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陈国凡,读后感:上海，奢华梦之前世今生

    上海人，精明；上海人，时尚；上海人，会享受；上海人，懂生活。百年开埠，十里洋场。大概再没一个地方比上海更具备奢侈品消费的传统。就像今年80岁的阿公，无论在灯红酒绿的租界年代，还是在大品牌纷至沓来的现今，其对奢侈品的热情始终高炽。在他还是意气风发的小开时，天梭、依波路般的品牌于他已不陌生……唯有上海，才有这样的老克勒，才有真正的奢侈品消费的记忆与憧憬。

    自从进入了《ShanghaiTatler》，Roger的生活就跟奢侈品密不可分了。他背着上万的Tod's包上班，出席各种派对宴会。只有上海这样的地方，才会有《ShanghaiTatler》这样高端的社交杂志。数不清的奢华品牌的盛大宴会，不停歇的名流私人派对，还有充斥着成功人士的商界和文化活动。在这些场合，奢侈品必不可少。“上海一直有精品文化。”Roger说，出席杂志活动的很多来宾都有不可小觑的家世背景，一句“以前……”就能开启一段传奇故事。

    曾经，陆小曼、唐瑛们在这里翩翩起舞、风姿绰约；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老克勒们的做派里遐想当年风光。曾经，名流淑媛专美奢侈品；如今，奢侈品离我们不再遥远。

    花光钱，留下好东西

    徐公80岁男

    拥有奢侈品：Tissot、ErnestBorel、蓝威龙、比利（上世纪50年代）、Tudor

    石门一路上一幢位置隐蔽的老洋房3楼，80岁的徐公刚睡好午觉，斜靠在沙发上，向记者追忆往昔。

    这位上海第一家外贸公司的职员一直生活得很洋派。3个月前，他还踱着方步逛遍了上海的老字号名表行，选了块近9000元的劳力士表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他也是解放后上海的第一代奢侈品消费者。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市场上能买到的大牌种类远不如现在繁多，但就有徐公这样的一群人一掷几个月的薪水买手表、皮鞋、金笔，那份爽气、潇洒远远走在了小辈们之前。当然，这一批习惯用进口货、名牌货的老上海，大多有些家底，除却商人小开，还有像徐公这样，生于书香门第，迎娶富家千金的美术设计师。“解放前我就戴两根针的天梭了，那时还有个名牌表叫汉密尔顿。上世纪50年代我在亨达利买的第一块表是依波路，180多块，花了3个半月的工资，主要是看中表盘里一男一女两根人形指针，有设计感。”冲着两根指针买下一块表，派头十足。

    最近因为世博会造地铁，这幢百年老屋要拆迁，徐公在整理几千册书稿时把腰扭了，所以一直绑着腰托，看起来有些羸弱。但他还是自豪地告诉记者：“想当年，我年轻时可是很时尚的。”

    当年的那个时髦小伙，“穿的基本上都是牛仔系列、美国的高头皮鞋、花衬衫。品牌也都比较高级，法国的‘蓝威龙’、美国的‘比利’全都有，最低一档的品牌就数‘稻草人’，也蛮有名的哦。”描述起几十年前，自己下穿白牛仔裤，上搭花毛衣，外披牛仔大衣，脚蹬黄皮鞋的时髦打扮，他转述当时领导的一句赞语——“徐公，你真敢！”“我有什么不敢的，花掉好几个月工资，目的是为了自己开心。”他说得理直气壮。

    徐公还记得当年这些品牌的门市部散落在石门路、南京路、四川路上。“一条牛仔裤两三百元不稀奇。我60年代买得最多，‘文革’后又兴起过一阵，我又买过一批，现在还有几十套衣服没来得及穿呢。”像他这样亲历过品质生活的老一代，对好东西的要求很高，又有主见。所以提及后来凭外汇券才能进的友谊商店，他皱皱眉：“友谊商店？那些个东西都是大路货。”言下之意他是瞧不上的。而皮尔·卡丹之类盛行的时期，他也选择了回避。

