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国内军事新闻:对外开放:复兴还是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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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复兴还是附庸?

作者:秦耕夫    时间:2011年12月29日 09:20 5次浏览 0条评论 0次顶 欢迎分享大学网精彩文章:

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本文主要指经济开放),已历数十年。1949年人民中国建立后不久,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敌视和严密封锁,当时除了苏联东欧国家给予的援助,中国只有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重重封锁中舍此别无他法。中苏交恶之后,外部封锁更趋严酷,给新中国建设事业造成了进一步的极大困难。一直到毛泽东、尼克松重新开启中美交往大门,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西方封锁至此才稍有松动(但种种限制时至今日依然很多、很严)。没有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中国即使想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恐怕也无从谈起。

通过30多年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中国有机会了解世界大趋势,并积极引进资金、技术及商品,有效地发展了经济、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中国企业也抓住时机、与狼共舞,参与经济全球化,志在“杀出一条血路”。从积极面说,对外开放政策顺应了世界科技进步、经济一体的形势,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为全球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从消极面说,中国经济在所谓“与国际接轨”、“遵守国际规则”的名义下,对国际市场、技术和资源的依赖不断加深,从而强化了对国际垄断资本的依附性。

因此,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前途。第一种前途,以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繁荣和自主,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科学发展,踏上强国富民的复兴之路。第二种前途,在对外开放中日益丧失自主性,中国最具赢利能力的企业以及土地资源,以种种理由被境外资本收购,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国民经济则丧失独立性、自主性,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从世界经济史看,前者是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走过的成功之路;后者则有拉美、俄罗斯、东欧诸国的前车之鉴。

一、对外开放政策的经济实质

何谓对外开放政策,不同国家给出的解释并不一致;甚至同一个国家对本国和他国的开放要求也不一样。究其经济实质,所谓对外开放,就是一个国家在哪些领域、何种程度上赋予外国资本在本国多大的自由。这些自由的主要内容,包括投资自由、贸易自由(主要指货物贸易)、移民自由(可包括迁徙自由)、知识产权(重点是专利、版权和商标权)贸易自由;此外,还有对经济发展影响极大的驻军自由以及信息传播自由等政策选项。一个国家倘若完全拒绝赋予外国资本上述自由,显然是闭关锁国的做法,说不上对外开放;反之,一个国家如果对上述自由化政策照单全收,则与沦为殖民地无异。

因此,所谓开放与否,通常是相对而言,“过犹不及”。即使是美国这一所谓“开放社会”的典型、世界第一强国,在技术转让自由、贸易自由、移民自由、投资自由甚至信息传播自由方面,均设置了大量限制,以确保美国的安全、繁荣和霸权。至于赋予外国在美国的驻军自由,则是世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对美国在海外建立大量军事基地并驻军,绝大多数美国人则又视之为天经地义——把这当成各盟国对美国的合理开放政策。

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形势看,一个国家赋予外国资本在本国无限制的自由,将使它无法合理保护本国及其人民的正当权益,从而危及国家的独立生存和健康发展,正常情况下极其罕见。但是,某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在各种外部压力和诱惑下,可能失去保护本国人民利益的决心、意志和能力,最后可能赋予外国资本极大的自由。近代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掠夺殖民地、强迫落后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等,就是其中典型。晚清至民国期间,当时的中国政府与列强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何尝不是被迫对外开放的事实?

可见,正常的对外开放,是有限度、有选择的对外经济自由化。近代以来荷兰、英国、美国等三大霸权的经济兴衰史表明,一个国家在由弱变强的过程中,往往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壮大;随着其经济实力不断加强并“君临绝顶”,则转而采取经济自由化政策。越是发达、富有竞争力的资本主义国家,越希望其他国家与其一道实施彻底的经济自由化。霸权国家因而往往威逼利诱其他国家与其共享“世界是平的”的虚幻理念,追求绝对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但即使如此,在知识产权转让、移民自由化方面,强国却只允许有限自由化,有利则行、无利则废——发达国家设置了绝少妥协的重重障碍、阻止知识产权的自由转移;除非能够吸引投资和技术,各发达国家均严格限制移民规模、并严厉打击非法移民活动。此外,只有在军事结盟的前提下,各发达国家才可能允许外国驻军。

