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便利店女友小茵第六季:区域研究 区域一体化视角下的“首都经济圈”战略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都市圈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重要载体。从全球范围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5 07:01:01
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以中心城市为龙头的都市圈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国际分工的重要载体。从全球范围看，许多国家以综合性首都为龙头，通过跨行政区域资源整合和功能协作形成“首都圈”，不仅有效缓解了首都由于功能过度集聚而带来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问题，实现了首都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提升和区域可持续发展，而且充分发挥了首都资源的效能，辐射带动了周边区域共同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协同效应和经济势能，成为带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区域。比如东京都市圈以占日本3.5%的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30%以上的银行总部、一半以上销售额超过百亿日元的大公司总部，贡献了日本31.7%的经济总量[1]；巴黎都市圈以占法国2.18%的国土面积，聚集了3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25%以上的外贸额[2]。
从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来看，首都所在的京津冀地区是继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大增长极，在引领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日益显现。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2010年京津冀三省市GDP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0.8%，区域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区域合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这意味着“首都经济圈”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本文在介绍和梳理“首都圈”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建设“首都经济圈”的战略价值，提出其范围界定、圈层划分和功能分工，并进一步明确了“首都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重点。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首都圈是以承担复合型功能的首都城市为核心，通过首都资源与周边区域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的紧密联系、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区域，是都市圈的一种特殊形态。关于“首都经济圈”的研究属于都市圈的研究范畴，国外学者对都市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都市圈形成的理论。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首次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他认为都市圈的形成有五个基本条件或标准：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地区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都市区之间联系密切；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人以上；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3]。昆曼与魏格纳（1991）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网络化城市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都市圈带实际上是产业空间整合的产物，作为新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将占据全球经济的核心位置[4]。二是关于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研究。赫尔希曼提出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缪尔达尔提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弗里德曼提出区域空间演化理论，为研究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分工合作、相互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关于都市圈体系的研究。菲尔布瑞克提出等级组合理论。戈特曼以美国东北海岸大都市带为例提出了都市圈演化四阶段，即孤立分散阶段、区域性城市体系形成阶段、大都市带的雏形阶段和大都市带的成熟阶段[5]。
国内学者对都市圈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在都市圈的概念、特征、地域结构和演进规律，都市圈的发展思路和治理模式等方面，对“首都圈”的研究也有所涉及。谭成文、杨开忠（2000）提出了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影响因素，指出可达性和辐射、接受能力对首都圈划分具有决定作用；并基于重力模型和场强模型，提出了首都圈的划分方法和指标，指出首都圈的功能定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部经济中心、金融商贸中心和外向型经济中心；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文化中心；中国知识产业核心区和知识经济的发动机[6]。李国平等（2004）分析了首都圈的结构、分工与职能[7]；孙久文（2004）分析了首都经济圈的圈层结构以及经济合作途径[8]；魏后凯（2004）分析了首都经济圈各城市功能定位与产业分工关系[9]；张召堂（2005）分析了首都圈的空间范围，提出了双核分散网络型架构的空间发展模式[10]。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关于都市圈的研究著述颇丰，其中对“首都圈”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对于我国“首都经济圈”的内涵、空间范围界定还存在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各方所能普遍接受的统一认识。此外，关于“首都经济圈”建设以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实现路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包括如何释放首都优势资源，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省区市合作机制，如何在产业、交通、资源、环境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等实操层面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为加快“首都经济圈”建设，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思路。
