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生希番号封面持续:揭秘：抗美援朝战争神秘的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

揭秘：抗美援朝战争神秘的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响应中 共中央和毛泽東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同以美国为首、由16国军队组成的“联合国军”作战。

　　为了更好地协调、统一指挥中朝军队作战，有效地打击敌人，1950年12月，经中朝两国政府领导人会商，组成了以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中朝联合司令部作为中朝军队的统帅部，指挥百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同“联合国军”进行了长达2年多的艰苦卓绝的战争，最终迫使“联合国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为夺取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朝两军统一指挥问题的提出和商谈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和朝鲜人民军联合作战，面临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协同、统一指挥的问题。1950年10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前，周恩来代表中 共中央赴苏联，就抗美援朝有关问题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在此期间，周恩来收到了毛泽東关于中 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电报，根据电报内容，他向斯大林提出了8个请求答复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当其与朝鲜人民军配合作战时，在双方指挥关系上应如何解决”。斯大林当时没有答复这个问题。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后，彭德怀于10月21日和朝鲜首相金日成在平安北道的大榆洞会谈时提出，为协调中朝两军作战，希望金日成首相率人民军总司令部和志愿军司令部住在一起，以便随时协商处置重大问题。金日成表示还有许多问题亟待他去解决，决定派内务相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驻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通过朴一禹协商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行动，则请彭德怀指挥处置。

　　为了便于中朝两军的协调作战，10月24日，毛泽東致电彭德怀指出：志愿军司令部除中国同志外，请与金日成同志商量，以一个朝鲜同志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或者以一人为副司令，一人为副政委。根据金日成关于派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驻志愿军司令部，重大问题可以通过朴协商解决的意见，10月25日，中 共中央在关于志愿军领导机构设置和主要干部配备问题的电报中，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并为志愿军党委副书记。

　　在第二次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驱逐至“三八线”以南，迫敌转入防御，基本扭转了朝鲜的战局。此时，被隔断在敌后的人民军2个军团与志愿军会师，加上人民军在北方的部队，能参加一线作战的人民军已有3个军团共14个师7．5万人。中朝两军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日益突出。再加上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的加入，更有必要解决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

　　为使中朝军队能够协调一致，有效地配合作战，彭德怀向毛泽東和金日成提出，中朝军队应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指挥。彭德怀提议，希望金日成首相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斯蒂科夫和彭德怀组成党的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和与作战有关的现行政策，求得彼此一致意见，以利战争进行。

　　11月13日，毛泽東致电斯大林，征求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电报转述了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况和中朝两军实行统一指挥的建议。电报强调，中朝两军现在迫切需要联合指挥，如果朝中苏三国在朝鲜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地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的配合，并依照斯大林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胜利是有把握的。

　　由于朝方和苏联驻朝鲜军事顾问瓦西列夫主张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不同意后撤几十公里，彭德怀在与朝方、苏方讨论后，即致电毛泽東，如实反映情况。11月14日，中 共中央特派高岗（时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到志愿军司令部，准备与朝、苏方面讨论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和有关中朝两军联合作战问题。11月15日，金日成和苏联驻朝鲜大使斯蒂科夫，与彭德怀、高岗商谈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问题。斯蒂科夫在会上主张中、朝两军应统一指挥，但在会谈中就金日成、斯蒂科夫、彭德怀组成三人小组和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等问题未达成协议。11月16日，斯大林复电毛泽東，表示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朝鲜境内的作战，并将同一电报发给金日成和斯蒂科夫。次日，毛泽東将致斯大林的电报和斯大林的复电转发给彭德怀和高岗。

　　12月初，金日成应邀赴北京。3日，与毛泽東、周恩来就战争问题、政策问题、领导问题、统一指挥问题、军队问题、两党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关于统一指挥问题，金日成说，斯大林有电报表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朝鲜同志为副。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关于中朝联合司令部的领导人，毛泽東告诉金日成，彭德怀为中国方面推出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日成则表示朝方推金雄(时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司令官)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会议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3人署名，对志愿军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

　　会谈后的第二天，中 共中央即电告彭德怀和高岗：“现金已回，请彭考虑在目前可否再约金及高至前方开会，并成立联合司令部，望告。”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正式组成

　　根据中 共中央的指示，彭德怀约请金日成到志愿军司令部会商中朝联合司令部组成问题。12月6日，金日成电话通知彭德怀，当晚启程，7日拂晓前到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当日11时，彭德怀将此情况电告了毛泽東，并说：为便于今后指挥，志愿军司令部须南移至价川或德川以南。待东线战役结束后，请高岗再来前方一次，商谈联合司令部之组成及粮弹等问题。

　　12月6日22时，毛泽東致电彭德怀并转金日成，建议金日成和联合司令部及志愿军司令部移至德川以南适当地点为宜，但必须注意隐蔽防空的条件，不可大意。在江界和定州地区的人民军2个军团，请金日成同志速令其接受彭德怀、金雄、朴一禹3同志的指挥，并随志愿军一起向平壤以南出动，配合志愿军作战。

　　12月7日，彭德怀同金日成在大榆洞就中朝两军组成联合司令部具体问题进行了会谈。根据毛泽東、金日成在北京会谈达成的原则，双方商定：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及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但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不对外公布。凡属作战范围及前线一切联合行动，均以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的名义下达之。并决定在数日内组成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会谈后，彭德怀立即电告毛泽東：本日与金日成会谈甚洽，金日成同意组成联合司令部。已商定人民军第三军团配合志愿军第九兵团作战，由宋时轮指挥。

　　12月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简称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或联司，亦称中朝联合指挥部)正式组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治委员。1953年2月，朝鲜政府又任命崔庸健为副司令员。金雄作为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在前线指挥作战，朴一禹驻中朝联合司令部，协调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合作战。中朝联合司令部成立后，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即派来了一个军事联络组，负责联络、协调人民军和志愿军协同作战有关问题，该联络组直接归朴一禹领导。

