耍，而自己只能在远处观望，海迪亚备感孤独。她幼小的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
            　　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从人们的言谈中知道了艾滋病，知道了她将面临的残酷现实，有关死亡的话题第一次出现在了她的言语中。一次，她孤独而无奈地问养母：“妈妈，如果我死了，你会来参加我的葬礼吗？”这让善良的养母备感辛酸。养母不愿接受海迪亚患有不治之症这个残酷的事实，决心帮助她重新站起来。
            　　海迪亚的养母名叫帕特丽夏，她是一个善良而又坚强的女人，在海迪亚最无助的时候，她走进了海迪亚的生活。帕特丽夏觉得自己有义务和责任去帮助那些遭受病痛的孩子，她收养了海迪亚，给了海迪亚一个温暖的家和自己无私的爱；她教育海迪亚振作起来，坦然面对死亡，并一同与艾滋病作斗争。
            　　她们的生活就好像守着一枚小小的定时炸弹，说不定哪天就会发生爆炸，但她们努力延缓着爆炸的时间。
            　　她们开始仔细研究这种疾病。在当时，对艾滋病的研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入，有关艾滋病的资料并不丰富。为此她们不辞辛苦地去走访各级研究机构、医学部门，甚至去同性恋组织询问，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信息。她们不断地收集着全世界最新的艾滋病研究资料，为有关部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同时也为实验的药物提供第一手的临床经验。
            　　如今，海迪亚已经17岁了，她的病情趋于稳定，这推翻了医生最初的预测。但她同艾滋病的斗争还得继续下去——为了增强免疫力，她每天都要吃四种药。
            　　海迪亚看起来只是一个平常少女……她有着天真的容颜和灿烂的笑容，但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她笑容背后却隐藏着一股和不治之症抗争到底的勇气和决心。
            　　1993年，海迪亚基金会成立了，目的就是要帮助别人做出正确的选择，珍爱生命。
            　　现在海迪亚每年都会在全国各地做艾滋病演讲，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唤起所有人对艾滋病人的关心和支持。她在演讲中说道：“现在，艾滋病仍在四处蔓延。艾滋病并不好玩，它给你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毁灭。我能够活到今天，应该感谢这个爱护我的家庭，特别是我的养母帕特丽夏，是她帮助我活了下来。我们应该像她一样为艾滋病做点什么。”
            　　提到宣传的目的，海迪亚说，她站在这里做宣传，是想要让孩子们能够对说出“我有艾滋病”这样的话不再感到羞耻；能够把他们的药带到公众场合去，不用担心别人怎样看待他；能够不受到公众的歧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维护艾滋病人权利首先要进行的一项工作。
            　　由于海迪亚的努力及一大批热心人士的支持，许多关爱艾滋病的机构应运而生，他们致力于帮助艾滋病人寻找有效治疗手段来拯救生命。艾滋病人的生存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他们的权益日益得到保障。为表彰海迪亚对艾滋病所做的抗争及为艾滋病人做出的贡献，1999年美国政府向她颁发了“全美精英奖”，这个奖主要用于表彰做出杰出贡献的美国黑人。海迪亚在美国已经成了人类精神力量的楷模。
            　　海迪亚在获奖致辞中讲道：“艾滋病人绝大部分产生于发展中国家和贫困人群之中，我们黑人中死于艾滋病的人数比其他人种更多。我们应该阻止它，再也不能让它肆虐下去了。我不想让别的孩子也有我这样的经历，所以我才做了这一切。”
            　　海迪亚与疾病斗争的勇气和教育别人的热情，使她成了生活中的强者，也成为了一代年轻人的榜样。
            　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进一步成果的希望日益渺茫，但他依然没有放弃。
            　　接下来的传奇生存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参加过越战的美国老兵，他在经历了5年的战俘生涯之后回到家乡，掀起了一场在异国寻找同胞的运动。他要以自己的努力为更多的战友赢得生存的机会。

            　　约翰·麦凯因出生于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美国海军上将，因此，对约翰·麦凯因成为一名军官，人们丝毫不感到奇怪。当麦凯因到了一定年龄后，他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海军。一家人对他的选择也不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只要他喜欢那种生活，他们就没有权利反对。
            　　在海军学校毕业后，约翰成了一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
            　　1961年5月，越南战争爆发。美国为争夺它在亚洲的控制权，扭转当时在国际局势中的被动地位，发动了入侵越南的战争。但战争的进程并没有他们预想的那么顺利，越南的特殊地理特点及人民的不懈反抗，使美军的作战计划遭遇到巨大阻力，多山的地形使现代兵器的威力得不到施展，湿热的气候更使美国士兵难以适应，战局被无限期地拖了下来。
            　　1967年，约翰·麦凯因以上尉的身份应征来到了越南前线。
            　　1967年10月26日清晨，约翰和他的空军中队接到命令，去轰炸河内市中心的一个电厂。虽然他们知道这个任务非常危险，但作为军人，他们别无选择。
            　　在飞往河内上空的途中，一枚导弹击中了约翰飞机的右翼。飞机坠落，约翰·麦凯因跳伞逃生，落入了越南首都市中心的一个小湖里。
            　　他被俘了，落入对美国人充满刻骨仇恨的北越人民手中。当时周围的越南人都愤怒极了，他们踢他，用枪托打碎了他的肩膀，还用刺刀刺了他好几下。他身受重伤，然后被送进了当地最著名的一所监狱。
            　　战俘作为军事上的人质，有着特殊的价值。北越方面并不想让飞行员死去，因为被抓获的飞行员是谈判桌上的有力砝码。
            　　当时，约翰的父亲是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总指挥。于是越南方面决定释放约翰·麦凯因。因为他们觉得，将一名海军上将的儿子送回家，会产生很好的宣传效果，有助于他们在道义上占据上风。这样做，好像是在对美国军人说：“看，你们炸我们的工厂，我们却送还了你们的孩子。”
            　　可约翰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坚持执行战俘应按被俘顺序释放的军事协定，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越方人员大为恼火，他们又一次毒打了约翰，并打断了他的胳膊。
            　　之后，约翰在越南当了5年半的战俘，其中有2年是单独监禁的。
            　　虽然监禁生涯让约翰身心异常痛苦，但他却没有放弃活着回家的希望，他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地捱着。
            　　1973年4月4日，漫长的越战终于结束了。约翰·麦凯因和近600名战俘被释放回国，这也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监禁。
            　　被释放的战俘们满脑子想的就是赶紧回家，去过一个普通人的美好生活，不再想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战争。同时经过这场磨难，许多人对战争的看法也有了根本的改变。
            　　约翰回到了家乡，但和平安宁的日子并没有使他的心灵得到平静。
            　　据美国军方调查及种种迹象表明，仍然有许多美军失踪人员落在了越南人的手中，因为越南若要与当时的尼克松政府讨价还价的话，这些秘密战俘将是非常有价值的谈判筹码。
            　　在1991年到1993年期间，约翰在马萨诸塞州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中任职，主要负责解决越战失踪军人问题。当时，美国军方的估算是还有2000多名士兵滞留在东南亚地区，约翰决心要找到他们。他亲身体会过战俘的痛苦与绝望，他要以自己的努力带他们回家。他对所有失踪人员的家属保证：将对失踪军人的下落一查到底！
            　　他的确这样做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一直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寻找有关那些在越战中失踪的美国士兵的线索。他和他的同伴们要求越南政府释放所有可能健在的美军战俘，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虽然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尚未找到的美军战俘生还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他们的努力仍没有停止。
            　　2000
            年，经过约翰·麦凯因等人士的呼吁及努力，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名为《活着带他们回家》的法案，大意是敦促政府采取一切办法，逐个寻找当年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上失踪的士兵，如果确认他们已经阵亡，也要找回他们的遗骨。
            　　约翰·麦凯因早已成为一个战俘问题专家，他的话令许多失踪人员的亲人看到希望：“我认为我们寻找越战战俘和失踪军人下落的工作是有史以来最具成效、最彻底、最竭尽全力的。对此我永远不会放弃。”
            走出个人悲剧的阴影，约翰为别人家庭的幸福不懈地忙碌着。
            　　这一个感人的传奇故事来自一位父亲，儿子的被杀使他成为拯救全世界儿童的活动家。他的名字叫约翰·沃尔什。
            　　“我想不出谁会对一个6岁的孩子下如此毒手。我真的想不出来！”约翰·沃尔什始终没
            有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1981年，约翰·沃尔什和他的妻子里维生活在佛罗里达州好莱坞郊区，他们拥有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约翰虽然年纪不大，但在生意方面却很成功。他们生活美满，夫妻俩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他们给他起名亚当。这年亚当刚满6岁，他，就是他们的生命之灯。
            　　可是，1981年7月27号，这盏灯却永远地熄灭了。
            　　这天，亚当在一家商场里被人拐走了，当时他和母亲仅仅隔了几条过道，但他却从他们的眼前消失了。夫妇俩四处寻找，并立即报了警，但他们很快陷入了失望——他们没有得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有效帮助。出事以前，人们都这样认为，如果你丢了孩子，警察局一定会有一套方案来帮你。其实，在当时的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方案。
            　　警方的不负责任令约翰·沃尔什一家陷入了绝望。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印了上千份寻人启事，约翰还去了电台。在启事和广播中，他们描述了亚当的体貌特征，并悬赏如果有人能够提供有关他的任何消息，必将重谢。
            　　出事两周后，终于有消息了，但却决不是好消息——约翰接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电话。对方说，他们找到了一个小男孩的部分遗骨。
            　　亚当的头颅是在100英里以外的一条水沟里发现的，他身体的其他部分始终没能找到，而凶手，则至今逍遥法外。
            　　在看到儿子的遗骨那一瞬间，约翰·沃尔什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孩子就是他生命中的一切，现在儿子消失了，他的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
            　　可最终约翰还是从丧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决心化悲痛为力量，改变寻找失踪孩子的方法，帮助政府完善侦破体系，建立有效手段打击人口贩卖活动。
            　　在当时，美国儿童案件发案率很高，少女失踪和儿童绑架案屡屡发生。据统计，每年有超过5.8万个儿童被非家庭成员绑架，其中40％最后惨遭杀害。儿童常常成为社会犯罪的牺牲品。
            　　约翰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现状，为此，他去当地的司法机构寻求帮助，甚至还去了华盛顿。同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打交道比他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但他的决心已定，就决不放弃。他相信人性中终有好的一面，相信只要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收获。
            　　最终，在约翰的不懈努力下，《美国失踪儿童法案》于1982年获得通过；1984年又通过了《失踪儿童援助法案》，并成立了失踪儿童国家援救中心。
            　　在援救中心里，有全职的联邦调查员，有免费的800报警电话，还有最先进的技术，被用来寻找失踪儿童。电脑软件使工作人员能够根据孩子的年龄增长，绘制出孩子逐渐改变的面貌，并参考家人提供的孩子过去的照片，来确认失踪的儿童如今的模样。他们运用这种方法找到了233个孩子。在这里，每个失踪儿童的家庭都能得到切实的帮助。
            　　援救中心自成立以来印过几百万本宣传册，接过数百万个求助电话。约翰还协助中心拍摄了一部渴望公正的电视系列片，这个系列片的宗旨就是缉拿逃犯和寻找失踪儿童。约翰等人的卓越工作获得了良好的回报，援救中心自成立以来已帮助找回了57000名失踪儿童。
            　　约翰见过一些被找回来的失踪孩子，他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感到高兴和欣慰。每个孩子的父母都对他说了同样的话：“我的孩子今晚能平安躺在床上，这多亏了你们。”有了这句话，对约翰来说就足够了。
            　　走出个人悲剧的阴影，约翰为别人家庭的幸福不懈地忙碌着，并且，矢志不渝。
            　劫后余生的她，嫁给了解救她的英雄。
            　　下面的故事发生在充满仇恨与暴力的疯狂年代。这个女人以她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里，你也要满怀希望。同时一定记住过去，以史为鉴。这位女士的名字是：格达·韦斯曼·克莱。

            　　格达是3个孩子的母亲，8个孙子、孙女的祖母，并有着长达56年的幸福婚姻。而这一切都是她在忍受了人类历史上最痛苦的一段折磨之后所获得的。
            　　对格达来说，纳粹集中营不是游离正常历史之外的意外浩劫，而是现代社会人性堕落的最终真相。正是这一段浩劫，让她感到拥有爱和自由的珍贵。
            　　“如果你想拥有自由，如果你想拥有爱，那么你就要去争取。别轻易放弃。”这是格达对她所有的孩子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格达拥有幸福的童年，在父母和兄长的爱中，她无忧无虑地长大。然而，1939年，希特勒侵占了她的家乡——波兰的贝尔斯科尔。那一年，她刚刚16岁。
            　　如今回忆起这突然从天而降的灾难，格达·韦斯曼·克莱仍心有余悸：“前一天你还是完全自由的，可突然之间你就失去了所有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你，拿走你的一切。那简直是一场噩梦。”
            　　她19岁的哥哥很快就被带走了。在接下来的3年中，她跟父母躲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可最终他们还是被发现了。一家人被分别送进了集中营，从此就再也没能见面。
            　　格达被送进了奴隶劳动营，直到1945年被解救。3年中，她曾有好几次不堪忍受痛苦的折磨想到自杀，但都因想到对父亲的承诺而没有那么做。
            　　在被送进集中营之前，父亲曾双手捧着格达的脸对她说：“答应我，永远别做傻事。现在就答应我。”格达答应了。在艰难的岁月中，是父亲的话支撑着她，给她活下去的勇气。
            　　劳役的艰苦已经叫人难以忍受，可是更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1945年1月，随着盟军的日益逼近，包括格达在内的4000名妇女开始了她们的死亡之旅。
            　　这是格达记忆中最寒冷的冬天，在去往捷克边境的途中，衣不蔽体的人们被冻得甚至能掰下自己的脚趾头！那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事了——饥饿、严寒，再加上毒打和处决，没有比这更惨的了。
            　　最后，她们被扔在一家废弃的工厂里等死。直到5月7日，德军投降的前一天，格达和其他幸存者才获得自由。
            　　当时格达只剩下不到68磅重。花季年龄的她，头发全都灰白了。她全身破衣烂衫，有3年时间没洗澡了。自由来临时，她们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格达对获救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当时开进工厂的那辆车里坐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个跳下车向我走来。这个人是那么的年轻英俊，他身穿美国军官制服，皮肤晒得黑黑的。他说他想看看其他女士。我告诉他大多数妇女都在屋子里，她们病得太厉害，已经走不了路了。接着他说：愿意带我去看看吗？并为我打开了门。他让我先走。”
            　　接下来，前来解救她们的美国官兵看到了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那些年轻的女人，一个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大部分人都已经奄奄一息。虽然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救助，但最后只有不到200人活了下来。
            　　地下室里的3年加上集中营里的3年，不堪回首的岁月啊——6年里，没人知道什么叫自由。由于格达的坚强，她在生命中最最黑暗的时刻，终于迎来了光明。
            　　之后，传奇故事仍在延续。一年后，格达嫁给了解救她的英雄库尔特·克莱。他们在巴黎结婚了。而且，在回家以前，他们还去法国的里维耶尔度了蜜月。这是格达做梦也没想到的。
            　　现在格达一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她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一切给她、给她的家人、给整个人类所带来的灾难。
            　　格达将她在集中营的经历写成了5本书，她还拍摄了一部纪录片，这部片子获得了学院奖。
            　　作为一名目击者，她觉得有义务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用于警告世人：再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了。
            　　抱着这样的美好愿望，格达不懈地努力着，奋斗着。
            　从个人悲剧到枪支立法，詹姆士夫妇为美国人的安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的幸存者们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志力；而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更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决不向命运低头。
            　　最后一个传奇幸存故事讲述的是：一起暴力事件最终使国家出台了一项新法规。