    名牌表，爱情的见证

    卓观赐60岁男

    拥有奢侈品：Omega

    上海人消费奢侈品，有着一脉相承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不仅体现在徐公他们懂得享受生活，年轻一代追逐国际大牌舍得投资上，更体现在物资极不富裕的计划经济时期。即使温饱问题勉强才能解决，上海人也会拿省吃俭用几个月攒下的钱，换回一块进口手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口手表对老百姓而言可谓唯我独尊的奢侈品。手戴一块银灿灿的手表，意气风发地走在厂里，有心无心抬手在别人眼前划过，足以引发一场波及全单位的围观热潮。那些舍得花近一年工资买一块名牌表的年轻人，绝对属于有魄力。60多岁的卓观赐就曾当了一回这样的“潮人”。

    隔了40年，卓观赐依然清晰记得1969年陪女友花368元买欧米茄的情景，那年，他一个月的工资才42元。
    “我们年轻的时候兴起过一阵风，就是工作后一定要有块手表，算是奖励自己。”当时，卓观赐正和后来成为他太太的女同事谈着恋爱，后者迫切地想要买块表。“我的性格是，要买就买好货，国产手表我不要，只要进口的。”

    计划经济时期，买进口表先要排队领登记单，然后根据上面写的具体时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张登记单像预约券，拿到了它就等于拿到了表。”据卓观赐说，上海的几家钟表店每个月只会出售一次进口表，每次仅放出十几只，货源相当紧张。所以一听到明天钟表店要放表了，很多年轻人都会提前向单位请假，第二天大清早去排队等开门。那种热切的心情，绝不输于如今打折季在名品店门前排起长龙的人们。

    “我们平时在安亭的阀门厂上班，周末才回上海，所以总是抢不到登记单。那个时候很着急。”于是每个星期天，两人都会携带“巨款”约会，内容也是雷打不动的，逛南京路、淮海路，路过每家钟表店都会进去瞅瞅。可惜那些躺在柜台里闪闪发光的手表，都已贴上了别人的标签。终于有一天，他们闲逛时撞上淮海路附近一家表店出新货，有几只欧米茄。“这种高级进口表不用登记预约，可以当场买。”两人心情激动，进门直奔柜台。“那时的钟表店里天天有人来看表，但买的人少。所以发现两个20岁刚出头的小青年单独来买表，大家都围上来看，还叫‘有人要买表了，有人要买表了！’连店员都不太敢相信呢。”这场小骚动让卓观赐挣足了面子。

    “不瞒你说，买是买了欧米茄，却是里面最便宜的那只，非全自动，没有金壳，368元，相当于近一年的工资。”价格是昂贵的，但两人还是狠狠心，付钱。“我比她早工作几年，有点积蓄，贴补了一半的钱吧。”卓观赐的儿子戏称：“这块表见证了爸妈‘灰色年代轰轰烈烈的爱情’……放到今天，要我花一年的工资买块表，还真下不了手。”这块欧米茄，在母亲去世后就传给了他。

    在那个年代，一块进口表远非奢侈品那么简单。它增进了卓观赐和妻子的感情，让妻子成了全厂的新闻人物，也令岳父岳母惊喜，直夸女儿有福气。另外，“也许你不知道，那时能有这么一样东西，人是非常非常自豪的。”

    奢侈品，生活的点缀

    Leon 37岁男

    拥有奢侈品：Burberry、Bally、Armani

    万芮33岁女

    拥有奢侈品：Hermès、Burberry、LV、Bvlgari、Gucci、Armani

    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的奢侈品消费观念和口味，开始直接受到国外的影响。比如37岁的Leon，其名牌意识的启蒙来自十几岁时爸爸去国外出差带回来的时尚杂志；而33岁的万芮，则是在1990年代进入日企后，通过日本经理赠送的Burberry手帕、Bally香水，开始渐渐去打听、了解这些奢侈品牌的价格和背后的故事。以他们为代表的三十出头、四十未满人士——当然都是事业有成型，是当今上海奢侈品消费者中的主流生力军。

    在朋友们的眼中，Leon是一个讲究却低调的人。“他会穿一身Armani，但Logo从不外露。”有人如此形容他。Leon对奢侈品的叫法很不以为然，“奢侈本身含有一定贬义，消费不起硬要买就是奢侈；如果消费得起，又有什么奢侈呢？”他从没刻意冲着品牌买东西，可无一例外的，但凡他看中的都是大牌。究其原因，一方面，无论从设计细节到做工，“大牌就是大牌，那些快时尚的东西不能和它比。”另一方面，在《男人装》、《风度》、《男版芭莎》、《名车志》、《名表志》等时尚杂志和交际氛围的培养下，他的购物场所都是名品聚集的恒隆之类。

