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天海翼与黑人番号:科德斯曼在美参院外委会作证阐述美在伊拉克的有效战略

科德斯曼在美参院外委会作证阐述美在伊拉克的有效战略

　　说美国在伊拉克面临的处境，既是因为重建伊拉克所固有的困难，也是由于
　　美国的政策失误。如果以在伊拉克建立某种形式的多元化政府，建立能够在没有
　　美国直接军事支援下安然渡过困境的政府作为美对伊政策成功的标准，美国在伊
　　拉克获胜的可能性顶多是一半对一半。为增大伊拉克政策成功的可能性，美国需
　　要立即采取下列步骤：
　　1．美国必须帮助建立一个伊拉克人民信任的独立的伊拉克政府，美国可以向
　　它提出建议，但必须停止强加于人；2．美国必须帮助创建能替代美军和联军的、
　　独立的伊拉克军事、安全和警察部队；3．美国还需要完成对援助工作的重组，以
　　便集中精力实现伊拉克短期和近期的稳定，满足伊拉克目前的经济需要；4．美国
　　必须批驳毒化美伊关系和破坏伊拉克政府合法地位的阴谋论调，明确表示一旦伊拉
　　克政府要求美国离开，美就会离开，且不保留永久性军事基地；5．美还须把解决
　　阿以冲突列为重中之重，只有在阿以之间不偏不倚，美国才能在伊拉克、阿拉伯世
　　界和伊斯兰世界建立信誉。
　　美国必须不遗余力地拯救伊拉克局势并纠正美国以往的错误，只要有一线希
　　望，就不应放弃伊拉克。即便被迫离开伊拉克，也应未雨绸缪，现在就为这一紧
　　急情况做好准备。这一准备工作的关键内容应分为两方面：第一就是要以能够减
　　轻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对美国怒火的方式来解决以巴冲突，并最终使以色列
　　获得真正的安全。其次就是要恢复和加强美国同南部波斯湾各国和美国在阿拉伯
　　世界中的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
　　【本刊讯】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最近发表该中心伯克战略课题组组长安东尼·H·科德斯曼2月1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所作的证词，题为《美国在伊拉克的有效战略》，摘要如下：
　　几个月前，在名为《有始有终》的一项分析中，我阐述了有关解决伊拉克问题的一项战略的各项基本要素。我在阐述中指出，在伊拉克获胜的可能性顶多是一半对一半———如果承认一个事实，即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实际上所可望获得的胜利的唯一定义，就是伊拉克的某种形式的多元化政府，一个能够在没有美国的直接军事支援情况下安然渡过政治和经济困境的政府。
　　退出够不上一项战略
　　我还指出，虽然美国必须为在伊拉克遭受失败做好准备，但是退出是一项战术，而不是一项战略。如果从伊拉克撤出，会消除美军的伤亡以及作战的代价，但却会造成与得到解决的一样多或者更多的问题。
　　在伊拉克留下政治失败、混乱或国内冲突的后遗症够不上一项战略。战略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估计和恢复我们在中东和西南亚的整个处境，调整我们的安全政策，以及我们在这个拥有世界上已探明石油储量60％左右的地区的地区态势，应付伊斯兰极端主义所宣称的重大胜利，对付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并找到某种途径来恢复我们在世界上的信誉。
　　“击伤（敌人）就跑”虽然可以成为一种必要，但却永远不能成为一项战略，而只是一场惨重的溃败。
　　这就是为什么我争论说，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拯救伊拉克局势并纠正我们以往的错误。我们不应当不惜任何代价地这样做；但是，只要有成功的一定希望，我们就不应放弃伊拉克。
　　面对我们自己失误的后果
　　我们还应当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处境不仅是因为在帮助伊拉克成为一个稳定和成功国家方面的固有困难，而且是由于美国在政策与领导能力方面经历了将近两年不可避免的失败。
　　总而言之，我们犯了九个重大错误：
　　●我们的开战所依据的是错误的情报，以及我们无法在世人或者伊拉克人面前辩解的一项理由。