            　　1981年，萨拉·布莱迪的丈夫、40岁的詹姆士·布莱迪作为里根总统的新任新闻秘书进入白宫。他的工作十分忙碌：录制国家新闻、世界新闻，然后向总统作简要汇报，他还同时负责总统的新闻事务。
            　　1981年3月30日，萨拉和往日一样送丈夫出门，她怎么也没想到，她的丈夫竟然会和总统袭击案件联系在一起。这天，是詹姆士任职48天，从这天起，他和他家人的生活就被彻底改变了。
            午后，詹姆士·布莱迪随同入主白宫才70天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前往华盛顿康涅狄格大街希尔顿饭店，参加一个演讲活动。
            　　下午
            2时25分，做完演说的里根出现在饭店朝南的贵宾出口处。他的黑色防弹轿车在几步远的地方等候。里根面带微笑，举起左手，向大门口拥挤的人群招手致意。这时，一些新闻记者追着向里根发问，他停了下来，正要回答，说时迟，那时快，事先隐藏在距总统轿车3米远的一名身穿西服、外套棕色雨衣的金发青年亮出手枪，向里根接连发射子弹。
            凶手在两秒钟之内就射出6发子弹，击中了4个人。其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詹姆士的前额；另两颗击中了一名警官和一名便衣，第四颗子弹进入了总统的前胸。不幸中的万幸是子弹从里根左胸第七根肋骨射入了3英寸，弹伤处离心脏只差1英寸。
            　　詹姆士·布莱迪左眼上方的前额中了一弹，子弹穿过他的脑袋，詹姆士当即倒下，脸部贴地，额上鲜血流淌不止。
            　　这时，希尔顿饭店门前一片混乱。负责总统安全的保镖和警察立即行动，他们制住了罪犯，并将他押往哥伦比亚特区警察总部。
            　　詹姆士立即被送往乔治·华盛顿医院。医院神经外科的亚瑟·科伯林医生查看了他的伤势。詹姆士的伤势非常严重，脑部严重受伤，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作出决断是否动手术。
            　　当萨拉从亚瑟那儿得知詹姆士的病情，她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为了他们不到两岁的孩子——詹姆士是那么爱孩子——他得活着！萨拉同意做手术，虽然她不知道有多少康复的可能性。
            　　手术进行了几个小时，詹姆士活过来了。他被推入恢复室，仍靠着插入的导管及人工呼吸器呼吸。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詹姆士醒了过来，但他的脑部严重受损，左半身完全失去了知觉。
            　　他得重新学走路，进行声音治疗，恢复对声音的控制。那四五年过得真是太难了。
            　　在丈夫恢复健康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事件再次让萨拉意识到枪支落入不正当人手中是多么容易。事情发生在她儿子的身上。
            　　一天，萨拉看到儿子斯科特捡起一个玩具，就对他说：“玩具枪也不能随便指着别人，这是很不友好的。”可等她拿过来一看，却发现那是一支真枪，一支装满了子弹的小口径手枪！萨拉气极了，马上打电话给全国枪支协会，告诉他们自己要用一生的时间来阻止他们随便卖枪。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由于枪械管理的混乱，枪击事件不断。枪杀案件在美国的犯罪案中始终占据第一的位置。据统计，1981年初，散在美国各地的手枪达
            5500万～6000万支，平均每4个人就有一支手枪。1979年有10728人被手枪打死，平均每50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手枪之下。暗杀总统的事，在美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就像《波士顿环球报》所说的那样，这似乎成了一种“令人苦恼、熟悉的习惯”。
            美国独立 200多年，自从1835年发生第一起在职总统遇刺事件以来，算上里根这次，已有9位总统10次遇刺，其中有4人被杀害。
            　　枪支泛滥成灾，乃是美国这个“超民主”国家的必然产物。美国允许私人拥有枪支的一条最重要的依据就是美国宪法。早在争取独立时，美国人用枪支对抗殖民者以保卫自己。1787年美国宪法颁布后的两年中，一共通过了10个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修正法案，统称为“人权法案”。这些法案规定政府无权剥夺个人自由，其中包括拥有枪支的自由。200多年来，美国宪法虽然有过若干改动，然而上述条款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枪杀以后，美国政府曾宣布禁止进口所谓“星期六夜特制”的廉价手枪。但是，手枪贩卖商改为进口零件在国内组装，这就不算违法了，因此进口手枪实际上有增无减。有人说，在美国要买一支手枪比买一个牛肉饼还要容易。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争论要不要对枪支进行管制。里根遇刺后，又引起了新一轮对于枪支应不应通过立法加以管制的论战。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一次集会上沉痛地说：“在最新的这一道枪声的火光从我们的记忆里消逝，并载入我们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之前，我们必须问问自己，为什么还容忍暗杀和行刺者用手枪和子弹来继续这种大屠杀?”他认为，“美国已经变成犯罪世界的军火库”，“要控制犯罪，就要管制枪支”。
            　　作为受害者的詹姆士·布莱迪更是大声疾呼：“到底还要等发生多少起枪杀案件我们才去取消那些枪支!？”
            　　“我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枪伤和对过去的痛苦回忆中。为防止枪支落入罪犯的手里，人们在购买枪支前必须接受背景调查。” 詹姆士提出了他的法案。
            　　萨拉也加入了“手枪控制协会”，开始了有关买卖枪支的立法工作。在美国，虽然要求对枪支实行管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枪支管制的“全国枪支协会”在国会中也很有势力，因而枪支管制法案的通过十分困难。就连遭受枪击的里根本人也是一名反对枪支管制的积极分子，他在尝过枪击滋味后仍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4月22日，即里根总统离开医院后11天，他在接见记者时说，他仍然反对实行枪支管制。他认为，枪支并没有杀人，是人们自己在互相残杀。许多人认为买卖枪支的立法会给他们购买枪支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太不方便。
            　　萨拉不这么认为，她坚持自己的观点，她说：“我知道购枪者会说，等待时间这么久，真是太不方便了。可我想问：难道我丈夫每天在轮椅上的生活就方便吗？一个人不能仅为自己的利益考虑，应关注全社会的权益。”
            　　在詹姆士和萨拉的积极奔走和努力下，1993年11月30日，在克林顿总统即将离职的时候，国会终于将布莱迪法案写进了宪法。
            　　克林顿总统在他的离职演讲中这样评价詹姆士夫妇所做的一切：“在我离职的时候，有60多万罪犯和在逃犯人。法律规定，他们都没有权利购买枪支。这都应该归功于詹姆士和萨拉。想想看，今天有多少人因为詹姆士和萨拉而活了下来？”
            　　詹姆士夫妇的工作仍在继续。虽然今天布莱迪法案已写进了宪法，但美国50个州中，只有包括纽约州在内的8个州，有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即必须持有许可证，才能购买枪支。现在美国每天仍然有十多个孩子被枪支所伤。一项调查表明，当孩子们被问到最怕的是什么，86%的9～11岁儿童回答说：是枪和暴力。
            　　“世界上很少有我们这样充满枪支和暴力的国家，所以说我们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
            詹姆士夫妇对于这项事业永不满足。只要还有枪击案件发生，他们就不会停止战斗。
            　　华盛顿·欧文曾经说过：“有些人在各种不利的处境下，仍然可以创造自我，绝地重生，独立而坚强地越过无数障碍——这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我们十大生存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仅用顽强的努力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更以实际行动为他人送去生活的希望。他们是与命运抗争的勇者，也是普通人学习的楷模。
            　同一个骗局骗了法国人两次。
            　　1875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成立后，为隆重纪念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00周年，决定于1889年在巴黎举办一次轰动世界的国际博览会。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就是要在巴黎建造一座千尺高塔。

            　　经过政府有关部门与专家的反复筛选，建筑工程师居斯塔夫·埃菲尔的设计方案从700多个应征方案中脱颖而出。经过21个半月的紧张施工，1889年4月5日，一座高达320米、完全由钢铁材料架构的巨塔峨然耸立于巴黎塞纳河畔的战神广场。这座以设计师埃菲尔的名字命名的三层铁塔，共耗用钢铁70000吨，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钢铁建筑。
            　　埃菲尔铁塔本来计划在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之后就拆掉，但转眼几十年过去了，铁塔仍然屹立在那里，并已成为巴黎人引以自豪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时间到了1925年，有传闻说铁塔需要花巨资进行修葺，这给一名叫维克托·拉斯提格的骗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绝佳舞台。
            　　一战后的巴黎充满了机遇和冒险，也不乏像维克托·拉斯提格这样的超级冒险家。维克托原本只是一个靠打牌作弊骗钱的小混混，后来遇到了一个更高明的大骗家，他得到那个骗家的开导：干这一行的，重要的不是牌打得好，也不是要懂得如何作弊，而是要懂得如何让对方陷入只能憎恨自己的境地；要让对方无能为力，束手无策，只能抱怨“都是我的错”；然后，让对方转过头来求你，那才算高明。“名师”的真传让他茅塞顿开，从此他的胃口越来越大，骗术越来越高明，直到把目标盯上了举世闻名的埃菲尔铁塔。
            　　在得知政府有意整修铁塔的传闻后，维克托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要让人们相信法国政府决定拆除埃菲尔铁塔，这样他就能从中大赚一笔。
            　　维克托伪装成一名政府工作人员，邀请五位废品收购商为铁塔的70000吨废钢竞标。
            　　他先让这些人相信自己是邮电部的副总监，然后带他们到塔上逛了一圈，说了一些铁塔将要拆除，卖掉这些材料能赚一大笔钱之类的鬼话。
            　　他神秘兮兮地告诉他们，政府不想让公众知道这件事。因为一旦人们听说心爱的埃菲尔铁塔要拆除，肯定会引发轩然大波，故而必须保密。
            　　收购商全都中计了。为了得到这笔大买卖，他们纷纷向这位举足轻重的“政府要员”行贿。在对这个子虚乌有的标的物竞标之前，维克托就已经收到了大笔的贿赂。
            　　最有意思的是，出钱最多的收购商叫鲍里森，这个名字在法语里是“鱼儿上钩”的意思。人如其名，他就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人，鲍里森为这些毫无价值的钢铁向维克托支付了一大笔订金。
            　　等到收购商们发现这是一场天大的骗局时，维克托早已不知去向。私自买卖国家财产在法国是个不小的罪名，受骗的商人吃了哑巴亏，可还不敢声张，外界也根本不知晓这回事。
            　　维克托躲避了一段时间，发现此事没有见诸报端，他毫不客气地决定用同样的办法再赚一笔。于是，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重新潜回巴黎，请来一批新的收购商，如法炮制，又把铁塔卖了一次。
            　　这个故事的奇特之处，不在于维克托的骗术有多么高明，而是他居然把埃菲尔铁塔连续卖了两次！好像他那一套方法真的屡试不爽。
            　　维克托一手炮制了这个骗局，似乎就为了证明那句老话，“每分钟都有上当的傻子出生”。
            重写人类进化的历史。
            　　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对进化论持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而另一种是正统的基督教徒坚信的上帝造人说。1868年，无神论者乔治·赫尔和一名牧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乔治说，你是想告诉我，很久以前地球上就有巨人出没对吧？牧师说，当然，只要《圣经》说了，就肯定没错。
            　　乔治·赫尔自称是“烟草商、发明家、炼金术士和无神论者”，是一个好管闲事的人。那天晚上，乔治想了一个办法，要戏弄一下那些冥顽不化的宗教狂热分子，顺便还可以赚点外快。他先用一大桶啤酒从采石场换回一块5吨重的石膏石，又花钱在芝加哥雇雕塑师，把它雕成一座裸体巨人的石膏像，嵌在一块大厚石板里。
            　　乔治在石膏像上洒了硫酸，好让它显得年代久远一些，然后就把它埋在了纽约州加的夫他的堂弟纽维尔的农场里。
            　　一年之后，纽维尔故意叫了两个加的夫的当地人来帮他“挖井”。
            　　两个挖井的人挖到很深的地下，忽然发现地下露出了一对19英寸长的大脚；再挖下去，巨人的腿也露了出来，接着是躯干、腹部、上肢和巨大的头颅。他们发现了什么呢？乔治宣称，他们发现了一具古代巨人的化石！两天后，他用大帐篷把“巨人”遮了起来，并向来观看的人每人收取0.5美元入场费。从此，他们发财了。
            　　因为收费低廉，成千上万的人聚到挖掘现场来观看化石。但乔治策划这场骗局不仅仅是为了赚钱，他想要引起人们的注意——宗教狂热分子不是说有巨人存在吗？我乔治给你们找到证据了！
            　　这个“史前遗迹”比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还要风光。《圣经》上不是说地球上有巨人吗？我们在美国找到了！伊甸园可能就在美国。
            　　宗教界这回可以说了，看吧，这就是我们说的东西。收起你们的达尔文进化论，用到别处去吧！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谢谢！
            　　有幸见识过这一“奇迹”的人对它的细节议论纷纷。他们觉得这个人像看上去比艺术家在石头上所能雕刻出来的纯粹艺术品，要精美得多。何以见得呢？因为人像上居然有微小的蓝色静脉网状组织！
            　　这种局面持续了大约两个月，乔治花2200美元做的石膏像给他带来了10万美元的收入。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其中包括康奈尔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森·怀特。他宣称这是一种出自宗教热忱的欺骗，而且也是一件拙劣的雕刻品。当科学家开始质疑石膏像的年代时，乔治知道自己的骗局快破产了，于是他就主动站出来说明了真相，巨人身上所谓“蓝色的静脉”，不过是被雕岩石上的天然花纹而已。
            　　有趣的是，乔治的坦白反而增加了“加的夫巨人”的吸引力，人们仍然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没人在意他说了什么，大家认为，那东西太有意思、太吸引人了。
            　　乔治带着“巨人”四处展示，引起了展览举办人P.T.巴纳姆的注意。这个精明的商人立刻喜欢上了这种骗术。他很后悔自己为何没能先想到这个主意。于是，他向乔治提出，要以6万美元的高价租赁加的夫巨人3个月，在美国各州巡回展览。乔治当然拒绝出让自己的摇钱树，巴纳姆索性自己仿造了一个，并宣称自己买到了真品。
            　　这个故事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巴纳姆那个赝品的赝品竟然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大多数美国人所能看到的“加的夫巨人”，仅仅是巴纳姆的复制品。乔治被骗术更高明的骗子给耍了。但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一番拨弄，“加的夫巨人”已经在美国家喻户晓了——谎言居然创造了历史。
            　　而历史总是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复着。2003年，还是在美国，又有一起20世纪重大发现的惊人内幕被当事人揭露出来。华盛顿州雅吉瓦一名63岁的老人鲍伯·希罗尼穆声称：曾经轰动全美的“大脚怪”根本不是什么北美野人，是他和业余摄影师帕特森联手炮制了这个“世纪大骗局”。帕特森拍摄到的“大脚怪”图像，就是鲍伯本人穿着一件大猩猩道具服装扮而成的。
            　　事情还要从1967年10月说起，那时，美国人帕特森用自己的摄影机拍下了一段长约60秒钟的“大脚怪”出现的珍贵镜头。据称，那天帕特森和同伴骑马经过加利福尼亚北部的某处山谷，刚拐了一个弯，他发现一只黑色的“人形巨兽”蹲在河岸边，帕特森的马吓得惊叫一声，后蹄直立起来，将帕特森摔到地下。帕特森连忙取出摄影机来进行拍摄，这时“大脚怪”已慢慢向森林走去，一边走还一边回头张望。在它没入丛林之前，帕特森及时拍下了一段难得的“珍贵镜头”。摄影短片上的“大脚怪”肩宽近一米，毛皮黑色，用两足屈膝行走，有一对下垂的乳房，看上去很像一只大猩猩，但体态和行走姿势却显得比大猩猩更像人类。帕特森的摄影短片震惊了全美国，许多科学家认为，镜头中的“大脚怪”很可能是古代巨猿的后代。
            　　谁曾想，在36年后，鲍伯接受《华盛顿邮报》“可靠来源”记者采访时，竟然会宣称，他就是那只“大脚怪”！而且他还有别的证人，北卡罗莱纳州一名大猩猩道具服装专家菲利浦·莫里斯站出来证明，他的确曾在1967年左右将一件毛发蓬蓬的大猩猩道具服以435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帕特森。
            　　据说19世纪美国著名政客H．L．门肯曾说过一句名言：从来没有人因为对美国公民智力的低估而吃亏赔钱。这句话也许适用于全世界。
            他因为伪装了一系列身份而为自己博得了传奇性的绰号——骗术大师。
            　　2002年，一个名叫弗兰克·阿巴内尔的美国青年的真实故事把斯皮尔伯格、汤姆·汉克斯和莱昂纳多·迪卡普尼奥三个好莱坞大腕级人物吸引到一起，拍摄了一部情节绝佳的影片《猫鼠游戏》。弗兰克·阿巴内尔是联邦调查局历史记录上最年轻的头号通缉犯，17岁时即犯下数额创记录的伪造支票案，21岁之前曾冒充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周游世界，后来他的

