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保存视频的软件:“我们通过媒体发言，也被它改造”

　　许子东

　　生于上海，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98年在香港大学中文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担任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年起出任系主任。担任凤凰卫视中文台《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主持，擅把学术融入日常话题。妻子为有“燕子姐姐”之称的著名主播陈燕华。

　　早报记者 石剑峰 

　　许子东在1980年代曾是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如今公众对他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嘉宾身份上，他的正式身份是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

　　12月底，《许子东讲稿》（3卷本）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上海期间，许子东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对部分学者分化到公共领域表达看法，他提醒自己和同行不要以专家自居，更多只是公民围观；对于同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化，他表示理解，但认为做出的选择要出于真诚，而不是策略。

　　上电视说话，我只是公民

　　东方早报：在《锵锵三人行》当客座嘉宾那么多年，有没有觉得厌倦，甚至绝望，因为你讲得再多，很多事情还是不断重演？

　　许子东：也会有。我们这个节目，人都是老人，事情都是新的。它的场景就像《老友记》，大家聚在一起谈正在发生的事情。大家相互间大概知道你会说什么，你万一讲得非常意外，大家会想你怎么今天变了。很多情况下，前年能说的话，现在都可以原封不动再说一遍。但也有时候，昨天能说的，今天却不能说了。这么想是很绝望。但我们只是表达、反映人的困境，我们不制造虚幻的梦境。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节目受到很大舆论限制，很多事情不能说，而且一再提醒我们：只讲现象不分析原因；只讲事实不讲道理；只讲证据不讲推理。这几项都是基本原则。可是，我习惯于分析推理，所以受到最多限制和警告。这些提醒开始觉得烦，我们想通过媒体发言，结果反过来被传媒改造。所以，这也是我整本书（《许子东讲稿》）的主题：我们被传媒改造。

　　开始我觉得是一种压制，但后来发现也有好处。因为结论大家都知道，也都太粗，而且这个结论也不能解释所有现象。所以多停留在现象，多分析问题的复杂性，比一下子达到“归根结底是什么”更有意义。关于写小说，王安忆曾说过，要在限制中发挥。

　　很多人问我，越界是否好，得失如何。这个问题的背景是，有些读书人到了媒体以后，变得大红，也受到很多非议，具体我不点谁的名字。我不评论别人，但就我个人，我把这当作两回事情来做：我的职业，我的研究还是现当代文学，这是我固守的阵地。

　　当我到电视说话的时候，我不是教授和学者，我就是一个公民，是一个普通人。当发生医疗事故、列车事故的时候，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教授、专家，你只要尽公民责任，而不是什么事情都能批评的人，否则会越来越让人失望，你自己也会越做越累。

　　微博、博客、媒体是工具，媒体工具倒过来也会控制你。如果你因为工具的反馈，不断调整自己，不断迎合民意和参与民意，这种情况很多，也是非常危险的。参与的人要谨慎。民意是很难说的，如果以民意作为文化标杆的话是很糟糕的。

　　什么都上升到主义，危险

　　东方早报：从单纯学术界到传媒等公共领域，这是现在很多知识分子都在做的事情，但也有很多你的同行固守在自己的学术领域，你怎么看这样一种选择和分化？

　　许子东：我知道不少同行，当他们越界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研究也转移了。有些学者不仅研究对象改变，观点也改变了，比如李陀，他原先做小说评论非常好，可是近年来他做意识形态批评。

　　学术研究这回事，跟功利、政治、经济一结合，要切切提防，不要因此影响自己。现在在意识形态（方面）比较活跃的一批人比如甘阳、李陀，你可以说他们的社会批评走在前面，但是还是依靠原先的学术工具，比如甘阳还是依靠西方哲学的基础，李陀转得比较彻底，但是他反而拒绝大众媒体。你把对社会的焦虑、把中国每一年的现象上升到主义层面讨论，有一点危险。现在还是要像胡适说的那样，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

　　东方早报：对于学人来说，公共发言的基础一定是学术成就吗？

　　许子东：或者我们换个角度说，读书人如今在这个变幻的世界中，守在自己的书桌前，你不想外面的事情都不可能。每天各种信息扑面而来，我们再纯粹的学者，坐下来吃饭，也会谈这些事情，也会谈郭美美，也会忧虑。

　　但是大家应对方法不同，大概归纳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整个方向兴趣转移，在自己的研究中思考中国往何处去，直接在学术研究转移中考虑。这种转移的学者中，偏向于“新马”和“新左”的比较多，批判资本主义比较多。另一类是，他们找了两条路，研究还是往深里做，同时另找途径发泄对社会的感觉，多数人是找（通过）散文，比如陈平原。我觉得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寄托了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原先的研究，他们的学术根基没有本质变化。

　　东方早报：你刚才提到了一批学者学术研究转移，尤其转移到“新左”、“新马”比较多，你怎么看你们这代学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化？

　　许子东：我们这批在芝加哥大学呆过的学者分化尤其明显，我比较折中。我的书由汪晖推荐，但还和查建英一起做节目，可是有些人都已经不再见面了。我和两边都保持朋友关系。我对他们的这种分化保持一定的理解。

　　在西方，学人天职就是批判社会，如果社会主流是资本主义，你要在西方学界生存就可能是左派，一定要想出一些方法批判亚当·斯密以来的基本传统，更不要说新自由主义那套。你为了在美国西方学术界容身而这么选择，可以理解。

　　但把这些观点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语境，不顾中国深层现实，客观上可能还达到既为上层欢迎，又哗众取宠地迎合某些人的效果。我觉得学者有意做这点，是不负责任。如果你真相信也算了；如果你也不太相信，只是因为这种声音有呼应、是一种策略，那就要反省；如果是谎言，要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