二、我国打造“首都经济圈”的战略价值
“首都经济圈”战略的提出，是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思路的重大创新，“首都经济圈”战略既延续了京津冀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思路，又突显了首都的地位和作用，即围绕首都功能的实现和首都资源的辐射带动来更好地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具体而言，推进“首都经济圈”建设具有三重战略价值:
（一）是构建以创新为导向的世界级都市圈，引领中国转型崛起的重要战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总体上来讲，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地位还比较低。在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国转型”和“中国崛起”仍然是我国面临的迫切要求和核心任务。我国国家地位的提升，需要具有较强创新能力、较高国际影响力、能够集聚国际高端资源的世界级城市的支撑，并以世界城市建设为龙头，带动其所在区域发展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首都经济圈”，有利于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在创新能力、高端产业发展以及高端人才集聚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周边区域在空间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以率先实现创新驱动为导向，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都市圈为目标，形成首都中心城市带动、区域中心城市支撑、腹地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成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示范引领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区域”。
（二）是推动首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
北京瞄准世界城市目标，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步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是，北京发展中也面临“单中心”城市格局造成交通拥堵、空间约束增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创新成果转化空间不足、支撑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造基地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首都经济圈”的发展，为北京的发展带来新的战略机遇，即跳出行政区划，在更大范围内寻求突破城市发展中诸多约束的新思路、新模式和新路径，在资源配置、功能配套、产业发展、生态保护诸方面，与周边区域形成新的战略合作，以更好地实现首都功能，实现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目标。
（三）是首都周边区域更好地接受首都特大型城市的辐射带动，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的客观需要
目前，北京与周边区域存在明显的发展落差，北京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而河北大部分城市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特别是与北京接壤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所辖的39个县中，有25个是国家和省级贫困县，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20%左右。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制约了首都功能的疏解，加大了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周边区域面临着人才集聚困难、产业发展难以与北京有效对接等一系列问题[11]。总体上看，现在已经到了推进首都和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建设“首都经济圈”，就是要在新的战略框架下，对首都和周边区域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发挥首都资源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周边区域发展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与北京形成强有力的产业对接和功能衔接；河北提出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通过对接融入首都，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都是“首都经济圈”建设的良好基础，也是“首都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首都经济圈”的范围界定与功能分工
在实践中，建设“首都经济圈”面临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现实课题，比如“首都经济圈”的范围如何确定，圈内各城市主体的如何定位，如何通过合理的职能分工激发首都龙头城市以及周边城市的发展活力，如何在现有行政体制框架下构建有利于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如何充分发挥好首都资源优势以及其他城市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等等。其中，明确“首都经济圈”区域范围界定和内部功能分工是研讨其他问题的重要前提。
“首都经济圈”范围的界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应该兼顾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考虑地理空间毗邻，城市间具有较紧密的功能协作和经济联系。二是要充分考虑“首都经济圈”在全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地位，这个区域的范围不能太小，否则经济容量和空间格局有限，不能起到保障首都功能实现、支撑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和引领我国创新发展的作用；也不能太大，否则区域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松散，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难以发挥。三是要考虑现行行政体制的客观实际，使“首都经济圈”的建设主体明确，便于未来统计分析、规划编制及规划实施。四是经济圈内主体能够接受并兼顾各自的利益诉求。