            身份千变万化，随心所欲，从未失手。甚至被捕后，FBI还聘请他为专门对付金融犯罪的顾问。后来他开了一家防伪公司，全球五百强公司中，大多数都在用他设计的支票。不论多么富有想像力的编剧，在这样近乎传奇的事实面前，也只能甘拜下风。
            　　就像以假身份招摇撞骗而大获成功的骗子绝不仅只有弗兰克·阿巴内尔一人一样，将他们的经历搬上银幕的也不只是《猫鼠游戏》一部。早在1960年，“多面人德马拉”的故事就被改编成电影《伟大的骗子》，并一举成为当年好莱坞最卖座的影片。“多面人德马拉”这个因为伪装了一系列身份而为自己博得“骗术大师”绰号的传奇人物，就是我们第8号骗局的主人公。
            　　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斐迪南·华尔多·德马拉，却先后拥有过几十个不同身份和显赫头衔。他当过外科医生、牙医和心理医生，当过大学校长、精神分析专家、副典狱长，还教过生物学，是拉丁语硕士。他最常扮演的身份是牧师，恐怕只有老天才知道，他究竟进出过多少次修道院。
            　　有人使用假身份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斐迪南使用的是别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他还能把这种身份一直装到底，好像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会被人揭穿。在伪装过的职业中，他甚至比真正的从业者还要出色。
            　　他曾化名约瑟夫·塞尔医生过了11年，在这期间，他英勇救人，报纸上刊登了他的事迹，这才使他的真实身份被揭露。真正的约瑟夫医生是加拿大海军军医，直到看到了报纸的报道，才发现自己突然一夜之间成了英雄，他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认为是有人在和他捣鬼，就向当局检举了此事。
            　　斐迪南一夜成名。他把自己的故事卖给了《生活》杂志，然后就回去做他的斐迪南·华尔多·德马拉去了。但时间不长，四年后，他就忍不住重操旧业。
            　　这一次，他摇身一变，成了得克萨斯州罕茨维尔监狱的副典狱长。这是得州最重要的监狱，名声很大。他的职责是看管立即执行的死囚犯。
            　　他本来可以在这里度过余生的，但这个新身份更加短命。一天，他正往外走，正巧看到一名囚犯在看登载有他的故事的《生活》杂志。囚犯抬头看了看斐迪南，做贼心虚的他马上意识到身份有可能会暴露，当即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罕茨维尔监狱。
            　　生活总是喜欢捉弄人，30年后，当斐迪南成为一名临终关怀牧师的时候，他遇到了真正的约瑟夫·塞尔医生。
            　　医生仔细打量了一下手术台对面扮演过自己的人，但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举动。
            　　那时斐迪南的身份是医院的牧师，他做牧师的工作，为临终的病人们祈祷，约瑟夫·塞尔没有理由揭穿他，他也确实没这样做。
            　　斐迪南在1988年去世，他度过了非常充实的一生。
            　　在步入21世纪的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至少有上千种方法可以很快确定一个人的真实身份，像斐迪南那样的传奇经历似乎已经很难再现了。但我们必须承认他是天才，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斐迪南生活在今天，他也一定能战胜这些技术，就像他经常做的，总是比别人快一步。
            一件赝品让造假者成了民族英雄。
            　　荷兰人汉·凡·米格伦毕业于海牙艺术学院，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从事绘画创作，但其作品反响平平。
            　　作为一名艺术家、画家，他或许还算不错，但绝对称不上大师。他渴望成名，但遭到了
            评论界的各种非难，这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发展。于是，他在很早的时候就下决心要愚弄一下这帮评论界的家伙。
            　　凡·米格伦的复仇计划开始于仿制荷兰艺术大师扬·弗美尔的作品。
            　　弗美尔是17世纪荷兰北方画派的代表画家，作品以风俗生活和圣经传说为主题。他的生活经历与米格伦很有几分相似，在世时不被人赏识，一生穷困潦倒，最后在默默无闻中死去。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印象派的异军突起，他的作品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他被推崇为运用和调度光线的艺术大师。他的许多已被时间湮没的作品也纷纷浮出世面，成为艺术品收藏市场的抢手货。
            　　凡·米格伦不仅刻意揣摩弗美尔作品的艺术神韵，在绘画材料等细节上也非常讲究，小心翼翼地避免露出马脚。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目的，他在17世纪的旧画布上作画，还自己动手，非常细心地把颜料碾碎，而不是去画店里买现成的颜料。
            　　就这样潜心模仿了五年之后，他把自己创作的赝品送到了著名的艺术评论家亚伯拉罕·布莱蒂斯面前。
            　　“就是它。”
            　　亚伯拉罕·布莱蒂斯被那逼真的画技、线条和画布给欺骗了，简直为这幅作品欣喜若狂。他激动地说，这肯定是弗美尔的真品，或许还是他的代表作呢。
            　　当艺术界的其他人士也异口同声地认为这是弗美尔的代表作时，凡·米格伦的自尊心得到了满足。他本来应该站出来说明真相，但此时，他的报复之心已经完全被贪欲所占据。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找到了赚钱的捷径，没必要再执行原来的报复计划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凡·米格伦的“新事业”创造了一个理想环境。
            　　犹太人的收藏品日复一日地被毁掉，但却有很多新东西神秘地出现在市场上。弗美尔的作品在希特勒和他的纳粹爪牙们中间很受欢迎，于是，凡·米格伦制作了更多的赝品。他不仅仅是临摹弗美尔的作品，他还创造了弗美尔画技的新概念，他创造了一个根本不曾存在过的中间时期。一时间，他的赝品甚至用来鉴别新发现的弗美尔作品的真伪。
            　　凡·米格伦前后伪造了14幅弗美尔作品，他卖掉了其中的9幅，共卖了228.9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2100万美元。
            　　凡·米格伦享受了一段欺骗、堕落然而却富庶、得意的好时光，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二战后，盟军惊奇地发现，纳粹头目赫尔曼·戈林的个人收藏品中有一幅以前鲜为人知的弗美尔作品。
            　　身为德国空军元帅的赫尔曼·戈林也是一位狂热的艺术收藏家，这幅名为《基督和他的情人》的弗美尔作品，是戈林以前花了大约150万荷兰银币购得的。
            　　通过买卖记录，荷兰官员顺藤摸瓜，很快找到了这幅画的卖主，他就是凡·米格伦。他被逮捕，并因向纳粹出售国家财富而被控以叛国罪。
            　　叛国罪是要处以极刑的。凡·米格伦解救自己的惟一办法，就是承认自己是那幅画的作者。也就是说，以确凿无疑的依据，证明卖给戈林的是一幅赝品。
            　　凡·米格伦提出当场作画以拯救自己的生命。
            　　他的故事中最荒唐的一点就是，在伪造弗美尔的作品这么长时间之后，他最后还是不得不自己出来证明伪造的事实。
            　　在法官和证人的监视下，凡·米格伦动笔仿绘了17世纪著名的油画《年轻的基督》，这是他最后一次绘制弗美尔的摹品。
            　　这次现场试验让他一下子变得高尚起来，出来的时候甚至有些像英雄。能骗过这么多专家，能愚弄纳粹高官，让他身价倍增。他的欺骗之举居然成为了值得推崇的“爱国行为”。
            　　凡·米格伦的伪造名画案，震惊了欧洲。他的当场作画也让评论界不得不承认他是一名优秀的画家，并确信那些作品都出自他的手。
            　　对凡·米格伦的判决由叛国罪降为伪造作品罪，对他的量刑也变成了很轻的一年监禁。但他服刑不久就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故事到此本应结束了，不料凡·米格伦死后，又有人节外生枝，说他在监狱中作的画，并不很像弗美尔的风格，这些人认为他实际上并未伪造过弗美尔的画。他之所以主动交代“伪造名画”，不过是为了开脱自己的“叛国罪”。
            　　于是，米格伦案件又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真真假假，众说纷纭。直到1968年，美国卡纳吉—梅隆大学的科学家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鉴定，才最后解决这一疑案。
            　　美国科学家用的方法，类似于识破假古董时用的碳14测定法。通过对油画颜料中同位素衰变率的测定，推定出油画的创作年代。这在当时是一门很新的先进方法。
            　　经过测定，那些由凡·米格伦卖出的“名画”，用的是20世纪的新颜料，根本不是弗美尔所在的17世纪的颜料。也就是说，科学家们断定，凡·米格伦确实是犯的“伪造名画”罪，而并非犯了“叛国罪”。这一绘画史上天才的诈骗案件，也作为同位素测定法的经典案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为了进攻被纳粹占领的意大利，盟军炮制了战争史上最成功的一个骗局。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英美盟军已经把德军逐出了北非，但尚未在欧洲本土建立起强大的进攻基地。盟军认为最佳的进攻地点是西西里岛，但不幸的是，德国人也知道这一点。

            　　当时德意联军在西西里岛已经部署了约30万的兵力，而盟军能够投入的登陆部队仅占有微弱优势，一旦轴心国判明盟军进攻目标，加强西西里岛的防御，那么登陆作战将会面临失败，即使取得胜利，也必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被动局面，盟军决定组织实施战略欺骗和伪装，使轴心国相信，正因为西西里岛是再明显不过的目标，盟军将以此作为佯攻来掩护在地中海其他地区的登陆。盟军统帅部确定以希腊和萨丁岛作为战略欺骗中所要进行主攻的地点。因为进攻希腊后，可以乘胜向巴尔干半岛发展；而攻占萨丁岛，又是进攻法国南部的理想跳板，这两地都是轴心国极为敏感的要害之地。
            　　这次行动的代号叫“馅饼行动”，意图是让德国人相信，美国人、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并不想进攻西西里岛。执行此项任务的机关是英国的伦敦监督处，该处办公地址在丘吉尔战时内阁的所在地大乔治街2号，主要负责制订和实施战略性的欺骗、侦察行动方案，并协调英国与盟国情报机关共同组织重大的行动，监督处是盟军实施战略欺骗的组织机构。该处的格言是机智、狡猾和精致，其徽章是古罗马神话中专门兴风作浪的小精灵，半人半羊的农牧神萨图恩的雕像。“馅饼行动”是伦敦监督处成立以来组织的第一个战略欺骗行动，其关键在于如何让进攻希腊和萨丁岛的假计划不被怀疑地落入德军的手中。由于伦敦监督处马上将要全力投入更重要的诺曼底登陆的战略欺骗行动，这一任务就由海军情报局17F科来承担，科长是埃文·蒙太古中校；由英国老牌情报机关军事情报总局第五处，即大名鼎鼎的M15全力协助。
            　　埃文·蒙太古的计划其实很简单。他假造了一份文件放在尸体身上，然后把尸体伪装成去北非途中遇袭淹死的军官，由潜艇抛入大海，利用潮汐将他冲上西班牙海滩。亲德国的西班牙人会把尸体拉上岸，并交给德国人处置。他身上的文件会让德国人相信，盟军将在希腊和萨丁岛登陆，而不是西西里岛。
            　　计划设计得天衣无缝。埃文事先向内政部的病理专家请教了有关溺水身亡尸体的病理特征，那就是肺里一定有积水，而因肺水肿死亡的尸体也具有同样的症状。于是他们找到一个患抑郁症，曾吸食灭鼠药自杀，后死于肺炎的青年男性尸体，并向他的肺里注入了海水。
            　　下一步就是给尸体找一个假身份。在挑选姓名时他们斟酌再三，他们知道德国人手中有英国军队全部军官的名单，于是他们给死尸挑了一个英国皇家海军中非常普通的名字，“陆战队少校威廉·马丁”。因为战争期间，海军陆战队的中级军官经常担任战地信使。
            　　为了更加逼真，他们还把一张海军军官俱乐部的账单塞进他的口袋，一同塞进去的还有给在北非的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几封密信。这几封信尽管都没有明确写出登陆地点，但在字里行间，却透露出盟军将要在希腊和萨丁岛登陆。为了使“马丁少校”的身份更令人信服，尸体的身上还有他的未婚妻“帕姆”的情书和照片，甚至还有一张订购结婚戒指的发票。一切准备就绪，现在“马丁少校”就要奔赴战场了。
            　　1943年4月30日，英国“六翼天使号”潜水艇在西班牙的韦尔瓦海岸附近放下尸体，悄然离去。英国人随后放出口风，要不惜任何代价找回此人，他身上携带着非常重要的情报。当然，这些话传到了德国人那里。
            　　正如盟军预料的那样，淹死的“马丁少校”和他的文件被送到德国驻西班牙的情报机构首脑海尔姆的手中。海尔姆对这些文件十分感兴趣，立刻进行了拍照，然后通过德国的情报系统层层上传，最后放在了希特勒的面前。
            　　英国驻西班牙大使塞缪尔·霍尔爵士并不知道“馅饼计划”，他按照正常程序向西班牙提出交涉，要求尽快归还尸体和重要信件。在经过仔细检查和拍照后，尸体和文件都被归还给了大使。英国人拿到从西班牙送回的公文包，立即送往技术侦察处检查，果然不出所料，文件已经用技术方法拆开过了，德国人已经咬钩了，但会不会相信这一切呢？
            　　做为计划的下一步，威廉·马丁的名字赫然出现在英军官方公布的阵亡将士名单中。塞缪尔·霍尔爵士还在韦尔瓦海岸为“马丁少校”举办了小型而庄重的葬礼，远在伦敦的未婚妻“帕姆”也特意寄来了花圈和悼词。
            　　德国人果然并未轻易相信。他们派遣情报机关的头号王牌特工潜入英国，对出售“马丁少校”穿着内衣的商店、存款的银行以及未婚妻住处都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由于英国情报机关事前已经做过了周密的布置，一切都天衣无缝。德国王牌特工并未就此放心，他施展了杀手锏——故意留下地址，试探英国情报机关是否前来捕捉自己，以此证明马丁的真实。埃文·蒙太古识破了他的这一伎俩，严令部下不得打草惊蛇，让他安全离境。这样，终于使德国情报机关相信“马丁少校”确有其人，他们得到的情报是真的！
            　　德军情报部门根据这一切向德军统帅部报告：盟军即将发动对西西里岛的登陆，但这只是为进攻希腊和萨丁岛所进行的掩护，仅仅是一场佯攻。根据这一结论，希特勒在5月12日召开的最高统帅部作战会议上发布命令：在北非战斗结束后，最有可能遭到攻击的危险地区是东地中海的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和西地中海的萨丁岛，要求德军各部队尽全力加强这些地区的防御。从苏联战场上撤回的两个装甲师都被布置在这两个岛上，而西西里岛的防御不仅丝毫没有得到加强，甚至还被削弱，因为有些部队被调到了萨丁岛！
            　　不久，正在华盛顿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接到了海军情报局的专线报告：“他们已经把馅饼整个吞下去了。”
            　　几个月之后，英国的蒙哥马利将军和美国的巴顿将军采取了联合行动，突袭西西里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德国守军。但希特勒拒绝从地中海调兵增援——他还在担心“马丁少校”文件里提到的盟军行动。盟军取得了西西里战役的胜利，“馅饼行动”也作为欺骗敌方情报机关的最成功、最周密的军事骗局被载入了史册。
            　第一个让美国人对电视失去信任的节目，引发的冲击甚至波及了白宫。
            　　在20世纪50年代，智力测验秀是美国电视台最受欢迎的主打节目。在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面前，参赛者各逞机能，接受一关关五花八门、穷极智巧的智力测验或知识问答的考验，每过一关都会获得数额不等的奖金。最后经过层层淘汰脱颖而出的获胜者，不仅可以获得巨额的奖金，更被电视观众奉为明星甚至是福星。因为观众可以为他们选中的选手下注，所以