　　●我们绕过了机构之间沟通和协作的过程。我们一次次地无视美国情报专家、国务院官员、在该地区有经验的军官们和外部专家的警告，即我们不会被当作一场正义战争中的解放者来欢迎，迎接我们的会是民族主义意识很强的和陷入分裂的一国人民。他们不想让外人和占领者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没有维持稳定行动和国家建设方面的任何有意义的计划的情况下，我们筹划和进行了这场清除萨达姆的战争。在前进的时候和萨达姆刚刚倒台的时期里，我们容忍政治和经济混乱发生。
　　●我们没有使军队做好准备来完成民事—军事使命，使之能应付恐怖主义和骚乱，在一个拥有异教、异国语言和文化的国家扮演占领者的角色，也不具备他们在进行“战争以后的战争”时所需要的人工情报和武器的配比。其结果是，我们迫使自己的军队在压力下和日益强大的敌人面前缓慢地适应。
　　●在一年时间里，我们以为一个以伊拉克临时委员会为形式的总督，而不是伊拉克人，能够治理伊拉克和规划它的未来。我们让出于政治目的而任命的、毫无经验的人们和理论家充斥该委员会。这些人在其几乎全部时间里都呆在一块安全的飞地上，而且供职时间只有短短的三到六个月。
　　●在一年时间里，我们制订了想入非非的、禁不起与现实接触的政治改革计划。我们严重地过分注重全国性的选举，草拟了一部宪法，却没有在全国、地区和地方水平上进行有效治理的一项类似的重点。
　　●在一年时间里，我们驻伊拉克的军事领导层不愿与伊拉克临时委员会的领导层进行密切协作，他们生活在对我们所面临的伊拉克民众的严重敌对和日益严重的骚乱矢口否认的状态中。
　　●在一年时间里，我们没有做出任何认真的努力来创建能够在应付不断加重的骚乱、恐怖活动和无法无天局势方面实现独立的伊拉克的军事、安全与警察部队。我们而是把这种伊拉克部队基本上看作对我们理想化的民主制度的潜在威胁，以为我们的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平息由5000到6000名前政权忠实分子发动的骚乱。
　　●在一年时间里，我们试图应付伊拉克经济，就好像它能够迅速和轻易地被改造成由市场驱动的现代经济一样。我们把毫无实际经验的顾问派到伊拉克临时委员会中，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毫无连续性。我们制订了一项滑稽的长期援助计划，而对伊拉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却没有获得有意义的认识或者调查结果，并不了解伊拉克人的需要和期望。不论是在美国政府中，还是在形成契约的社会中，实施这样一项计划或者制订这种计划的人才所一味地注重的伊拉克的实际需要也一直是中短期的需要。
　　过去没有必要充当未来的前奏
　　这段过去的历史没有必要充当未来的前奏。在2004年里，我们开始纠正自己过去的许多错误。
　　●我们使对伊政策超越了五角大楼的一系列灾难性政策的范围，削弱了已经失败的新保守派的控制，开始实施一项各个政府机构共同采取的认真对策。
　　●我们现在的驻伊拉克大使和指挥官能够共同合作，并且形成了更加真实得多的文官与军官协作团队。我们仍然在存在严重威胁的地区缺乏能够支持国家建设的文职人员，但是美军已经找到对此加以部分弥补的途径。
　　●我们已经给予伊拉克人主权，让他们接管了政治进程。
　　●我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伊拉克政治问题的真正复杂性，我们和我们的军队所面临的民众敌对的严重性，以及骚乱威胁的严重性。
　　●我们调整了美军和联盟军队在伊拉克的态势，以便进行一场重要的反骚乱和反恐战争。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考虑我们的整个军队改造过程，以便从冷战时期的重视用先进技术对抗常规力量，转变到能够应付我们实际上所面临的截然不同的非对称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威胁的重点。
　　●我们已经开始训练伊拉克的军事、安全和警察部队来应付他们实际上所面临的威胁，而不是为了使世界绝对地安全、稳定和民主。
　　●我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我们的援助计划完全不合乎实际，必须重视短期和中期的稳定，以及把美元用作子弹的替代和补充。我们起码已经开始认识到，华盛顿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无法应付其所面临的挑战，外来的承包商不能管理在伊拉克的一项有效的援助计划，美元必须送给伊拉克人，而不是送给外来者。
　　我们必须把这些变革全部归功于目前驻在伊拉克的美国人，尤其是实际驻扎在巴格达安全区以外区域的文职人员和军队。他们没有袖手旁观。