按照这样的思路，从联系紧密度、区域范围合理和建设时序近期可操作、远期可拓展的角度考虑，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上对“首都经济圈“的范围进行理解和划分。
狭义“首都经济圈”涵盖首都城市以及与首都具有较紧密功能协作、经济联系的周边其他城市，其范围涵盖京、津、冀三省市全域。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谈论和规划的“首都经济圈”就是指狭义“首都经济圈”。依据不同的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和协作配套关系，可将“首都经济圈”内部分为三个层次：
图1 “首都经济圈”层次划分示意图
核心区（“1”）。指北京行政区范围，主要承担国家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教等首都功能以及总部、科技创新、高端服务等经济功能。这个区域空间有限，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从自身发挥首都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看，亟需更大的发展空间。应着眼于区域发展全局，在切实做好“四个服务”，突出“北京创造”和“北京服务”的同时，“舍得”并善于做减法，主动将部分经济功能向外辐射扩散，为周边省市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也为自身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紧密协作区（“1+6”）。是指对首都具有较强功能支撑、经济联系紧密的区域，包括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6市。其中，天津承担着国际港口、北方经济中心、高端制造基地等功能，随着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与北京的产业合作将更加密切，成为北京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环绕首都，是北京重要的发展腹地和生态屏障，河北省实施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战略就是要推动这一区域在对接融入首都实现自身发展；唐山在钢铁业、装备制造业等领域与北京有紧密合作，且承担了重要的港口物流功能；秦皇岛是旅游休闲胜地，承担了中央暑期办公地功能，对首都功能起着重要补充作用。
联动支撑区（“5”）。指河北省的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5市。随着以首都为核心的城际高铁、高速公路网络的形成，这些城市与北京的经济社会联系将日益紧密，可以作为“首都经济圈”的联动支撑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实现更大范围的优势资源整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河北省整体融入“首都经济圈”进行规划发展。这一区域主要承担产业支撑、科技成果转化、港口物流、生态保障等功能。
表1 “首都经济圈”各个城市的主要功能分工
广义的“首都经济圈”除涵盖狭义“首都经济圈”三个圈层外，还包括山西中北部、内蒙南部、辽宁南部、山东西北部等辐射带动区域。该区域与首都具有资源、能源、生态等方面的合作及一定的市场联系，但关联又不是特别紧密，可以一并考虑在“首都经济圈”大概念内，但不进行规划和统计比较。这一区域主要承担能源保障、生态保障、水源保障、产业协作、市场对接、成果转化等功能。
四、推进“首都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重点
（一）充分发挥国家层面的规划引导作用
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等国际知名首都圈的演变历程表明，国家层面的规划引导在“首都圈”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巴黎都市圈为例，法国在1932年以法律形式提出设立巴黎地区，并对以巴黎圣母院为中心、半径35公里之内的地区进行整体规划布局；1956年编制《巴黎地区国土开发计划》，提出在城市建成区边缘规划建设拉德芳斯、凡尔赛等5座新城；1960年通过《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提出沿城市主要发展轴建设卫星城市；《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经过多次修编，形成《巴黎大区总体规划》，并于1994年获得法国议会批准，成为巴黎大区发展中必须遵守的法律文件。通过几十年的规划发展，由巴黎市和埃松、上塞纳、伊夫林等周边7省组成的巴黎都市圈成为世界著名的都市圈[12]。再比如东京都市圈的形成也是在国家规划引导下的空间资源整合过程。1956年日本出台《首都圈整顿方案》，提出以东京为中心、在半径100公里范围内构建一个“首都圈”；1958年编制《大东京都市圈建设规划》，重点在东京都范围内建设新宿、池袋、涩谷3个副都心；此后又对《大东京都市圈建设规划》进行了四次修编，陆续推动大崎、临海等副都心建设，并逐渐形成由“都心-7个副都心-多摩地区-周边3县（崎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构成的分散型网络化空间格局[13]
我国建设“首都经济圈”，是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城市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因应新时期首都和国家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其关键是要突破行政区划，充分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这就需要借鉴国际知名首都圈的形成和发展经验，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制度安排，形成统领区域整体发展的行动纲领，推动区域内各主体间的互动与协作，在功能分工、产业协作、基础设施共建、体制机制创新等诸方面形成共识和合力，破解区域合作难题，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二）明确“首都经济圈”的核心功能
“首都经济圈”不同于我国其他任何城市群，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和特殊功能的区域。在“首都经济圈”的旗帜上，鲜明的写着两个词，一是“首都”，二是“创新”。
首先，建设“首都经济圈”应着眼于解决首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保障首都功能的有效实现。通过适当地疏解部分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教育、宜居等功能，促进首都功能的实现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首都应重点发展符合首都资源优势、有助于强化首都功能的总部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等，提升首都经济的质量、效益、控制力和影响力；并通过产业链合作、功能链合作，将部分制造功能、服务功能向周边区域转移，实现在更大空间范围上的产业资源整合和经济功能协作，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现行行政管理和财税体制下，“首都经济圈”经济功能分工的调整，短期内可能会对首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冲击，需要进一步探讨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对接模式，建立起首都与周边区域的利益共享机制，比如与其它城市“共建产业园”，“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等。