            特别关注他们下注的选手的表现，每天节目时间一到，他们就会准时围拢在电视机前。
            　　当时，最走红的一个测验秀节目是巴利和恩莱特公司制作的“幸运21”。但播出了一段时间后，制作人发现问题来了，他们发现人们虽然很喜欢观看这个节目，但问题是几乎没有人能知道全部正确答案。大奖迟迟不出现，开始影响观众的热情，收视率下降了。这种状况持续几周后，赞助商不满意了，他们警告制作方巴利和恩莱特公司：必须提高收视率！要让节目更吸引人，否则就干脆取消。
            　　就这样，作弊开始了。
            　　赫伯·斯台姆贝尔从1956年9月开始收看“幸运21”节目，当时它开播的时间并不长。不久，他给巴利和恩莱特公司写了封信，说他想报名参赛。大约过了四五个星期，一天，节目制片人丹·恩莱特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说要马上见他，而且非常急迫。
            　　赫伯·斯台姆贝尔如约和他见了面。丹·恩莱特从手提箱里拿出些资料，问了他一大堆问题。多数答案赫伯都知道，但也有一些不太清楚的，丹·恩莱特把答案告诉了他，然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对他说：“你想不想一次赚25000美元？”
            　　赫伯被吸引了。接下来，丹·恩莱特对赫伯进行了全方位的训练，因为在节目中作弊，需要控制的不仅仅是答案，还包括很多方面，比如一些面对镜头的小技巧。赫伯说：“我管它叫丹·恩莱特表演学校。他教我用手帕轻轻揩眉毛上的汗，而不要用手抹，后来这成了我的招牌动作。观众看到我这个动作会以为我泄露了内心的紧张，其实，这是为了不破坏脸上的化妆。”
            　　经过丹·恩莱特的精心包装，赫伯在“幸运21”节目中粉墨登场了。
            　　那真是他的幸运日，“那天晚上，按照丹·恩莱特的指示，我在大约4分钟里就赢了9000美元，比我以前赚的钱的总和还多。就这样一周接着一周，节目一直在继续。”
            　　赫伯·斯台姆贝尔是第一个在测验秀节目“幸运21”中赢得大奖的人。而对不知情的观众来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丹·恩莱特从不认为自己是骗子，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个电视节目制作人而已。
            　　赫伯的成名之梦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制片公司又为他量身订做了一名势均力敌的对手。
            　　赫伯·斯台姆贝尔回忆说：“有一天我看见一个高个、金黄色头发、相貌独特的小伙子站在舞台上。我一听到他叫查理斯·凡·多伦，我就知道自己的活儿做不长了。”
            　　恩莱特不愧是精明的制作人，他让哥伦比亚大学的名牌毕业生查理斯和市立大学出身的赫伯同台较量。分析家认为，这就是“幸运21”节目能一枝独秀的原因。每个星期人们都想知道，是赫伯打败查理斯，还是查理斯打败赫伯？他们会做些什么？各自能赢多少？问题是什么？他们怎么知道答案的？
            　　最后，赫伯被迫答错问题，他的名声和财富从此烟消云散。查理斯取而代之，成为“幸运21”节目的新擂主，并获得了10万多美元的奖金。而赫伯得到的奖金还不到5万美元。
            　　1958年，当另一个游戏节目“DOTTO”被指控涉嫌作弊后，调查行动席卷了整个美国电视业。赫伯·斯台姆贝尔也站出来说明真相，揭露了“幸运21”节目的幕后丑闻，但巴利和恩莱特矢口否认。
            　　他们的办法是诬蔑赫伯是疯子，说他患有精神病，恩莱特一直在花钱雇精神病医生照看他。他们做了一盘磁带，大意是赫伯为了钱才反咬他们。他们把磁带交给了地区检察官办公室，专家的鉴定结果是：磁带的内容是合成的、捏造的。但这仍然不足以证明赫伯的揭发是否真实，双方各执一词，直到另一名选手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站了出来，用无可辩驳的证据戳穿了恩莱特的谎言。
            　　詹姆斯·斯诺德格拉斯在每次排练后都会详细地记录下次节目会出的问题，然后把它们打出来，用挂号信寄给自己，这样信上的邮戳日期就肯定是下次节目播出前的了。
            　　巴利和恩莱特被揭穿了，但却无法给他们定罪。因为还没有制裁电视游戏节目作弊的法律。幸好这个法律漏洞很快就被补上了：1960年9月13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法令，宣布在智力测验节目中作弊违反联邦法律。
            　　那么，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们的结局如何呢？在20世纪70年代，巴利和恩莱特又制作了高收视率的游戏节目“胡说八道赚大钱”和“笑话园地”。至于赫伯·斯台姆贝尔，虽然离开了节目竞猜的舞台，但仍能赚钱：他专门在查理斯·凡·多伦的反方下注。查理斯在“幸运21”节目失势的那天晚上，赫伯终于赢了1万美元。
            广播节目里传出超级新闻。
            　　过去的收音机就相当于今天的电视。人们对它的可信度从不怀疑，因此它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
            　　1938年10月30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空中水银剧场”突然报道出一则惊人的消息
            ，说有不明飞行物降临美国新泽西州，一群形象丑陋、手持喷火器和毒瓦斯的火星人正在展开对地球的攻击。这条消息立刻引起整个美国的一片恐慌。
            　　人们蜂拥到大街上准备逃生，很多人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也有一些勇敢者拿起武器，准备抵抗入侵者。在华盛顿州的康克托，当听到“火星人”捣毁通讯和电力系统时，该城正好停电，黑暗使全市居民更加惶恐不安，他们愈发相信真的是“火星人”杀过来了。
            　　恐慌是真实存在的，但外星人入侵却是虚构的。
            　　当年轻的奥逊·威尔森把19世纪作家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火星人入侵》改编成广播剧本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认为它的虚构成分太多而且滑稽可笑。他们考虑取消它，但奥逊·威尔森坚持要播放。于是制片人说：那好吧，既然要播，就让它再紧张刺激点，要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让人们觉得真有这么回事。他们选择在万圣节前一天播出这个节目。
            　　奥逊·威尔森事先声明此剧改编自科幻小说，但很多人没听到他在广播剧播出前的公开声明。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节目和著名主持人埃德加·伯根与查理·麦卡茜主持的一个黄金节目在时间上发生了冲突。多数听众把节目开始前的声明：“本剧改编自H.G.威尔斯的同名科幻小说”给错过了。
            　　埃德加·伯根和他搭档的节目当时很受欢迎，但那天的节目进行到12分钟后，一个叫内尔森·埃迪的歌手出来唱歌，大概很多人不欣赏他的歌，于是听众们纷纷换台。
            　　成百上千的人在调台时正好听到了火星人入侵地球时的混乱场面，于是人们受骗了，以为那是正在发生的真事。
            　　推波助澜的是，奥逊·威尔森为了加强广播剧的效果，还特别引入了一些新闻报道的技巧。他为了让节目更加真实，使用了很多公众过去在收音机里听到过的素材，比如记者在事发现场向听众报道“兴登堡号”坠毁的录音。当时的新闻报道都是采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的。
            　　收音机里传出记者的声音：“太可怕了。这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一场灾难。噢，天哪！……”更高明的是，到了描写记者亲眼目睹火星人走出宇宙飞船的时候，电台做了无声处理，几秒钟的寂静后，突然尖叫声四起。“噢，上帝啊，它们是……太可怕了！噢，上帝啊！”然后，麦克风失灵，所有声音都消失了……奥逊·威尔森把这段时间拖了好长好长，播音室里的制作人在玻璃后面都似乎觉得太久了，他们做手势问他，你在那儿干什么呢？他在那里控制着沉默，时间就这样在无声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最后终于有声了，他用极其怪异的声音问：“你们好！能听到我吗？有人在吗？”那时候人们早就夺门逃走了。
            　　幸运的是恐慌中没有人死亡。但有不少人因为恐惧而想到了自杀：一个男子发现妻子手里攥着毒药在浴室里歇斯底里地尖叫；还有一位妇女衣衫不整地冲进警察局，说她遭到了火星人袭击。
            　　900万人收听了节目，大约175万人在恐慌中采取了行动。
            　　官方责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立刻澄清事实真相。很快，电台中止了节目，开始播放“公开声明”，但此时，收音机旁已经没有听众了。
            　　第二天早晨，当23岁的奥逊·威尔森面对新闻媒体的时候，脸上没有丝毫悔意。
            　　记者问他：“你是否意识到了这样做的危害？”他回答：“不，当然没有。我没想到火星怪物神秘入侵地球的传闻，能在听众中这么快就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我本人也感到非常吃惊。”
            　　在接受采访后，他收到了一个朋友发来的电报，上面说：“此事证明：全美国的聪明人都在收听你的假人物假报道，而所有假的东西都听命于你。”尽管他面临多起诉讼的威胁，有的索赔金额甚至高达数百万美元，但美国法律不支持这种诉讼，最终没有一件立案。
            　　而年轻的奥逊·威尔森却因此一举成名。好莱坞邀请他加盟，但被他拒绝了。他宣称，想叫他去好莱坞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让他像以前在戏剧和广播中做的那样，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当然，好莱坞很快就再次找上门来，答应了他的所有要求，并提高了待遇。从此，奥逊·威尔森成为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和制片人，签下别人签不到的合约，并成功制作和主演了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影片《公民凯恩》。
            　　在影片中，奥逊·威尔森饰演的凯恩首次出场时说的头一句话就是：“不要相信收音机里的任何东西。”
            孩子多有罪吗？如果你是那位有预谋地进行人工授精的医生，那你就是在犯罪。
            　　1987年，黛碧·格雷戈里去产科医生那里要求作产前检查，她是通过人工授精方式受孕的，但检查时发现她根本没有怀孕。
            　　“医生对我说，你没有怀孕。我就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胎儿死了？他说不是
            ，没有什么胎儿——你根本就没怀孕。”
            　　她不是第一个轻信自己怀孕了的患者，在事件被披露后，媒体介入调查，发现不少妇女有过和黛碧·格雷戈里相似的经历。奇怪的是，为她们做人工授精的竟然是同一个医生，名叫塞西尔·雅各布森。
            　　塞西尔·雅各布森专门为病人治疗不育症。多年来，他凭借一种叫人体胞衣促性腺激素的荷尔蒙HCG，在专业研究和聚敛财富方面都大有斩获。但问题恰恰出在这种荷尔蒙上，在调查过程中，一位男性电视节目制作人往自己身上注射了一支HCG荷尔蒙，7天后体检结果显示他怀孕了！
            　　这就是妇女们受骗的原因，一个母亲怀孕后，她体内生成的其实就是这种荷尔蒙，不管你抽血化验还是作家庭受孕检验，测出来的也是这种荷尔蒙。
            　　塞西尔·雅各布森为病人注射HCG后，很快她们就会被检测出已经怀孕，而在检查时，病人超声波扫描图上的黑点，也就是塞西尔·雅各布森医生所说的“胎儿”，其实那不过是病人体内的粪便。病人往往交钱注射完这种荷尔蒙后，过几个月就被告知已经流产。他还对患者说，她们的身体能溶解吸收那个柑橘大小的胎儿。他告诉过11位妇女，“胎儿已经被溶解吸收完毕”。
            　　用美国全国生育联合会前任主席丹尼尔·克雷孟特的话说：“这不仅是骗钱，还粉碎了别人的梦想。他所做的就是从患者那里剥夺他们的梦想，月月如此。而且使用的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手段。”
            　　为什么塞西尔要欺骗妇女们说她们怀孕了？他这样干了多少次？
            　　当塞西尔接受审判时，他列举了一些使用荷尔蒙激素并获得成功的案例，从而让这个残酷的骗局变得更加荒诞离奇了。
            　　一位参与调查的专家介绍说：“那些人工受精的孩子和塞西尔长得很像。你用不着作DNA测试，只需通过肉眼检查就能看出，这些孩子都是他的。”
            　　塞西尔的助手们证实，他们从未在诊所里见到过捐献精子的人。估计有75例人工受孕使用了塞西尔·雅各布森的精子。在某些病例中，塞西尔甚至用自己的精子换掉病人丈夫的精子。
            　　而对那些夫妻来说，当他们在多年后得知自己孩子降生是因为用了塞西尔的精子，而不是孩子父亲的精子时，那将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打击！
            　　这种荒诞的故事似乎只在小说中才可能见到。
            　　塞西尔最后被控违犯联邦法律第52条，罪名是欺诈和作伪证。法庭判罚他赔偿金额11.6万美元，入狱5年。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医生始终坚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他说：“我一生都在帮助患者得到她们想要的孩子，如果说帮助人也犯法的话，那简直太令人震惊了。”
            　　1989年，塞西尔·雅各布森被吊销行医执照，但仍有人资助他进行遗传基因突变方面的研究。
            用石器时代的工具愚弄现代人。
            　　今天，如果你上网，键入“塔萨代”进行搜索，多半会发现类似下列的文字：
            　　塔萨代人生活在菲律宾科塔波南部原始森林高峻陡峭的天然岩洞里，仅有24个人，是世界上人数最少的一个民族。他们是石器时代的遗民，与世隔绝，没有衣服，男女都用树皮围

            腰，吃的是野果，树根和花朵，靠钻木取火照明、取暖，过着完全原始的生活。
            　　很奇特吧？然而，那些惯于猎奇的文章作者很少会告诉你，这样的民族其实是子虚乌有、完全不存在的。
            　　1971年，菲律宾少数民族部部长曼奴埃尔·伊莱扎德宣称，在科塔波南部广袤的热带雨林中发现了一个石器时代的部族。
            　　据说这个部族没有形容战争的词，也没有描述暴力、冲突之类东西的字眼，因为他们没有类似的经历。
            　　1971年7月，作为第一批被邀请的嘉宾，约翰·南斯采访了神秘的塔萨代部族。他对该部族与世隔绝的程度感到震惊，回来后，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畅销书：《文雅的塔萨代部族》。
            　　书中有这样传奇的描述：“曼奴埃尔·伊莱扎德说，给他们些粮食吧，是人就喜欢粮食。可他们只是看着，却不动。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粮食。他们说他们杀过的最大动物是青蛙，还向我们演示了一下。嗯，他们平常吃溪水里的蝌蚪和小鱼蟹，住在岩洞里。他们没有刀，会用石头做工具，顺藤攀缘。”
            　　就这样，塔萨代部族上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一位人类学家将它称为20世纪人类学的伟大发现。1973年，为了不让外界干扰塔萨代部族，曼奴埃尔·伊莱扎德把他们居住地周围的47000英亩土地封闭了起来。在那里，任何研究，哪怕是最泛泛的人类学研究也不准进行。
            　　一年之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宣布在菲律宾全国实行军管。此后，外界和塔萨代部族的接触完全中断了，但外界对塔萨代部族的好奇却与日俱增。
            　　到了1986年，马科斯下台后不久，两支由记者组成的小分队奔赴那里去查看塔萨代部族的现状。
            　　进入森林的两支小分队发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部族。瑞士记者奥斯尔德·艾登发现塔萨代族原来居住的岩洞已经被遗弃。如今的塔萨代人身穿T恤衫、牛仔裤、住在附近有屋顶的房子里，还拥有小型农场。他公开发表了他的发现。
            　　一周后，德国《斯特恩》杂志组织的考察队在菲律宾政府向导的带领下进入了该部落。
            　　当考察队到达塔萨代部族居住的岩洞时，惊奇地发现他们穿着簇新的草叶裙，男人还在往铜器上涂颜料，看来石器时代好像结束了。
            　　人类学研究证明，塔萨代人的食物根本无法维持他们的生存，他们的工具也不实用，而他们所谓的独特语言也不过是当地的一种普通方言——这是个天大的谎言。
            　　1986年，塔萨代事件终于被揭穿，这是曼奴埃尔·伊莱扎德一手创造的神话。他从当地部族中招募人员，亲自策划了石器时代部族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还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看上去很穷，就会得到政府的援助。
            　　塔萨代骗局败露后，人们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曼奴埃尔·伊莱扎德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也许是为了独占政府划给塔萨代部族的47000英亩保留地吧，那里有他需要的黄金、木材和农产品。
            　　曼奴埃尔还利用塔萨代事件增加了他在菲律宾土著居民中的知名度。1972年，他以“塔萨代族演讲”竞选议员，不过失败了。更加奇怪的是，1977年他又声称发现了一个新的石器时代的部族。这次，菲律宾国家博物馆对他置之不理。
            　　虽然现在绝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曼奴埃尔的骗局，但至少还有一个人相信他，那就是约翰·南斯。
            　　“如果是冒牌货，他们就必须教孩子如何在丛林里生活，不能抱怨吃小鱼小虾，还得保守秘密。我1986年回去过，如果全世界都认为24个菲律宾土著农民就能愚弄几十位人类学家、《国家地理》杂志、NBC、我、还有整个世界的话，那才是天大的笑话呢。”
            　　不幸的是，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这样荒诞的笑话仍然在继续流传下去，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接受，写入历史。别忘了那句老话：“谎言总比真相更接近历史。”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用各种行骗手段来揭破骗局。
            　　从19世纪开始，各种招魂师就因宣称能替亡魂传递信息而名利双收，愚弄着善良的大众。1988年，詹姆斯·兰地和澳大利亚的“60分钟”节目联合设计了一个骗局来揭穿灵媒的欺诈本质。

            　　詹姆斯·兰地是谎言揭破者、《大骗局》一书的作者。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一位澳大利亚制片人给我打电话，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他说，灵媒骗了澳大利亚人的钱，而且把人们折磨得够呛，可我们怎么才能揭穿他们呢？我说，嗨，为什么不自己造一个灵媒证明那些事我们也能干呢？”
            　　詹姆斯和一个在纽约从事艺术表演的朋友约瑟·亚瓦莱兹取得了联系，商量由约瑟来扮演一个2000岁的委内瑞拉老灵媒“卡洛斯”。
            　　约瑟·亚瓦莱兹说：“简单地说，我综合了我所见到的所有灵媒的特点。他们通常都说自己有几千岁了，说话的时候用一些古怪、引人注意的声音。我就这么四处逛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秘的角色‘卡洛斯’。”
            　　为了录制影带，詹姆斯和约瑟借助百老汇的观众来假冒聚集的信徒。
            　　他们甚至编写了一本预言书，《卡洛斯的教诲》。
            　　詹姆斯·兰地说：“我们做这件事时从头笑到尾，因为那些东西简直太荒谬了。”
            　　他们事先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其中的一项现代技术就是藏在耳朵里的声音接收器，这样，约瑟就能听见观众中的内线给他传递的信息。这种作弊手法，是从多年前被詹姆斯·兰地揭破的一个传福音的骗子彼得·波波夫那里照搬过来的。他当时耳朵里就有一个接收器，而他妻子混在观众里给他传递信息。
            　　在台上，约瑟念念有词，看上去好像是神在和他说话，告诉他各种信息一样。而他最拿手的绝活就是在灵媒“卡洛斯”刚开始占据身体的那一刻，让心跳暂停。那可真是戏剧化的进入。
            　　詹姆斯·兰地说：“实际上方法很简单。我们在他的腋窝里放一个小橡胶球，然后固定好。这样在需要的时候他只要用胳膊挤压小球一下，那条胳膊的血液循环就会暂时中止。”
            　　在短短3天里，约瑟·亚瓦莱兹乘飞机穿梭往返，在8个不同的电视节目里露面。澳大利亚新闻媒体也对他进行了全面报道。“卡洛斯”抵达澳洲7天后，他在悉尼歌剧院表演的票就已经销售一空。
            　　入场其实不收费。但组织者在里面另划了一块地方，来展示灵媒是如何发财的。他们在一个小框里镶上一小块石英，称它是亚特兰蒂斯的水晶。他们把它定价为2万美元，竟然有三个人愿意出价买。
            　　还有人愿意出钱买“卡洛斯”的眼泪，并和灵媒单独见面。
            　　人们交口相传：“他太伟大了，这是真的。”
            　　尽管詹姆斯和约瑟留下了很多线索，但媒体一直没能识破“卡洛斯”。詹姆斯·兰地说：“我们说‘卡洛斯’曾在加利福尼亚的某小镇出现过，其实这个小镇并不存在；我们还说了旧金山的一家剧院，那家剧院也根本不存在。任何一条线索，只要有媒体去查，就一定能查出这不过是一个骗局。”
            　　约瑟扮演的灵媒“卡洛斯”一直被公众信任着，直到最后，骗局被他们的合作者——“60分钟”节目揭破。但“卡洛斯”的工作还远没有结束。只要还有什么通灵大仙、精神治疗者继续欺骗公众，表演艺术家约瑟·亚瓦莱兹就会以灵媒“卡洛斯”的身份周游世界揭破他们的谎言。如今，他用这个角色来宣传理性和质疑的精神。
            　　有的骗局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有的却能改写历史。不管是小小的恶作剧还是十恶不赦的欺骗，它们时刻在提醒着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精力过剩、头脑发达的人想愚弄我们，哪怕一次也好。记住这些例子吧，十大骗局都是骗术大师们的得意之作，举一反三，会让你避免重蹈覆辙。
            　6000和610万，这是美国每年在工作中死亡和受伤的人数。
            　　他们选择了危险。挑战危险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是谁？他们选择了哪些工作？