　　在影响对伊政策及其产生影响的对外政策的几乎其他所有方面，美国的“新保守派”都可能是对国家的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然而，我们已经看到，现实主义者、真正的地区问题专家以及具有适应能力的专业军人能够得出好得多的答案，并且已经开始弥补我们以往的许多错误。
　　必须做的事情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做什么事情来加强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对于认识这场骚乱的真实性质来说必要的、合乎实际的美国政府报告是很少的。我应当强调，我的拟议中的答案必须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做出。
　　对于我们为了创建有效的伊拉克军队所做出的努力的结果，伊拉克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以及我们的援助的实际影响，我们所掌握的数据是很少的。我们取而代之的是服务于自身利益的民意测验，以证明自己的立场是正当的，而不是去认真和客观地检验伊拉克人的看法。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有充分的数据资料可供采用，以说明有五项步骤完全可以增大我们成功的可能性，使之远远超过一半对一半的水平；我们要想在今后几年里向着成功迈进，显然就需要立即采取这些步骤。
　　●我们必须尽自己所能，以显示新的伊拉克政治结构的独立性，同时鼓励包容性和某种形式的联邦主义，并协助推进治理的进程。与我们对选举的着迷相匹配的，是对协助治理的实际注重，同时我们要有条不紊地逐步降低任何高水平的干预，或者说是对伊拉克政府的压力。
　　伊拉克人主要并不是从选举方面来衡量合法性的。他们的衡量标准是治理的实际能力，是让所有伊拉克人都获得公平份额的财富与权力，提供个人安全，提供就业和经济机遇，提供教育和保健服务，以及提供水、电和下水道系统。
　　他们衡量合法性的其它角度包括伊拉克政府能否执行独立的政策，能否与美国和外部强国分庭抗礼，并明显地在没有任何人小心提防伊拉克政府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虽然我们无法停止提出建议，但是我们必须停止强加于人。在需要外来支持的地方，支持如果是来自联合国、英国人或某种范围比较广泛的国际努力，而不是美国的单方行动，总是会比较好一些。如果伊拉克人不能明确无误地独立行事，那么我们所做的其它每件事情都会失败。我们不能挽救一个政府使之摆脱自己。我们若试图这样做，就会毁掉它。
　　●我们需要一项明确的计划，以创建除了应付顾问角色需要之外都能替代美军和联盟军队的、独立的伊拉克军事、安全和警察部队。我们需要停止在努力缔造伊拉克军队问题上对伊拉克人、美国人民和全世界撒谎。
　　这些部队中的12．7万人并不是对付咄咄逼人的、经验丰富的和装备精良的威胁所需的那种有用或者有意义的士兵。大约有7000到11000人正开始获得直接与骚乱力量交战所必需的训练和部分装备。诚实地讲，有大约两个到三个营能够独立地应对严重的骚乱性袭击。此外，第一个装备着生存所必需的装甲营1月过半时开始服役。
　　对于这一努力哪些地方做错了，那些地方做对了，我已经拟定了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我现在要求把它包括在记录之中。然而，这篇分析报告的关键要点很简单：除非我们制定一项令人信服的计划以创建伊拉克军队，使之拥有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确保自己国家安全所需的领导能力、经验、装备和设施，并实际加以实施，否则我们在伊拉克所做的一切都会失败。
　　缔造有效的伊拉克力量来取代联盟力量，是美国采取行动的必要条件。与这方面的公开形式的计划的缺乏相比，对于美国政策的连续不断的失败来说，没有更加具有毁灭性的批评了。此外，这项计划必须向伊拉克人民、该地区、国会和美国人民表明，我们能够在伊拉克取得一种有意义的胜利。
　　装备和设施并不是可以漫不经心地对待的一个问题。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说是捉襟见肘。实际上，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发现可鄙的是，当我们派遣伊拉克军队入驻无法保护的设施，驾驶没有任何美国人愿意使用的、毫无保护的车辆，配备着比敌人武器低劣的武器时，我们还如此经常地批评他们的所作所为。然后，我们还拒不在报告自己伤亡的时候汇报伊军伤亡情况，将其当作不如我们的损失那样重要的损失来对待。