其次，建设“首都经济圈”应进一步发挥首都的创新优势，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北京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是全国最重要的自主创新高地和技术辐射源头，每年技术成果交易项数高达5万多项，其中70%输出到京外地区和国外[14]，然而在北京周边区域转化的比例并不高，北京对周边区域的创新辐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首都经济圈”建设，应以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导向，联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基地，一方面，积极搭建首都科技资源与周边区域现有产业的对接平台，促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首都经济圈”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完善“研发-成果产业化”创新体系[5]。
（三）创新和完善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建设是“首都经济圈”建设的关键。近年来，京津冀区域在一些重要领域建立起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如达成《廊坊共识》、《京津冀旅游合作协议》，建立京津冀发改委主任联席会、京津冀地区规划和交通协调机制等，但区域整体合作机制层级低、效能不高，尤其是缺乏具体的推进机制。为形成合力，推动“首都经济圈”建设，建议建立由国家牵头、国家相关部委与三省市政府参加的高层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各城市间在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建设、产业对接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机制，以及企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合作机制。
（四）积极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如东京都市圈在每一次规划中都遵循“交通优先”原则，对轨道交通建设给予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了由新干线、轻轨、地铁构成的总长约2865公里的区域轨道交通网络，承载了都市圈一半以上的客运量，支撑和带动了都市圈发展[15]。“首都经济圈”建设也应该坚持基础设施先行，从国家层面超前规划区域大交通体系、能源供应体系、信息基础设施体系等，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加强北京与周边港口城市的合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可以积极探索完善共建港口、“无水港”等合作模式，为首都以及“首都经济圈”发展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口。但是，从现实来看，北京与周边区域发展水平落差较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有可能产生周边区域人流、物流加速向首都中心城区流动的现象，对北京的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带来更大压力。因此，需要科学确定“首都经济圈”基础设施建设时序，研究探索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可能带来各种问题的应对措施。
（五）强化生态环境建设和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是“首都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首都经济圈”生态体系总体上比较脆弱，水资源严重短缺，城市化进程加快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上升趋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首都经济圈”建设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重要前提，通过建立跨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机制，构建区域一体化的生态安全格局。比如，为保障“首都经济圈”的水源安全，可以借鉴纽约与特拉华州的“清洁供水交易”机制，建立下游对上游、开发区域对保护区域、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机制。纽约90%的用水来自上游卡次基尔河和特拉华河，为保障水质，纽约与特拉华州达成了上下游水源保护与补偿标准，10年内投入10-15亿美元，补贴上游地区的环保主体，激励他们采取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以促进污水减量和保障污水达标排放。此外，应在风沙治理、水环境整治、水土保持、防洪防灾等方面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共同构筑“首都经济圈”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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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来看，首都所在的京津冀地区是继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大增长极，在引领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已日益显现。但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2010年京津冀三省市GDP占全国的比重仅为10.8%，区域一体化程度相对较低，区域合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打造“首都经济圈”，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这意味着“首都经济圈”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本文在介绍和梳理“首都圈”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建设“首都经济圈”的战略价值，提出其范围界定、圈层划分和功能分工，并进一步明确了“首都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重点。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首都圈是以承担复合型功能的首都城市为核心，通过首都资源与周边区域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的紧密联系、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区域，是都市圈的一种特殊形态。