            　　这便是我们下面要向你介绍的：十种最危险的工作。
            　　诚如全美劳动保护协会理事琳达·罗森斯多克所说：“实际上每种工作都很复杂，都有危险。要把最危险的工作排出来，还真不容易。”
            　　是的，确实不简单，但有些工作确实更具危险性。比如在高空狭窄的钢梁上行走，你生命的惟一寄托就是脚下那只有几英寸宽的钢板……
            　　1882年，全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15层的里莱思斯大厦在芝加哥动工兴建。现在那座建筑物早已不在了，许多其他的建筑取代了它的地位。但钢筋工人这个危险的职业已随着这座大楼的兴建诞生了。
            　　“钢筋工人”是高空作业的建筑工人。他们所承受的危险是工作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先来看看他们的工作环境吧。
            　　在一个用塑料板围起来的大场院里，堆满了各种建筑材料。密密的砂石像蠢蠢欲动的蚂蚁群，粗粗的缆绳蟒蛇一般盘踞着，厚厚的钢条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铀黑色，像不可攻破的堡垒，四周的搅拌机、起重机、大型集装车等许多机器不停地运转，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像一个个身形各异的怪兽在怒吼。相比之下，肉体凡胎的建筑工人们穿行在这些机器中间，显得格外的弱小和不堪一击。这里最大的目标就是矗立在场院中央的高高的楼房的脚手架，它不久会变成一座宏伟的大厦，但在钢筋工人开始工作的时候，这里通常都只有钢筋架，横竖相接、上下镂空，像极其庞大的生物的骨架一样。钢筋工人的工作就是在这“骨架”上安装新的“骨头”、拆除旧的“骨头”，这些“骨头”就是钢筋梁架和悬梁，每一根都是数以吨计。比如一根“一字型”钢梁就重达9吨。
            　　工地开工以后，起重机将钢梁吊起，运到指定的地方，守在那里的钢筋工人就负责将钢梁装好。钢筋工人们一般骑在已经固定的钢梁上作业，只有需要移动的时候才站起来走动。这样比较安全。因为钢筋架中间到处都是移动的钢梁，如果一不小心被这些笨家伙碰一下，半条胳膊或者半个脑袋可能就没有了。如果有谁到处乱跑，以为可以临时避开那些从天而降的钢梁，那他简直是疯了。要知道工人们的生存空间不是在大草地上，也不是在房间的地板上，可以供他们走动的只是那么几根窄窄的钢板。他们一步走错就会有性命之忧。因此，钢筋工人必须时刻注意着头顶的钢梁和脚下潜伏的危险。
            　　随着作业高度的上升，风又成了新的危险因素。协调员凯汶·高汉姆告诉我们：“根据你的体形和体重，你在钢梁上行走会产生不同的动量。你必须保证移动能让身体在风中平衡。注意力要高度集中，动作要敏捷。只要一步走错，你就会从高空中掉下去。”
            　　可以防止从钢梁上掉下去的惟一保护，就是他们的经验和技术。这些人负责连接钢梁，没人强制他们系保险索，万一被保险索挂住会带来更大的危险，因此他们必须保持足够的灵活性才能及时躲避随时可遇见的危险。
            　　即使不在钢梁上作业也得时时注意，在楼板上走也可能发生危险，一些小东西会把你绊倒，而这里到处都是机器。
            　　初来的工人一般上到钢筋架上就会从内心开始恐惧，凯汶·高汉姆现在仍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我记得自己站在钢梁上，有三层楼高，我的双膝发软，身上直冒冷汗。刚开始工作十几分钟，我就感觉体重轻了四五斤。”
            　　随着经验的增长，钢筋工人的高空作业变得越来越自如。他们不再害怕往下看，甚至可以提着桶在悬空的钢梁上走来走去，他们能灵敏地躲避从头上越过的钢梁，也能骑在钢梁上准确无误地接住同伴抛过来的物品。但是无论你多么有经验，也有疏忽的时候。一名钢筋工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就从二楼摔下来过，但幸运的是，那是他最倒霉的一次。“我的后背、屁股和肘都受了伤。但还好，就那么一次，我的运气一直不错。”
            　　凯汶·高汉姆也告诉我们说：“我爷爷死于1952年的一次事故。那是新泽西州马尔斯维尔的一个工地，当时他没系安全带。否则的话，他或许能活到今天，至少能活得更长一些。”
            　　在旧金山金门大桥的建设期间，有11位钢筋工人丧生。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这一伟大的建筑增加了悲壮的色彩。
            　　在建筑工会中有一个规定：新来的年轻学徒在加入地方工会前都要接受一个誓约。誓约中有照顾死亡工友遗孀和母亲的内容。这个誓约源于工会运动初期，当时男人们只有在工友的葬礼上才能聚到一起。这是个让人悲恸的誓约，却也是个带着坚定信念的誓约。钢筋工人自身是最清楚这一工作的危险度的，但他们没有退缩，工作的危险给他们带来的恐惧却被一种深深的成就感冲淡了。就如凯汶·高汉姆所说：“最后，你能看到自己的付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建筑。不管它是二层还是四层的，它们本来并不存在。当你回头看自己的工作时，你才能发现自己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一座座精美的建筑耸立在人们面前，为人们啧啧称赞的时候，钢筋工人会在人们的赞叹声中找到自己工作的真正意义。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座楼里有他们的名字。这是他们的习惯：在最后一块钢板上签上所有建筑工人的名字；在钢筋骨架上的最后一根钢梁上插一枝万年青，表示在施工期间没有工人死亡。
            　　这是他们最希望的。
            　　如果你是动作电影爱好者，为影片里的主人公各种飞天遁地的神奇功夫而惊叹和着迷，那么你应该感谢从事下面这类职业的人。
            镜头一：夏日的中午，环山公路上空无一人，四周静悄悄的。但只一眨眼的工夫，情势就发生了几次大变化。先是路旁山坡上的树枝一阵猛烈摇动，一个身形健壮的男人手持着一把微型小手枪从树中滚落到公路上，男人尚未站起身，一辆汽车从公路的一头高速驶来，眼看就要从那男人身上碾过了，他忽然猛地一翻身，顺着汽车的推力，从汽车的前盖上滚了过去……

            　　镜头二：一幢着火的房子，熊熊的火焰已经从烧坏的门窗里伸了出来往高窜，直烧得“呜呜”作响，忽然“轰”的一声，屋子里有什么东西爆炸了，火焰又陡然增高了几倍，一个浑身是火的黑衣人从窗户里跳了出来……
            　　这两个都是人们很熟悉的动作片中的镜头。镜头一中的那个男人是勇敢的特工人员，是影片中的英雄。镜头二中的黑衣人是狡猾又邪恶的坏人，终于玩火自焚。但实际上，真正从车上滚过去的那个和真正着火的那个都只是主角的替身——特技演员。
            　　应该说，每个动作片英雄的后面都少不了特技演员的身影。他们通常都是一些身强体壮、反应敏捷的男人，当然也有女人，不过数量不多。“从天而降”、“破门而入”、“飞车冲撞”，这就是特技演员的工作。因为所有的器材都是真材实料，特级演员们需要将注意力高度集中，且具备极强的应变能力。特技演员最重要的救命法宝往往是本能。它是一种天生的让你移动，躲闪，及时跳开的能力。
            　　特技演员大卫·史密斯说了一些好玩的事：“那些想当特技演员的人不断打电话来，他们说，‘我开着摩托车撞过墙，从房子里冲了出来。’但冒失鬼和‘特技’有着根本的区别。作为特技演员，你必须要动作敏捷、头脑清楚。”
            　　当然，出于安全考虑，特技演员会在特技表演中使用一些道具。这些道具有气袋、防火衣，还有抗打击衬垫。但这只能减缓外界对人的伤害，并不能完全将伤害消除。而且对女演员来说，情况更加不利，有时连护垫都无法使用。就如女特技演员里尼特·怀特说的，“穿着迷你裙是不能配戴护膝的。通常情况下，你在工作中穿的衣服，让你无法像男演员那样配戴各种护具。因此，你必须加倍小心。”
            　　护具中还有一种防火胶，它能帮助特技演员抵御身上的火。道具人员会在演员进入烈火之前将防火胶仔细涂抹在演员的只采取了较少保护措施的身体部位。
            　　但是现在，为了带来好的视觉效果，特技演员们尝试着越来越高难度的动作，有时为了逼真甚至不用道具。他们工作的危险系数在与日俱增。受伤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想成为明星，受伤是在所难免的。”
            　　特技演员斯科特·考特说：“我颈部、肩部和背部的肌肉都受过伤，膝部和肘部受伤更是平常。过去10年，我做过10次外科手术。”
            　　特技演员大卫·史密斯则表示：“肋骨是我的重点保护对象。因为进行打斗表演的时候，这个部位很容易受伤。”
            　　这些正常人都难以控制的情形对大卫·史密斯来说是更严酷的现实。他天生独臂，左臂只有肘部以上的一截。但我们采访史密斯时，他看起来很乐观，他给我们显示他健硕的肌肉，即使是那一截手臂也被锻炼得非常有力。他还利用自己的残疾来加强特技效果。他一边灵活地转动着假臂一边对我们说：
            　　“我的残臂肘部以下都没有了。所以，你可以把它砍掉。是这样，你装上假手，然后把它砍下来，这样就得到了特技动作。我只接我擅长的工作，接适合我的角色。”
            　　他的确做得很好。有一场古装戏：在马上战斗，主角被敌人砍断了胳膊。这个特技就是他做的，效果非常棒！
            　　但意外是无法预料的。特技演员的生命经常取决于一根绳索。在斯科特·考特这里，是一条缆绳。
            　　“影片《赎金》中有一次特技滑行，它差点要了我的命。我是头朝下滑，没人保护我，幸亏有人拉了安全栓，救了我的命。要是没有他，我会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撞上岩壁。那次我差点没命了。是的，我欠J·J·帕瑞一条命。”
            　　那是主角倒挂在缆绳上一边滑行一边开枪射击的镜头，非常精彩，但在考特看来，那简直就是一道鬼门关。
            　　要知道，每个特技动作都有危险，演员们时时都得提心吊胆。有时从6米高的地方跳下来这样简单的动作也能让人受伤或是送命。随时可能有危险，谁知道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著名的特技演员巴斯特·基顿在电影《电马》中弄断了一条腿，那是因为他们搭了一个升降机，巴斯特的一只脚卡了进去，结果被拽到了机器顶端。
            　　20世纪90年代，有8518名特技演员因工受伤。
            　　保持着空中坠落高度记录的著名特技演员斯塔曼·达·罗宾逊在一次简单的摩托车特技表演中丧生。
            　　“我们和那些从事危险工作的人不一样。比如说消防人员和警察，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做的只是如实再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尽管特技指导布雷登·豪克很谦虚地对这种职业进行了评价，但我们仍然认为这是个危险的职业，也是项有意义的工作。社会的各界同仁也对这一职业做出了高度评价并用行动作了说明。
            　　2001年，由陶鲁斯世界特技奖基金赞助的“世界电影特技奖”（World Stunt
            Awards）第一届颁奖庆典晚会在美国加州圣塔莫妮卡成功举办，电影特技人从此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节日。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考特向我们透露他就快要退休了。“据我所知，有很多特技演员受伤或是死亡。这也是我决定退休的原因之一。”但继而他兴奋地说：“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能比从高空纵身跳下更能激发内心的激情了。对我来说，特技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下面的工作也要面对烈火，还要从飞机上纵身跳下。与特技演员不同的是：在他们身边，没有大声喊“停”的导演。
            　大火在肆虐整个森林，翠绿的树叶和嫩嫩的枝条逐渐被如血的火舌吞噬，火光在由暗转明，渐渐地亮了起来。树枝在火焰中燃烧，发出“啪啪”的声音，似乎在求救。情势越来越危急……
            　　一架小型飞机出现在了森林的上空，机舱门打开了，一个带着灭火器的队员纵身跳下飞机，紧跟着的是和他一样装置的队友们。他们是训练有素的森林消防队员，是森林的忠诚卫

