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电视剧创作之忧：掏空信仰 消费历史

2011年12月12日 作者：光明日报 编辑：李贤娜

提要：历史剧之所以是历史剧，除了取材历史外，还必须有充盈的艺术真实的历史感，就像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必须深入生活一样，写历史题材必须深入历史。研究历史题材，就是要研究历史的客观性如何在艺术中完整呈现。

历史题材离不开当代视角，但很多作家、编导在完成作品时却过分关注自我，不能充分地打开自己的视野，读者、观众无法从中看到丰富的外部世界和历史进程。历史剧不再反映生活与历史的真实性，而注重的是其中的花絮、琐碎、偶然、奇巧、突转。

历史剧的创作越来越明显地变成迎合市场的类型化写作，其中最突出的倾向是陶醉于消费主义的浪潮中，写作放弃了精英的姿态，与娱乐文化合流，削平意义，掏空信仰，消费历史。

目前，电视剧艺术已经成为我国一种主要的视听娱乐与文化消费方式之一，为社会提供着重要的精神产品，满足着人们的精神需求。诚然，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电视剧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创作从单一视角到多元视角，从整体到局部，从微观到宏观，层次日益丰富。在对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表现，对人物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开掘上，都有显著的提高。一些历史题材电视剧精品也应运而生，博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但是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令人对此类题材的创作忧心忡忡。

历史剧中历史的必然性不见了

历史剧除了取材历史外，还必须在艺术表现的同时充盈真实的历史感。就像写现实题材的作品必须深入生活一样，写历史题材必须深入历史，研究历史的客观性如何在艺术中完整呈现。但令人遗憾的正在于此，我们的某些历史剧客观规律的必然性消失了，表现一是历史变成了事物的罗列，场面大、人物多、事件奇、地点南北忽变似乎就是历史。表现二是历史成为各方较力的魔方，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却仅仅用人物台词去表述，而不是被生动地刻画出来，没能显现出历史逻辑的力量。表现三是剧中人物的个性被湮灭在事无巨细的事件排列中，难以见到艺术家主动拥抱角色的热情，更难以见到表演者建立在历史生活体验基础上的朴素表演。

这种必然性的消失应归咎于剧作的创作者普遍前期准备不足，对历史资料和真相缺乏基本的搜集、核查，在故事还未成型时，便仓促进入艺术创作，手头素材不足以搭建故事框架时，便信手拈来进行编造，导致我们在电视剧中虽然看到了道具、场景、服饰的某些历史还原，却仍难以体验到客观真实的历史感。历史必然性在电视剧中的消失，从大的文化背景上讲，是非本质主义和告别主流意识形态的结果，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讲，是创作者没能树立自己独立的世界观的结果，这就造成了很多历史剧场景多，却空洞雷同；场面大，却浮光掠影；人物庞杂，却相互瓦解；现代科技手段多，却精气神迷失。而经常将敌对双方的关系闹剧化的处理，更让人寻绎不到正义的力量和历史的规律。

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让创作脱离历史真实

历史题材离不开现代视角，但很多创作者在完成作品时却过分关注自我，不能够打开视野，观众自然就无法从中看到丰富的外部世界和历史进程。历史剧不再反映生活与历史的真实性，反而注重其中的花絮、琐碎、偶然、奇巧、突转，这实际上就是历史剧写作中的虚无主义和形式主义。此外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显然还受到了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它主张艺术真实不等同于生活真实，这就容易使历史剧的创作以“艺术”为名脱离了历史真实的基础，观众看到的往往是借古讽今的含义有余，而历史的客观意蕴殆尽；借景抒情的场面有余，但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却十分少见。