    万芮会用收入的30～40%买奢侈品，满足一下女人的虚荣心，释放一下工作压力。至今，她已经拥有几乎所有奢侈品牌的时尚品，包括Hermès、Burberry、LV、Bvlgari、Gucci、Armani……总体而言，她的奢侈品消费还算可控，比如一年飞一两次香港，每次买两三件奢侈品。名牌的打折消息总是最能撩拨她的心弦。“有一次，Gucci在大上海时代广场折价后一双鞋才900多元，这时无论我需不需要都会冲进去买下来。”Leon会将奢侈品消费比例牢牢控制在20%以内，“平均一年花十几万买奢侈品吧。”他的经济条件足以消费市面上的任何奢侈品牌，所以只要看到喜欢的，不问价格，不在乎打折与否，立刻爽快付钱。

    合眼缘，有经济实力，才是他消费时的权衡标准。所以当初做销售时，他会去伊都锦买一件1千元的衬衣。如今当了老板，“即使一件标价五六千的大牌T恤，布料只值五六十元，只要我喜欢，就一定毫不犹豫地买下。”

    Leon了解所有奢侈品牌的历史，知道哪些是经典，哪些适合自己。“皮具和鞋常常会买Tod's和LV的，衣服大部分是Prada、D&G、Y3的，Armani的内衣、休闲装比较多。过几年，等正式奔四了，D&G的衣服应该就不大会穿了。”他坚决假货不上身——即使没人会怀疑，因为那是对设计师的不尊重。

　“男人比较现实。”Leon开玩笑说，自己最喜欢的奢侈品正是最贵的——花十几万买回的一块名表，“也算投资咯，以后变穷了没准还能当点钱。”

    “奢侈品是属于某一阶层的东西，这些名品只是点缀生活，不能控制生活。”万芮和Leon都这么认为，努力工作后对自己好一点，该玩的玩，该享受的享受，不为别人而活。“奢侈也是种生活态度，比如花大把的时间和金钱去度假，不仅仅限于买东西。”

    再奢侈，包也就是包

    费米女29岁

    拥有的奢侈品：LV、Gucci、Celine、Dior

    刚刚从法国回来的费米，还有点不适应上海的炎热。从巴黎留学归国后，费米养成了每年休假去欧洲旅游的习惯。前年，她先到法国，然后游玩了北欧；去年6月，她去了法国和意大利；今年7月，目的地是法国和德国。尽管学生时代该玩的地方大多留下了她的足迹，“但那时不买奢侈品，毕竟花的是爸妈的钱。现在去就会购物，不但自己买，还得帮别人带。”说到女人对Fashion类奢侈品的执着，费米直摇头，觉得除了“上瘾”，再没别的词能形容。

    “我周围的女性，包括我自己，买了第一个名牌包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开始想下一个买什么，是Gucci还是Prada，或者是Dior，停不下来。”费米说，毕竟一个名牌包对很多白领来说也是完全承受得起，“尤其是赶上欧洲每年6月24日开始和圣诞节后2次打折季的话。”

    今年7月，费米和朋友在法国巴黎老佛爷门口排了很长时间队，才得以挤进这家著名的百货公司。“全是人，世界各地来旅游的人，亚洲人特别多。我留在法国的同学还跟我说，在老佛爷看到了王菲。”费米觉得这个传言不可信，“老佛爷好东西比较少，而且基本款多，但品牌比较全，适合来抢购的游客。”她和朋友没有看中什么，转战香榭丽舍大道的精品街。

    “香榭丽舍大道有一条相交的岔道是品牌聚集的精品街。人非常少，很幽静，购物环境比老佛爷好多了。法国人不大追品牌，奢侈品店都躲在僻静处，很冷清。法国人反倒更热衷ZARA，巴黎的ZARA永远人满为患，比上海的杂乱得多；意大利人对奢侈品品牌很追捧，闹市区总能看到那些醒目的LOGO。”不过，Hermès是例外，“它家不跟别的品牌扎堆，自己单独有不起眼的小楼。气质很不一样。我只在巴黎那条精品街上看到过有人背Birkin。据说每个女人的终极梦想都是拥有一个HermèsBirkin，我也是。”费米笑着说。