            士。收到火警后10分钟，他们已经全副武装地登上了飞机。他们很快就伞降到了偏远的火场，在火势蔓延之前把大火扑灭。
            　　这些勇士尽职地保护着林木的安全，他们在为公众建造房屋、提供娱乐，抵御自然灾害时，自己却承受着巨大的风险。
            　　在森林中伞降本身就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如果着陆时被树枝挂到，特别是着火的树枝，那是难以脱身的。特别是当火情严重时，他们最需要的是毅力——与大火对峙的毅力。
            　　所有的空中护林员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为了对付火场熊熊烈焰的威胁，他们必须要让身体能完全后弯。训练时，他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在腿上绑上隔离带，站在不及小腿高的单杠前，将脚伸进前面更低的单杠底下，然后将身体用力往后仰。这种训练枯燥而艰苦，但却是这些队员每日的必修课，“如果你想让自己活得长一些，你最好不要在训练的时候偷懒。”这是他们一致同意的说法。
            　　除了体能训练，他们还必须进行技能训练。有一种模拟器，即被他们叫做“毁伤器”的仪器，是他们训练时必不可少的。他们在上面练习实施伞降，学习着陆。这个仪器可以让你垂直下落，教你如何滚动，如何缓解整个身体受到的冲击力。这台仪器可以让他们在由于天气不好不能进行真实伞降训练的时候坚持练习，使他们提高得很快。
            　　但做了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经常进行真实的伞降训练，在实践中摸索经验。跳伞前，护林员必须先在空中估算风向和风速。“风”在空降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而且，在不同的高度，风速和风向都不一样。如果从四五百米的高度跳伞，下降到100多米时，可能风向就变了。因此，你必须考虑各种因素，尤其不要忽略那些平时无所谓的因素。对空中护林员威胁最大的往往就是那些无害的小东西。空中护林员德里克·哈特曼谈到这一点时，深有体会地说：“让你受伤的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东西；可能是岩石，或是几根树枝。这取决于你降落的姿态，以及你采取的自我保护措施。许多人不具备和大火连续搏斗三到四天所需的极强耐力。”
            　　艰苦的训练和出色的胆量成就了空中护林员的英雄胆色，据统计，在历史上55年的空中消防行动中，他们一共实施了30多万次伞降，绝大多数火情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为森林的安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绝大多数”也从反面表明了在这些年的空中消防工作中，仍然有一些惨剧留在了历史的页面上。
            　　1949年蒙大拿的曼·戈尔茨大火让12位空中护林员丧生，这是当时空中消防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悲剧。
            　　空中护林员埃瑞克·西普金对1994年7月6日发生在科罗拉多格兰伍德·斯普林斯附近的森林大火仍记忆犹新。他的三位同事和另外11名消防队员在那场大火中丧生。而埃瑞克幸免于难。
            　　“我把头盔戴在脑后，这样可以护住脖子；也能让脸得到部分的保护。但尽管如此，我的脸还是被轻度灼伤。火焰从我身后扑过来……”说到这里，
            埃瑞克轻轻抚摸着队友的墓碑，十分伤感，“他们都没有来得及抽身，要是我再慢5秒钟，我想我今天也和他们躺在一起了。”
            　　这项工作的危险和艰辛吓不倒那些热爱大自然，渴望同烈焰搏斗的勇士们。那些幸存的空中护林员无一例外地说，这是一件充满刺激和乐趣的工作。非常原始，这也许就是它的危险所在吧。是的，它非常危险，这也是它的乐趣所在！
            　　下面将介绍的工作，是对“重力”和“常识”的挑战。
            　　1967年5月10日的M2-F2飞机坠毁事件不是特技，是活生生的现实。而下面这些人，每天都可能面对类似的危险。
            二战以后，飞机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无论是民用航空还是军事计划，都离不开它。现在的飞机也朝着速度更快、更安全、性能日趋复杂的方向发展，但在正式投入使用之前，必须有人对它们的性能进行全面测试。试飞飞行员们就是这些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
            　　受雇于空军或飞机制造商的试飞飞行员，要驾驶新型或改进型的飞机进行超越设计能力
            的试飞，以此来确定飞机性能的极限，从而在飞机正式投产后确保其他飞行员的安全。
            　　布莱恩·艾尼斯是个帅气的年轻小伙，大学毕业以后服役做了飞行员。他负责对F-16等飞机上的新技术进行测试。
            　　“我觉得，50多年前的飞行员和现在的飞行员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特别是试飞飞行员，我们总是在寻找或是在检验新东西。”这是他对自己工作的体会。
            　　他今天有一项试飞任务。“那是我的飞机。”他指着停机坪上的一架F-16，骄傲地对我们说。
            　　快到试飞时间了，布莱恩进了那架飞机等待指令。
            　　过了一会，飞机开始沿着跑道缓缓地滑行，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几秒钟以后，飞机像离弦的箭一样冲进了蓝天。飞机在天上时快时慢，时而高翔，时而低飞，有时还漂亮地转几个弯。
            　　大约90分钟后，飞机开始降低高度，看样子要降落了。奇怪的是，在快接近地面时布莱恩并没有减速。飞机几乎是俯冲下来，在机场跑道上高速滑行，起落架与跑道剧烈摩擦使得飞机身后尘土飞溅。很快，飞机的滑行速度慢了下来，最后稳稳地停在了停机坪上。从降落到布莱恩从飞机里钻出来不过一两分钟的时间，在局外人看来却好像过了好久，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布莱恩下了飞机，向休息室走去，镇定的脸上掩饰不住内心的恐慌。这正是试飞飞行员的伟大之处：用自己的技术和经验去为其他飞行员的安全做实验。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动作，可能随时会给飞行员带来致命的危险，尤其在飞机的性能还没有经过实践验证时。
            　　布莱恩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向我们解释道：“高速降落是我今天的试飞任务。驾驶它升空的目的就是要检验它的性能。你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降低风险，因为那确实存在很多危险。”
            　　布莱恩还告诉我们，为了对这些堪称艺术品的新型飞机进行测试，飞行员必须承受高速飞行时产生的巨大重力的影响。
            　　“如果重力达到5G，所有东西的重量都要增加5倍。其中包括血液、骨骼、肌肉，总之所有的东西。如果你毫无准备，重量变大的血液就会从最高点流向最低点，离开大脑流到你的双脚。这样你就会失去所有的周边视觉。”
            　　针对这种现象，科学家专门为试飞飞行员研发了可膨胀的“抗重衣”，它可以减小重力的影响，还能防止视觉丧失。
            　　这种“抗重衣”有里外两层，表面看来像探险爱好者的防风紧身衣。它的确是紧身衣，只是在腿部外侧多了两个气囊，平时是折叠的，但当它在遇到重力加大的情况时，就会自动膨胀。气囊膨胀加大腿部的压力，导致血压上升。试飞飞行员的“抗重衣”都是量身定做的，而且隔几月就要调整一次，这可以保证它不会因为飞行员体形的变化而过松或过紧。
            　　空中的飞行员在忍受重力影响带来的不适，地面的试飞工程师则在努力寻找任何可能的潜在危险。
            　　地面监控室是降低危险、保证安全的最重要手段。这是因为监控室的工程师们能比飞行员检测到更多的信息。“一旦我们接近或达到了某种极限，我们就有责任下命令立刻停止试验。这样可以避免让飞行员和飞机承担不必要的危险。”美国空军飞行试验工程师格拉格·查弗这样认为。
            　　他给我们看了一段纪录片：一架F-14飞机失去了控制，飞行员在地面监控室的帮助下，在飞机坠毁前逃离了飞机。飞机撞向了山崖，巨大的爆炸声在飞行员身后响起，随即产生的浓密的烟雾将降落伞遮挡了，降落伞消失在浓烟中。
            　　但即使这样的场面对于试飞飞行员来说也不是最可怕，这毕竟属于未知的危险，在它未发生以前，当事人是不知道的。而真正的危险都是来自于人内心的恐慌，那种你明知会有危险发生，却放任自流，在可以救助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措施的事是最需要勇气的。因此，最令试飞员恐惧的是“弃机”：飞行员故意让飞机失控，然后再恢复控制。
            　　“弃机”，顾名思义，就是放弃对飞机的控制。你可以随意移动操纵杆，可以东张西望，让飞机随意飞行。你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因为失速，飞机像树叶一样迅速下坠。
            　　布莱恩回忆起他执行这一任务时的情景：“我不觉得自己有多害怕，但脑海里总有一个声音在问：要是无法恢复正常怎么办？”
            　　当你离开大地时，危险就时刻伴随着你。然而像布莱恩一样的这些飞行员们却不肯放弃这份职业。
            　　“妈妈认为我肯定是疯了，她觉得我这是在浪费从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但其实她不知道，试飞过程中，最让人兴奋的就是‘期待’，期待危险。虽然我们设法减少了危险，但仍会有一些未知因素；否则，也就没有必要试飞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飞机在机场跑道上高速降落非常危险，那么在海上降落呢？对飞行员和航空母舰上的甲板工作人员来说，这意味着双倍的危险。试飞员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种危险工作，航空母舰则是最危险的人造工作环境。
            　　花絮
            　　军用飞机的别名：
            　　1. 失意棕榈
            　　2. 啾啾鸟
            　　3. 飞行澡盆
            　　4. 飞行香蕉
            　　5. 雷鸣
            　　6. 草地飞镖
            　　7. 椰子推进器
            　　8. 非洲疣猪
            　　9. 大鸟
            　　10.土豚
            “航空母舰”的甲板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4.5英亩”。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航空母舰，因此也承受了这方面最大的危险。自从1922年，美国的第一艘现代航空母舰——长150米，重2万吨的“兰利”号研制成功，这种危险就存在了。
            　　这些“活动堡垒”以30英里的时速前进，每隔37秒就有一架飞机起降。这对飞行员来说是一种挑战。但危险性最大的是在飞行甲板上值勤的工作人员。

            　　甲板上充斥着飞机起降的轰鸣声和巨大的气流，那些工作人员每天都在这种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实施让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包括准备发射导弹、检查飞机设备、指挥飞机起落等等。你很难想像他们是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的，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保护措施，也没有多大的地方可以躲藏。
            　　美国海军威廉姆·米克斯介绍说：“这里到处都有危险。如果你自己不小心，不注意周围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在意外中丧生。”
            　　为了便于识别和确定工作的危险程度，甲板工作人员都穿着特定颜色的服装。
            　　黄衫军士负责指挥飞行甲板和机库甲板上的交通，引导飞机起落，就像大马路的交通警一样。和交警指挥不同型号的车辆不同，他们指挥的是不同型号的飞机。
            　　美国海军威尔·斯多特就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工作时距离飞机很近，嗯，都是移动的飞机、引擎、进气口、排气口，总之和飞机很近。稍不留意，或是一放松，你就可能受伤。”
            　　弹射器的维护由绿衫军士负责。为了能让飞机升空，强大的蒸汽弹射器要在3秒内将飞机的时速从零提升到160英里。
            　　当飞行员坐在驾驶舱里，将发动机开足马力后，绿衫军士要爬到飞机下面检查弹射器挂钩是否拴紧了，此时一旦出现任何意外，后果将不堪设想。
            　　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常被飞机起飞时喷出的强大气流吹倒。但对于绿衫军士来说，飞机的降落则更危险。他们负责飞机降落时需要的减速缆绳维护。
            　　早在1910年，美国海军在“潘斯凡尼亚号”巡洋舰上做了一次降落试验。降落的跑道为26米。为了避免飞机降落时因冲力过大而落入大海，他们在木制甲板上，每隔一定距离拉上一根绳子，绳子两头都系上沙袋；在甲板的尽头，设置一个帆布做成的巨大斜坡屏障。此外，还在飞机上安装钩子。这样，飞机在甲板上滑行时，钩子钩住绳索，绳索又拖着沉重的沙袋，就可大大减小冲力；即使飞机最后仍有一些余力，也会被屏障挡住，不至于冲入海中。此次降落试验的驾驶员是民间飞行员尤金·伊利。结果飞机降落在甲板上，进行滑行时钩子钩住第九根阻拦绳，最后在第12根阻拦绳处停住，试验取得成功。在以后建造真正的航空母舰时，便也采用了这种帮助飞机减速的缆绳。
            　　经过不断改进，现在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的四条缆绳要让时速150英里的飞机在不到400英尺的滑行距离内停下来。而绿衫军士就要站在这些缆绳旁。
            　　飞机起降时，不光是绿衫军士，所有甲板工作人员只能站在甲板上听任命运的安排。
            　　如果说他们的工作在白天很危险，那么夜幕的降临意味着在危险上加上恐怖的因素。
            　　航空母舰被夜色笼罩后，危险也隐藏了起来。夜晚的海风加上飞机弹射起飞喷出的气流常常吹得工作人员晕头转向。
            　　更糟的是，甲板工作人员不光要防备着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还必须和疲劳做斗争。
            　　美国海军绿衫女军士克里斯汀·M·内恩无奈地说：“睡眠不足有时真的很难应付。身体疲劳后，待在甲板上就会非常危险。因此你要经常站着，时刻留心手里正在做的事。”
            　　考虑到甲板工作人员工作的危险性，为确保航空母舰和舰载飞机的正常运转和安全，每艘航空母舰上都配备了5000多人。但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很少出错，损失的人员数量并不多。
            　　能达到如此好的效果，除了甲板工作人员自身的高度警惕和丰富的经验外，航母上的其他战士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4年，美国一艘航空母舰上的一架F-14战斗机坠入太平洋。这架战斗机在将要到达甲板的时候，减速器失控，为避免和航空母舰相撞，飞行员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扭转机身，驾机冲向大海……飞机坠海后爆炸，飞行员不幸遇难，但他的英勇行为让甲板上的工作人员得以幸免于难！
            　　有时甲板工作人员也会因为其他工作人员的疏忽受到牵连，设备出现故障同样也能引发悲剧。
            　　1967年7月29日，电涌引燃了“弗里斯泰尔”号的一枚火箭，随后发生了连锁爆炸。人们乱作一团，四散逃窜，但因为无处可逃，一些甲板人员干脆弃船跳海；但也有人留在了船上和烈火搏斗。一时间，航母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还不时有新的爆炸发生，许多工作人员被炸得粉身碎骨，身体的碎片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抛到高空，然后落到海里。场面极其惨烈！
            　　在这场灾难中，134名甲板工作人员死亡或失踪。
            　　因为类似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甲板工作人员非常注意相互保护。
            　　克里斯汀·M·内恩认为：“特别是在飞行甲板上，大家必须互相关照。如果你发现同伴出现失误，他们这样做就可能受伤。你就要设法阻止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原因。”正是这种谨慎、互助的精神使他们在这最危险的“4.5英亩”上安然无恙，这几乎就是他们能将工作做好的全部秘密！
            　　花絮
            　　甲板上各工种工作人员的服装颜色：
            　　黄色：飞机指挥员。
            　　白色：着陆信号官。
            　　红色：防空炮手。
            　　紫色：加油人员。
            　　蓝色：飞机管理员。
            　　褐色：地勤人员。
            　　绿色：弹射器和减速缆维护员。
            　　当你漫步在某个绿草如茵的小道上，或者徜徉在繁花似锦的花园，也许你脚下的土地曾是一块雷区。
            　　连绵不断的战乱在世界各地遗留下了大约6500万～1.1亿枚地雷。也就是说，每50位地球居民就能分配到一颗地雷。
            　　为了人类的生存安全，有些勇士选择了下面的职业。
            　军事对抗时，对抗的双方在地下埋设大量地雷，以便阻止对方的军事行动。停战以后，大量地雷仍然存留地下。1995年，据联合国估计，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埋设1.1亿颗以上的地雷，而且每年还以200万～250万颗地雷的速度埋设新地雷。但是，每年，人们大约只能探测和清除10万颗地雷。这些埋藏在地下的地雷将给人民的生命、财产以及安宁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时期，清除地雷都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

            　　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极其危险的工作。排雷兵每天出去时心里都明白，他们的目的，就是找到那些专门用来杀伤他们和战友的东西。但在销毁那些东西之前，自己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迈错一步，或是一时疏忽，都可能导致终生残疾，甚至死亡。
            　　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地区，排雷工作由不同的人群胜任，使用不同的工具。
            　　战争期间，排雷工兵是战地工程师或经过特殊训练的海军陆战队员，他们负责清除雷区和饵雷区，为友方部队开路。
            　　他们几人一队，由一个有经验的排雷兵带领着，小心翼翼地探测。他们使用清除地雷的传统技术：先用肉眼、金属探测器、嗅探军犬和人工刺探等方法和装置探测定位地雷，接着用拆卸引信和控制爆炸的方法使其处于安全状态，然后清除其残余物。这种技术的主要缺点是：探测人员要近距离接近爆炸物，因此具有较大的危险性；清除速度慢，工作强度大。但深入雷区的排雷工兵仍不退缩，用尽浑身解数来探测并排除地雷。
            　　地雷的形状，伪装物和杀伤力千差万别，排雷者必须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探测方法。
            　　探针用来探测小型塑料地雷。
            　　排雷顾问迪克·怀特向我们介绍了这种工具的用途和使用方法，“这种针只有不到一尺长。你必须拿着它，趴在地面上，每隔两英寸就用探针沿45度角探测一次。有些小地雷大小还不到两英寸。之所以沿45度角进行探测，是因为这能减小触发引信的几率。因为一旦出现闪失，你几乎必死无疑。即使你身上穿有保护装，弹片也能让你失去手指、眼睛，或是造成其他伤害。”
            　　“电子探测器”可以探测那些金属含量高的地雷。探测器有一根很长的手柄，这样排雷兵就可以尽量离得远一些，不用像用探针那样贴在地面。但使用探测器也有危险。在很多情况下，你找的地雷金属含量很低。电子探测器不可能发现所有的地雷，因此，只要一步走错就可能踩响地雷，要么炸飞一条腿，落下残疾，要么丢掉性命。发生这样的事在排雷兵中间并不稀奇。
            　　有时排雷兵会使用军犬，这种犬经过特殊训练，能嗅出地雷的味道。这样人只要牵着它，准备清除它找到的地雷就可以了。但这也不是完全安全的，因为人会打瞌睡，狗也会，而且军犬并不是认识所有的地雷，有些新型地雷就不会给军犬带来危险意识，踩到了就会“人狗两空”。
            　　总之，每种方法都有危险，你必须时刻注意。排除饵雷的时候更是马虎不得。饵雷是用来杀伤排雷者的。当饵雷被抬起之后，下面的另一颗地雷就会爆炸。因此你必须加倍小心。
            　　战争结束后，清除遗留地雷的工作也移交给了平民。平民组成的排雷工兵使用的排雷方法与军人差不多，但由于平民不具备军人的专业素质，效果就不如军人了。
            　　他们最需要注意的是“注意力集中”。大多数排雷事故发生在工作开始或即将结束的时候。要么是因为工作人员一开始准备不足；要么是因为行动即将结束时思想松懈引起的。这时候，每个人都急着想赶紧回家。有时因为想回家，却再也回不了家了。
            　　1998年在波斯尼亚等地区，大约有15人在排雷行动中丧生。另外还有4～50人在排雷过程中受伤。
            　　每支排雷队出发时，都配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医疗急救队守在雷区外面，以防发生不测。为了抢救伤员，他们甚至可以在现场实施紧急手术。
            　　地雷每年让大约2万人受伤或死亡，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彻底清除地雷是人们急切的心愿，但事实是，各国在清除地雷的问题上都感到财力和人力的不足，在美国和欧洲之外，一名训练有素的排雷工兵每天的报酬仅5美元。要将散落于全世界的地雷彻底清除，需要数以千计的排雷兵忙上1000年。在地雷未彻底清除之前，排雷兵们仍要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早在排雷兵开始清除战争留下的致命“恶果”之前，另一批敢于冒险的勇士已经开始出没于战火纷飞的战场，把战争的严酷现实展现在世人面前。
            　　花絮
            　　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
            　　1. 埃及
            　　2. 伊朗
            　　3. 安哥拉
            　　4. 中国
            　　5. 伊拉克
            　　6. 阿富汗
            　　7. 柬埔寨
            　　8. 越南
            　　9. 莫桑比克
            　　10.索马里
            　战争即意味着枪林弹雨、炮火和伤亡。在“战地”，记者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危险的职业。一直以来，战地记者们始终冒着生命危险对世界各地最新的战况进行实地报道，我们因此可以得知千里之外的时局变化。但这对于记者本人，需要牺牲的实在太多了。连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你还指望什么呢？
            　　现在全世界虽然没有大范围的战争，但小范围的战火却绵延不断。今天，在波斯尼亚、
            北爱尔兰和以色列等地，战地记者们仍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他们知道，在战场上，他们既不是敌人，也不是盟友。因此，他们必须设法保护自己。
            　　《洛杉矶时报》记者鲍波·多根深有体会地说：“记者不再被认为是“非战斗人员”。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变成了射击目标。因此，我认为，游戏规则已经变了，记者的处境更危险了。”
            　　记者保护协会副主任朱尔·西蒙建议记者最好穿防弹衣，待在装甲车上，在护卫人员保护下活动。因为“你不可能写信告诉山上的狙击手说：‘我是记者，请停止射击。’”
            　　他还建议记者们外出时“千万别穿卡其布服装，那样你会被误认为是军事人员。”他说，“我遇到过这种尴尬的情况，我真希望自己穿的不要过于鲜艳。因为那样你会成为一个再理想不过的靶子。”
            　　近年来，特别是《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遭绑架并被杀害后，国际社会普遍加大了对记者安全的关注。世界上的主要新闻媒体为保证战地记者的安全，做了更为充分的准备，采取了配发防弹衣、加大冲突地区生存训练等多种措施。例如，由于配发了防弹衣，至少有两名记者2001年春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采访时逃过一劫；在内部动荡不安的委内瑞拉，防弹衣救了另两名记者的命。
            　　但仍有些摄影记者认为，穿防弹衣让他们行动不便。因此，他们的危险性更大。实际上，这多半要看你的运气，不要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如果你身处交战区，那就非常危险。
            　　“在被围困的城市里，要尽可能地让你的床远离窗口。”CNN战地记者西波汉·达柔笑着交流战地生存经验，并谈了她自己对这个职业的理解，“有时候，为了能报道战争动态，报道真实的故事，为了承受痛苦，你必须忘掉自己的存在。我常常想到死亡，用生命去冒这样的风险值得吗？当子弹从耳边飞过，炸弹从天而降时，我也会想自己到底来这里干什么？但最后，某种激情总会占上风，帮你挺过去。”
            　　西波汉·达柔真诚的表白令所有人感动，记者对于她来说，已经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信念：他们的报道能让世人了解真相！
            　　离开了战区，战地记者也无法摆脱危险。对记者来说，比流弹更为危险的，是那些罪行遭到揭露，恼羞成怒，蓄意谋杀或猎杀记者的黑恶势力。记者经常因为写的文章或发表的评论，得罪世界各地的当权者，或者大头目，从而成为他们的打击对象。
            　　弗吉尼亚阿灵顿国家公墓内，有一座白色的纪念碑，上面刻着的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了一位因公殉职的记者的英灵。
            　　从1985年开始，每年1月，“保护记者委员会”都会公布一份全世界因公殉职记者的名单。记者遇害人数最多的一年是1994年，达到66名。此外，1993年有57名，1995年有51名，1992年有
            43名，2001年有37名。仅从1989年到1999年，世界各地就有472名新闻记者被杀。仅举以下两个惨案，记者工作的危险性已可见一斑。
            　　《华尔街日报》著名记者、38岁的丹尼尔·珀尔2002年1月23日在巴基斯坦城市卡拉奇遭恐怖分子绑架。4天后，一个自称是“巴基斯坦恢复独立全国运动”的组织向美国和巴基斯坦一些媒体发出电子邮件，声称对绑架珀尔事件负责，并要求释放被美国关押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1月30日，该组织又发出电子邮件，声称24小时内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处决珀尔。随后，珀尔被割颈杀害的录像带播出。其状惨不忍睹！有关专家经过分析认为，珀尔早在第二封电子邮件发出之前已经被害了。
            　　50岁的蒂姆·洛佩斯是巴西“环球”电视台的著名记者，2002年5月底一个人来到里约热内卢郊外一个名叫维拉·克鲁茨里奥的贫民窟，第四次使用隐蔽式摄像机暗访毒品交易内幕。6月2日子夜时分，洛佩斯被绑架。毒贩子把他塞进一辆小轿车里，押往大毒枭“疯子伊里亚斯”藏身的另一个贫民窟。在那里，毒贩子严刑拷打了洛佩斯，为防止他逃走还开枪打伤了他的脚。随后，他们搞了个
            “模拟审判”，“宣判”洛佩斯死刑。“疯子伊里亚斯”亲自行刑，用剑将洛佩斯刺死。6月12日，警方在达·格罗塔贫民窟发现一些被肢解的人体残骸，旁边还有洛佩斯使用的摄像机和手表，经DNA检测认定，正是洛佩斯的遗骸。
            　　即使平平安安地离开战场多年，也有幸没有被恐怖分子追杀，但危险仍然伴随着记者。这主要是一种潜在的心理危险，而不是现实中的危险。因为工作的关系，记者需要承受许多精神创伤和痛苦。
            　　“我认识一些1994年在卢旺达工作过的记者。他们都经历了种族灭绝和后来的集中营。”鲍波·多根透露，“这种影响是可怕的，他们被迫寻求心理治疗。有的人最终退出了新闻界。”
            　　这的确是一份需要用信念战胜死神的工作。如果不足够坚强就无法做好。
            　　“别人都在向外跑，记者们却蜂拥而入。我是说，这是标准的记者形象。他们总是赶往那些没人想去的危险地区。”
            西波汉·达柔这样描述道，“每次完成报道，我都对自己说，‘我要马上离开，再也不回来了’。但第二天起床后，我又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工作。”
            　　“如果你拍出的照片不够好，那说明你离炮火还不够近。”这是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对于这一工作的经典描述。虽然这真实地反映了记者的危险性——
            离炮火越近，也就是离危险、离死神越近。卡帕本人生命的终结，也是因为他在战地采访时踏响了地雷。但这一句名言仍激励着无数敬业的记者们去义无反顾地追寻新闻的终极规律：真实性与时效性。这也是战地记者为人们做出的最大贡献。
            　　花絮
            　　记者死亡人数最多的十次战争：
            　　1. 越南战争 68人
            　　2. 南斯拉夫内战 57人
            　　3. 第二次世界大战 47人
            　　4. 朝鲜战争 10人
            　　5. 南北战争 8人
            　　6. 印第安人战争 4人
            　　7. 西班牙内战 3人
            　　8. 美西战争 3人
            　　9. 第一次世界大战 2人
            　　10.美英1812年战争 1人
            　　我们即将了解一项让所有人不寒而栗的工作。
            　　对于从事这种危险工作的人来说，工作中的危险已经成为了传说的素材。“鲍尔·布尼亚”就是这些勇敢者的化身。
            　茂密的森林里，小鸟在啾啾地叫着，阳光从葱茏的树木间洒到疏松的泥土上，斑斑驳驳的。一切那样平静而美好，但当伐木工拿起链锯后，危险就出现了……
            　　伐木业在美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因为在伐木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死亡和工伤事故，它至今仍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工作。