　　现在是时候了，布什行政当局应当确切地解释，我们目前的计划将如何满足强大和独立的伊拉克军队的需要，以及伊拉克军队什么时候才会获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挫败骚乱分子所实际需要的装备、设施和能力。
　　●我们需要完成对援助工作的重组，以便集中精力实现短期和近期的稳定，支持反骚乱的攻势，并认真考虑取代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在伊拉克的援助工作的领导权。虽然政治、治理和安全十分重要，但经济学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一项计划来满足伊拉克目前的经济需要，帮助实现安全。这项计划应当是由伊拉克人以获得几乎所有经费的方式来管理和实施。
　　我要阐明的是，对在伊拉克实地工作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人员及合同工，我只有尊重。他们实际实施了、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实施了有益的计划。在这个世界上，武装维和、国家建设和人道主义干预已经十分司空见惯。许多人已经成为作战的“非作战人员”。
　　我还赞赏的一项事实是，对影响了我们最初的援助请求的长期援助努力，我们几乎盲目的注重已经被对短期计划的相当规模的重新设计所取代。这些计划满足了伊拉克的需要，为伊拉克人提供了资金，带来稳定，支持了安全方面的努力。
　　然而，任何人如果看一看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网页，都只会看到有关与有效性措施或站得住脚的规定并没有联系的计划和项目工作的一张很长的清单。华盛顿的美国国际开发署似乎生活在一个过分乐观的幻想世界中。那里实际上没有任何问题和挑战，不需要任何战略、计划和对成功的衡量标准。
　　对于一个拥有将近2600万人的、但总的来说基础设施却只能满足1600万到1800万人需要的国家来说，我们需要经济上的稳定。我们需要向目前失业率为30％到40％的780万伊拉克劳动大军提供就业机会。目前的情况是，我们的援助计划仍然依据美国的决策。这种决策所涉及的是在过多的资金流入非伊拉克人腰包的情况下基本上由外国承包商经营的项目，其中很多就是为了保护最终被破坏或者丧失功能的项目。
　　好消息是，我们迄今为止在2004财政年度184亿美元的援助中仅仅分配了25亿美元。坏消息是，这笔钱是伊拉克所急需的，我们的项目仅仅雇用780万人劳动大军当中的大约12．1万人，这一总数最近每周减少8000到10000人。
　　我敦促贵委员会要求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立即前来作证，以解释我们对伊拉克的援助计划的细节，提供一项明确的计划，以便把经费和职责转移到伊拉克政府，表明我们实际上了解自己的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合理的要求，以及证明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领导工作是称职的。
　　如果署长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令委员会满意，那么在伊拉克实施的援助计划就应当立即转移到不同的人手中。
　　●我们需要明确地宣布我们的目标和原则。我们并不需要宣告美国的价值观或者笼统的善意。我们需要总统和国务卿发表明确而准确无误的讲话，批驳毒化我们的关系和破坏伊拉克政府合法地位的主要的阴谋论。
　　具体而言，我们需要总统来阐明，一旦伊拉克政府要求我们离开，我们就会离开；一旦伊拉克军队为完成任务做好准备，我们就会逐步削减我们的力量；我们不会保持任何永久的军事基地；我们不会以任何方式掠夺伊拉克的石油财富或经济；我们正在把援助经费转移到伊拉克的控制下，并让伊拉克人受益，我们的唯一要求是，经费的用途必须能够被证明是合理的，而且没有腐败和浪费。
　　虽然这些是明显的要点，但是我们要么没有很好地加以阐明，要么是在太低的层次上阐明，因而毫无意义。
　　●最后，我们必须把解决阿以冲突列为重中之重，充分地显示出我们的努力，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谋求通过美国、欧盟、联合国和俄罗斯四方小组采取行动。尽管我们对伊拉克进行了干预，但是若论造成对美国的愤怒和敌对，或者帮助极端分子和像本·拉丹这样的恐怖分子的问题，则莫过于美国缺乏明显的高层努力来恢复和平进程，以及这样一种看法，即美国虽然与恐怖主义作战，但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建立定居点和“占领”。