两国之间即使对等开放,也不等于是互利双赢的选择。考诸历史经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实力差距很大的国家,彼此即使赋予对方同样的经济自由,其后果也并不一样——在强国一方,它具备实施这一自由的充分能力,既可巧取又可豪夺,将不断在竞争中高奏凯歌。而在弱国一方,虽然名义上享有投资、贸易、信息传播等自由,但由于缺乏实施此类自由的实际能力,结果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也。历史上,英葡之间的《梅休英条约》、英法之间的《伊甸条约》都貌似平等,但其实施的结果是,前者几使葡萄牙沦为英国殖民地;后者则陷法国经济于困境、并诱发了法国大革命。

需要强调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霸权国家的操纵下,一些国际组织不断成立、形成“超国家力量”。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利益的左右。”(见《大棋局》P.11)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为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实质是一个“资本联盟”,它得到强国政府支持、同时能迫使弱国政府就范。通过以政治、军事压力相胁迫、以意识形态操纵相诱惑,强国及其操纵的国际组织常常使欠发达国家签署城下之盟。这样,经济弱小的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国际惯例”的结果,完全可能丧失自主发展能力,而沦为跨国资本积累利润的外部条件。

二、对外开放的方式与步伐

各国对外开放,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历史上,貌似强大、盲目自信的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曾长期向意大利诸城市国家开放经济,在经济上为后者“输血”,最终导致国弱民贫以至崩溃。大英帝国的强国之路,其始则千方百计以保护主义摧毁荷兰霸权、其后则引诱欧陆诸国如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实施自由贸易,其盛则倚仗工业品输出、掠夺遍及全球的殖民地,终成世界霸主。美国立国至晚,其初选择汉密尔顿保护主义的经济路线,积极发展制造业、海运业,增强国防能力。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工业实力已成为世界至尊,但其保护主义政策依然不容稍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携摧毁德国、战胜日本、瓦解大英帝国的声威,才转而推进所谓“公平贸易”(实即可选择的贸易自由化),并成为取代大英帝国的新霸权。

可见,开放不是问题,如何开放才是大问题。其一,通过有选择地实施经济开放政策,加强经济的自主性、独立性,增强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这是英国、美国以及德国、日本所走过的道路。其二,在对外经济开放中,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为之,听任外国资本在本国随心所欲,自主性日渐削弱,最终沦为国际资本的附庸。这是历史上莫卧尔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波斯帝国、大清王朝走过的绝路,也是今日拉美、东欧等国的现实处境。

回顾强国发展的历程,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将经历漫长的“四步曲”。第一步,在现代化经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引进外部的技术和设备、加快建立现代工商业。第二步,保护国内市场,为处于幼稚期的产业创造健康成长的有效空间和时间。第三步,促进国内竞争,迫使各企业变市场压力为创新动力,在技术研发、工艺制造、品牌建设中快速壮大实力。第四步,实施对外开放,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谋求优势,力求后来者居上。值得强调的是,所谓“跨越式发展”极其罕见,强国成长的每一步都曾付出巨大努力。

显然,中国绝不可超过自身产业所处的历史阶段,为开放而开放,盲目追求在投资、贸易、移民、信息传播、知识产权、甚至军事交流方面的开放度,务虚名而招实祸。除非有利于国强民富,否则,宁可慢些、也要好些。盲从所谓“改革攻坚”、“以开放促改革”、“与国际规则接轨”之类蛊惑之辞,而失去实事求是的信念和作风,结果无非是“不知己、不知彼,百战必殆”。

正因为此,在已经启动的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谈判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国相比,日韩两国经济已进入对外开放的第四步,两国在核心技术、战略产业拥有的竞争力,中国企业暂时还难以与之一较高下。在这种背景下,急于设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结果,极有可能使中国经济更大程度上从属于日韩两国,在产业链上使中国企业进一步趋向低端化、低附加值化。

三、兴利避害的长久开放之计

第一,人类文明史表明,富国不强军,到头一场空。一个富裕而缺乏自卫能力的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将必然沦为对强国最有诱惑力的“猎物”、也往往最早招来杀身之祸。与此相反,一个国家穷兵黩武、四面树敌,或早或晚将丧失道义上、物质上的优势,民心向背因而逆转,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此二者,中国皆不可取。未来若能严守坚定的积极防御政策,增强国防的自主发展能力,即“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坚信“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中国就能在长期竞争中赢得主动权。任何国家只有具备不可战胜的国防能力,对外开放政策才能从容实施,并坚持到最后胜利;否则,在军事侵略、经济劫掠的压力下,难免功败垂成。

第二,国家竞争能力既取决于物质发展能力(包括经济和国防能力),也取决于精神领导能力(主要表现为理论、新闻和文艺信息的传播能力)。一个体格健壮的壮年白痴,斗不过一个机智勇敢的孩童。而沙皇俄国、大清帝国、苏联这些盛极一时的大国,都曾在微不足道的军事反抗前土崩瓦解。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精神早已崩溃。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强国可以利用周密的信息战、心理战和有效的意识形态操纵,通过理论传播误导对手的认识、新闻传播瓦解对手的判断、文艺传播扭曲对手的感情,从而引诱对手盲从“四面楚歌”之音,落入“自刎乌江”的绝境!