            　　伐木的真正危险和物理定律有关。工人要克服重力作用移动巨大的树干。伐木场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故，有的很小，也有的能致命。当然了，总会发生一些死亡事故。伐木过程的每一个工序里都藏着极大的危险隐患。
            　　在过去，没有那些伐木的机器，完全靠人工砍伐，伐木工需要爬上高高的树干，因此当树干被从中间劈开的时候，工人们很容易被吊在树干中间，这是极其危险的。
            　　伐木工人们用的链锯就是一种危险的机器。它的锯齿转速很高，每分钟能达到4000转。如果飞转的锯齿碰到你的身体，毫无疑问会削下一大块肉来。
            　　另外，当树干倒下的时候，伐木工必须判断好树干倒下的方向，及时避开树枝和碎片。光避开当时锯断的树还不行，更大的危险仍在他们头顶徘徊。
            　　“伐木工砍树的时候，树枝经常和周围的树缠绕在一起。它们要么被折断，要么被悬挂在空中。悬在空中的树枝最危险。”伐木工迈克·艾尔伯里奇介绍道，“伐木工的死亡事故大多和空中坠落或飞行物体的撞击有关。每当大风刮过，这些树枝就会突然落下，砸在下面的人的头上，他必死无疑。结果，伐木工人的家庭又多了一位寡妇。”
            　　然后，伐木工用缆绳把数吨重的原木转运到存放场时，他们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危险。
            　　吊运原木是指把原木拉上陡峭的山坡。通常进行这项操作的只有两个人：吊车司机和伐木工。而且这时候，吊车和地面工作人员之间的距离很远。
            　　先是吊车司机将吊车停在离堆放的木头最近的山坡上，将缆绳用吊车的大铁钩送到那堆原木旁，伐木工守在那里，用缆绳捆好一根木头，再将铁钩钩到缆绳上，让吊车吊走。由于相隔较远，加上许多树木挡着，伐木工和司机之间即使大声喊叫，也听不清对方说的是什么。他们于是选择通过各种哨音来交流。他们给各种不同的哨音规定了不同的意思，可以算作他们独特的一套语言。通过这些哨音，操纵人员能知道该如何控制缆绳。
            　　但如果缆绳断裂，木头就会从空中落下，这时能不能保命就要看你的造化了。要知道，在森林里你时刻不能放松警惕，你不可能指望别人知道你的确切位置。
            　　另一种伐木工具是直升飞机。它能减少对周围环境的破坏，但对伐木工和飞行员来说，危险依然存在。
            　　离开了大地这个坚实的基础，任何东西都没有保障了。使用直升机伐木，所有在场的人都可能受伤。历史上伐木的直升飞机在伐木场坠毁的悲剧并不少见。一旦出现险情，飞行员，机上的乘客，还有所有地面人员都不能幸免。
            　　威胁伐木工的危险因素除了这些庞大的机器本身，还有大自然带来的灾难。
            　　伐木工十分害怕林火。树林里引发火灾的因素很多，但大多数都和伐木工用的设备有关。集合管和排气管的温度很高，飞溅的火星一旦落到地面，那工人们就真的有麻烦了。
            　　“但对我来说，在森林里最可怕的时刻，是伐木机把大树推倒的时候。”
            迈克·艾尔伯说到这一工作时，脸上充满了敬畏的表情，“大树在离我只有几英寸远的地方倒下了。实际上，我能感觉到松针从我的脸上滑过。当树在我身边倒下的时候，我明白，死神就在我身边。但是，这工作能让我每天真正融入大自然，我爱它！”
            　　工作中的危险包围着我们，从高高的树冠一直延伸到深深的地下。下面将要介绍的这一职业，是一个传统的职业，但也一直以来都在危险职业的榜单上占据着高位。
            　　花絮
            　　树的用途：
            　　1. 制材
            　　2. 造纸木浆
            　　3. 人造纤维
            　　4. 槭糖浆
            　　5. 水果和坚果
            　　6. 橡胶
            　　7. 软木制品
            　　8. 药用材料
            　　9. 松脂油
            　　10.口香糖主剂
            　地表七八百米以下，一条矮矮窄窄的隧道，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沼气和煤渣的味道，仅有一点极其昏暗的灯光被裹在无边的黑暗里。这就是煤炭工人的工作环境。它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采煤都是最危险的工作之一。对于煤炭企业的井下工人而言，安全生产跟生命的含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瓦斯爆炸、塌方、漏水、着火……燃烧的甲烷能让你严重烧伤。这些矿井事故屡见不鲜
            。
            　　整个20世纪，矿井事故夺去了十几万矿工的生命……此外，还有数以十万计的矿工受伤。矿场是救护车常去的地方，发生大事故的时候，仅有一家医院是住不下所有受伤矿工的。
            　　塌方是矿井下最易发生的危险。矿工们在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有效的经验。早在20世纪初，矿工们知道，老鼠窜出矿井是坑道塌方的前兆。到了机械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每次井下作业以前，都会有一个矿工先检查坑道的顶壁，寻找可能引发塌方的疏松岩层，以避免惨剧的发生。
            　　但还有一种无形的威胁时刻潜伏在井下，比塌方更可怕。这就是沼气，即甲烷气体。甲烷是矿井中的一种挥发性气体，很难发现。但它很容易燃烧，和煤尘混合后还能引发剧烈的爆炸。井下存在着大量的甲烷气体，这是造成井下通风不畅这一难题的主要原因。
            　　早在20世纪初，矿工们就利用金丝雀来探测矿井中的甲烷含量和缺氧程度。领头的矿工伸手提着装了金丝雀的笼子，走在其他工友前面，为大家探路。因为金丝雀的呼吸频率比人快100多倍，过量吸入甲烷会让它们在矿工的身体受到影响之前死亡。这一招帮助以前的矿工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现在，甲烷探测器已经取代了“金丝雀”。探测器只有打火机那么大，携带方便，且灵敏度远胜于金丝雀。沼气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大半，但矿工的工作环境仍然难如人意。
            　　有时候，坑道特别窄，且只有半人高，刚好能容下一辆铲煤车进入，人只能躺在操作椅上，还不得不蜷起来。这样的工作姿势非常难受。长期操纵这些笨重的机械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比如严重的背痛。
            　　现在有一些机器可以代替工人的一部分工作，减轻了矿工的劳动强度，但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危险。采煤工人里奇·芬克向我们介绍说：“我和我的三个兄弟都在矿上。但现在，只剩下我还能干活儿了。我的小弟弟就是被一部采煤机的煤铲铲伤致残的。当时他骑在铲斗上，操纵人员因为一时疏忽启动了机器，铲斗把他铲起后挤在了铲斗和顶壁之间。”
            　　里奇·芬克的另一个弟弟也是因为机器致残的：当时传送带挂住了衣袖，把他的整条胳膊绞进了机器。
            　　“当我赶到矿上时，他的一条胳膊比另一条长了大约一英尺，从身上扯下来的无数骨头和皮肉让人惨不忍睹。”
            　　调查表明，乌克兰的矿工死亡率居世界首位。即使到了现在，仍然平均每天有一名矿工死亡。
            　　那些躲过了井下重重危险的矿工，在远离采矿工作多年之后，仍然要面对一种来自体内的危险——黑肺病。这是由于他们长期呼吸井下高含量的二氧化硅粉尘所引起的。严重时影响呼吸功能，丧失劳动能力。
            　　一般来说，他们只能依靠一种“呼氧器”来度过余生。
            　　而正因为工作中随时可能出现伤亡，矿工们非常珍视彼此间的友情。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他们都会想法子找乐。习惯了运输车里昏暗的灯光和沿途的颠簸后，他们甚至可以在下到井底以前打上一圈扑克。那时他们几乎忘了危险的存在。
            　　黑得几乎无法分辨轮廓的脸，永远也洗不干净的工作服，老弱病残占总人数的很大一部分，这就是我们通常对煤矿工人的印象。但只要看看他们的眼睛，你就会发现，那里有快乐，也有乐观。
            　　最后，里奇·芬克对我们说：“可能有人说，这工作非常危险。是的，也许是吧。有时你也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干这个呢？’但实际上，我还是喜欢这份工作的。矿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非常抱团儿。”
            　　下面要介绍的所有工作中最危险的职业一定是你所想不到的，你将看到，为什么在阿拉斯加附近的海面上工作最危险。
            在世界各地的餐馆和水产市场里随处可见螃蟹的身影，而且价格不菲。它们汁多肉嫩，是深受人们喜爱的美味。人们对于螃蟹的种类和味道总是津津乐道，但很少有人知道捕蟹人的生活。当问及此时，人们纷纷摇头。
            　　CNN战地记者西波汉·达柔：“捕蟹人？我不太清楚他们是干什么的。”

            　　试飞飞行员布莱恩·艾尼斯：“捕蟹？噢，我想他们的工作大概也很危险吧！”
            　　特技演员大卫·史密斯：“嗯，当你只剩下一条胳膊时，我想捕蟹非常危险。因为我不能再让螃蟹夹掉手指了。”
            　　买蟹的顾客迈克·维沃尔：“我想螃蟹之所以价格贵，是因为捕捞成本，运输成本以及加工成本都很高，经过了很多道中间环节。”
            　　食客们为了吃到美味的螃蟹付出了金钱，但为这些螃蟹付出最大代价的，还是那些奔波于白令海上的捕蟹人。
            　　根据有关研究，渔民，特别是捕蟹的渔民，他们的工伤死亡率可能是普通工人的30～40倍。
            　　到了捕蟹季节，白令海平均每周有一个捕蟹人丧生。在捕蟹船上，只要一步走错，就可能出现灾难性的后果。
            　　“我认为危险从你踏上捕捞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因为从你上船一直到你返回故乡，你时刻生活在危险里。”捕蟹人皮特·汶德达尔如是说。
            　　也许很多人对皮特的话不以为然，难以理解捕蟹人工作的危险程度。事实是，他说的一点没错。如果你设想一下船在40英尺高的巨浪中间漂浮，也许你能体会出一些危险来！要知道，当人和大自然搏斗的时候，能占到便宜的情况很少。
            　　在阿拉斯加的白令海上行驶，到处都是冰雪和巨浪，温度会降至-5℃～-10℃。这还没考虑风的因素，如果加上寒风，气温能达到零下五六十度。
            　　捕捞开始后，身着黄色工作服的船员必须先解开堆在船上的巨大捕蟹篓。
            　　捕蟹篓有两层楼那么高，而且通常堆在甲板的两边而不是中间。爬上捕蟹篓就像是儿童爬上攀缘游戏的立体构架。如果不算你脚下汹涌的海水，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但你肯定不想松手，也不愿失足，如果你不想掉进刺骨的海水中的话。
            　　捕蟹篓被解下后放在船舷上，然后将其慢慢放入大海，捕蟹篓上有拴在船上的钩子，因此不用担心会丢失。
            　　一个空捕蟹篓有七八百磅重，因此在摇晃的甲板上把捕蟹篓放入大海时，船员必须格外小心，不要让手被捕蟹篓挂住，也不要让自己成为第一个掉进捕蟹篓的“大螃蟹”。
            　　回收捕蟹篓的时候更危险，船员们要将装满了螃蟹的捕蟹篓拖上颠簸的船，同时还不能伤人。就这样，捕蟹人一次次重复着放蒌、收篓的工作。由于长时间在寒风中劳作，捕蟹人最易患的病就是手部痉挛，他们自己将其谑称为“蟹爪”。
            　　在捕蟹船上，夜晚虽然漫长，但对于船员来说，充足的睡眠却是最大的奢侈品，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捕蟹人皮特·汶德达尔告诉我们说：“捕捉王蟹的时候，我们一天工作21个小时。有时甚至连轴转。有好多次，在捕蟹的最佳时期，我们连续干了两天两夜。这时的最大危险就是反应迟钝，腿脚已经不听话了。”
            　　为了抵抗困倦，他们晚上就在甲板上练习跳高来活动身体，刺激神经。
            　　到了白天，他们又有的忙了，不捞蟹的时候他们就拿起铲子和锄头，抓紧时间为船除冰。白令海的冰冷海水加上极低的气温，一晚上就给捕蟹船挂上了厚厚的冰层，这大大加重了船的负载，搞不好就能让捕蟹船倾覆。
            　　一旦船只开始下沉，海岸警卫队便成了他们的惟一希望。
            　　1990年3月15日，当“阿拉斯加帝王号”捕捞船下沉时，两名船员被冲下甲板，海岸警卫队把他们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今天，捕蟹仍然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工作。如果不是为了钱，谁会愿意从事这种工作呢？
            　　捕蟹人罗恩·劳德承认这一看法：“我的同事们3个月就能挣6万美元。这对没什么文化的人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就在我们享用捕蟹人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时，他们依然在寒冷的极地海洋上漂泊。他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但这种回报往往是以生命为代价的。
            　　无论身处何方，总有一些人承担着那些最危险的工作。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让人们的生活更加精彩，让我们的世界更加安全。
            　　感谢这些勇于奉献的人们！
            　　花絮
            　　十种最危险工作：
            　　1. 阿拉斯加捕蟹人
            　　2. 煤矿工人
            　　3. 伐木工人
            　　4. 战地记者
            　　5. 排雷兵
            　　6. 航空母舰甲板工作人员
            　　7. 试飞飞行员
            　　8. 空中护林员
            　　9. 特技演员
            　　10.钢筋工人
            　除去努力、牺牲，以及身体能够承受痛苦，他们的成功还有更加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就是——梦想！是的，梦想，每一个世界纪录的背后都有一个追求梦想的神奇故事。如果一个人连梦想都没有，还谈什么实现梦想呢？
            　　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使人类的潜能被不断地挖掘出来，使得他们梦想成真呢？