关于“首都经济圈”的研究属于都市圈的研究范畴，国外学者对都市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关于都市圈形成的理论。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57）首次提出了大都市圈概念，他认为都市圈的形成有五个基本条件或标准：区域内有比较密集的城市；有相当多的大城市形成各自的都市区，核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地区有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有联系方便的交通走廊把核心城市连接起来，各都市区之间联系密切；必须达到相当大的总规模，人口在2500万人以上；属于国家的核心区域，具有国际交往枢纽的作用[3]。昆曼与魏格纳（1991）对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跨国网络化城市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都市圈带实际上是产业空间整合的产物，作为新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将占据全球经济的核心位置[4]。二是关于都市圈内部各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研究。赫尔希曼提出涓滴效应和极化效应，缪尔达尔提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弗里德曼提出区域空间演化理论，为研究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分工合作、相互影响奠定了理论基础。三是关于都市圈体系的研究。菲尔布瑞克提出等级组合理论。戈特曼以美国东北海岸大都市带为例提出了都市圈演化四阶段，即孤立分散阶段、区域性城市体系形成阶段、大都市带的雏形阶段和大都市带的成熟阶段[5]。
国内学者对都市圈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研究主要集中在都市圈的概念、特征、地域结构和演进规律，都市圈的发展思路和治理模式等方面，对“首都圈”的研究也有所涉及。谭成文、杨开忠（2000）提出了首都圈的内涵、特性及影响因素，指出可达性和辐射、接受能力对首都圈划分具有决定作用；并基于重力模型和场强模型，提出了首都圈的划分方法和指标，指出首都圈的功能定位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部经济中心、金融商贸中心和外向型经济中心；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文化中心；中国知识产业核心区和知识经济的发动机[6]。李国平等（2004）分析了首都圈的结构、分工与职能[7]；孙久文（2004）分析了首都经济圈的圈层结构以及经济合作途径[8]；魏后凯（2004）分析了首都经济圈各城市功能定位与产业分工关系[9]；张召堂（2005）分析了首都圈的空间范围，提出了双核分散网络型架构的空间发展模式[10]。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关于都市圈的研究著述颇丰，其中对“首都圈”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对于我国“首都经济圈”的内涵、空间范围界定还存在不同观点，尚未形成各方所能普遍接受的统一认识。此外，关于“首都经济圈”建设以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实现路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包括如何释放首都优势资源，如何构建行之有效的省区市合作机制，如何在产业、交通、资源、环境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等实操层面的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研究，为加快“首都经济圈”建设，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思路。
二、我国打造“首都经济圈”的战略价值
“首都经济圈”战略的提出，是对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思路的重大创新，“首都经济圈”战略既延续了京津冀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理念和思路，又突显了首都的地位和作用，即围绕首都功能的实现和首都资源的辐射带动来更好地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具体而言，推进“首都经济圈”建设具有三重战略价值:
（一）是构建以创新为导向的世界级都市圈，引领中国转型崛起的重要战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位，但总体上来讲，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地位还比较低。在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中国转型”和“中国崛起”仍然是我国面临的迫切要求和核心任务。我国国家地位的提升，需要具有较强创新能力、较高国际影响力、能够集聚国际高端资源的世界级城市的支撑，并以世界城市建设为龙头，带动其所在区域发展和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首都经济圈”，有利于充分发挥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在创新能力、高端产业发展以及高端人才集聚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周边区域在空间资源、劳动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以率先实现创新驱动为导向，以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都市圈为目标，形成首都中心城市带动、区域中心城市支撑、腹地共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成为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示范引领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区域”。
（二）是推动首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目标的必然要求
北京瞄准世界城市目标，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步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但是，北京发展中也面临“单中心”城市格局造成交通拥堵、空间约束增强、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创新成果转化空间不足、支撑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制造基地发展不充分等突出问题。“首都经济圈”的发展，为北京的发展带来新的战略机遇，即跳出行政区划，在更大范围内寻求突破城市发展中诸多约束的新思路、新模式和新路径，在资源配置、功能配套、产业发展、生态保护诸方面，与周边区域形成新的战略合作，以更好地实现首都功能，实现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目标。
（三）是首都周边区域更好地接受首都特大型城市的辐射带动，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的客观需要
