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网盘怎么试用加速:毛泽东去世及粉碎“四人帮”后，阶级斗争为何愈演愈烈？

        十一大的遗憾

　　1977年8月12日—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华国锋在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报告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这是很鼓舞人心的。

　　但是，政治报告不但没有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反而依据“两个凡是”，称颂毛泽东晚年的英明伟大，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说“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载入史册。

　　报告把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

　　报告在论述今后“抓纲治国”的八项任务时，强调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报告指出：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报告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报告根本不提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左”的错误，认定“四人帮”推行的是一条“极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党面临的任务，不是反“左”，而是反右。

　　报告继续鼓动：在“伟大阶级斗争推动下”，深入持续地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实现“国民经济的新跃进”。中国，还在“左”的阴影下蹒跚、等待。

　　十一大之所以延续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原因在于：

　　客观方面：粉碎“四人帮”仅仅10个月。长期以来“左”的影响还很大，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枷锁还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改革的力量对于最高决策还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

　　主观方面：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在华国锋和汪东兴起主导作用的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毛泽东晚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

　　十一大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共五人，也由这五人担任。

　　在十一大上，邓小平致闭幕词。他在演说中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邓小平批判“左”倾思潮、打破“两个凡是”、推动思想解放的纲领性思想和有力的武器。在十一大上，邓小平仅有有限度的发言权，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作着努力的抗争。

　　新中央军委令人瞩目

　　按照惯例，十一大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8月25日，中共中央就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的组成下发通知：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华国锋；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韦国清、苏振华、张廷发、粟裕、罗瑞卿；

　　列席常委：杨勇、梁必业、张震。

　　此时，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的罗瑞卿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的老部下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至关重要。人们从这个名单上，看到了有利于邓小平和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因素。因为德高望重的几位老帅副主席和军委绝大部分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是坚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邓小平的。这一点，十分令人瞩目。

　　在这之后不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轩然大波。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立场。这是实践标准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

　　华国锋在十一大上的报告，表明他有四个坚持：

　　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二、坚持“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

　　三、坚持反右，反对反“左”；

　　四、坚持用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和大跃进的方式搞经济。

　　这四个坚持，是“两个凡是”在思想、理论、政治、经济不同领域的具体化。

　　这里特别列入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以往对于华国锋的批评，比较偏重于政治方面，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很多同志对于他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措施研究较少，这是一个不足。上文对华国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谈得比较多，在这里侧重分析一下他的经济思想。

　　城市与工业的改革比较复杂，至今仍在探索，仍有争论；而农村与农业的改革已获得全国共识，这里就从农村和农业问题入手，对华国锋的经济思想作一纲领性的剖析。

　　在毛泽东晚年和他去世之后，为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为农村发展确定一条道路，曾召开两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毛泽东生前的1975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12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第一次学大寨会议，是“在毛主席亲切关怀下”召开的，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报告。第二次会议“是华国锋主席亲自提议召开的”。《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强调这次会议的重要性说，这次会议“是八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华国锋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因此，这两次大会的精神，能够反映华国锋抓农业的思路。

　　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与江青发生尖锐的政治斗争，这里且略去不提，单说农业问题。当时还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提出“农业要整顿”，实际上是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祸及农村和农业方面的错误。农业怎样整顿，整顿的目标是什么呢?邓小平说：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要实现现代化。这就是邓小平的见解。

　　现在大家对农业现代化可能有了更多的理解，它是指机械化、产业化、市场化，是指普及应用先进科学技术，在市场经济中实现高效率和高效益。

　　不管怎样，它绝不是人民公社这样一种出工不出力的低效率、大锅饭模式；农业现代化也绝不是靠普及大寨县的政治运动所能实现的。

　　在这里，邓小平对“学大寨运动”委婉地表示了不同看法。不久之后，邓小平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决主张解散人民公社，正是这一思路的逻辑发展。         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大跃进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颖超等同志提出：硬来蛮干的学大寨不是出路，在农村普及科学技术，提倡科学种田，才是中国农村的出路。 邓颖超等同志的看法是有依据的。

　　最大的依据，就是从19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搞了20年之后，到了1978年，农业生产效率却低于1952年农业合作化之前的水平。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指出：如果把1952年的农业生产率定为100的话，那么，1978年则为77.6。

　　多年来不分青红皂白地推行全国“学大寨”，极大地加重了人民公社造成的灾难。

　　对这一点，最高决策层应该是有所了解的。

　　但是华国锋对此全然不顾。

　　华国锋在第一次学大寨大会上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开展普及大寨县运动，他要求省地县要派出1/3的干部下去抓这项运动，以期实现1980年全国有1/3的县变成大寨县。

　　这一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动力，就是陈永贵在这次大会上说的：“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

　　如果说，在“四人帮”猖獗的情况下，这样布置工作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及粉碎“四人帮”之后，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了。

　　可是，在第二次会议上，不但一切照旧，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会议指出，学大寨是中国农村中又一次伟大的运动，是解决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会议指出，学大寨，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贯彻始终。

　　会议要求前来开会的2000多个县的负责人：学大寨，要学根本，要像大寨那样“扎扎实实”地抓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大批促大干。

　　华国锋及陈永贵把党内对“学大寨”的质疑打成“四人帮”，当做“死敌”来对待。

　　《人民日报》庆祝这次会议闭幕的社论说：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两个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

　　社论强调说：刘少奇、林彪这些党内修正主义的头子是反对学大寨的，王张江姚同样反对学大寨，而且更猖狂，他们是贫下中农的死敌，是全国人民的死敌。

　　《人民日报》报道：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同志提出，到1980年全国要有1/3的县建成大寨县。要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各省市区都要实现粮棉油猪上《纲要》、超计划，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愿，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把干劲进一步鼓起来，鼓得比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劲头还要足，坚决完成华主席、党中央提出的各项任务和要求”。

　　当然，这个高指标到1980年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就是到了2000年，也难以达到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

　　我们由此看出了华国锋搞经济的思路是：政治挂帅+群众运动+大跃进。

　　华国锋对中国经济的体制性弊端缺乏认识，当然也就谈不上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他的经济思想，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延续。

　　华国锋的四个坚持，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化的起步和发展。十一大虽然比“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的十大有所进步，但是，它没有能够完成从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本文摘自《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马立诚 凌志军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