不妨认为历史剧在艺术指向上具有双重性，一是指向历史本身的，同时也指向现实；但前者是基础和前提，丧失了前者也就无法达成后者，即对现实和当下的启示。以借古喻今为由，有的创作者心态浮躁，对史料缺乏深入研究便仓促动笔，缺乏大的历史思考；有的为了吸引读者，不惜用离奇的故事制造噱头；也有的为了突出人物的七情六欲，忽视了人物精神世界的叙写，这些都成为当代历史剧创作的显著缺陷。以史为镜，艺术家需要的首先是心平如镜，照当下之变，历史的铜镜需先磨亮。事实上，人们观看历史剧的首要目的还是关注历史本身所显现出来的规律性和趋向性，并不希望编导按今天的趣味扭曲历史，随意将历史附加上当代认知或进行文学反讽。我们不能不说，历史比主观想象更丰富，更有魅力，更广阔，但只有尊重历史的创作者，才能在历史中寻找到真正魅力。

历史剧变成了迎合市场的类型化写作

近年历史剧越来越明显地变成迎合市场的类型化写作，其中最突出的倾向是陶醉于消费主义的浪潮中，写作放弃了精英的姿态，与娱乐文化合流，削平意义，掏空信仰，消费历史。历次革命战争中所涌现出来的英雄，以及文学艺术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人们对不可征服的民族精神的再次升华和确认，是人们告别屈辱的过去、对未来精神新生的期待。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修辞都可以运用到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中。艺术不应该放弃严肃对待历史的态度，更不应采取自我矮化、解构历史、颠覆英雄的态度，这种态度尤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实际。中国历史的客观进程包含着民族的苦难与创伤，人民的觉醒与自觉，革命的神圣与深刻，复兴的寄予与期盼，是不能随便被戏谑化，更是不容诋毁和嘲讽的。

一些创作者急功近利，贪图收视效果及其经济回报，一味追求以奇制胜，吸引眼球，从而忽略了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和民族的长远利益。也许，我们的一些创作者看到了历史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难度，于是在还原历史时竭力采取客观立场，即以第三者的视角看待历史，力求做到公正与客观，这可以看做是一种修辞手段的使用。但是，超越的视角不应该变成模糊的视角，因为受制于历史语境的客观性，艺术家的主体态度不可能完全变成超越的态度。刻意的超越除了惺惺作态的矫情之外，就只能理解为是主动的立场放弃和对自我正义性的不自信，甚至在一些条件下变成主动屈服——这是人们根本无法接受和答应的。诚然，艺术呈现的最好方法是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但在创作中达到艺术真实，也必然包括表达于今犹存的不可战胜的民族意志和鲜明的爱憎立场。在历史剧中占比例不小的革命与历史结合的题材上，即使在艺术中也没有所谓超然的中立立场。

消费主义向影视剧艺术的渗透带来错误指向

在近年影视剧的创作中存在着一种说法，即不要从艺术的角度看，要从票房、收视的角度看。致使一些创作者从片面的、主观的角度猜测观众的消费趣味、消费取向，将娱乐看成第一要义，游戏历史，戏说史实，甚至为了搞笑不惜颠倒美丑、指黑为白。

消费主义，一概将观众、接受者视为娱乐者，以为闹剧化会达到最好的观众效果。消费主义向影视剧艺术的渗透，带来了闹剧化的结果，就是将艺术作品不论体裁之分，一律小品化、碎片化，于是诉说成了“戏说”，历史成了“秘史”。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某个剧作的个别片段是精心制作的，但艺术整体却被破坏了，人们对于这样的作品并不认同，但却被“票房飘红”的挡箭牌阻拦。我国目前的观众是多层次的，但不管哪一个层次的接受者都需要雅俗共赏的作品。刘勰曾有话：“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就偏偏剩下了只要观绮闻诡的艺术，难道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慷慨者、酝籍者，都是浮慧者、爱奇者吗？这种现象不仅极端忽视了欣赏者的多样精神需求，而且还存在着这样的隐患：狂欢中文学精神丧失殆尽，看似花样翻新不断，实际上贫乏苍白不已。神圣凛然的历史、苦难庄重的历史、慷慨激昂的历史没有了，文学艺术中的历史变成了竞赛巧智的拼图和魔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