在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某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屡屡在精心选择的时机得到大力传播,导致了市场万能论、自由贸易论、比较优势论、私有经济效率论、国有资产所有人缺位论、行政垄断有害论、土地私有保护农民利益论等货色大量泛滥,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大隐患。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种种理论,并无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作基础,逻辑上也多矛盾之处。不过,舆论操纵者往往以特定新闻事件为“爆破点”、吹捧某些买办学者的“权威性”分析,施加一波波舆论压力,诱导公众和官员渐入歧途而不自知。因此,大力弘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加强理论、新闻与文艺等各类信息传播中的自主性、创造性,成为对外开放必须完成的任务。舆论导向正确,是国家与人民之福,也是成功实施对外开放的基础条件。

第三,大力推进互利的货物贸易、知识产权贸易的自由化。合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大局,是中国发展的经验之一。未来仍需积极利用国内外资源,不断增强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竞争力、提高商品附加值,从而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既大力自主研发新技术、保护版权贸易繁荣发展、打造富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同时排除障碍、积极重视引进知识产权、消化创新。规模巨大的市场需求、具有战略控制力的资源、日益先进高效的制造业,是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有利因素;如果策略得当,中国有能力取长补短,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何况,中国巨大的经济纵深也创造了他国难以企及的发展空间。

强国依靠跨国公司,早已事实上垄断了大部分世界资源和商品输出市场;还频频采取保护措施(如进口配额、反垄断、反倾销、技术标准限制、生态环保限制、国家安全限制),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进步。中国的对外开放将长期受制于这一“成长的烦恼”。时至今日,中国各产业尽管发展水平不一,但大多处于第三步、第四步之间,即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阶段。如果能在核心技术、战略产业赢得优势,中国将摆脱所谓“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而站上更高的经济舞台。

第四,实施合理且有限度的投资自由、移民自由政策。一个国家能否保持对绝大多数骨干企业、银行及土地资源的所有权,是它能否在当代世界分享经济发展果实的基础。一个失去了本国主要企业、银行及土地资源所有权的国家,只能依赖出卖劳动力为生,在对外开放中将步履维艰。为此,中国需要保护好一定数量、竞争力强的国有企业和银行,使之成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有赢利能力的中国企业在实施股份制改革中,应当选择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优先面向中国投资人出售股份。应当坚决保护好耕地资源、确保粮食安全。严格限制向外国资本出售、或长期出租土地资源。如稀土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矿产资源,必须受到最严格的保护。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靠对外移民解决发展问题。当前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吸引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资本不断流失。这种卑劣的“掐尖儿”行为,既给技术和资本流出国造成物质伤害,还损害其凝聚力。西方列强在发展中都曾主动引导移民携技术、资本进入本国;同时严密防范技术外泄、甚至追究泄密者的刑事责任。因此,对所谓“富人移民潮”,虽然不必大惊失色(中国对外移民1000万,恐怕就会使各国无法接受),但也必须认识到,技术和资本外流是限制弱国的惯用手段。发展中国家可以考虑设立与之相应的移出限制,比如规定技术移民的技术失效期、投资移民的资产转移税等,从而降低强国“掐尖儿”带给发展中国家的伤害。

总之,对外开放不是问题,但如何开放却事关成败!从远期看,拉美各国与美国获得独立的时间相差无几,相当一部分国家的自然禀赋比美国也毫不逊色。尽管美国的繁荣、拉美的停滞与各自国内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是,是否在开放中盲从比较优势理论、是否坚持产业自主发展、是否选择明智的产业保护和竞争政策,是美国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而拉丁美洲至今陷于泥泞的重要外因。从近期看,俄国、东欧诸国在上世纪末经济转轨后,不仅彻底摧毁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将自己最有赢利能力的企业、银行甚至土地资源出卖给西方投资人,结果除了少数官僚、买办因此攫取了一些财富外,本国人民除了出卖劳动力,别无选择。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来之不易,但“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不能坚持兴利避害,那么,连已经取得的成就也可能沦为强国的猎物。反之,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倘能审时度势、不务虚名、不迷信教条,而致力追求经济的自主自强,则中国的开放大业必有笑傲江湖的一天。国之祸福、此变至大,能不深思而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