    对品牌，费米坦言没有偏好，“主要还是看款式、质地、设计什么，品牌大概除了D&G这样过于狂野的明显不适合我外，其他的差别不大。”费米今年在巴黎看中Chanel的一款包包，却因为中年销售阿姨的过分势利而作罢。“我在试包，阿姨过来跟我说‘这个不打折’，看我还在试，又强调了一遍。我本来就知道不打折，那款包1800欧元吧，完全在我的预算内。”

    欧洲奢侈品店的店员比上海的更势利。店员根据来客穿着判断购买力，“确定要买，服务态度无比好；看上去只是windowshopping的，他们只给白眼。”费米和朋友在慕尼黑，因为双肩包的游客打扮，连门童都不把她们放在眼里，省略了拉门。“Chanel尤其势利。同样买，我们当然不选态度差的。”最终，她和朋友买了Gucci和Celine。

    “Celine在国内仿的很少，我买的Gucci也是全黑色，只有一个非常小的LOGO。”费米说，买奢侈品不是为了炫耀或者证明什么，就是因为喜欢。前年，她买了一个LV的拎包，买的时候有些犹豫。“倒不是价格。那个包1020欧元，没超过月薪。LV的包每年涨价，越早买越划算。我这款不是基本款，涨价幅度更大，已经赚了50欧元。”费米笑着说扯开了，回到犹豫的原因，“上海满大街LV，大多是假的，怕俗。但后来觉得不能因为这样就不买LV，买来自己用，就是喜欢，何必管其他。有一次去恒隆，还跟人撞包了。”

    LV的包包成为费米多年购物经历中唯一被母亲肯定的货品，“以前我买衣服回来，我妈会说这件这里没对齐，那件肩没上好。但LV的包，我妈看了半天说，这个包很好，做工非常好。”那也是费米第一次感受到奢侈品贵得有理，“看过真品后，就一眼能看出哪些是假的，超A货我不知道，没见过。真的做工非常细，接线处两边的花纹都完全对齐。”

    母亲对奢侈品的判断力在费米看来，超过自己许多。“她未必对现在的牌子很了解，但她知道什么是好的。”费米说，自己在父母和祖父母面前，就是小巫见大巫。

    “计划经济时代，我妈就自己存钱买上海牌手表，比我奢侈多了。那时候，一块表大概要三四个月工资，而且还得凭票。手表的票子好像也是托亲戚用外汇券换来的。”费米感叹，“物质极度贫乏的时候，他们还在追求高品质的生活，知道那是好东西，贵也要存钱买。”费米的父亲亦如是，“我爸工资36元一个月的时候，他就花100多元买皮夹克。1980年代初，Nike刚进中国，他就穿Nike了。”费米记得很清楚，小时候，父亲都给她买高级儿童皮鞋穿。“尽管我不知那是什么牌子，但我妈说我小时候穿的鞋子全部是真皮的，每双价格都在月工资之上。”为此，母亲亦批评父亲过于奢侈。

    “没办法，他就是比较爱名牌，喜欢好东西。”费米没有深究父母对生活讲究的根源。但将时间回溯到她祖父母那一辈，或许能找到答案。

    费米的外公家从商，外公的父亲经常去孟买、仰光做买卖，有4个妻子。外公念的是教会学校，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毕业后，外公脱离了老式的家庭，颇有反叛旧传统的意味。从海关学校毕业后，外公成了洋行里的高级职员。“听外婆和我妈说，我外公那时交往的都是外国人，上班说英语。他只看美国电影，只去美国人的会所，非常‘崇洋媚外’。那时，家里就有进口冰箱。”

    儿时的记忆未必清晰，对生活的讲究却在血脉里传承下来。“其实，老上海人像我家这样的挺多的。”费米说，自己家很普通，自己更是普罗大众的一员。奢侈品于大众而言亦不是遥不可及。“买一两个包总归负担得起，对我的生活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不觉得背LV就不能挤地铁、坐公车。包买来是为我服务的，不是我服务它。再奢侈的包也不过就是个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