目前，北京与周边区域存在明显的发展落差，北京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而河北大部分城市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特别是与北京接壤的河北张家口、承德、保定三市所辖的39个县中，有25个是国家和省级贫困县，低收入人口占总人口的20%左右。周边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一方面制约了首都功能的疏解，加大了人口向北京集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周边区域面临着人才集聚困难、产业发展难以与北京有效对接等一系列问题[11]。总体上看，现在已经到了推进首都和周边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建设“首都经济圈”，就是要在新的战略框架下，对首都和周边区域发展进行整体规划，发挥首都资源的辐射带动效应，促进周边区域发展能力和水平的提升。天津“滨海新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与北京形成强有力的产业对接和功能衔接；河北提出建设“环首都绿色经济圈”，通过对接融入首都，强化自身“造血”功能，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都是“首都经济圈”建设的良好基础，也是“首都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力量。
三、“首都经济圈”的范围界定与功能分工
在实践中，建设“首都经济圈”面临诸多需要研究解决的现实课题，比如“首都经济圈”的范围如何确定，圈内各城市主体的如何定位，如何通过合理的职能分工激发首都龙头城市以及周边城市的发展活力，如何在现有行政体制框架下构建有利于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如何充分发挥好首都资源优势以及其他城市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等等。其中，明确“首都经济圈”区域范围界定和内部功能分工是研讨其他问题的重要前提。
“首都经济圈”范围的界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应该兼顾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考虑地理空间毗邻，城市间具有较紧密的功能协作和经济联系。二是要充分考虑“首都经济圈”在全国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的地位，这个区域的范围不能太小，否则经济容量和空间格局有限，不能起到保障首都功能实现、支撑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和引领我国创新发展的作用；也不能太大，否则区域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松散，区域经济的集聚效应难以发挥。三是要考虑现行行政体制的客观实际，使“首都经济圈”的建设主体明确，便于未来统计分析、规划编制及规划实施。四是经济圈内主体能够接受并兼顾各自的利益诉求。
按照这样的思路，从联系紧密度、区域范围合理和建设时序近期可操作、远期可拓展的角度考虑，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上对“首都经济圈“的范围进行理解和划分。
狭义“首都经济圈”涵盖首都城市以及与首都具有较紧密功能协作、经济联系的周边其他城市，其范围涵盖京、津、冀三省市全域。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谈论和规划的“首都经济圈”就是指狭义“首都经济圈”。依据不同的功能定位、产业分工和协作配套关系，可将“首都经济圈”内部分为三个层次：
图1 “首都经济圈”层次划分示意图
核心区（“1”）。指北京行政区范围，主要承担国家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教等首都功能以及总部、科技创新、高端服务等经济功能。这个区域空间有限，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从自身发挥首都功能和可持续发展看，亟需更大的发展空间。应着眼于区域发展全局，在切实做好“四个服务”，突出“北京创造”和“北京服务”的同时，“舍得”并善于做减法，主动将部分经济功能向外辐射扩散，为周边省市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也为自身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紧密协作区（“1+6”）。是指对首都具有较强功能支撑、经济联系紧密的区域，包括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6市。其中，天津承担着国际港口、北方经济中心、高端制造基地等功能，随着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与北京的产业合作将更加密切，成为北京重要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环绕首都，是北京重要的发展腹地和生态屏障，河北省实施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战略就是要推动这一区域在对接融入首都实现自身发展；唐山在钢铁业、装备制造业等领域与北京有紧密合作，且承担了重要的港口物流功能；秦皇岛是旅游休闲胜地，承担了中央暑期办公地功能，对首都功能起着重要补充作用。
联动支撑区（“5”）。指河北省的石家庄、沧州、衡水、邢台、邯郸5市。随着以首都为核心的城际高铁、高速公路网络的形成，这些城市与北京的经济社会联系将日益紧密，可以作为“首都经济圈”的联动支撑区，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实现更大范围的优势资源整合，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河北省整体融入“首都经济圈”进行规划发展。这一区域主要承担产业支撑、科技成果转化、港口物流、生态保障等功能。
表1 “首都经济圈”各个城市的主要功能分工
广义的“首都经济圈”除涵盖狭义“首都经济圈”三个圈层外，还包括山西中北部、内蒙南部、辽宁南部、山东西北部等辐射带动区域。该区域与首都具有资源、能源、生态等方面的合作及一定的市场联系，但关联又不是特别紧密，可以一并考虑在“首都经济圈”大概念内，但不进行规划和统计比较。这一区域主要承担能源保障、生态保障、水源保障、产业协作、市场对接、成果转化等功能。
四、推进“首都经济圈”建设的战略重点
（一）充分发挥国家层面的规划引导作用
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等国际知名首都圈的演变历程表明，国家层面的规划引导在“首都圈”形成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巴黎都市圈为例，法国在1932年以法律形式提出设立巴黎地区，并对以巴黎圣母院为中心、半径35公里之内的地区进行整体规划布局；1956年编制《巴黎地区国土开发计划》，提出在城市建成区边缘规划建设拉德芳斯、凡尔赛等5座新城；1960年通过《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提出沿城市主要发展轴建设卫星城市；《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经过多次修编，形成《巴黎大区总体规划》，并于1994年获得法国议会批准，成为巴黎大区发展中必须遵守的法律文件。通过几十年的规划发展，由巴黎市和埃松、上塞纳、伊夫林等周边7省组成的巴黎都市圈成为世界著名的都市圈[12]。再比如东京都市圈的形成也是在国家规划引导下的空间资源整合过程。1956年日本出台《首都圈整顿方案》，提出以东京为中心、在半径100公里范围内构建一个“首都圈”；1958年编制《大东京都市圈建设规划》，重点在东京都范围内建设新宿、池袋、涩谷3个副都心；此后又对《大东京都市圈建设规划》进行了四次修编，陆续推动大崎、临海等副都心建设，并逐渐形成由“都心-7个副都心-多摩地区-周边3县（崎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构成的分散型网络化空间格局[13]