　　我们千万不要停止与恐怖主义的斗争，或者做任何事情来损害以色列的安全。然而，只有我们不仅对伊拉克，而且在阿以冲突问题上都采取正确的政策，而且只有我们像在戴维营和塔巴所做的那样，在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打交道方面显示出同样的均衡性，我们才能在伊拉克、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建立信誉。
　　计划撤出在结束本文时，我要说，不论是我们在2004年采取的积极行动，还是我刚刚提出的建议，都不能保证成功。我们开始得很晚，而且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成功总是捉摸不定。认为伊拉克会突然之间作为一件会改造中东的成功的事情而浮现，这种想法总是幻想，只会证明美国的“新保守派”是多么地脱离现实。
　　在离开伊拉克时，我们完全可能无法获得对我在此次作证开始时所下的有关成功的有限的定义。如果一个当选的伊拉克政府要求我们离开，那么我们就必须迅速地和尽可能讲求诚信地这样做。如果有人要求我们损害自己在军事上的有效性或者损害我们的援助进程的完整性，那么情况也会如此。
　　失败是一项选择，它并不是美国唯一一次面临战败。
　　然而，放弃却不是一项选择。如果我们被迫离开伊拉克，我们就不应当抱有怨恨或者愤怒。我们应当为提供援助做好准备。我们应当阐明，不论情况如何，我们都会尽力而为。正如与越南和中国的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历史的忍耐力远远超过愤怒和沮丧所持续的时间，我们生命攸关的战略意义也是如此。
　　无论如何，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必须在今后两三年内撤离，而且必须在伊拉克军队能够替代我们的时候就马上撤离。这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事情。充当顾问和友邦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取的。然而，在伊拉克、该地区或者全世界，只要美国谋求保留基地或者保持自己的“占领者”地位，就没有任何政策能够成功。
　　我们需要现在就为这种紧急情况做好准备。这一准备工作的关键内容分为两方面：
　　●第一就是要以能够减轻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对我们的怒火的方式来解决以巴冲突，并最终使以色列获得真正的安全。
　　●其次就是要恢复和加强我们同南部波斯湾各国和我们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系。
　　获得成功的这第二个关键因素是举行另外一场听证会的主题。但是，我们需要现在就采取行动，以表明，不论伊拉克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将采取任何可能的方式来确保我们的南部波斯湾盟国的安全。我们不会撤退；我们不会离开他们，使他们在拥有核武器的伊朗面前得不到保护；我们充分认识到，伊拉克人之所以十分重要，是由于全世界的所有石油出口的40％每天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我们的能源部预测，到2025年，这一百分比将会上升到差不多60％。
　　最后，如果行政当局和国会能够以我们的敌人用来表明我们企图推翻该地区各国政府和把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强加于人的方式，在谈论政治改革和民主方面采取谨慎得多的做法，那会对我们十分有益。我们所需要的是逐个应付各个国家的切合实际的努力，以便悄悄地和稳定地支持这些国家中实际存在的改革派，而不是支持聒噪的外部流亡者。
　　我们需要促成切合实际的演变和进展。对于人权、法治、经济改革和人口统计方面的改革，我们必须起码给予像对待民主一样的重视。我们需要认识到，没有有意义的政党和准备工作，民主是不会产生效力的。
　　明确地说，我们需要大大减少唱高调和大大加强务实的行动。我们需要制定逐个国家的战略和计划。这些计划应当朝着均衡和稳定的改革的方向逐步进展。在每个使馆中，只要能够在悄悄的和稳定的演变基础上，不仅同友好国家政府，而且与当地的改革派合作，我们就需要保持该国问题小组。我们需要与地区问题专家和媒体、我们的盟国以及国际机构合作。
　　我们不需要口号；我们需要的是有意义的行动。（尹红义译）

摘自:参考资料