　　关于中朝两军联合指挥部的权力和职责，1950年12月8日，周恩来为中 共中央起草的《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明确指出：“为更有效地打击共同敌人，中朝两方同意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朝鲜境内一切作战及其有关事宜。”“朝鲜人民军及一切游击队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受联合指挥部统一指挥。”“联合指挥部有权指挥一切与作战有关之交通运输(公路、铁路、港口、机场、有线和无线的电话和电报等)、粮秣筹措、人力物力动员等事宜。”“凡属朝鲜后方的动员支前、补充训练及地方行政的恢复等工作，联合指挥部得根据实际情况和战争需要向朝鲜政府提出报告和建议。”“凡有关作战的新闻报道，统一由联合指挥部指定机关负责编审，然后交朝鲜新闻机关以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名义统一发布之。”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下达的一切命令，分别经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对外不公开。12月8日，中 共中央复电彭德怀指出：联合司令部只能在实际上组织起来。它对外既不公开，对内下达亦只限于军部及独立师师部，但有关作战各事须统一指挥。《中朝双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进一步明确：“为保持机密起见，彭德怀、金雄、朴一禹3人署名的命令只限于发给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达则只转述联合指挥部命令而不提及3人姓名。”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下辖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九军、第四十军、第四十二军、第五十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共9个军，以及志愿军炮兵司令部所属的3个炮兵师、工程兵指挥所所属的4个工程兵团，还有1个铁道兵师和4个后勤分部，共30余万人。志愿军入朝参战兵力最多的时候为19个军，连同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部队，共135万人。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部下辖第一军团、第二军团、第三军团、第五军团等4个军团(每个军团相当于一个军)，有3个军团参加第一线作战，1个军团担任平壤防卫任务，此外还有游击部队。

　　为了更好地指挥中朝空军部队协同作战，1951年3月，经中朝双方协商，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该司令部隶属于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归联司领导”。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周赤萍(兼)，朝鲜航空局局长王琏、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任参谋长，李世安任政治部副主任。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下设作战、侦察、通信、机要、管理5个处和军务、航行、领航、气象4个科。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统一指挥中、朝空军与“联合国军”空军作战。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朝双方共同认为朝鲜铁路必须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经过协商，决定在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领导之下，于沈阳设立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统一计划和指挥战时朝鲜铁路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在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领导下，于朝鲜境内设立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统一负责执行朝鲜铁道军事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等事宜”，联合铁路道军事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及政治委员，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1人至3人任副司令员及副政治委员。军事管理总局局长由中国同志担任，朝中各派一人任副总局长。中国铁道兵团及朝鲜铁道修复指挥机构所属部队统一归军事铁道运输司令部和铁路军事管理总局管辖。1951年5月，中朝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8月，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正式成立。12月，在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之下又成立了前方运输司令部。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下辖铁路抢修部队有志愿军铁道兵团4个师和1个团，朝鲜1个铁道工程旅。中朝联合铁道军事运输司令部的成立，从根本上保障了中朝联合司令部对交通运输的统一指挥，扭转了战争初期运输被动的局面。

　　为了加强朝鲜东、西海岸的防御，防止美军从侧后登陆，加强东、西海岸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1951年9月，中朝两军联合指挥部分别在东、西海岸成立了东海岸联合指挥所和西海岸联合指挥所。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的成立，加强了反登陆的防御力量，粉碎了美军从侧后登陆的企图，使中朝军队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统一指挥中朝军队作战

　　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开始在其统一指挥下，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作战。

　　1950年12月3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共30多万人分左、右两个纵队，向西起临津江，沿汉滩川及“三八线”一带的“联合国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即第三次战役)。经过七昼夜的连续追击，突破了敌人在“三八线”的防御，歼敌1．9万余人，将敌驱逐至“三七线”南北地区。

　　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中朝军队按照预定计划转入休整。为了统一思想，总结经验，在春季攻势作战中夺取更大的胜利，联合司令部在成川郡君子里召开了中朝军队高级干部会议。金日成出席会议并讲了话，彭德怀作了报告。中朝两军部分高级将领在会上发了言。会议总结了前三次战役的经验，分析了形势，提出了下一步作战任务和作战方针。会议还在进行中，“联合国军”于1951年1月25日在大量空军的支援下，以步兵、坦克组成的多路纵队，对中朝军队阵地进行了大规模反攻。1月27日，中朝军队停止休整，立即转入防御作战。面对敌人的反攻，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司令员彭德怀将中朝军队组成东、西、中3个作战集团，与“联合国军”进行第四次战役。在西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第三十八、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简称“韩集团”)，抗击“联合国军”向汉城方向的进攻；在东线，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指挥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六十六军（简称“邓集团”)，向原州、横城方向实施反击；由联合司令部副司令员、人民军前线指挥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二、第三、第五军团掩护“邓集团”集结，并以第三、第五军团在“邓集团”左翼，向横城东南方向反击。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领导中朝军队在第四次战役中，歼敌7．8万人，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4月22日，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为粉碎“联合国军”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指挥中朝军队发起了第五次战役。中朝联合司令部在此次战役中集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15个军近百万大军分东、西两线向“联合国军”突然发起猛攻。中朝军队连续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联合国军”建立新防线的计划。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迫使“联合国军”对中朝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

　　1951年6月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交战双方沿着“三八线”地区形成了相互对峙的局面，战争转入了相持阶段。在此阶段，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指挥中朝军队先后进行了1951年夏秋季防御战役、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1952年秋季反击作战、1953年夏季反击作战等。由于中朝军队的英勇作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后，中朝两军联合司令部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