            　　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让我们一起向那些取得了非凡成就的人们致敬，是他们一次次地将“不可能”变成了现实。
            　　我们的故事从一位高空摄影家说起，他能拍下人们一般看不见的高空飞行的情景，因而位居世界纪录的第十名。
            　　他名叫乔·简宁斯，在设计和拍摄惊险刺激的空中特技方面，他被公认为是一流的好手。
            　　简宁斯从小就喜爱天空，那蔚蓝的天幕，变幻的云层，总能带给他无尽的快乐与想像。他觉得，天空是一片最神奇的领域，仰躺在屋外的草地上，他经常梦想着自己能长出翅膀，在空中翱翔……
            　　就这样，在飞翔之梦中，简宁斯一天天长大了。
            　　1985年，简宁斯进行了他实现梦想的首次尝试，不过，他不仅仅是要飞翔，他还要记录下一切！在这次从空中降落的过程中，简宁斯怀里抱着录音机对着它大声尖叫，回到地面以后，他反反复复地给朋友们听他录音机里的尖叫声，并且一次又一次地向他们炫耀，“这是我在几千米高的地方录下来的声音。”
            　　后来，简宁斯又进行过5000多次高空下跳，现在，他早已不是抱着录音机尖叫的毛头小子，而是一个利用现代化设备来对高空中下降的物体进行生动“描述”的摄影师。
            　　经常地，简宁斯把一个20磅重的摄像机固定在头顶，而且，为了拍摄以120英里时速下降的目标，他还穿着一件肥大的、带有头盔的高科技摄像服。最令简宁斯高兴的是这件衣服上有对特殊的“翅膀”。
            　　这对“翅膀”的作用是当他在空中追逐拍摄目标时给他提供很多动力。简宁斯的飞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和喷气式飞机十分相像，“翅膀”能让简宁斯靠近拍摄目标，也能让他及时停住，并且围着目标移动却不至于撞上目标，这样，他就能主动地追逐拍摄目标，就像喷气式飞机寻找它的目标一样。
            　　虽然这对“翅膀”是为工作方便而设计的，但简宁斯更愿意把它和自己童年时的飞翔之梦联系起来。他总喜欢拍打双臂，模仿着鸟的动作。
            　　对简宁斯来说，简单地拍摄物体自由下落的过程是远远不够的。他要向人们展示的不仅仅是优美的飞行动作——这些大家早都见过多次了，他的目标是更高、更快，更刺激！
            　　在几千米的高空，简宁斯拍摄那些用各种工具进行空中表演的人们：
            　　一个人骑在自行车上飞出舱门……
            　　一个人坐在热水器背后飞出舱门……
            　　一个人坐在沙发里飞出舱门……
            　　一个人坐在躺椅上飞出舱门……
            　　天哪，甚至还有高尔夫车！
            　　他镜头下的纪录令人不知不觉被吸引，令人不由自主地尖叫，简宁斯要的就是这效果。
            　　当然，勇气并不是冒失。尽管人和物体降落的过程只有几分钟，但每一次空中特技表演都要准备几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简宁斯和他的伙伴们要为从飞机上扔下去的汽车和其他东西做大量的、细致的准备。他们要把车门和其他零部件都绑结实，因为空中时速120英里的强风真的会把车子撕得四分五裂。这对车里的人而言，是巨大的危险，如果他因紧张而不敢动，就不能及时地从汽车中跳出来，那样就很可能受伤，甚至会丢掉性命。而即使从车里跳出，在空中飞舞的汽车零件也十分危险，它们就像一颗颗子弹，随时可能击中人的身体。
            　　简宁斯可以用任何东西表演高空特技，但到目前为止，最新奇、创纪录的是他在1999年和一个客厅以100多英里的时速一起从高空向着地面轰然坠落。
            　　那是个完整的客厅，有咖啡桌、电话、装电池的台灯、电视机，还有沙发，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两个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简宁斯和特技飞行员卡尔·耐斯波力。
            　　真是不可思议的降落！这个自由下落的客厅一下子囊括了许多世界纪录——自由下落最快的灯，自由下落最快的电视机，还有两个坐在自由下落的沙发里看自由下落电视的飞行员，这些都是从没有人尝试过的。
            　　就这样，由于在空中的惊险特技创下了新的纪录，还有在新的高度从事的高空摄影，简宁斯和他的空中特技队的伙伴们，被排在了我们的世界终极纪录的第十名。
            大部分的世界纪录都是个人所取得的成绩，但集体也同样可以在这里争取一席之地，第九大世界终极纪录就将向你展现集体的力量——拉丁乐超级明星格劳利亚·爱斯蒂芬和几十万狂欢者聚集在阳光明媚的迈阿密，试想，那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呢？
            　　迈阿密市是美国佛罗里达州人口最多的一个城市，面积只有117平方公里。温和的气候使它成为老年人最喜爱的城市，所以，城市里林立着退休公寓。在这里，甚至人们开车都会减

            慢速度。
            　　不过，迈阿密绝不因为有那么多老人而变得暮气沉沉。在迈阿密沙滩，白色的沙滩伴随着俊男靓女们古铜色的健美肤色，点缀着城市，给它带来无穷生机。
            　　不仅如此，在每年3月，迈阿密还会举办一个盛大的活动——科利·奥荷节，节日期间，这里不但是充满生机，简直就是疯狂了。
            　　1998年3月，是科利·奥荷节创立十周年的日子。组织者们为了给节日的十周年纪念准备点儿特殊的节目，煞费苦心，大家都希望想出个一鸣惊人的点子。工作人员西维亚·薇塔突发奇想：何不从科利·奥荷节的名字上下功夫？
            　　大家知道，迈阿密是移民的大熔炉，有人数众多的古巴移民，事实上，科利·奥荷就是西班牙语，是第八条街区的意思。
            　　西维亚·薇塔开玩笑般地说出自己的建议，科利·奥荷节期间组织一个最长的康加舞队，从第八条街区开始，将23个社区连成一个巨大的聚会场所。
            　　建议一经提出，立刻得到热烈响应，大家都觉得那可太有意思了。
            　　康加舞本就是一种古巴舞蹈，它不像其他的舞蹈，一定要衣冠楚楚，一定要男女搭配，一定要穿着正式，一定要在大雅之堂……它可以在街头、在野外，只要有节奏强劲的音乐响起，人们可以马上摇摆着身体，跟着节奏跳起来，而且，康加舞奇特的地方在于，它总是由众多舞蹈者列队进行。
            　　康加舞是热闹的舞蹈。出生于巴黎的画家、后印象主义首领乔治·修拉曾创作过一幅作品，名字就叫《康加舞》。画中有一列跳康加舞的人，他们昂着头，每个人的腿都高高抬起，是欢快和热烈的场景。修拉本是一个十分崇拜理论的人，他把理论看得高于感觉和直觉，但在这幅作品中，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画家的热情。无疑，是康加舞给了他这种热情。
            　　所有的人都被康加舞和薇塔的主意迷住了，他们立刻行动起来，找到明星格劳利亚·爱斯蒂芬，请她来主持这个聚会。爱斯蒂芬表示愿意全力支持。她当然会支持，因为，她最初正是在这种聚会上成名的。她热爱康加舞！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临了，随着美丽的格劳利亚·爱斯蒂芬富有感染力的一声“你准备好了吗？”，随着音乐声的响起，在15分钟内，庞大的康加舞队伍占据了整条第八街区，并一直延伸着。
            　　迈阿密成了舞蹈者的海洋，人们笑着，唱着，一个接一个地排下去，排满了街道和广场，五彩缤纷的衣服刺激着人们的眼睛，响彻云霄的音乐和笑声震撼着人们的耳膜，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久久无法忘记那种快乐和热闹。
            　　这次纪念活动就这样被载入了史册，一位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发言人宣布，原来的康加舞队纪录已经被打破了。据官方统计，参加这次康加舞队的有119986人，是上次的12倍。
            　　对每一个参加者而言，他们只是愉快地随着节奏摇摆身体，但对那些辛苦劳累的组织者，这是一次伟大的纪念活动。大家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出传奇！
            　大多数人都有突破传统，超越以往的信念和渴望，这也许就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一直为世人所关注的原因吧。
            　　1955年8月27日，英国吉尼斯酿酒厂为了促销，出版了一本《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4天后，一个未来的破纪录者——阿斯瑞塔·弗曼在纽约的皇后大道降生了。

            　　幼时的阿斯瑞塔·弗曼一点也不爱运动，他对任何一种运动都不感兴趣。小小年纪，弗曼就认为运动纯属是在浪费时间，他相信精神才是一个人的实质。正是基于此观点，他很早就开始阅读有关东方神学的书，并开始了独立的思考。
            　　20岁时，强烈的求知欲使弗曼来到了一位神学教师的门下。神学教师叫申莫伊。是有缘吧，在见到申莫伊先生的那一刻，弗曼就知道那就是他的老师了。
            　　申莫伊先生发现了弗曼自己都不知道的潜力，确立师生关系后不久，他就鼓励弗曼去参加一场环绕曼哈顿中央公园的24小时自行车赛。
            　　在旁人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要知道，弗曼甚至从未骑过车！
            　　但弗曼信任自己的老师，正如他的老师相信他。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他写了份决心书，决定要去参加比赛，拼死一搏。他参加了比赛，靠冥想帮助自己坚持下来，而且居然获得了第三名！
            　　比赛结束后，弗曼认真地思考了这件事，他发现，他能够超越自己的体能极限。于是，思考的结果是，他为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进入吉尼斯大全。
            　　弗曼立刻开始了训练，他的目标是打破屈体跳的吉尼斯纪录。毕竟是缺乏锻炼的身体，前期训练时，他只能跳50下。这个成绩连10岁的孩子都能轻易达到。弗曼毫不介意这不算好的开始，经过几个月刻苦的训练，他以连续跳27000下的成绩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成功更增加了弗曼的信心，他对此更加热衷起来，而且，越锻炼，他越发现体内有用不完的力量。弗曼的下一个挑战是连续前滚翻，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为8.3英里。
            　　这项训练中所吃的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几乎每次回家的时候，他都全身又是泥又是汗，腿上扎了很多碎玻璃，那样子狼狈极了。但他相信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他并没有放弃，日复一日，他在人行道上默默地向前翻滚，手支地、低头、翻过去、再手支地、低头、翻过去……道路在前方延伸，似乎永无终点，但他依然向前翻滚，一米一米地缩短着与世界纪录间的距离。终于，1980年，他以前滚翻11英里的成绩打破了该项世界纪录。
            　　这只是接受诸多挑战的开始，后来，弗曼又多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从套麻袋行走到水底杂技……还有头顶牛奶瓶使其保持不倒等项目。
            　　在挑战头顶牛奶瓶保持不倒项目时，弗曼边行走边微笑着，他在体验挑战带来的快感，同时，他发现，他还给别人带来了乐趣——有人向他扔高尔夫球，想把他头上的奶瓶砸下来，还有一个小孩儿也想用小弹弓把他的奶瓶打掉……
            　　1987年，已获得十项世界纪录的弗曼受到了吉尼斯的嘉奖，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多的吉尼斯纪录保持者，他被授予了第十一项世界纪录：“多才多艺奖”。
            　　从外表看，弗曼没有任何过人之处，他甚至好像比普通人还要更瘦一些，文质彬彬的他，思想深处总有些火花闪现——他总是能出人意料。
            　　1989年，弗曼决定暂时隐退，他和他的神学教师一起出门远行。但他实在太有名了，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鼓励他在那里破一项世界纪录。弗曼觉得这非常有意思，他能更了解那个地方，还能看看人们对这类疯狂的事情会作出如何反应。
            　　到90年代末时，弗曼已打破了60项世界纪录，他因拥有最多的吉尼斯纪录而脱颖而出。
            　　也有许多人对他不理解，也有许多人讽刺他的神经有问题，对此，弗曼有自己的观点：“尽管很多运动看起来很愚蠢，我仍觉得自己得到了提高，人的体能是有限的，但精神是无限的，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与一艘16000吨重的轮船间的较量使得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了。
            　　从远古开始，物种间似乎都是凭借力量来决定各自的地位。现代社会，人们日益崇拜大脑，轻视身体，不过，这也很像公众为自己的身体不再强壮找的托词。所以，一个能拖动一辆2吨重卡车的强壮男人吸引我们注目。

            　　他是约翰·伍德，有着超常强壮的体魄。12岁时，伍德还是一个瘦弱的少年，当他看到一幅异常强壮的查尔斯·阿特拉的健美广告宣传画时，他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
            　　他撕掉自己房间里原来的所有宣传画，在墙上贴满健美明星的照片。走进他的房门，充斥眼帘的是黝黑发亮的皮肤，结实的臂肌、腹肌、背肌、腿肌……伍德进行了各种训练，渐渐地，健美明星照片包围中的苍白少年，变得高大和强壮起来。几年训练下来，他加入了强壮者的行列。
            　　早在20岁时，他就开始表演特技了。那时，他最经常表演的节目是：袒露着上身，在身上放一块钉满钉子的木板，然后，一辆摩托车疾驶而来，从木板上冲过去。
            　　这是个危险的表演，不容有丝毫差错，不幸的是，有一次，他在钉板上表演时出了事故，摩托车把一块起保护作用的斜轨撞碎了！钉板破裂，钉子一起扎向伍德的身体，其中一枚钉子深深地扎了进去……强烈的撞击和压力，摔断了他的肋骨，他的大小便都失禁了，肛门也破了……
            　　医生告诉伍德他再也不能走路了。但是对这个坚毅的男人来说，这次事故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挫折。很快，伍德又恢复了往日的强壮。在战胜不幸和挫折的过程中，伍德用另一种方式，再一次向人们证明了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
            　　现年已经50多岁的伍德，真的长得很强壮，他身体的每个部分里似乎都积蓄着力量，包括他下颌上的胡子……在进行挑战之前，他总是习惯性地发出“嘿！哈！”的喊声，声音是从身体深处发出来的，就像是在唤醒他的力量之神。每次他发出喊声，围在他周围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美丽的女孩子都会忍不住发出惊呼和尖叫。所以，不要鄙夷强壮的身体吧，因为最起码，它能令女孩子为它尖叫！
            　　而伍德，他以无比的自信，对全世界的人说：“我是世界上最强壮的男人，因为和任何人比起来，我能拉动、推动、举起更重、更大、更不寻常的物体。”
            　　过完了他的50岁生日后，伍德就将目光转向了体能比赛的终极纪录，他决定向一艘远洋定期客轮发起挑战。这艘客轮是一个漂亮的庞然大物，它的名字叫“避风港”，它和它的名字很般配，因为它真的大到可以充当避风港了。它重达16000吨，足足有半个街区那么长。伍德要凭自己的力量不借助任何工具拉动它。
            　　表演的日子到了。一条粗大的绳子连起客轮和伍德，人们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待着。伍德开始发力，他“嘿！”了一声，拉动绳索。绳子绷紧了，但是，客轮纹丝不动。
            　　人们在心里为伍德祈祷：来吧，开始吧，让它跟伍德走，让伍德拉动它，开始吧！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伍德做了数次努力，但他似乎遇到了麻烦，怎么也拖不动客轮。
            　　也许，放弃也没什么，毕竟他还是没有对手的，他只是在挑战自己，即使拉不动客轮，伍德还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但伍德决心要把和“避风港”号的抗争进行到底。
            　　5分钟过去了，客轮还是没动；10分钟过去了，客轮像是长出了根，深扎在海里；15分钟了，这次，客轮放弃了，它任由伍德将它拖动，并且，拖了22.5米的距离！
            　　1999年8月23日，又有一项新的世界纪录被打破了。凭着他巨大无比的力量与永不放弃的信念，伍德获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