我国建设“首都经济圈”，是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城市演变规律的基础上，因应新时期首都和国家发展提出的重要战略，其关键是要突破行政区划，充分释放区域发展活力，这就需要借鉴国际知名首都圈的形成和发展经验，通过国家层面的统筹规划和制度安排，形成统领区域整体发展的行动纲领，推动区域内各主体间的互动与协作，在功能分工、产业协作、基础设施共建、体制机制创新等诸方面形成共识和合力，破解区域合作难题，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二）明确“首都经济圈”的核心功能
“首都经济圈”不同于我国其他任何城市群，是一个具有鲜明特征和特殊功能的区域。在“首都经济圈”的旗帜上，鲜明的写着两个词，一是“首都”，二是“创新”。
首先，建设“首都经济圈”应着眼于解决首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以保障首都功能的有效实现。通过适当地疏解部分经济功能，进一步强化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教育、宜居等功能，促进首都功能的实现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首都应重点发展符合首都资源优势、有助于强化首都功能的总部经济、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等，提升首都经济的质量、效益、控制力和影响力；并通过产业链合作、功能链合作，将部分制造功能、服务功能向周边区域转移，实现在更大空间范围上的产业资源整合和经济功能协作，带动周边区域发展，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注意的是，在我国现行行政管理和财税体制下，“首都经济圈”经济功能分工的调整，短期内可能会对首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冲击，需要进一步探讨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对接模式，建立起首都与周边区域的利益共享机制，比如与其它城市“共建产业园”，“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等。
其次，建设“首都经济圈”应进一步发挥首都的创新优势，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北京具有丰富的创新资源，是全国最重要的自主创新高地和技术辐射源头，每年技术成果交易项数高达5万多项，其中70%输出到京外地区和国外[14]，然而在北京周边区域转化的比例并不高，北京对周边区域的创新辐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首都经济圈”建设，应以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导向，联手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基地，一方面，积极搭建首都科技资源与周边区域现有产业的对接平台，促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首都经济圈”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完善“研发-成果产业化”创新体系[5]。
（三）创新和完善区域合作的体制机制
体制机制建设是“首都经济圈”建设的关键。近年来，京津冀区域在一些重要领域建立起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如达成《廊坊共识》、《京津冀旅游合作协议》，建立京津冀发改委主任联席会、京津冀地区规划和交通协调机制等，但区域整体合作机制层级低、效能不高，尤其是缺乏具体的推进机制。为形成合力，推动“首都经济圈”建设，建议建立由国家牵头、国家相关部委与三省市政府参加的高层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各城市间在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园区建设、产业对接等方面的工作推进机制，以及企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合作机制。
（四）积极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
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如东京都市圈在每一次规划中都遵循“交通优先”原则，对轨道交通建设给予大力支持，逐步形成了由新干线、轻轨、地铁构成的总长约2865公里的区域轨道交通网络，承载了都市圈一半以上的客运量，支撑和带动了都市圈发展[15]。“首都经济圈”建设也应该坚持基础设施先行，从国家层面超前规划区域大交通体系、能源供应体系、信息基础设施体系等，为区域经济合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加强北京与周边港口城市的合作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可以积极探索完善共建港口、“无水港”等合作模式，为首都以及“首都经济圈”发展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出海口。但是，从现实来看，北京与周边区域发展水平落差较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有可能产生周边区域人流、物流加速向首都中心城区流动的现象，对北京的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带来更大压力。因此，需要科学确定“首都经济圈”基础设施建设时序，研究探索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可能带来各种问题的应对措施。
（五）强化生态环境建设和绿色发展
生态环境是“首都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的保障。“首都经济圈”生态体系总体上比较脆弱，水资源严重短缺，城市化进程加快造成的环境污染有上升趋势，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首都经济圈”建设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重要前提，通过建立跨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机制，构建区域一体化的生态安全格局。比如，为保障“首都经济圈”的水源安全，可以借鉴纽约与特拉华州的“清洁供水交易”机制，建立下游对上游、开发区域对保护区域、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机制。纽约90%的用水来自上游卡次基尔河和特拉华河，为保障水质，纽约与特拉华州达成了上下游水源保护与补偿标准，10年内投入10-15亿美元，补贴上游地区的环保主体，激励他们采取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以促进污水减量和保障污水达标排放。此外，应在风沙治理、水环境整治、水土保持、防洪防灾等方面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共同构筑“首都经济圈”生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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